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之八十三：【读书人那些事儿：用爱筑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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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老家，关于黄涛的去向已经有了多个版本，有的说他去了台湾，有的说他已经阵亡。知道了黄涛的下落时，黄涛的母亲那时已经老了，且身体多病。思子心切的老人还是急不可待地来到了北京。“儿子没空看我，我就去看儿子。”虽然待在一起时间不长，但了却了老母亲心头的思念和牵挂。组织上把老人的户口迁到了北京，但是老人不愿在城里吃闲饭，她又离开儿子回到了老家。

　　一九六○年十月，黄涛的大姐姐打来电报：“母病故速回。”接到电报后，黄涛把电报收了起来，因为编辑《星火燎原》正忙碌。后来，马艳秋知道了这事，对黄涛表明了态度：“共产党人也没有说不要妈妈呀！”她就擅自给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刘汉打去电话，请了假。为这事，黄涛还一路上嘀咕：“人都已经死了，就不要耽误工作了。”

　　坐火车到达阳泉后就没有汽车去平定，他们步行十多公里到了平定县城，天已经黑了。那一天，天降大雨，马艳秋永远都记得当时的情景：雨水像瓢泼似的倾泻着，路上根本就见不着行人，走在脚下的泥泞小道上，深一脚浅一脚，鞋子里灌了水，随着脚踏路面发出像哨声一样的声响，天黑得像头顶上罩了一口大黑锅一样。黄涛在前，马艳秋随后，行走在那雨夜里，都淋得跟落汤鸡似的。马艳秋突然对黄涛说：“你知道吗，这是老天收拾你，谁让你这么不孝顺呢？该！”黄涛一声不吭地听着马艳秋数落。

　　母亲的尸体已经停放在棺材里了，只待长子黄涛见最后一面，即可入土为安。此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黄涛坚持要找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队长来。因为，母亲下葬的墓地要经过一大片庄稼地，抬着棺材的人和送葬的人势必要破坏村子里的庄稼。黄涛说母亲一生勤劳，她不会眼看着将快收获的庄稼给破坏了。于是，黄涛临时决定将母亲暂停放在自家的屋子里，待秋天庄稼收成了以后，再下葬。为了防止尸体腐烂发出的异味，他们特意用石蜡将棺材密封好。

　　守着母亲灵柩的那个雨夜，黄涛觉得自己也像死了一样。

　　据《平定县志》记载，黄涛的父亲黄伯煐，字益臣，幼年家贫，三岁亡父，长年寄居外祖母家。十四岁到本县一家小钱庄学徒，后在金融业务方面显示了卓越的经营才能，一九二四年被提升为经理。后被任命为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在天津的四行筹备处主任。他在直属省银行任高级职员后，对家乡金融业甚为关心，积极推动集股办钱庄，他所发起的钱庄成为平定最大的钱庄。黄伯煐一九三九年病逝。

　　黄伯煐一生省吃俭用，把挣回来的钱都交给了黄涛的母亲。黄母却又将这些钱财购置了田地?熏修建了房屋。黄涛出生的那个院子，至今仍坐落在平定县城的黄家巷里，它的正门进去的那个院子已经成为县老干部局的老干部活动中心，还有一个四合院是老县长张裕财的住所，其他三个四合院子则散住着几十户的居民。完整的院子构成了黄家巷的全称。这个院子土改前，被黄母全部捐给县政府了。老人说：“孩子们都参加革命了，我要这些东西也没什么用！”房子全部交公以后，因为她把握不准，在黄涛原来住的房屋床底下，还埋着两箱金银财宝，因为怕被日本鬼子挖走，老人再一次向政府汇报了，以表示她支持土改的决心。我到平定去采访时，一位八十六的老人还谈及这事，说当年是平定的一大新闻。后来，黄母自己搬到了离县城有二十多公里的下马郡头村，寄住在远房亲戚冯成都家的窑洞里生活。这两间窑洞至今仍然被当年主人的后代保存着。虽然已经不能住人了，但能看到当地老百姓对一个革命家庭的敬仰之情。黄母领着黄涛的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这儿生活了八年。黄涛的二弟弟黄绵基参加革命后就牺牲在下马郡头，村口还刻有一块大石碑，纪念这位牺牲的先烈。

　　土改后，平定县政府决定，将城关下湾街三十二号的几间平房分给黄涛的母亲。因为，黄母的身份特殊，老人既是地主成分，又是革命烈属，她一生生养了九个子女，有八个参加了革命，有三位为革命捐躯。为了解决老人的生活问题，县政府还分给她两间临街的店铺和房前的八分土地。

　　老人停放灵柩的房子，正是土改后分得的。

　　安排好母亲的后事，第二天，黄涛就回北京处理他的《星火燎原》了。母亲逝世时，黄涛最小的弟弟黄隆基还在上中学，黄涛夫妇将小弟弟接到身边，供其上学。第二年暑假，黄隆基遵照哥哥黄涛的意愿，带上哥哥给的一百元钱，将存放在家中数月之久的母亲棺材下葬了。送走了母亲，黄隆基找来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队长，将房子、店铺，还有八分地都交了公。书记和队长有点不相信尚未成年的黄隆基，隆基说：“这是我大哥黄涛专门给我交代的！”

　　至此，平定县有名的四大家族之一的黄家，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

                           婚礼在五十年后举行

　　一九四九年“五四”青年节的下午，在齐齐哈尔市公安局治安科工作的女警官马艳秋，正和同事们热热闹闹地欢庆自己的节日，大概到了快五点钟的光景，联欢会结束了。这时，局长突然叫马艳秋去一趟他的办公室。只有十八岁的小马自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以来，还是第一次受到领导这样的特殊待遇。

　　局长说：“我说话开门见山，找你来就是一件事，组织上给你介绍了一个革命的伴侣。”

　　马艳秋摇摇头：“我还小，我个人的事不用给组织上增加麻烦。”

　　“找你来，并不是征求你的意见，希望你服从组织上的安排。给你介绍的那个人叫黄涛，是东北军政大学第四营的教导员，今年二十九岁。”局长的表情明显比刚进屋时要严肃得多。

　　一听这个岁数，马艳秋有点急了：“我是来参加革命的，不是找爹的，爹我有。”

　　局长反驳道：“小马你说什么呢？你的情况组织上是掌握的，你没有哥哥，正好找个大哥，他能帮助你，能关心你，能爱护你。你家里那么苦，你应该有个依托。”

　　局长说到这里，马艳秋把头低了下去，眼泪在眼圈里打着转转。她在心里想着局长是挺爱护自己的，是为自己着想的。转念又觉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这也是组织上对自己的考验。因为再过两天，黄涛就要随队伍南下了。革命战争到了这一步，就算自己做出贡献，也不能辜负组织的重托。于是，马艳秋点头同意了，整个过程不到三十分钟。

　　第二天上午，马艳秋在单位办好了调动手续，取出自己的档案和组织关系。下午简单地整理了一下个人的物品，傍晚就连人带东西搬到三四里外的黄涛部队上了。刚出门，正巧碰到了局长，局长连忙吩咐别人，派公安局唯一的一辆马车送马艳秋过去。

　　马艳秋到黄涛那儿，他们已经吃晚饭了。黄涛就安排他的搭档那一家两口子，和他们两个，四人在一起吃了一顿饭，这就是婚宴了。

　　没有婚礼。没有新房。两个陌生的年轻人将各自的行李存放在一起。当晚，黄涛马艳秋结成了革命的夫妻。第二天凌晨四点钟，他们就起床了，赶到火车站集结，准备进关。就这样，黄涛和马艳秋一起南下，随部队挺进大别山。

　　再过一年，这对革命的夫妻将迎来婚庆六十周年。马艳秋将她的婚姻幸福归结为“运气好”。这一生中，他们之间默默理解多于言语，有一种星星离不开月亮的感觉，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

　　一九九九年国庆五十周年前夕，北京市朝阳区教委老干部科在北京市市长之家举行金婚纪念活动。黄涛和马艳秋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因为马艳秋离休前是该区教委的离休干部。接到通知后，马艳秋找黄涛商量。这是为了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组织的活动，澳门刚刚回归祖国了，在这大喜的日子里，组织上还能记得我们，我们要对得起组织上的关怀。黄涛同意去了。

　　那一天，马艳秋特意穿了一身红色的新衣，胸前戴上新娘花，区教委领导给每对老人中女的戴上新娘花，男的戴上新郎花。那一天，对这对革命夫妻来说，完成了Ｎ个第一：五十年来，他们第一次照结婚合影；五十年来，他们第一次一起看文艺节目；五十年来，黄涛第一次上马艳秋的单位；五十年来，他们第一次佩带新娘新郎的花束；五十年来，他们第一次喝上了交杯喜酒……

　　当庆典司仪宣布“新人”喝交杯酒时，马艳秋挽过黄涛手的那一刻，泪水夺眶而出。

　　那是一个世纪的期待，两个黑发人到了白发才盼来了这个难忘的瞬间，感谢组织！马艳秋发自内心地感慨道。

                                     女儿一怒之下失踪了

　　马艳秋说，在她的记忆中，四个孩子从小到大，黄涛很少抱过。他永远都是在加班、加班。

　　一九五○年六月十三日，他们随中原部队来到武汉，大女儿黄长江降生。天闷热，外面大雨滂沱，武汉的蚊子恨不得能吃人。马艳秋难产，生了三天三夜，孩子才下地。那时，黄涛在中南军政大学第三大队任政委，三大队有两个男生队和一个女生队，都是武汉当地的学生，学员们正陆续到校报到，他无暇顾及妻子生产的事。在部队的卫生队里马艳秋完成了第一次做母亲的艰难过程，她至今清晰地记得，护理她的护士用芭蕉扇子为她打扇，陪她聊天，一聊就是整个晚上；她还记得，她没有满月就下地用凉水为孩子洗尿片；她也记得，十九岁现在看来也许还是孩子的年纪，她已经初为人母，女儿莫名其妙地哭，她也只好陪着一起哭。一周后，马艳秋从卫生队回到家。这天晚上很晚，黄涛才回来，油灯下，黄涛第一次和女儿会面，那天晚上，他为女儿取了一个终生烙下革命印迹的名字：“部队已经打过了长江，就叫长江吧！”

　　如今，黄长江这样评述她的父亲：“我们过的那种日子是从幼儿园开始住幼儿园，然后住小学，再住中学，最后当兵就离开家了，很少跟父亲在一起，我的感觉爸爸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忙的人，他们从来不管我?熏我们都是自己长大的。”

　　在黄长江的记忆中，她的爸爸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只痛快地答应过帮她做一件事。那是一九八○年的二月，黄长江的女儿田晶刚刚满三个月，那时休产假是五十六天。单位上要安排她到河南灵宝执行任务，时间是八个月。面对嗷嗷待哺的女儿，黄长江无所适从，她的心里是百分之一百二十个不乐意去，她要向爸爸求助，因为她所在的医院上级领导正是黄涛的老战友，爸爸只需要打个电话或是暗示一下，换成别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黄长江怀抱着女儿挤上了公交车，其时黄涛住在解放军出版社位于平安里的大院里。在车上黄长江还在想着爸爸会不看女儿的面子，也会看在外孙女儿的分上，肯定会帮这个忙的，俗话说隔代亲。没想到未等女儿把话说完，黄涛就封口了：“你的个人情况，组织上不是不了解，既然组织上知道你孩子小，还安排你去，说明组织上需要你，这个情让我怎么去讲呢？组织上的困难和你个人的困难发生矛盾时，你应该首先想到组织。”黄长江看了看父亲，无可奈何地说：“那我去吧，孩子我可管不了！”这时，黄涛看了看老伴马艳秋，说：“你去找个保姆来，孩子我们替她管。”田晶就这样一直放在外婆身边。这一去，黄长江和女儿分离了八个月之久，回来时，女儿已经不认识妈妈了，妈妈伸出双手拥抱时，孩子哭了，曾经把女儿每天都装在梦里的黄长江也不禁潸然泪下。

　　黄长江是和二妹妹黄小燕一块当兵的。她们当兵比较特殊，“文革”那会儿，黄涛在太原一中读书时的同学吴效闵时任某军军长，来北京开会，顺道看看老同学，不曾想黄涛已经不知去向了，马艳秋也去接受改造去了，家里就四个孩子。吴效闵就将老大和老二带到云南当兵去了，老三和老四岁数太小无法带走。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底的一天，黄长江突然接到通知，告诉她第二天就不用来上班了，今年安排她转业。黄长江眼前一下子感到天塌下来了，有点支撑不住的感觉。时任科室主任就是著名的好军医华益慰，她就跑到华主任的办公室，华益慰也不知所云，他说：“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道，为什么让你这么年轻的骨干转业呢？院里没有人和我商量。既然已经定下来了，你从明天开始就先别上班吧。”离开了华益慰的办公室，她一路哭着回了家。黄长江对黄涛说：“爸爸，这件事，您要帮助我，我舍不得脱下军装，我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求在部队工作这不过分吧！”黄涛慢条斯理地说：“不过分是不过分，但是组织上已经安排你转业了，你让我对组织怎么说呢？爸爸做不到呀，孩子！”黄长江连饭也没吃，转身就走了。“你们有我这个女儿吗？”马艳秋追到门外，望着女儿远去的身影，也哭了。但回到家她又擦干了眼泪，换上了笑颜，她怕老头子说她溺爱孩子。

　　第二天，黄长江就带着女儿到北戴河的一个战友那儿住下了，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不久，在华益慰的据理力争之下，年轻的业务骨干黄长江没有被安排转业。然而，黄长江“失踪”了，谁也找不到她，害得马艳秋找遍了她的同学、战友和认识的人好不容易才找到黄长江，让她归队了。

                                    儿子执行任务受伤后

　　儿子黄小四是四个孩子中的老小，也是唯一的儿子。应该说，黄涛在儿子身上投放的精力远远大于三个女儿，小四很淘，打架、逃学，男孩子身上的顽劣性都集合到了他的身上。这不，快秋收了，黄小四和小伙伴们把老乡家的庄稼破坏了，人家找上门来了，常有人这样上门告状。黄涛不打孩子，他用的教育方法，用现在已经是总参石家庄干休所政委的儿子说比打还难受，从早起开始，念到晚上，除了三餐饭，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念《欧阳海之歌》，爸爸念得热泪盈眶，儿子听得泪流满面。

　　父亲的这种正统教育深深地影响着儿子。作为一名老革命的后代，儿子的血管里流淌着与父亲一样的热血。“文革”那会儿，黄涛和马艳秋都被打倒了。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只有十岁的小四，和同伴们在北海公园玩闹，不小心着凉了。突然高烧四十一摄氏度，晚上被几个玩伴送到了三○一医院，被确诊为急性中耳炎，并引发为败血症，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其时，小四的大姐黄长江在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读书，夜里十一点多，接到了医院辗转打来的电话，她借了辆除了铃儿不响哪儿都响的破旧自行车，风风火火赶到了医院。医生先是高兴来了家长，可以尽快进行治疗了，没想到这个家长是位比病人大不了多少的小姑娘。

　　“你是黄小四的什么人？”医生问黄长江。

　　“我是他的家长，你们不是要家长签字吗？我就是来签字的呀！”

　　医生被小姑娘的回话逗笑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你做得了主吗？”

　　“当然，我来就是做主的。”黄长江郑重地在手术单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黄小四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病愈后不久，马艳秋给在乡下的父亲写了封信，大意是：运动来了，黄涛已经不知去向了，我也要随时接受传唤，命运不得而知。黄家就这一根独苗苗，希望代为看管。马艳秋的父亲很快将外孙接到了东北，和农村的小舅舅生活在一起。那段时间他下地干农活，种庄稼，喂过猪，放过牛，吃生产队的大集体食堂，俨然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九七二年底，在大姐黄长江的帮助下，黄小四参军来到部队。

　　母亲接到信后，非常高兴，儿子当兵了，小四当兵了！此时黄涛还在蹲牛棚。那天晚上马艳秋兴奋得彻夜无眠，她想到儿子从小到大都叫黄小四，这个名字叫到队伍上去了以后，感觉像是没什么志向。马艳秋苦苦地思索着，人们常说，大海是慷慨的，它赐予人类的，总是丰盛的。做妈妈的希望儿子能够像海洋般宽阔地投身到革命的阵营里，还多少有点他爸爸当初改名的意境。第二天，她给儿子发了一封电报：妈给你改名黄海洋，希望你有宽广的胸怀，望照办。

　　五年多的时间，海洋一步一个台阶，从战士、班长、排长、参谋，成为我军优秀基层干部。一九七八年，正在昆明军区某军事院校参谋队进修学习的黄海洋，接到了执行重大军事任务的命令。军人的天职在关键的时候总是展示得淋漓尽致。黄海洋给妈妈写了一封信：

妈妈：

　　本来我已经订好了回家的车票，可是学校临时接到了任务。过年我就不能回去陪您和爸爸过了，在这里向您和全家表达我的新年祝福。我身上带的粮票和布票暂时也用不上，寄给您，家里能用得上。有空我再给您写信。

                                                                          儿：小四　　

     海洋在这次执行任务中留下了残疾，后被评定为革命伤残军人。黄海洋带领的连队荣立了集体二等功，他个人荣立了三等功。

　　那时，他们的家还住在总政的家属院里，立功的喜报送上门的那一天，黄涛正在家中，居委会的几名同志高兴地握着黄涛的手说：“祝贺您！”黄涛看到喜报上写着黄海洋，连连摇头：“你们搞错了，我儿子叫黄小四！”起初，马艳秋也觉得不对味，黄小四的名字叫了十几年，还没反应过来呢。她想起了自己的那封电报，忙给老头子做了解释。这个时候，黄涛才知道自己的儿子改名叫黄海洋了。

　　晚上，黄涛在家中喝了大半瓶白酒，借着浓浓的酒意，黄涛很自豪地说：“这小子还行！这小子还行！”那清清朗朗的笑声，在黄涛嘴里是很少发出的。

　　第二年，儿子伤愈后回来休假。其时，全国各地正在热播电影《三笑》，很少看电影的黄涛破例陪儿子看了一场电影。

　　随后，黄海洋因在院校进修过，又有实际经验，被调到总参某军事院校担任教员。学校成立之初，先要进行基础建设。领导上就安排黄海洋带领几十名战士到大兴安岭采伐木材。一年多的时间里，黄海洋领着他的那帮采伐兵们，吃住在林区，活脱脱就像是一个伐木工一样，他的身上到处都是树枝划的血口子，衣服也被剐得一条条的，风一吹，像飘带一样。一位见过黄海洋的熟人，回来对黄涛说：“我看到小四子，在那里那个苦呀，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黄涛笑笑：“年轻人吃点苦是好事！”

　　海洋在父亲的影响下也非常喜欢历史，在工作之余自修完成了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生的学业。

　　在这个家族里成为文凭最高的人。黄涛知道儿子考上了党史班后很高兴，说：“我们的党史确实值得好好地研究研究。”儿子在平时作业还有做论文时，很多难题都是向父亲请教的。而这个时候的黄涛是百问不烦，自己也不明白的地方，他就反复查阅资料，直到帮助儿子搞明白为止。党的十七大闭幕后，有一天，黄海洋到三○一医院看望父亲，黄涛问儿子：“你毕业以后，我看你也没再研究党史了，工作再忙都不是借口，在职做学问要学会挤时间。十七大报告我学习了以后，觉得有很多课题值得去研究。比如，党的创新理论，比如科学发展观……”一口气说出了十来个命题，黄海洋站在一旁直吐舌头。

　　二○○二年，已经是正团七年的黄海洋，在总参下属的干休所任职，人和家都安在了北京。有一天，领导找他谈话，希望他平调到总参石家庄干休所任政委。海洋问领导：“是征求我个人意见，还是组织上已经决定了？”领导暗示已经开会研究过了。黄海洋二话没说：“那好吧！”他深知“组织”两个字的分量，他也深知父亲的态度。很快，他就离开了北京到石家庄去工作了，这一去已是六年。也就是说他在正团职岗位干了十三年。想一想自己的父亲在正师的位置上干了三十年，黄海洋的心态总是显得很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