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什么最幸福 ——再访郭明义

世界上什么最幸福
——再访郭明义
新华社记者 张严平 陈光明 史竞男 本报记者 何勇《 人民日报 》（ 2010年11月23日   06 版）
他又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矿山。参加巡回报告团的日子，在他看来，像是一次走出家门的爱心播种。
有人说他“傻”，一辈子都在自己身上往外掏。掏了力，掏了钱，掏了血，连百年后的遗体也“掏”了，却不求半点回报。
后来，说他“傻”的人，成了和他一样的“傻子”。
有人指责他“不近人情”，哪个丈夫不是让自己的媳妇穿得更美丽，哪个父亲不是让自己的女儿过得比别人更好，可他的心思总在那些不如他的家庭。
后来，说这话的人，流下了感佩的泪水。
他就像从云雾中射下来的一束光线，让人看到了人生的另一片天空，一片可以让你的心变得更辽远、更明亮、更温暖的天空。
郭明义——一个来自矿山的名字，如今已传遍大江南北，就像回味在人们心头的一坛醇厚绵长的老酒，让千千万万的人们重新思考着一个人生话题——世界上什么最幸福？
“我不需要他们回报，我就想改变他们的人生”
这个初冬，郭明义跟随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先进事迹巡回报告团走了他这一辈子都没走过的那么多地方，最令他开心的，是见到了一个又一个他梦中的孩子。
在重庆，报告临近结束，一个女大学生和一个小男孩手拉手登上讲台，向他献花。当主持人介绍，这就是郭明义资助的西南大学和重庆市黔江区水田乡的两个学生时，他一把搂住孩子们，泪如雨下……
在山东，当郭明义资助了８年的济宁市嘉祥县五胞胎兄妹出现时，他惊呆了，一步跨上前去，含泪亲吻着每一张流着热泪的小脸……
在北京，在天津，在乌鲁木齐，在西安，在南京……在每一个有他梦中孩子的地方，他都流下了难以抑制的泪水。
齐大山铁矿一位工人说，老郭是一个见到穷人就落泪的人。
郭明义最初资助贫困学生，很偶然。有一次，他去助民劳动，到一户人家一看，鼻子就酸了：两间破旧的土坯房里，妈妈躺在床上不能动弹，１０岁的小女孩正踩着一个小凳子，艰难地给妈妈做饭……
原来，孩子的父母离异，孩子跟妈妈相依为命。妈妈患严重糖尿病，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娘俩靠低保维持生活。
躺在床上的母亲叹气，往后的日子没着落，女儿成绩不错，要是因为没钱耽误了上学，那一辈子可就毁了。
郭明义啥也没想，掏出身上所有的２００块钱。
回来后，他还是放心不下。思来想去，决定定期给孩子邮钱，一直供她读完小学、中学、大学。
没多久，小孩来信了。字虽然写得歪歪扭扭，可看得老郭直流泪：“郭伯伯，有了您邮来的钱……我也可以放心上学了……您是我的大恩人，我能叫您一声爸爸吗？”
从那以后，郭明义心里总在想，其他这样的孩子可咋整？咱得帮啊！
这一年春天，鞍山市希望工程启动。郭明义第二天就跑到市希望工程办公室，向一名岫岩山区的失学儿童捐出了２００元。十几天后，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岫岩的信，其中有一句“郭叔叔，您给我们全家带来希望……”
他心头一震。
“没有这２００块钱，我冻不着，饿不着，可这２００块却能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带给一家人希望。”第二天，他又给这个孩子寄去２００元钱。当时在鞍钢齐大山铁矿机动车间做统计员的他，月工资不足６００元。
从此，郭明义在助学的道路上再也停不下脚步。
他身上有点钱就会给希望办打电话。抽点空，他会直接去希望办查看失学儿童档案。
今年１５岁的女孩杨斯雯就是这样与郭明义相识的。
斯雯出生刚３个月，父母就离婚并各自出走，体弱多病的奶奶靠着每月仅有的３７０元退休金养活孙女。
２００６年４月的一天，就读小学四年级的杨斯雯在校门口见到了来找她的郭伯伯。他留下３００元钱和一句话：“我会尽我的能力帮助你，一直到你上大学！”
郭明义成了祖孙俩最亲的人，他不仅按期送来学费，还常送些大米白面菜油等。已经上初中的杨斯雯过去总对奶奶说，我读完初中就不再读了。现在她再也不提这个话。她在作文里写道：“因为有了郭伯伯的帮助，我从此敢有梦想了……”
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让郭明义心里美了。
他给希望办的电话打得更多，跑得更勤。慢慢地，他资助的学生，从几个、十几个累计到３００多个。除了养家的那点基本工资，他把各种补贴、奖金、慰问金全捐了，把奖品慰问品也都捐了，还先后把自己家里３辆自行车、３台电视机、１台电脑都送给了贫困儿童。
矿上的人都知道，老郭这些年从不在食堂吃饭，每天中午和晚上都要回家吃。为啥？“回家吃，我一个月能省百八十块钱呢，又够资助一个孩子的了！”
这么些年，郭明义没买过什么新衣服，天天都穿着一身工装。有人不理解，自己没几个钱，还捐啥？可老郭想，我是没多少钱，可比那些贫困学生强啊。我一个月给他们捐一两百，虽然钱不多，却能让他们活得不一样。这样算下来，我日子过得虽然紧点，可心里面舒坦！
曾有人问他，你帮助了那么多孩子，将来他们能不能回报你？
他回答：“我不需要他们回报，我就想改变他们的人生！”
１６年来，郭明义助学捐款１０多万元，资助了１８０名失学儿童，保留下的汇款单１４０多张。就在跟随报告团全国巡讲的短短２３天里，他还挤出时间，看望了１１名资助过的孩子，又捐出１６５００多元。
他就像一根小小的火柴，点亮了一个又一个贫困孩子心中的希望。
有一天，他资助的一名女孩给他来信，说她大学毕业后，被上海一家大型船舶公司录取，如今年薪一二十万呢，现在也开始学着帮助别人了。听到这个消息，郭明义高兴坏了。当天晚上，就让媳妇炒了两个菜，喝了两盅。他说：“那种成就感和幸福感是别人体会不到的！”
世界上什么最幸福？
郭明义一直记得，做了一辈子矿工已离去的老父亲对他说了一辈子的话：“儿子，记住，自己过好了就想想，别人谁过得不好？”
做了一辈子矿工家属的老母亲至今还常在嘴边挂着一句话：“能帮人就帮人，这是本分！”
郭明义说：“看到别人苦我心里也苦，看到别人乐我也觉得乐。吃喝玩乐都是过眼云烟。人活着，得干点有用的事儿。帮助别人改变命运，比啥都幸福！”
“我确实能给你那属于我的生命，我的血”
这个冬天，“血荒”成了一个曝光率很高的字眼，但是鞍山市红十字血站却没有这个忧虑。郭明义和他组织的“郭明义无偿献血应急服务大队”，凝聚成这座城市里最温暖的生命纽带。
１９９１年５月，响应齐大山铁矿的号召报名参加义务献血的郭明义走进血站，长到３２岁，第一次献血。
他心里突突跳，浑身冒虚汗，害怕。第一针咋抽都抽不出来，全是泡泡。等到第二针抽完血，坐了半个多小时他才平静下来。
后来听说，他献的２００毫升血，救活了一名孕妇。“咱活得好好的，还能救别人的性命”。他感觉“老幸福了”。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这辈子跟献血是分不开了。
打这，他用不着单位号召，每年自个儿往血站跑。从矿山出发，倒三趟公交车，一个半小时，他舍不得打的，钱还得省着资助孩子。开始他一年献一次，后来半年一次，这是无偿献血的极限。
２００５年，鞍山市中心血站引进血小板提取设备后，郭明义又开始无偿捐献血小板。这需要每次抽取８００毫升到１６００毫升的血液，提取一个或两个单位的血小板后，再将血液输回体内。
知道血小板金贵，捐献者少，郭明义就按照血小板可以一个月捐一次的上限，月月往血站跑，５年中从未间断。
２００９年春节前一天，大雪纷飞，郭明义正从采场下山准备吃午饭，突然接到血站电话，一名患严重溶血症的临产孕妇急需血小板，问他能否提前捐献血小板。
郭明义二话没说，从不舍得打的的他，拦下一辆出租车，在风雪中直奔血站。
血站的工作人员让他只捐一个单位的血小板，他不同意。“捐两个吧，还有孩子呢！宁肯浪费一点，也要保母子平安！”
长达１小时４０分钟的血小板采集结束，从早晨５点起水米未进的郭明义在采血床上沉沉地睡着了，４个多小时，谁也不忍惊醒他。一位护士轻轻给他脱下鞋，看到一只脚的袜子露着两根脚趾，她哭了……
鞍山市血站为郭明义做过一个粗略统计。２０年来，他光献血证就有５４本，累计献血６万多毫升，相当于自身全部血量的１０倍。按一个病人需要８００毫升计算，这些血至少能够抢救７５名危重患者的生命。
郭明义是一个从来不向后看的人，他的眼睛总是急切地寻找着下一个他可以继续给予的目标。
２００２年，郭明义加入鞍山市第一批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的队伍；４年后，又成为鞍山市第一批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只要他有的，他都愿意拿出。
那一年，辽宁科技大学一位２１岁的学生患尿毒症，父亲因病已丧失劳动能力，靠打工维持全家生活的母亲准备捐肾救女。
郭明义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坐不住了。“她母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不能冒这个险！”他决定捐出自己的肾。
同他相知多年的朋友钟明杰正巧来找他，一听缘由，和他一起直奔医院，两人气喘吁吁地推开病房门，张口就要和孩子配一下“型”。孩子的父母瞪大眼睛，反复问了几遍，才敢相信这两个陌生人是来给自己孩子捐肾的。
因为配型不成功，郭明义的肾没有捐出去。
很长一段时间，郭明义被人看做“卡”（鞍山话，傻子），有人曾当面问他，你缺心眼啊？
郭明义为这掉过泪。
掉完泪的郭明义依然如故。
“说我傻，那我宁愿傻，因为有太多的人需要这样的傻子！”
这个与雷锋同在一座城市入伍、又在雷锋部队当过五年兵的人，和雷锋一样执拗。
“我常常问自己，
我究竟能给你什么？
我的朋友
虽不知道这个答案
但我深深地知道
我确实能给你
那属于我的生命
我的血
还有那用生命和热血
铸成的诗
……”
这是热爱诗歌的郭明义写下的一段小诗。与其说这是诗，不如说这是他一颗滚烫的心。
“矿山，我是你的儿子，有了你，才有我的生命和梦想”
站在演讲台上的郭明义，如同带着矿山的风、矿山的阳光，一身洗得发白的劳动服、褐红色的脸膛，让观众最初总认定他是名一线工人。其实，他现在是齐大山铁矿主管采场公路的一名专业技术干部，副科级。
或许，他本该有比现在更好的“前程”。
他在部队是优秀士兵，转业进了鞍钢，成了一名像父亲一样的优秀矿工。当大型生产汽车司机，他创造了全矿单车年产的新纪录；当车间团支部书记，团支部成为全矿标杆团支部；他喜爱文学，在各种报纸杂志发表过１００多篇散文、诗歌；他还曾是鞍山党校的学员，当年的同学日后大都成了各级领导。
谁也没想到他会“出溜”成今天这样。最低谷时，企业精简，２９岁的小伙子，一夜之间下了岗。
一同下岗的有个工人要找矿上理论。郭明义拽住他，一连往他家跑了３个晚上，撂下硬邦邦的话：“咱矿山的人是啥材料做的？铁矿石！学我，笑对人生，干好，再上岗！”
那个工人最终上岗了。
郭明义也上岗了，他成为齐大山铁矿采场公路的管理员。
“矿山，我是你的儿子，有了你，才有我的生命和梦想……”上岗后的郭明义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群山环抱的齐大山铁矿，经过几十年开采，原本突兀的山峰被掘成１６５米深的大矿坑，面积足有４平方公里。矿坑里，夏天温度比外边高５℃，冬天比外边低１０℃；晴天沙尘矿粉飞；雨雪天，又成了大泥潭。
每天都在随采矿进度而不断变化的蜿蜒４０多公里的盘“坑”公路，是铁矿石转运的唯一通道，俗称矿山的“血管”。
郭明义的工作原本可以每天打打电话，即完成调度指挥，顶多一个星期去一次现场。可他把这项电话机旁的活，硬是做成了万里长征。
一年３６５天，郭明义天天凌晨４点起床，６点赶到采场，在一辆辆呼啸而过足有两层楼高的电动轮汽车之间来来回回地奔跑着，提前了解现场道路变化情况。８点，白班修路工人一到岗，他就把全采场的道路抢修任务安排完毕。接下来一上午，他都在现场，随时指导检查，抢在中午一点前把道路修好，保证采场每天下午一点开始生产运输的时间一刻也不拖延。
整整１５年。
工友们给郭明义算了一笔。１５年里，他在采场公路上走出了６万多公里，加时的工作日等于多干了５年的活，而由此为矿山多创造出的效益已无法用简单的数字算出。
为什么要这样干？
郭明义说：“我爱矿山！”
一个用爱去工作的人，可以赴汤蹈火。
２００６年７月的一个深夜，突降暴雨，山体滑坡，采场公路阻塞。夜班工人们立即展开抢修，但路滑坡窄，推土机很容易翻下山崖，大家心里很慌。修路车间的公路管理员高森山想：“要是郭大哥能来，该多好！”
天空一道闪电，高森山突然看到一面１００多米落差、４５度斜角的铁矿石堆成的险坡上，郭明义正连滚带爬往坑底下冲，每向前一步，身后都会有成片的乱石哗哗往下滚，哪一块砸中，都可能造成人身伤亡。
“你不要命了！”高森山大吼。滚到眼前的郭明义像个泥人，鞋也跑没了，两个脚丫子全是血，嘴里喊着：“抓紧时间修路！”在场的工人们都落泪了。
原来，郭明义刚入睡就被雷电惊醒，担心可能会有险情，便急忙往矿山赶。为了抢时间，他没有走盘坑而下的采场公路，竟走了这样一条不是路的险路。
采场的路在郭明义心里就是矿山的一条“生命线”，他不允许它有半点瑕疵。
郭明义痴情矿山的故事，多得就像满山遍野的矿石。
有一次，几个盗贼驾车持刀偷盗矿山资产，郭明义发现后迎面拦截，盗贼大叫：“轧死你！”郭明义拍着胸口应道：“想跑，就从我身上碾过去！我遗体都捐了，正好！”盗贼慌了，扔下车，夺路而逃。
采场附近从事协力性质工作的私营企业主曾多次暗示明提，让他调矿上的车为他们干点活，报酬只要说个数就行。他一一回绝。
郭明义最喜欢为工人管事。
工人端着碗向他反映饭菜质量，他接过碗转身找到工会主席；工人向他反映通勤车是报废车，不安全，他立刻把电话打给矿上有关领导。问题都解决了，他笑了。
郭明义的确有郭明义的高兴。他最惬意的时刻，是在休息时间，拿个扬声器，站在高坡上，为工人们朗诵他认为的那些中国一流的好诗，有林徽因的《人间四月天》，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其中他把艾青这首诗稍作了改动，竟成了工人们口口相传的“名言”——“假如我是一只小小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歌喉歌唱，即使我死了，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
选择生命燃烧的人是幸福的。
“你做这些事只要感觉幸福，我也跟着幸福”
郭明义是和女儿郭瑞雪一起走进报告团的，这个“８０后”的女孩，最感激爸爸妈妈给了她一个仁爱温暖的家。
走进这个家，一套上世纪８０年代的一居室，不足４０平方米，水泥地，白灰墙，双人木板床，一个小书橱，女儿的床则支在４平方米的门厅里。
从早年每月３００多元工资到现在３０００元，郭明义的家庭生活基本没什么变化。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不应该让他的妻女过得更好些吗？他常年捐血、捐钱，玩命地工作，他的亲人能接受吗？这是每一个第一次走进这个清贫之家的人都会提出的问题。
谜底在郭明义的妻子孙秀英手里。
孙秀英是这个家的“财政部长”，郭明义每月的工资全部上交，他能自由支配的是“部长”给他的零花钱和其他零星收入。郭明义觉得这很好。男人吗，当然要养家，养家之外所得又能帮助有困难的人，两不耽误。
只是他帮人的钱月月用得精光，特别是为了捐助孩子上学，几乎每个月都要再向妻子伸手。一次，两次……孙秀英也有不大情愿的时候，“太多了，咱也负担不起”。郭明义就把需要救助的孩子资料拿给妻子看，“这些孩子挺可怜，咱资助一个是一个”。妻子一看，这个孩子没了父亲，那个孩子母亲生病……看着看着，就抹眼泪了。她也是穷人家出生，上初中时母亲病逝，从小日子过得苦，懂得穷苦人的难。于是，这钱就一次次地掏出去了，直到那一次，她真不愿意了。
孙秀英从书柜里翻出一张“欠条”，上面写着：“郭明义欠孙秀英同志１２００元，于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偿还，不还离婚。”温柔的女人轻声轻气地说：“这也就是个念想了。”
那是２００８年初的一天，吃完晚饭，郭明义开口了。
“老伴，给点钱。”
“你不是刚给一个孩子汇了款吗？”
“今天去希望工程又看到几个特别困难的孩子，实在放不下。”
“要多少钱？”
“１２００块。”
“什么？我刚攒点钱，你就……”
当时夫妻俩的工资加起来也只有７００多块，存点钱不容易。孙秀英真生气了，出门下了楼。郭明义赶紧抓个手电也下了楼，远远地跟在后头。她装着没看见，只管在楼前的一片小树林里一趟一趟地转圈，他还是在后面跟着。
该回家了，她走到楼门口，他一步从后面跨上来。
“累不累？”
“不累。”
“累，我就背你上楼。”
“不用。”她的心肠软了。
上了楼，他又开口了：“老伴，那我说的那事，你看，我欠条都给人家打了。”
“那你也给我打个吧。”
“打，打。”
“打了还不上咋办？”
“还不上，离婚。”郭明义笑了。
的确，郭明义在他妻子面前，从来没有过不去的时候。
一个女人能一辈子心甘情愿成全着一个并没给她带来富贵的男人，必有这个女人的逻辑。孙秀英的逻辑是，郭明义这人有爱心，看不得别人受苦，天天做好事，积德。回到家，又知疼知热，跟这样的男人过日子，有滋味，心里踏实。
结婚几十年，在鞍山市第四医院做护师的孙秀英，每天骑车到单位后，一定会接到郭明义的一个电话：“到了没？”“到了。”“那行了。”电话挂断。
郭明义爱唱歌，常常在妻子忙完家务后，拉她坐下：“老伴，我给你唱支歌。”那首《说句心里话》，唱得百转回肠。
郭明义爱写诗，专门给妻子写了一首《飘逝的记忆》。他朗诵给她听，听得她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淌……
２００９年，郭明义由单位组织“红色旅游”，去了一回井冈山。临出门，妻子给他塞上１０００元钱，又怕他被人骗了，嘱咐一句：“回来不用买东西。”
一个星期，郭明义回来，拿出一只亮闪闪的戒指。
“老伴，给你买的礼物，戴上试试好看不？”
“好看，多少钱买的？”
“别问了，反正你给的钱够用。”
妻子欢天喜地。后来同去井冈山的人告诉她：“嫂子，那戒指是老郭花２８块钱买的。你给他的１０００块钱，这一路都捐了。”
妻子依然欢天喜地。为啥？
一个大男人重义轻财，尽做好事。出门在外，没给自己带回半根草，却给媳妇捎回一个戒指。尽管只花２８元，那也是他心里有她啊！
孙秀英这辈子认定了郭明义。
于是，在外人看来不知要闹出什么事的事，在这个家都风轻云淡。
矿上分房子，郭明义本可以要，可每次都放弃了。媳妇问起来，他说：“还有住得比咱更困难的。”“那好，下次吧。”“下次，下次。”下次如故。
家里的电视机一连送出三台，孙秀英猜准是老郭碰上了特别困难的人。女儿为此闹情绪，她就做女儿的工作：“以后再买大的。现在没了电视看，你复习考学更专心啊！”
老郭骑的自行车先后送出去三辆，送一辆，孙秀英就再给他买一辆，直到郭明义自己说：“我不骑了，走着锻炼身体。”
郭明义的劳动服、大头鞋，常常早上新的穿出去，晚上破的穿回来，不知和多少有需要的工友换过。孙秀英一声不吭，只要破的穿回来，第二天一准去商场给他买回新的。
老郭三天两头献血，孙秀英掉过泪，老郭就把自己年年指标合格率总在矿上前５位的体检表拿给她看。她不说话了，能做的就是，暗暗瞅着，一等老郭哪天献血，回到家，准有一大碗红烧排骨。
她对老郭说：“你做这些事只要感觉幸福，我也跟着幸福。”
有人说，郭明义身后有个了不起的媳妇。
孙秀英说：“跟着老郭这样的人，我情愿！”
“我做好事就最幸福。因为只有做了，我才能保持与善良人们的沟通，才能感受这个世界的气息，感受这个社会的力量”
郭明义出名了，他不曾为这个“名”有什么感觉，但却为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他的感召下，愿意和他一起做善事、做好事而感到由衷的幸福。
他说，这些年，正是因为这种幸福感，激励他一路走来。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齐大山铁矿工人张国斌１３岁的女儿张郝不幸患白血病。近３０万元的手术费以及不到十万分之一的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比例，让这个普通工人家庭几乎崩溃。
郭明义听到消息，连夜赶到鞍山医院，抱住失声痛哭的张国斌连声说：“有大伙儿在，别怕。一定要把你女儿救活！”
他回到矿上，立刻发动工友捐款，在很短时间汇集了３万元。
没几天，另一位工友刘孝强的儿子身患重度再生障碍性贫血症的消息再度传来。
挽救两个孩子的生命，都离不开造血干细胞。郭明义用大半个晚上，写了一封情深义重的捐献干细胞倡议书，第二天，就挨着个的车间、班组去读，读完了，再扬着脖颈唱一首《爱的奉献》。齐大山铁矿２１个车间、１２６个班组，他全部跑了一遍，读了一遍，唱了一遍。
之后，他又瞄上了工人们下班必去的浴池。这些年，热心的郭明义一直是浴池的免费“搓澡工”，大伙早习惯了。可打这天起，他们发现，他一给人搓澡就会问：“知道造血干细胞不？”然后就是一番“普及”。搓完一个，普及也差不多完了。他凌晨盯着夜班工人搓；傍晚，盯着白班工人搓。搓一个，讲一个，最多的一次两小时搓了２０个人。
人心换人心。后来工人一见他要上来搓澡，就心疼地赶紧撂下话：“老郭，甭搓了，这就像我们自己孩子的事，没折扣，捐！”
在矿山３０多年的老工人张毓春说，为啥老郭的话有号召力，因为他拿咱工人当兄弟！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７日，齐大山铁矿的４００多名职工参加了郭明义发起的第一次捐献造血干细胞活动。
郭明义又走进鞍山人民广播电台，呼吁全社会帮助。直播间里，他悲伤失控，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节目还没做完，就有３０多人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要求献造血干细胞。到了医院，一两百人争着做配对检查。
张国斌的女儿成功配型，目前病情稳定。
刘孝强的儿子却不幸去世了。临走，他还在对父亲说：“我要努力坚持，郭伯伯一定会找到配型！”
每一个捐献者，都因为做了这样一件事，内心经历了许多以前没有的东西。
在矿山当司机的郭明义的老同学李树伟，自称“一直是个调皮捣蛋的人物”，看在老郭的情面上捐了干细胞，突然发现，长这么大就从没这么高兴过，感觉人生不一样了。他后来又参加了郭明义的爱心联队，献血志愿团，最后又学老郭，连遗体（器官）也捐了。
和李树伟一样高兴的还有后来配型成功的青年工人许平鑫，他是在浴池里从郭明义的嘴里知道了造血干细胞的。没有想到，他最终成为全国第１０６６例、鞍山市第五例造血干细胞的成功捐献者。在沈阳接受干细胞采集之后，郭明义专门赶去医院，上前紧紧抱住他，在他的脸上使劲地亲了一口。
工友们说，许平鑫救人一命后，性格都变了，爱笑，天天高兴。
许平鑫说，跟老郭做这些事，让我感受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快乐，不同于吃喝游玩的快乐。
受郭明义感召的人，不仅仅在矿山。
矿山附近有个小门脸“艳丽馅饼店”，女老板李艳丽在１５年前的一个凌晨开店看到摸黑上早班的郭明义，心里想，这人怎么那么辛苦？后来，这个辛苦的人每次路过时，都会挥手行个军礼。她喊他郭大哥。他从没买过她的馅饼，可常搭手帮她干点力气活。有一次馅饼店失火，他匆匆跑来问，需不需要我组织大家给你捐款？从此她认定，遇到困难找这个人指定好使。
她从广播里听到郭明义为两个白血病患儿发起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倡议。第二天一早就叫住郭大哥：“我能捐不？”郭明义又惊又喜。这个每天靠一块五毛钱卖两个馅饼过日子的小生意人，成了郭明义的爱心同盟军。
有一个叫李德云的中年妇女，丈夫病逝，自己没工作，靠每月９０元钱的低保生活。第一次认识郭明义，他正在街头散发红十字会的材料。得知这个普通人常年献血，她十分吃惊。
知道她一个人生活不容易，郭明义常打来电话，问寒问暖，总有一句话：“有困难，就吱声！”有一次，老郭专门给她捎去了一袋味素，一双袜子。李德云捧着这两件东西落泪了。
“郭明义让我真实地看到了人间的温暖。认识他，对我的灵魂是一个提升。”她把味素和袜子送给了一个比她更困难的残疾人。再之后，她捐了血，捐了血小板，还成为遗体（器官）捐献的志愿者。
郭明义就像一支火把，燃烧自己，照亮了更多人的心。
他曾受过讥笑，被人称做“郭大傻”。有一次，一个路人把他发送的材料劈脸打回。他捡起来，继续发送。身边的工友替他难过。他笑笑：“这有啥，做好事呐！咱啥也不图，就没什么能伤得着咱。”
郭明义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凝聚起越来越壮阔的爱心大军。
２００６年以来，他８次发起造血干细胞的倡议，得到１７００多名矿山职工和社会人士的响应，占鞍山市捐献造血干细胞的1/3。
２００７年以来，他７次发起无偿献血的建议，６００多人累计献血１５万毫升。
２００８年以来，他发起成立的“郭明义爱心联队”从１２人发展到２８００多人，捐款近４０万元，资助了１０００多名希望工程特困生。
２００９年以来，他发起成立的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俱乐部汇集了２００多名成员，是目前中国人数最多的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俱乐部。
如今，郭明义精神的光芒已从鞍山洒落到更广阔的土地上——
１０月１５日，全国第一个省级郭明义爱心团队——重庆大队举行授旗仪式；
１１月２日，郭明义爱心团队济南钢铁大队成立；
１１月１６日，“郭明义班”“郭明义爱心支队”在辽宁科技大学成立；
更有无数的人以无声的行动，成为郭明义的追随者；
……
世界上什么最幸福？
郭明义认真地瞪大眼睛：“什么最幸福？我做好事就最幸福。因为只有做了，我才能保持与善良人们的沟通，才能感受这个世界的气息，感受这个社会的力量。”
他扬着头，孩子一般地笑了，像蔚蓝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