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中国转型的自我意识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2月25日 14:47 21世纪经济报道
见习记者 戴志勇
广州报道
转型160年

《21世纪》： 160多年前，中国即已面临现代化转型的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转型过程？
袁伟时： 19世纪我国的国门被打开。一方面有列强对我国主权的侵害，对中国形成了压迫的态势。但过去往往只强调这一点，却没有看到我们内部的问题。内因才是阻碍中国转型的决定性因素。
过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如果没有列强入侵与冲撞，中国也会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自动完成转型。这种说法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从顾准起，已经有不少精辟的论述。如果从19世纪算起，中国的转型已一百多年，如果从17世纪算起，已经四百多年，到现在转型仍然还没有完成。之所以如此困难，内因是主要的。中国人应该要用很勇敢的态度，去找出自己的不足。
《21世纪》：您认为哪些问题阻碍了中国的自主转型？
袁伟时：首先，中国文化里面缺少形式逻辑，《墨子》里有一些，但学术界普遍认同中国的形式逻辑很不发达，这对现代科学的诞生很不利。再者，古希腊有民主政治的经验，在政治学的研究方面，我们也远远比不上古希腊。当然春秋战国有我们自己很重要的特点，对人类文明有很大的贡献。第三，是中国缺乏法治和契约的传统。这对中国社会的转型是有很大的障碍。第四，很多时候，我们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采取压制商业、压制求利的制度。17世纪后，世界各国纷纷向现代转型，中国商人求利的冲动一再受到打击，没有契约的保障，没有公民权利的意识，导致转型的内在动力的缺乏。
《21世纪》：那您怎么理解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与中国自主性的关系？
袁伟时：27年来，改革开放的动力，就在于将经济自由还给了公民，农村是这样，城市也是这样。中国现在的问题，基本原因还是经济自由和法治不够充分。我认为应该强调内因，在经济领域里，应该将更大的自由还给企业家和所有公民。同时要加强法治，防止滑入权贵资本主义。
国学再认识
《21世纪》：还有人提出，中国的复兴一定要有文化的自主性，您怎么看？
袁伟时：很多人认为，中华民族要重获自信，就要回到传统，回到国学。但我认为，本国的主体性强不强，在于肯不肯学习、继承和弘扬全人类的优秀文化，融入世界主流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出在世界上领先的学术、文化和科学、技术。这里当然包括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更应创造出崭新的文化。真正的爱国者，应该走这条路。
从一些新左派到国学派，都有这样一个说法，认为中国现在变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了。这种说法太过简单化。原因之一，西方文化确实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她代表了人类文明的重要方面和现代文明的发展水平，不学不行。例如，为什么要参加WTO？就是要遵循他们的规则，接受他们的规则，这是不可抗拒的。如果不参加进去，中国的发展就会走向很危险的道路。除了参加WTO外，1997年和1998年，中国还先后签署了两个联合国的公约，一个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另一个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什么要参加这些公约？这无非是承认，它们体现普适性的文明和价值，我们应该认同和努力达到它们所体现的水平。
《21世纪》：您怎么看待以儒学为代表的国学？您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赞扬过蒋庆的儒学研究。
袁伟时：那篇文章是1997年写的，题目是《儒学历史命运论纲》。至今我仍然认为它的基本观点是对的。在那篇文章里，对蒋庆有所肯定。现在情况变化了，蒋庆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国有很大贡献，而且影响到其他东亚国家。儒学传统有两个方面，一是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汉民族，这是一个总体上和平的民族，不像某些文化有那么强烈的侵略性；另一个方面，也有一些坏的东西。
在我看来，中国大陆提倡儒学和国教的人，有三个问题：一是他们公开反对民主自由，这是极端错误的。现代化的国家，一定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他们公开反对，跟现代化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这是公民权利的问题，也是改革开放的事业是否会中断的问题。大是大非，含糊不得。二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新左派、国教派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盲目地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当然不是所有人而是一些人走错了，思想方向不对；还有一个问题，有些提倡国学或国教的人很粗野，没有教养，这是对儒学的玷污。
1930年代开始，中国逐步形成新儒学的各个流派，流派之间有好些差别，但不论其差别有多大，都有大小不等的成就。1958年，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四个教授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是反省本民族的不足，比如没有民主、法治的传统等；另一个方面，是表示应该接受西方文化好的东西，比如民主、法治、自由，他们都认为应该接受。与此同时，探索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优点。比如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民主、法治因素，中国文化还有一些很值得重视的特点。从这些著名的新儒学大师的成就上后退，必然走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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