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解读“信任”差几何?[From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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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解读“信任”差几何?
2008年04月23日14:17
袁莉
上海有一家新媒体公司,每次有客户或投资者来参观,老板都会命令每位员工带两位朋友来,或者叫朋友在客人来的时候不停打电话,营造出办公室里人声鼎沸、铃声不断的红火景象。一些网络公司也会用特殊软件把点击量做得奇高。
对10岁就移民美国的风险投资家曹大容来说,这些情况其实是最容易对付的,因为无论在何种文化背景下,这样的作法都算不上诚实,这样的公司都无法让人信任。更为棘手的情况是,由于中美商界获取和给予信任的不同方式和途径,如何避免简单地用一方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另一方、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总体来说,美国的信任是写在纸上的,更多是对制度的信任。大家对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以及做错事和犯法的后果和惩罚都比较清楚。而中国是人情社会,信任是个人之间的事情,是通过个人的不断接触建立起来的。很多事情的成败取决于个人关系,合理与不合理,甚至合法与不合法可以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解释。
风险投资家对中美商界达成信任的不同方式可能最有体会,因为这个行业是彻底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几个合伙人拿着钱,满世界找最有高成长、高利润潜力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多数因为刚成立,多的是许诺和希望,少的是对投资回报的保障。这时候,风险投资家需要说服自己对企业的技术、产品和管理团队有足够的信任,闭上眼睛把钱交出去。
曹大容说,那种认为美国风投业有信任机制,中国没有的看法是不公平的。因为美国的风投业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整个体制已经很成熟了。硅谷就那么多人,很多企业家已经不是第一次创业,一般打一圈电话,就可以对一个人的背景了解得差不多了。他的公司光速创投在美国从接触到投资一家企业一般需要两个月时间。
而在中国,风投基金不仅投资高科技行业,也投传统行业。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创业,很难查个人背景和过往业绩。而且很多传统行业的企业家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更不会象美国人那样,知道见面要紧紧握手,还要直视对方的眼睛,作出一副非常坦诚的样子。曹大容说:“如果用这个标准就完了。我们就找不到人了。”他们的方式是和企业家们打成一片,和他们吃饭、喝酒,建立个人关系。当然,这样也更费工夫。光速创投在中国从开始接触到投资一家企业经常需要6个月时间。
美国风投公司的一些做法在中国是新鲜事物,自然没有规矩可循。几年前光速创投在考虑投资一家制造业公司时,曹大容叫那家公司的创始人给他提供几个证明人。这是美国风险投资业的惯例:人家要把钱投给你,总得摸清你的底细,这个过程常常是从征询第三方对你的客观评价开始的。
那家公司拉出的名单上最重要的证明人是它最大的客户,要说也算合适。但问题是,他后来发现,两家企业的创始人是表兄弟。
曹大容并不认为他们是有意瞒骗,因为他还碰到过一些企业提供的证明人名单全部是亲戚朋友,还有证明人会在电话里主动告诉他与创始人的亲戚关系,根本不觉得有任何不妥。而在美国,一般人不会把自己的亲戚列为工作上的证明人,因为这犯了公私利益冲突的忌讳。
另一个比较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是税。曹大容的同事Eric O'Brien说,几年前他们考察过一家中国珠宝零售商,利润率很高,老板名声也不错,但查了帐后发现,这家公司成立10年来竟然从未交过税。
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很少有人愿意交税,很多美国人会花钱雇人帮他们合法避税。但依法要交的税一般人和公司都不敢含糊,因为大家都知道不交税的后果--国税局会追上门来,罚款、甚至有可能坐牢。公司逃税更是要担很大的法律、经济和信任风险。硅谷的小公司们都知道,如果有朝一日要上市或被收购,帐本一定会被审计师翻个底朝天,最好从一开始就干干净净,以免因小失大。同时,这个社会的各种公共服务都是用每位纳税人的钱提供的。如果你不交税,不就是沾其他人便宜的、白搭车吗?虽然中国的公共设施和服务也是靠纳税人的钱来支撑,但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很强烈的纳税人荣誉感和道德监督意识,逃税的人,除非是被抓住的名人,不会有太多的道德舆论压力。
时间长了,O'Brien也发现,在中国,逃税和道德品质甚至法律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中国的税法漏洞很多,审计和执法都很松弛,很多人连逃税会受什么惩罚都不是很清楚。现在,光速创投接触一家中国企业时,会先问他们愿不愿意补交税,然后分析交税后对企业利润的影响。例如,他们最后没有投资那家珠宝零售商,因为它的利润率在交税后会大幅下降。
O'Brien说,他们不会因为大环境如此而降低标准,而是要找愿意和他们遵守一样标准的企业。他说:“你会惊讶有多少人愿意做守规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