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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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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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我与中国》（美）罗斯·特里尔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8月
青年和老人最后都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反思——他们受到了怎样的待遇，他们从中学到了什么，他们又是怎样应对的。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不会跟外国人谈论那段错综复杂的岁月。在1971年、1973年和1975年访问中国时，很多中国人——从汽车司机、学者、理发师，到火车上同行的乘客——跟我讲基层的生活，但绝口不提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重大问题的真正看法。后来，中国共产党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做出了重新评价，整个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言论都放开了，对那段历史记忆如泉水般涌现。
1971年夏天我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旅行，这是在周恩来和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惠特拉姆进行会晤之后。在西安，我在一次吃饭时问周南（他是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和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他在20世纪60年代是否亲眼看到过焚书。“不是我的书，我收藏的名著还在，”他笑容可掬地答道。
“动荡的那几年，你把它们锁起来了吗?”
“没有。”
“如果红卫兵到你家里要烧你的书，你怎么办呢?”
“我会向他们引用毛主席的话，说服他们，使他们认识到错误，”他说道。
诗歌是很神奇的，周南竟能利用唐诗将激进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中的恐怖之情表达出来。他借助唐诗来控诉当时的恐怖。他是一个非常平民化的人，家庭成员的关系比较亲密，还是一位热心的读者。他讨厌对红卫兵进行彻底审问。不过他很善于对付他们。他在回忆录《遥想当年羽扇纶巾》（2007）里，经常用“文革”或“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来描述这段历史。
其他许多人都没有逃过迫害。1964年那次在米市大街教堂与赵复三牧师见过一面后，20世纪70年代之前我们就没有再联系过，我在最近的一本书《8亿人》的致谢中提到了牧师赵复三，“1971年我没有见到他，但常常想起他。”不久后，赵复三结束了下放的生活返城回到北京——不过不再是牧师了——我再次见到了他。他把我拽到一边，跟我说:“谢谢你在《八亿人》中提到我，我在农村时看了这本书。它支撑着我活了下来，特别是书里面提到我给了我巨大的鼓舞。”
北京大学政治学的一位朋友被越南战争和“文化大革命”弄得像坐过山车一样，云里雾里，不知所措。“我曾积极拥护北京-河内团结一致，”她告诉我说。“我甚至请求上战场。”但是她得罪了北大的红卫兵。“我的罪过就是读了密尔顿的诗。”密尔顿是她钦佩的英国诗人。后来中越之间发生了冲突，她才清醒。“两边都不信任我，”她伤心地说道。“越南是如此，中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
这位政治学专业的朋友跟我谈到“文化大革命”说:“这是民意的失误。”她沉默了一会，好像在回忆痛苦的往事。“我们就是没有认识到，反对帝国主义是多么的危险……其实只要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