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式的中国学校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0:30:58
教育是涉及每一个家庭的大事,在任何一个社会,教育起到的社会作用非同小可。人们总说:顺藤摸瓜,但对于教育而言,我们似乎都能看到瓜在那里,可顺着手中的藤,却找不到连着瓜的方向,甚至都找不到哪一条是连着瓜的藤。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去追问、去探索,因为:教育问题不仅仅是社会问题,它更决定着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前途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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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教育同质化问题突出
(二)私立学校在中国太弱势
 (三)美国的大学怎就从来不点名
(四)中国的学校如何抹杀创造力
(五)中国大学就像“集中营”
【嘉宾介绍】
信力健:民办教育家、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理事。虔诚的基督徒、佛教徒,信奉神爱世人、人人平等以及佛祖慈悲、众生平等。
许锡良:广东教育学院教育系副教授。从细小入微处见大精神,有着细致入微的文化、教育与社会的洞察力。
袁征: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教育和教育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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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语录】
现在民办教师没有按照公办教师有国家的社会保障,他需要自己去买一个类似商业保障的社会保障,事实上他在绵薄的公司里面,要掏出30%要自己去买社会保障,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信力健
我认为现在私立教育发展得不够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私立学校的权利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因为公立学校是政府管着的,所以它与生俱来一个特点,它是比较一致的,办学风格等等都是一致的,因为它是政府管着的。那么所以在各个国家,私立学校是教育多样化和教育改革的火车头。  ——袁征
【现场实录】
凤凰网: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凤凰网名博沙龙,今天我首先介绍一下参加今天名博沙龙的各位嘉宾,从我左手第一位为民办教育家信孚教育集团创办人及董事长信力建先生。
信力建:大家好。
凤凰网:第二位为广东教育学院教育系副教授许锡良先生。
许锡良:大家好。
凤凰网:第三位是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袁征先生。
袁征:大家好。
凤凰网:教师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在座有两位老师,其实信总也算是老师,先跟三位问一下,教师节快乐。
袁征:谢谢大家。
凤凰网:今年教师节马上到了,想问一下各位,在今年的教师节里面,你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样的话题,我们先从信总开始吧?
信力建:我比较关心的是教师的待遇问题,尤其是民办教师的待遇问题,现在民办教师,现在没有按照公办教师有国家的社会保障,他需要自己去买一个类似商业保障的社会保障,事实上他在绵薄的公司里面,要掏出30%要自己去买社会保障,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凤凰网:在中国民办教师总共的数量大概是多少?
信力建:这个就没法统计,具体我不是很清楚,可能现在在广州应该是蛮多的,广州现在据说有50万外来工子弟在这儿就读,其中有六成是在外来工学校。
凤凰网:六成是在外来工学校。
信力建:30万,蛮多的一个数字。
凤凰网:好的,许老师呢?
许锡良:我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教育公平的问题,第二个,中国的教育现在面临着新的形势,现在世界是平的,在这样的平面世界里面,中国的教育何为,受到什么样的挑战。现在提到的就是教育要个性化,人性化社会,为什么要这样呢?事实上现在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你不这样做教育的话,教育培养出的人是无法适应这个时代的。平面的世界它就是人性化、个性化,因为人性化和个性化后面就是创造。没有创造的国家是很可怜的,它是必然失败的,它在生产链中、供应链中处于低端,所以我们现在处于战略下风地位,所以这个转型,我是非常非常关心的,谢谢。
凤凰网:袁老师。
袁征: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我们教育的多样化,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好像是比较多的中国人比较关心的是教育的容量,就是说多办学校,但是我更关心的是教育的多样化。现在事实上,很多人讲我们的学生是同质的,就是质量的质,就是都一样。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学校都让政府管的比较死,缺乏多样性,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没有教育的多样化,就不能够适应不同学生的需要。另外,事实上各个学校也无法竞争,都一样,我最关心是这个问题。
凤凰网:您觉得教育的多样化当中?民办教育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或者是非常重要一个方面呢?
袁征:民办教育我认为不能说是补充,过去政府有过这个讲法,就说民办教育是补充。那么我一直是反对这个讲法。因为如果你说民办教育是补充,原因就是说因为公办教育容量不足,政府钱不够,所以要社会出一点钱。那么将来要是政府有了足够的钱,是不是要让民办教育全部关门呢,显然它不是补充。那么我一直的观点是我一直这么认为,所谓民办教育这个讲法本身就不对,应该是按照国际标准,分开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私立教育按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讲法,私立学校是公民自由结社的权利,我认为这个讲法是合理的。那么私人办学是公民的自由结社,就不是说只是补充,不能这么看。所以我还是主张按照国际惯例,分开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我认为现在私立教育发展得不够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私立学校的权利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因为公立学校是政府管着的,所以它与生俱来一个特点,它是比较一致的,办学风格等等都是一致的,因为它是政府管着的。那么所以在各个国家,私立学校是教育多样化和教育改革的火车头。
凤凰网:信总,您是做民办教育的,对袁老师的讲话,您有什么体会吗?
信力建:当然有了,我现在就是说我非常赞同他的。现在中国人在一种模式下面生产的全都是建设者,现在我们参与世界经济互动里面,我们只是在做一个提供劳工这么一个角色,就因为本身我们没有创意。你变成了对中国极为不利的东西,包括中国人喜欢用的中国人要崛起,中国人要走出去,中国要强大等等,这些都是反的,你自己教育不上去,其他都面谈。所以这个来讲,钱学森之问,温总理说为什么中国没有大师,没有大师就是没有大学,没有大师,因为你没有创新,没有思维,但是有一条就是说,袁征以为说现在私立学校能够做,在中国来讲,政府不仅仅办公立学校,而且在压制民办学校,并没有说让私立学校有它己生存的空间,只是说你自己是老百姓缴费的,是政府花钱,这里边将来还是有很大的空间,让私立学校真正按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按照国民愿意一个方式去从事一个教育,不是说你一个划一,现在中国的美学就是划一,大家千篇一律,千笑一面,千人万人都是一个样的。
凤凰网:民办教育跟公办教育,想问一下信总,除了出资方不同,具体的还有哪些区别?
信力建:私立教育呢,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私立学校有五个自由,招生自由,办学自由,很多自由,这个是按照法律的条文写在那里的,但是一到了现实,基层政府基本不认制的,它不认识,它不看书,不看报,它也不了解这个东西,它不去管这个东西,它我行我素,它就是说我所有东西,按照它的,包括它按照现在来讲,包括我们招生,招多少个班,每个班多少个人,你用什么教材,你上多少节课,都全部管着的死死的,就说你课表都要查,看你有没有,突击,哪一天上什么课,它都要规定好。
凤凰网:如果具体到幼儿园呢,您这边也办了不少幼儿园?
信力建:幼儿园稍微好一点,但是本来确实是有一些空间,现在我们在幼儿园里面有很多创新,比如说我们有全英语教学的幼儿园,直接用老外或者是讲英文,不讲中文,全英教学。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有个性化发展,不是说压制它的个性,我们要求孩子在玩里边去成长,并不是说一定要教他什么东西。幼儿园还有一些空间,但是你现在越往上走越麻烦,最后要走到哪里,就是高考,就是只有一条路,你最后条条道路就要走罗马,就要走独木桥那里去,这个是很成问题。我觉得教育部一定应该解决,不应该由教育部去考老百姓,由各学校去选择,大学应该从卖方市场走向买方市场,由群众来选大学,大学竞争,而不是老百姓在竞争。现在每个学生都在竞争,大学不竞争,这个是绝对荒谬的。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只有中国还是搞这一套。
凤凰网:所以最后出来的都是同样的,没有创造性。
信力建:是啊,你最后来讲,大学不是监狱像监狱,不是妓院像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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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语录】
现代经济已经是很清楚的认识到这个问题,谁来办和谁拥有是两回事。现在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是可以分开的,我拥有你来办是可以的,所以一个关键问题,公立教育,我认为和私立教育的区别就是到底这个是谁建立的,谁建立就是谁有所有权,谁有所有权,就是决定了它的性质。但是我有所有权可以交给别人来经营,交给别人来办。——袁征
你可以看到欧美日那一些发达国家,它不叫民办学校,叫私立学校,私立学校它的定位是高于公办学校,公办学校是作为一个公民,是义务教育体系里面,政府投资保底的,每一个人它体现的是教育公平,是每一个孩子必须要在这个线之上,如果你还要有个性,还要有发展的话,你可以去私立学校,私立学校它是为高端服务,为更高的个性服务的,所以这种投资也会比较高,它也收费,那些私立学校收费往往都比较贵。这个是人的一种选择。——许锡良
【现场实录】
许锡良:我的看法,从二位发言来看,我们做的很多教育事情,跟人家是相反的。我写过一篇文章在博文里面写的,就是说核心价值观出了问题,一切都会有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呢?刚才二位发言,我概括一下,那就是那种普天之下,大一统思想,普天之下的大一统思想那就是不能有例外。你可以看到欧美日那一些发达国家,它不叫民办学校,叫私立学校,私立学校它的定位是高于公办学校,公办学校是作为一个公民,是义务教育体系里面,政府投资保底的,每一个人它体现的是教育公平,是每一个孩子必须要在这个线之上,如果你还要有个性,还要有发展的话,你可以去私立学校,私立学校它是为高端服务,为更高的个性服务的,所以这种投资也会比较高,它也收费,那些私立学校收费往往都比较贵。这个是人的一种选择,我们现在的定位是什么呢?公办学校成为似乎是贵族的,它很多优惠条件,民办学校就是它的补充,就是它的零头,我们顾不过来的那些属于底层的。所以中国的民办学校,大多数属于非常弱势,政策上受歧视,各种资金来源各方面,人员来源各方面都不行,它就像信总说的,我们没有那种公平的概念。
它什么东西都想统一在自己手里,所以中国的这种官本位思想,后面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政府很多部门它变成了公司,就是说政府它本来不应该像公司一样有利益,但是事实上,它是政府的各个部门都变成一个有利益的东西。比如说我有一个同学在教育局,在广东这边的教育局,他就是这样。我跟他说像番禺这种地方,你买了一栋房子,你买了一套房子,它仅仅是因为没有户口,它孩子也不能在附近的学校读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政策?他就说了,你买房是一次性投资,你一次性投资的话,政府要源源不断的给你孩子义务教育,所以他的想法就是我出多钱,他不知道政府事实上就是为公民服务的,提供这种义务服务,提供这种服务。何况人家在这里住,在这里消费,在这里赚钱,其实也是对当地有贡献的,但是他不是这样来思维的,所以我们没有这样一种公平的观念,同一片蓝天之下,每个孩子,就像信总昨天说的,他都是我们的国民,他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都是我们社会的财富,你把他没教育好,他事实上是不行的,他会波及到其他方面。每一个孩子没有受到好的教育,受到歧视,他一定会还给社会,所以事实上大家都不安,这个问题来说我们没有达成社会共识。
第二个,刚才袁教授说的,要个性化,这种个性化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求的,它平面社会,它必然要求个性化。我们现在价值追求还是在大一统,大一统这种权利控制无所不在。这种大一统最后导致结果就是我们千笑一面,千人一面。我们为什么没有竞争力呢?我们教育指导思想就是要把所有的孩子,把他教育成那个模子,按那个模子来,你不按那个模子来你就不行,所以背地里个性化,最后结果是这种教育它事实上在起着一种扼杀创新的作用。因为创新它就是个性的,每一个人都要回归到人本身。所以我关注到一个点就是平面世界里面,它要求我们要反思教育了,不仅中国反思教育,日本、美国也在反思教育。
但凡看过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里面,他写了一章节,他虽然是教育的外行,但是他从社会的角度看到,《世界是平的》,他对于人类的教育是提出了新的要求,对美国提出的挑战也是严峻,但是对中国来说尤其严峻。那他在哪里呢?他要我们反思一个东西,比如说过去的教育都是记忆、背诵,背唐诗三百首,背经典诗词,计算啊,都是做这种,从义务教育阶段,甚至到高中,到大学考试,到我们现在考试,还是以这种方式,但是我们要看到一点,互联网时代,搜索引擎出现,知识本身不是问题了,因为我们的生活根本不需要去背那些东西,我们一个搜索引擎需要什么是什么,现在需要是什么呢?需要是你孩子从学校出来,能不能提问题,有没有自己的问题,你对这个世界自己有什么看法,然后你才能创意。
这种情况下来说,我们就要改变思路了,你那种考试的成绩有什么用?现在学校的考试就是,我偷看一眼,就可以增加20分,然后我一出教室,就记起来我考堂上没有记住的东西,这种成绩,你说有多少意义,差两分就进中大,少两分就进华师,再少两分就进我们学院,在人的素质上体现不出什么名堂来。所以这种靠记忆、计算这些东西,将来平衡的世界都要交还给机械做的。所以我一个想法,现在要反思教育就是要回归人性,什么是人性,机器不能做的,计算机不能做的事情,人做,计算机能做的事情就要交给它做。不能做的才是我们人所需要的。所以你大量记的东西交给计算机去做,我从来不主张去背那些东西,我自己也不背,你一定要讲这个,我事先抄好念,一样的效果,所以我们这个生活中、工作中不需要那样的。
第二,计算机你能计算的东西,都交给,我们的小学生,我问一问很多小学生,小学生里面,你看他计算的时候,如果有计算题,你去计算,他就是去作弊,美国的小学生凡是一计算,都拿计算器,这个过程就是解放人的过程,解放人,所以人会出错,并不是坏事,会出错的人才有创造力,计算机基本上是不出错的,它计算和记忆来说都是惊人的,精确到一个标点都不会错,所以现在人要把教育变成机器人做的事情,你就可以拿一个U盘,它可以把整部辞海一字不漏,一个标点不漏的全部录下来,世界上有哪一个人能够把一部辞海全部背出来,所以我们不要跟机器去比记忆力及计算力,要解放出人。要解放出人,就要还原人的人性。
比如说在《世界是平的》那里面有一个标题说到,它说有一次美国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字我忘掉了,他就说你是怎么成功的?他就回忆说,我每天在学校读书,回来以后,我妈妈从来不问我在学校学到了什么东西,她问的是什么呢?你今天有没有提一个漂亮的问题,所以现在看来,提一个漂亮的问题,你有什么看法,你有什么主见,有什么创意,你有什么激动你人心的事情,这些东西是衡量学生在学校受教育的重要标志,谢谢,我讲的够多了,不好意思。
凤凰网:想听一下袁教授的讲法,就是说因为您是在教育系,也常去从事教育方面的研究,我想知道一下,在您教育系对学生培养当中,有没有刻意的去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或者个性等等?
袁征: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就是政府管得太多,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课程专业目录等等那些都是教育部定的,所以这个你束缚了教师的手脚,这个使得中国教育缺乏多样性。我倒是想先讲一讲刚才你提出第一个问题,就是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怎么分,我一直是认为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这个讲法是不对的。因为现代经济已经是很清楚的认识到这个问题,谁来办和谁拥有是两回事。现在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是可以分开的,我拥有你来办是可以的,所以一个关键问题,公立教育,我认为和私立教育的区别就是到底这个是谁建立的,谁建立就是谁有所有权,谁有所有权,就是决定了它的性质。但是我有所有权可以交给别人来经营,交给别人来办。
现在呢,刚才信总讲的那个就是这个问题。现在像公立大学,办了一些分校,其实它也叫民办学校,或者是教育局办了一些学校让别人来管,那么它也叫民办学校。其实呢这些都是假的民办学校,这些学校因为是公立机构开办的,所以它们应该属于公立的性质。这样的学校挤压了真正的私立的学校。我要补充一句,2008年,政府开始考虑修订一部学前教育法,所以我有点担心,现在初等学校、中等学校、高等学校的民办教育或者私立教育已经是管得太死了,现在管得比较松的,最松的就是学前教育,我有点担心,如果这部新的学前教育法,如果不尊重私人办学的权利,那么将来学前教育恐怕也会被管得很死,这是我真的很担心的。所以我认为那个修法的人要认真的考虑,我们知道国际法一旦被一个国家的政府签署,并且被这个国家的议会或者人大批准,那么它就变成国内法一个部分,而且它的地位比国内法还要高。那么中国早就签署和批准的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国际权利公约里头明确的规定,缔约各国尊重学生的父母为自己的孩子选择符合他们的道德观念和宗教观念的非公立学校这样的权利,这个法律在中国是有效的。那么也就是说私人可以办跟公立学校不同的学校,包括幼儿园,这一点我觉得是公民的权利。学生的父母有这样的权利,办学者也有这样的权利,他们的教学内容,除了一部分必要的文化知识之外,例如读写算之外,其他是可以跟公立学校不一样的,我认为这一点应该受到尊重。
凤凰网:想问一下信总,刚刚袁老师在讲到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的问题,想问一下信总,即使我在一个学校里面,可能我这个课程课本,包括相关的教学大纲要依照有关部门的相关规定,那在具体的教法当中有没有一些不一样,包括比如说教师对学生的评判,有没有跟公办学校里面,教师对学生的评判有没有不一样,包括你们对学生的鼓励也好,批评也好,是以分数为导向,还是以其他方向,还有其它的导向?
信力建:我们在用了十多年里面,我们尽量拓宽这种空间,比如说我们自己编的教材,我们有教材,比如说我们当时国学、理财、公民教育等等,我们编了有七八套教材,这些来讲有一点点空间。包括我们还有一种,教师和学生这种互动,在我们这边跟它是不一样的,这种互动来讲,我们学生虽然是一个受教育者,同时他还是消费者,我们确定他是来学习的,而不是受管制的,这个跟公立学校很不一样,所以我们会尊重他的个性,希望他的个性能得到发展,并且我们赏识,以鼓励为主体,鼓励他,帮助他,帮助他的家长,现在的家长跟以前有很大的区别,现在他们也慢慢的理解到很多东西,所以他们会选择这方面。一种平等的沟通,老师不是凌驾于学生之上,他们是平等关系,只是说大家工作不一样,大家有一个互动的关系里面。比如说我们的教师,他不是在另外一个办公室,他直接就在课堂里边就设他的办公室,所以在校学生的每一分钟是跟老师有互动,或者是找到教师的,所以他没有这种所谓师道尊严这么一种高高在上这么一种东西,它变成了一种职业,变成一种专业,它只是说,比如说一个商业的,为人民服务,它是为顾客服务的。但我们不能提说顾客是上帝,学生也是上帝,不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至少他已经能够得到一个相对平等一个关系,这里边都有。
我们当然有按照后来一个法令,学校还可以有30%的自主权,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教材,但是现在很困难,广东省教育厅,还是市教育厅下令,全部要用人民出版社的教材,这种也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中央当时规定来讲,17个出版社可以编教材,任何国民可以编教材,并且我们可以选用,但是现实中不行。现实中不行,就是说教育局要排名,本来九年义务教育,只有到第九年毕业的时候,可以做一些测评,但是现在教育局坏得很,六年级不考试了,但是一年级的数学,三年级的语文,或者是五年级的什么,隔三差四跑来,像日本鬼进村一样,没有什么时日它就跑进来了,它可以乱跑进来,根本它不懂文化,字都不懂,它跑来,它说它要测评,选一个词叫测试,就看你怎么样。
凤凰网:如果测试不好会怎么样?
信力建:反正他来折腾,反正他帮你搞排名了,影响你的声誉了,阻挡你的生员,阻挡你的招生,他用指标来卡你,他年年要年审,你每年要盖17个公章活到第二年,比一个犯人还要惨,犯人审判一次行了,它年年要审,17个部门盖了17个公章。
凤凰网:每年都是盖17个?
信力建:对,要盖17个章,你才能活到明年。
凤凰网:哪17个章呢,能大致算一下吗?
信力建:各个部门都有权利盖的,公安、工商,包括银行,包括编委一个单位,数码一个单位,什么物价局,各局各部门,教育局是首当其冲,各部门都有权利来帮你盖个章,你不盖章你就不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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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语录】
在美国就不一样,美国的大学是不点名的,你高兴来就来,你高兴不来就不来,所以美国的大学教授特别能侃,因为他讲得不好,学生就不来了,下次他的聘书就很成问题了。所以中国现在是把学校当做一个管理机构来管着学生,那么教师也去管学生,一代一代这样管出来,教师也不行,现在问题出在那儿,也就是说广东人就讲了,放你你也活不了。——袁征
【现场实录】
信力建:按照现在这种标准,比如说一共是六年加六年是十二年,十二年学到的东西,如果按照我本来想设定一个方法,我用六年完全可以把他要学的东西全部学完,你看一年才学两本语文书,两本语文书总共加起来十二年里边24本书,24本书,如果你到了大学毕业,这24本书,你用一天全部读完了,里面有多少知识含量,就像三聚氰胺,没什么多少东西在里面,没有什么养分一个东西,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读吗?本身没有意义一些东西。它的方法也不对,它纠缠在语言,纠缠在字词篇章,纠缠在小数点,纠缠在乱七八糟当中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像美国就不是了,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基本上听说读写算,你看美国总统也好,公民也好,站起来就说话,你看我们省部级官员能说话吗,说话都不会说,首先你能说话。第二来讲,比如说我们很简单,认字,古人认字来讲,比如说3岁开始认字,我们现在开始说5岁、6岁,包括7岁一年级,我要求他认字2000个字,基本上可以完成,认2000个字,两年,6岁到7岁认2000个字,然后你就可以读报纸,读杂志,读书了,完全不需要说还用后边11年去认这个鬼字,每年语文书教你一天认多少个字,(放屁)一样。现在问题说,如果你用六年学完了,你怎么办呢?你跟它这个不接轨,你这个铁路跟它不接轨。
凤凰网:但是你还要过独木桥?
信力建:对,问题在这儿,后来我就想,既然窄不行,效率不行,我们宽行不行呢,比如说我用12年把语文、哲学、经济、文史哲,包括历史和哲学五门功课,用12年的时间,全部掌握,就是五个本科,我算下去,也是可以的,现在叫博雅教育,但是问题也是回到那里了,高考的时候不是说因为你能够有多能干才能考,现在我觉得公务员全部考试,可能都没有考到高考,都考不上。包括数学家考中国高考的数学,作家考中国的语文,可能都考不上,你必须按照它的那种蠢人想出的方法,一千个聪明人也解答不了的题目去考试的话,你也考不上这个东西,所以这个难题很大,除非废了这个高考,所以我主张废除这种高考。每个人按照袁征说的,个性化发展,你各个学校办各个学校的,你办跑步的学校,你跑成刘翔,你办打篮球的,打成姚明,你办下棋的,中国现在只有专业设置大概几百个,两百多个科目,中国现有的在工业方面,已经有的专业和行业已经达到两千个,美国是三万个,你现在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中国人只能当奴隶,只能当劳工,你其他你不懂,你三万个专业,你可以发展出来,为什么不能发展?所以这就没有个性化发展,没有个性的学校了,你压制了这个,就等于压制了中国民族的未来,压制中国的发展,你永远当一个落后国家,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大一个问题。
凤凰网:想问一下袁老师,刚刚信总也讲到,实际上他在他的学校体系内,可以实验一个比独木桥更宽的这样一个轨道的教育,你们觉得在公办的学校有可能实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吗?
袁征:公办的学校里面两方面,有一定的可能,如果是层次越高,例如说博士生,自由度就会大一点。但是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于我们也是这些学校教出来的,我们自己就缺乏创造性,很多教师就说自己就教不好,其实呢,学生也经常抱怨。我曾经讲过这个问题,有一个教授还挺有名的教授,假期里头给在职的研究生上课,上课他还先点名,刚好那个班特别大,90多个人,我算一下,点一次名,一个人,你叫他XXX,然后他愣一下说到,这样的话,大概要6秒钟一个人,我算了一下90多个人,十分钟,那么我们学校是40分钟一节课,都是自己掏钱,那个在职研究生都是自己掏钱,你就花十分钟点名,我觉得这挺冤的。但是要是教授不点名,学生就不来了,他就觉得脸面没地方搁,所以一定要点名,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
而在美国就不一样,美国的大学是不点名的,你高兴来就来,你高兴不来就不来,所以美国的大学教授特别能侃,因为他讲得不好,学生就不来了,下次他的聘书就很成问题了。所以中国现在是把学校当做一个管理机构来管着学生,那么教师也去管学生,一代一代这样管出来,教师也不行,现在问题出在那儿,也就是说广东人就讲了,放你你也活不了。我今天上午才看了一个学生给我的邮件,他们觉得很难受,在大学里头,包括在念硕士生的时候也很难受,很多课程讲得很差,但是学生没办法。因为我们教师要点名,这个在北京也出师了,点名的事。就是不出事,也有很多特务,学生里头打小报告的,暗中记下来谁没去的,然后去报告,这个搞得很糟糕,一代一代就这样出来了,所以就很糟糕,结果出来就是千人一面,学生都一样。
凤凰网:您点过名吗?
袁征:没有,从来不点名。
凤凰网:上座率还不错?
袁征:还行。起码我教的本科生,我明确知道有两个人是同一门课听完了,第二年再来听的,研究生也有,硕士生也有,同一门课听完,他再来听的也有。反正也许我比较诚实一点,他们喜欢听真话。
凤凰网:也想问一下袁老师,因为你也带博士,也带研究生,您在招博士跟在招研究生的时候,有没有刻意的从刚刚几位老师提到的创造性或者个性这个角度来选拔呢?或者说你的选拔空间是怎样的?
袁征:我希望这样做,但是很难,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公立学校的座次是政府硬排的,就是北大清华这么排下来,排到我们学校已经是不大行了。
凤凰网:应该在100之内吧。
袁征:另外呢,现在又扩招,扩招就按比例的,好一点的学生就到北大、清华那里去了,这个也很实在,他在名校出来的,将来就好找工作等等这些,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到我那儿可选的就很少了,现在讲一个实际话,硕士生这个层次,基本上没得选。就是他能够考过的,基本上就跟我那个要的人数差不多,而且我还经常,几乎每年都要不满这个额,因为我觉得有些太差,我就不要了,就这样。
凤凰网:宁缺毋滥。
袁征:对,基本上没得选。博士生还可以,但是空间也很小,空间非常的小。事实上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一点,我说政府管的太多,也是这个问题。陈丹青,因为他觉得他招研究生的时候空间太小,所以辞职了,结果就在同一年教育部就把硕士生的招生变成统考了,现在全部统考了,所以我们牙根不能出题,一般来说也不是我评卷。
凤凰网:如果面试题呢,复试的题是由自己定的?
袁征:面试的时候,已经经过初试的淘汰,剩下呢,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面试,如果是有人看凤凰网,可以放心过来,就是基本上你初试过了,我们已经没有多少选择空间了,初试过了,基本上就得要了,那个硕士生,只有那么几个人了。博士生呢,我作为一个博士生导师,但是我也不能够出,我们有考三门课,我只能出一门课的题目,其他两门课的题,也得由别的老师出,怕我作弊,这个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道理,如果我作弊,你把我掳了得了。所以我能够出的只有一门课,而且我不知道另外两门课出的是什么题,所以我能选择的空间也是很有限的。
【访谈精华】
1,权利无孔不入,它不仅管学生,它还把老师控制的很死。因为权利的扩张,没有东西约束它,究竟是政府办学,还是教育家办学,或者说还是社会来办学,是以官为本,以权为本办学,还是以人为本在办学,这是区分我们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有个性还是没有个性,有创造还是没有创造的一个根本的区分点。
2,哪个大学里面有个性的老师都是边缘化的,他全部是被排挤的,这种情况下,无形中就淘汰一些有个性,有创作力的人,所以最后淘洗下来的能够和中规中矩的,他能够生存下来,就能够获得社会中的位置,然后就得到相应的资源。
大学教师没有发言权
许锡良:学生如果不来,你自己要反省了,所以靠那个东西是不行的。另外,我就接着二位老师的来谈,信总刚才说他们的民办学校举步维艰,各种干扰因素太大,尤其是17个公章,每年都要来审查,而且经常搞突然袭击。这后面蕴含着什么呢,中国它是权本位,或者是官本位,以官本位、权本位来办学的时候,它就不可能是以人为本,不是人本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点。包括袁征教授刚才讲到的,他作为一个博士生导师,自己在选拔学生,挑选学生的时候,他的发言权是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凤凰网:对于像您教本科学生,可能更没有挑选余地?
许锡良:本科学生,其实现在教育部也好,教育管理部门也好,他已经精确到了你每节课必须讲什么,什么时间讲,这个知识点你都要跟他讲得一清二楚,而且在开始第一个星期就要上交,所以到现在开学一个星期,我还没交,已经管到了你这个地步,所以权利它是无孔不入的,它不仅管学生,它还把老师控制的很死。为什么呢?因为权利的扩张,它是天然的,因为你没有东西约束它,所以究竟是政府办学,还是教育家办学,或者说还是社会来办学,是以官为本,以权为本办学,还是以人为本在办学,这是区分我们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有个性还是没有个性,有创造还是没有创造的一个根本的区分点,分水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这种权利本位教育下,事实上在把孩子教坏的,它教坏的,比如说告密,有意的培养那种告密的习惯,安排一些学生在下面听老师讲,去告你,这种事也有了,很多次了。第二个,现在这种教育来说,孩子培养出来,他的思维是很成问题的,他明显缺乏个性,判断力,缺乏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就是出来,要不就是驯服,要不就是那种愤青,不会讲道理,他会罗列事实,他使用记忆力很好,他罗列事实,但是观点是没有的,这点来说,在研究生、博士生,你看他们发言,看他们的论文,看他这个方面来说,我们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思维缺陷是非常明显的,缺乏基本的逻辑。现在我们教的一套东西,比如说辩证法教条,从初中开始一直教到大学,甚至是硕士、博士,那种教条一直这样教,十几年下来,它很容易把一个人正常的思维扰乱的,既黑又白,既这样又那样,把这个和那个有机结合,全面地、客观地、联系地怎么怎么样,这一套话语,真的是把人弄坏了,他缺乏基本判断的底线,没有是非感,也没有求真意识。所以我们整个这种教育都是值得反思,现在还不仅仅是谈投入的问题,重视这个问题,重视那个问题,你那个是外在包装的问题,包装的内容,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反省的,我一直关注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教育很多方面是土壤出了问题。
比如我们看一个学生好不好,我们的标准和美国的标准、日本的标准都是大不一样,很多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了。中国一些很烂的学生,被认为无可救药的学生,到美国就成为顶尖级学生,为什么会有这种标准呢,因为我们的标准不一样,它是个性创造,我们来说,我们是有一套规性的办法给你,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规训,你合这个标准呢,一路就是好学生,三好、五好怎么样的,所以现在网上有调侃,我们现在设三坏学生标准等等。所以我们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这种标准,这种土壤和气候在什么呢,它在规性着每一个人,凡是有个性,有判断,有批判意识的人,都不受欢迎的,从学生到老师,哪个大学里面有个性的老师都是边缘化的,他全部是被排挤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无形中就是它淘汰一些有个性,有创作力的人,所以最后淘洗下来的能够和中规中矩的,他就能够生存下来,他就能够获得社会中的位置,然后就得到相应的资源,所以它是这种选择关系。这种选择关系其实也是一种培养关系,也是一种培训关系。所以这个我的意思是很明显的,感觉到很明显,各个方面对老师的评价,对学生的评价,你看我们老师的职称,大学老师的评职称,你就很清楚了,他每一个环节,我仔细分析,每一个环节,都是把你的棱角磨平,你如果不磨平的话,你一个棱角没磨平,你就过不去,等你全部过去了以后,包括博士全部毕业以后,符合所有人要求的时候,你已经是一个油光圆滑的琉璃弹了。
信力建:圆润了。
许锡良:圆润了,这样一种情形。
中国学校抹杀有创造力的人
凤凰网:实际上就是培养老师的,因为从你们这儿的毕业生,大部分进入各级学校,可能有的进入高校,有的进入中学,或者初中,甚至于小学去教书。在你们各自学校的培养当中,有没有对教师的创造性,因为教师是影响孩子的,这一方面有没有一些重视?
袁征:理论上、口头上是重视的,经常讲。但是事实上很难,就像刚才许老师讲的,你拿到博士学位,评上职称你就是磨完了,刚才被他骂完了,我也拿到博士学位,职称也到顶了,也就磨完了。我们自己就不行,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许老师另外一个观点是对的,除了骂我之外。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只是说哪一个教师,包括大学教师,讲话跟标准不一样,结果不让上课了,从来没听说过哪个老师是太平庸就下岗的,没有。所以一个学校的风气就不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将这个风气转过,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互联网确实是把很多世界上的、国际上的学术知识已经带进来了,但是我们很多的教师,大学教师,就不懂外语,不能够看,也没有那个耐心去看国际上的研究成果,学校买书,买外文书也买得很少,我刚刚从台湾大学回来,我去台湾的大学,去过香港的大学,他们的那个图书馆的外文书都很多,卖得很多,像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大学的英文书可以跟美国的一般的大学研究性大学相比,但中国就不是,中国就说外文书非常的少,而外文书少,外文书的书库里的读者更少,老师就不看,学生也不看,就是自己关起门来自己编教材,那个教材都很旧,你抄我,我抄你,也要学生上课背,结果这样老师也不行,学生也行,现在的结果是这样。
凤凰网:许老师,您的体会呢?
许锡良: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说一个学校里面培养老师这个方式方面在中国各个大学事实上没有本质的差别,大同小异可以这样说。现在学校不是创新和知识继承的关系,学校也不是说知识继承,就是你定位是什么,如果你定位是,比如说你是培养学生,当然你教知识,当然也可以教知识,教知识这些方面,事实上是为了培养人。你是用知识来教,还是教学生知识,这是很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我的看法来说,所有教给学生的知识,其实都是用来培养思维能力的。就是说来锤炼你的大脑的,给你大脑一些思考的材料,所有的知识教给学生的时候,都是用来批判地,你审视它,思考它,验证它,怀疑它,最后来判断它,这个过程来说,你就把所学的东西都审一遍,所以你认可一个东西,你否定一个东西,你都要符合逻辑,拿出证据。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培养学生,它所有的知识,他也不是一个问题,学知识也不是问题,这是我的一点想法。
英语在中国已成炫耀的工具
刚才袁教授还说到一个英文学习的问题,我就很惭愧,我在大学里当老师我的外语不好,读不了原著,是半桶水的。这个问题,我有一点另外的看法,中国人教英语的方式是出了问题,你看民国的时候,我看志愿军的时候,初中毕业生都到朝鲜战场当英语翻译、战俘翻译,现在我们初中毕业生能做这个事情不多。为什么呢?我们是一种考试为标准的英语学习方式,所以他搞语法、单词,我最多单词背过八千单词,但是英语来说,只要有灵活的、鲜活的两千单词就可以达到高中交流的作用,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以考试为标准。真正英语学习,有交流的需要,有沟通的需要,达到那种标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那种标准,没有这种标准,我们就以考试为标准,必然生成语言,当然这样做的话,它是有利于给你盖章,给你排号,能够算出来一个分数来,所以这些东西的误区就在这里。另外还有一点,中国的文化,它是跟那种英语那种字母文化里面,那种语言文字,那种隔膜是很大的,所以应该承认一点,中国的这种思维这种语言文字和英语来说是两个世界。所谓进入那个世界,就是我们洋泾浜英语,所以民国的时候就有,但是它也能流行,就是它能沟通,我讲了,不符合语言,甚至有某些错误,但是能听懂,不会误解就可以了达到这个标准,这也说明中国人学英语的问题是由来已久的,你本土上面你要学好英语是不容易的,这要承认这一个问题。有个可参考的问题在哪里呢?日本,日本都是中国这种语言文字,日本现在有两三千个汉字,它基本上以前,日本战国以前都是用中文的,就可以看到日本的英语并不比中国好,中国人就拿托福考试来说,在亚洲排名,还常常能排到前四前五,考试来说,但是日本在长达二十多年时间里面,是倒数第一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日本人在学习世界方面,非常非常强,他甚至比英语国家的英国、加拿大都不弱,甚至还强一点。这就有一个解决办法的问题,可能我们一个误区,比如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从初中,现在从小学一直读到博士,英语还是解决不了听说读写的问题,读原著就更差得远,日本人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日本有世界上最好的翻译,比如说我全国里面,95%的人学外语都很困难,那怎么办?还有5%的有天赋,或者有那个条件,这个时候把这些人培养出来,然后他们既懂专业,又精通外语,他们在第一时间快速的翻译出来,所以日本有世界上最强的翻译业。然后用他们翻译过来的非常精准,而像我们绝大多数人学的英语来说,它都是半桶水的,或者最多是大半桶水,实际上它达不到那种翻译的标准,所以要直接理解很难,所以怎么解决这个开放的问题,里面障碍的问题,日本是非常好的,所以日本它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案例给我们,但是其实我们对日本没有研究,我们现在也到日本去看我们很有感叹。很有感叹的地方就是说日本是上帝安排来专门跟中国作对的,它就是中国一片镜子,到日本去以后,你看它几乎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环境、政府治理每个方面,它都树立在我们对立面,我们计划生育,它就不计划生育,他还搞鼓励生育,我们的学校越搞越大,它就越搞越小,我们以大为美,它以小而精致为美,每一样都跟我们对立,但是结果你可以看得到,谁好谁坏,你可以看得清楚,它那个是对的,所以它们很聪明,很会想办法。像全民学英语效率多低,我教的那些本科生,四年有三年半在学英语,还过不了四级,过六级的更是寥寥无几,可能华南师大学生聪明一点,过的多一点,我们那里确实我感觉都比较难,中大都有比较难的,甚至读到北大、清华,读到几年级,也过不了四级的也有。
所以这种情况来说,使我们的学生在大学里读书,专业非常非常淡漠,没有心思读书专业,所以现在很多专业老师,上课就点名,恐怕你去看一下,上面专业课,下面很多都铺着四六级考试的资料,英语资料。但是你看这些孩子出来以后,能用到英语的情况是很少。英语在中国已经变成了不是一种交流工具,它不是一种交流工具,而是变成了一个炫耀工具,去找工作,也不说这个工作要不用到这个东西,就说你有没有过四级、过六级。然后我们再来看香港国学大师陈寅恪,精通十几门外语,我从来对这个东西不感冒,我感冒的一点就是说,你作为这样一个大师,你精通十几门外语,我看你著作从来没有用过,但这个外语摆出来是为了炫耀的,事实上外语就是一门工具,交流的工具,获取知识的工具,思考的工具,你脱离了这些东西,把它作为一个证书,摆在那里的时候,这个就是极大的误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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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精华】
1,信力建:教育不是工业生产,它是思想的交流,心灵的对碰,并不是说简单的生产,现在中国大学生产的是器物层面的东西,砖瓦、栋梁或者是墙。
2,袁征:怎么样从没有文化的农村乡下人,变成一个城里的受过教育的文明人,这个有很多是跟在学校里头跟教师接触这么学来的。这个接触,这个影响是无形的,而我们大学城就相当的差,那个地方相当糟糕。过分的注意了教育的规模,而没有注意教育的成效,更没有注意教育的多样性。
3,许锡良:大学城就是有大地盘,大的高楼,大的学生宿,什么东西都是求这些方面。我到广州大学城上过很多次课,那些学生私下跟我说,这里不是学校,这里是学习集中营。
90%的中国人在海外留学都被边缘化
信力建:现在在我来讲,我一直工作的重点是选校长,我觉得很简单,我的认知很简单,一个是好人,一个是能人,就是所谓贤人。现在在中国现实里边,找一个好的校长是非常非常之困难。现在我办一所学校的难度还没我找一个校长的难度大,出来之后全部都是很圆润,就是说逆淘汰,中国的教育是逆淘汰,逆淘汰,剩下都是那种奴才,没有个性的奴才。偶尔跑出一两个,现在确实很难去选到比较优秀的,但是现在我们主要是靠自己内部培养,我两个工作,一个是选校长,前期选校长,后来我花了很大力气,培养自己的校长。
凤凰网:从老师到校长?
信力建:对,我们自己很多学校校长都是年轻的,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尤其幼儿园院长,都是很年轻的。就是说你有一个正当的思维逻辑,有一些爱心,叫普世价值,你遵从最基本的一些公平、正义、博爱、和平、友好,最基本的东西你具备了,还有你有一定的思维方式,你怎么去看问题,怎么去想问题,你怎么去面对学生,怎么关心学生,站在孩子的角度。比如说我们要求老师你跟孩子讲话,蹲下来,蹲在那里,跟孩子是平的,目光是平的,平等的对话。我们严禁老师问孩子你今天乖不乖,什么乖不乖,不许问孩子乖不乖,这是忌语,什么是乖,乖就是听话,凭什么要听你的话,孩子要有个性,就是这点里边,我们是把它当成忌语。
凤凰网:您有没有担心您的孩子将来不能融入社会,棱角太多?
信力建:所以我一直在听,我是借凤凰网来呼吁我的所有朋友,你的孩子越早出国越好,你越多一年,你就傻一年,你将来来讲,你融入到西方社会的程度就越困难,我现在所了解到,我最近经常去了解,90%的中国人在海外留学,都是在那儿鬼混,他被边缘化,他的思维逻辑不行,他的语言不行,所以他在那里头是鬼混,有幸我儿子在我的培养下,他的思维逻辑在中国确实是不吻合,所以他越读书就越痛苦,终于有一天他跟我申诉说我现在很痛苦,我说你还剩下一年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了,他说他想读中山大学,我说你能不能读香港的学校啊?他说可以考虑,我说既然能选择香港,能不能选择新加坡,都可以考虑了,他已经很痛苦,因为我每年问他两次,他都说不出国,最后我说你既然还有一年,你就熬下去了,如果你不想熬,你怎么办呢?他想到澳大利亚去读书,我说既然这样,你等一年,还是现在不等呢,他说不等了。我说不等,明天就赶紧办了,立刻就办了。
凤凰网:其实被您引导的?
信力建:不是引导,他想学的,24本书的问题,一个孩子用了12年时间,你只能够允许读24本书,这对孩子是很残酷的一个问题,西方的孩子一年级都读很多书了,三年级的孩子,要做一个作业叫做我的祖国,一个是中国的孩子,他把长城、长江、黄河、黄山,把所有书,他看的很多资料,去完成这么一个40页纸这么一个作业,在网上下载,当时下载的,但是他平时读的书很多,他有很宽的视野。我们现在孩子是绝对不允许你读课外书,这叫课外书,杂书,这简直是荒诞的一个事情。我儿子,我从小培养他,你大量的读书,他从漫画、传奇,那种科幻开始,一直读到金庸,把金庸的所有的读全部读遍,一箱买回来,他能够把所有的人物串起来,小学初中他已经完成了,他能够搞清黄易、金庸、古龙。
凤凰网:几大流派。
信力建:几大流派写作的风格,这你不读课外书,但是你一到了学校,老师不喜欢,同学不喜欢,问他的同学,很惭愧的说都是傻子,根本没法对话。关心的是老师如何布置作业,怎么做自己的作业,包括我们的家长,包括他的妈妈也是,你怎么写错了一个字,你怎么把竖是做对了,横是没有填上去,把他臭骂了一堆,给他搞得很郁闷我说他懂就行了,知道怎么算,算对了,只是搬数的时候,没搬对,这有什么影响呢,毫无影响的事情,但是在中国不行了。你差这一分,可能你在班里面排名,在年纪里面排名,在校里面排名,你如果考大学,这一分就三五万块钱,或者是名落孙山,这根本没有影响的事情,所以现在他到澳洲,考到最好的学校,悉尼大学读两个,读律师,他很为中国人骄傲,他自己骄傲,澳洲人都不一定能够读,一个律师,一个医师。
凤凰网:很难的。
信力建:但是我不主张他读,学这一门,在中国律师是没有用的,很危险的。
中国没有大学只有“学大”
凤凰网:好的,刚才各个老师也都讲到,关于教育的统一化管理,其实我也想,因为我们在广州,我也想,刚刚开始讲到管理,其实都是某种意义上软件的管理,比如说你用什么课程,你的这个课该怎么教,或者学生该考哪些科目,也有一些硬件性的东西,比如说统一化的管理,比如说像大学城,不知道各位老师怎么看,袁老师?
袁征:大学城据我了解到的像现代广州的大学城我认为是相当失败的,一开始搞这个大学城的时候,就有一个教授讲过,说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像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搞这样的大学城,这是错的,完全错的。正在那个时候,卡塔尔就办了一个大学城,是由它们的王后在那儿主持办的。它们的大学城是在全世界把最好的学校请到那儿去办学,例如说康乃尔的医学院等等一些,它们一下就把整个国家的教育水平提高了很多。我们都知道中国50年代以后,中国的大学教育问题很多,如果是大学城办新的学校,那么就能够多少减少一些原来中国50年代以来老大学的毛病,但是不是,办了一个大学城呢,就让那些老大学去那儿办学,结果原来老大学的毛病也遗传到哪儿去了,这是第一。
第二,学校里头绝不仅仅是学知识,因为各个学生的家庭背景很不一样,学校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是整个民族,以至全人类文化集中的一个中心。那么这里头美国人做过一个研究,就是说为什么远程教育教出来的学生不如全日制的学生?研究的结果发现,就是说在学校里头,教师和学生之间的那种相互影响绝不仅仅是在课堂上讲课,平常的交往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现在的大学生是一个教师都不在那儿住,住在城里,然后只是上课的时候去,去了上完课就回来了,学生和教师严重的缺乏交流,所以效果是很差的。另外就是教师无端的增加了很多时间,光是路上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同样的道理,各个老大学,像中山大学,还有城内的大学,在珠海办的分校,也是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说教师花很多时间在路上,从广州坐车到珠海去上课,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上完课就走了,学生不能够跟教师交流,也不能够受教师的影响,这是很糟糕的。
事实上,美国人那个研究报告我看过,它就说教授和学生之间日常接触,效果是神奇的。例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学生,中国是个农业国,几乎每一个人如果你自己本人不是从农村出来的,可能你爹是,你爹不是,你祖父也可能是。怎么样从没有文化的农村乡下人,变成一个城里的受过教育的文明人,这个有很多是跟在学校里头跟教师接触这么学来的。这个接触,这个影响是无形的,而这方面,我们大学城我看就相当的差,那个地方相当糟糕。就我刚才讲的,现在过分的注意了教育的规模,而没有注意教育的成效,更没有注意教育的多样性。
许锡良: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就叫中国有世界一流的学大,我就是说中国没有大学,只有学大,学大是什么呢?表现在很多方面,大学城就是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有大地盘,大的高楼,大的学生宿,什么东西都是求这些方面。所以我到广州大学城上过很多次课,那些学生私下跟我说,这里不是学校,这里是学习集中营,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形象,这就是大学城里的大学生亲口跟我说的,我到那儿里去,大学里面不但没有大师,就是普通老师都没有,很难见到面,一个普通的老师去那里以后,那些学生都感到机会难得。在这里面,一个荒山野岭,昨天水泥,没成形的水泥之地,一夜之间成为所谓大学,这是严重误解了大学的内涵。真正的大学来说,它不要那么大的地盘,不一定要那么多的高楼,它要的是什么,是有一流头脑的老师和一流头脑的学生,他们经常在一起互相切磋,在那里交谈,围绕着问题争论,你看看林语堂当年到牛津大学感受是什么,破烂不堪,用的钥匙还是有半尺多长古老的钥匙,那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事情,还有马拉着车在校园经过,是非常古老,很破旧,牛顿的居室保留在那里完好,所以这些里面都是耳濡目染的,这个过程中,亲密的跟老师接触、交谈、对话,这个过程中无形中会把那些情感,那试卷上考不出来的东西,传给他,包括思维模式。
比如说我们老师跟学生经常在一起交谈,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怎么表达,说话的方式,写文章的方式,情感态度价值观都会通过这种接触去感染学生,所以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完全弄颠倒了,当然这些东西,它写不出政绩来,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在学生内心能够生根,但是高楼大厦,那些东西它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形成统计数据,这就是说我们如果那个方面的东西不改变,价值观念不改变,社会结构不改变,那么我们一切都是在白忙活。
信力建:我最早提大学城,我换了一个角度,到时候干柴烈火放在一起,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但实际上,确实从西方大学,中国的大学,从最传统的教育来讲,心灵和心灵,人对人,就是以人为本一个东西,最早比如说剑桥在英国,它是逃离了政府,逃离了宗教,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在讨论。在英文里边,好像是教师的联合体或者是教师和学生一个联合体,大家是讨论问题的。当然以前讨论的是神学的问题,逐步在发展。这个里边,如果你抽离这些东西,中国既没有神学,也没有普世价值,这个大学是什么东西呢,等于来料加工,贴牌生产的东西,这个确实中国的大学城和台湾郭台铭办那个差不多,就是差不多,就是那种贴牌生产,确实我觉得很成问题。像袁征教授说的那个卡塔尔请世界最好的学校来办学,在很短的时间能够改变教育,而香港科技大学,它请世界上最好的老师,香港中文大学和科技大学在十年里面能够把一个大学能够提升到世界上排名里面比较考前一个地步,你确实说,你要不直接就说教育是什么东西,教育不是工业生产,它是思想的交流,心灵的对碰,是这么一个东西,并不是说你现在生产,你现在中国大学生产的是器物层面的东西,砖瓦、栋梁或者是墙,我觉得确实来讲,中国人误解,就是说在“五四”当时提出来两个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现在我们不能提了,现在不好讲了,科学能进来吗,科学脱离了一个西方的总体的语境,脱离了价值,我觉得也没什么科学,中国人也没什么科学,这两个东西,我觉得确实到现在大学里边,逆淘汰,到现在剩下的就是说叫做集中营,用这个词我觉得精准,我觉得确实没什么。
凤凰网:这次很有幸,就是在教师节前,大家讨论教育的问题,刚刚其实讨论的问题其实挺多,听起来有点让人悲观,但是另外我也看到两位老师,还有像信总这样从事教育产业的实业家,其实都对教育非常关注,非常热切,而且信孚虽然每年盖17个章子,但是每年还能盖上,也再次向所有的老师道一声教师节快乐,然后祝三位教师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