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三次封建文化大革命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封建文化大革命，第一次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是新兴地主阶级革命的伟大前奏，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文化革命，奠定了统一的中华文化的基础，对中华民族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二次是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和陶渊明为代表的魏晋文学屏弃礼教崇尚自然的文艺复兴，第三次是以韩愈柳宗元为领袖唐宋八大家为代表以柳宗元的批判奴隶制的“封建”制度的“封建论”为代表作的古文运动，都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继续，都以批判儒教中庸，烦琐的形式主义和封建后世靡靡之音的腐朽文化为方向，都秉承了百家争鸣的文化思想路线之争。古文运动中，批判封建制度的（实际是奴隶制度）以柳宗元的“封建论”为代表作，批判腐朽的佛道文化的有以韩愈的“原道”等为代表作，其维护“先王到孔子”的“仁义说教”是局限性，是古文运动中的错误的思想指导路线。古文运动的开展也带动了唐宋诗词的繁荣。
一，魏晋文学
1，建安文学
建安是东汉献帝刘协的年号(196—219)，但文学上所说的建安通常是从黄巾起义算起，即公元184年前后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公元239)，前后共计五十多年的时间。
汉末政治、军事的割据和异端思想的崛起，扫荡了经学牵强附会、烦琐求证的作风，曹操以刑名法术进取天下，于鞍马间为文，用语简捷，词风峭厉，不容斟酌。即一般文人所作，指事写意，皆不傍经典，直抒胸怀。
汉代末年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已不复存在，文人脱卸了道德与礼教的重压，重新发现自我，往往能率心任性，表达真实情感。
汉末群雄割据，诸侯并起，战国之世，仿佛再现。为文人实现抱负，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遇和选择机会。文人议论时事、抒写情志，都力求表现自我，气盛词壮。
建安时期，曹操虽为文质朴，但因文学已经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其独特的个性开始受到文人自觉的重视，文学之渐趋华丽，成为时代风气。
曹操为制约诸侯，协调本集团内部的等级关系，无法全然否定儒家的伦理纲常与道德规范。因此，他对儒学、礼志又有一定的认同。
对于曹操，鲁迅说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
曹植诗歌的艺术风格是“骨气奇高，辞才华茂”，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把五言诗的艺术提高到更高的地步，是文学上推崇的“建安风骨”的代表。
曹操罗织文人于邺下，政治上的考虑大于文学。“诸子在魏，犹孟子在齐，不治事而议论。魏武看诸子，俱是书生无济，然不收之，则失人望，故用之以充文学。”
建安七子之称，始出曹丕《典论·论文》。计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七人。其中孔融年辈较长，且在建安十三年（208）被杀，实际只有六人参加了邺下文学活动。
2，竹林七贤
由于司马氏借名教杀人，依附于曹魏集团的人士往往以“自然”对抗“名教”，从而导致玄学的兴起。又因为政治上的高压，汉末以来的清议脱离时政，演变为清谈。清谈与玄学结合，进一步推动了玄学的发展。魏晋之际，玄学既是政治斗争的思想武器，又是文人保性全身的手段，更为文人纵欲任情提供了口实。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玄学的普及使老庄哲学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完成了它对于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发扬了道教“小仁义”“崇自然”的批判礼教的精神。它对于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和文学的风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刘伶、王戎、阮咸、向秀、山涛。
才性至上说、才性离异说的兴起，促使两汉以来注重事功的人生价值观向着魏晋的尊重个性、重视人格完美、精神自由方面转化。
魏晋之际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直接影响到人物的评议标准、文人的人生态度乃至文学艺术的美学境界。诸如神气、神情、神韵、神貌、风神、风韵等概念的提出，表明人的个性以及与此相关的以形写神、形神兼备、遗形取神的表现方法已受到作家、艺术家的相当重视。
名教者，依魏晋人解释，以名为教，即以君臣忠孝之义为教，是入世求仕者所宜奉行的，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是相违背的。
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这更暴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于是在文化上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
西晋名士愤激于司马氏的以名教杀人，更多的时候则是对名教及名教的思想基础六经持强烈的否定态度。
西晋文人努力摆脱外在事功与理性规范的束缚，而渴求皈依自然，发现自我。嵇康的“师心以遣论”，阮籍的“使气以命诗”（《文心雕龙·才略》），正说明西晋文人在相当程度上追求自然心性的解放和创作心理的自由。
以言绘象、以象明意，追求言外之意、象外之旨，遂使意象、意境成为魏晋之际诗歌追求的最高美学理想。
阮籍对现实不满，鄙视礼法之士，但不像嵇康那样刚峻激烈，以佯狂掩饰自己的狷介。
嵇康对司马氏的行事极为厌恶，坚决拒绝与之合作。友人山涛为尚书吏部郎，迁职后举康自代，嵇康特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以示决裂。书中提出做官“七不堪”、“二不可”，宣称他“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锋芒直指司马氏所标榜的礼法名教。
嵇康也受到老庄放达无为、亲近自然思潮的深刻影响，希望自己能够摆脱外物牵累，实现精神上的逍遥自由。但嵇康从小养成的刚峻激烈的个性使他难以达到老庄那种贞静守雌，不忤外物的夷淡冲和的境界，无法用明哲保身的手法来保全自己，压抑不住对污浊现实的愤慨之情，并发之言辞。终被司马氏所杀。
3，西晋文学的堕落和陶渊明“田园文学”的兴起
司马氏既以名教为武器翦除异己，又以禅让方式窃取政权，更须兴儒学、修礼乐、存教化、明尊卑以巩固政权。故司马炎称帝以后，尝以儒学传家自诩，而羞言为将门之后。尊儒崇文，乃成为西晋立国的基本国策。
“人之生也，奚为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列子·杨朱》乃晋朝人伪作）    ，此言可视作晋人享乐主义之宣言。
两晋侈靡豪奢，享乐淫逸之风，弥满朝野。
文学也逐渐弃却建安的刚健、正始的壮丽，而渐次流入绮靡。
陶渊明生在晋宋易代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斗争剧烈，门阀制度森严。陶渊明初怀着济世壮志，从二十九岁步入官场，之后十三年仕隐无常，四十岁时彻底归隐，之后亲自参加农业劳动，表现了厌恶官场，粪土功名利禄的高洁人格，六十三岁病逝于家。
他一反当时贵族文士轻视劳动、鄙视劳动者的偏见,“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
他的道家思想，继承了西晋文人道家精神批判现实的一面，但其中老庄的消极避世、清静无为、顺适自然的思想，又给予他以消极的影响。
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
陶诗的语言质朴而简炼，用字不追求新奇和藻饰，而是努力寻求精当的语句，自然贴切恰到好处，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同他的诗歌的题材、风格协调一致。
他一扫晋宋文坛雕章琢句的华靡之风，感情真挚而强烈，风格质朴而自然，使人可以洞悉诗人坦露的胸襟，听见他那诚挚而又激愤的心声。欧阳修曾高度评价他的作品，甚至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重要诗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形式主义之风盛行之时，诗坛上充斥着谈玄悟禅、模山范水之作。形式上刻意追求绮语浮词、铺锦列锈。陶渊明却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的诗作卓立于诗坛，表现出革新精神。陶诗给了后代诗人丰富多采的艺术营养，并且直接影响着唐代诗歌创作黄金时代的到来。
二，古文运动
1，古文运动的发起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两汉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
韩愈、柳宗元则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当时有一批学生或追随者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
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扩大了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
2，古文运动再度兴起
五代到宋初，浮靡华丽的文风再度泛滥
真宗朝和仁宗初年，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派”，追求声律骈丽的形式主义思潮，席卷了当时文坛。到石介诸人出来，才给延续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风以有力打击。
宋代的古文复兴，要到欧阳修倡导之后，才形成一场运动。
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带动了一支写作队伍。他的同辈苏洵，学生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苏轼门下又有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树旗帜，扩大影响，从而使宋代古文运动达到波澜壮阔的地步。
宋代古文，进一步奠定了韩、柳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的基础,更有利于表达思想,也更便于为人们接受，发扬了他们开创的新的散文传统的精神。
唐宋八大家为：韩，柳，欧阳，王安石，曾巩和三苏。
中国三次封建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华文化人才辈出的时期，是灿烂的中华文化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