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民国思想界的历史高度(2)_

章立凡：民国思想界的历史高度(2)

时间:2010-11-24 11:43 作者:章立凡 字号：大 中 小   　　刚才所讲实际上是理一个脉络，从中可以看到各种流派的传承关系。很多流派是从清末开始，断断续续传承到今天，各自有各自的源流。唐德刚先生讲“五四以来大半世纪中国的悲喜剧，即为列宁的‘半盘西化’和杜威的‘半盘西化’斗争的结果”。我觉得说得更透彻一点，就是“西化”和“苏化”这两种观念冲撞的结果。这种情况真正发生变化，是在苏东剧变以后。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坚持讲“中国特色”，在这个背景下，新左派兴起并与自由主义展开论战。近年谢韬先生发表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观点，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也是国际上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而且比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要更为激进一些。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上次在广州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位听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都完了，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屹立不倒。我回答说：我治学这么多年一直很困惑，就是搞不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看来，社会主义的解读也是很多元的，有很多种的社会主义可供选择。近年还有一些现象，就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民族主义的回潮，一是因为中国经济财富的积累，觉得在国际上可以伸一伸懒腰了，再就是国内矛盾的尖锐化，需要民族主义来煽情，引导大家一致对外。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破坏性很大的思潮，没有很明确的政治目标，但往往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所最容易接受的东西，他们的利益被忽视了，能够分享的社会财富非常少，有一种被抛弃感。   　　百年轮回：体制一再更迭，文化进步有限   　　下面讲一讲体制与文化的关系，体制与文化像是“鸡生蛋”或“蛋生鸡”的关系，谁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体制优先”还是“文化优先”，因为各种各样的主张都有。我感觉这两个东西是互为因果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或者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又涉及到我们的”国民性”问题。我们现在所争论的一些问题，现在看来，确实是很讽刺的，有好多在20世纪讨论过的问题，现在又重新讨论，但是没有什么新的进步。比如谈到现代化，现代化是所有的政治领导人都挂在嘴边的东西，从毛以来就存在这样的误区：将现代化解读为工业化，把现代性忽略掉了。这也不仅仅是毛，清末的洋务派就认为，学到了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国家就可以强盛，这是一种很技术的观点。“现代性”实际上是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它包括的范围是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它有共同的特征，包括民主化、法治化、工业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化等等。   　　我们再看看另一个概念，“公例”和“公理”，这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进化论讲弱肉强食，讲丛林法则，这是公例；而有道德者生存这种人类伦理，是讲公理的，这两种法则的冲突到现在都有，中国近代一直出愤青，就是这个原因。公例和公理总是有冲突，五四运动的爆发，就是公理这个东西没有在中国得到实现，列强还是不把你当成一个一流国家，他们要分配你的利益。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西方一切东西都是好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有它利己的一面。现在说到美国逼人民币升值，人民币老不升值，美国就来了一个总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对策，这种对策也有它相当利己的一面，所以在国家利益冲突上，有时候确实没有什么公理可言。五四以来，公例与公理的纠结就导致了一种后果，首先是爆发了五四运动，然后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之门。“庶民的胜利”这套东西就变得非常激动人心，毛泽东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主义一直影响中国，从20年代到现在这90多年的时间里，它的影响还在持续。   　　刚才提到唐德刚先生的判断，实际上还是“西化”和“苏化”的矛盾。当时在民族危机深重的背景下，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冲动，就把制度抉择推到优先地位，文化的重建不是很迫切，因为先要生存，这一点也是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分歧所在。再观察20世纪中国的三次政权更迭，从民国取代大清，到共和国取代民国，一次是仿效欧美的道路，一次是学习苏联的经验，而这两次实际上都是体制上的变化，从文化建设上来讲没有多少进步。   　　宪政怪圈：中国需要新的社会契约   　　从民国历史上看，建立民国并没有真正的实现宪政，民国的几部宪法基本上是搬用美国的宪政体制，而且有浓厚的联邦制色彩，但是这套东西在中国没有成功。我一直认为中国错过了君主立宪这样一个历史机会，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在民国袁世凯也曾经想搞君主立宪，但是他想做也做不成。为什么做不成？他在道义上是站不住的：从孤儿寡母的手里拿了天下，做了民国的大总统，又想背叛民国，从政治伦理上是行不通的。袁世凯之后大家又诉诸丛林法则，先是北洋军阀互相打，接着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然后是国共十年内战，后来发生外患，外患去掉以后又是国共内战，基本上就是靠丛林法则。最终民主宪政没有实现，靠武力建立的正统地位逐渐丧失合法性。应该说辛亥革命是以公理开端，但是最后循公例出局。   　　我们再看历史周期律。历史周期律到底能不能走出？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没有走出。为什么说没有走出呢？还是封建主义的问题，还是东方专制主义的问题，所以走一走就回去了。应该说辛亥革命是要实现民主的，国民党长期实行军政、训政，有其历史上的背景，没有办法，最后就变成丛林法则，它被推倒了；但是换上来一位，还是按原有的统治模式进行统治，这就是没有走出历史周期律。今后能不能走出？我觉得我们需要新的社会契约。民国元年有一个社会契约叫做《临时约法》，应该说是结束封建社会以后达成的第一个社会契约，第二个社会契约就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但是这两个社会契约后来都被废弃了。第三个社会契约是一个不成文的契约，叫“改革开放”，这个契约到现在实行了30年，它的很多承诺实际上也没有兑现，很多问题现在又重新产生。今后中国怎么走？我觉得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   　　“国民性”改造：思想启蒙仍未完成   　　下面观察一下“西化”的“山寨版”问题，最早的“山寨版”就是太平天国，它把基督教进行改造，成为一个“山寨版”。中国农民在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这两次运动之间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第一次是摧毁传统，第二次是捍卫传统。中国这个文化酱缸可以把很多外来的龙种变成蛆虫，总是不断发生异化。   　　追溯一些思想家的观点，严复介绍了西方社会“公域”跟“私域”的区分，公域；讲权力，私域；讲权利；公域讲民主，私域讲自由。梁启超指出中国人的缺点：有民族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而不能享自由。提出“新民说”来改造，倡导政治、宗教、民族、生计四大自由。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倡导六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还有鲁迅的观点，这就不详述了，大家都很熟悉。   　　还有一场“国民性”改造被大家忽略的，就是“新生活运动”。蒋介石这个人很复杂，既有传统儒家文化的根基，又信了基督教，他很有一种圣徒的情怀，他很想把中国人的“国民性”改造一下，把西方文化的优点和中国的儒家文化结合一下。新生活运动有很多讲生活的内容，有很多文明习惯的提倡。他那套东西有的比较琐碎的，比如说要刷牙、洗冷水脸等等。共和国80年代也搞过一个“五讲四美三热爱”，有点类似。但“新生活运动”还有一个特点，当时面临外患入侵，所以“新生活运动”的中心是要“生活军事化”，希望全国人民像军队一样，这就跟蒋在日本受的教育有关。他有想法，但是在做法上层次不是很高。他不是不想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他很想，只不过后来政权垮台了，这套东西没有做起来。   　　后来，我们看到伟大领袖把这些东西做到了，从思想改造运动到学雷锋，到“灵魂深处闹革命”等等。国共两党的招数很类似，就是让大家统一思想，在党的领导下步调一致。它是强调共性的，不是强调个性的。改造“国民性”一直在持续，但是越改越糟。毛发动“文革”要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结果是社会道德体系彻底崩溃。现在变成一个无信仰的、急功近利的社会，实际上继承的是“文革”遗产。   　　走出周期律：仍需科学与民主   　　现在来看，虽然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把我们重新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救出来，但是并没有彻底摆脱思想的锁链。你现在可以有自由的思想，但是你未必完全有自由的表达，你也不可能有充分的交流。这种情况是由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依然存在，导致思想的解放是有高潮有低潮的，是波动式的前进。但是总体来讲，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现在信息的传播模式已经发生变化了。过去最高层的领导看内参可以最早得到最关键、最重要的资讯；但现在任何一个互联网上的普通网民，都可能先于他的领导获得资讯，从微博上实时迅速地传播并获取一些最新的信息，这就改变了原有的纸面载体传播模式，就使公众有了非常便利迅速的传播思想的工具，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时代在前进，但意识形态管理还停留在平面媒体的思维上。   　　现在感到比较遗憾的是，20世纪上半叶大师辈出，但共和国60年只见大师的背影，不见新人。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都是他们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已经讨论过的问题，我们至今没有超越他们，也没有达到他们的思想高度。   　　引用一句黑格尔的话：“经验和历史教给我们的是——人民和政府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也从未按照由历史导出的原则行事。”   　　顾准先生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十分必须的。”   　　明年就要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还有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的纪念，回顾百年的中国思想史，这一个世纪我们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我们到底进步了多少？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反思的。这一百年中，有相当多的浪费，包括在座的很多人，你们的生命被浪费了，也包括我在内。每想到这一点我确实很感到悲怆，我今年60岁了，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体制之下被迫不思考，近30年才能够有独立的思考。道德文化的断裂，”国民性”的积弊，令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急功近利，国民素质的低下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不相匹配。温总理曾经讲到尊严的问题，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论及国民素质低下的国家没有尊严。梁启超先生也讲过，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我们当然是爱国者，但是我对于那种以爱国旗号维护专制的伪爱国主义，是不认同的。   　　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能够真正的提升，能够成为一负责任的大国的话，我们需要文化上的多元性，需要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从五四到现在，“德先生”和“赛先生”都是相提并论，缺一不可的。讲科学发展观，我觉得民主也是发展观，而且科学与民主这两个轮子必须要同时并进，不可能是光靠科学。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科学是民主的温床，民主是科学的保障。今天我们讲科学发展观，就应该反思历史，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也不会有科学的发展观。我从来就反对说什么历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这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原意的歪曲，邓小平讲的只是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宜粗不宜细”。后来就变成了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宜粗不宜细”。如果承认历史是一门科学，就得承认从来没有“宜粗不宜细”的科学。   　　最后结束这句话，还是“德先生、赛先生，一起回来吧”！（掌声……）   　　【现场问答】   　　主持人：再次感谢章老师的精彩演讲！   　　如果大家浏览过章老师的博客可能会注意到章老师对“风雨读书楼”这个博客有两个题记，一个是“楼观风雨夜，灯映古今书”。另外一个是“还原历史、奉献常识”，这也是历史研究的一种魅力所在，章老师把他的相关思考进行讲述和给我们分享，也让我们受益匪浅。   　　接下来大家可以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感慨跟章老师共同的交流。   　　提问：章老师，您说现在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您觉得这个契约需要怎么达成？他们愿意接受契约吗？如果不愿意，我们该如何达成？   　　章立凡：我刚才讲，凡是改革都是被迫的，能不改革肯定不改革，因为改革就会失去很多利益。但是改革也是一种利益上的盘算，我们看君主立宪，实际上君主立宪是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统治者的利益，但是把它用法律来规范化，确定它的范围。可能你在征服这个国家的时候，一段时间内仍执行丛林法则，可以予取予求，但是统治到一定阶段你就不能这样，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我给你纳税可以，但是得按规矩纳税；而且我既然是纳税人，我就要有纳税人的权利。我们中国确实缺乏这种传统，按钱穆先生的观点，中国从汉以后，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就不存在了。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是中国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中国的继承制度决定中国没有办法形成大贵族、大地主、大商人。西方是嫡长继承制，就是老大继承祖业，老大以下都各自发展，离开祖业。这样的话，它就保持了一块财富不被细分。但是中国的继承制度是各房来放，就是把祖业分成很多的小块，中国的继承制度就导致中国没有出现西方的那种大贵族、大地主，也就没有跟君主讨价还价的本钱。英国的宪章运动其实也是一批大贵族跟国王坐到一个桌子前，大家协商怎么纳税，我给你纳税，你保障我们什么。但是中国历史上就没有这样事情，我们是一个重农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这就导致契约精神不发达。西方的契约社会理念到中国比较晚，但是我们现在也在形成市民社会。大家注意，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在英文里都是一个词，市民社会的形成，实际上还是源于社会自治。一个社会如果自己能够健康发展，无论政权怎么更迭，社会还会有它自己的运转。我们中国的历史特点就是反过来的，一旦政权更迭，社会也就跟着动荡，原因是政府大，社会小。所以我们现在要建设一个大社会，建设一个公民社会，这样就有足够的力量来对话。   　　提问：日本山寨中国、山寨欧美都成功了，为什么呢？   　　章立凡：刚才我讲了继承制度，日本的继承制度和欧洲是一样的，它也是嫡长继承制，凡是嫡长继承制的国家，它的文化和经济的张力会相对比较强。嫡长继承制，除了长子继承家业之外，其他兄弟就只好航海、殖民、传教、当骑士等等，向周边地区拓展疆界。但是中国是守在一块祖业上，把土地越分越小。日本的武士阶层是被嫡长继承制赶到外头去的一群人，这群人又局限在这么一个狭长的列岛上，他们是具备张力的，只是他们的张力没地方宣泄，在古代他们变成了倭寇，变成海盗（据考证，倭寇很多是中国福建人，不能都说是日本人）。至少日本人在文化上是有一种张力的。而且从学大唐到后来学西洋，总是能够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不像我们这样非常的自大，认为我们的文化就一定是天下第一的东西，它没有那种自大和狂妄，再加上他们又有很强的竞争性和外在的张力，所以他们学西方能成功。（掌声……）   　　提问：几十年前梁漱溟先生曾经对中国的自由观感到很悲哀，您认为这种状态在现在的网络社会下会有所改变吗？   　　章立凡：我几年前曾经讨论过，我认为两个东西会改变中国，一个是经济全球化，另一个就是互联网。现在互联网的普及已经从白领扩展到农民工阶层，只要你有相应的设备，信息的分享应该说是越来越平等了，不是哪一个团体可以垄断的，这一点我很有信心。（掌声……）   　　提问：从根本上讲，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制，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没法建立，而相应的社会和文化形成就失去了基础，不知道章老师是否同意？   　　章立凡：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公有制这个东西，马克思曾经提出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角度加以观察，认为土地公有在中国古代就存在，但也有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不了解中国。后来又有一位西方学者叫魏特夫，写过一本书叫《东方专制主义》，提出一个观点叫“治水社会”，他观察到只有中国这种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家，才有能力动用人力、物力进行大型的治水工程，所以他把这类政府归了一个类型，叫“治水政府”。中国从大禹开始就有了治水政府的雏形。但这是不是公有制？我觉得更确切的是国有，或者是君主所有。过去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百姓只是“食毛践土”，你踩着皇上的土，吃着皇上土地上的作物，但是这个土地是皇家的。这是一个总体的框架，下面可能有一定程度的私有。我觉得60年来政府还是这个概念，也就造成了现在的很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在土地制度、房地产方面。现在商品房价格的成份中，大概60%是政府的收入，剩下的这一块是开发商、建筑商、各种中介等等的收入。政府拿走这么多是为什么？因为政府是最大的地主，50年代土改消灭了地主，但是出现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地主。（掌声……）   　　提问：中国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好的事情总是会持续很长时间，例如文革、腐败、高房价等等。社会很难进行自我的纠正，请问有什么思想文化上的根源？   　　章立凡：这好像又是一个“国民性”的问题，我观察到中国人喜欢做两种人，一种叫顺民，一种叫暴民，能够凑合活着的时候就当顺民，在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就突然一变，变成暴民了。所以中国的历史周期律中，中国人就始终徘徊在这两个极端，找不到一个办法，就是刚才我说的谈判的办法。中国的传统就是要么接受你的统治，要么推翻你。基本上中国的王朝更迭就是这么一种形式持续下来的，没有想到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和统治者共存，就是你也要活，我也要活，我们商量一个大家都活得比较长久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实行代议制，这都是达成一种政治妥协。中国人的妥协智慧一直很不够，总是采取要么接受、要么推翻这么两种模式。我觉得国人需要摆脱这种极端的思维，谋求一种共存的概念，这才是真正的政治智慧。（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