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建设部副部 长：中国城市规划创新与继承八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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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副部长历数
中国城市规划八大问题
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近日向“2007城市可持续发展国际市长高层论坛”提交的书面报告中，指出了目前城市规划领域存在的八大问题。 一是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不少城市的形象工程与基础设施短缺并存；二是急功近利的规划调整，不顾实际提出要建国际化城市；三是寅吃卯粮的圈地运动，盲目追求任内政绩，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四是破坏资源的过度开发，历史文化和风景旅游资源遭受严重破坏；五是盲目布局的基础设施，盲目追求大而全、小而全，各自为政；六是混乱无章的城郊用地，用地混乱，污染严重，环境恶化；七是任意肢解的城乡规划，以权代法，随意干涉正常的；八是屡禁不止的违法建筑，任意改变建筑体量、高度和用途。（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
破解我国城市规划中面临的问题规划管理
当前，由于多方面的因素，我国的城市规划工作既面临重大的机遇，又遇到诸多问题。专家认为，梳理、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入手，并特别注意正确处理好“规划和决策”以及“规划和开发”的关系，使城市规划工作真正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发挥建设性指导作用。
梳理和认识我国城市规划面临的问题需从三个层次入手
两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周干峙认为，城市规划是一项综合性、全局性很强的工作，在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中处于龙头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市规划始终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与政治经济发展的目标，历史经验丰富，巨大成就也有目共睹。但毋庸讳言，我国城市规划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其中，既有宏观环境方面的障碍，也有自身能力的不足；既有指导思想上的缺失，也有具体技术上的滞后。
周干峙认为，梳理和认识我国目前城市规划中面临的问题，应该从三个层次入手：宏观层次（国家层次的问题）、中观层次（部门层次的问题）和微观层次（专业层次的问题）。
宏观层次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城镇化的方向、城乡建设的方针、环境保护的目标、资源利用的要求、城市经营管理方面的改革和法制的健全等。这些在国家政策方面的宏观问题是制定规划的前提条件，决定了城镇建设的大方向。资源、环境是制约性的前提条件，也决定了规划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而管理体制和法律规范是一切规划实施的基础条件和保障，它反过来影响着规划工作本身。
中观层次方面的问题主要是部门直接抓、直接影响规划工作的一些综合性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如何确定城市发展规模。这是编制规划的首要问题，应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前景和各种人口增长规律，经研究论证后确定。但当前尚有不少不确定因素，许多城市规划按城市化增长率，比现状翻一番计算。总体上缺乏依据，带有盲目性。
2、如何控制好土地资源，合理安排生产和生活用地。近几年来，由于规划土地控制不严，城市土地资源流失量很大。同时，我国城市工业用地比重过大，尤其是在新工业区、开发区，发展备用地都很宽敞，而居住区密度过高，而且还有不断插建之势，既不宜于人居，又不符合长远利益。
3、如何对待原有建筑和保护历史文化古迹。目前不少城市以少占地和30年房龄就够本为由，兴起了大拆大迁之风，甚至许多建筑未使用几年就以各种理由被爆破重建，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对于文物保护，我国目前已经有法可依，但有历史价值又未被列为文物的历史街区和建筑尚未得到有效的保护，处于不断被拆迁的境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保护文化遗迹，主要是观念问题，决不可以新为荣，以洋为贵。
4、如何安排好城市中的大型公共工程。大型公共工程是城市规划中的亮点，有较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影响，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当前这一方面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屡禁不止。这些建筑既超出实际需要，又超出国家和地方经济实力，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5、怎样正确理解城市现代化和城市面貌，做好大城市规划中市和区的规划问题。某些城市对城市现代化的理解严重滞后，就超高建筑和稀奇古怪的建筑相互盲目攀比，片面追求高、大、洋，结果造成千城一面的局面。在同一座城市，有的区过于强调对市的总体规划的独立性，甚至形成“强枝弱干”的局面，模糊了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对城市总体规划发展不利。
6、如何看待请外国专家和中国人自己规划设计的问题。当前某些城市存在一种倾向，就是迷信洋人，苛求国人。许多城市总体规划，以至城市发展战略要国际招标，甚至连县城规划也非请国外专家不可。但事实上，城市规划不同于工程设计，与经济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请外国专家所做的规划，成功的极少。在建设设计方面，各种类型的民用建筑，我国的建筑师已经具备自己的经验和相当的实力。
微观层次是规划工作的技术基础。当前有几个比较突出的专业规划问题宜严肃对待：
1、更新规划内涵。传统的城市规划侧重于物质规划，后来强调空间规划，现在强调科学规划、和谐社会。而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和谐城市之上。诸如城乡、人口、贫富、教育和保健等社会问题，都和城市规划关系密切。因此，城市规划中必然要有一定的社会规划内容。
2、改进规划方法。长期以来，各城市都按照规划编制办法分阶段编制规划。每一阶段都是一次性规划，然后按规划执行，但由于客观情况变化，规划在实行中不断修改，而背离了原来的方案。考虑到规划条件的不确定性和实施中的双向性，城市规划必然应着重做好近期规划，而且应有分期修订的要求。
3、适应信息化发展，做好城市交通规划，及时缓解交通拥堵问题。信息化包括信息技术手段的普遍应用，将深刻影响今后城市活动的发展，必须要使规划跟上信息化的发展步伐。搞综合规划的规划人员应掌握新一代交通工具和智能化的交通管理引导等专业知识，尽快改变交通系统规划比较滞后的局面。
4、城市设计和大型公共建筑与城市规划相结合。城市设计和大型公共建筑的建设，必须符合城市规划的要求，不能忽视城市特色和历史文化。规划人员的指导思想必须要有相当的提高和拓宽，否则就难以起到指导作用。
三个层次的规划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系统。做好微观层次的规划，将会有力地支持和提高中观层次的规划，而中观和微观层次的问题解决好了，也将有力地推进宏观层次问题的解决。三个层次互动互济，就将更为有力、有效地推进规划作用的发挥和促进总目标的实现。
解决我国城市规划问题需处理好两个关系
周干峙认为，城市规划是实践性很强的工作，要特别注意处理好“规划和决策”以及“规划和开发”的关系。
规划工作本身带有很大的决策性。在城市中观和微观规划中，规划本是决策的制定者。简单的程序就是规划工作者提出方案，由政府作决定。但随着政府对规划工作的重视，特别是考核市长政绩的机制，致使某些市长借以扩大个人的决策权限，对城市规划方案作出十分具体的决定，甚至用市长的个人专断取代规划部门的科学规划，从而导致规划部门对诸如城市布局、重大项目和设计特色等等的规划作用，被大大弱化了。
同时，由于目前我国土地利益的分配机制尚不够完善，土地收益已成为城市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开发公司和城市政府部门成为主要得利者，从而决定了开发公司与政府的结合，而且由开发公司决定规划方案的修改。不少城市开发的立项、标准、技术方案变成了以开发公司为主体。如果碰到对规划有不同意见，就通过城市领导来贯彻实施，规划与开发的关系完全被颠倒了。
周干峙说，“规划与决策”、“规划与开发”的关系问题是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体制条件决定的。有一些市长越位和开发商越位是我国过渡时期特有的现象。特别是开发商可以对城市规划产生决定性影响，意味着代表公共利益的城市规划倾向企业利益和部门利益，这在世界许多国家不能被接受。在许多国家城市规划本身是代表政府的，市长负责全面工作，起政治家的作用，而不是起规划师、工程师的作用。
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问题
一、城市化的目标必须明确
当前我国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二是更新改造现有的老城市、老城区。因此，当前我国的城市建设有两个着眼点，一是如何更多地吸纳已经进入工业生产和服务业的农村人口，二是如何建设低成本和高效率的城市。
我国的城市目标必须围绕着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进行，这个战略就是将被耽搁的城市化进程补回来。80年代和90年代整整2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与城市化进程不同步，工业化领先于城市化。最近这个10年，必须在战略上加以调整，通过调整社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变化，通过增加城市人口，增加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比重。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城市化运动，第一波城市化运动是沿海开埠带来的第一批半殖民地城市，象香港、上海、天津、青岛、哈尔滨等，这些城市具备了现代工业城市和商业城市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中国内地城市的现代化变化。
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受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影响而中断了十几年，第二波城市化运动起始于1949年建国之后，这一波的城市建设主要是诞生了一批工业城市，如克拉玛依、大庆、十堰、攀枝花、石河子等。但由于这一时期的城乡户籍分割和计划经济资源配置，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展十分缓慢，城市化率仅仅提高了五六个百分点，由解放之初的8%增加到70年代末的16%左右。
我国的第三波城市化运动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这一波城市化浪潮由于受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影响，前20年间进展不大，只是冒出了深圳、北海等几个开发区式的新型城市。90年代后期，这一波城市化运动开始加速，估计这一波城市化浪潮将持续40年的时间，到2020年结束。届时，我国的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45%左右。
总起来看，中国的城市化运动还任重而道远，农民人口的基数还很大，要使目前的9亿农民进入工业化并不容易。但工业化的后果必然是缩小农业产出，从能量守衡定律来看，大量的工业产品将替代早先农产品的功能，农业生产规模将不断缩小，这是必然的趋势。
从工业发展的自身规律来看，集中发展也是必然趋势。集中发展带来的是聚集效应，集中发展可以大大减少分散发展带来的空间成本。我国80年代兴起的乡镇企业之所以后来未成气候，主要是分散发展的结果。这一波工业化由于户籍分割和分散发展最终宣告失败。今天，我们必须汲取80年代的经验教训，握紧拳头集中发展，这是整个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不仅工业企业要向工业带集中，人口也要向这些工业地带集中。
从最新的动向看，今天各地的工业园区很可能是未来新兴城市的雏形。但中国的城市发展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是继续扩大老城市的规模，二是依托新兴的工业园区建造新型综合型服务城市。但是，由于思路上的问题，许多城市发展的目标并不清楚。那些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老城市如何实现这场产业的调整和社会人口的调整，城市如何具备实现这些调整功能？都需要各地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二、当前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在当前的诸多问题中，第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防止城市利益集团独享公共福利资源。象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仅集聚着巨额的国有资产，更集聚着大批的公共福利设施。生活在这样城市中的市民，不仅实际上拥有更多的国有资产，更拥有比其他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多得多的公共福利和服务设施。这些公共福利不仅表现在社会保障方面，更表现在教育、医疗、文化、通讯等设施方面，一句话，城市人比农村人有着更多的教育、医疗、旅游条件，大城市人比小城市人拥有更多的生活便利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凡是拥有公共福利资源多的城市，都对外来人口实行了限制的政策，这种限制的本质是阻止外地人分享这个城市的公共福利资源。这就是一些城市实行“高门槛”政策的根本原因。但如果一个城市中公共福利资源很少，这个城市对流动人口就缺乏吸引力。许多流动人口之所以涌向大城市，关键是这些城市比其他城市有着多得多的就业机会和福利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实施统一的国民待遇，打破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身份歧视，公平公正地对待外来人口。我们的目标是实行整个国家内全体人民的均衡发展，缩小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不是为了一小部分人畸形发展。因此，中国下一步城市化的根本任务减少对城市利益集团的保护，实施自由迁徙、公平竞争原则。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为城市建设和发展搞的政绩工程与人民群众的矛盾问题。当前我国兴起了一个新的口号：“经营城市”，我认为这个口号值得斟酌。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产生于政府官员需要的口号，是一个政府的概念，而非市场的概念。官员理财，理得是财政之财，而不是城市之财。政府与市场的界限要有所划分，哪些领域是政府“经营”的范围，哪些领域是市场经营的范围，各地政府官员要搞清楚。要防止一些城市借经营城市的理念过多地参与经济活动，政府要尽可能多地退出经济活动，政府财政应当主要来源于工商业和所得税税收，而不是来自于土地。许多城市之所以提出“经营城市”的概念，是因为看中了土地这块还未市场化的公共资源，特别是看中了周边农村农民的土地资源。之所以看中了土地资源，是因为在土地问题上，政府和开发商有大利润可赚。
但我要坦率指出，这些利润大多是通过对农村农民和城市市民的剥夺而廉价得来的！城市的土地和周围农村的土地是一块产权未明的资源，许多城市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正是趁当前我国土地产权未明的状态而大肆掠夺这块资源。由此产生出当前我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失地农民和失房市民以自焚方式进行抗争的现象。
三、政府的“经营城市”行为与拆迁投诉上访事件大幅增加有什么联系？
据报道，8月24日，南京市长江路邓府巷拆迁现场发生重大惨祸，数名生活极度贫困但被逼搬出住宅的市民在邓府巷拆迁办里自焚，至少10人被送往医院抢救，其中8人可能不治身亡，可能还包括1名拆迁办工作人员。之所以发生此类悲惨事件，主要是南京市政府一味搞城市形象工程而导致的恶果。南京市的搬迁户以旧式老宅为主，居民住房面积普遍不大，并且以贫困户和五保户为多，很多人家都存在老人重病、孩子要上学、自己却又下岗的窘境，这种地块的居民多半是城市贫民。而此次拆迁政府给予的拆迁补偿安置费过少，普遍不足10万元，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老住户搬出旧房就意味着要露宿街头，因此，在南京市玄武区政府死命令之下，点火自焚的事情是不可避免发生的。
最近一个多月里，至少有三起自焚事件与征地和房屋拆迁有关。9月15号，一位名叫朱正亮的安徽农民因为对当地的拆迁工作不满，在天安门广场自焚，抗议政府拆毁他在安徽省的住房，被烧成轻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9月25号，一位35岁的王先生在北京郊区自焚，为了抗议有关部门拆毁他的住房，拆迁是为新的建设项目腾地。自焚者的姐姐说，拆迁部门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补偿，我们老少三代五口人，发给的搬迁费不够买楼房的。
这些因为房屋被拆迁而导致人员伤亡的悲剧在中国并不是个别现像。根据统计，从去年一月到七月，全国因为房屋拆除引发的三级以上的事故共有五起，造成26人死亡，16人受伤。与拆迁有关的投诉也越来越多。今年前八个月，信访局就收到了11641封有关拆迁问题的投诉信件，比去年同期增加50%，上访人数为5360人，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将近一半。
我所居住的北京市回龙观文化居住区，9月以来小区居民已经游行、上访数次，为的是抗议开发商天鸿公司违反合同，侵占绿地，欺诈业主。请看照片：工地边上的横幅标语、愤怒的人群。最近，居民们见事情毫无结果，正酝酿着发动上千人去北京市政府进行集体上访。
这些事件都集中反映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即政府政绩和房地产开发商赢利之间与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尖锐矛盾。一边是政府要政绩，要城市形象，一边是开发商要发财，一边是老百姓要维持基本生存。在这种矛盾中，我们的政府官员要以普通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千万不能与开发商相互勾结，侵害平民百姓的利益。
在这里，城市的官员们要端正一个观念，即我们建造的城市主要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不是为少数富人服务的，城市建设的成本要低，不能起点太高，拒人于千里之外。一个城市里可以开发小片适合富人和权贵居住的高级住宅区，但大部分城区必须是低价格的消费居住区。如果一些城市特别是一些新开发的新城一上来就起点太高，极有可能出现房卖不出去也无人来的后果。
与此同时，要防止城市建设部门的官员与开发商联手谋取私利，要防止官商勾结大发不义之财。四川成都西部的邛崃市推出了由一家私营企业承包开发一座新城市的创新项目，这家企业最后将以BOT方式将城市卖出。这种模式还有待于探索，在这里，重要的是政府与企业一定要划清界限，既要使开发商合理地获得开发利益，又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和城市建设。
四、各地政府要正确处理好拆迁矛盾
就在我整理这篇发言内容时，上海一家房地产网站上透露了这样一个消息：9月30日凌晨，被上海警方在北京抓捕的85名上访上海市民，被近百名警察用四辆大型警用巴士，途经上千公里用了20个小时的时间一直押解到上海，分别关入上海蒙自路430号的原上海收容遣送站、上海青浦政法休养所。上海警方告诉这些被关押的民众，他们将在上述两个地点关押15天，期间要给他们办改造思想的“学习班”。
唐少平、沈永梅、萧又青、陈军等85名上访民众，被上海警察从熟睡的被窝中抓起，警察没有对他们出示任何法律手续。但他们都遭到了非法搜身和收缴手机等私人财物，并且遭到审讯逼迫交代上访的策划人、向国际媒体联系和通报的人等情况。
被关押的民众由于不服警方的违法压制，已有一些人开始绝食抗议，有的人表示自己也象那些悲愤的自焚者一样不想活了，目前事态会如何恶化难以预测。另外，这些被关押者的亲属200多人，在得知自己的亲属遭到如此侵害后，于10月1日上午前往上海市府强烈抗议，但是抗议者中的一些人也遭到了抓捕，到晚上有部分人被放回家。
上海有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强制拆迁中其财产权利、人身权利遭到严重侵犯，甚至有多起伤害致死或悲愤自杀的案例。上海被拆迁户被迫不停地申诉上访，并且得到专门帮助被拆迁户打官司的律师郑恩宠无私的法律服务，也曾经成功地将“上海首富”周正毅告上法庭，并导致中央拘捕调查周正毅的非法掠财行径。但是房屋拆迁的恶性侵权掠财并没有得到制止改正，反而是郑恩宠律师被无端逮捕起诉，被拆迁户依然是无家可归投诉无门。
这次80多人集体进京上访，是上海市民无奈的表现，是中国城市居民私有财产受到严重侵害的表现。这类事件的发生，已经足够引起中央政府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重视了。如何维护私人财产，如何给予合理的补偿而不是剥夺？各城市的管理者要有清醒的认识。象解放之初廉价剥夺公民私有财产的时代已经过去，打土豪分田地的时代已经过去。特别是今天受剥夺的已经不是地主资本家，而是穷困的平民百姓，对待这样的群体如果还不能公平对待的话，那么我们的政府就已不是共产党执政的政府，就成了资本家的政府，为虎作伥的政府了。来源:考试大-城市规划师考试走土地节约型的城市化道路
“城市化正在吞噬着大量的土地。发展城市化必须坚定的走土地节约型的城市化道路。”农工党山东省副主委宋修岐在此间召开的政协第九届山东省委第二次会议上发言时说，“劳民伤财的‘四大风’必须严肃查处。”由于最近山东省接连几起“土地事件”被国家有关部门通报以及央视的焦点访谈暴光，宋修岐的发言在与会代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近年来，山东省高度重视城市化发展，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目前，全省设市城市和建制镇建成区面积近４０００平方公里，有济南、青岛、淄博、烟台４个特大城市、潍坊等６个大城市、２０个中等城市、１８个小城市以及１２５３个建制镇，基本形成了以济南、青岛为中心，以沿海、胶济铁路、京沪铁路山东段沿线为骨干的城镇体系框架。
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土地资源短缺且严重不足的特殊省情，已经成为制约山东一切事业尤其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统计资料显示，该省人均土地只有０。１７公顷，不到全国的１／５，只有世界水平的７。５％；土地利用率已达８８％，大大高于全国７２。６％的水平；土地后备资源总面积约２００万公顷，人均后备资源只有０。０２公顷，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针对一些地方政府盲目加快小城镇建设，宋修岐说：“放弃发展小城镇的过时思路，进一步明确‘都市化’的城市化方向，大城市才是城市发展的主导。”他分析说，我国多年来城市化发展的实践证明，以发展小城镇为主导的城市化道路，违背了世界各国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是一条城市化成本最高、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欠佳的道路。专家研究，小城镇建设需要占用的土地资源要比发展大中城市多得多，小城镇人均用地需要４５０—５５０平方米，而大中城市人均用地６０—１００平方米，特大城市低于６０平方米。超过１００万人的城市综合发展成本，是人口少于１０万人以下城市的１／６到１／８，即小城市每吸纳１个人所付出的成本，相当于１００万人以上大城市所付出成本的６—８倍。规模收益和外部成本进行定量分析，规模过小的城市，规模收益低，政府负担的外部成本高，经济效益差；人口在１０—１００万人规模区间，才有真正的净规模收益，在１００—４００万人之间规模区间城市净规模收益最大。
针对一些地方城市化建设中存在的“四大风”（即大量兴建大马路、大广场、大楼、大草坪），不少与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接受记者采访时措辞激烈：“‘四大风’实际是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不能搞‘大跃进’。各级政府必须加强规划监督，加大执法力度，强化对土地利用的控制。”
宋修岐建议，一是科学规划。规划是合理利用的前提，要有先导性、超前性，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又要考虑可持续发展，不能只顾眼前。要以非常严肃认真、科学的态度，正确处理好发展经济和保护土地的关系。二是打破传统落后的城市化观念，让城市化置于市场化的框架之下，尤其是要改变过去那种依靠“县改市”、“县改区”、“乡改镇”等通过“翻牌”方式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做法，切实提高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实质性刺激和带动作用。三是要进一步强化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高度垄断，严格控制建设用地供给总量。在招商引资方面，重视单位面积的投资率，按投资率大小确定土地价格。四是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治理土地市场秩序，严格管理各类开发区，严肃查处违纪、违规、违法现象和执法不严问题。对地方政府作出的相关政策和规定要集中进行整顿，凡是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内容，一律废止或进行修订。
据悉，与会代表的建议早在去年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山东省委、省政府。山东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秘书处提供的一份资料说，下一步城市建设重点抓好的几项工作包括，一是明确和完善城镇发展战略布局，重点发展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合理发展小城镇。二是改进和加强规划工作。重点抓好山东半岛城市群总体规划、山东海岸带规划和济宁都市圈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加强城市发展战略研究，提高控规覆盖率。三是制定完善促进城市化快速健康发展的政策。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深化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处理好城市建设与保护农民、市民利益的关系，妥善安置失地农民等。
如何走好城市综合减灾应急管理之路
应该说中国从城市层面上关注灾害始于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国际减灾十年”活动。那么，什么是灾害，什么是现代城市必须关注的灾害，由于“9.11”事件，由于国内外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的频发又有了新变化和新认知。尽管迄今没有一个国际学术机构对城市灾害准确下定义，也没有哪种灾害称作城市灾害，但城市是所有自然与人为灾害的巨大承载体，城市越现代化，其致灾易损性就越大，城市就显得异常脆弱。城市灾害几乎包含着灾害类型的全部，其灾害机理充满复杂的规律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持续致灾要素归纳为：地震、水灾、气象灾害、火灾与爆炸、地质灾害、公害致灾、“建设性”破坏、高新技术事故、古建筑防灾、城市流行病灾、交通事故、工程质量事故等。按建设部1997年公布《城市建筑综合防灾技术政策纲要》认定地震、火灾、风灾、洪水、地质破坏为现代城市主要灾害源。2003年春夏波及全球几十个国家的SARS病灾再次敲响了现代灾害的警钟，它强调现代化的城市灾害不仅指自然巨灾和人为事故，更涉及人为因素诱发的恐怖事件及新致灾源等。那么仅以全国四大直辖市为例，上述14种灾害虽共有，但也有一些各自特点的灾害如上海、天津都有风暴潮、台风的侵袭；重庆是地质灾害等。来源：www.examda.com
考虑2008年奥运会的建设及一流奥运会召开的安全目标值，北京排在前五位的应特别关注灾害类型是：极端气象灾害（暴雨洪涝、雷电、高温热浪、雾害等）；生命线系统事故（断水、断电、断气等）；高技术事故（含高技术犯罪及信息安全隐患）；地下空间致灾隐患（地下商业设施、地下交通、地下公共场所等）；恐怖与社会灾害（敌对势力的恐怖袭击、公共场所人员骚乱等）。
从综合减灾管理上看，要实施有效的城市综合安全管理要做几件事：应确立“大公共安全”的理念，打破传统对公共安全狭隘认识的限制，从综合减灾及城市总体上扩展公共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城市减灾作为一个公共产品，需要建立起与之相配套的公共安全社会化网络，在政府公益安全减灾的同时，加大减灾社会产业化的步伐；政府要进一步明确在公共安全上的定位；城市公共安全的态势及其问题，要求对国家及其各城市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进行创新型改革，重在解决管理分散、各单一灾种部门缺少相关勾通及协调机制的问题。为此提出城市综合减灾应急体系建设的如下对策：其一，综合减灾应急预案。我国及各大城市应对灾害及社会危机的现时政策不仅关注事中事后救援与抗御，更注重事先的预防。而这种预防已经提升为城市整个层面的预防，为具备这种能力，就要落实综合减灾协调机制，而其载体就是要编制研究推出可行的应急预案。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即刻启动预案将大大有助于抗救危机、减少损失、恢复常态。近年来国际社会已在减轻地震、洪水、核事故、化学品危害、火灾及爆炸、反恐怖、生物灾害等方面有一系列应急预案及成功作法，经过分析与提炼，可推出对我国城市有价值的预案编制原则及技术性规范。制定应急预案时必须研究如下问题。
一是编制应急预案时必须进行合理策划，突出重点，反映出本地区的主要事故灾害风险类型，避免预案间的孤立与交叉。二是城市应急预案应包括灾变预测预警机制；指挥机构的职权、任务、协调处理工作方式及方案；应急信息网络设计及信息整合制度；处理突发事件机构及救援队伍的种类、分布、数量、协调及调用；应急通讯系统的启用、各级政府通讯能力的统筹等。三是城市特殊灾害风险预案。城市在综合预案下面，还要针对可能发生的重大事故与灾害风险，明确其相应的主要负责部门、有关支持部门及其相应职责，或增加应急功能等。
其二，综合减灾体制建设。所谓综合减灾体制建设的危机管理模式核心是全面整合的模式，其管理体系体现着一种危机管理的哲思与理念；体现着一种综合减灾的基本制度安排；体现出一种危机管理的水准及整合流程；体现出一种独到管理方法及指挥能力，这应是每一个负责任的城市管理者应努力做到的。具体讲其综合减灾危机管理原则如下：一是全危机管理。要研究各危机事件的关联性，研究其转化为复杂性事件的途径。制定综合的战略、综合的政策、综合的管理计划、综合的组织安排及资源支持十分必要。二是全过程的危机管理。应倡导危机的准备，并要使之纳入疏缓、准备、回应、恢复四大循环进程中。之所以在危机管理中更多地强调“准备”，是因为它包括管理规划、危机训练、危机资源储备等重大预防的事项。三是危机管理的整合。城市综合减灾应调动各方资源已形成一个统一领导、分工协作、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机制；四是危机管理的综合绩效准则。为了实现有效的危机管理，政府必须设立危机管理的综合绩效指标。
基于如上考虑，建议中国及中国各大中小城市应尽快建立和完善政府危机管理的组织体系和机构。无论是国务院层面的，还是各大中小城市及省级政府的，其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制定综合减灾管理战略、政策和规划；进行突发事件信息管理及组织对灾害的风险度评估；在正常状态下，负责危机的预防、预警及社会安全文化教育；在突发事件发生期，负责领导并协调总体防灾对策；考虑到城市灾害的特殊性及多样性，要明确不同政府机构的特定职能及统一领导、分工协调的危机管理体制的整合 其三，综合减灾机制建设。所谓综合减灾机制建设的核心是要优化综合减灾管理系统中的内在联系，并创造可协调的运作模式。如城市灾害管理如何与城市行政管理并存与融合？灾害管理与行政管理如何协作及制约等。总之，期望中的城市综合减灾机制强调应急的系统建设，即应“尽快建立一套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来源：考试大
综合减灾机制的理念。综合性减灾问题的解决应更多地去挖掘并探讨现实减灾研究中规律性。综合减灾强调整合即：城市管理的组织整合，建立综合减灾管理的领导机构，应急指挥专门机构和专家咨询机构；城市管理的信息整合，加强灾害信息的收集、分析及处理能力，为建立综合减灾管理机制提供信息支持；城市管理的资源整合，旨在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为实施综合减灾管理和增强应急处置能力提供物质保证。以北京市正建设中的应急指挥系统总体方案为例，其综合减灾的机制建设思想为：“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统一高效、灵敏快捷”的原则：“平战结合，以平备战”的原则：“资源整合，逐步提升”的原则。
综合减灾机制重在理顺管理，如综合减灾管理与专业灾害管理的协调。事实上，并非各级地方政府都要设置综合减灾管理部门，它是由当地具体灾情所决定的，不必搞形式主义，更不应为建立良好机制而人为地造成机构臃肿。但笔者以为，绝不能以反对形式主义为名，认为大可不必提什么综合减灾。实践认为，只要是城市减灾问题，一定应建立起综合减灾的机制。如某类企业，若把灾害管理与安全管理统一结合起来，且当地又是地震高烈度区，同时也易受洪水及其它气象灾害的影响，则组建该企业的综合减灾管理机构就十分必要的。
其四，综合减灾法制建设。城市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的法律体系具有多因素、高成本、跨学科等特点，2003年“非典”对国人的教训是，必须有效动员一切人、财、物和信息等资源以化解突发事件引发的危机。对城市安全而言，其危机管理主要解决如下问题：制定预案并有效监控，以防御危机；化解、缓解灾变以减少危机；准备、动员并调配资源以正视危机；在灾变中回应民众的安全愿望，以恢复危机下的管理秩序及常态城市生活。其中从制定构建体制与机制上看要用法律保证其建设即：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府管理机制；信息沟通、反馈的解读机制；城市公众动员的文化机制；应急救援、紧急救治的协调机制；公民权利依法有效保护和行政权力依法有效行使的法律保障权利等。总之，可以这样说，国家及城市若没有完善的公共应急法制就没有高效的综合减灾政府管理，完善的公共应急法律是国家及城市应急系统中最重要的支撑条件。
与城市常规状态相比，紧急状态下人们对生命、健康、权利、信息、生活质量等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对法律程序和政府服务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政府管理行为的法律依据、程序要求及行政成本等也有很大差别。其反映的特点是：权力优先性、应急处置性、程序特殊性、社会配合性、救济有限性等。
以为，目前国际上综合减灾立法在整个城市应急法制中的地位对中国的启示在于：为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中的法律机制，我国综合性应急法制建设要抓住两大层面，它们之间是配合关系，是并列关系，不可混同：一是2004年全国人大已修改的宪法及正编制中的《紧急状态法》等；二是国家《综合减灾基本法》、《救灾法》、《城市防灾法》等综合的大法，在其基础上再理顺与之相配合的各单一灾种的法律体系。
其五，综合减灾管理评估。综合减灾管理是一个体系，其实践过程、经验和教训要通过管理评估方可做到。综合减灾管理的风险评价不是目的，而是提高防范风险的手段。按照现有国内外通行的评估技术与方法，无论是安全预评价、安全验收评价、安全现状评价还是专项安全评价都要体现综合减灾管理的基本原则即全过程与全方位安全控制。城市综合减灾管理评估在于查找、分析城市防灾系统及环节中存在的危险、隐患因素及管理缺陷，从而提出合理可靠的安全对策措施，并达到尽可能低的安全投入和最优的安全投资效益。本研究从两方面展开了对综合减灾管理评估的探索：首先，确定城市综合减灾评价指标。如从城市事故灾害源入手研究在灾害中的重特大事件的评价指标。如事故灾害易发性指标、事故灾害导致损失程度指标、事故灾害后果影响范围指标等；在研究城市综合减灾的安全投入上至少要关注：反映安全工程项目投入的指标、反映城市防灾防护的投入指标、反映应急救援投入的指标、反映城市安全文化建设教育投入的指标、反映日常安全管理投入的指标、反映事故灾害情况下保险预投入的指标，以及综合性安全投入指标（宏观、微观）等。其次，综合减灾管理评价方法的应用。鉴于国内外城市综合减灾评价指标体系正在建构和研究中，所以系统而完整的量化指标不完备，所以对现状城市综合减灾管理的评估易采用定性与部分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其评价要点在于构建起城市建设与运行中的本质安全框架。来源:考试大-城市规划师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一、东部地区的城市化与国民经济发展 21世纪是世界城市化高度发展的世纪。据联合国人居中心预测，2000年全球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0% ，2010年达到55% ，2025年达到65% ，其中发达国家将达到83% ，发展中国家将达到61%.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约在30% 左右，不仅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对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迅速加以提高。 我国城市化是一个多层次、多区域且长期持续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功能改造和基础设施改造促进了城市建设投资，城市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促进了经济产业投资，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需要解决户口、住房、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促进了城市社会事业投资，共同推动社会总需求得到稳定和快速增长。 其次，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二元结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被现代城市吸收，滞后的城市化水平又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城市化上寻找结构转变的突破口，在人口分布重新调整的基础上促进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优化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 第三，城市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社会生产要素越集中，对周边地区的吸引力、辐射力也越显著，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大。在这种辐射过程中，实现经济要素优化配置，区域内部产业合理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和流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据国家统计局专家估计，在现有发展水平上，城市化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直接消费可拉动GDP 增幅增加0.5 个百分点。迅速推进城市化构成中国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是确保我国经济发展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的战略性选择。 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泛、区域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落差，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约为39% ，西部地区约为28%.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工业化人口最多的地区，已经产生了一批特色明显的新兴城市，初步形成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多层次、功能互补的城市体系，然而，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相对滞后表现得也更为突出。迅速推进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不仅是保持东部地区经济稳步发展的需要，也是更好地实现“以东带西”和“全国一盘棋”的战略要求。东部沿海地区具备比较好的城市化发展基础条件，应因地制宜，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人口城市化进程。 二、对小城镇战略的历史反思 在大规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大中城市有限容纳力的双重压力下，我国城市化发展初期强调控制城市规模，对小城镇发展给予很大关注，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化指导原则。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这在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得尤其突出，“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战略”一度被一些学者评价为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应当肯定，在城乡隔绝的社会结构体制下，在城市工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条件限制下，小城镇为依托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农村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是，小城镇城市化的起点太低，乡镇布局星罗棋布，比较分散，有的城镇只有三四千人，城镇人口数量不足使商业和服务业难以发展。城镇虽小，但医院、学校都要五脏俱全，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的投资效益低下，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城镇规模小的另一方面，是难以进行有效的基础建设和环境污染治理，公共物品难以积累，于是在不少地方，“村村象城镇，镇镇象农村”。各小城镇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生产要素在城镇之间的流动壁垒，使企业之间难以合并和资产重组，产业同构现象严重，相互之间恶性竞争，削弱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同时，小城镇缺乏现代大工业最基本的规模效益和最起码的交通、通讯、供电等社会生产条件，现代工业很难发展起来，也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较高层次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一般结论认为，25万人是城市靠自身力量健康发展所要求的最低人口规模，从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都是不可持续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日益深入以后，难以担负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使命。 三、以中心城为核心建设地域性城市体系 从国际城市化发展“集中——分散”的历史经验看，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城市化道路应采取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大城市一般处于交通运输的集散地，基础设施比较齐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比较完善，大城市土地、人才集中，信息发达，技术创新能力强，文化娱乐高度发展，是现代大工业和现代生活方式的载体，其人口吸纳能力和空间辐射扩散效应更强。 但是，东部沿海地区主要城市的中心城区人口已经有相当的规模，普遍存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足问题，城市土地、水资源、交通、环境、住房等客观因素限制了人口城市化的发展规模。以上海为例，内环线以内的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达到3.8 万人/ 平方公里，内外环之间人口密度为0.7 万人/ 平方公里，外环线以外每平方公里只有907 人。如果照搬西方国家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必然会带来城市环境的日益恶化，交通和生活空间拥挤，以及城市失业、贫困问题的加剧，不利于城市自身的持续发展。 东部沿海城市中心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和郊县小城镇零落分散、发展缓慢，构成两极不平衡的城市体系结构，制约了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进一步深入。东部沿海地区在当前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应该把中心城区和各郊县通盘考虑，以中心城区为核心建设地域性城市体系。促进中心城区作为增长核心的产业升级，大力推动在城市周边地区建设若干人口规模在30万人左右的卫星新城，同时发展4-5 万人规模的中心镇。促进农村人口向新城和中心镇集中，吸纳外来智力性和投资性移民落户，形成以中心城为核心的，多层次、功能互补的城市体系。一方面可以促进城市中心工业向周边新城转移，降低生产成本，促进城市产业合理布局，并由此产生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和产业经济投资需求，另一方面，使农民彻底从“亦工亦农”和家家户户耕种小片口粮田的生产格局中解脱出来，促进土地合理布局，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并促进乡镇工业向中心城镇的集中和资产重组。 对于东部特大城市而言，建设卫星新城是构筑合理的区域性城市体系的关键，例如上海已经出台了“一城九镇”的城镇体系发展方案，促进人口向新城聚集。在另外一些中等城市，建设区域性城市体系还要积极扩展中心城市，酝酿撤县并市，提高中心城区的辐射能力。东部地区需要在中心城、新城、中心镇和一般集镇的四级城市体系框架下扩展人口城市化的容纳能力，使人口在重新分布的过程中实现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整体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四、推进国际都市和城市群建设 从宏观角度看，人口城市化不是孤立地发展个别城市，应该在全球化和区域发展的整体框架中进一步加以理解。东部地区已经形成了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形成了若干连片的城市密集区，未来的城市化过程应在此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建设为核心，推进全球性的国际都市和区域性的城市群建设。 世界城市体系随着国际产业分工、国际贸易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过程重新构造，若干具有全球信息节点的城市发展成为国际都市。国际都市是国际经济大循环的空间依托、区域经济集团的支撑点、各类经济圈的核心，是全球性经济组织和金融活动中心、新兴产业的生产和创新基地，也是一个国家实现同世界经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中国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并在国际经济中占有相对重要的作用，也需要建立若干世界级的国际都市。目前香港已初步具备国际中心城市的规模，我国要在下一世纪初把上海建设成为新兴的国际中心城市，下一世纪中叶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中心城市，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并以此为枢纽将我国城市体系尽快纳入世界城市体系中去，带动东、中、西部整体联动发展。城市化发展还要重视城市效应的空间扩散，东部地区要促进在区域经济的基础上建设若干个人口规模超巨型的城市群，如以上海、南京、杭州、宁波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京、津、沈阳、大连、青岛为中心的环渤海城市群和沈阳、大连、辽宁为核心的东北城市群。在城市群内部完善基础设施、完善高速公路和轨道交通体系、加强城市间的产业分工和职能分工、使这些地方成为经济能量巨大的空间地域，极大地增强城市的人口容纳力，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城市化发展的制度建设 跨入新世纪的东部地区面临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根据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基础，目前应把区域性城市体系建设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要方面，首先要应扩展中心城市功能，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市管理，将大城市发展和产业创新、产业升级结合起来，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为增长极带动整体经济的提高。同时，应归并重组小城镇体系，建设卫星新城，发挥地域性城市体系的功能，并在全球化和区域发展的背景下逐步培育我国的国际性都市和城市群，使各级城市职能合理分工、功能互补，经济产业合理布局，共同构成一种和谐的力量，实现城乡人口合理、有序、快速的流动，促进中国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推动我国城市和区域经济的整体健康进步。 城市化并不简单意味着“农民进城”和“外地人进城”，其涉及的根本制度是城乡的经济管理体制。城市发展是少数受传统体制影响较深的领域之一，在有关的政策方面，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住房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限制着城市化的进程。当前应突出重视以下几方面的制度建设： 第一，推进城乡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土地产权的市场化运作，是促进农村城市化的重要杠杆。应探索建立健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有偿使用机制和合理流转机制。积极鼓励离乡进城农民将原承包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既可作为进城定居或创业的启动资金，又有利于推进农业规模经营。维护、协调、处理好各方经济利益关系，通过租赁、股份合作、招标承包等多种形式，引导农田向种田能手和合作农场集中，使兼农劳动力彻底离农离土进入城镇。对于城镇的土地使用权政策可以探索灵活的措施，吸引农民和外来投资者进入城镇。 第二，制定鼓励新城和中心镇发展的优惠政策和经济产业政策。解决东部沿海地区过密化的中心城区和分散性的农村城镇两极失衡的关键步骤是，建设壮大城市化体系的中间层面，实施以新城、中心镇为聚核的组团式集中城市化发展策略。在这些城镇的建设中给以政策倾斜，使它们能以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生活水平、较好的社会环境吸引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需要通过政策手段引导放宽对卫星城市和城镇的进入政策，鼓励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镇，通过交通建设和对房地产商的政策引导鼓励人口转移进入新城和中心镇，根据不同规模、类型城市的不同需要制定相适应的人口引入政策。更重要的是，要促进新城和中心镇经济产业的发展，鼓励乡镇企业向中心城镇集中，引导新的项目和投资机会，创造就业机会，经济产业的发展是吸纳人口聚集的根本保证。 第三，推进城市管理制度改革。特别是要积极推动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探索实行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城市人口管理制度。要积极探索城乡社会保障和跨省市的社会保障帐户的衔接政策，为人口流动和人口合理布局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目前，东部地区大中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交通拥堵、住房不足、环境污染严重、社区服务和管理（特别是大城市边缘地区的管理）不完善等问题，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水平较低，与人口和经济向大中城市集中的要求严重不适应，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综合管理制度的研究和调整，提高城市功能，促进城乡社区逐步实现一体化。档案馆欲借民间力量留档案馆发出收集信号 傅丽娟，档案馆发出收集信号 傅丽娟，石家庄市档案馆收集开发处处长，对正在开展的“三年大变样”工程充满期待。“我的角度和普通市民及城中村村民的角度不一样，随着旧城开发，一些上千年的老村子，一些随石家庄开埠逐步发展起来的老街道、胡同、房子可能都要消失，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档案会被人们加速留下，因为再不拍摄就来不及了，而这个过程，正是收集城市档案的最佳时期，我期待民间的力量把这些资料都留下来，传给后人，如果可能，人们可以把这些影像备份后捐献给档案馆，因为这里的保存、保管条件会更好，能更长远地留给后代。” 傅丽娟的期待不无道理，据她的了解，不仅仅是档案馆，其他一些单位，也随着城中村的拆迁，抓紧抢拍村庄影像。“建设局就有一个部门，在每拆迁一个地方前，都会录像、拍摄，我想这样的部门也许还有，大家只有一个目的——在新的城区崛起前，旧的、历史的、文化的、值得纪念的，都留下来，留给子孙，告诉他们前人发展的足迹。” “我希望借助贵报，并和贵报一起发起收集、征集活动，共同为城市发展脉络留下点什么，如果市民有兴趣有能力，可以和我们联系。”傅丽娟说。 “即使是放眼全国，像石家庄这样二环内有这么多城中村的城市也是不多见的，45个城中村，它们的每一个深处都有传说，都背负着城市发展的深刻记忆。都值得拍摄，因为一个全新的石家庄站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一个个值得记忆的城区也在消失，而在消失前，我们应该把它们记录下来。” 抢拍，五年前已经大规模开始 档案馆关注城中村拆迁，抢拍城市在5年前已经开始。 石家庄市档案局（档案馆）副局长胡建敏5年前就有意识地开始组织人力拍摄石家庄。她说，由村庄发展起来的石家庄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一些村庄、地名会消失，而留下这些东西，对一个城市的记忆来说，是有巨大的价值的。2002年，她组织石家庄市内5区的档案局，拍摄了2000多张照片和10多盘录像带，记录了二环内45个城中村的全貌。 “百年前，京汉铁路从石家庄、休门两个小村庄穿过，这两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老村庄孕育了石家庄这个2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雏形，记录它们，能永久保留石家庄市发展的历史轨迹，真实反映城中村的历史原貌，为城市变迁留下永恒的记忆。”胡建敏说。档案馆应该有这个责任感和使命感。 2002年5、6月份期间，大规模的集中拍摄解决了留影像的问题，但是，更多的隐藏于民间的珍贵资料图片、史料，需要进一步地发掘、收集。“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能把手中的珍贵资料贡献出来，留给后人共赏。” “2002年后，关于城中村档案的收集没有停止，这次我们希望可以集中收集，留下即将消失的建筑物、老街道、旧巷子。它们随着城中村大规模的改造，将是最后一次在人们眼前伫立了，留下它们就是留下一段历史啊。”胡建敏说。“休门的四合院、电报局街、煤市街、花市街、振头的牌坊，都是古香古色、有滋有味的历史，是活生生的石家庄发展的见证者，它们虽然不能说话，但人们有义务把它们以另外的方式留在记忆中，比如用我们的相机、用摄像机。”“我们虽然有两千多幅照片、十多盘录像带，但还不够，这些资料远不如摄影家的作品，我们希望更多的摄影家投入进来，用他们手中的工具拍摄、留念我们的城市。” 民间人士眼中城中村影像 事实上，除了档案馆等主力单位，民间还有无数个个体在一直关注着城市的变迁，他们中有整理文字史料的，有拍摄城中村角落的。 潘正公，八家庄人，十多年前就开始研究以村庄为半径几十公里范围之内史料、逸事。“趁当事人还在，还有力量和可能把这些东西还原出来，将来这些地方都成高楼了，也许地名也被改变了，没有这些史料，子孙是否还能获知几十或几百年前这里是什么样子，发生过什么？” 在众多关注石家庄城中村的摄影家中，张兰柱可以算是最执著的一个。 今年63岁的张兰柱从1993年开始拍摄城中村的老街、旧房、老胡同，14年来，他一直利用业余时间穿梭于这些大大小小的胡同。“石家庄最早的三个村子：休门、栗村、石家庄，我都拍遍了，这三个村子历史最长，最能代表石家庄的原生态文化，留下它们的影像，就是留下了石家庄发展的足迹。” 张兰柱说，随着城市的不断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老建筑消失了，石家庄市区中现存的最有历史的古建筑应该在休门村的煤市街和电报局街之间的两三条巷子，这些随石家庄百年前开埠而逐渐形成的老宅、巷道，多为民国和日伪时期的建筑，有的已在百年之上，城中村综合开发，如果可能的话，应该为历史保留一块空地，留下它们。 自1993年开始，张兰柱已经用手中的相机为老城区留下了2000多幅照片，点滴记录着这座越来越大的城市里即将消失或已经消失的无数个小巷子、街道、老房子。十几年来，张兰柱只要听说石家庄市区那些地方要拆迁，总是提前过去拍摄影像，“如果不把它们拍下来，将来就会留下遗憾，都是城市的印迹啊。” “我前两天还去了东古城，那里在修公路，一米多深的地下，有不少破碎的瓦片，那可是两千多年前的汉瓦，东垣古城，需要子孙去留意、关注。” “我们的城市需要变脸，需要大变样，因为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开埠百年了，它理所应当由庄变成真正的大城市，但城中的这些村子，有的是承载石家庄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在大变样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把它们记录下来，留给后人——我们的城市是这样一步步由村庄发展起来的。” 张兰柱说他还不清楚在这次拆迁中涉及不涉及电报局街，那是他最惦念的地方，如果涉及的话，他得马上腾出手来，端着相机过去。“算最后一次留念吧，虽然之前也拍了无数次，但这一拆之后，再想拍也不可能了。” 一名档案人员的愿想 吴志祥，石家庄市档案馆技术处前处长。五年来一直在跟踪拍摄市区内45个城中村的变迁。 吴志祥说，自2002年45个城中村开始改造，这些地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地面建筑不一样了，而且有的地方地名也变了。他依据几年前档案馆接收的资料，前后跟踪拍照并对比了城中村改造前后的许多影像。 在他的记忆中，休门村应该是石家庄市区内历史最早的一个村庄，可追溯到隋朝大业七年，可以称得上千年古村了，在他拿出的资料图片中，休门村时代中心的位置，原先是一片平房，但改造后却是区域性的标志性建筑——时代中心；谈村有一棵老槐树，至少已有600年以上的历史了，该村张氏祠堂碑记载，谈村是明永乐二年自山西迁来的，自那时起开始算，这棵树应该伴随着村中许许多多小小少年成长，一直到谈村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城中村。 吴志祥说，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三年大变样”的展开，将会有一座全新的现代化城市展现在人们面前，到那时，一直到石家庄的未来，人们都可以随时从档案馆中看到石家庄的旧貌，抚今追昔，从影像中感悟赖以生存的城市。 近几年，吴志祥还拍了棉三社区和铁四局社区，在吴志祥眼中，这些地方都是石家庄发展过程中的代表作——一个是棉纺城崛起的代表，一个是火车拉来城市的代表。吴志祥感慨地说，城市越现代化，这些城中村对城市的记忆就越重要，因为那里是城市的根脉，城市是围绕着他们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抓紧拍摄，留下更多的影像，因为越拍越少，越拍城市越新。” 核心提示 与“三年大变样”一样火热开展的另一项工程——抢拍石家庄，目前正在火热开展。这项民间和官方共同参与和推动的行动，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们或拿起相机，或者用DV，记录身边熟悉和不熟悉的一景一物。城市就要巨变了，而巨变前尽量留下城市发展和自身的印迹，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参与进来，拍摄老城、影像巨变前夜的石家庄，为后人留下石家庄的点滴记忆。 石家庄市档案馆收集开发处处长，对正在开展的“三年大变样”工程充满期待。“我的角度和普通市民及城中村村民的角度不一样，随着旧城开发，一些上千年的老村子，一些随石家庄开埠逐步发展起来的老街道、胡同、房子可能都要消失，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档案会被人们加速留下，因为再不拍摄就来不及了，而这个过程，正是收集城市档案的最佳时期，我期待民间的力量把这些资料都留下来，传给后人，如果可能，人们可以把这些影像备份后捐献给档案馆，因为这里的保存、保管条件会更好，能更长远地留给后代。” 傅丽娟的期待不无道理，据她的了解，不仅仅是档案馆，其他一些单位，也随着城中村的拆迁，抓紧抢拍村庄影像。“建设局就有一个部门，在每拆迁一个地方前，都会录像、拍摄，我想这样的部门也许还有，大家只有一个目的——在新的城区崛起前，旧的、历史的、文化的、值得纪念的，都留下来，留给子孙，告诉他们前人发展的足迹。” “我希望借助贵报，并和贵报一起发起收集、征集活动，共同为城市发展脉络留下点什么，如果市民有兴趣有能力，可以和我们联系。”傅丽娟说。 “即使是放眼全国，像石家庄这样二环内有这么多城中村的城市也是不多见的，45个城中村，它们的每一个深处都有传说，都背负着城市发展的深刻记忆。都值得拍摄，因为一个全新的石家庄站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一个个值得记忆的城区也在消失，而在消失前，我们应该把它们记录下来。” 抢拍，五年前已经大规模开始 档案馆关注城中村拆迁，抢拍城市在5年前已经开始。 石家庄市档案局（档案馆）副局长胡建敏5年前就有意识地开始组织人力拍摄石家庄。她说，由村庄发展起来的石家庄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一些村庄、地名会消失，而留下这些东西，对一个城市的记忆来说，是有巨大的价值的。2002年，她组织石家庄市内5区的档案局，拍摄了2000多张照片和10多盘录像带，记录了二环内45个城中村的全貌。 “百年前，京汉铁路从石家庄、休门两个小村庄穿过，这两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老村庄孕育了石家庄这个2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雏形，记录它们，能永久保留石家庄市发展的历史轨迹，真实反映城中村的历史原貌，为城市变迁留下永恒的记忆。”胡建敏说。档案馆应该有这个责任感和使命感。 2002年5、6月份期间，大规模的集中拍摄解决了留影像的问题，但是，更多的隐藏于民间的珍贵资料图片、史料，需要进一步地发掘、收集。“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能把手中的珍贵资料贡献出来，留给后人共赏。” “2002年后，关于城中村档案的收集没有停止，这次我们希望可以集中收集，留下即将消失的建筑物、老街道、旧巷子。它们随着城中村大规模的改造，将是最后一次在人们眼前伫立了，留下它们就是留下一段历史啊。”胡建敏说。“休门的四合院、电报局街、煤市街、花市街、振头的牌坊，都是古香古色、有滋有味的历史，是活生生的石家庄发展的见证者，它们虽然不能说话，但人们有义务把它们以另外的方式留在记忆中，比如用我们的相机、用摄像机。”“我们虽然有两千多幅照片、十多盘录像带，但还不够，这些资料远不如摄影家的作品，我们希望更多的摄影家投入进来，用他们手中的工具拍摄、留念我们的城市。” 民间人士眼中城中村影像 事实上，除了档案馆等主力单位，民间还有无数个个体在一直关注着城市的变迁，他们中有整理文字史料的，有拍摄城中村角落的。 潘正公，八家庄人，十多年前就开始研究以村庄为半径几十公里范围之内史料、逸事。“趁当事人还在，还有力量和可能把这些东西还原出来，将来这些地方都成高楼了，也许地名也被改变了，没有这些史料，子孙是否还能获知几十或几百年前这里是什么样子，发生过什么？” 在众多关注石家庄城中村的摄影家中，张兰柱可以算是最执著的一个。 今年63岁的张兰柱从1993年开始拍摄城中村的老街、旧房、老胡同，14年来，他一直利用业余时间穿梭于这些大大小小的胡同。“石家庄最早的三个村子：休门、栗村、石家庄，我都拍遍了，这三个村子历史最长，最能代表石家庄的原生态文化，留下它们的影像，就是留下了石家庄发展的足迹。” 张兰柱说，随着城市的不断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老建筑消失了，石家庄市区中现存的最有历史的古建筑应该在休门村的煤市街和电报局街之间的两三条巷子，这些随石家庄百年前开埠而逐渐形成的老宅、巷道，多为民国和日伪时期的建筑，有的已在百年之上，城中村综合开发，如果可能的话，应该为历史保留一块空地，留下它们。 自1993年开始，张兰柱已经用手中的相机为老城区留下了2000多幅照片，点滴记录着这座越来越大的城市里即将消失或已经消失的无数个小巷子、街道、老房子。十几年来，张兰柱只要听说石家庄市区那些地方要拆迁，总是提前过去拍摄影像，“如果不把它们拍下来，将来就会留下遗憾，都是城市的印迹啊。” “我前两天还去了东古城，那里在修公路，一米多深的地下，有不少破碎的瓦片，那可是两千多年前的汉瓦，东垣古城，需要子孙去留意、关注。” “我们的城市需要变脸，需要大变样，因为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开埠百年了，它理所应当由庄变成真正的大城市，但城中的这些村子，有的是承载石家庄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在大变样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把它们记录下来，留给后人——我们的城市是这样一步步由村庄发展起来的。” 张兰柱说他还不清楚在这次拆迁中涉及不涉及电报局街，那是他最惦念的地方，如果涉及的话，他得马上腾出手来，端着相机过去。“算最后一次留念吧，虽然之前也拍了无数次，但这一拆之后，再想拍也不可能了。” 一名档案人员的愿想 吴志祥，石家庄市档案馆技术处前处长。五年来一直在跟踪拍摄市区内45个城中村的变迁。 吴志祥说，自2002年45个城中村开始改造，这些地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地面建筑不一样了，而且有的地方地名也变了。他依据几年前档案馆接收的资料，前后跟踪拍照并对比了城中村改造前后的许多影像。 在他的记忆中，休门村应该是石家庄市区内历史最早的一个村庄，可追溯到隋朝大业七年，可以称得上千年古村了，在他拿出的资料图片中，休门村时代中心的位置，原先是一片平房，但改造后却是区域性的标志性建筑——时代中心；谈村有一棵老槐树，至少已有600年以上的历史了，该村张氏祠堂碑记载，谈村是明永乐二年自山西迁来的，自那时起开始算，这棵树应该伴随着村中许许多多小小少年成长，一直到谈村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城中村。 吴志祥说，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三年大变样”的展开，将会有一座全新的现代化城市展现在人们面前，到那时，一直到石家庄的未来，人们都可以随时从档案馆中看到石家庄的旧貌，抚今追昔，从影像中感悟赖以生存的城市。 近几年，吴志祥还拍了棉三社区和铁四局社区，在吴志祥眼中，这些地方都是石家庄发展过程中的代表作——一个是棉纺城崛起的代表，一个是火车拉来城市的代表。吴志祥感慨地说，城市越现代化，这些城中村对城市的记忆就越重要，因为那里是城市的根脉，城市是围绕着他们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抓紧拍摄，留下更多的影像，因为越拍越少，越拍城市越新。” 核心提示 与“三年大变样”一样火热开展的另一项工程——抢拍石家庄，目前正在火热开展。这项民间和官方共同参与和推动的行动，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们或拿起相机，或者用DV，记录身边熟悉和不熟悉的一景一物。城市就要巨变了，而巨变前尽量留下城市发展和自身的印迹，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参与进来，拍摄老城、影像巨变前夜的石家庄，为后人留下石家庄的点滴记忆。 住城中村记忆一、东部地区的城市化与国民经济档案馆欲借民间力量留住城中村记忆发展 21世档案馆发出收集信号 傅丽娟，石家庄市档案馆收集开发处处长，对正在开展的“三年大变样”工程充满期待。“我的角度和普通市民及城中村村民的角度不一样，随着旧城开发，一些上千年的老村子，一些随石家庄开埠逐步发展起来的老街道、胡同、房子可能都要消失，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档案会被人们加速留下，因为再不拍摄就来不及了，而这个过程，正是收集城市档案的最佳时期，我期待民间的力量把这些资料都留下来，传给后人，如果可能，人们可以把这些影像备份后捐献给档案馆，因为这里的保存、保管条件会更好，能更长远地留给后代。” 傅丽娟的期待不无道理，据她的了解，不仅仅是档案馆，其他一些单位，也随着城中村的拆迁，抓紧抢拍村庄影像。“建设局就有一个部门，在每拆迁一个地方前，都会录像、拍摄，我想这样的部门也许还有，大家只有一个目的——在新的城区崛起前，旧的、历史的、文化的、值得纪念的，都留下来，留给子孙，告诉他们前人发展的足迹。” “我希望借助贵报，并和贵报一起发起收集、征集活动，共同为城市发展脉络留下点什么，如果市民有兴趣有能力，可以和我们联系。”傅丽娟说。 “即使是放眼全国，像石家庄这样二环内有这么多城中村的城市也是不多见的，45个城中村，它们的每一个深处都有传说，都背负着城市发展的深刻记忆。都值得拍摄，因为一个全新的石家庄站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一个个值得记忆的城区也在消失，而在消失前，我们应该把它们记录下来。” 抢拍，五年前已经大规模开始 档案馆关注城中村拆迁，抢拍城市在5年前已经开始。 石家庄市档案局（档案馆）副局长胡建敏5年前就有意识地开始组织人力拍摄石家庄。她说，由村庄发展起来的石家庄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一些村庄、地名会消失，而留下这些东西，对一个城市的记忆来说，是有巨大的价值的。2002年，她组织石家庄市内5区的档案局，拍摄了2000多张照片和10多盘录像带，记录了二环内45个城中村的全貌。 “百年前，京汉铁路从石家庄、休门两个小村庄穿过，这两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老村庄孕育了石家庄这个2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雏形，记录它们，能永久保留石家庄市发展的历史轨迹，真实反映城中村的历史原貌，为城市变迁留下永恒的记忆。”胡建敏说。档案馆应该有这个责任感和使命感。 2002年5、6月份期间，大规模的集中拍摄解决了留影像的问题，但是，更多的隐藏于民间的珍贵资料图片、史料，需要进一步地发掘、收集。“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能把手中的珍贵资料贡献出来，留给后人共赏。” “2002年后，关于城中村档案的收集没有停止，这次我们希望可以集中收集，留下即将消失的建筑物、老街道、旧巷子。它们随着城中村大规模的改造，将是最后一次在人们眼前伫立了，留下它们就是留下一段历史啊。”胡建敏说。“休门的四合院、电报局街、煤市街、花市街、振头的牌坊，都是古香古色、有滋有味的历史，是活生生的石家庄发展的见证者，它们虽然不能说话，但人们有义务把它们以另外的方式留在记忆中，比如用我们的相机、用摄像机。”“我们虽然有两千多幅照片、十多盘录像带，但还不够，这些资料远不如摄影家的作品，我们希望更多的摄影家投入进来，用他们手中的工具拍摄、留念我们的城市。” 民间人士眼中城中村影像 事实上，除了档案馆等主力单位，民间还有无数个个体在一直关注着城市的变迁，他们中有整理文字史料的，有拍摄城中村角落的。 潘正公，八家庄人，十多年前就开始研究以村庄为半径几十公里范围之内史料、逸事。“趁当事人还在，还有力量和可能把这些东西还原出来，将来这些地方都成高楼了，也许地名也被改变了，没有这些史料，子孙是否还能获知几十或几百年前这里是什么样子，发生过什么？” 在众多关注石家庄城中村的摄影家中，张兰柱可以算是最执著的一个。 今年63岁的张兰柱从1993年开始拍摄城中村的老街、旧房、老胡同，14年来，他一直利用业余时间穿梭于这些大大小小的胡同。“石家庄最早的三个村子：休门、栗村、石家庄，我都拍遍了，这三个村子历史最长，最能代表石家庄的原生态文化，留下它们的影像，就是留下了石家庄发展的足迹。” 张兰柱说，随着城市的不断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老建筑消失了，石家庄市区中现存的最有历史的古建筑应该在休门村的煤市街和电报局街之间的两三条巷子，这些随石家庄百年前开埠而逐渐形成的老宅、巷道，多为民国和日伪时期的建筑，有的已在百年之上，城中村综合开发，如果可能的话，应该为历史保留一块空地，留下它们。 自1993年开始，张兰柱已经用手中的相机为老城区留下了2000多幅照片，点滴记录着这座越来越大的城市里即将消失或已经消失的无数个小巷子、街道、老房子。十几年来，张兰柱只要听说石家庄市区那些地方要拆迁，总是提前过去拍摄影像，“如果不把它们拍下来，将来就会留下遗憾，都是城市的印迹啊。” “我前两天还去了东古城，那里在修公路，一米多深的地下，有不少破碎的瓦片，那可是两千多年前的汉瓦，东垣古城，需要子孙去留意、关注。” “我们的城市需要变脸，需要大变样，因为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开埠百年了，它理所应当由庄变成真正的大城市，但城中的这些村子，有的是承载石家庄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在大变样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把它们记录下来，留给后人——我们的城市是这样一步步由村庄发展起来的。” 张兰柱说他还不清楚在这次拆迁中涉及不涉及电报局街，那是他最惦念的地方，如果涉及的话，他得马上腾出手来，端着相机过去。“算最后一次留念吧，虽然之前也拍了无数次，但这一拆之后，再想拍也不可能了。” 一名档案人员的愿想 吴志祥，石家庄市档案馆技术处前处长。五年来一直在跟踪拍摄市区内45个城中村的变迁。 吴志祥说，自2002年45个城中村开始改造，这些地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地面建筑不一样了，而且有的地方地名也变了。他依据几年前档案馆接收的资料，前后跟踪拍照并对比了城中村改造前后的许多影像。 在他的记忆中，休门村应该是石家庄市区内历史最早的一个村庄，可追溯到隋朝大业七年，可以称得上千年古村了，在他拿出的资料图片中，休门村时代中心的位置，原先是一片平房，但改造后却是区域性的标志性建筑——时代中心；谈村有一棵老槐树，至少已有600年以上的历史了，该村张氏祠堂碑记载，谈村是明永乐二年自山西迁来的，自那时起开始算，这棵树应该伴随着村中许许多多小小少年成长，一直到谈村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城中村。 吴志祥说，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三年大变样”的展开，将会有一座全新的现代化城市展现在人们面前，到那时，一直到石家庄的未来，人们都可以随时从档案馆中看到石家庄的旧貌，抚今追昔，从影像中感悟赖以生存的城市。 近几年，吴志祥还拍了棉三社区和铁四局社区，在吴志祥眼中，这些地方都是石家庄发展过程中的代表作——一个是棉纺城崛起的代表，一个是火车拉来城市的代表。吴志祥感慨地说，城市越现代化，这些城中村对城市的记忆就越重要，因为那里是城市的根脉，城市是围绕着他们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抓紧拍摄，留下更多的影像，因为越拍越少，越拍城市越新。” 核心提示 与“三年大变样”一样火热开展的另一项工程——抢拍石家庄，目前正在火热开展。这项民间和官方共同参与和推动的行动，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们或拿起相机，或者用DV，记录身边熟悉和不熟悉的一景一物。城市就要巨变了，而巨变前尽量留下城市发展和自身的印迹，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参与进来，拍摄老城、影像巨变前夜的石家庄，为后人留下石家庄的点滴记忆。 纪是世界城市化高度发展的世纪。据联合国人居中心预测，2000年全球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0% ，2010年达到55% ，2025年达到65% ，其中发达国家将达到83档案馆发出收集信号 傅丽娟，石家庄市档案馆收集开发处处长，对正在开展的“三年大变样”工程充满期待。“我的角度和普通市民及城中村村民的角度不一样，随着旧城开发，一些上千年的老村子，一些随石家庄开埠逐步发展起来的老街道、胡同、房子可能都要消失，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档案会被人们加速留下，因为再不拍摄就来不及了，而这个过程，正是收集城市档案的最佳时期，我期待民间的力量把这些资料都留下来，传给后人，如果可能，人们可以把这些影像备份后捐献给档案馆，因为这里的保存、保管条件会更好，能更长远地留给后代。” 傅丽娟的期待不无道理，据她的了解，不仅仅是档案馆，其他一些单位，也随着城中村的拆迁，抓紧抢拍村庄影像。“建设局就有一个部门，在每拆迁一个地方前，都会录像、拍摄，我想这样的部门也许还有，大家只有一个目的——在新的城区崛起前，旧的、历史的、文化的、值得纪念的，都留下来，留给子孙，告诉他们前人发展的足迹。” “我希望借助贵报，并和贵报一起发起收集、征集活动，共同为城市发展脉络留下点什么，如果市民有兴趣有能力，可以和我们联系。”傅丽娟说。 “即使是放眼全国，像石家庄这样二环内有这么多城中村的城市也是不多见的，45个城中村，它们的每一个深处都有传说，都背负着城市发展的深刻记忆。都值得拍摄，因为一个全新的石家庄站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一个个值得记忆的城区也在消失，而在消失前，我们应该把它们记录下来。” 抢拍，五年前已经大规模开始 档案馆关注城中村拆迁，抢拍城市在5年前已经开始。 石家庄市档案局（档案馆）副局长胡建敏5年前就有意识地开始组织人力拍摄石家庄。她说，由村庄发展起来的石家庄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一些村庄、地名会消失，而留下这些东西，对一个城市的记忆来说，是有巨大的价值的。2002年，她组织石家庄市内5区的档案局，拍摄了2000多张照片和10多盘录像带，记录了二环内45个城中村的全貌。 “百年前，京汉铁路从石家庄、休门两个小村庄穿过，这两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老村庄孕育了石家庄这个2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雏形，记录它们，能永久保留石家庄市发展的历史轨迹，真实反映城中村的历史原貌，为城市变迁留下永恒的记忆。”胡建敏说。档案馆应该有这个责任感和使命感。 2002年5、6月份期间，大规模的集中拍摄解决了留影像的问题，但是，更多的隐藏于民间的珍贵资料图片、史料，需要进一步地发掘、收集。“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能把手中的珍贵资料贡献出来，留给后人共赏。” “2002年后，关于城中村档案的收集没有停止，这次我们希望可以集中收集，留下即将消失的建筑物、老街道、旧巷子。它们随着城中村大规模的改造，将是最后一次在人们眼前伫立了，留下它们就是留下一段历史啊。”胡建敏说。“休门的四合院、电报局街、煤市街、花市街、振头的牌坊，都是古香古色、有滋有味的历史，是活生生的石家庄发展的见证者，它们虽然不能说话，但人们有义务把它们以另外的方式留在记忆中，比如用我们的相机、用摄像机。”“我们虽然有两千多幅照片、十多盘录像带，但还不够，这些资料远不如摄影家的作品，我们希望更多的摄影家投入进来，用他们手中的工具拍摄、留念我们的城市。” 民间人士眼中城中村影像 事实上，除了档案馆等主力单位，民间还有无数个个体在一直关注着城市的变迁，他们中有整理文字史料的，有拍摄城中村角落的。 潘正公，八家庄人，十多年前就开始研究以村庄为半径几十公里范围之内史料、逸事。“趁当事人还在，还有力量和可能把这些东西还原出来，将来这些地方都成高楼了，也许地名也被改变了，没有这些史料，子孙是否还能获知几十或几百年前这里是什么样子，发生过什么？” 在众多关注石家庄城中村的摄影家中，张兰柱可以算是最执著的一个。 今年63岁的张兰柱从1993年开始拍摄城中村的老街、旧房、老胡同，14年来，他一直利用业余时间穿梭于这些大大小小的胡同。“石家庄最早的三个村子：休门、栗村、石家庄，我都拍遍了，这三个村子历史最长，最能代表石家庄的原生态文化，留下它们的影像，就是留下了石家庄发展的足迹。” 张兰柱说，随着城市的不断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老建筑消失了，石家庄市区中现存的最有历史的古建筑应该在休门村的煤市街和电报局街之间的两三条巷子，这些随石家庄百年前开埠而逐渐形成的老宅、巷道，多为民国和日伪时期的建筑，有的已在百年之上，城中村综合开发，如果可能的话，应该为历史保留一块空地，留下它们。 自1993年开始，张兰柱已经用手中的相机为老城区留下了2000多幅照片，点滴记录着这座越来越大的城市里即将消失或已经消失的无数个小巷子、街道、老房子。十几年来，张兰柱只要听说石家庄市区那些地方要拆迁，总是提前过去拍摄影像，“如果不把它们拍下来，将来就会留下遗憾，都是城市的印迹啊。” “我前两天还去了东古城，那里在修公路，一米多深的地下，有不少破碎的瓦片，那可是两千多年前的汉瓦，东垣古城，需要子孙去留意、关注。” “我们的城市需要变脸，需要大变样，因为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开埠百年了，它理所应当由庄变成真正的大城市，但城中的这些村子，有的是承载石家庄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在大变样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把它们记录下来，留给后人——我们的城市是这样一步步由村庄发展起来的。” 张兰柱说他还不清楚在这次拆迁中涉及不涉及电报局街，那是他最惦念的地方，如果涉及的话，他得马上腾出手来，端着相机过去。“算最后一次留念吧，虽然之前也拍了无数次，但这一拆之后，再想拍也不可能了。” 一名档案人员的愿想 吴志祥，石家庄市档案馆技术处前处长。五年来一直在跟踪拍摄市区内45个城中村的变迁。 吴志祥说，自2002年45个城中村开始改造，这些地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地面建筑不一样了，而且有的地方地名也变了。他依据几年前档案馆接收的资料，前后跟踪拍照并对比了城中村改造前后的许多影像。 在他的记忆中，休门村应该是石家庄市区内历史最早的一个村庄，可追溯到隋朝大业七年，可以称得上千年古村了，在他拿出的资料图片中，休门村时代中心的位置，原先是一片平房，但改造后却是区域性的标志性建筑——时代中心；谈村有一棵老槐树，至少已有600年以上的历史了，该村张氏祠堂碑记载，谈村是明永乐二年自山西迁来的，自那时起开始算，这棵树应该伴随着村中许许多多小小少年成长，一直到谈村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城中村。 吴志祥说，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三年大变样”的展开，将会有一座全新的现代化城市展现在人们面前，到那时，一直到石家庄的未来，人们都可以随时从档案馆中看到石家庄的旧貌，抚今追昔，从影像中感悟赖以生存的城市。 近几年，吴志祥还拍了棉三社区和铁四局社区，在吴志祥眼中，这些地方都是石家庄发展过程中的代表作——一个是棉纺城崛起的代表，一个是火车拉来城市的代表。吴志祥感慨地说，城市越现代化，这些城中村对城市的记忆就越重要，因为那里是城市的根脉，城市是围绕着他们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抓紧拍摄，留下更多的影像，因为越拍越少，越拍城市越新。” 核心提示 与“三年大变样”一样火热开展的另一项工程——抢拍石家庄，目前正在火热开展。这项民间和官方共同参与和推动的行动，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们或拿起相机，或者用DV，记录身边熟悉和不熟悉的一景一物。城市就要巨变了，而巨变前尽量留下城市发展和自身的印迹，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参与进来，拍摄老城、影像巨变前夜的石家庄，为后人留下石家庄的点滴记忆。 % ，发展中国家将达到61%.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约在30% 左右，不仅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对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迅速加以提高。 我国城市化是一个多层次、多区域且长期持续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功能改造和基础设施改造促进了城市建设投资，城市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促进了经济产业投资，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需要解决户口、住房、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促进了城市社会事业投资，共同推动社会总需求得到稳定和快速增长。 其次，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二元结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被现代城市吸收，滞后的城市化水平又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城市化上寻找结构转变的突破口，在人口分布重新调整的基础上促进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优化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 第三，城市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社会生产要素越集中，对周边地区的吸引力、辐射力也越显著，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大。在这种辐射过程中，实现经济要素优化配置，区域内部产业合理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和流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据国家统计局专家估计，在现有发展水平上，城市化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直接消费可拉动GDP 增幅增加0.5 个百分点。迅速推进城市化构成中国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是确保我国经济发展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的战略性选择。 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泛、区域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落差，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约为39% ，西部地区约为28%.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工业化人口最多的地区，已经产生了一批特色明显的新兴城市，初步形成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多层次、功能互补的城市体系，然而，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相对滞后表现得也更为突出。迅速推进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不仅是保持东部地区经济稳步发展的需要，也是更好地实现“以东带西”和“全国一盘棋”的战略要求。东部沿海地区具备比较好的城市化发展基础条件，应因地制宜，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人口城市化进程。 二、对小城镇战略的历史反思 在大规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大中城市有限容纳力的双重压力下，我国城市化发展初期强调控制城市规模，对小城镇发展给予很大关注，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化指导原则。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这在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得尤其突出，“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战略”一度被一些学者评价为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应当肯定，在城乡隔绝的社会结构体制下，在城市工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条件限制下，小城镇为依托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农村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是，小城镇城市化的起点太低，乡镇布局星罗棋布，比较分散，有的城镇只有三四千人，城镇人口数量不足使商业和服务业难以发展。城镇虽小，但医院、学校都要五脏俱全，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的投资效益低下，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城镇规模小的另一方面，是难以进行有效的基础建设和环境污染治理，公共物品难以积累，于是在不少地方，“村村象城镇，镇镇象农村”。各小城镇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生产要素在城镇之间的流动壁垒，使企业之间难以合并和资产重组，产业同构现象严重，相互之间恶性竞争，削弱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同时，小城镇缺乏现代大工业最基本的规模效益和最起码的交通、通讯、供电等社会生产条件，现代工业很难发展起来，也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较高层次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一般结论认为，25万人是城市靠自身力量健康发展所要求的最低人口规模，从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都是不可持续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日益深入以后，难以担负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使命。 三、以中心城为核心建设地域性城市体系 从国际城市化发展“集中——分散”的历史经验看，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城市化道路应采取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大城市一般处于交通运输的集散地，基础设施比较齐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比较完善，大城市土地、人才集中，信息发达，技术创新能力强，文化娱乐高度发展，是现代大工业和现代生活方式的载体，其人口吸纳能力和空间辐射扩散效应更强。 但是，东部沿海地区主要城市的中心城区人口已经有相当的规模，普遍存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足问题，城市土地、水资源、交通、环境、住房等客观因素限制了人口城市化的发展规模。以上海为例，内环线以内的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达到3.8 万人/ 平方公里，内外环之间人口密度为0.7 万人/ 平方公里，外环线以外每平方公里只有907 人。如果照搬西方国家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必然会带来城市环境的日益恶化，交通和生活空间拥挤，以及城市失业、贫困问题的加剧，不利于城市自身的持续发展。 东部沿海城市中心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和郊县小城镇零落分散、发展缓慢，构成两极不平衡的城市体系结构，制约了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进一步深入。东部沿海地区在当前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应该把中心城区和各郊县通盘考虑，以中心城区为核心建设地域性城市体系。促进中心城区作为增长核心的产业升级，大力推动在城市周边地区建设若干人口规模在30万人左右的卫星新城，同时发展4-5 万人规模的中心镇。促进农村人口向新城和中心镇集中，吸纳外来智力性和投资性移民落户，形成以中心城为核心的，多层次、功能互补的城市体系。一方面可以促进城市中心工业向周边新城转移，降低生产成本，促进城市产业合理布局，并由此产生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和产业经济投资需求，另一方面，使农民彻底从“亦工亦农”和家家户户耕种小片口粮田的生产格局中解脱出来，促进土地合理布局，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并促进乡镇工业向中心城镇的集中和资产重组。 对于东部特大城市而言，建设卫星新城是构筑合理的区域性城市体系的关键，例如上海已经出台了“一城九镇”的城镇体系发展方案，促进人口向新城聚集。在另外一些中等城市，建设区域性城市体系还要积极扩展中心城市，酝酿撤县并市，提高中心城区的辐射能力。东部地区需要在中心城、新城、中心镇和一般集镇的四级城市体系框架下扩展人口城市化的容纳能力，使人口在重新分布的过程中实现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整体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四、推进国际都市和城市群建设 从宏观角度看，人口城市化不是孤立地发展个别城市，应该在全球化和区域发展的整体框架中进一步加以理解。东部地区已经形成了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形成了若干连片的城市密集区，未来的城市化过程应在此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建设为核心，推进全球性的国际都市和区域性的城市群建设。 世界城市体系随着国际产业分工、国际贸易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过程重新构造，若干具有全球信息节点的城市发展成为国际都市。国际都市是国际经济大循环的空间依托、区域经济集团的支撑点、各类经济圈的核心，是全球性经济组织和金融活动中心、新兴产业的生产和创新基地，也是一个国家实现同世界经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中国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并在国际经济中占有相对重要的作用，也需要建立若干世界级的国际都市。目前香港已初步具备国际中心城市的规模，我国要在下一世纪初把上海建设成为新兴的国际中心城市，下一世纪中叶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中心城市，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并以此为枢纽将我国城市体系尽快纳入世界城市体系中去，带动东、中、西部整体联动发展。城市化发展还要重视城市效应的空间扩散，东部地区要促进在区域经济的基础上建设若干个人口规模超巨型的城市群，如以上海、南京、杭州、宁波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京、津、沈阳、大连、青岛为中心的环渤海城市群和沈阳、大连、辽宁为核心的东北城市群。在城市群内部完善基础设施、完善高速公路和轨道交通体系、加强城市间的产业分工和职能分工、使这些地方成为经济能量巨大的空间地域，极大地增强城市的人口容纳力，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城市化发展的制度建设 跨入新世纪的东部地区面临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根据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基础，目前应把区域性城市体系建设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要方面，首先要应扩展中心城市功能，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市管理，将大城市发展和产业创新、产业升级结合起来，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为增长极带动整体经济的提高。同时，应归并重组小城镇体系，建设卫星新城，发挥地域性城市体系的功能，并在全球化和区域发展的背景下逐步培育我国的国际性都市和城市群，使各级城市职能合理分工、功能互补，经济产业合理布局，共同构成一种和谐的力量，实现城乡人口合理、有序、快速的流动，促进中国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推动我国城市和区域经济的整体健康进步。 城市化并不简单意味着“农民进城”和“外地人进城”，其涉及的根本制度是城乡的经济管理体制。城市发展是少数受传统体制影响较深的领域之一，在有关的政策方面，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住房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限制着城市化的进程。当前应突出重视以下几方面的制度建设： 第一，推进城乡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土地产权的市场化运作，是促进农村城市化的重要杠杆。应探索建立健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有偿使用机制和合理流转机制。积极鼓励离乡进城农民将原承包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既可作为进城定居或创业的启动资金，又有利于推进农业规模经营。维护、协调、处理好各方经济利益关系，通过租赁、股份合作、招标承包等多种形式，引导农田向种田能手和合作农场集中，使兼农劳动力彻底离农离土进入城镇。对于城镇的土地使用权政策可以探索灵活的措施，吸引农民和外来投资者进入城镇。 第二，制定鼓励新城和中心镇发展的优惠政策和经济产业政策。解决东部沿海地区过密化的中心城区和分散性的农村城镇两极失衡的关键步骤是，建设壮大城市化体系的中间层面，实施以新城、中心镇为聚核的组团式集中城市化发展策略。在这些城镇的建设中给以政策倾斜，使它们能以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生活水平、较好的社会环境吸引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需要通过政策手段引导放宽对卫星城市和城镇的进入政策，鼓励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镇，通过交通建设和对房地产商的政策引导鼓励人口转移进入新城和中心镇，根据不同规模、类型城市的不同需要制定相适应的人口引入政策。更重要的是，要促进新城和中心镇经济产业的发展，鼓励乡镇企业向中心城镇集中，引导新的项目和投资机会，创造就业机会，经济产业的发展是吸纳人口聚集的根本保证。 第三，推进城市管理制度改革。特别是要积极推动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探索实行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城市人口管理制度。要积极探索城乡社会保障和跨省市的社会保障帐户的衔接政策，为人口流动和人口合理布局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目前，东部地区大中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交通拥堵、住房不足、环境污染严重、社区服务和管理（特别是大城市边缘地区的管理）不完善等问题，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水平较低，与人口和经济向大中城市集中的要求严重不适应，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综合管理制度的研究和调整，提高城市功能，促进城乡社区逐步实现一体化。考试
（来源：新华社）
中国城市规划八大问题
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近日向“2007城市可持续发展国际市长高层论坛”提交的书面报告中，指出了目前城市规划领域存在的八大问题。 一是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不少城市的形象工程与基础设施短缺并存；二是急功近利的规划调整，不顾实际提出要建国际化城市；三是寅吃卯粮的圈地运动，盲目追求任内政绩，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四是破坏资源的过度开发，历史文化和风景旅游资源遭受严重破坏；五是盲目布局的基础设施，盲目追求大而全、小而全，各自为政；六是混乱无章的城郊用地，用地混乱，污染严重，环境恶化；七是任意肢解的城乡规划，以权代法，随意干涉正常的；八是屡禁不止的违法建筑，任意改变建筑体量、高度和用途。（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
破解我国城市规划中面临的问题规划管理
当前，由于多方面的因素，我国的城市规划工作既面临重大的机遇，又遇到诸多问题。专家认为，梳理、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入手，并特别注意正确处理好“规划和决策”以及“规划和开发”的关系，使城市规划工作真正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发挥建设性指导作用。
梳理和认识我国城市规划面临的问题需从三个层次入手
两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周干峙认为，城市规划是一项综合性、全局性很强的工作，在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中处于龙头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市规划始终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与政治经济发展的目标，历史经验丰富，巨大成就也有目共睹。但毋庸讳言，我国城市规划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其中，既有宏观环境方面的障碍，也有自身能力的不足；既有指导思想上的缺失，也有具体技术上的滞后。
周干峙认为，梳理和认识我国目前城市规划中面临的问题，应该从三个层次入手：宏观层次（国家层次的问题）、中观层次（部门层次的问题）和微观层次（专业层次的问题）。
宏观层次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城镇化的方向、城乡建设的方针、环境保护的目标、资源利用的要求、城市经营管理方面的改革和法制的健全等。这些在国家政策方面的宏观问题是制定规划的前提条件，决定了城镇建设的大方向。资源、环境是制约性的前提条件，也决定了规划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而管理体制和法律规范是一切规划实施的基础条件和保障，它反过来影响着规划工作本身。
中观层次方面的问题主要是部门直接抓、直接影响规划工作的一些综合性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如何确定城市发展规模。这是编制规划的首要问题，应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前景和各种人口增长规律，经研究论证后确定。但当前尚有不少不确定因素，许多城市规划按城市化增长率，比现状翻一番计算。总体上缺乏依据，带有盲目性。
2、如何控制好土地资源，合理安排生产和生活用地。近几年来，由于规划土地控制不严，城市土地资源流失量很大。同时，我国城市工业用地比重过大，尤其是在新工业区、开发区，发展备用地都很宽敞，而居住区密度过高，而且还有不断插建之势，既不宜于人居，又不符合长远利益。
3、如何对待原有建筑和保护历史文化古迹。目前不少城市以少占地和30年房龄就够本为由，兴起了大拆大迁之风，甚至许多建筑未使用几年就以各种理由被爆破重建，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对于文物保护，我国目前已经有法可依，但有历史价值又未被列为文物的历史街区和建筑尚未得到有效的保护，处于不断被拆迁的境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保护文化遗迹，主要是观念问题，决不可以新为荣，以洋为贵。
4、如何安排好城市中的大型公共工程。大型公共工程是城市规划中的亮点，有较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影响，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当前这一方面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屡禁不止。这些建筑既超出实际需要，又超出国家和地方经济实力，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5、怎样正确理解城市现代化和城市面貌，做好大城市规划中市和区的规划问题。某些城市对城市现代化的理解严重滞后，就超高建筑和稀奇古怪的建筑相互盲目攀比，片面追求高、大、洋，结果造成千城一面的局面。在同一座城市，有的区过于强调对市的总体规划的独立性，甚至形成“强枝弱干”的局面，模糊了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对城市总体规划发展不利。
6、如何看待请外国专家和中国人自己规划设计的问题。当前某些城市存在一种倾向，就是迷信洋人，苛求国人。许多城市总体规划，以至城市发展战略要国际招标，甚至连县城规划也非请国外专家不可。但事实上，城市规划不同于工程设计，与经济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请外国专家所做的规划，成功的极少。在建设设计方面，各种类型的民用建筑，我国的建筑师已经具备自己的经验和相当的实力。
微观层次是规划工作的技术基础。当前有几个比较突出的专业规划问题宜严肃对待：
1、更新规划内涵。传统的城市规划侧重于物质规划，后来强调空间规划，现在强调科学规划、和谐社会。而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和谐城市之上。诸如城乡、人口、贫富、教育和保健等社会问题，都和城市规划关系密切。因此，城市规划中必然要有一定的社会规划内容。
2、改进规划方法。长期以来，各城市都按照规划编制办法分阶段编制规划。每一阶段都是一次性规划，然后按规划执行，但由于客观情况变化，规划在实行中不断修改，而背离了原来的方案。考虑到规划条件的不确定性和实施中的双向性，城市规划必然应着重做好近期规划，而且应有分期修订的要求。
3、适应信息化发展，做好城市交通规划，及时缓解交通拥堵问题。信息化包括信息技术手段的普遍应用，将深刻影响今后城市活动的发展，必须要使规划跟上信息化的发展步伐。搞综合规划的规划人员应掌握新一代交通工具和智能化的交通管理引导等专业知识，尽快改变交通系统规划比较滞后的局面。
4、城市设计和大型公共建筑与城市规划相结合。城市设计和大型公共建筑的建设，必须符合城市规划的要求，不能忽视城市特色和历史文化。规划人员的指导思想必须要有相当的提高和拓宽，否则就难以起到指导作用。
三个层次的规划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系统。做好微观层次的规划，将会有力地支持和提高中观层次的规划，而中观和微观层次的问题解决好了，也将有力地推进宏观层次问题的解决。三个层次互动互济，就将更为有力、有效地推进规划作用的发挥和促进总目标的实现。
解决我国城市规划问题需处理好两个关系
周干峙认为，城市规划是实践性很强的工作，要特别注意处理好“规划和决策”以及“规划和开发”的关系。
规划工作本身带有很大的决策性。在城市中观和微观规划中，规划本是决策的制定者。简单的程序就是规划工作者提出方案，由政府作决定。但随着政府对规划工作的重视，特别是考核市长政绩的机制，致使某些市长借以扩大个人的决策权限，对城市规划方案作出十分具体的决定，甚至用市长的个人专断取代规划部门的科学规划，从而导致规划部门对诸如城市布局、重大项目和设计特色等等的规划作用，被大大弱化了。
同时，由于目前我国土地利益的分配机制尚不够完善，土地收益已成为城市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开发公司和城市政府部门成为主要得利者，从而决定了开发公司与政府的结合，而且由开发公司决定规划方案的修改。不少城市开发的立项、标准、技术方案变成了以开发公司为主体。如果碰到对规划有不同意见，就通过城市领导来贯彻实施，规划与开发的关系完全被颠倒了。
周干峙说，“规划与决策”、“规划与开发”的关系问题是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体制条件决定的。有一些市长越位和开发商越位是我国过渡时期特有的现象。特别是开发商可以对城市规划产生决定性影响，意味着代表公共利益的城市规划倾向企业利益和部门利益，这在世界许多国家不能被接受。在许多国家城市规划本身是代表政府的，市长负责全面工作，起政治家的作用，而不是起规划师、工程师的作用。
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问题
一、城市化的目标必须明确
当前我国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二是更新改造现有的老城市、老城区。因此，当前我国的城市建设有两个着眼点，一是如何更多地吸纳已经进入工业生产和服务业的农村人口，二是如何建设低成本和高效率的城市。
我国的城市目标必须围绕着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进行，这个战略就是将被耽搁的城市化进程补回来。80年代和90年代整整2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与城市化进程不同步，工业化领先于城市化。最近这个10年，必须在战略上加以调整，通过调整社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变化，通过增加城市人口，增加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比重。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城市化运动，第一波城市化运动是沿海开埠带来的第一批半殖民地城市，象香港、上海、天津、青岛、哈尔滨等，这些城市具备了现代工业城市和商业城市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中国内地城市的现代化变化。
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受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影响而中断了十几年，第二波城市化运动起始于1949年建国之后，这一波的城市建设主要是诞生了一批工业城市，如克拉玛依、大庆、十堰、攀枝花、石河子等。但由于这一时期的城乡户籍分割和计划经济资源配置，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展十分缓慢，城市化率仅仅提高了五六个百分点，由解放之初的8%增加到70年代末的16%左右。
我国的第三波城市化运动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这一波城市化浪潮由于受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影响，前20年间进展不大，只是冒出了深圳、北海等几个开发区式的新型城市。90年代后期，这一波城市化运动开始加速，估计这一波城市化浪潮将持续40年的时间，到2020年结束。届时，我国的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45%左右。
总起来看，中国的城市化运动还任重而道远，农民人口的基数还很大，要使目前的9亿农民进入工业化并不容易。但工业化的后果必然是缩小农业产出，从能量守衡定律来看，大量的工业产品将替代早先农产品的功能，农业生产规模将不断缩小，这是必然的趋势。
从工业发展的自身规律来看，集中发展也是必然趋势。集中发展带来的是聚集效应，集中发展可以大大减少分散发展带来的空间成本。我国80年代兴起的乡镇企业之所以后来未成气候，主要是分散发展的结果。这一波工业化由于户籍分割和分散发展最终宣告失败。今天，我们必须汲取80年代的经验教训，握紧拳头集中发展，这是整个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不仅工业企业要向工业带集中，人口也要向这些工业地带集中。
从最新的动向看，今天各地的工业园区很可能是未来新兴城市的雏形。但中国的城市发展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是继续扩大老城市的规模，二是依托新兴的工业园区建造新型综合型服务城市。但是，由于思路上的问题，许多城市发展的目标并不清楚。那些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老城市如何实现这场产业的调整和社会人口的调整，城市如何具备实现这些调整功能？都需要各地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二、当前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在当前的诸多问题中，第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防止城市利益集团独享公共福利资源。象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仅集聚着巨额的国有资产，更集聚着大批的公共福利设施。生活在这样城市中的市民，不仅实际上拥有更多的国有资产，更拥有比其他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多得多的公共福利和服务设施。这些公共福利不仅表现在社会保障方面，更表现在教育、医疗、文化、通讯等设施方面，一句话，城市人比农村人有着更多的教育、医疗、旅游条件，大城市人比小城市人拥有更多的生活便利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凡是拥有公共福利资源多的城市，都对外来人口实行了限制的政策，这种限制的本质是阻止外地人分享这个城市的公共福利资源。这就是一些城市实行“高门槛”政策的根本原因。但如果一个城市中公共福利资源很少，这个城市对流动人口就缺乏吸引力。许多流动人口之所以涌向大城市，关键是这些城市比其他城市有着多得多的就业机会和福利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实施统一的国民待遇，打破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身份歧视，公平公正地对待外来人口。我们的目标是实行整个国家内全体人民的均衡发展，缩小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不是为了一小部分人畸形发展。因此，中国下一步城市化的根本任务减少对城市利益集团的保护，实施自由迁徙、公平竞争原则。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为城市建设和发展搞的政绩工程与人民群众的矛盾问题。当前我国兴起了一个新的口号：“经营城市”，我认为这个口号值得斟酌。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产生于政府官员需要的口号，是一个政府的概念，而非市场的概念。官员理财，理得是财政之财，而不是城市之财。政府与市场的界限要有所划分，哪些领域是政府“经营”的范围，哪些领域是市场经营的范围，各地政府官员要搞清楚。要防止一些城市借经营城市的理念过多地参与经济活动，政府要尽可能多地退出经济活动，政府财政应当主要来源于工商业和所得税税收，而不是来自于土地。许多城市之所以提出“经营城市”的概念，是因为看中了土地这块还未市场化的公共资源，特别是看中了周边农村农民的土地资源。之所以看中了土地资源，是因为在土地问题上，政府和开发商有大利润可赚。
但我要坦率指出，这些利润大多是通过对农村农民和城市市民的剥夺而廉价得来的！城市的土地和周围农村的土地是一块产权未明的资源，许多城市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正是趁当前我国土地产权未明的状态而大肆掠夺这块资源。由此产生出当前我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失地农民和失房市民以自焚方式进行抗争的现象。
三、政府的“经营城市”行为与拆迁投诉上访事件大幅增加有什么联系？
据报道，8月24日，南京市长江路邓府巷拆迁现场发生重大惨祸，数名生活极度贫困但被逼搬出住宅的市民在邓府巷拆迁办里自焚，至少10人被送往医院抢救，其中8人可能不治身亡，可能还包括1名拆迁办工作人员。之所以发生此类悲惨事件，主要是南京市政府一味搞城市形象工程而导致的恶果。南京市的搬迁户以旧式老宅为主，居民住房面积普遍不大，并且以贫困户和五保户为多，很多人家都存在老人重病、孩子要上学、自己却又下岗的窘境，这种地块的居民多半是城市贫民。而此次拆迁政府给予的拆迁补偿安置费过少，普遍不足10万元，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老住户搬出旧房就意味着要露宿街头，因此，在南京市玄武区政府死命令之下，点火自焚的事情是不可避免发生的。
最近一个多月里，至少有三起自焚事件与征地和房屋拆迁有关。9月15号，一位名叫朱正亮的安徽农民因为对当地的拆迁工作不满，在天安门广场自焚，抗议政府拆毁他在安徽省的住房，被烧成轻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9月25号，一位35岁的王先生在北京郊区自焚，为了抗议有关部门拆毁他的住房，拆迁是为新的建设项目腾地。自焚者的姐姐说，拆迁部门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补偿，我们老少三代五口人，发给的搬迁费不够买楼房的。
这些因为房屋被拆迁而导致人员伤亡的悲剧在中国并不是个别现像。根据统计，从去年一月到七月，全国因为房屋拆除引发的三级以上的事故共有五起，造成26人死亡，16人受伤。与拆迁有关的投诉也越来越多。今年前八个月，信访局就收到了11641封有关拆迁问题的投诉信件，比去年同期增加50%，上访人数为5360人，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将近一半。
我所居住的北京市回龙观文化居住区，9月以来小区居民已经游行、上访数次，为的是抗议开发商天鸿公司违反合同，侵占绿地，欺诈业主。请看照片：工地边上的横幅标语、愤怒的人群。最近，居民们见事情毫无结果，正酝酿着发动上千人去北京市政府进行集体上访。
这些事件都集中反映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即政府政绩和房地产开发商赢利之间与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尖锐矛盾。一边是政府要政绩，要城市形象，一边是开发商要发财，一边是老百姓要维持基本生存。在这种矛盾中，我们的政府官员要以普通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千万不能与开发商相互勾结，侵害平民百姓的利益。
在这里，城市的官员们要端正一个观念，即我们建造的城市主要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不是为少数富人服务的，城市建设的成本要低，不能起点太高，拒人于千里之外。一个城市里可以开发小片适合富人和权贵居住的高级住宅区，但大部分城区必须是低价格的消费居住区。如果一些城市特别是一些新开发的新城一上来就起点太高，极有可能出现房卖不出去也无人来的后果。
与此同时，要防止城市建设部门的官员与开发商联手谋取私利，要防止官商勾结大发不义之财。四川成都西部的邛崃市推出了由一家私营企业承包开发一座新城市的创新项目，这家企业最后将以BOT方式将城市卖出。这种模式还有待于探索，在这里，重要的是政府与企业一定要划清界限，既要使开发商合理地获得开发利益，又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和城市建设。
四、各地政府要正确处理好拆迁矛盾
就在我整理这篇发言内容时，上海一家房地产网站上透露了这样一个消息：9月30日凌晨，被上海警方在北京抓捕的85名上访上海市民，被近百名警察用四辆大型警用巴士，途经上千公里用了20个小时的时间一直押解到上海，分别关入上海蒙自路430号的原上海收容遣送站、上海青浦政法休养所。上海警方告诉这些被关押的民众，他们将在上述两个地点关押15天，期间要给他们办改造思想的“学习班”。
唐少平、沈永梅、萧又青、陈军等85名上访民众，被上海警察从熟睡的被窝中抓起，警察没有对他们出示任何法律手续。但他们都遭到了非法搜身和收缴手机等私人财物，并且遭到审讯逼迫交代上访的策划人、向国际媒体联系和通报的人等情况。
被关押的民众由于不服警方的违法压制，已有一些人开始绝食抗议，有的人表示自己也象那些悲愤的自焚者一样不想活了，目前事态会如何恶化难以预测。另外，这些被关押者的亲属200多人，在得知自己的亲属遭到如此侵害后，于10月1日上午前往上海市府强烈抗议，但是抗议者中的一些人也遭到了抓捕，到晚上有部分人被放回家。
上海有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强制拆迁中其财产权利、人身权利遭到严重侵犯，甚至有多起伤害致死或悲愤自杀的案例。上海被拆迁户被迫不停地申诉上访，并且得到专门帮助被拆迁户打官司的律师郑恩宠无私的法律服务，也曾经成功地将“上海首富”周正毅告上法庭，并导致中央拘捕调查周正毅的非法掠财行径。但是房屋拆迁的恶性侵权掠财并没有得到制止改正，反而是郑恩宠律师被无端逮捕起诉，被拆迁户依然是无家可归投诉无门。
这次80多人集体进京上访，是上海市民无奈的表现，是中国城市居民私有财产受到严重侵害的表现。这类事件的发生，已经足够引起中央政府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重视了。如何维护私人财产，如何给予合理的补偿而不是剥夺？各城市的管理者要有清醒的认识。象解放之初廉价剥夺公民私有财产的时代已经过去，打土豪分田地的时代已经过去。特别是今天受剥夺的已经不是地主资本家，而是穷困的平民百姓，对待这样的群体如果还不能公平对待的话，那么我们的政府就已不是共产党执政的政府，就成了资本家的政府，为虎作伥的政府了。来源:考试大-城市规划师考试走土地节约型的城市化道路
“城市化正在吞噬着大量的土地。发展城市化必须坚定的走土地节约型的城市化道路。”农工党山东省副主委宋修岐在此间召开的政协第九届山东省委第二次会议上发言时说，“劳民伤财的‘四大风’必须严肃查处。”由于最近山东省接连几起“土地事件”被国家有关部门通报以及央视的焦点访谈暴光，宋修岐的发言在与会代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近年来，山东省高度重视城市化发展，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目前，全省设市城市和建制镇建成区面积近４０００平方公里，有济南、青岛、淄博、烟台４个特大城市、潍坊等６个大城市、２０个中等城市、１８个小城市以及１２５３个建制镇，基本形成了以济南、青岛为中心，以沿海、胶济铁路、京沪铁路山东段沿线为骨干的城镇体系框架。
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土地资源短缺且严重不足的特殊省情，已经成为制约山东一切事业尤其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统计资料显示，该省人均土地只有０。１７公顷，不到全国的１／５，只有世界水平的７。５％；土地利用率已达８８％，大大高于全国７２。６％的水平；土地后备资源总面积约２００万公顷，人均后备资源只有０。０２公顷，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针对一些地方政府盲目加快小城镇建设，宋修岐说：“放弃发展小城镇的过时思路，进一步明确‘都市化’的城市化方向，大城市才是城市发展的主导。”他分析说，我国多年来城市化发展的实践证明，以发展小城镇为主导的城市化道路，违背了世界各国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是一条城市化成本最高、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欠佳的道路。专家研究，小城镇建设需要占用的土地资源要比发展大中城市多得多，小城镇人均用地需要４５０—５５０平方米，而大中城市人均用地６０—１００平方米，特大城市低于６０平方米。超过１００万人的城市综合发展成本，是人口少于１０万人以下城市的１／６到１／８，即小城市每吸纳１个人所付出的成本，相当于１００万人以上大城市所付出成本的６—８倍。规模收益和外部成本进行定量分析，规模过小的城市，规模收益低，政府负担的外部成本高，经济效益差；人口在１０—１００万人规模区间，才有真正的净规模收益，在１００—４００万人之间规模区间城市净规模收益最大。
针对一些地方城市化建设中存在的“四大风”（即大量兴建大马路、大广场、大楼、大草坪），不少与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接受记者采访时措辞激烈：“‘四大风’实际是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不能搞‘大跃进’。各级政府必须加强规划监督，加大执法力度，强化对土地利用的控制。”
宋修岐建议，一是科学规划。规划是合理利用的前提，要有先导性、超前性，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又要考虑可持续发展，不能只顾眼前。要以非常严肃认真、科学的态度，正确处理好发展经济和保护土地的关系。二是打破传统落后的城市化观念，让城市化置于市场化的框架之下，尤其是要改变过去那种依靠“县改市”、“县改区”、“乡改镇”等通过“翻牌”方式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做法，切实提高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实质性刺激和带动作用。三是要进一步强化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高度垄断，严格控制建设用地供给总量。在招商引资方面，重视单位面积的投资率，按投资率大小确定土地价格。四是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治理土地市场秩序，严格管理各类开发区，严肃查处违纪、违规、违法现象和执法不严问题。对地方政府作出的相关政策和规定要集中进行整顿，凡是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内容，一律废止或进行修订。
据悉，与会代表的建议早在去年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山东省委、省政府。山东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秘书处提供的一份资料说，下一步城市建设重点抓好的几项工作包括，一是明确和完善城镇发展战略布局，重点发展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合理发展小城镇。二是改进和加强规划工作。重点抓好山东半岛城市群总体规划、山东海岸带规划和济宁都市圈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加强城市发展战略研究，提高控规覆盖率。三是制定完善促进城市化快速健康发展的政策。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深化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处理好城市建设与保护农民、市民利益的关系，妥善安置失地农民等。
如何走好城市综合减灾应急管理之路
应该说中国从城市层面上关注灾害始于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国际减灾十年”活动。那么，什么是灾害，什么是现代城市必须关注的灾害，由于“9.11”事件，由于国内外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的频发又有了新变化和新认知。尽管迄今没有一个国际学术机构对城市灾害准确下定义，也没有哪种灾害称作城市灾害，但城市是所有自然与人为灾害的巨大承载体，城市越现代化，其致灾易损性就越大，城市就显得异常脆弱。城市灾害几乎包含着灾害类型的全部，其灾害机理充满复杂的规律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持续致灾要素归纳为：地震、水灾、气象灾害、火灾与爆炸、地质灾害、公害致灾、“建设性”破坏、高新技术事故、古建筑防灾、城市流行病灾、交通事故、工程质量事故等。按建设部1997年公布《城市建筑综合防灾技术政策纲要》认定地震、火灾、风灾、洪水、地质破坏为现代城市主要灾害源。2003年春夏波及全球几十个国家的SARS病灾再次敲响了现代灾害的警钟，它强调现代化的城市灾害不仅指自然巨灾和人为事故，更涉及人为因素诱发的恐怖事件及新致灾源等。那么仅以全国四大直辖市为例，上述14种灾害虽共有，但也有一些各自特点的灾害如上海、天津都有风暴潮、台风的侵袭；重庆是地质灾害等。来源：www.examda.com
考虑2008年奥运会的建设及一流奥运会召开的安全目标值，北京排在前五位的应特别关注灾害类型是：极端气象灾害（暴雨洪涝、雷电、高温热浪、雾害等）；生命线系统事故（断水、断电、断气等）；高技术事故（含高技术犯罪及信息安全隐患）；地下空间致灾隐患（地下商业设施、地下交通、地下公共场所等）；恐怖与社会灾害（敌对势力的恐怖袭击、公共场所人员骚乱等）。
从综合减灾管理上看，要实施有效的城市综合安全管理要做几件事：应确立“大公共安全”的理念，打破传统对公共安全狭隘认识的限制，从综合减灾及城市总体上扩展公共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城市减灾作为一个公共产品，需要建立起与之相配套的公共安全社会化网络，在政府公益安全减灾的同时，加大减灾社会产业化的步伐；政府要进一步明确在公共安全上的定位；城市公共安全的态势及其问题，要求对国家及其各城市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进行创新型改革，重在解决管理分散、各单一灾种部门缺少相关勾通及协调机制的问题。为此提出城市综合减灾应急体系建设的如下对策：其一，综合减灾应急预案。我国及各大城市应对灾害及社会危机的现时政策不仅关注事中事后救援与抗御，更注重事先的预防。而这种预防已经提升为城市整个层面的预防，为具备这种能力，就要落实综合减灾协调机制，而其载体就是要编制研究推出可行的应急预案。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即刻启动预案将大大有助于抗救危机、减少损失、恢复常态。近年来国际社会已在减轻地震、洪水、核事故、化学品危害、火灾及爆炸、反恐怖、生物灾害等方面有一系列应急预案及成功作法，经过分析与提炼，可推出对我国城市有价值的预案编制原则及技术性规范。制定应急预案时必须研究如下问题。
一是编制应急预案时必须进行合理策划，突出重点，反映出本地区的主要事故灾害风险类型，避免预案间的孤立与交叉。二是城市应急预案应包括灾变预测预警机制；指挥机构的职权、任务、协调处理工作方式及方案；应急信息网络设计及信息整合制度；处理突发事件机构及救援队伍的种类、分布、数量、协调及调用；应急通讯系统的启用、各级政府通讯能力的统筹等。三是城市特殊灾害风险预案。城市在综合预案下面，还要针对可能发生的重大事故与灾害风险，明确其相应的主要负责部门、有关支持部门及其相应职责，或增加应急功能等。
其二，综合减灾体制建设。所谓综合减灾体制建设的危机管理模式核心是全面整合的模式，其管理体系体现着一种危机管理的哲思与理念；体现着一种综合减灾的基本制度安排；体现出一种危机管理的水准及整合流程；体现出一种独到管理方法及指挥能力，这应是每一个负责任的城市管理者应努力做到的。具体讲其综合减灾危机管理原则如下：一是全危机管理。要研究各危机事件的关联性，研究其转化为复杂性事件的途径。制定综合的战略、综合的政策、综合的管理计划、综合的组织安排及资源支持十分必要。二是全过程的危机管理。应倡导危机的准备，并要使之纳入疏缓、准备、回应、恢复四大循环进程中。之所以在危机管理中更多地强调“准备”，是因为它包括管理规划、危机训练、危机资源储备等重大预防的事项。三是危机管理的整合。城市综合减灾应调动各方资源已形成一个统一领导、分工协作、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机制；四是危机管理的综合绩效准则。为了实现有效的危机管理，政府必须设立危机管理的综合绩效指标。
基于如上考虑，建议中国及中国各大中小城市应尽快建立和完善政府危机管理的组织体系和机构。无论是国务院层面的，还是各大中小城市及省级政府的，其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制定综合减灾管理战略、政策和规划；进行突发事件信息管理及组织对灾害的风险度评估；在正常状态下，负责危机的预防、预警及社会安全文化教育；在突发事件发生期，负责领导并协调总体防灾对策；考虑到城市灾害的特殊性及多样性，要明确不同政府机构的特定职能及统一领导、分工协调的危机管理体制的整合 其三，综合减灾机制建设。所谓综合减灾机制建设的核心是要优化综合减灾管理系统中的内在联系，并创造可协调的运作模式。如城市灾害管理如何与城市行政管理并存与融合？灾害管理与行政管理如何协作及制约等。总之，期望中的城市综合减灾机制强调应急的系统建设，即应“尽快建立一套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来源：考试大
综合减灾机制的理念。综合性减灾问题的解决应更多地去挖掘并探讨现实减灾研究中规律性。综合减灾强调整合即：城市管理的组织整合，建立综合减灾管理的领导机构，应急指挥专门机构和专家咨询机构；城市管理的信息整合，加强灾害信息的收集、分析及处理能力，为建立综合减灾管理机制提供信息支持；城市管理的资源整合，旨在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为实施综合减灾管理和增强应急处置能力提供物质保证。以北京市正建设中的应急指挥系统总体方案为例，其综合减灾的机制建设思想为：“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统一高效、灵敏快捷”的原则：“平战结合，以平备战”的原则：“资源整合，逐步提升”的原则。
综合减灾机制重在理顺管理，如综合减灾管理与专业灾害管理的协调。事实上，并非各级地方政府都要设置综合减灾管理部门，它是由当地具体灾情所决定的，不必搞形式主义，更不应为建立良好机制而人为地造成机构臃肿。但笔者以为，绝不能以反对形式主义为名，认为大可不必提什么综合减灾。实践认为，只要是城市减灾问题，一定应建立起综合减灾的机制。如某类企业，若把灾害管理与安全管理统一结合起来，且当地又是地震高烈度区，同时也易受洪水及其它气象灾害的影响，则组建该企业的综合减灾管理机构就十分必要的。
其四，综合减灾法制建设。城市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的法律体系具有多因素、高成本、跨学科等特点，2003年“非典”对国人的教训是，必须有效动员一切人、财、物和信息等资源以化解突发事件引发的危机。对城市安全而言，其危机管理主要解决如下问题：制定预案并有效监控，以防御危机；化解、缓解灾变以减少危机；准备、动员并调配资源以正视危机；在灾变中回应民众的安全愿望，以恢复危机下的管理秩序及常态城市生活。其中从制定构建体制与机制上看要用法律保证其建设即：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府管理机制；信息沟通、反馈的解读机制；城市公众动员的文化机制；应急救援、紧急救治的协调机制；公民权利依法有效保护和行政权力依法有效行使的法律保障权利等。总之，可以这样说，国家及城市若没有完善的公共应急法制就没有高效的综合减灾政府管理，完善的公共应急法律是国家及城市应急系统中最重要的支撑条件。
与城市常规状态相比，紧急状态下人们对生命、健康、权利、信息、生活质量等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对法律程序和政府服务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政府管理行为的法律依据、程序要求及行政成本等也有很大差别。其反映的特点是：权力优先性、应急处置性、程序特殊性、社会配合性、救济有限性等。
以为，目前国际上综合减灾立法在整个城市应急法制中的地位对中国的启示在于：为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中的法律机制，我国综合性应急法制建设要抓住两大层面，它们之间是配合关系，是并列关系，不可混同：一是2004年全国人大已修改的宪法及正编制中的《紧急状态法》等；二是国家《综合减灾基本法》、《救灾法》、《城市防灾法》等综合的大法，在其基础上再理顺与之相配合的各单一灾种的法律体系。
其五，综合减灾管理评估。综合减灾管理是一个体系，其实践过程、经验和教训要通过管理评估方可做到。综合减灾管理的风险评价不是目的，而是提高防范风险的手段。按照现有国内外通行的评估技术与方法，无论是安全预评价、安全验收评价、安全现状评价还是专项安全评价都要体现综合减灾管理的基本原则即全过程与全方位安全控制。城市综合减灾管理评估在于查找、分析城市防灾系统及环节中存在的危险、隐患因素及管理缺陷，从而提出合理可靠的安全对策措施，并达到尽可能低的安全投入和最优的安全投资效益。本研究从两方面展开了对综合减灾管理评估的探索：首先，确定城市综合减灾评价指标。如从城市事故灾害源入手研究在灾害中的重特大事件的评价指标。如事故灾害易发性指标、事故灾害导致损失程度指标、事故灾害后果影响范围指标等；在研究城市综合减灾的安全投入上至少要关注：反映安全工程项目投入的指标、反映城市防灾防护的投入指标、反映应急救援投入的指标、反映城市安全文化建设教育投入的指标、反映日常安全管理投入的指标、反映事故灾害情况下保险预投入的指标，以及综合性安全投入指标（宏观、微观）等。其次，综合减灾管理评价方法的应用。鉴于国内外城市综合减灾评价指标体系正在建构和研究中，所以系统而完整的量化指标不完备，所以对现状城市综合减灾管理的评估易采用定性与部分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其评价要点在于构建起城市建设与运行中的本质安全框架。来源:考试大-城市规划师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一、东部地区的城市化与国民经济发展 21世纪是世界城市化高度发展的世纪。据联合国人居中心预测，2000年全球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0% ，2010年达到55% ，2025年达到65% ，其中发达国家将达到83% ，发展中国家将达到61%.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约在30% 左右，不仅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对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迅速加以提高。 我国城市化是一个多层次、多区域且长期持续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功能改造和基础设施改造促进了城市建设投资，城市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促进了经济产业投资，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需要解决户口、住房、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促进了城市社会事业投资，共同推动社会总需求得到稳定和快速增长。 其次，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二元结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被现代城市吸收，滞后的城市化水平又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城市化上寻找结构转变的突破口，在人口分布重新调整的基础上促进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优化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 第三，城市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社会生产要素越集中，对周边地区的吸引力、辐射力也越显著，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大。在这种辐射过程中，实现经济要素优化配置，区域内部产业合理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和流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据国家统计局专家估计，在现有发展水平上，城市化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直接消费可拉动GDP 增幅增加0.5 个百分点。迅速推进城市化构成中国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是确保我国经济发展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的战略性选择。 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泛、区域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落差，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约为39% ，西部地区约为28%.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工业化人口最多的地区，已经产生了一批特色明显的新兴城市，初步形成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多层次、功能互补的城市体系，然而，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相对滞后表现得也更为突出。迅速推进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不仅是保持东部地区经济稳步发展的需要，也是更好地实现“以东带西”和“全国一盘棋”的战略要求。东部沿海地区具备比较好的城市化发展基础条件，应因地制宜，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人口城市化进程。 二、对小城镇战略的历史反思 在大规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大中城市有限容纳力的双重压力下，我国城市化发展初期强调控制城市规模，对小城镇发展给予很大关注，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化指导原则。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这在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得尤其突出，“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战略”一度被一些学者评价为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应当肯定，在城乡隔绝的社会结构体制下，在城市工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条件限制下，小城镇为依托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农村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是，小城镇城市化的起点太低，乡镇布局星罗棋布，比较分散，有的城镇只有三四千人，城镇人口数量不足使商业和服务业难以发展。城镇虽小，但医院、学校都要五脏俱全，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的投资效益低下，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城镇规模小的另一方面，是难以进行有效的基础建设和环境污染治理，公共物品难以积累，于是在不少地方，“村村象城镇，镇镇象农村”。各小城镇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生产要素在城镇之间的流动壁垒，使企业之间难以合并和资产重组，产业同构现象严重，相互之间恶性竞争，削弱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同时，小城镇缺乏现代大工业最基本的规模效益和最起码的交通、通讯、供电等社会生产条件，现代工业很难发展起来，也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较高层次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一般结论认为，25万人是城市靠自身力量健康发展所要求的最低人口规模，从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都是不可持续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日益深入以后，难以担负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使命。 三、以中心城为核心建设地域性城市体系 从国际城市化发展“集中——分散”的历史经验看，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城市化道路应采取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大城市一般处于交通运输的集散地，基础设施比较齐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比较完善，大城市土地、人才集中，信息发达，技术创新能力强，文化娱乐高度发展，是现代大工业和现代生活方式的载体，其人口吸纳能力和空间辐射扩散效应更强。 但是，东部沿海地区主要城市的中心城区人口已经有相当的规模，普遍存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足问题，城市土地、水资源、交通、环境、住房等客观因素限制了人口城市化的发展规模。以上海为例，内环线以内的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达到3.8 万人/ 平方公里，内外环之间人口密度为0.7 万人/ 平方公里，外环线以外每平方公里只有907 人。如果照搬西方国家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必然会带来城市环境的日益恶化，交通和生活空间拥挤，以及城市失业、贫困问题的加剧，不利于城市自身的持续发展。 东部沿海城市中心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和郊县小城镇零落分散、发展缓慢，构成两极不平衡的城市体系结构，制约了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进一步深入。东部沿海地区在当前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应该把中心城区和各郊县通盘考虑，以中心城区为核心建设地域性城市体系。促进中心城区作为增长核心的产业升级，大力推动在城市周边地区建设若干人口规模在30万人左右的卫星新城，同时发展4-5 万人规模的中心镇。促进农村人口向新城和中心镇集中，吸纳外来智力性和投资性移民落户，形成以中心城为核心的，多层次、功能互补的城市体系。一方面可以促进城市中心工业向周边新城转移，降低生产成本，促进城市产业合理布局，并由此产生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和产业经济投资需求，另一方面，使农民彻底从“亦工亦农”和家家户户耕种小片口粮田的生产格局中解脱出来，促进土地合理布局，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并促进乡镇工业向中心城镇的集中和资产重组。 对于东部特大城市而言，建设卫星新城是构筑合理的区域性城市体系的关键，例如上海已经出台了“一城九镇”的城镇体系发展方案，促进人口向新城聚集。在另外一些中等城市，建设区域性城市体系还要积极扩展中心城市，酝酿撤县并市，提高中心城区的辐射能力。东部地区需要在中心城、新城、中心镇和一般集镇的四级城市体系框架下扩展人口城市化的容纳能力，使人口在重新分布的过程中实现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整体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四、推进国际都市和城市群建设 从宏观角度看，人口城市化不是孤立地发展个别城市，应该在全球化和区域发展的整体框架中进一步加以理解。东部地区已经形成了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形成了若干连片的城市密集区，未来的城市化过程应在此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建设为核心，推进全球性的国际都市和区域性的城市群建设。 世界城市体系随着国际产业分工、国际贸易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过程重新构造，若干具有全球信息节点的城市发展成为国际都市。国际都市是国际经济大循环的空间依托、区域经济集团的支撑点、各类经济圈的核心，是全球性经济组织和金融活动中心、新兴产业的生产和创新基地，也是一个国家实现同世界经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中国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并在国际经济中占有相对重要的作用，也需要建立若干世界级的国际都市。目前香港已初步具备国际中心城市的规模，我国要在下一世纪初把上海建设成为新兴的国际中心城市，下一世纪中叶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中心城市，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并以此为枢纽将我国城市体系尽快纳入世界城市体系中去，带动东、中、西部整体联动发展。城市化发展还要重视城市效应的空间扩散，东部地区要促进在区域经济的基础上建设若干个人口规模超巨型的城市群，如以上海、南京、杭州、宁波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京、津、沈阳、大连、青岛为中心的环渤海城市群和沈阳、大连、辽宁为核心的东北城市群。在城市群内部完善基础设施、完善高速公路和轨道交通体系、加强城市间的产业分工和职能分工、使这些地方成为经济能量巨大的空间地域，极大地增强城市的人口容纳力，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城市化发展的制度建设 跨入新世纪的东部地区面临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根据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基础，目前应把区域性城市体系建设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要方面，首先要应扩展中心城市功能，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市管理，将大城市发展和产业创新、产业升级结合起来，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为增长极带动整体经济的提高。同时，应归并重组小城镇体系，建设卫星新城，发挥地域性城市体系的功能，并在全球化和区域发展的背景下逐步培育我国的国际性都市和城市群，使各级城市职能合理分工、功能互补，经济产业合理布局，共同构成一种和谐的力量，实现城乡人口合理、有序、快速的流动，促进中国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推动我国城市和区域经济的整体健康进步。 城市化并不简单意味着“农民进城”和“外地人进城”，其涉及的根本制度是城乡的经济管理体制。城市发展是少数受传统体制影响较深的领域之一，在有关的政策方面，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住房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限制着城市化的进程。当前应突出重视以下几方面的制度建设： 第一，推进城乡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土地产权的市场化运作，是促进农村城市化的重要杠杆。应探索建立健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有偿使用机制和合理流转机制。积极鼓励离乡进城农民将原承包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既可作为进城定居或创业的启动资金，又有利于推进农业规模经营。维护、协调、处理好各方经济利益关系，通过租赁、股份合作、招标承包等多种形式，引导农田向种田能手和合作农场集中，使兼农劳动力彻底离农离土进入城镇。对于城镇的土地使用权政策可以探索灵活的措施，吸引农民和外来投资者进入城镇。 第二，制定鼓励新城和中心镇发展的优惠政策和经济产业政策。解决东部沿海地区过密化的中心城区和分散性的农村城镇两极失衡的关键步骤是，建设壮大城市化体系的中间层面，实施以新城、中心镇为聚核的组团式集中城市化发展策略。在这些城镇的建设中给以政策倾斜，使它们能以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生活水平、较好的社会环境吸引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需要通过政策手段引导放宽对卫星城市和城镇的进入政策，鼓励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镇，通过交通建设和对房地产商的政策引导鼓励人口转移进入新城和中心镇，根据不同规模、类型城市的不同需要制定相适应的人口引入政策。更重要的是，要促进新城和中心镇经济产业的发展，鼓励乡镇企业向中心城镇集中，引导新的项目和投资机会，创造就业机会，经济产业的发展是吸纳人口聚集的根本保证。 第三，推进城市管理制度改革。特别是要积极推动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探索实行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城市人口管理制度。要积极探索城乡社会保障和跨省市的社会保障帐户的衔接政策，为人口流动和人口合理布局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目前，东部地区大中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交通拥堵、住房不足、环境污染严重、社区服务和管理（特别是大城市边缘地区的管理）不完善等问题，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水平较低，与人口和经济向大中城市集中的要求严重不适应，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综合管理制度的研究和调整，提高城市功能，促进城乡社区逐步实现一体化。档案馆欲借民间力量留档案馆发出收集信号 傅丽娟，档案馆发出收集信号 傅丽娟，石家庄市档案馆收集开发处处长，对正在开展的“三年大变样”工程充满期待。“我的角度和普通市民及城中村村民的角度不一样，随着旧城开发，一些上千年的老村子，一些随石家庄开埠逐步发展起来的老街道、胡同、房子可能都要消失，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档案会被人们加速留下，因为再不拍摄就来不及了，而这个过程，正是收集城市档案的最佳时期，我期待民间的力量把这些资料都留下来，传给后人，如果可能，人们可以把这些影像备份后捐献给档案馆，因为这里的保存、保管条件会更好，能更长远地留给后代。” 傅丽娟的期待不无道理，据她的了解，不仅仅是档案馆，其他一些单位，也随着城中村的拆迁，抓紧抢拍村庄影像。“建设局就有一个部门，在每拆迁一个地方前，都会录像、拍摄，我想这样的部门也许还有，大家只有一个目的——在新的城区崛起前，旧的、历史的、文化的、值得纪念的，都留下来，留给子孙，告诉他们前人发展的足迹。” “我希望借助贵报，并和贵报一起发起收集、征集活动，共同为城市发展脉络留下点什么，如果市民有兴趣有能力，可以和我们联系。”傅丽娟说。 “即使是放眼全国，像石家庄这样二环内有这么多城中村的城市也是不多见的，45个城中村，它们的每一个深处都有传说，都背负着城市发展的深刻记忆。都值得拍摄，因为一个全新的石家庄站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一个个值得记忆的城区也在消失，而在消失前，我们应该把它们记录下来。” 抢拍，五年前已经大规模开始 档案馆关注城中村拆迁，抢拍城市在5年前已经开始。 石家庄市档案局（档案馆）副局长胡建敏5年前就有意识地开始组织人力拍摄石家庄。她说，由村庄发展起来的石家庄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一些村庄、地名会消失，而留下这些东西，对一个城市的记忆来说，是有巨大的价值的。2002年，她组织石家庄市内5区的档案局，拍摄了2000多张照片和10多盘录像带，记录了二环内45个城中村的全貌。 “百年前，京汉铁路从石家庄、休门两个小村庄穿过，这两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老村庄孕育了石家庄这个2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雏形，记录它们，能永久保留石家庄市发展的历史轨迹，真实反映城中村的历史原貌，为城市变迁留下永恒的记忆。”胡建敏说。档案馆应该有这个责任感和使命感。 2002年5、6月份期间，大规模的集中拍摄解决了留影像的问题，但是，更多的隐藏于民间的珍贵资料图片、史料，需要进一步地发掘、收集。“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能把手中的珍贵资料贡献出来，留给后人共赏。” “2002年后，关于城中村档案的收集没有停止，这次我们希望可以集中收集，留下即将消失的建筑物、老街道、旧巷子。它们随着城中村大规模的改造，将是最后一次在人们眼前伫立了，留下它们就是留下一段历史啊。”胡建敏说。“休门的四合院、电报局街、煤市街、花市街、振头的牌坊，都是古香古色、有滋有味的历史，是活生生的石家庄发展的见证者，它们虽然不能说话，但人们有义务把它们以另外的方式留在记忆中，比如用我们的相机、用摄像机。”“我们虽然有两千多幅照片、十多盘录像带，但还不够，这些资料远不如摄影家的作品，我们希望更多的摄影家投入进来，用他们手中的工具拍摄、留念我们的城市。” 民间人士眼中城中村影像 事实上，除了档案馆等主力单位，民间还有无数个个体在一直关注着城市的变迁，他们中有整理文字史料的，有拍摄城中村角落的。 潘正公，八家庄人，十多年前就开始研究以村庄为半径几十公里范围之内史料、逸事。“趁当事人还在，还有力量和可能把这些东西还原出来，将来这些地方都成高楼了，也许地名也被改变了，没有这些史料，子孙是否还能获知几十或几百年前这里是什么样子，发生过什么？” 在众多关注石家庄城中村的摄影家中，张兰柱可以算是最执著的一个。 今年63岁的张兰柱从1993年开始拍摄城中村的老街、旧房、老胡同，14年来，他一直利用业余时间穿梭于这些大大小小的胡同。“石家庄最早的三个村子：休门、栗村、石家庄，我都拍遍了，这三个村子历史最长，最能代表石家庄的原生态文化，留下它们的影像，就是留下了石家庄发展的足迹。” 张兰柱说，随着城市的不断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老建筑消失了，石家庄市区中现存的最有历史的古建筑应该在休门村的煤市街和电报局街之间的两三条巷子，这些随石家庄百年前开埠而逐渐形成的老宅、巷道，多为民国和日伪时期的建筑，有的已在百年之上，城中村综合开发，如果可能的话，应该为历史保留一块空地，留下它们。 自1993年开始，张兰柱已经用手中的相机为老城区留下了2000多幅照片，点滴记录着这座越来越大的城市里即将消失或已经消失的无数个小巷子、街道、老房子。十几年来，张兰柱只要听说石家庄市区那些地方要拆迁，总是提前过去拍摄影像，“如果不把它们拍下来，将来就会留下遗憾，都是城市的印迹啊。” “我前两天还去了东古城，那里在修公路，一米多深的地下，有不少破碎的瓦片，那可是两千多年前的汉瓦，东垣古城，需要子孙去留意、关注。” “我们的城市需要变脸，需要大变样，因为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开埠百年了，它理所应当由庄变成真正的大城市，但城中的这些村子，有的是承载石家庄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在大变样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把它们记录下来，留给后人——我们的城市是这样一步步由村庄发展起来的。” 张兰柱说他还不清楚在这次拆迁中涉及不涉及电报局街，那是他最惦念的地方，如果涉及的话，他得马上腾出手来，端着相机过去。“算最后一次留念吧，虽然之前也拍了无数次，但这一拆之后，再想拍也不可能了。” 一名档案人员的愿想 吴志祥，石家庄市档案馆技术处前处长。五年来一直在跟踪拍摄市区内45个城中村的变迁。 吴志祥说，自2002年45个城中村开始改造，这些地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地面建筑不一样了，而且有的地方地名也变了。他依据几年前档案馆接收的资料，前后跟踪拍照并对比了城中村改造前后的许多影像。 在他的记忆中，休门村应该是石家庄市区内历史最早的一个村庄，可追溯到隋朝大业七年，可以称得上千年古村了，在他拿出的资料图片中，休门村时代中心的位置，原先是一片平房，但改造后却是区域性的标志性建筑——时代中心；谈村有一棵老槐树，至少已有600年以上的历史了，该村张氏祠堂碑记载，谈村是明永乐二年自山西迁来的，自那时起开始算，这棵树应该伴随着村中许许多多小小少年成长，一直到谈村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城中村。 吴志祥说，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三年大变样”的展开，将会有一座全新的现代化城市展现在人们面前，到那时，一直到石家庄的未来，人们都可以随时从档案馆中看到石家庄的旧貌，抚今追昔，从影像中感悟赖以生存的城市。 近几年，吴志祥还拍了棉三社区和铁四局社区，在吴志祥眼中，这些地方都是石家庄发展过程中的代表作——一个是棉纺城崛起的代表，一个是火车拉来城市的代表。吴志祥感慨地说，城市越现代化，这些城中村对城市的记忆就越重要，因为那里是城市的根脉，城市是围绕着他们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抓紧拍摄，留下更多的影像，因为越拍越少，越拍城市越新。” 核心提示 与“三年大变样”一样火热开展的另一项工程——抢拍石家庄，目前正在火热开展。这项民间和官方共同参与和推动的行动，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们或拿起相机，或者用DV，记录身边熟悉和不熟悉的一景一物。城市就要巨变了，而巨变前尽量留下城市发展和自身的印迹，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参与进来，拍摄老城、影像巨变前夜的石家庄，为后人留下石家庄的点滴记忆。 石家庄市档案馆收集开发处处长，对正在开展的“三年大变样”工程充满期待。“我的角度和普通市民及城中村村民的角度不一样，随着旧城开发，一些上千年的老村子，一些随石家庄开埠逐步发展起来的老街道、胡同、房子可能都要消失，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档案会被人们加速留下，因为再不拍摄就来不及了，而这个过程，正是收集城市档案的最佳时期，我期待民间的力量把这些资料都留下来，传给后人，如果可能，人们可以把这些影像备份后捐献给档案馆，因为这里的保存、保管条件会更好，能更长远地留给后代。” 傅丽娟的期待不无道理，据她的了解，不仅仅是档案馆，其他一些单位，也随着城中村的拆迁，抓紧抢拍村庄影像。“建设局就有一个部门，在每拆迁一个地方前，都会录像、拍摄，我想这样的部门也许还有，大家只有一个目的——在新的城区崛起前，旧的、历史的、文化的、值得纪念的，都留下来，留给子孙，告诉他们前人发展的足迹。” “我希望借助贵报，并和贵报一起发起收集、征集活动，共同为城市发展脉络留下点什么，如果市民有兴趣有能力，可以和我们联系。”傅丽娟说。 “即使是放眼全国，像石家庄这样二环内有这么多城中村的城市也是不多见的，45个城中村，它们的每一个深处都有传说，都背负着城市发展的深刻记忆。都值得拍摄，因为一个全新的石家庄站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一个个值得记忆的城区也在消失，而在消失前，我们应该把它们记录下来。” 抢拍，五年前已经大规模开始 档案馆关注城中村拆迁，抢拍城市在5年前已经开始。 石家庄市档案局（档案馆）副局长胡建敏5年前就有意识地开始组织人力拍摄石家庄。她说，由村庄发展起来的石家庄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一些村庄、地名会消失，而留下这些东西，对一个城市的记忆来说，是有巨大的价值的。2002年，她组织石家庄市内5区的档案局，拍摄了2000多张照片和10多盘录像带，记录了二环内45个城中村的全貌。 “百年前，京汉铁路从石家庄、休门两个小村庄穿过，这两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老村庄孕育了石家庄这个2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雏形，记录它们，能永久保留石家庄市发展的历史轨迹，真实反映城中村的历史原貌，为城市变迁留下永恒的记忆。”胡建敏说。档案馆应该有这个责任感和使命感。 2002年5、6月份期间，大规模的集中拍摄解决了留影像的问题，但是，更多的隐藏于民间的珍贵资料图片、史料，需要进一步地发掘、收集。“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能把手中的珍贵资料贡献出来，留给后人共赏。” “2002年后，关于城中村档案的收集没有停止，这次我们希望可以集中收集，留下即将消失的建筑物、老街道、旧巷子。它们随着城中村大规模的改造，将是最后一次在人们眼前伫立了，留下它们就是留下一段历史啊。”胡建敏说。“休门的四合院、电报局街、煤市街、花市街、振头的牌坊，都是古香古色、有滋有味的历史，是活生生的石家庄发展的见证者，它们虽然不能说话，但人们有义务把它们以另外的方式留在记忆中，比如用我们的相机、用摄像机。”“我们虽然有两千多幅照片、十多盘录像带，但还不够，这些资料远不如摄影家的作品，我们希望更多的摄影家投入进来，用他们手中的工具拍摄、留念我们的城市。” 民间人士眼中城中村影像 事实上，除了档案馆等主力单位，民间还有无数个个体在一直关注着城市的变迁，他们中有整理文字史料的，有拍摄城中村角落的。 潘正公，八家庄人，十多年前就开始研究以村庄为半径几十公里范围之内史料、逸事。“趁当事人还在，还有力量和可能把这些东西还原出来，将来这些地方都成高楼了，也许地名也被改变了，没有这些史料，子孙是否还能获知几十或几百年前这里是什么样子，发生过什么？” 在众多关注石家庄城中村的摄影家中，张兰柱可以算是最执著的一个。 今年63岁的张兰柱从1993年开始拍摄城中村的老街、旧房、老胡同，14年来，他一直利用业余时间穿梭于这些大大小小的胡同。“石家庄最早的三个村子：休门、栗村、石家庄，我都拍遍了，这三个村子历史最长，最能代表石家庄的原生态文化，留下它们的影像，就是留下了石家庄发展的足迹。” 张兰柱说，随着城市的不断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老建筑消失了，石家庄市区中现存的最有历史的古建筑应该在休门村的煤市街和电报局街之间的两三条巷子，这些随石家庄百年前开埠而逐渐形成的老宅、巷道，多为民国和日伪时期的建筑，有的已在百年之上，城中村综合开发，如果可能的话，应该为历史保留一块空地，留下它们。 自1993年开始，张兰柱已经用手中的相机为老城区留下了2000多幅照片，点滴记录着这座越来越大的城市里即将消失或已经消失的无数个小巷子、街道、老房子。十几年来，张兰柱只要听说石家庄市区那些地方要拆迁，总是提前过去拍摄影像，“如果不把它们拍下来，将来就会留下遗憾，都是城市的印迹啊。” “我前两天还去了东古城，那里在修公路，一米多深的地下，有不少破碎的瓦片，那可是两千多年前的汉瓦，东垣古城，需要子孙去留意、关注。” “我们的城市需要变脸，需要大变样，因为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开埠百年了，它理所应当由庄变成真正的大城市，但城中的这些村子，有的是承载石家庄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在大变样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把它们记录下来，留给后人——我们的城市是这样一步步由村庄发展起来的。” 张兰柱说他还不清楚在这次拆迁中涉及不涉及电报局街，那是他最惦念的地方，如果涉及的话，他得马上腾出手来，端着相机过去。“算最后一次留念吧，虽然之前也拍了无数次，但这一拆之后，再想拍也不可能了。” 一名档案人员的愿想 吴志祥，石家庄市档案馆技术处前处长。五年来一直在跟踪拍摄市区内45个城中村的变迁。 吴志祥说，自2002年45个城中村开始改造，这些地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地面建筑不一样了，而且有的地方地名也变了。他依据几年前档案馆接收的资料，前后跟踪拍照并对比了城中村改造前后的许多影像。 在他的记忆中，休门村应该是石家庄市区内历史最早的一个村庄，可追溯到隋朝大业七年，可以称得上千年古村了，在他拿出的资料图片中，休门村时代中心的位置，原先是一片平房，但改造后却是区域性的标志性建筑——时代中心；谈村有一棵老槐树，至少已有600年以上的历史了，该村张氏祠堂碑记载，谈村是明永乐二年自山西迁来的，自那时起开始算，这棵树应该伴随着村中许许多多小小少年成长，一直到谈村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城中村。 吴志祥说，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三年大变样”的展开，将会有一座全新的现代化城市展现在人们面前，到那时，一直到石家庄的未来，人们都可以随时从档案馆中看到石家庄的旧貌，抚今追昔，从影像中感悟赖以生存的城市。 近几年，吴志祥还拍了棉三社区和铁四局社区，在吴志祥眼中，这些地方都是石家庄发展过程中的代表作——一个是棉纺城崛起的代表，一个是火车拉来城市的代表。吴志祥感慨地说，城市越现代化，这些城中村对城市的记忆就越重要，因为那里是城市的根脉，城市是围绕着他们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抓紧拍摄，留下更多的影像，因为越拍越少，越拍城市越新。” 核心提示 与“三年大变样”一样火热开展的另一项工程——抢拍石家庄，目前正在火热开展。这项民间和官方共同参与和推动的行动，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们或拿起相机，或者用DV，记录身边熟悉和不熟悉的一景一物。城市就要巨变了，而巨变前尽量留下城市发展和自身的印迹，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参与进来，拍摄老城、影像巨变前夜的石家庄，为后人留下石家庄的点滴记忆。 住城中村记忆一、东部地区的城市化与国民经济档案馆欲借民间力量留住城中村记忆发展 21世档案馆发出收集信号 傅丽娟，石家庄市档案馆收集开发处处长，对正在开展的“三年大变样”工程充满期待。“我的角度和普通市民及城中村村民的角度不一样，随着旧城开发，一些上千年的老村子，一些随石家庄开埠逐步发展起来的老街道、胡同、房子可能都要消失，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档案会被人们加速留下，因为再不拍摄就来不及了，而这个过程，正是收集城市档案的最佳时期，我期待民间的力量把这些资料都留下来，传给后人，如果可能，人们可以把这些影像备份后捐献给档案馆，因为这里的保存、保管条件会更好，能更长远地留给后代。” 傅丽娟的期待不无道理，据她的了解，不仅仅是档案馆，其他一些单位，也随着城中村的拆迁，抓紧抢拍村庄影像。“建设局就有一个部门，在每拆迁一个地方前，都会录像、拍摄，我想这样的部门也许还有，大家只有一个目的——在新的城区崛起前，旧的、历史的、文化的、值得纪念的，都留下来，留给子孙，告诉他们前人发展的足迹。” “我希望借助贵报，并和贵报一起发起收集、征集活动，共同为城市发展脉络留下点什么，如果市民有兴趣有能力，可以和我们联系。”傅丽娟说。 “即使是放眼全国，像石家庄这样二环内有这么多城中村的城市也是不多见的，45个城中村，它们的每一个深处都有传说，都背负着城市发展的深刻记忆。都值得拍摄，因为一个全新的石家庄站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一个个值得记忆的城区也在消失，而在消失前，我们应该把它们记录下来。” 抢拍，五年前已经大规模开始 档案馆关注城中村拆迁，抢拍城市在5年前已经开始。 石家庄市档案局（档案馆）副局长胡建敏5年前就有意识地开始组织人力拍摄石家庄。她说，由村庄发展起来的石家庄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一些村庄、地名会消失，而留下这些东西，对一个城市的记忆来说，是有巨大的价值的。2002年，她组织石家庄市内5区的档案局，拍摄了2000多张照片和10多盘录像带，记录了二环内45个城中村的全貌。 “百年前，京汉铁路从石家庄、休门两个小村庄穿过，这两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老村庄孕育了石家庄这个2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雏形，记录它们，能永久保留石家庄市发展的历史轨迹，真实反映城中村的历史原貌，为城市变迁留下永恒的记忆。”胡建敏说。档案馆应该有这个责任感和使命感。 2002年5、6月份期间，大规模的集中拍摄解决了留影像的问题，但是，更多的隐藏于民间的珍贵资料图片、史料，需要进一步地发掘、收集。“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能把手中的珍贵资料贡献出来，留给后人共赏。” “2002年后，关于城中村档案的收集没有停止，这次我们希望可以集中收集，留下即将消失的建筑物、老街道、旧巷子。它们随着城中村大规模的改造，将是最后一次在人们眼前伫立了，留下它们就是留下一段历史啊。”胡建敏说。“休门的四合院、电报局街、煤市街、花市街、振头的牌坊，都是古香古色、有滋有味的历史，是活生生的石家庄发展的见证者，它们虽然不能说话，但人们有义务把它们以另外的方式留在记忆中，比如用我们的相机、用摄像机。”“我们虽然有两千多幅照片、十多盘录像带，但还不够，这些资料远不如摄影家的作品，我们希望更多的摄影家投入进来，用他们手中的工具拍摄、留念我们的城市。” 民间人士眼中城中村影像 事实上，除了档案馆等主力单位，民间还有无数个个体在一直关注着城市的变迁，他们中有整理文字史料的，有拍摄城中村角落的。 潘正公，八家庄人，十多年前就开始研究以村庄为半径几十公里范围之内史料、逸事。“趁当事人还在，还有力量和可能把这些东西还原出来，将来这些地方都成高楼了，也许地名也被改变了，没有这些史料，子孙是否还能获知几十或几百年前这里是什么样子，发生过什么？” 在众多关注石家庄城中村的摄影家中，张兰柱可以算是最执著的一个。 今年63岁的张兰柱从1993年开始拍摄城中村的老街、旧房、老胡同，14年来，他一直利用业余时间穿梭于这些大大小小的胡同。“石家庄最早的三个村子：休门、栗村、石家庄，我都拍遍了，这三个村子历史最长，最能代表石家庄的原生态文化，留下它们的影像，就是留下了石家庄发展的足迹。” 张兰柱说，随着城市的不断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老建筑消失了，石家庄市区中现存的最有历史的古建筑应该在休门村的煤市街和电报局街之间的两三条巷子，这些随石家庄百年前开埠而逐渐形成的老宅、巷道，多为民国和日伪时期的建筑，有的已在百年之上，城中村综合开发，如果可能的话，应该为历史保留一块空地，留下它们。 自1993年开始，张兰柱已经用手中的相机为老城区留下了2000多幅照片，点滴记录着这座越来越大的城市里即将消失或已经消失的无数个小巷子、街道、老房子。十几年来，张兰柱只要听说石家庄市区那些地方要拆迁，总是提前过去拍摄影像，“如果不把它们拍下来，将来就会留下遗憾，都是城市的印迹啊。” “我前两天还去了东古城，那里在修公路，一米多深的地下，有不少破碎的瓦片，那可是两千多年前的汉瓦，东垣古城，需要子孙去留意、关注。” “我们的城市需要变脸，需要大变样，因为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开埠百年了，它理所应当由庄变成真正的大城市，但城中的这些村子，有的是承载石家庄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在大变样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把它们记录下来，留给后人——我们的城市是这样一步步由村庄发展起来的。” 张兰柱说他还不清楚在这次拆迁中涉及不涉及电报局街，那是他最惦念的地方，如果涉及的话，他得马上腾出手来，端着相机过去。“算最后一次留念吧，虽然之前也拍了无数次，但这一拆之后，再想拍也不可能了。” 一名档案人员的愿想 吴志祥，石家庄市档案馆技术处前处长。五年来一直在跟踪拍摄市区内45个城中村的变迁。 吴志祥说，自2002年45个城中村开始改造，这些地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地面建筑不一样了，而且有的地方地名也变了。他依据几年前档案馆接收的资料，前后跟踪拍照并对比了城中村改造前后的许多影像。 在他的记忆中，休门村应该是石家庄市区内历史最早的一个村庄，可追溯到隋朝大业七年，可以称得上千年古村了，在他拿出的资料图片中，休门村时代中心的位置，原先是一片平房，但改造后却是区域性的标志性建筑——时代中心；谈村有一棵老槐树，至少已有600年以上的历史了，该村张氏祠堂碑记载，谈村是明永乐二年自山西迁来的，自那时起开始算，这棵树应该伴随着村中许许多多小小少年成长，一直到谈村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城中村。 吴志祥说，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三年大变样”的展开，将会有一座全新的现代化城市展现在人们面前，到那时，一直到石家庄的未来，人们都可以随时从档案馆中看到石家庄的旧貌，抚今追昔，从影像中感悟赖以生存的城市。 近几年，吴志祥还拍了棉三社区和铁四局社区，在吴志祥眼中，这些地方都是石家庄发展过程中的代表作——一个是棉纺城崛起的代表，一个是火车拉来城市的代表。吴志祥感慨地说，城市越现代化，这些城中村对城市的记忆就越重要，因为那里是城市的根脉，城市是围绕着他们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抓紧拍摄，留下更多的影像，因为越拍越少，越拍城市越新。” 核心提示 与“三年大变样”一样火热开展的另一项工程——抢拍石家庄，目前正在火热开展。这项民间和官方共同参与和推动的行动，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们或拿起相机，或者用DV，记录身边熟悉和不熟悉的一景一物。城市就要巨变了，而巨变前尽量留下城市发展和自身的印迹，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参与进来，拍摄老城、影像巨变前夜的石家庄，为后人留下石家庄的点滴记忆。 纪是世界城市化高度发展的世纪。据联合国人居中心预测，2000年全球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0% ，2010年达到55% ，2025年达到65% ，其中发达国家将达到83档案馆发出收集信号 傅丽娟，石家庄市档案馆收集开发处处长，对正在开展的“三年大变样”工程充满期待。“我的角度和普通市民及城中村村民的角度不一样，随着旧城开发，一些上千年的老村子，一些随石家庄开埠逐步发展起来的老街道、胡同、房子可能都要消失，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档案会被人们加速留下，因为再不拍摄就来不及了，而这个过程，正是收集城市档案的最佳时期，我期待民间的力量把这些资料都留下来，传给后人，如果可能，人们可以把这些影像备份后捐献给档案馆，因为这里的保存、保管条件会更好，能更长远地留给后代。” 傅丽娟的期待不无道理，据她的了解，不仅仅是档案馆，其他一些单位，也随着城中村的拆迁，抓紧抢拍村庄影像。“建设局就有一个部门，在每拆迁一个地方前，都会录像、拍摄，我想这样的部门也许还有，大家只有一个目的——在新的城区崛起前，旧的、历史的、文化的、值得纪念的，都留下来，留给子孙，告诉他们前人发展的足迹。” “我希望借助贵报，并和贵报一起发起收集、征集活动，共同为城市发展脉络留下点什么，如果市民有兴趣有能力，可以和我们联系。”傅丽娟说。 “即使是放眼全国，像石家庄这样二环内有这么多城中村的城市也是不多见的，45个城中村，它们的每一个深处都有传说，都背负着城市发展的深刻记忆。都值得拍摄，因为一个全新的石家庄站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一个个值得记忆的城区也在消失，而在消失前，我们应该把它们记录下来。” 抢拍，五年前已经大规模开始 档案馆关注城中村拆迁，抢拍城市在5年前已经开始。 石家庄市档案局（档案馆）副局长胡建敏5年前就有意识地开始组织人力拍摄石家庄。她说，由村庄发展起来的石家庄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一些村庄、地名会消失，而留下这些东西，对一个城市的记忆来说，是有巨大的价值的。2002年，她组织石家庄市内5区的档案局，拍摄了2000多张照片和10多盘录像带，记录了二环内45个城中村的全貌。 “百年前，京汉铁路从石家庄、休门两个小村庄穿过，这两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老村庄孕育了石家庄这个2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雏形，记录它们，能永久保留石家庄市发展的历史轨迹，真实反映城中村的历史原貌，为城市变迁留下永恒的记忆。”胡建敏说。档案馆应该有这个责任感和使命感。 2002年5、6月份期间，大规模的集中拍摄解决了留影像的问题，但是，更多的隐藏于民间的珍贵资料图片、史料，需要进一步地发掘、收集。“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能把手中的珍贵资料贡献出来，留给后人共赏。” “2002年后，关于城中村档案的收集没有停止，这次我们希望可以集中收集，留下即将消失的建筑物、老街道、旧巷子。它们随着城中村大规模的改造，将是最后一次在人们眼前伫立了，留下它们就是留下一段历史啊。”胡建敏说。“休门的四合院、电报局街、煤市街、花市街、振头的牌坊，都是古香古色、有滋有味的历史，是活生生的石家庄发展的见证者，它们虽然不能说话，但人们有义务把它们以另外的方式留在记忆中，比如用我们的相机、用摄像机。”“我们虽然有两千多幅照片、十多盘录像带，但还不够，这些资料远不如摄影家的作品，我们希望更多的摄影家投入进来，用他们手中的工具拍摄、留念我们的城市。” 民间人士眼中城中村影像 事实上，除了档案馆等主力单位，民间还有无数个个体在一直关注着城市的变迁，他们中有整理文字史料的，有拍摄城中村角落的。 潘正公，八家庄人，十多年前就开始研究以村庄为半径几十公里范围之内史料、逸事。“趁当事人还在，还有力量和可能把这些东西还原出来，将来这些地方都成高楼了，也许地名也被改变了，没有这些史料，子孙是否还能获知几十或几百年前这里是什么样子，发生过什么？” 在众多关注石家庄城中村的摄影家中，张兰柱可以算是最执著的一个。 今年63岁的张兰柱从1993年开始拍摄城中村的老街、旧房、老胡同，14年来，他一直利用业余时间穿梭于这些大大小小的胡同。“石家庄最早的三个村子：休门、栗村、石家庄，我都拍遍了，这三个村子历史最长，最能代表石家庄的原生态文化，留下它们的影像，就是留下了石家庄发展的足迹。” 张兰柱说，随着城市的不断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老建筑消失了，石家庄市区中现存的最有历史的古建筑应该在休门村的煤市街和电报局街之间的两三条巷子，这些随石家庄百年前开埠而逐渐形成的老宅、巷道，多为民国和日伪时期的建筑，有的已在百年之上，城中村综合开发，如果可能的话，应该为历史保留一块空地，留下它们。 自1993年开始，张兰柱已经用手中的相机为老城区留下了2000多幅照片，点滴记录着这座越来越大的城市里即将消失或已经消失的无数个小巷子、街道、老房子。十几年来，张兰柱只要听说石家庄市区那些地方要拆迁，总是提前过去拍摄影像，“如果不把它们拍下来，将来就会留下遗憾，都是城市的印迹啊。” “我前两天还去了东古城，那里在修公路，一米多深的地下，有不少破碎的瓦片，那可是两千多年前的汉瓦，东垣古城，需要子孙去留意、关注。” “我们的城市需要变脸，需要大变样，因为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开埠百年了，它理所应当由庄变成真正的大城市，但城中的这些村子，有的是承载石家庄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在大变样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把它们记录下来，留给后人——我们的城市是这样一步步由村庄发展起来的。” 张兰柱说他还不清楚在这次拆迁中涉及不涉及电报局街，那是他最惦念的地方，如果涉及的话，他得马上腾出手来，端着相机过去。“算最后一次留念吧，虽然之前也拍了无数次，但这一拆之后，再想拍也不可能了。” 一名档案人员的愿想 吴志祥，石家庄市档案馆技术处前处长。五年来一直在跟踪拍摄市区内45个城中村的变迁。 吴志祥说，自2002年45个城中村开始改造，这些地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地面建筑不一样了，而且有的地方地名也变了。他依据几年前档案馆接收的资料，前后跟踪拍照并对比了城中村改造前后的许多影像。 在他的记忆中，休门村应该是石家庄市区内历史最早的一个村庄，可追溯到隋朝大业七年，可以称得上千年古村了，在他拿出的资料图片中，休门村时代中心的位置，原先是一片平房，但改造后却是区域性的标志性建筑——时代中心；谈村有一棵老槐树，至少已有600年以上的历史了，该村张氏祠堂碑记载，谈村是明永乐二年自山西迁来的，自那时起开始算，这棵树应该伴随着村中许许多多小小少年成长，一直到谈村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城中村。 吴志祥说，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三年大变样”的展开，将会有一座全新的现代化城市展现在人们面前，到那时，一直到石家庄的未来，人们都可以随时从档案馆中看到石家庄的旧貌，抚今追昔，从影像中感悟赖以生存的城市。 近几年，吴志祥还拍了棉三社区和铁四局社区，在吴志祥眼中，这些地方都是石家庄发展过程中的代表作——一个是棉纺城崛起的代表，一个是火车拉来城市的代表。吴志祥感慨地说，城市越现代化，这些城中村对城市的记忆就越重要，因为那里是城市的根脉，城市是围绕着他们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抓紧拍摄，留下更多的影像，因为越拍越少，越拍城市越新。” 核心提示 与“三年大变样”一样火热开展的另一项工程——抢拍石家庄，目前正在火热开展。这项民间和官方共同参与和推动的行动，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们或拿起相机，或者用DV，记录身边熟悉和不熟悉的一景一物。城市就要巨变了，而巨变前尽量留下城市发展和自身的印迹，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参与进来，拍摄老城、影像巨变前夜的石家庄，为后人留下石家庄的点滴记忆。 % ，发展中国家将达到61%.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约在30% 左右，不仅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对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迅速加以提高。 我国城市化是一个多层次、多区域且长期持续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功能改造和基础设施改造促进了城市建设投资，城市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促进了经济产业投资，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需要解决户口、住房、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促进了城市社会事业投资，共同推动社会总需求得到稳定和快速增长。 其次，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二元结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被现代城市吸收，滞后的城市化水平又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城市化上寻找结构转变的突破口，在人口分布重新调整的基础上促进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优化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 第三，城市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社会生产要素越集中，对周边地区的吸引力、辐射力也越显著，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大。在这种辐射过程中，实现经济要素优化配置，区域内部产业合理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和流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据国家统计局专家估计，在现有发展水平上，城市化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直接消费可拉动GDP 增幅增加0.5 个百分点。迅速推进城市化构成中国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是确保我国经济发展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的战略性选择。 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泛、区域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落差，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约为39% ，西部地区约为28%.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工业化人口最多的地区，已经产生了一批特色明显的新兴城市，初步形成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多层次、功能互补的城市体系，然而，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相对滞后表现得也更为突出。迅速推进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不仅是保持东部地区经济稳步发展的需要，也是更好地实现“以东带西”和“全国一盘棋”的战略要求。东部沿海地区具备比较好的城市化发展基础条件，应因地制宜，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人口城市化进程。 二、对小城镇战略的历史反思 在大规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大中城市有限容纳力的双重压力下，我国城市化发展初期强调控制城市规模，对小城镇发展给予很大关注，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化指导原则。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这在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得尤其突出，“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战略”一度被一些学者评价为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应当肯定，在城乡隔绝的社会结构体制下，在城市工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条件限制下，小城镇为依托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农村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是，小城镇城市化的起点太低，乡镇布局星罗棋布，比较分散，有的城镇只有三四千人，城镇人口数量不足使商业和服务业难以发展。城镇虽小，但医院、学校都要五脏俱全，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的投资效益低下，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城镇规模小的另一方面，是难以进行有效的基础建设和环境污染治理，公共物品难以积累，于是在不少地方，“村村象城镇，镇镇象农村”。各小城镇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生产要素在城镇之间的流动壁垒，使企业之间难以合并和资产重组，产业同构现象严重，相互之间恶性竞争，削弱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同时，小城镇缺乏现代大工业最基本的规模效益和最起码的交通、通讯、供电等社会生产条件，现代工业很难发展起来，也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较高层次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一般结论认为，25万人是城市靠自身力量健康发展所要求的最低人口规模，从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都是不可持续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日益深入以后，难以担负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使命。 三、以中心城为核心建设地域性城市体系 从国际城市化发展“集中——分散”的历史经验看，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城市化道路应采取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大城市一般处于交通运输的集散地，基础设施比较齐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比较完善，大城市土地、人才集中，信息发达，技术创新能力强，文化娱乐高度发展，是现代大工业和现代生活方式的载体，其人口吸纳能力和空间辐射扩散效应更强。 但是，东部沿海地区主要城市的中心城区人口已经有相当的规模，普遍存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足问题，城市土地、水资源、交通、环境、住房等客观因素限制了人口城市化的发展规模。以上海为例，内环线以内的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达到3.8 万人/ 平方公里，内外环之间人口密度为0.7 万人/ 平方公里，外环线以外每平方公里只有907 人。如果照搬西方国家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必然会带来城市环境的日益恶化，交通和生活空间拥挤，以及城市失业、贫困问题的加剧，不利于城市自身的持续发展。 东部沿海城市中心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和郊县小城镇零落分散、发展缓慢，构成两极不平衡的城市体系结构，制约了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进一步深入。东部沿海地区在当前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应该把中心城区和各郊县通盘考虑，以中心城区为核心建设地域性城市体系。促进中心城区作为增长核心的产业升级，大力推动在城市周边地区建设若干人口规模在30万人左右的卫星新城，同时发展4-5 万人规模的中心镇。促进农村人口向新城和中心镇集中，吸纳外来智力性和投资性移民落户，形成以中心城为核心的，多层次、功能互补的城市体系。一方面可以促进城市中心工业向周边新城转移，降低生产成本，促进城市产业合理布局，并由此产生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和产业经济投资需求，另一方面，使农民彻底从“亦工亦农”和家家户户耕种小片口粮田的生产格局中解脱出来，促进土地合理布局，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并促进乡镇工业向中心城镇的集中和资产重组。 对于东部特大城市而言，建设卫星新城是构筑合理的区域性城市体系的关键，例如上海已经出台了“一城九镇”的城镇体系发展方案，促进人口向新城聚集。在另外一些中等城市，建设区域性城市体系还要积极扩展中心城市，酝酿撤县并市，提高中心城区的辐射能力。东部地区需要在中心城、新城、中心镇和一般集镇的四级城市体系框架下扩展人口城市化的容纳能力，使人口在重新分布的过程中实现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整体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四、推进国际都市和城市群建设 从宏观角度看，人口城市化不是孤立地发展个别城市，应该在全球化和区域发展的整体框架中进一步加以理解。东部地区已经形成了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形成了若干连片的城市密集区，未来的城市化过程应在此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建设为核心，推进全球性的国际都市和区域性的城市群建设。 世界城市体系随着国际产业分工、国际贸易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过程重新构造，若干具有全球信息节点的城市发展成为国际都市。国际都市是国际经济大循环的空间依托、区域经济集团的支撑点、各类经济圈的核心，是全球性经济组织和金融活动中心、新兴产业的生产和创新基地，也是一个国家实现同世界经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中国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并在国际经济中占有相对重要的作用，也需要建立若干世界级的国际都市。目前香港已初步具备国际中心城市的规模，我国要在下一世纪初把上海建设成为新兴的国际中心城市，下一世纪中叶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中心城市，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并以此为枢纽将我国城市体系尽快纳入世界城市体系中去，带动东、中、西部整体联动发展。城市化发展还要重视城市效应的空间扩散，东部地区要促进在区域经济的基础上建设若干个人口规模超巨型的城市群，如以上海、南京、杭州、宁波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京、津、沈阳、大连、青岛为中心的环渤海城市群和沈阳、大连、辽宁为核心的东北城市群。在城市群内部完善基础设施、完善高速公路和轨道交通体系、加强城市间的产业分工和职能分工、使这些地方成为经济能量巨大的空间地域，极大地增强城市的人口容纳力，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城市化发展的制度建设 跨入新世纪的东部地区面临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根据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基础，目前应把区域性城市体系建设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要方面，首先要应扩展中心城市功能，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市管理，将大城市发展和产业创新、产业升级结合起来，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为增长极带动整体经济的提高。同时，应归并重组小城镇体系，建设卫星新城，发挥地域性城市体系的功能，并在全球化和区域发展的背景下逐步培育我国的国际性都市和城市群，使各级城市职能合理分工、功能互补，经济产业合理布局，共同构成一种和谐的力量，实现城乡人口合理、有序、快速的流动，促进中国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推动我国城市和区域经济的整体健康进步。 城市化并不简单意味着“农民进城”和“外地人进城”，其涉及的根本制度是城乡的经济管理体制。城市发展是少数受传统体制影响较深的领域之一，在有关的政策方面，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住房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限制着城市化的进程。当前应突出重视以下几方面的制度建设： 第一，推进城乡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土地产权的市场化运作，是促进农村城市化的重要杠杆。应探索建立健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有偿使用机制和合理流转机制。积极鼓励离乡进城农民将原承包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既可作为进城定居或创业的启动资金，又有利于推进农业规模经营。维护、协调、处理好各方经济利益关系，通过租赁、股份合作、招标承包等多种形式，引导农田向种田能手和合作农场集中，使兼农劳动力彻底离农离土进入城镇。对于城镇的土地使用权政策可以探索灵活的措施，吸引农民和外来投资者进入城镇。 第二，制定鼓励新城和中心镇发展的优惠政策和经济产业政策。解决东部沿海地区过密化的中心城区和分散性的农村城镇两极失衡的关键步骤是，建设壮大城市化体系的中间层面，实施以新城、中心镇为聚核的组团式集中城市化发展策略。在这些城镇的建设中给以政策倾斜，使它们能以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生活水平、较好的社会环境吸引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需要通过政策手段引导放宽对卫星城市和城镇的进入政策，鼓励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镇，通过交通建设和对房地产商的政策引导鼓励人口转移进入新城和中心镇，根据不同规模、类型城市的不同需要制定相适应的人口引入政策。更重要的是，要促进新城和中心镇经济产业的发展，鼓励乡镇企业向中心城镇集中，引导新的项目和投资机会，创造就业机会，经济产业的发展是吸纳人口聚集的根本保证。 第三，推进城市管理制度改革。特别是要积极推动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探索实行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城市人口管理制度。要积极探索城乡社会保障和跨省市的社会保障帐户的衔接政策，为人口流动和人口合理布局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目前，东部地区大中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交通拥堵、住房不足、环境污染严重、社区服务和管理（特别是大城市边缘地区的管理）不完善等问题，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水平较低，与人口和经济向大中城市集中的要求严重不适应，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综合管理制度的研究和调整，提高城市功能，促进城乡社区逐步实现一体化。考试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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