书话之八十三：【读书人那些事儿：用爱筑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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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十一）  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人
一
为什么很多人成为没有自己“主心骨”、不能独立站起来的人？成为奴性十足的驯服工具呢？为什么我们面临着“自我拯救”的任务呢？根源何在？
我们要“救救自己灵魂”，成为一个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人，就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找出根源。
在我看来，主要有这样一些原因：
其一，中国自秦始皇以来的皇权专制主义根深蒂固，其“生命力”非常顽强，已经渗透到国人的骨髓之中。所谓专制主义，一方面是专制主义，另一方面是奴隶主义，两者合二而一，不可分离。在国人的深层心理，很难逃脱这种合二而一结构的束缚，在许多言行中，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现在还有人在宣扬这种专制主义。试举一例。
目前，有些人士以官方身份出面，借口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把某些古籍中三纲六纪的糟粕不加区分地大肆宣扬，公然当做教材来使用，少年儿童穿起古装摇头晃脑地背诵。向天真无邪的少年儿童继续灌输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六纪，把他们继续束缚在君权、父权、神权（妇女还要加上夫权）之中。鲁迅早在上一个世纪初就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没有“过时”，这岂不是十分可悲、令人忧虑吗？
其二、推行“君师合一”，政治领袖同时是思想导师，把子民们思想定于一尊。这一点，与皇权专制统治年代有所差别，这是从苏联搬来的，这大概也是“与时俱进”吧！
我们都亲自经历了“文革”，记忆犹新。那时“四个伟大”的口号响彻云霄，其中第一个便是“伟大导师”，导师、领袖、统帅是合成一人的，一切理论、观点均出自一个脑袋、一张嘴巴，“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这样，人们就根本不需要、不可能再用脑子，奴隶主义便发展到登峰造极，人们便都变成了没有“主心骨”的“一堆肉”！
朱先生在一篇遗文中曾经谈到：“谁掌权谁就是天经地义地百分之百正确，这等于是说最高真理的发明权和解释权永远在最高当权者手里。这就阻碍了真正的理论进步，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最近读到一位著名学者的访谈录，她对上面谈论的问题，讲得很透彻、生动，读后很受启发。摘录几句如下：
“封建社会君和师没有'合二而一'，没有'唐太宗思想'或者'宋太祖理论'。'士林'会以'道统'判断是非。可是到了解放以后，导师和领袖'合二而一'了，所有理论均要出自权力中枢。把判断是非的能力收缴上去了，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自信。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局面。是从苏联来的，列宁、斯大林就是导师，政治领袖必然是思想导师，所以知识分子就没有自由思想了，没有自由思想，何谈独立精神！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思想国有化'，那时连审美标准也国有化了。”
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导师和领袖合二而一”，“思想国有化”。在这种大背景下，人成为没有思想的“工具”，人不成其为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其三、经过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人们噤若寒蝉，不敢再思想、再发声。
朱先生在2009年10月30日病床上与来探病的学者交谈中谈到：“六十年来许多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胡耀邦称之为'文化中革命'、'文化小革命'，把不少知识分子吓怕了，……。”
我们是亲身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的人，对这种运动使专制主义不断加强、奴隶主义大行其道是有切身体会的，这里便毋需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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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们要怎样来“自我拯救”，如何才能“救救自己的灵魂”、成为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
我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要持久、深入地开展公民教育，培育健全的公民意识。
已故的李先生在世纪之交大声疾呼必须开展公民教育，被人们称为“我们最好的公民教员”。李先生说：
“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差距。”
“中国的'国民性'始终没有能摆脱鲁迅所抨击的阿Q相。中国现在要赶上先进国家，要实行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放被专制主义所扭曲了的人性，发扬每一个人的本真人性。换言之，也就是要培养人的公民意识，使在中国大地上因循守旧生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成为有现代意识的公民，有人的觉悟的公民，成为一个一个独立的，自由的，能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文明的公民。”（见《改革》1999年第3期）
“要有一批人长期潜下心来做认真细致的启蒙工作，实际上就是要变中国人现有的'子民心态'为'公民意识'。……要提高人民的素质只有大规模地、长时期地、扎扎实实地、认认真真地进行这几十年社会上、学校里根本不存在、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公民教育。……
殊不知中国人所以要现代化根本上是为了要做现代化的人--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见《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
令人感慨万分的是，李先生高瞻远瞩、满腔热情地呼吁开展公民教育，时间已过去了十年，全社会的公民教育似乎并无实质性的重要进展。
“自我拯救”，让国人成为有现代意识的公民，任重而道远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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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十二）何  寻   写在末尾的话
2005年11月朱先生在第一篇博文中说他开办博客，“是重返由以出生的那个自然家园前的最后漂泊与游玩。不会有太长的日月，我将获得永久的安眠。”
令人万分痛惜的是，竟不幸而言中！时光逝去不到5年，朱先生就返回“自然家园”，“永久的安眠” 了。一位充满着“生命活力”、中国人民非常需要的思想前驱离开了他无限眷恋的人世间！
此时此刻，我突然想起了105岁高龄的周有光老先生。他百岁后仍一年出两本书，仍每天上网写作。朱先生如果也能活到105岁，那该多好呀！朱先生作为“推进中国民主、科学事业的中坚英才，中国民主思想的重镇”，在今后25年的岁月里将会作出多少重要贡献！25年以后，他或许等到了“宪政大开张”的日子，亲眼目睹了民主宪政转型在中国的初步完成，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呵！
然而，朱先生终究还是驾鹤西去，谁也无法挽留他。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朱先生远行不归，但他的思想长留在人间。这段日子，我边阅读、学习他的文稿、谈话，边写一点读书札记，在这个过程中，深深感到：朱先生才智超人，越过种种桎梏束缚，攀登上当代思想最高峰，留下的思想是中国人非常珍贵的精神财富！
朱先生在“生前多次修改”准备发表的遗作《当今文化焦虑问题》中高瞻远瞩地提出：“跨越文明的峡谷，这也许就是当今中华民族艰难之所在。但同时，它也是当代和未来几代人创造民族伟业的、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
我想，我们收集、学习、研究朱先生的著述、谈话，传播他的思想，让更多的人更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位“民主思想重镇”，这对于“跨越文明的峡谷”、“创造民族伟业”，将是一件很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在曲折中艰难探索”（朱先生语）的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朱先生的思想、精神！
我的《读书札记》（1-12）结束了，而我学习、传播朱先生的思想却刚刚开始。
请允许我借用邵燕祥、周有光两位先生的诗文作为我这篇杂乱无章的《读书札记》的结束语吧！
著名的杂文大家邵燕祥先生于2010年5月1日写了《呈厚泽病榻》（诗二首），其中一首是：
今春迟见柳飞绵，枨触情怀惨不欢。
大地囚笼尊一士，时光隧道忆三宽。
百年功过归青史，终古忧思薄远天。
堪笑都门夸首善，牂牁一树自昂然。
周有光老人著的《朝闻道集》的封底有三句话：
“朝闻道，夕死可矣。壮心在，老骥千里。忧天下，仁人奋起。”
2010年8月5日
来源:炎黄春秋刊外稿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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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纯墨西哥式的打扮，少女般的嗓音和表情，在上海长乐路上的一家雅致的咖啡吧里，走来了55岁的“非典型”美国人桑德拉?希斯内罗丝。
20多年前，那本如诗一样美妙的《芒果街上的小屋》给这位墨西哥裔美籍作家带来了太多的荣誉。2006年，译林出版社引进中文版，迄今已加印近40次，销量更是多达33万册。这本芒果色封面的小开本双语小书，甚至被不少读者当成了英语教材。
面对着你倾心而谈，希斯内罗丝尽管没有绕开“芒果街上的小屋”，但显然更乐意说起她的其他作品。这似乎也在告诉读者，昔日的小女孩“埃斯佩朗莎”早已长大。不过，恰如这个名字在西班牙语中的本意“希望”，她心中依然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向往。
谈想象与现实
傅小平：中国的读者认识你，主要是通过《芒果街上的小屋》。事实上，这也是你在美国本土获得最广泛认可的一部作品。它的巨大成功，甚至于遮蔽了你的如《拉拉的褐色披肩》等或许更为厚重的作品的光华，问到希斯内罗丝是谁？读者的第一反应通常是，那个从“芒果街”上走出来的作者！但她从那里走出来以后，都写了些什么作品，做了些什么，似乎就少有人去关注了。这会不会让你觉得苦恼？
希斯内罗丝：哦，不。我不感到苦恼。因为有许多优秀的作家，有很好的作品，但从未被接受。或许他们的书要等到死后才能出名，但我还活着，我的第一部小说就获得了那么大的成功，我不能不感到欣慰：我还没死呢，就看到了这一天！当被告知有那么多的中国读者喜欢这本小书，并把它当作一种治愈心灵的药方，我就暗暗在心里说：“噢，感谢神灵的庇佑!”
我还想说的是，我的作品，其实就是我的一个个孩子。当然，《芒果街上的小屋》是其中非常出色的一个，但我不会因为它出色而忧虑，因为我的孩子个个不同。所以，这本小书并没有妨碍我以后的创作，或者对我有不好的影响。它唯一的坏处是太成功了，以至于让我不能安然待在校园里、而是要走到公众中去，这对一个需要安静写作的作家来说，可能是嘈杂了些。但我不能不承认，正是它的成功让公众听到了我的声音。
傅小平：读你的小说，我有一种特别的好奇。你从小在美国拉丁裔聚居区长大，经历了很多的艰难挫折。耐人寻味的是，那些饱含尖锐刺痛的情感经验，反映在你充满自传色彩的小说中，却是轻快的，甚至是饱含诗情的。我感到疑惑的是，你怎样在写作中化解开那些内心的纠结和疼痛？
希斯内罗丝：的确，就如你所了解的，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事。它们让我很受伤，回头看有不堪回首的感慨。我出生时家境贫寒、社会地位低下，我的父亲是纯粹的墨西哥人，他从事装潢工作。我的母亲是第二代墨西哥移民，当然也只是普通的底层妇女。我们一家人为了谋生，常常往返于芝加哥与墨西哥城，在两个国家的两个不同城市之间不定期居住，结果便是父母不断找房子，我与我的6个兄弟则需要不断地适应新环境。直到11岁，我父母才在芝加哥一个墨西哥社区买下了一个小屋，其实那就是《芒果街上的小屋》的原型。但那只是埃斯佩郎莎居住的小屋，而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家”。在我心里，家是“一种精神，是一个能让内心平静的地方，它让每个人感到安全，有归属感”。可它不是！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在当时，就有这样强烈的意识。事实上，我对自己的命运有真正的认知，是在受资助进了爱荷华大学写作班之后。我在写作班上始终都感到很不自在。有一回班上讨论到“房子”和“家”的话题。当大家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以后，我环顾四周，发现我是唯一一个没有开过口的人。我知道他们都有自己的房子和家，而我并不真正拥有自己的房子，我没有自己的空间，当时的感觉真是糟透了，我只想夺门而去。你看，仅仅是我没有房子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让我感到那样的受到排挤，就让我觉得我不够聪明。等我从讨论班出来后，有整整一周的时间，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接受高等教育，为什么不接受命运安排给我的工作，直接去教高中生的课程？当时我就觉得我可能都要退学了，而且这个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但幸运的是，虽然我受到了羞辱，但我变得非常愤怒，而这种怒火反而变成了一种激发我斗志的能量。其实怒火这种能量足可以点亮一座城市，可我们大部分时候，并不知道怎么把它点亮，而只是用它来对付自己和周围的人。
事实上，正是我感受到的这种“他者的属性”，这种愤怒，最终迫使我写起了那种别人从来没有写过，也只有我才能写出来的东西。我并不想控诉什么，那是所有人都会想到的途径。但控诉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其实，道理很简单，记忆让你内心郁积了太多的创痛，如果不能做某种转化的话，只会让自己更受伤，并最终毁了你。于是，我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诗意的表达。
傅小平：实际上，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记忆的话题。人的记忆，通常都会过滤掉一些很不愉快的东西，从而让被我们的选择性记忆唤醒的事物，呈现出诗意的面貌。但，很多时候恰恰是那种不愉悦的经验，显露着生活的本来面目。然而，随着你的写作获得成功，与周围环境的冲突也会日趋缓和，于是我们越来越多地和生活达成和解。这样的情况下，很可能我们的精神也会不自觉地堕入一种平庸的状态。
希斯内罗丝：你所说的担忧，或许在很多作家身上都存在，但那不会是我！因为，我和生活始终有着一种对抗性。不可避免地，《芒果街上的小屋》，有它诗意、温馨的一面，但我写作这本书的出发点，是源于一种对抗。当然，那不仅仅是对抗在爱荷华国际写作遭受的那种屈辱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我想传达出拉丁裔聚居区，尤其是那些生活其中的女人们的真实的声音。1978年，我从爱荷华大学毕业后，就去了芝加哥一所拉丁青少年特设高中任教。坦率地说，这份工作把我带回了童年，让我找回到自己文化上的根。它给我提供了更多记忆之外的成长故事。之后，我去了芝加哥的罗约拉大学担任行政助理，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少数族裔的真实遭遇。所以，我的这本小书，并非完全是写自己的记忆，同时也借用了这部分经历。
然而，这种境遇，到了我同代人的作品里，却是被“美化”的。在他们眼里，拉丁裔聚居区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充满着各种希奇古怪事物的社区。而实际上，它是一个让人感觉很压抑的地方，对女人来说尤其可悲。所以，我要对抗这些金灿灿的虚假，我要给这些男人笔下的拉丁裔聚居区的面貌增加一个新的维度。或许，我无力去改变少数族裔在美国的现状，但至少可以写本书来反映真相。这样，我就开始创作《芒果街上的小屋》，讲述我的父母辈，我自己，还有别的拉丁裔女人和社会上的沦落者的故事。如果说，在悲哀的处境当中往往会诞生出最有力量的花朵来，那么《芒果街上的小屋》就是这样一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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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小平：确实如此，那么现在的情况呢？
希斯内罗丝：对，我得跟你说说现在。我自己有一个观点，就是社会上的人，都应该能自由地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还是要说到在爱荷华写作班上讨论的经历。这种经历，即使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让我感到恐怖之极。你想，我是因为写作才进的这个班，我以为我对写作是有所了解的，我想开口说话，可是当我张口说话的时候，大家就不约而同似地陷入了沉默，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我看，好象我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于是，我就变得非常腼腆和紧张。当时，在这个班上，我和另外一个诗人坐在一起，我们俩都坐在后排，我非常害怕，也许我太天真，或者我讲话的方式不那么合群。我们害怕到这样一个程度。最后被建议说，我们上课之前，应该先喝醉了，这样我们就有勇气挺过去，很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
所以，在那个写作班，有的人很可能永远都得不到开口说话的机会。所以，后来我自己办了一个写作班。我就是和爱荷华写作班对着干的。在我的写作班里，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开口说话，我制定了一个规则。这条规则，可以在我的网站上找到。它其实是类似于宗教团体当中的那种规则，就是我们必须要互相尊重，给每个人开口的机会。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作家是不可能时刻沉默着，就能写出好作品的。而且，我觉得，如果说在这里都无法传达出你真实的声音，那么在你个人独处的时候，也未必能让自己保持一种真诚的态度。
另外，我必须告诉你的是，我的写作班纯粹是公益性质的。我们起初只有15个人，大家每周来碰头一次，就是在我的厨房间碰头。当然，我们也没有什么钱，我也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支撑下去，所以我需要我的成员们去募资。所以，在录取成员时，我们还有一个准则就是，这个人必须是一个慷慨大方的人，他拥有一颗慷慨的心，愿意去做一些志愿者的工作。这样一来，我们的写作班就有意思了。你会发现其中至少有一半的人如果让他们去大学可能会如坐针毡，在这里他们却能畅所欲言。这当中有一半是女性，还有一半是男性同性恋，其中许多是少数族裔的写作者，所以，我们的写作班的确不同寻常。
傅小平：其实，我们中国也有一些专门的写作班，大多由当地的作协或是相关的大学机构牵头，其中有政府资助的，也有企业赞助的，有在全国范围内影响的，也有只是在小范围内发挥作用的。当然，对写作班的争议也从没间断过，除了对写作班功利性的质疑外，对他能否对作家的写作有所裨益，也是有争论的。因为，真正的作家，大多是从生活磨练出来的，他本身也具有必不可缺的禀赋，说到培养，那看起来更像是个伪命题。
希斯内罗丝：事实也是这样，对写作班大可不必迷信。当有人问如何成为一个作家。我就会告诉他们，你要成为一个作家，其实你并不一定要去大学，甚至最好是干脆不要去大学。当然，这并不是说上大学有什么坏处。可是，你如果看他们的作品，我是说很多大学毕业生，或是专门学写作的学生写出来的作品，那常常会让你很失望。因为从书的封面一直往后看，你会发现你看到的只是一件未成品，一件人生经历的未成品。哪怕他所接受的教育是如何的完整。要我说，我们至少得有25年的生活经历，这样或许才能写出一部值得一读的书。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在爱荷华的写作班上，没学到任何东西。事实上，当时读到的三本书，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写作。
傅小平：是哪三本书？
希斯内罗丝：丹麦女作家伊萨克?迪内森的《走出非洲》，俄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和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诗学》。
傅小平：它们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了你呢？
希斯内罗丝：我想，这跟我意识到阶级和性别的差异有关。其实，在美国社会里，很容易会给你一种幻觉，让你觉得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样的结果是，你在谈论种族问题的时候，不自觉地就忽略了阶级问题。所以，少数族裔的人，尤其是女人，到了美国，首先想到的只是怎样更好地融入美国文化。融入的办法，就是让自己显得更男性化，变得比白人更像是白人。然而，实际情况是，在我们的写作班里，即使是最普通的学生，都比我更有条件，更有金钱方面的支持来写作。
而在我们的社区里，会认为你写诗就是吃饱了没事做。在他们的概念里面，你是一个女性，到了一定年纪，你就得马上结婚，就得努力地干活抚养孩子，而不是去做这些无用的事情。当我意识到这种阶级和性别的差异时，你能想象到我有多么痛苦。所以，我在写作班上读书，我会反复地问自己，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个地方。每次去学校，都感觉自己没穿衣服，或是只穿着睡衣，特别有耻辱感。而这三本书，让我更加明白到自己的处境，更加意识到我应该让自己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而不是社会强加给你，让你成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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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写作
傅小平：在创作上，你是一个求新求变的作家。不变的是，你乐此不彼地在小说中运用小女孩的视角。这是出于保持心理距离的需要，是你在写作中下意识的追求，或是仅仅为了叙述的方便？
希斯内罗丝：小女孩的视角？是的！你能注意到这一点，真是棒极了！你知道，《芒果街上的小屋》我断断续续写了八年，刚开始写的时候，我还只是二十出头。那时，我无法面对眼前的现实。我就很自然想到要给自己的写作制造一个逻辑上的距离。于是，目光被拉回到十年前，我就变成了十来岁的小女孩，就可以非常自在地表达心灵感受到的世界。当然，在《拉拉的褐色披肩》里，我又延续了这种视角，那是因为没有比这种视角更适合小说的表达了。
从我个人来说，我想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内在的精神年龄，这是一种来自内心的，永远不会死去的年龄！当然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外在的年龄，也许我今年是55岁，你们是23岁，24岁，25岁，但我认可的精神年龄是11岁，我当时写《芒果街上的小屋》的时候，我就是想着我的11岁，如何嬉戏玩闹，又有着怎样的喜怒哀乐。说实在，这样一个精神年龄，多年来一直给我了许多的力量。
傅小平：我想，或许正因为于你有这样的期许，让你的小说世界充满了诗意的幻想。更美妙的是，从小女孩眼中看出的世界，是纯净的，不含杂质的。因此，对感官刺激，有这格外的敏感，而这恰恰是在成人的世界里所非常缺乏的。由此，走进你笔下的感官森林，给人感觉仿佛是步入了被味蕾和听觉所充盈的美丽花园。
希斯内罗丝：嗅觉和味觉是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两种感官，难道不是吗？我们所看到的，常常是单一的视觉的世界。这么说，不是因为世界原本就是那么单调，而是因为小时候拥有过的这种敏感，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失落了。因为视觉之外的世界，我们很难用文字表达去捕捉到。而我偏偏选择了它们。事实上，如果在这点上，我能发挥到极致，我相信我的写作就自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说来或许你不相信。这样的灵感，其实是我从一个小男孩那里“借”来的。有一段时间，我教小孩子写作，教他们写诗，然后写文章。当时我想训练他们对自己身上五种感官的敏感，我就在黑板上画了眼睛、鼻子、耳朵，最后又画了一个手掌，画成图腾的模样。第二天，这个小男孩就把一张画有五官的白纸带到了课堂上来。我说他，你在干什么？这是昨天的练习不是今天！小男孩回答说：把它带在身边，是为了让自己时刻记得自己拥有这五种五官。这给我一个很深的启发。事实上，我一直都是带着这五种感官在写作的。
傅小平：但单一的视角也影响了你的作品难以抵达宽广和深刻。
希斯内罗丝：我的墨西哥裔作家们就这么认为。他们说，如此单一的视角太过狭隘，我的作品只是写给小孩子看的，没什么意义。我理解，他们认为的有意义，就是要写政治方面的东西，而且要用男性的视角。其实，这更多的只是出于嫉妒的说辞！还有很多攻击，来自学院里的批评家。他们没法容忍这样一部作品的畅销。可这对我来说没什么要紧的。重要的是，我的书能被一般人广泛地阅读，而且有很多人可能因为这种阅读，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和想法。当每每到一个地方，总有读者哭着跑来找我，说这本书怎样影响了她的人生，这个时候我是最感动的。事实上，二十几年过去，《芒果街上的小屋》在美国畅销不衰，随着它稳定成为经典以后，这些批评也就烟消云散了。
当然，我也在尝试新的写作方法，《喊女溪及其他》就是我在近40岁的时候写的。我刚看到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很棒！在这本书里，我就试图让不同的角色都参与到自己的故事中来。于是，就有了众多的视角。因为，在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我意识到不能再仅仅说我自己的问题，而是要代表整个墨西哥裔，来讲述“我们”的故事。
傅小平：“我们”的故事，很有意思的一种说法！因为，在一般的写作中，故事只是他们的故事，“我”只是一个局外人，或是叙事人。说到这里，我想问问，在你眼里，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能算得上是好故事？
希斯内罗丝：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你问每一个写作者，他都会给你不同的答案。当然，这也是每一个写作者无可回避的问题。因为写作最重要的，说到底还是讲一个好的故事。照我看来，好故事是这样的，它应该一下子就抓住你，让你爱不释手。在读到第一句的时候，除了停下一切手头的工作，你别无选择。这样的说法很主观。比如，我就很不相信排行榜，因为那排出来的一百本书，只是代表某些人的看法。这就像是药物，对一个人来说是蜜糖，对另一个人来说，却可能是毒药。当然，对作者来说，就算不指望自己所有的作品，都是蜜糖，但至少希望它不是毒药！哈哈。
傅小平：其实，被曾经的先锋写作者们“流放”后，讲故事的传统正在盛装归来。小说就得讲一个好故事，近年也越来越成为写作者的共识。但很不凑巧碰到了文学边缘化的尴尬。我们无奈地发现，好故事似乎只有被拍成好的影视剧，或被改编成不坏的动漫游戏，才能得到更好的传播。当然，你或许是个例外，没被“收编”照样如此畅销。
希斯内罗丝：你说的可真是时候！就在一周前，我刚刚写完了《芒果街上的小屋》的剧本。我正好把其中的角色又重新温习了一遍，还做了更深的挖掘。但剧本写好了，却找不到投资人。你要看好莱坞的大片，以为美国的这些富人们动不动就一掷千金。这是最大的误解，其实他们一个个抠门着呢，他们把钱袋子捂得紧紧的，生怕一不小心失了手就给人抢了去。我看，在中国找投资，怕是比美国要容易一些，你就给我做个宣传吧，看看有哪个上海的百万富翁，有兴趣来投资这部电影。广告语么，嗯，不妨这么写，你想将来能平安地死去，就请来投资这部电影！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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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墨西哥文化传统
傅小平：凭我的阅读经验，感觉你小说中的语言与体现在很多其他美国作家作品中的语言，有着非常微妙的区别。当然，我指的不是作品的风格，而是比如语感、句式等更细节的部分。我对比着读了《芒果街上的小屋》的英文原本的头几章后，也证实了这种印象。我想，这当中该是受了墨西哥文化传统的影响。
希斯内罗丝：事实就像你说的那样，虽然我用英语写作，但用的其实是一种不同的英语，是一种染上了墨西哥、西班牙色彩，从而意蕴更加丰富的语言。而且，我父母对我也多少有些影响。因为在家里，我父亲习惯说西班牙语，母亲呢，只能说英语。就这样，我自然地受两种语言的影响。其实，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看世界的视角。墨西哥文化，可能是特别敏感的一种，在这种文化的理解里，万物都有生灵，反映在语言上，就会有一种生命的质感。当然，这也可以说是我的自觉追求，我就当这是一种对抗吧。我希望自己在英语的表达中带点西班牙语色彩。这样做对我来说并不很难，我只需要在句式和词语上面花一些心思就能够达到。
傅小平：当然，语言只是其中一方面。在你大容量的小说《拉拉的褐色披肩》里，你还展示了一种“形象”的力量，那就是披肩！事实上，如果没有“披肩”这个道具，整部小说就比较分散。有了它，故事中的线索就聚合了起来。于是，我们看到在书中，随风飘舞的披肩，就像一条时间的河流，在雷耶斯家世世代代的女人们之间流转，汇成一缕缕生生不息的脉动。
希斯内罗丝：说到《拉拉的褐色披肩》，其实她的原文名叫Caramelo，在西班牙语里，这个词是“焦糖”或“糖果”的意思，会让人很自然地想到一种淡咖啡色的奶糖。我想译者做这样的翻译，是有他的道理的。的确，这种糖果所代表的颜色，正是墨西哥女人常戴的一种大披肩的颜色。在小说里写道的“祖母”生活的那个年代，墨西哥的女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丑陋还是美丽，年长还是年幼——都会拥有一条自己的披肩。上等披肩会讲究一些，通常都是用地道的中国丝绸制成的，女人们会想方设法用来当做嫁妆，甚至是当她撒手人寰时，还会想着把这样一条价钱不菲的披肩当做裹尸布带进坟墓。当然，廉价的棉制披肩，可以轻易在市场里买到。丝织披肩搭配上最好的衣服，那就是人们常说的“过年、过节的打扮”！
当然，披肩不止是具有装饰或是象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很有实用价值的。
比如，棉制披肩可以用来背孩子，或用来轰苍蝇。去教堂礼拜时，要用披肩遮住头以示虔诚。华丽惹眼的披肩呢，常会被缠绕在头发上，同时配以花朵和银饰。总之，一条披肩可以当摇篮、雨伞，或者是女用的遮阳伞使，也可以被当称采购篮子用，而当给孩子哺乳的女人，用它来遮挡自己那对“爬满”蓝色静脉的乳房时，你最能感受到浓浓的墨西哥风情了。
傅小平：事实上，在小说里，你也写道：现在很多生活在拉丁裔聚居区的女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已开始抛弃了披肩，顶多只是作为一种仪式，在节日的时候象征性地披戴，他原先所包含的很多文化内涵，已不可避免在时间中疾速流失了。
希斯内罗丝：这是一个非常无奈的话题。可能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么说吧，在美国的墨西哥人，一开始并没有那么多的数量。她是慢慢在美国盛行起来的。而且，移民到美国的墨西哥人，有着不同的层次，有着很不相同的文化背景。这导致墨西哥裔群体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思想、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很多冲突。这种冲突现在是越来越严重。当然，大多墨西哥裔，都想让自己变得更美国化，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保护自己故土和传统文化的意识。
最近，情况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这是因为在今天的美国，有一种极端的憎恨，憎恨外来的人，不仅是指外国人，实际上指的是任何不是白人的人。在亚利桑那州，就通过了一条法令，警方可以在街上随意把你拦下来查看你的证件，这明显带有侵犯和歧视的色彩。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一部人站了起来，认为一定要团结起来对抗。一定要保护故土的传统文化，当然也包括源远流长的披肩文化。但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觉得这没什么。你瞧，人与人之间总是很难有一致的想法。所以，要做这样的文化保护，谈何容易！
傅小平：当然，我敢说你做到了？
希斯内罗丝：哈哈，你一定指的是我的穿着！有点奇怪，是不是？我穿的这条长裙，可不是墨西哥贵妇或美国妇女穿的裙子，这是住在墨西哥乡下的贫苦妇女的服装。事实上，我很喜欢收藏这些服饰。你看我身上穿的这件，它由三片布组成，上面的花纹全是手工刺绣，它是艺术品。更重要的，它是那么宽大，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发胖。可惜，这次我没佩上披肩哈哈。
傅小平：你猜到了一部分。另外我想说的是，小说中的注解，那就像是给小说披上的美丽的褐色披肩。这些注解，很多都是关于墨西哥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有些注解可说是百科全书式的，要独立出来，就是一个个精致的小故事。我们姑且把此类注解称之为一种文体的创新，但他同时不免会引来疑问：是否作者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怕读者理解不了。毕竟小说不是历史，文化理当自然而然地融汇其间，就像博尔赫斯所说的那样，如同“水消失在水中”。
希斯内罗丝：其实，我做这些注解，最开始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编辑，对墨西哥的历史和文化几乎是一无所知。你能想象，如果连编辑对这些基本的常识都一头雾水，我怎么期待我的读者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这部小说。我当然不希望因为这样影响读者的阅读，所以我允许自己做了一些注。但事情往往是这样，你一开了头就再也收不住，我就停不下来了，你会发现其中有些注解，甚至比整个一章都要长。当然，这样做，在我并不是先例。我的一些墨西哥裔作家同胞们，就有这样做的先例。因此，我作注解的时候，并没有想有什么不妥，反倒觉得这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写作体验。事实上，对读者来说，如果你感兴趣的只是小说讲述的故事，你完全可以略过不读。
傅小平：这是很好的建议！要不，不妨把小说当成是双重文本来读。其实，再多的注释，那都是“死去”的历史。我感兴趣的是，你怎样将这些尘封的“历史记忆”激活？
希斯内罗丝：我不妨给你举一个例子。在《喊女溪及其他》里，有一个章节叫“撒帕塔的眼睛”，说的一个将军在每个村子里都有自己的情人，于是这些村落里很多的小孩都长着和他一样的眼睛。这也是小说中被读者反复提起的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在没有被写进小说之前，是这样一段“历史记忆”，我有一个叔叔，事实上他是我父亲的表兄，因为他年纪很大，我们就管他叫做叔叔。他写了一本回忆录，后来——我说的是我成年以后，那时我已经是一个作家，他非常慷慨就把这本回忆录给了我。
里面就写了这样一个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故事。他在墨西哥内战期间被捕，当时的人们有一种奇异的对戴眼镜人的憎恨，可他偏偏是是戴着眼镜的。于是他不容分说就被拉到墙边。正准备枪毙时，有一个军官骑马经过，就和这个下令的头领说，你把他放下来，那是我认识的人。于是，他父亲就这样侥幸地虎口脱险了，但他显然受到了非常大的惊吓，所以各部分身体机能都出了一点问题，几无恢复的可能，最后医生为了救他，不得不锯掉他的三根肋骨，也有可能是四根。这样，他身体的一侧就留下了洞，而他的妻子为了他，不得不时刻给他往上擦一些药。
在我的理解里，关于墨西哥内战的“历史记忆”，就这样非常自然被这个故事激活了。此后，我反复变着法儿地使用这个故事。我在写“萨帕塔的眼睛”期间太过投入，以至于半夜醒来觉得自己就是小说里面的新娘伊娜，并开始与萨帕塔对话。后来，我就将这段对话也写进了故事里。当然，你也许会说，这个细节本身就足够离奇，足够戏剧化，我该怎么确定它的真实性。是的，我们没法确定，我的这位叔叔，或者是他的父亲，不会向我说谎。但对我来说，完全可以在真实与谎言的中间地带找到我的故事。况且，这时真实与谎言已不再重要。有了这么一个无比生动的细节，这就足够了。
傅小平：这让我想到《拉拉的褐色披肩》独特的讲述方式。拉拉和我们讲述她的祖父和祖母相爱的故事。其实，既然这些故事，发生在她所生活的年代之前，她显然就不可能出现祖父母的爱情故事中。但奇特的是，拉拉偏偏出现在了她祖父母的故事中，以她所知道的方式，把她听到的或者不曾听到的故事，对我们娓娓道来。而更奇特的是，祖母居然跳出来不断打断拉拉，并对故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那么，她们之中到底哪个人的讲述才是真实的？其实作者来说，这并不重要，因为作者追求只是叙述的事实。
希斯内罗丝：哈哈，可以这么理解。
傅小平：说《拉拉的褐色披肩》是一本寻根的小说，大概你不会反对。因为，小说的确把故事的根伸展地很远，浓墨重彩地写到了祖父母的故事，相对来说，父母亲的故事不是那么清晰。我好奇的是，你父亲是怎么移民到美国的？
希斯内罗丝：这该是另一个有趣的故事了。你知道，在墨西哥的时候，我父亲对读书一直都没什么兴趣，考试常常不及格，真是枉负了我省吃俭用的祖父培养他读大学的一片苦心。于是，这对父子间就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拉锯战”，最后的结果是，我父亲跑到了美国。不巧的是，到美国时，他的学习签证已经过期，他也不管，就在街上晃悠。当时真值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发现了他签证过期后，就给他两个选择，要么退还他钱，让他回到墨西哥；要么就选择入伍，我父亲很自然地选择了入伍，就这样变成了美国公民。再后来，他就在芝加哥认识了我的母亲，她是第二代移民，操着英语，却只是工人阶级的底层妇女。相反，我父亲在墨西哥，倒算是个中产阶级。这样，父母亲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两个不同阶级的想法。事实上，他们这种阶级的差别对我的成长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傅小平：很显然，这部寻根的小说，和你本人的经历多有重合。它又是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自传的成分呢？
希斯内罗丝：有一次接受采访时，我谈到过这个话题。的确，我作品中的人物，大多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相对应的原型，但很显然，根据真实人物改编的作品并不等同于自传。事实上，当我们写作时，我们无法不将现实中的人物在自己的作品中描摹出来。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做一番抽丝剥茧般的拆解，那是一些真实的回忆，同时，我们又不会拘泥于这些回忆，而是根据这些回忆编织新的情节，这些情节都是因创作而来的，即使人物不存在也没有关系，因为人物会从真实记忆的茧壳中被抽离出来，小说中我所描写的‘墨西哥之旅’就来自这种回忆。而搬家到圣安东尼奥，还有阿卡普尔科打架等等情节则纯粹来自我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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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移民和多元文化背景
傅小平：对你的关注，自然而然还会想到你的移民和多元文化的背景，不过读你的作品，看到更多的是，生活在聚居区里的各色人等的生活际遇与情感世界，很少写到与美国主流文化之间正面的、直接的冲突。事实上，在美国这样一个以白人文化为主流的国家里，这是你时时会迎面撞上的一个现实。
希斯内罗丝：很高兴你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我的早期写作中，我最关注的是女性成长的话题。你知道，在我们的社区里，如果她是一个女性，那就意味着长到一定岁数就必须得结婚。这样，你就会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墨西哥裔女孩，往往已经有了三、四个孩子。她起早摸黑地打工，只是为了养活他们。自然，在那里，写诗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那不是吃饱了没事做吗？！我必须让她们认识到自己的人生并非只能如此！所以，就在我当老师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看到的故事和感受到的心情都写进了我的日记里，这些日记后来也就成了小说里埃斯佩郎莎的所见所闻。
但，这并不是说，我有意要回避种族冲突的话题。事实情况是，我没法回避。因为，在美国，对墨西哥裔的敌意是有增无减，我身边的亲人，叔叔、爸爸他们随时都可能被误解，被恶意诽谤，被关起来。而种族歧视最终并不是让别人恨你，而是让你自己陷入了自我憎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如何能够不去写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不去解决问题，那我就是问题本身。我就成为了造成这个问题人群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不能不写。事实上，这正是我考虑要写的一部作品中所要表现的主题。
傅小平：如你自己所说，你尤其关注墨西哥裔女性的命运。我注意到，在你笔下，大部分女性都将生命耗费在孤独与束缚之中。而相应地，大部分男人都是过于危险的掠夺者。有意思的是，你一直没有结婚，迄今还是一个人过着单身生活。
希斯内罗丝：在美国，墨西哥裔的女性，一开始总会有意无意地让自己更男性化，更像白人。然而，当她们发现自己不是白人，也不是男性，又无力突围的时候，往往就会退回到孤独而封闭的世界中去。墨西哥裔的男性同样如此，当他们感到自己无法融入白人文化圈，并感受到来自主流文化的排挤时，往往会变得粗暴，并会从女性身上寻求补偿。当然，在“芒果街”中，我写到了那么一类女性，更多的原因在于当时我自己正在为生活中的选择挣扎，比如是否要与这个男人结婚，比如结婚是否能同时成为好作家和好母亲。我用埃斯佩朗莎的形象来向世界提问：我的生活该走向哪里？所以，那其实是20多岁的我在探讨成为不同类型女性的可能。
不可避免地，有人会把写作中的我与现实中的我混为一谈。以为我不结婚，是因为对女权主义的坚守。事实上，你可以当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结不结婚
与此并没什么关系。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吧。28岁时，我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会的奖学金。我用这笔钱买了一张从纽约到雅典的单程机票，因为我当时爱上了一个热爱旅行、自由自在的男人。我想如果我变成他那样，一定会让他爱上我!然而，遗憾的是，等到她从雅典回来，这位热爱旅行的男人，我的梦中情人已经和别的姑娘在一起了。就这样，我没有结婚，以前是因为我爱的人不愿意。而现在如果结婚，我会失去很多。比如我要与人共享财产，我要失去很多写作的时间。而且与很多男性相处、同居，我常常发现自己越是成功，与对方相处就越难。因为，与一个非常成功的女性，男人总是感到很没安全感。
或许，你还会问我，一个人住岂不是很孤独？但如果你和另外一个人住在一起还是感到孤独，那这种孤独难道不是更让你感到可怕！所以一旦有了这种感觉，我是宁愿分开也不要在一起的。事实上，两年前，我就是这么和男友和平分手，做起了朋友。当然，这样的友情实在是太难得。因为，我有过很多的男友，但他是唯一一个分了手之后还能做朋友的。很无奈，不是？！但人的情感世界就是这样，怎么说呢，嗯，就是这样的不可理喻！
傅小平：在结婚这件事上，你家人是什么态度？因为在我们中国，姑娘们到了一定年纪不结婚，他们父母亲是没法接受的，他们会变着法儿地逼着她去相亲。
希斯内罗丝：哈哈，是吗？他们在这件事上要有多实际都有多实际。就拿我父亲来说吧。有一度，他很希望我能快快嫁出去。因为那样，家里的经济状况也就不至于太紧张，可以有点依靠。这是在当初他送我去读大学的时候，父亲特别期盼我能遇到不错的男人。当他发现，我毕业了也没有找到男朋友，就觉得浪费了这笔学费。然而，等我写出了《芒果街上的小屋》，得了一笔不菲的奖金——大概有三、五万美元吧，足够买下一栋小房子，他就跟我说：你就别结婚了，自己保管好这笔钱。你瞧，婚姻就这么现实！哈哈!当然，幸好现在我没有婚姻，要结了婚就会受种种约束，很可能就来不了中国了，哈哈。
傅小平：其实，说到你，还不能不提到你少数族裔的身份。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这么一个身份，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困难，但换个角度看，又恰恰是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就了你，你的生活和你的创作。
希斯内罗丝：可以这么说吧。你看，我现在越来越远地离开了自己的成长环境，不过回头想，正是童年的记忆，给了我很多写作的灵感。当然，如果我不是少数族裔，假如我还是成为一个作家，我的写作将会是一个很不相同的模样吧。但，至少会顺利一些。你知道，对于我们墨西哥裔的美国人来说，出版作品，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因为如果我们不为自己出版作品的话，没有别人会帮助你。在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真正能够选择的只有那些小媒体，那是些大学提供的小媒体，族裔的媒体，宣传女性主义的小报纸，还有那些学刊，但这些媒体和纽约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也不指望我的声音被纽约被听到。后来，我也的确发现了一个事实，虽然我在小媒体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但是没有人真正能够找到我，没有人真正能够听到我的声音。直到后来，我终于能在大的出版社出版作品，我总算为自己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这样，你就能想象，我们墨西哥裔的作家，多么希望能够为自己的写作争取更好的机会，尤其是建立和出版社之间的沟通桥梁。事实上，我们一直都在试图跟随非裔作家的脚步，希望顺利出版作品的这一天能够快快到来。
傅小平：这样的问题，对于别的少数族裔的作家，可能同样存在。你对他们有关注吗？尤其是那些华裔作家群体。
希斯内罗丝：坦率地说，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看黑人作家的作品，比如拉尔夫?埃里森的《看不见的人》等等，我也向汤婷婷、谭恩美这样一些华裔作家“偷师学艺”。汤婷婷对我的影响相对要大一些，我从她那儿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她的小说讨论的都是中国背景，中国文化下的东西，但他们讲的却是英语，我也一直希望让我的角色，用英语来精确地表达出西班牙语里的文化内涵。打个比方吧，野蛮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对，就这一句话，在英语本身里是找不到相应的表达的。但在西班牙语俚语却是日常用语。但，你不用西班牙语写作，那怎样用英语来表达出这样一种意思，这样一种感觉？你或是借用西班牙语里的特别的语气，或是创作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这样的体验，当然是很有挑战性的。
傅小平：说到这里，我想问的是，奥巴马的上台，对少数族裔在美国的生存处境有怎样的影响？
希斯内罗丝：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事实上是这样，奥巴马总统的上台，看似给了少数族裔带来了某种希望。因为他是第一位黑人总统，那就意味着以后可能出现墨西哥裔的，或是华裔的总统。但说实在，少数族裔的生存环境不会因此得到改善，相反可能变得更糟。这样说吧，因为奥巴马在上台之前的竞选演说中，没有提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战争何时结束，还有一个是移民问题。我没想过要投票给他，但母亲跟我说，要你不投上这一票，相当于支持了保守的共和党。这样一来，我就“遵命”投了他一票。
当然，他在竞选中不提移民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可以触发非常多的危机。这个问题本身，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论。但奇怪的是，移民群体本身在争论中完全是缺席的，他们没有权利发表自己的声音，更没有人来问他们持什么意见。他们或许能找到足够的理由，认为移民就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因为，确有一些少数族裔，包括我们墨西哥裔中的小群体，甚至是在买卖军火和武器，危及美国的稳定和安全。你是可以通过禁止移民来把这件事情解决掉，但如果认为通过禁止移民这样的一项法案，就能让美国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这只是痴人说梦，天方夜谭。
傅小平：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与国家或族群身份同等重要的是，对自我身份的认定。我注意到，在你的中文版小说的作者介绍里，都无一例外说你是一个诗人，而不是说你是一个作家或是小说家。我想这多半是你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其实，在我们国家，诗人与作家之间是有明确区分的，一般写诗歌的作者，才叫诗人。当然，诗人也可能是对一个著作等身的名作家的一种肯定。除此之外，诗人在当下更多地意味着边缘、喧嚣，或许还有混乱。
希斯内罗丝：是吗？在美国可没这样的区分，不写诗的作者同样可以叫做诗人。当然，我最早是写诗歌的。读十年级的时候，一个老师发现了我的写作才能，鼓励我向全班同学朗诵自己的作品。从大家热烈的回馈中，我得到了信心。之后，开始在学校文学杂志担任编辑，同学们都把我称为“诗人”。而且，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的第一本书其实并不是大家以为的那样，是《芒果街上的小屋》，它是我自己印刷出来的一本诗集。里面收集了六首诗，还是八首诗，我今天已经记不得了。那是由另外一个诗人替我出版的。巧合的是，那个出版社的名字就叫芒果出版社。说是出版，其实我们的书都是手订的，我们把变成铅字的纸张放在桌子上，用一些小勺子舀一些胶水，一本本装订起来，就成了书，那本小书总共印了500份。印好之后，我们就上街或是在小范围内叫卖，你就跟上别人一个接一个地问，你要不要买我的诗集，只要1美元一本！多便宜的价钱，但要卖出去，可是件挺费脑筋的事儿。
说实在，现在想起来，我还是对这些另类的出版社饱含感激之情。其实，那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在当时的美国，尤其是对于我们拉丁裔的女性来说，根本没有聚会的地方，也没有一个地方专门出版作品。而那里不仅能够资助未来的作家，同时也让年轻的作家们相遇，这些出版社，有时是得到大学的资助，有的时候仅仅是一两个有心人的组合。因为缺少经济上的支援，他们大多数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但他们的位置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有人能填补上。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尽管有一些另类的出版社在死去，但依然会有新的崛起。
你瞧，别看美国最大的兰登书屋都出版我的书了。但有的时候，我依然不得不自费出版我的作品，因为他们很难在市场上推广开来。比如我的诗集，还有一些被认为不那么流行的作品，像散文之类。所以，我希望将来能有这样的出版社，可以每年将一个作家，或者是多个作家的诗歌结集出版，让更多的人听到他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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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房子”
傅小平：我们回过头来说说“房子”，这是我读到的你中文版作品中的一个关键词。《芒果街上的小屋》一开始就介绍了小说中的“我们”位于芒果街上的房子，在另外的作品里，房子要不是藏在故事的中间或后面，它也总是挂在叙述者和被叙述者的嘴上，甚至可能藏得更深，在主人公的心里！他们像“埃斯佩朗莎”一样迫切地呼喊：我要有“一所自己的房子”！
希斯内罗丝：哈哈，这么说，我小说中的人物表达的都是我自己的心声？！
其实，十八年前，我一直租房子住。到后来，我才贷款买了一个房子。当然，那并不是在我虚构的“芒果街”上，而是在德克萨斯的圣安东尼奥。那里离墨西哥边境，只有两个半小时的行程。其实，这个地方原来就属于墨西哥，是后来被美国夺去的。所以，如果我说他的历史远比美国悠久，在他存在之前，美国还要再过两、三百年才出世呢，你一点都不用觉得奇怪！你瞧，在我住的那个地方，我很多时候感觉自己是住在法国，因为它看上去活脱脱就是法国版图的形状。而且那里百分之五十的居民都是墨西哥裔，很多东西都保留了浓浓的墨西哥风情，居民大多说的都是西班牙语。如此看来，在美国属于边缘的墨西哥裔，在那里却代表着“主流”。
更让我开心的是，那里一直没有很好的开放，所以保持了好的生态环境。哈，那种静谧的感觉。你身在城里，一定会时不时产生一种错觉，哦，我的天，我住在乡下呢！当然，那是在美国相对落后的地方，但也会一些有钱人在那里居住。当然，我不是有钱人，勉强算得上中产阶级吧。我住的是一所历史很久的老房子，旁边是一条蜿蜒流淌的小河，从我家的后院看出去，那是一副非常漂亮的风景画。我的工作室，离房子也就几步路的距离。在房子和河流之前漫步，那该有多么的惬意！何况还有7条狗、3只猫和1只鹦鹉的陪伴呢！我每天10点，一起床就赶着照顾这些动物们。只有他们会告诉我，人不应该自我感这么强，人并不是宇宙的中心！总之，这就是我的理想生活。你可以想象我现在有多么舍不得离开那个房子，离开它就像是离开自己的爱人，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
傅小平：如果让你在房子与适合结婚的爱人之间做一个选择呢？
希斯内罗丝：非要二者之中选一吗？哦，我揣摩，我会选房子。当然，这跟弗吉尼亚?伍尔夫无关。她要有自己的一个房间，但她是白人，而且家里很有钱，我的情况比起她来就复杂多啦！
傅小平：《芒果街上的小屋》的结尾，“埃斯佩朗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们不会知道，我离开是为了回来。为了那些我留在身后的人。为了那些无法出去的人。这让我想起印度裔英籍作家V.S.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奈保尔在告别“米格尔街”时是这么写的：我离开他们，步履轻快地朝飞机走去，没有回头看，只盯着眼前我自己的影子，它就像一个小精灵在机场跑道上跳跃着。虽然这么写，但事实上，奈保尔后来几度回到了印度，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特立尼达。并且写下了在写作成就上丝毫不逊色于他的小说的“印度三部曲”。我很好奇，你是否回去过?
希斯内罗丝：首先我想说的是，芒果街是我的虚构，但你尽可以想象所有的街道都是芒果街。我敢肯定，在中国也有这样一条芒果街。在这样一条街上，陌生人走过，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恐外”氛围。这条街上，有各式人杂居，有很多的群体在相互交融：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中产者与贫民、男人与女人。在这条街，甚至于在这条街的每一栋房子里，都会有很多自己的问题，或许是性虐待，或许是家庭暴力、酗酒的双亲、离婚……
时间久了，你会感觉无论自己走了多远，这条街就在你身边。这就意味着你离开了它，但是你有责任回来并且改变它。因为改变它也就是改变你自己！所以，我想说的是，我所做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在“回去”，我的作品其实就是一条条无限延展的“芒果街”，我关注那些问题，并试图引起公众的意识，我也成立自己的基金来支持年轻的写作们写作。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有多高尚。不，这只是因为，如果你对那条街上的不幸熟视无睹，那就是最大的犯罪。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我写下的“芒果街”并不单单是美国的，它同时也是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