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都司卫所与地方史研究综述

明代相当一部分卫所具有“实土”性质，这是学界把卫所的研究与地方史地结合起来考察的前提，通过对地方卫所沿革、组织形式、职能和它对明代相当一部分卫所具有“实土”性质，这是学界把卫所的研究与地方史地结合起来考察的前提，通过对地方卫所沿革、组织形式、职能和它对于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影响的研究来认识地方社会，在明代卫所的研究中一直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沿边、沿海都司卫所相比内地而言具有更加鲜明的地理特征，它们的沿革演变直接反映出明代的边防建设、民族政策，甚至国家综合实力的升降。在内地，都司卫所虽然与州县相错，然而它们分别属于相对独立的两个管理系统，各个卫所都有自己的土地和人口，对于研究明代制度、社会经济乃至清前期地方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州县赋役制度等都有重要的意义，卫所的因素在明清地方史的研究中也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都司卫所地方史研究综述
学界很早就注意到明代卫所治土辖民的特征，并依据其田土分布特点将之区分为“实土卫所”和“非实土卫所”。在此基础上，顾诚先生提出明代疆土是由两大行政和军事系统管理的观点。而周振鹤先生、郭红等人则先后提出、发展和完善了“军管型政区”的概念。以上看法的提出无不基于明代都司卫所在边疆地区尤其是东北、西北以及西南地区不仅承担着边防职能，而且在这种组织方式下管理地方，具有某些行政区划的特征。也正是因为明代都司卫所的这种地理特征，使得它在明代乃至清代地方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即试图从地方史的角度对相关卫所及其变迁的研究作一次初步的爬梳。兹以辽东、西北、西南、沿海、内地为序分别叙述之。
一、东北卫所与地方史研究
辽东地区最先受到学界的关注。对于都司卫所沿革的研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次形成一个热潮，体现在学界对辽东问题的关注上，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与学术态势有关。“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地区的形势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而明清嬗替，满洲兴起的历史在此前的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已经融入当时的民族主义背景，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激起了学界对东北史地研究的热情。还有，以孟森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对东北史地和满洲开国史的研究也为这一时期继续研究东北史地积淀了深厚的学术资源。这样，人们对明代卫所研究的视域最早聚焦在东北地区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早期研究辽东地区卫所的主要都集中在卫所以及都司的沿革考释上。张维华的《明辽东“卫”、“都卫”、“都司”建制年代考略》和《明代辽东卫所建制考略》、李晋华《明代辽东卫所归附及卫所都司建制沿革》、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努尔干都司考》是较早的专篇。
建国以来研究辽东地区的都司卫所的研究不但深化，一方面继续考据卫所的基本沿革情况，另一方面更加侧重于卫所制度的综合研究。同时，注意民族关系，注意把明、女真、朝鲜三边的关系联合起来考察，把制度史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继续从沿革地理的角度研究辽东地区的卫所，如杨旸《明代亦儿古里卫的设置和管辖》，杨旸、吕昆《明政府对乌苏里江流域及东海滨地区的卫所设置和管辖》，陈福林、杨旸《明朝对葛林卫的管辖》，徐建竹《明代建州卫新考》和《论建州左卫的建立与变迁》，杨旸、傅朗云《明代松花江流域卫所设置考略》，李鸿彬《简论三万卫》等。徐桂荣、刘正堃《明代辽东都司诸卫辖所考》一文考证出辽东军卫未必辖制5个所，推翻了明代一卫辖五所的一般说法。张世尊《明初辽东二十五卫建置考释》对辽东二十五卫的建置作了详细地考证。研究辽东地区军屯、军户等与卫所制度相关的论著逐渐多了起来。周远廉、谢肇华《明代辽东军户探》和《明代辽东军屯制初探》以及王廷元《略论明代辽东军户》，丛佩远《谈明代辽东军户的反抗斗争》、《明代辽东军屯》、李三谋《明代辽东都司卫所的农经活动》等。军事作用以外，都司卫所的行政职能逐渐受到重视，如李三谋《明代辽东都司、卫所的行政职能》，而张士尊《奴尔干都司职能分析》则认为奴儿干都司是明初的一个招抚机构，明朝在东北北部地区设置的大量卫所，一般都直接与中央政府发生关系，并不经过奴儿干都司这样的中间环节，这实际上对郑天挺先生《明代在东北黑龙江的地方行政组织——奴尔干都司》为代表的强调其军政职能的一般看法予以了修正。张大伟《明代辽东都司辖下安乐、自在二州之分析》对该都司下辖二州的设置、变迁与行政特点进行了分析。从管理体制上着眼使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如丛佩远《试论明代东北地区管理体制的几个特点》、张士尊《明代辽东都司军政管理体制及其变迁》等文。
研究辽东地区都司卫所的专著主要有杨旸等著《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该书是建国以来明代地方卫所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详细叙述了奴儿干都司及其属下卫所的建置、沿革和发生、发展直至衰落的历史，涉及明代东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诸方面的问题，并且具体论列了明朝中央政府对奴儿干都司及其属下卫所实行“羁縻”统治的主要内容。杨旸的另一专著《明代辽东都司》对于辽东都司的建置沿革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尤为重要的是书中对于辽东地区的流人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于辽东都司与奴儿干都司的关系也有专门的论述。
实际上，明代对于辽东地区的治理和管辖正式通过在辽东地区设立都司卫所实现的，因此，关于辽东地区都司卫所的研究是整个明代东北史研究的基础。卫所制度在辽东地区的实现形式、发展过程、影响与作用以及在卫所制度下，辽东地区的民族关系、辽东地区女真各族与明朝中央、朝鲜的关系、辽东各个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等方面的研究涉及到东北区域史、边疆史、民族史及社会史等诸多领域，此处不再一一述及。
兀良哈三卫备受重视，这三卫是泰宁卫、朵颜卫、福余卫，是明代设置的带有羁縻性质的军事机构。在日本学者简内亘《兀良哈三卫名称考》的基础上，关文衔《关于明初兀良哈三卫的几个问题》对兀良哈三卫总称、各自名称的由来及其居住范围提出了新的意见。另外，关于兀良哈三卫的研究还有，奥登《蒙古兀良哈部落的变迁》、周竞红《论明代兀良哈三卫与东西蒙古、女真的关系》、贾敬颜《鞑靼瓦剌兀良哈明朝蒙古人的历史——兼说“都沁都尔本”一词》、程龙《兀良哈三卫南迁气候寒冷说质疑》、达力扎布《有关明代兀良哈三卫的几个问题》等文。特木勒《朵颜卫研究以十六世纪为中心》从各个方面对朵颜卫作了全面的研究。此外，研究朵颜卫的还有胡日查《有关朵颜卫者勒蔑家族史实》、奥拉《明末清初的朵颜卫与喀喇沁的关系》、额德《明代朵颜卫源考》、李艳洁《明朝中后期泰宁卫与朵颜卫关系之探讨》、特木勒《十六世纪后半叶的朵颜卫》、李艳洁《明代泰宁卫地域的变迁》等。不过，对于明代兀良哈三卫以及必里卫、建州等奴尔干地区卫所的相关研究，与其说是卫所研究，毋宁说是民族研究或者民族管理与政策的研究，因其相关研究已相当透辟，兹不一一罗列。
参见谭其骧《释明代都司卫所制度》，《禹贡》1935年7月第3卷第10期，收入《长水集》；解毓才《明代卫所制度兴衰考》，《说文月刊》1940年第2卷，收入包遵彭《明史论丛》第4册，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
参见《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参见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90年版；郭红《明代都司卫所建置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2001年博士，周振鹤教授指导；郭红、于翠艳《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与军管型政区》，《军事历史研》2004年第4期。
关于奴尔干都司的研究综述可参考滕绍箴《明代奴儿干都司女真诸卫研究概述与探索》，《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
二、西北卫所与地方史研究
西北地区卫所研究。这一地区主要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及新疆等地区，该地区疆域广阔、民族众多，关于卫所的研究主要与民族关系、国防建设结合起来，其都司卫所的建置变迁也备受关注。这一地区的卫所除一般意义上镇戍卫所之外，还有广泛存在的羁縻卫所。
都司卫所的建置研究是区域卫所研究的基础，郭红在《明代都司卫所建置研究》一文中对陕西都司、陕西行都司及其所属卫所的建置沿革作了细致的研究。梁志胜《洪武二十六年以前的陕西行都司》一文则针对明早期的陕西行都司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认为一度时期的陕西行都司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虚置机构。马顺平《明代陕西行都司卫所建置考实》全面考释了陕西行都司及其卫所建置沿革，并认为明代陕西行都司卫所体系是对元代西北统治体系的承袭，陕西行都司自然地理体系决定了其所辖卫所军士的“兵农合一”的特征，它的设立奉行稳健的策略并始终与明朝整体军事战略相统一。
在明代西北尤其是陕西行都司所辖地区存在众多民族或部落，其卫所的设置除了军事镇戍、抚绥外，更多的具有民族管理和自治的特征，因此，对该地区卫所的研究是民族变迁和民族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
对关西七卫的研究。明朝在嘉峪关外设置了安定、阿端、曲先、罕东、沙州、赤斤蒙古、哈密七卫，史称关西七卫，其中安定、阿端、曲先三卫的部众为撒里畏兀儿人，其他四卫的部众多为蒙古人，东迁后融合于撒里畏兀儿人，对关西七卫的研究西北卫所研究中的重点。这方面的论著先后有岑仲勉《明代曲先、阿端、安定、罕乐四卫考》、赖家度《明初西北七卫的设置》、徐健竹《明代关西七卫论述》、邓锐龄《明初安定、阿端、曲先、罕东四卫杂考》、唐景绅《明代关西七卫述论》和《明代罕东卫地望小考》、吴均《安定、曲先、罕东、必里等卫地望及民族琐议》、高自厚《明代的关西七卫及其东迁》、李并成《“西桐”地望考附论明安定卫城》、钱伯泉、吐娜《罕东左卫蒙古人的迁徙及其融入撒里畏兀儿的经过》、钱伯泉《明朝撒里畏兀儿诸卫的设置及其迁徙》、王玉祥《浅说明朝的关外卫》等。此外，还有孔恩阳《明代曲先卫置卫时间及治所考辨》、宋秀芳《明朝塞外四卫中若干问题浅析》、胡小鹏《察合台系蒙古诸王集团与明初关西诸卫的成立》、程利英《明代关西七卫与西番诸卫》、《明代关西七卫内迁去向和内迁人数探》等文对关西七卫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对哈密卫的研究。在关西七卫的研究中，哈密卫受到最多的注意。这方面的论著有，谢玉杰《明代哈密卫探研》、蒿峰《明失哈密述论》、田卫疆《明代哈密吐鲁番速檀世系补正》和《论明代哈密卫的设置及其意义》、高启安《明代哈密卫东迁与裕固族的形成》、蓝建洪《明代哈密卫撒销原因新析》、赵予征《明对西域的统辖及哈密卫屯垦研究》、刘国防《明朝的备边政策及哈密卫的设置》和《明初的哈密及其王族:兼评〈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相关部分》等。此外，于默颖《明代哈密蒙古的封贡问题》也对明朝在哈密封王设卫的过程、原因与目的进行了叙述。
对撒里畏兀儿卫的研究。学者主要从撒里畏兀儿东迁以至形成裕固族着眼进行研究。高自厚《撒里畏兀儿东迁和裕固族的形成》通过对该族东迁前撒里畏兀儿四部三卫、撒里畏兀儿的东迁过程、原因、年代的论述，探讨了关于裕固族的形成问题。后来，他又在《明代中后期的撒里畏兀儿》中对于该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程溯洛的《甘州回鹘始末与撒里畏兀儿的迁徙及其下落》说明明在撒里畏兀儿地置安定、阿端、曲先三卫，其统治者为蒙古人，进而促使畏兀儿与蒙古族相融合，是今日裕固族形成的重要原因。安永香也在《试述撒里畏兀儿东迁》文中对其东迁进行了详细考述。钱伯泉《明朝撒里畏兀儿诸卫的设置及其迁徙》指出撒里畏兀儿源于东迁的龟兹回鹘、于阗人，后来迁徙至河西走廊西南，形成裕固族。
西番诸卫的研究。甘肃省的河西走廊和青海河湟地带，地理位置相当特殊，既是民族交融地区，又具有重要的国防战略意义，明代在此遍立卫所，主要有河州、西宁、洮州、岷州四卫，为西番诸卫，辖于陕西行都司，对该地区的研究对明代卫所的区域特点、制度变迁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西宁卫在西番诸卫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研究者较多。主要有荣宁《明代西宁卫人口试析》、贾伟《明代西宁卫户口考辨》，这些文章对于认识卫所的行政职能或研究明代人口数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梁志胜撰文《“碾伯守御千户所”辨析》认为碾伯并非属于陕西行都司的守御千户所，而是西宁卫的右千户所。王继光《明代的河州卫——〈明史西番诸卫传〉研究之一》、骆桂花《明代对西宁卫地区施政方略初探》、杜常顺《从“西番诸卫”看明朝对甘青藏区的统治措施》、丁汝俊《论明代对西北边陲重镇洮州卫的经营》等文分别从政府设制管理经营的角度对西番各卫进行了研究。在地区屯垦方面，有崔永红《明代青海河湟地区的屯田分布和军户的》和《明代青海河湟地区军屯的管理及租赋》进行过研究。另外，左书谔《明代西北屯田破坏原因试析》和《明代甘肃屯田述略》等文也与之相关。而柯杨《苏皖古俗在甘肃洮河流域的遗存》一文从民俗学的角度对明初苏皖籍卫所军户移民该地区后的民间文化流传进行了饶有兴趣的叙述，从民俗和社会学角度探讨卫所移民所带来的区域社会变化也正是学界需要更多关注的地方。
这一地区是涉及卫所的有关史料也得到一定的整理。连续发表的王继光《明代安多藏区部族志》将明代史料中安多藏族部落的汉文资料——分别隶属于明代“西番诸卫”——析为七卷分期连载，为安多藏区部落史这一国际藏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提供有价值的资料。徐晓萍《〈西宁卫志〉及其史料价值》对《西宁卫志》的辑注与考证工作作了简要的介绍，着重论述了《西宁卫志》的历史价值和史料价值和创始价值，并对《西宁卫志》的成书年代及体例卷目问题提出了几点探讨性意见。考古研究的墓志材料，往往也为卫所军制的研究提供了生动的素材，如张珑《明戴廷仁夫妇墓志释录》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对于明代西北地区卫所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与西北史地研究的各个主要方面相联系。它涉及到卫所设置与地方民族的关系，对地方民族管理和控御方式，地区的民族迁徙，地区的经济开发如屯垦、茶马贸易、西北马政、水利、农牧业等各方面。由于程利英《近二十五年来国内明代西域研究综述》、《20年来明代西北民族史研究综述》、以及《1978～2003年国内明代宁夏研究综述》对相关研究论著已经有详细的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九边防务及其沿线都司卫所研究。明代遍设卫所，控御全国，而北疆防御形势尤为重要，而九边重镇，则为其中重中之重，经过有明一代不断的调整变化发展变迁，形成了明代独具特色的“九边”军制。学界对于“九边”军制演变、供饷体制、环境变迁、经济形态、以及移民等社会问题等各个领域研究成果斐然，然而对于卫所的一般建制与“九边”军制的区别与联系、“九边”军事形势变化对于卫所制度维系变化的影响等研究尚有待于加强。其中，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在这方面的研究值得借鉴，该书在明代边兵的种类与任务、边防将帅的权限及上下关系、九边兵制与明朝整体兵制的关系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讨。
山西尤其是其宣大地区是明代边防的重镇，山西行都司是明初这一地带的主要管理机构。郭红《山西行都司建置沿革考实》对大同都卫、山西行都司及其所属卫所沿革进行了初次系统翔实的考证。接着，他又在《明代山西行都司移民》一文中，对明初山西行都司卫所移民的、分布、移民及后裔对当地的影响展开了论述。张金奎《明代山西行都司卫所、军额、军饷考实》在考察山西行都司卫所的置废变迁的基础上，对其兵额变化、粮饷供应体制和渠道的变化和军政腐败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展开了系统的梳理和论述，尤其对九边军饷供应体制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其他对北方卫所进行考辨的文章也深入了卫所的研究。韦占彬《兴州五卫与兴州五屯卫考辨》认为兴州五卫之说都不可信，兴州五屯卫设于洪武二十八年，同时也对“卫”与“屯卫”作了一定的区辨。南炳文《解开天津右卫创建史上的两个谜团》通过征引大量可信史料，最终考证:天津右卫创建于永乐四年，其前身为青州左卫，解开了关于天津右卫创建时间及其前身问题上的两个历史谜团。李逸友《明开平卫及其附近遗迹的考察》从文物考释的角度对开平卫利用元上都城址建卫城并其相关墩台、驿站遗址作了初步说明。
由于本文重点在综述地方史视野下的都司卫所研究，故对学界已经相当重视的九边防务研究不欲赘述。这方面的研究综述可见赵明《明代兵制研究六十年之回顾》、张金奎《二十年来明代军制研究回顾》等。洪武时期大量设置卫所，是明代国防体系形成和确立时期，这一时期北部卫所设置直接与明早期防卫特点相关，如赵毅、胡凡《论明代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建设》、周松《明洪武朝陕北边防及其特点》等文。
三、西南
西南地区卫所研究。跟西北、东北地区相比，西南地区在历史传统、边疆形势、民族文化、地理特征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西南地区卫所设置、卫所职能、卫所对地区民族、社会、文化、经济等各方面影响的程度与方式也就各不相同。对西南地区卫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卫所移民对云贵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分布、区域文化的影响，卫所设置与城市建设，府卫参设于民族控御等方面。
从政区沿革地理的角度研究西南地区卫所，有范植清《明代广西卫所的设置与迁徙》、房建昌《明代西藏行政区划考》、陈国安、史继忠《试论明代贵州卫所》、郭红《明代贵州都司建置研究》等。
明代云贵等地区的卫所移民，对于云贵地区的开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谢炳昆《明代云南屯田述略》、谢国先《明代云南的汉族移民》和《明代云南地区的民族融合》、范玉春《明代广西的军事移民》、陆韧《明代云南的驿堡铺哨与汉族移民》、黄彩文《试论明代云南民族关系的特点》、彭勇《明代广西班军制度研究——兼论班军的非军事移民性质》等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明代卫所以及屯垦移民对云南民族关系变化的影响。当然，由于沐英镇滇对云南建置的重要意义，对沐氏家族的研究也不时涉及到滇地的卫所问题。
对于民族地区卫所的个案研究有助于认识它的社会经济文化意义。黄彩文《澜沧卫的设置及其在永胜历史上的进步作用》认为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是明王朝为了统金沙江上游一带的土司而设置的军政合一的政府机构，它客观上推动了当时永胜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进步作用。任树民《明代松潘卫“番人”略考》对松潘卫“番人”的组成、经济生活，风俗文化及基层组织作了系统的考述，揭示出“番人”在该地区对于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贡献。
卫所设学，促进了地区教育的发展，如张羽琼《论明代贵州官学的发展》就在这方面作了探索。而陈德远《一门四进士，父子两翰林一个屯军后裔家庭文化的变迁和发展》则提供了一个军户移居边地对于地区文化事业发展促进的生动事例。
卫所建城，在西南地区城治建设方面具有特色。钟铁军《释明代贵州之“州卫同城”》对于从明中期贵州逐渐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州卫同城”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州卫同城”的现象是与贵州当地的地理、政治、经济环境分不开，有其政治层面与经济层面的合理性；“州卫同城”将卫所的军事职能与“郡邑”的民事职能合并起来，既促进了城镇本身的发展，又有益于加深对当地的统治是明朝在贵州的统治逐渐稳定和深入的表现。
彭勇《明代广西班军制度研究——兼论班军的非军事移民性质》、郑维宽《明代贵州军粮数额及贮运考》和《明代贵州军粮考述》等文从区域研究的角度对卫所制度在西南地区实施的情况给予了考察。粟冠昌《明代广西的土地问题》、韦应学《明代西南地区的军屯与各民族间的关系》以及史继中《明代卫所与清镇开发》则从不同侧面说明了卫所设置对于当地的各种影响。
还有许多研究表明，作为地理单位的卫所及世籍制下的卫所军户使卫所制下的屯所、堡寨，日后都演化为自然村落或者集镇，这为探讨卫所制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素材，启发了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卫所的新思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关于贵州屯堡人的研究。李业成在《屯堡人与屯堡文化》和《屯堡人屯堡建筑云山屯》初步介绍了贵州安顺地区起源于明代卫所及其屯田制下的屯堡文化。对此作进一步研究的有张晓松《屯堡人——黔中高原上的戍边者后裔》、周耀明《族群岛:屯堡人的文化策略》、陈训明《安顺屯堡人主体由来新探》等等。其中，万明《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兼论贵州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一文在对贵州安顺屯堡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从家族入手，追寻徽州汪氏家族一支与汪公入黔的关系，探讨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抬汪公仪式在屯堡移植和保存的意蕴，并以此为视角，说明明初大规模军事移民的国家行为，伴随着文化移植和文化认同的过程，国家观念通过文化传播深入民间社会，同时民间信仰起了社会整合作用。
学界对湘鄂西及其四川、贵州、广西交界地区各卫所的建置和它们对当地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影响研究得相对充分。范植清对于施州卫的研究在卫所的个案研究中具有典型性，他在1990—1993年连续发表相关几篇文章《试析明代施州卫所世袭、建制及其制约机制之演变》、《施州卫建制屯戍考》、《明代施州卫的设立与汉族、土家族的融合》以及杨昌沅合写的《略述明代军屯制度在鄂西山地的实施》等，对湖广都司辖施州卫的设置、管理体制、土卫关系、军民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展示了卫所在地区的各方面情况。戴楚洲《元明清时期张家界地区土司及卫所机构初探》对元明清时期张家界地区土司及卫所机构作个探讨。戴楚洲、吴远干《明清时期湖广九溪卫土家族初探》则对明清时期，朝廷在湘西土家地区设置的九溪卫及麻寮所、添平所、安福所，以及以土官为千户、百户，以土民为隘丁，推行“以夷治夷”的政策进行了叙述。田敏《明初土家族地区卫所设置考》对明初明王朝在土家族地区设置卫所的时间、地点、名目等情况进行了逐一考述，第一次描绘出明初土家族地区卫所设置的全景，并指出明初在贵州思州、思南土司境内曾分别设置思州守御千户所和思南守御千户所。
对于沿边卫所的研究实际上是边疆史地研究的一部分。在边疆史地的研究中，民族关系、边防建设和中外关系以及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又是其中的主要内容，而明代卫所特别是沿边卫所“辖土治民”的地理特征又恰恰是这些研究对象得以展开的“空间”基础，因此，明代卫所的研究也就成为明代边疆史地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之一。在“中国边疆通史丛书”中，在叙述明代边疆史事时都不同程度的涉及到明代卫所在各个地区的设置和管辖。
对明代卫学教育问题，陈宝良《明代卫学发展述论》、蔡嘉麟《明代的卫学教育》皆有专文论述，可以参考。
四、沿海
沿海地区卫所研究。沿海地区的卫所在本文主要指明政府为御海而在东南漫长的海岸线上设立的卫所，虽是沿海各省都司或行都司所辖但处地靠近内陆与御海甚是无关者则不包括在内。设这一地区的卫所一方面有维持地区治安的功能，但更主要的是它与明代的海防密切相关，而倭患又是明代海岸线上的主要问题，卫所与海防的关系是沿海地区研究的重点。在明代海防的研究中，对海防建设、倭寇及其善后问题注意者较多，明代抗倭人物与事迹、御倭遗存的文化研究也先后得到人们的关注，但对于沿海卫所的建置和变迁作专门研究的论著不多。因此，孙献涛《明代沿海卫所研究》一文因其对沿海卫所的建置特点、驻防规律及其在明代特殊的海防形势下的变迁作了专门研究而显得难能可贵。此外，蒋祖缘《明代广东的卫所屯田》对广东卫所屯田的规制、额田数作了初步探究。
明代有部分卫所设置专城守御地方，由于海防所需，沿海卫所亦多有城，由此而生的沿海“卫城”文化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也得到学界的关注。“永宁古卫城学术研讨会”会议成果《永宁古卫城文化研究》是集中研究永宁卫及其卫城的集，该书收入研究永宁古卫城文化的十余篇，其中包括顾诚《明代东南海防重镇永宁卫》，张德信《明代卫所的设置与永宁卫的建立》等篇章，使我们对永宁卫城的建置沿革及其当今文化遗留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丁超《明代安东卫城建置年代考》通过考查该卫建置沿革和明代倭防形势的变化，对山东东南沿海防御重镇安东卫建城时间做了大概判断。周思源《〈周易〉与明代沿海卫所城堡建设》一文通过饶有趣味的具体例证说明了源自传统文化的《周易》思想与沿海卫所选址、布局方面的渊源。此外，张彩霞《明初军户移民与即墨除夕祭祖习俗》把历史、神话和民俗置于地方史的脉络中综合考察分析，探求明初军事移民对当地文化的影响，该文别有新意，在卫所文化研究中值得借鉴。
在明代海洋史研究中，一些论著也多与沿海卫所相关。在崔来廷《明代大闽江口区域海洋发展探析》一文中，对福州大闽江口诸卫所在郑和航海中所作的贡献所一定的叙述。黄中青《明代海防的水寨与游兵──浙闽粤沿海岛屿防卫的建置与解体》一文以明代存留的海防原典为主，就水寨、游兵与沿海卫所防务体系得建立及其沿海卫所的解体之关系进行探讨，兼以探讨东南沿海地区全面性的海防措施。在明代海运研究中，也涉及到沿海卫所，如王玉祥《明代海运衰落原因浅析》、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等。由于这些文章多未着力于卫所本身的研究，恕不一一罗列。
五、内地
内地卫所研究。相对于沿边卫所而言，内地卫所受到的关注远远不够。但是，由于内地军民相处、府卫相错，情况更为复杂，对于内地卫所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入认识明代的都司卫所制度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对于认识明代的军户制度、文武分际、军屯形态、军民关系等都有直接的参照价值和借鉴意义。
虽然内地卫所的研究对于探讨卫所制度变迁和明代经济文化发展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研究却显得零星杂乱没有系统。彭勇《论明代州县军户制度以嘉靖〈商城县志〉为例》通过对嘉靖《商城县志》的个案研究，对明代州县军户制度的基本情况，如州县军户的数量、户籍管理、、应役卫所的分布，以及与卫所军户的关系等进行了考查，并对一些重要问题，诸如州县军户的人口比例、逃亡率以及军户的生活状况等提出自己的见解。张荣仁《明代兵制与济宁“卫所”的设置及演变》从制度沿革的角度对处于运河要地的该地区卫所的明清变迁尤其是其漕运职能的变化展开了叙述。鲁燕《明代安徽屯田研究》，该文以安徽为例对明代屯田作了区域性研究，研究了安徽凤阳民屯、安徽军屯的管理形式、变迁原因及社会意义，从屯田的角度考察明代安徽的社会经济状况，通过安徽地区的屯田状况来探讨整个屯田发展的一般规律。
相对于大陆方面研究卫所的人很多，但关注内地卫所尤其是区域研究的却很少的局面而言，台湾于志嘉对于江西卫所军制的各方面的研究堪称内地卫所研究的典范，尤其是她从社会史、军制史的角度研究明代卫所卓见迭出，对许多传统的看法都提出了挑战。她先后发表《明代江西兵制的演变》、《明代江西卫所的屯田》、《明代江西卫所军役的演变》、《清代江西卫所的沿革与人口分布》、《明代江西卫所屯田与漕运的关系》、《明清时代江西卫所军户的管理与军役纠纷》。她关于军户军役的研究文章也主要以江西地区的案例为主，如《试论族谱中所见的明代军户》、《明代军户の社会的地位について———科举と任官において》、《明代军户の社会地位について———军户婚姻をあぐつて》、《明清时代军户的家族关系——卫所军户与原籍军户之间》。近年来，她把研究区域扩展到华北地区，希望通过区域研究，对明清卫所制度的变迁有一个全面地把握，其《从〈葷辞〉看明末直豫晋交界地区的卫所军户与军民词讼》一文就代表了这一趋向。目前，以区域研究为主探讨明代卫所制度及其清代变迁研究的学者以其最著。
卫所与地方史的研究，体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性。从时间和空间上说，辽东地区最早受到人们的关注，其次西北，其次西南，其次沿海，对于内地卫所的研究则关注较晚。这主要是因为沿边卫所往往是“实土”卫所，它们在职能上也与明显的地域特征紧密相关，这些因素使研究主体易于把握；而内地卫所与府县相错，其管理方式与沿边卫所有又有相当差异，在其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更为复杂的军民关系，这不仅在制度建设上、社会实践上，乃至在史料流传上都显得极为复杂，给研究带来了更大的难度。从研究的侧重点和研究成果上来说，对于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卫所研究，边防形势变迁与民族关系变化是两个主要的方面；而西南地区则主要体现在边疆开发和民族关系上；对于内地的研究主要揭示了明代卫所制度变迁的社会复杂性，而这方面的研究却显得明显不足，还有待于更多学者的充分关注。另外，在卫所的地理研究中，区域性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而全国性的综合研究却成果不多，只有少量的论著发表。一方面，学术研究中的不平衡性发展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另一方面，了解这种不平衡性也可以为研究的继续深入和研究重点的转移提供借鉴。比如，在卫所的地理研究方面，以都司为单位的沿革研究在西南、沿海和内地都显得不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把清前期特别是雍正时期大量裁并卫所、设置州县与这一时期该地区的改土归流结合起来研究二者关系的专门文章似乎并不曾见，往往只是一种概括性的叙述，缺乏深入到二者关系的实证成果。
把卫所制度与地方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正如郭红所说，“作为一个源自他乡的人口众多的军事移民群体，卫所与地方的关系是综合的、互动的，尤其在实土、准实土卫所的地区表现更为突出，因此，这一课题具有延伸性，奠定了明代人口与地方文化相关研究的坚实基础”。其实，由于中国疆土广阔，东北、西北、西南、沿海以及内地的地理特征、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人口与民族分布、地方管理与国家控御的特点都各不相同，因此各地区在都司卫所的设置、管理、变化趋势及其地方影响等方面都也往往因地而异，在区域研究中充分关注明代卫所，从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社会变迁等多视角对它进行探讨将拥有十分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