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黄宗英说往事(南方周末 2002-12-5)

听黄宗英说往事
2002年11月12日晚，我们去黄宗英阿姨家取稿件——一篇1957年毛主席评价鲁迅的重要稿件。
高挑的身材，优雅的风度。说话字正腔圆，朗诵绘声绘色。红色毛衣，黑色裤子，白色长筒袜，蓝白色手工编织的细毛线帽子歪歪地扣在头上，脖子上挂着一枝随时可以启用的圆珠笔——电影表演艺术家、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黄宗英，就坐在我们对面。
“也巧了，当年在上海新康花园写回忆阿丹的文章，入夜后也是风雨交加。这一次写文章回忆罗稷南，北京的7月4日晚上也是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坐在椅子上的黄宗英阿姨戴上老花镜，执意要给我们从头至尾读一遍文章。
黄阿姨朗诵功底颇深，通篇稿件的基础部分，她都用普通话来读，碰到她和赵丹对话，她会用上海话读；碰到毛主席讲话，她会用湖南方言读；碰到罗稷南说话，她又尽力模仿云南口音，她说，“云南话我学不像，只是为写闻一多电影剧本去昆明，接触过一些从云南过来的朋友，跟他们学了几句。”她一边诵读文章，还一边给我们作解释。
黄阿姨说，这篇文章能够拿出来，我给自己设了“五关”。第一是法律关，我这样站出来说，从法律上讲是不是合适，史大律师（史保嘉）给了我勇气和支持。第二是事实关，毛罗对话很简短，我的记忆能不能一步步踩清楚，这点很重要。我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记得住的，就写；记不住或者记不清楚的，就不写。因为我不是负责现场记录的，我没有记录毛主席全部讲话的责任。第三是辩驳关，就是说，我要能回答其他人的质疑，假如有人说：“你那天站的位置，不可能听见毛主席和罗稷南对话！”那我要拿出证据，证明我所处的位置确实能够听到、听清楚毛罗之间的这段对话。第四是身体关，回忆这些往事，我的血液循环快要失常，甚至要停止流动，史律师知道，我患有脑梗塞，但我必须把我听到的这段对话写出来，算抢救自己的史料。第五是文字关，7月4日晚上写毕，过了些日子我就把稿子交给了李普大哥（李普，新华社原副社长）。李大哥曾是青岛荒岛书店的地下党员，我9岁时，李普大哥曾帮助家兄创办铅印小报《黄金时代》。我对李大哥说：“拙文若有语病、口罗嗦、不妥之处，请放手删减、调整。”黄阿姨还强调说：——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孙文先生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到了能够参加学潮的年龄，闻一多的倒下又促成我们这代人站起来。闻一多的演讲，我至今几乎还能背诵，因为那时候我特别喜欢朗诵。我清楚记得闻一多先生说，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还是要把德先生请回来……第一是德先生，第二是德先生，第三还是德先生。
——1950年代的演艺界，对领袖接见并不感觉十分突然，知道毛主席要来，也不会挤到门口去夹道欢迎。尊敬（毛主席）是肯定的，但还没有出现1966年那样的崇拜。得知毛主席要来看望大家，大家在高兴的同时，又觉得这是一件平常事。
1957年，我只有7月7日这一天见到了毛主席，可是，在反右斗争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报纸上把我们笑逐颜开簇拥着毛主席、有说有笑的照片刊登在那里，旁边配发的却是反右社论和文章，我当时就有不同看法：文艺界多数人对反右斗争并不理解，我们的内心深处，其实没有照片上的那种好心情。
——我从来没有和周海婴联系过，过去没有联系，这篇文章写的过程中也没联系。前不久，我才把这篇文章的草稿托人送给他，因为这和鲁迅有关系。
但我们仍有困惑：赵丹与罗稷南的关系比较亲密么？赵丹和罗稷南听了毛主席惊人回答，为什么会“对了对默契的眼神”，“反倒坦然理解”了？1957年您私下问赵丹，怎么没听到对罗老这一大胆“提问”进行批判时，赵丹为什么说您“笨”呢？
黄阿姨作了解释：第一，阿丹和罗稷南关系不错，大约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第二，罗稷南在1957年“反右”的节骨眼上，当着毛主席的面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今天看也算很大胆吧。
罗稷南的身上，有知识分子的正气和倔强，这才促成他当面向主席提出“挑衅问题”，非要把埋在大家心底的疑问当众挑明。阿丹和罗稷南有相似处，我早就对阿丹说过：“你不要逆反心理太重！”他不承认。等到“文革”爆发，阿丹悲愤对我说：“侬看看，侬看看，我担心的坏事真的发生了呀！”1957年，我对毛主席的这一回答很震惊，很不理解，但罗稷南和阿丹他们或许认为：毛主席会这样回答的。第三，毛主席1957年对鲁迅的这一假设性推断后来没有公开，罗稷南“斗胆提问”也未遭批判，在这个问题上，阿丹再次猜对了。在政治上，罗稷南、阿丹他们比我成熟……
将近晚11时，我们才告辞出来，黄宗英阿姨坚持要从椅子上起身送我们，因为患有脑梗塞，她走路有些困难，但她像那个时代的所有有骨气、有风度的艺术家一样，热情而又执著地把我们送到门口。
作者: 方进玉 齐简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 2002-12-05 14:2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