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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0:50:01
我们的胃口也是一点一点变大的 三位女记者与中国官员的故事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陈军吉 发自广州
2009-09-23 17:51:55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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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的话，就不要再改 《朱镕基答记者问》出版前后 记者如何提问官员 官员如何面对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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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在韩国济州岛，闾丘露薇向朱镕基发问。“每次提问都要动脑筋，因为如果提问没有水平，他就会一笑了之。机会只有一次，所以每次提问，压力很大。” 图片选自闾丘露薇《行走中的玫瑰》 标签
朱镕基答记者问 总理 闾丘露薇 柴静 韩咏红 已有评论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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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我直截问，他直截答
《朱镕基答记者问》第四部分“接受香港记者随行采访”中，提问者统一署名为“记者”，只有一处例外，提问者的署名是“闾丘露薇”。
2002年1月，闾丘露薇在孟加拉国随朱镕基采访，朱镕基听说她去了阿富汗，就称赞她“了不起”。闾丘露薇趁势抛给朱镕基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中国马上会跟孟加拉国就《曼谷协定》的具体事项签订协议，这是否违反了WTO的有关规定？”
“因为朱镕基正好提到我，有针对性，所以留了一个名字。”闾丘露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对记者，他都是笑的
其实，“接受香港记者随行采访”中的大多数问题，都是闾丘露薇和几个香港同行提的。在香港随行记者中，凤凰卫视和亚洲电视的随访次数最多，《朱镕基答记者问》中的许多资料，是由他们提供的。《朱镕基答记者问》的前言中，对凤凰卫视和亚洲电视表示了感谢。
凤凰卫视第一次派记者跟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是1998年随朱镕基去英法，跟访记者为吴小莉，这一部分的问答，收录在第四部分第一篇《在英国谈中英关系等问题》中。
闾丘露薇第一次出国随访是1998年，她和吴小莉随朱镕基去美国和加拿大。一直到2002年，几乎每一次朱镕基出访，闾丘露薇都没有缺席。
那一次，闾丘露薇跟着朱镕基，在两个星期之内跑了14个城市，“飞得都快晕了”。
闾丘露薇第一次向朱镕基问问题，也是在那一次。当时中国的入世谈判是世人关注的焦点，朱镕基在白宫南草坪克林顿的欢迎仪式上，第一句就说，蓝天多么美丽，闾丘露薇远远对朱镕基喊：中美的入世谈判，如果用天气形容，你觉得怎么形容？“好像他就远远地说，哈哈，挺好。那时候我们的采访要求比较低，就觉得，够了。”闾丘露薇说。
闾丘露薇形容当时的状态：“刚刚开始跟，其实是没有什么机会问到一个完整的问题的。只要朱镕基讲一声‘你好’，讲一声Hi，笑两下，大家就觉得，唉哟，大新闻了，他开口了。到后来，朱镕基就会停下来回答问题，虽然只有一两句。再到后来就会觉得，他的回答越来越长了。我们的胃口也是一点一点变大的。”
2000年，随行访问日韩，朱镕基曾经开玩笑地批评过闾丘露薇：“哎呀，你这个问题问得没水平。”现在是凤凰卫视资讯台采访总监的闾丘露薇，已经忘了当时问什么问题了，“有关经济，可能重复了”。这个玩笑给她的印象很深，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她去请教很多经济领域的顶尖专家，做很多功课，“机会就那么一瞬间，你要把握好，做得不好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1999年在韩国济州岛，闾丘露薇向朱镕基发问。“每次提问都要动脑筋，因为如果提问没有水平，他就会一笑了之。机会只有一次，所以每次提问，压力很大。” 图片选自闾丘露薇《行走中的玫瑰》
这个片段没有播出，这句玩笑话也没有收入《朱镕基答记者问》。现在书中这部分的文字，是从剪辑过的播出带中整理出来的。当时没有记录，很多原始录像带也找不到了，书里保留的是部分记录。
在闾丘露薇眼里，朱镕基的答问风格比较随意，记者问什么他都无所谓，反正他都能答。一开始大家都比较拘谨，后来慢慢问答次数多了，就越来越自如了。“他老是笑呵呵的，看到记者都是笑的。把麦克风在那儿一放，你就知道他会朝谁走过来。大家也知道他看到熟脸就会主动走过来，你提问就行了。”
时隔多年，闾丘露薇仍能回忆起当时向朱镕基提的一些问题，比如个人所得税，“那时不是说要调低税率吗？当然，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消息。还有二板市场，我们追着问了好几次。”“后来我问他，你是不是要退休了？这其实蛮敏感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换届之后，他要退下来了。我很直截地问了，他也很直截地答了。”“他说，长江后浪推前浪。”
站着问，到坐着聊
香港记者随访中国领导人，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开始的。
一开始，香港记者随访基本上都是靠自己联系。“好像那时候拍江泽民游泳，有远远的一个点，就算是拍到了。”后来跟朱镕基去英法的香港记者，也是自己跟英国外交部等机构联系，寻找采访机会。
香港媒体采访条件真正改善，是在1998年朱镕基访美时。当时，一名香港记者因为拿不到白宫采访证，和工作人员打了起来。不满的香港记者们随后向朱镕基投诉。最后外交部出面，每次活动，如果有人数限制，会至少给香港媒体留一两个名额。香港政府派出对应外交部的新闻官与记者同行，外交部每晚把次日朱镕基的活动日程表给新闻官，新闻官再跟香港记者协调。为决定谁去，常要抽签。
这件事之后，所有香港媒体，都列入了中国代表团随行记者名单。
中国的官方记者，当时是外交部统一安排住宿，和朱镕基坐同一架飞机。但凤凰卫视的记者不坐朱镕基的专机，也不住他住的酒店。“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坐专机？我们也跟他开玩笑：坐了你的飞机，受的规限会比较多。大家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好吧，自由度反而更大一点。”闾丘露薇说。
香港记者跟内地记者最大的不同，闾丘露薇认为，是在领导人住的酒店，只要可以等，香港记者会从早等到晚，“因为这是人家不管也不控制的，就只靠我们的运气和耐心了，要见缝插针地问问题，因为正式的官方活动场合，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记者时，提问机会基本都是给官方媒体的，中方记者问一两个问题，对方记者问一两个问题，所以我们只能自己找机会。”
香港记者间也有竞争，会斗智斗勇，要算好朱镕基进进出出酒店的每一次时间，算好他可能经过哪个门。谁脑子快一点，可能那天就会拿到一个独家。内地的记者以前从来不参与类似竞争，香港记者堵领导人的时候问的问题，因为不是正式的官方场合问的，他们也不可以播。但这两年似有松动，中新社记者也会跟香港记者一起等，有时凤凰卫视给中新社的这部分内容，他们也会全文刊发。
当时朱镕基和香港记者站在酒店门口对话，现在，随访的香港记者已经不用从早到晚等在酒店门口了。胡锦涛和温家宝每次出访，都会特别安排一个时间，和记者坐下来，让记者集中问几个问题。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随行的官方记者，有时也会参加。
这个变化，闾丘露薇觉得是从温家宝开始的。有一次，温家宝把记者请到他的房间做访问。从那以后，基本上每次出访，温家宝都会在他房间外面找个地方，和记者慢慢聊。
江泽民跟记者互动的机会不是很多，可能是因为他的保安更严密。不过也有过一次闲聊的机会，但那次很可惜，闾丘露薇没有想到他会走过来，摄影师吓得没举机器，事后，他们很后悔。
2003年，胡锦涛出访俄罗斯，闾丘露薇也跟访，凤凰卫视、中央台和两家俄罗斯电视台，也坐下来跟胡锦涛做了专访。胡锦涛还送闾丘露薇一句话：事业要追求，安全要保证。做完专访，胡锦涛还拉着记者拍照。“跟来跟去，就这些人，脸还是比较熟了。”“最重要的是，我是否代替那些沉默者发问” 图/柴静
柴静：能否问得准确是我惟一需要担心的
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曾经与温家宝座谈过一次，温家宝鼓励年轻记者要坚持。柴静问，温总理肯定也碰到过很多挫折吧，怎么保持当年的情怀？
温家宝说，他有一年去河北视察，看到路边有个棺材，旁边坐着个老农民，他下车问，农民说得了病没钱治，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他给了老人500块钱让他回家去。
温家宝说，我说这个事情是要告诉你，要执著，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著。
南方周末：你有多年“两会”报道经验。“两会”上，台湾、香港、内地媒体采访官员时，提问风格、问题类型有何明显不同？
柴静：我没太注意过。对我来说，竞争是同一条红线，拉在那里，各有各的服务对象，我只关心我自己的受众。如果有交集，那就看谁的功课准备得充分，谁对现实了解得扎实，谁有一手资料，谁的提问形成自己的逻辑。
我不是去采访明星官员的，也不是在采访权力者，我在采访的是一个权力者能决定何种现实，和这个现实背后千万人的生活。这一点，我认为内地的记者扎根于此，应该是有优势的。南方周末：内地记者在采访官员时，往往被批为“不会提问”。在你看来，存在这一现象吗？
柴静：人总是要服务于自己的雇主的，看这个“不会提问”是谁来界定了。如果是市场媒体，那么，可能读者或者观众已经把这样的记者淘汰了。
南方周末：“两会”或其他中外记者群访官员的场合，内地记者的提问近年来有什么变化？
柴静：竞争是前进之本，人大也在主动邀请些非中央媒体的市场媒体来采访“两会”，并且研究它们分别的受众群，打破垄断，就会有活力。
南方周末：《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中收录的国外记者提问许多都很犀利，因此常被国内有些人认为“带攻击性”，是西方立场的。你觉得应如何看待？
柴静：立场这事，我跟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聊过这个问题，说到他们的媒体报道中也有明显的挑衅与失衡处，他们一脸无奈：“他们对我们也这样。”
但他们接受记者的职业角色：监督。
偏见往往来自无知，纠正偏见的最好方式就是把意见市场流通起来，让意见与意见较量，去赢得多数人的理性。
南方周末：对较高层级的官员提问时，有无感到压力，或有话不能直说？
柴静：没有。我能否问得准确是我自己惟一需要担心的。
我采访中财办主任陈锡文的时候，他谈征地问题也相当尖锐，看片子时，我的同事说了一句，他说得再尖锐也没事。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他特别真诚。”
前几天我就金融问题采访过高强，他说话也比较直接的，我问他怎么能在官僚系统中这样说话能被接受。他说：准确。这两个词我觉得挺重要的，提问出自公心，出自诚意，对事实把握得准确，就不用因担心顾虑而变得软弱。
还有一次采访发改委一个官员，关于雪灾的应急漏洞，我问完后，他说：总算有人问我这问题了。因为他终于得到一个回应质疑的机会。
南方周末：新闻界有这样一种说法：高层官员对待媒体态度相对开明，基层官员则相对保守甚至粗暴。与基层官员如何打交道？
柴静：基层官员有两种，一种是你的采访直接触动他的利益，动手是可以想象的。但大部分原因是他们缺少经验，因为恐惧会变成极端。
对待保守有保守的方式，对待粗暴有粗暴的方式，需要点儿人情世故的洞明吧。我觉得，对记者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能因为憎恨他就变成他的一部分，即使他侵害了你的权利，你也要保护他作为被指证者的说话的权利。
我就征地案采访过开平的官员，他暴跳如雷，对我们很无礼，我们镜头也都拍了，播出来当然是面目可憎的，但他可能几小时后意识到这样会有麻烦，又来找我想再采访他一次。我马上就要去机场了，但还是采访了他，因为我要得到的，不是一段戏剧性的、刺激性的电视画面，而是我想知道的信息。采访完之后，我对他说，我是出于对我职业的尊重采访你的，希望你以后也尊重记者。
南方周末：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官员和记者之间的平等关系应该如何建立？
柴静：对我来说，在摄影机红灯亮起的时候，他只有一个身份：我的采访对象。
我倒没觉得与别人有什么不同。我只从他那里获得信息。最重要的是我关心的现实问题到底是什么，我是否代替那些沉默者发问。“7·5”事件后，韩咏红在新疆采访 图/韩咏红
韩咏红：有时候他们的提问比西方媒体更尖锐
新加坡《联合早报》驻北京记者韩咏红是2005年被派驻中国的，她觉得到中国工作非常吸引和挑战人，是难得的人生经历。在和中国记者一起参加新闻发布会时，她发现，中国国内媒体有时问的是一种让官方可以解读自身政策的问题。另外，一些尺度比较宽的媒体，会问问题让官方表态，或者有点质疑。
《朱镕基答记者问》这本书中有一些敏感的问题，国内会有人觉得是刁难。“但对外国媒体来说，这样问是应该的。”韩咏红说。
在她看来，西方媒体问得比较尖锐，也比较会要问出更多具体的真相。第一，他们不会问一个问题，让官方来解释政策。他觉得，你都已经解释了，我何必要给你机会再解释一次？第二，他们也会问一些质疑政府的问题，要官方表态。第三，他们问的问题比较具体，在不是很大型的政府发布会上，或者在外面采访时，他们会问：“菖菖的价格是多少？”“有多少人在西藏骚乱之后离开？”“那一年去布达拉宫朝拜的人是多少？过去每个月是多少？现在每个月是多少？”
韩咏红觉得中国媒体也会问这样的问题，但他们问的时候是私下一对一的。“中国有很多非正式的采访，在吃饭、聊天之类的时候。而私底下的这种东西，他们知道了往往也不敢报道。发布会上也会说重要信息，但不是最敏感的信息，表态的成分很多。这样对国外媒体就不是很有利，因为国外记者和官员私下接触的场合比较少。”韩咏红说。
她认为，在中国能够找到真的新闻的，主要还是中国人。国外媒体在中国人脉不够广，本地人对外国人也比较有戒心，所以常得不到信息。但中国记者在做专访时的自我定位，跟西方记者还是有一点差别，“西方记者是第四权。在中国，舆论监督、媒体监督还在努力提倡的过程中。”
韩咏红发现这几年中国官方媒体进步比较大。“他们的空间比较大，包括他们呈现出来的报道、他们做出来的电视新闻产品的尺度都在放宽，所以他们也常常都会问尖锐的问题，有时候他们问的问题是比西方媒体更尖锐的。其实我觉得，如果他们要问尖锐的问题，他们肯定问赢所有西方媒体的。”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5109/1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5109/0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陈军吉 发自广州
2009-09-23 17:51:55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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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在韩国济州岛，闾丘露薇向朱镕基发问。“每次提问都要动脑筋，因为如果提问没有水平，他就会一笑了之。机会只有一次，所以每次提问，压力很大。” 图片选自闾丘露薇《行走中的玫瑰》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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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答记者问》第四部分“接受香港记者随行采访”中，提问者统一署名为“记者”，只有一处例外，提问者的署名是“闾丘露薇”。
2002年1月，闾丘露薇在孟加拉国随朱镕基采访，朱镕基听说她去了阿富汗，就称赞她“了不起”。闾丘露薇趁势抛给朱镕基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中国马上会跟孟加拉国就《曼谷协定》的具体事项签订协议，这是否违反了WTO的有关规定？”
“因为朱镕基正好提到我，有针对性，所以留了一个名字。”闾丘露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对记者，他都是笑的
其实，“接受香港记者随行采访”中的大多数问题，都是闾丘露薇和几个香港同行提的。在香港随行记者中，凤凰卫视和亚洲电视的随访次数最多，《朱镕基答记者问》中的许多资料，是由他们提供的。《朱镕基答记者问》的前言中，对凤凰卫视和亚洲电视表示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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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次，闾丘露薇跟着朱镕基，在两个星期之内跑了14个城市，“飞得都快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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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形容当时的状态：“刚刚开始跟，其实是没有什么机会问到一个完整的问题的。只要朱镕基讲一声‘你好’，讲一声Hi，笑两下，大家就觉得，唉哟，大新闻了，他开口了。到后来，朱镕基就会停下来回答问题，虽然只有一两句。再到后来就会觉得，他的回答越来越长了。我们的胃口也是一点一点变大的。”
2000年，随行访问日韩，朱镕基曾经开玩笑地批评过闾丘露薇：“哎呀，你这个问题问得没水平。”现在是凤凰卫视资讯台采访总监的闾丘露薇，已经忘了当时问什么问题了，“有关经济，可能重复了”。这个玩笑给她的印象很深，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她去请教很多经济领域的顶尖专家，做很多功课，“机会就那么一瞬间，你要把握好，做得不好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1999年在韩国济州岛，闾丘露薇向朱镕基发问。“每次提问都要动脑筋，因为如果提问没有水平，他就会一笑了之。机会只有一次，所以每次提问，压力很大。” 图片选自闾丘露薇《行走中的玫瑰》
这个片段没有播出，这句玩笑话也没有收入《朱镕基答记者问》。现在书中这部分的文字，是从剪辑过的播出带中整理出来的。当时没有记录，很多原始录像带也找不到了，书里保留的是部分记录。
在闾丘露薇眼里，朱镕基的答问风格比较随意，记者问什么他都无所谓，反正他都能答。一开始大家都比较拘谨，后来慢慢问答次数多了，就越来越自如了。“他老是笑呵呵的，看到记者都是笑的。把麦克风在那儿一放，你就知道他会朝谁走过来。大家也知道他看到熟脸就会主动走过来，你提问就行了。”
时隔多年，闾丘露薇仍能回忆起当时向朱镕基提的一些问题，比如个人所得税，“那时不是说要调低税率吗？当然，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消息。还有二板市场，我们追着问了好几次。”“后来我问他，你是不是要退休了？这其实蛮敏感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换届之后，他要退下来了。我很直截地问了，他也很直截地答了。”“他说，长江后浪推前浪。”
站着问，到坐着聊
香港记者随访中国领导人，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开始的。
一开始，香港记者随访基本上都是靠自己联系。“好像那时候拍江泽民游泳，有远远的一个点，就算是拍到了。”后来跟朱镕基去英法的香港记者，也是自己跟英国外交部等机构联系，寻找采访机会。
香港媒体采访条件真正改善，是在1998年朱镕基访美时。当时，一名香港记者因为拿不到白宫采访证，和工作人员打了起来。不满的香港记者们随后向朱镕基投诉。最后外交部出面，每次活动，如果有人数限制，会至少给香港媒体留一两个名额。香港政府派出对应外交部的新闻官与记者同行，外交部每晚把次日朱镕基的活动日程表给新闻官，新闻官再跟香港记者协调。为决定谁去，常要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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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记者跟内地记者最大的不同，闾丘露薇认为，是在领导人住的酒店，只要可以等，香港记者会从早等到晚，“因为这是人家不管也不控制的，就只靠我们的运气和耐心了，要见缝插针地问问题，因为正式的官方活动场合，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记者时，提问机会基本都是给官方媒体的，中方记者问一两个问题，对方记者问一两个问题，所以我们只能自己找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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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朱镕基和香港记者站在酒店门口对话，现在，随访的香港记者已经不用从早到晚等在酒店门口了。胡锦涛和温家宝每次出访，都会特别安排一个时间，和记者坐下来，让记者集中问几个问题。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随行的官方记者，有时也会参加。
这个变化，闾丘露薇觉得是从温家宝开始的。有一次，温家宝把记者请到他的房间做访问。从那以后，基本上每次出访，温家宝都会在他房间外面找个地方，和记者慢慢聊。
江泽民跟记者互动的机会不是很多，可能是因为他的保安更严密。不过也有过一次闲聊的机会，但那次很可惜，闾丘露薇没有想到他会走过来，摄影师吓得没举机器，事后，他们很后悔。
2003年，胡锦涛出访俄罗斯，闾丘露薇也跟访，凤凰卫视、中央台和两家俄罗斯电视台，也坐下来跟胡锦涛做了专访。胡锦涛还送闾丘露薇一句话：事业要追求，安全要保证。做完专访，胡锦涛还拉着记者拍照。“跟来跟去，就这些人，脸还是比较熟了。”“最重要的是，我是否代替那些沉默者发问” 图/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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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说，他有一年去河北视察，看到路边有个棺材，旁边坐着个老农民，他下车问，农民说得了病没钱治，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他给了老人500块钱让他回家去。
温家宝说，我说这个事情是要告诉你，要执著，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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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没有。我能否问得准确是我自己惟一需要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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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就金融问题采访过高强，他说话也比较直接的，我问他怎么能在官僚系统中这样说话能被接受。他说：准确。这两个词我觉得挺重要的，提问出自公心，出自诚意，对事实把握得准确，就不用因担心顾虑而变得软弱。
还有一次采访发改委一个官员，关于雪灾的应急漏洞，我问完后，他说：总算有人问我这问题了。因为他终于得到一个回应质疑的机会。
南方周末：新闻界有这样一种说法：高层官员对待媒体态度相对开明，基层官员则相对保守甚至粗暴。与基层官员如何打交道？
柴静：基层官员有两种，一种是你的采访直接触动他的利益，动手是可以想象的。但大部分原因是他们缺少经验，因为恐惧会变成极端。
对待保守有保守的方式，对待粗暴有粗暴的方式，需要点儿人情世故的洞明吧。我觉得，对记者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能因为憎恨他就变成他的一部分，即使他侵害了你的权利，你也要保护他作为被指证者的说话的权利。
我就征地案采访过开平的官员，他暴跳如雷，对我们很无礼，我们镜头也都拍了，播出来当然是面目可憎的，但他可能几小时后意识到这样会有麻烦，又来找我想再采访他一次。我马上就要去机场了，但还是采访了他，因为我要得到的，不是一段戏剧性的、刺激性的电视画面，而是我想知道的信息。采访完之后，我对他说，我是出于对我职业的尊重采访你的，希望你以后也尊重记者。
南方周末：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官员和记者之间的平等关系应该如何建立？
柴静：对我来说，在摄影机红灯亮起的时候，他只有一个身份：我的采访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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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答记者问》这本书中有一些敏感的问题，国内会有人觉得是刁难。“但对外国媒体来说，这样问是应该的。”韩咏红说。
在她看来，西方媒体问得比较尖锐，也比较会要问出更多具体的真相。第一，他们不会问一个问题，让官方来解释政策。他觉得，你都已经解释了，我何必要给你机会再解释一次？第二，他们也会问一些质疑政府的问题，要官方表态。第三，他们问的问题比较具体，在不是很大型的政府发布会上，或者在外面采访时，他们会问：“菖菖的价格是多少？”“有多少人在西藏骚乱之后离开？”“那一年去布达拉宫朝拜的人是多少？过去每个月是多少？现在每个月是多少？”
韩咏红觉得中国媒体也会问这样的问题，但他们问的时候是私下一对一的。“中国有很多非正式的采访，在吃饭、聊天之类的时候。而私底下的这种东西，他们知道了往往也不敢报道。发布会上也会说重要信息，但不是最敏感的信息，表态的成分很多。这样对国外媒体就不是很有利，因为国外记者和官员私下接触的场合比较少。”韩咏红说。
她认为，在中国能够找到真的新闻的，主要还是中国人。国外媒体在中国人脉不够广，本地人对外国人也比较有戒心，所以常得不到信息。但中国记者在做专访时的自我定位，跟西方记者还是有一点差别，“西方记者是第四权。在中国，舆论监督、媒体监督还在努力提倡的过程中。”
韩咏红发现这几年中国官方媒体进步比较大。“他们的空间比较大，包括他们呈现出来的报道、他们做出来的电视新闻产品的尺度都在放宽，所以他们也常常都会问尖锐的问题，有时候他们问的问题是比西方媒体更尖锐的。其实我觉得，如果他们要问尖锐的问题，他们肯定问赢所有西方媒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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