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

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

一 关于“中间势力”
(1995年3月22日于武汉)
这本书讲的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30年的历史。关于这段历史，现在已出过很多书。讲中共党史的不少，又有中华民国史，讲国民党历史的也有了。再来写这本书，有一定的困难。这段历史的材料太多了，不可能都看。怎么写呢？我想还是主要讲政治史，涉及经济、思想、文化，特别是与政治有关的。这本书要讲出一点新的意思。
现在讲这段历史的书，主要讲国民党和共产党，讲它们间的矛盾斗争；论阶级，这是两极，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其实，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所以我想，除了国、共两个角色外，还应有第三个角色，这就是中间势力。乔木同志一次谈过去的文学时曾说，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上是第三种人占大多数。政治也是如此。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这本书要着重讲一讲中间力量。
1927年大革命为什么一下子失败了？就是因为中间势力大多数偏向国民党。后来抗日起来了，才发生根本变化。中间势力的特点就是动摇、不断分化。分化的结果，大多数站到共产党一边，站到国民党那边的也有，但很少。
中间势力是什么人？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等等。过去说，资产阶级是中间力量，工农、小资产阶级属于共产党一边的，是革命的依靠、基础。实际上工农、小资产阶级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础。就阶级说，它们是革命的，就具体的人说，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不可能一开始就都自动跟共产党走。要做很多工作，才能使他们跟共产党走。这一部分人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那时候，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能实现资本主义，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应当说，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五四”后，在梁启超、张东荪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过去我们都简单地说梁、张被驳倒了。现在看，他们讲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梁、张的基本意思是：中国现在还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革命。理由主要是：中国因为受帝国主义压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起来，工人阶级还未真正形成，人数极少，更未产生阶级意识；倒是游民很多，大多数人失业、无业，生计成问题。因此，中国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使多数人民变成新式企业的劳动者，就是首先要奖励生产事业，发展资本主义，先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再注意分配平均问题，不能只注意分配而忘掉生产，要“借资本阶级以养成劳动阶级为实行社会主义之预备”。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没有这个主体，社会主义是搞不成的，硬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游民运动。这种看法应当说是触及到了要害问题，在方法上还有点唯物主义味道。后来苏联、第三国际对中国问题也是这种看法，认为中国无产阶级不行，靠农民运动搞不成社会主义，所以不重视共产党，而支持国民党发展资本主义，要共产党为国民党抬轿子。在辛亥革命前梁启超就反对革命党人主张的社会革命，已开始表露出这种观点。在“五四”后的论战中，陈独秀虽然反驳了梁、张的看法，实际上没有驳倒他们。现在来看，梁、张的看法有很多是不对的，革命事实上也胜利了，但他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当时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解决，是靠后来的实践才解决的。靠农民来搞革命，是可能变成流寇式的革命。后来古田会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流氓无产者、无政府主义的问题。本来陈独秀等人反驳他们，不外是说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都不行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去实现社会主义，而梁、张认为这不行，必须先实现资本主义，然后才能搞社会主义。他们的论点虽然不对，但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怎样跨越资本主义呢？陈独秀等当时当然回答不了，直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才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上、下篇，只有做了上篇，才能做好下篇，并说中国目前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这种话在此之前恐怕共产党内无人说过。甚至到今天我们还在解决、回答如何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在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主张，不能认为凡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当时搞社会主义的就都是反动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道路一直走不通。
国民党在大陆解决不了反帝、反封建两大问题，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所以，农民、中间力量最终只能跟着共产党走。中间力量，知识分子，很多人都先是右倾的，后来才左倾。蔡元培是个明显的例子，甚至邹韬奋、胡愈之，开始也是要走资本主义的路，不是要搞社会主义，后来却参加了共产党。就拿胡适说，开始同情蒋介石清党反共，反来又同国民党进行人权斗争，尽管最终屈服了，但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直到晚年在台湾还因批评国民党受到围攻。国民党后来公开否定民主主义，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中间力量经历着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它形成不了独立的政治力量，不是倒向这一边，就是倒向那一边，最后总的说是站到共产党一边。中间力量有不少代表性人物，他们影响一大片。国民党失掉了中间力量，不可能不失败。
写这本书，要有点议论，不是光讲史实而没有思想。不能平铺直叙，平均用力。有些事件过程，可以利用二手材料，叙述一下就行了，当然来龙去脉也要交待清楚，不要让读者摸不着头脑。有些事情，就要重点研究，运用切实的材料进行深入分析，弄清楚那些重要的别人没有讲过或未讲清楚的问题。如中间势力，就要抓住一些代表性人物和事件加以分析、说明。发议论也不是说空话，而是结合史实分析来发议论，夹叙夹议。
二 关于“半殖民地”
（1995年3月23日于武汉）
孙中山说，中国是“次殖民地”，还不如殖民地。共产党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记得1927年后瞿秋白曾批评过孙中山的说法。
所谓“半殖民地”，就是半独立。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统治者不完全是帝国主义走狗，他们有半独立的性格。袁世凯自己将5月9日接受日本关于“二十一条”最后通牒这一天定为国耻日，要大家不忘国耻。共产国际开始找过吴佩孚，以为他是进步的。吴确有爱国的一面。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也是因为不甘心当日本人的走狗，日本人对他不放心。这些都说明这一点。当时日本很厉害，就是想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殖民地。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要中国半独立，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蒋介石也有半独立的性格。不然，共产党怎么可能和他合作抗日呢？甚至汪精卫开始也想搞点半独立，到云南策动龙云，想在云南建立自己的政权，与日本讲和，不想在日本刺刀下建立政权。结果未搞成，没奈何滑了下去，跑到日本人那里去了。
这些统治者，包括蒋介石，有一些对付帝国主义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蒋介石甚至利用美国与中共的矛盾。如果说，蒋就是美国的走狗，那么为什么他有时候敢于同美国抗一抗呢？例如赶走史迪威。蒋介石看透美国根本上是反对共产党的，所以敢于在这类事情上顶撞美国。到台湾后，蒋实际上也是利用美国害怕共产党解放台湾的心理，压美国支持他的政权，以同大陆敌对。甚至清末慈禧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利用列强间矛盾的这一特点。当然，在利用矛盾上蒋介石比以往的统治者高明。
毛主席善于利用矛盾，也是吸取了旧统治者的这类经验。毛主席最高明的一着，是利用美苏矛盾，促使美国恢复和中国的关系。不过，毛主席的利用矛盾，是以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为原则的，这与旧统治者不同。
旧中国统治者是从经验上懂得利用矛盾，保持半独立，他们不能从根本上维护民族独立，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总是要依靠某一个帝国主义势力，不是靠这个，就是靠那个。他们利用矛盾常常是靠一个去对抗另一个，兴许有人在主观上也想保住一些国家权益，或减少一些损失，但结果多半适得其反。所以，旧统治者也只是半独立，不是从根本上站在维护民族独立的立场上。
讲中国是半殖民地，也引出一个问题，即中国过去是不是闭关锁国？这个问题好像过去也没有讲清楚。帝国主义打进来，中国已经门户洞开，外国商品、银行自由地进入中国，统治者也不是不愿开放，连爱国意义上的闭关锁国也没有了，因此到近代不能说中国还是闭关锁国。不过，过去书上（包括我自己写的书）把外国商品、资本输入、到中国设银行都简单地说成是侵略。这就使人对今天的对外开放发生疑问。所以，对这类问题要重新研究，说清楚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究竟是怎么回事。关于海关问题，也要仔细弄清楚。
三 关于反对帝国主义
(1995年3月26日于武汉)
旧中国有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说“打倒帝国主义”，不是说要去消灭世界上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指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赶出去，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虽然没有灭亡中国，中国还是半独立，但帝国主义实际上也是中国的统治者。
我们常说，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阻碍中国的进步，这是不错的。帝国主义到一个落后国家来，总是维护这个国家的落后势力，不肯轻易地去掉它，改变它，以便利于其侵略和压迫。说帝国主义的压迫有利于中国的进步，没有那回事。例如，非洲一些国家受帝国主义统治有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至今却仍然十分落后。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进来了，总要带来一些新的东西，总要使旧的状态发生某种变化，以适应它自己的需要，如推销商品，办工厂等等。帝国主义利用中国的旧势力，要它购买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最大宗的商品就是军火，为此，就必然要求改革旧式军队。列强还要求中国修铁路，改进交通，在中国搞点工业，搞点新式的东西，是因为这些有利于它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鸦片战争后，列强在中国不满意的是那些最顽固守旧的势力，感到是自己的障碍，总想加以改变，而曾国藩、特别是李鸿章正适合这种需要。曾、李洋务派要搞一点近代化，但又不肯变革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洋务派与顽固派有矛盾，帝国主义是站在洋务派一边的。后来洋务派中又分化出一部分人，不但主张办新式企业，还进一步要求改革政治，改革文化，实际上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下去就是康、梁思想。帝国主义开始对康、梁也抱有希望，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慈禧。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列强仍要慈禧回来，说你回来，我还是承认你。列强并没要康、梁拥护的光绪当政，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已不存在洋务派同顽固派的矛盾，就是说，已经没有人包括守旧的人反对办新式工业了。所以，帝国主义这时并不支持康、梁这些知识分子，而是支持旧势力，这时候的旧势力也已变得对帝国主义很顺从了。
单搞工业，虽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并不等于就是搞资本主义化，关键是同时还要进行相应的从政治到思想一整套改革。冯友兰说过这样的意思：如果让洋务派搞工业一直搞下去，中国就会整个地改变，实现现代化。这似乎是唯物史观。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简单。当然，不搞工业，不发展经济，以为只靠变革思想、政治，就能实现现代化，也是不行的。这是民国初年包括五四运动时的思想，很幼稚。
所以，工业化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在不根本妨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发展工业，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发展工业的道路。走这条路，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另一条是首先反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这个前提下发展工业，才能真正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或者资本主义化，这就是革命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中间有一大块空地，这就是中间势力出现的地方。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不满于军阀官僚、国民党那样的办工业，甚至要求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对封建主义，但不赞成革命。胡适也可以列入中间势力。他最大的毛病是不承认帝国主义的侵略，说问题出在“五鬼闹中华”。但他坚持反对复古，实际上是反封建（虽然他不承认“封建主义”这个名词），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同他联合。蒋介石刚上台时做出发展资本主义的姿态，拉了一些知识分子，翁文灏便是一个。翁1932年被任命为教育部长未就，1934年就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这是个不公开的机构），1935年任行政院秘书长，后来先后当过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当过短时间的行政院长。1951年自香港回大陆定居，任全国政协委员。他也是一个典型人物。好多人原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后来都跟着共产党走。我们党内有一些同志也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过来的。毛主席说他早年受梁启超的影响很大，接受的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中间势力在文化学术上的表现，就是各种社会政治理论。社会学就是其中之一。解放后，我们否定社会学、政治学是不对的，这看起来有点荒唐，其实是有历史原因的。解放前，马克思主义者也讲社会学、政治学，实际上是利用它来讲马克思主义。而中间派一些知识分子搞的社会学、政治学，就事论事，只讲社会的一些具体弊端，认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研究解决，就能实现良性循环，改变整个社会。不从根本上触动旧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反帝反封建，这样怎么能解决中国问题呢？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很自然地认为它没有用处，加以否定。解放后，根本制度问题解决了，这时候倒是需要研究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方法、经验，社会学就派上了用场，再否定它就不对了。
四 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
（1995年3月28日于武汉）
近代中国有两次机会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一次是1927年国共合作。按照国民党“一大”的纲领，反帝、反封建，实际上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不过有一点限制。苏联鲍罗廷这些人，当时认为中国没有什么无产阶级，要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搞国民革命；搞成功了，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共产党再起来革命，搞社会主义。他们实际上就是这样看的。这种看法与马克思对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看法基本相同。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中途叛变，革命失败了。
另一次是1946—1947年旧政协的协定。我们党当时做了国民党实行这个协定的准备，所以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这不是假的。记得当时我亲耳听延安来的何思敬说，我们要用选票代替子弹。不过毛主席、党中央是两手准备，也准备国民党撕毁协定。协定既然签订了，准备国民党实行它是很自然的。如果国民党不撕毁协定，那就势必会成立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里，当然不会是共产党占主导地位，即使加上第三势力，也只有相当的地位，主要的还是国民党。当时苏联也希望中国走这条路。刘大年对我说，国外有档案证明，联合政府的主张是苏联提出来的，这也有可能。不过毛主席即使是接受苏联的主张，他的想法和苏联也可能不大一样。不管此事如何，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确是苏联主张的。中央开始决定不去，怕蹈张学良的覆辙，苏联坚持要毛去。后来毛主席去谈了，最后有了“双十协定”。既然谈成了，说我们不准备实现它，也不大可能。如果协定实现了，政权当然还是以国民党为主，只能是搞资本主义，里面会有一点新民主主义成分，因为共产党参加进去了，但这种成分肯定很小。结果，国民党撕毁了协定，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上面说的两次机会，都没有搞成功。这两次都是国共合作时期。
除了这两次，其他就都没有可能。清末新政也可说是改革，但当时决不会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土地制度也根本不可能去碰，也没有“立宪”，只说准备立宪，这样当然谈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新政搞了一点办工业之类的改革，都是帝国主义所允许的，适合帝国主义的需要。孙中山同盟会是真正要发展资本主义的，但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并不支持孙的南京政府，而是支持半封建的军阀，支持袁世凯，可见帝国主义不是要中国资本主义化。后来军阀混战时期，当然谈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时苏联、第三国际在中国找的不是搞社会主义的人，而是找进步人物，主要是反帝的。先找吴佩孚，同时组织中国共产党，但并不指望中共解决问题。最后找到了孙中山。孙中山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但仍坚持民主化、工业化目标，实际上是要发展资本主义。苏联要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帮助它变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召开“一大”，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原先的三民主义，其实际内容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但它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是不明确的。通过苏联、中共的帮助，才渐渐明确起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也增加了新的内容。这些都是孙中山主义中本来应有的东西。国共合作后，国民党有了生气，如果一直搞下去，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当时也不会出现八国联军那样的外来武装干涉，帝国主义国家个别地搞武力威胁可能有，但主要是从政治上破坏。这样搞下去，既反帝，又反封建土地制度，资本主义发展就有了条件。可是，国民党蒋介石连这样的资本主义也不想搞。农民运动一起来，他们就恐慌。那样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出现“左”的、无政府的偏向是必然的。而国民党代表的是最害怕农民起来的势力。它与地主阶级、封建势力有密切联系。民族资产阶级也想利用国民党，因此国民党一反共就成功了。蒋介石上台后，人们以为他能发展资本主义了，可是抗战前十年，并没真正搞资本主义。要求这十年资本主义有大发展，也不客观，但应有一点像样的发展，连这一点也没有。经济虽有一点增长，但资产阶级是受压的，对国民党越来越不满。为什么会这样？要很好地研究这个时期的国民党，官僚资本大概就是这时候开始露头的。到抗战时期，本来也可以利用抗战来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一些条件。这时中共这边毛主席已自觉提出中国应发展资本主义，蒋介石依靠的美国也有些人是支持中国搞资本主义的。可是就在这时候，蒋介石却公开提出不但要反对共产党，而且要反对民主主义。这样他当然不可能去搞资本主义化。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却敢于不听美国人的话。
中间势力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但它一直不能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中间党派没有自己的军队，成不了气候，自然也不可能引导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五 关于五四运动
（1995年3月30日于武汉）
“五四运动”既是指1919年5月4日的学生爱国运动，又是指一个时期的新文化的思想运动，即1915—1920年这一段。这一段开始是民主主义，后来又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所以五四运动既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结束，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是二者交替的时期。
辛亥革命后，陈独秀等人认为只搞政治革命不行，必须搞思想革命，就是建立民主主义思想。1915年《新青年》创刊，陈独秀宣扬“法兰西文明”，大体上是搞全盘西化，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发生十月革命，资本主义的弊端暴露出来。于是，随着《新青年》发动的思想解放，出现了新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这样，新文化运动开始产生分化，新旧并存。《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讲到这里为止。我们现在来写的这本书，便可以从这里讲起，从新东西出现讲起。过去讲，新文化运动一分化，胡适一派人就分化出去了，好像变成了新东西的敌对方面。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胡适派虽然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但这个“右”是相对于左翼说的，二者都属于新文化运动的范围。而就全社会，就全国政治的分野来看，胡适派实际上是属于中间力量，不是反动派，而是“不革命的民主派”。胡适与李大钊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胡适的意思无非是主张改良，不赞成革命。后来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李大钊也参加在宣言上签了名，不能说李大钊签名是犯了错误。好政府主义至少是认为目前的军阀政府是坏政府，而且是主张改革政治，主张和“恶势力作战”，不过是用和平改良的方法罢了。对这种主张可以批评，但说它如何反动显然是不对的。就是梁启超、张东荪反对当时搞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也不能说是反动的，因为资本主义在当时是进步事物。过去流行一种看法，好像有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后，凡是与它不同的、反对它的思想就一定是起反动作用的，这显然不符合实际，也讲不通。总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化要重新加以解释。新的东西产生了，不等于旧民主主义就敲起了丧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力量是新事物，最有前途，但当时人数很少，影响也很小，不可能独霸新文化、新政治，还需要和旧民主主义联合。因此有后来的国共合作，合作的对象是国民党，虽然其成分相当复杂，也还是要和它合作。马克思主义者从旧民主主义突破出去，而许多人仍然留在那里面，其中有很杰出的人。例如宋庆龄，在历史上就应当给以相当的地位。大革命失败，蒋介石上台后，曾让戴季陶找宋庆龄谈话，要她改变立场。当时宋对戴说的话过去没见到，现在翻译出来了，很了不起，立场非常鲜明、坚定，拒绝戴的威胁利诱。没有中间力量同封建主义、法西斯势力斗争，单靠共产党孤军作战，革命恐怕是不能成功的。所以新中国成立时，要吸收他们参加政权，不是搞苏联式的苏维埃政府。
在社会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总是大多数，中间势力有一大批人。他们可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后备军，也可以成为旧民主主义的力量，甚至跟着国民党走。决定他们分化、变动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民族主义。有的人开始对共产党有疑虑，甚至反共，是因为把共产党看成是苏联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也这样宣传，而中共党内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恰恰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很失人心。在30年代“左”倾最厉害的时候，我们党是很孤立的。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深入敌后坚持抗日，大得人心。而国民党对抗日消极，把心思用来对付共产党和人民。所以中间势力发生变化，大多倒向中共一边。另一个是发展经济。国民党上台后，忙于打内战，不去认真努力地发展经济，不关心人民疾苦，又不敢反帝，使许多原来跟着它走或对它抱有希望的人深感失望，终于离开了它。在中共“左”倾时期，仍有一些人如胡愈之、邹韬奋等，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变过来，靠近共产党，甚至参加党，也是因为对国民党完全绝望的缘故。
总之，在“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和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中间势力之间，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有批评、有联合的关系。这种联合对新力量的发展有利。例如，在20年代，为什么要实行国共合作呢？因为当时孙中山、国民党是中间势力的旗帜，中共和国民党合作，就能扩大中共的影响。如果不和国民党合作，单靠中共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迅速形成革命局面的。
国民党内也有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如于右任、邵力子等。此外，蒋介石也想拉中间派，但没有什么成绩，被拉过去的人很少。中间派自己也想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有所作为，但一直搞不起来。资产阶级没有支持他们，也无力支持他们。
在思想文化方面，中间力量也具有两面性。抹煞他们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贡献是不对的。即使是胡适派也是如此。胡的实验主义，也并非全无道理。其实胡讲的并不都是西方的实用主义哲学，如说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这有什么错呢？又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恐怕也应当说是对的。所谓“大胆假设”是有所根据的，不是随意乱想；“小心求证”的意思是要做到实事求是，不能抓到一点就作判断。自然科学都是先要提出假设，然后一个一个去求证的。应该说这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用这八个字来概括也许不那么准确、周到，但比较通俗易记。
六 关于中国共产党（上）
（1995年4月1日于武汉）
关于中共党史，已经有了许多书，但缺乏具体形象的描述。我们写这本书，要有一些特写，要有点形象。我们的历史著作往往概念化，讲得很笼统，叫人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例如讲科举考试，就说士子们去参加考试，到底科举考试具体是怎么考法，没有说明，读者还以为科举考试和现在考大学一样。倒是外国人写中国历史注意讲明细节。现在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很多都不知道历史上许多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应当让他们弄清楚。举例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在许多地方组织农民暴动，究竟怎样搞暴动，现在的读者不知道。虽然不可能一个一个暴动都去具体讲述，但要选择一两个典型的，具体地加以描述，讲清楚头尾始末，成功的，失败的，都可以，即使是小规模的不著名的暴动，只要是典型的，就可以讲，不能光讲井冈山。这是写作方法上要注意的一点。
关于中共党史，首先是党成立时期。五四运动中分化出一些知识分子，讲马克思主义，讲社会主义，形成一个先进的思潮，然后走到工人中去，搞工人运动，过去都是这样说，也是事实。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一开始就占了优势。这当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资本主义暴露出种种弊端，在十月革命冲击下，西方世界更是一片恐慌，国际上出现了社会主义潮流。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确是科学的理论。当时人们对这个理论虽然还不明究竟，但接受了它，就明确了在中国要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且使人有了一个远大的理想，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辛亥革命以来，政治家们都是为小集团、为个人利益而奋斗，社会主义者则有一个超乎这些狭隘目的的伟大目标。这个目标使社会主义者有了高尚的追求和无私的献身精神，使他们生气勃勃。这种崇高的信仰，把人净化了。开始社会主义者人数很少，搞了一点工运，影响不大。为了进一步发展，就实行国共合作，利用国民党的社会联系，迅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
但中共的队伍也不可能是绝对纯洁的，党的队伍也在不断地分化。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的人不久就退出了，有的跑到国民党那里做官去了，后来还当了汉奸。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退党的、叛变的都很多。党内各种人都有，这是正常的现象。30年代“左”倾统治时期，退党、叛变的也很多，这与对党失去信心有关。有的人脱党并未叛变，有人倒退，有人退党，有人叛变。对于这一现象，书里应当说明，不要回避，这并不妨碍党的主流是好的。况且又有人在转折关头参加到党里来，如湖南的朱剑凡。宋庆龄在30年代也仍然靠拢党。
另一点是党领导群众革命运动是有很大困难的。中国工人中原来也有工会一类团体，是由帮会把持的，实际是帮会组织；农民中也有许多各式各样的落后组织，这就给组织群众运动带来许多困难。特别是游民很多，他们往往是勇敢分子，很有革命性，敢打敢冲，但破坏性也很大。毛主席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很不容易，袁文才、王佐起了大作用。但红军中游民习气很厉害，三湾改编、古田会议都是同游民习气斗争。改造游民和游民习气是个难题。党解决了这个难题，但党内一直有游民习气。顾顺章、向忠发实际上都是工人中的游民、流氓无产者。
还有一点就是“左”的问题。犯革命急性病，急于攻打大城市，过去党史著作讲得多。对排斥中间势力也讲，但讲得比较少。当时胡愈之在一次会上批评了“保卫苏联”的口号，党刊上就以敌对的态度来批他。30年代“左”倾中央把知识分子弄得很“左”，经常要党员、进步作家、文化人举行飞行集会，不搞创作，不做文化工作，办刊物至多也是像丁玲的《北斗》那样。刊物上登的都是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以及“保卫苏联”一类文字。后来中央移到苏区去了，上海文化界反而发生了好的变化。由于没有中央的直接领导，只能自己找出路，进步文化人便搞起了文化事业，如电影、文学，办杂志也请郑振铎这样的人出面主编，还进行农村研究，出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愈之也去生活书局做韬奋的工作，等等。这样就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扩大了革命影响。可以说，这时候上海进步文化界自发地表现出一种反教条主义的趋向，当然这不是自觉的认识，更没有理论的指导。后来毛主席通过概括、提高实践经验，第一个从理论上自觉地、明确地提出了反教条主义。
“左”的问题和第三国际也有关系。例如关于革命高潮的看法，就是第三国际来的。当然，犯“左”的错误，政治上的责任应由中国党自己负，谁叫你听人家的呢？今天研究这个问题，为了弄清来龙去脉，要适当地说到和第三国际的关系。为什么当时那样听第三国际的话，把它看成是绝对正确的？原因恐怕很多，如中国党的理论水平低；中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组织上要服从；特别是王明是由米夫一手扶植起来，派到中国来的，等等。
七 关于中国共产党（下）
（1995年4月12日于襄樊）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从当时客观形势变化看是不可避免的。国共合作是搞社会主义的人与搞资本主义的人合作。孙中山、国民党实际上要搞资本主义。国共合作的纲领是国民党“一大”宣言。对此，国民党里只有左派接受，其他的人主要是右派并不真正接受，他们不愿搞受限制的资本主义，不愿承认中共的存在。在国共合作破裂时，中间派当中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有出来讲话的，如上海胡愈之等曾发表宣言，其他中间派的人并不反对。对于“清党”，何香凝开始也未反对，只有宋庆龄反对的态度很明确。要搞资本主义的人实际 上是认为，这样干也行。
张知本是一个典型。张于1905年参加同盟会，武昌起义时当过军政府部长，与宋教仁一起起草鄂州临时约法。后来当国会议员，反对袁世凯，参加护法，失败后在上海教书。国民党“一大”被选为候补中委，后列名西山会议派，被汪精卫开除党籍。1927年站到右派一边，任武汉政治分会委员和湖北省长，创办武汉大学。后来随李宗仁反蒋，又被开除党籍。1931年被选为国民党四届候补中委兼任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到南京参加起草宪法，主张军人不干政。1936年任北平朝阳大学校长，该校抗战后迁成都，张请邓初民、黄松龄、马志民当教授，受到陈立夫的攻击，被撤去校长职务。抗战后，当选制宪、行宪国大代表。1949年李宗仁代总统，张出任司法部长，因主张释放政治犯，被撤职，同年去台湾。像张这样的人，是要搞资本主义，搞民主的，1927年时是反共的。蔡元培也如此。为什么中间派那时几乎都反共？这与反帝、反封建有关。反帝是得人心的。当时帝国主义很狡猾，先低调处理，暗中活动破坏革命，冲淡了革命需要反帝的一面（与中共被看成是听苏联指挥也有关系）。到了农民起来反封建时更不行了，许多人过不了这一关。这样，中共就比较孤立了。
1927年后，中共总的趋势是“左”。关于肃反，过去书上没有怎么讲。过去说“左”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这种说法怎么样？乔木也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妥当。小资产阶级有两种，一种是有点资产，一种是无资产，近似游民。“左”可能与后一种小资产阶级有关，但也不能说死。恐怕要多从认识上找原因。毛主席说，与资产阶级合作时容易右，分裂时容易“左”。肃反往往对着知识分子。张国焘自己是知识分子，为什么还要杀知识分子？恐怕与个人专断、独裁有关，也要多讲认识上的问题。
近些年党史研究中争论的大问题有两个：一是西路军，一是项英。
西路军问题涉及张国焘问题。当时中央红军已受到很大的削弱，而张国焘四方面军却兵强马壮。叶帅截收电报问题，恐怕要从政治上看。电报不一定讲得十分明白，毛主席的政治敏感性特别强，看出了电报里的真正用意。西路军接受的是军委命令，上面署名都是张国焘、朱德，张和军委不能截然分开。张当时想与苏联挂上，抬高自己的权势。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二、六军团快要与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迅即下令让他们成立二方面军，就是为了防止贺部被张并吞了去。
这里顺便说一下，知识分子问题也就是中间力量问题，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后来总结出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是一个。这个总结很了不起。武装斗争是不为中间派赞同的，搞武装斗争，又要搞统一战线，二者看似不相容的，但在抗战时期把二者统一起来了，相容了。这和抗日，和民族矛盾有关。到抗战胜利后，二大法宝并用，也得到了中间派的拥护。遵义会议后的大转变，都靠统一战线。王明时代，送上门来的“统战”都不要。1931年本已出现了建立统一战线的时机，但“左”倾领导人不加利用，丧失了时机，直到毛主席领导才加以利用。上海文化界的变化，书中要好好地写一下。脱离了“左”倾中央的领导之后，上海文化界党员开展文化工作，带动了大批知识分子。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虽有缺点，但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陈伯达、杨献珍竭力贬低它是不对的，应承认其历史作用。当时还通过李公朴的关系，在《申报》上开辟答读者问专栏，由艾思奇、柳湜回答，向群众灌输新思想。这比“左”的宣传要好得多，是摆脱“左”的错误的第一步。这反映了当时的一个大的变动。
再说项英问题，项英是受王明长江局的影响，不去开辟敌后战场，发展势力。有的说项不听中央指示的路线，另作主张，这个说法恐怕不行。皖南事变后，毛主席大吃一惊，带着情绪发电报，把项的问题提得很高。当时中央也做了最坏的准备，提出有理、有利、有节是很有道理的，居然把局势缓和下来了。记得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四一二政变就在眼前，周总理也把重庆进步文化人士转移到香港去了。后来局势竟能缓和下来，这表明中央的确成熟了。    抗战时期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处理好很不容易。抗战，是谁领导谁呢?事实上是国共两党争夺抗日领导权。国民党要利用抗战来溶共。抗日时期国民党的一大转变，就是从武装剿共变为对中共施行和平演变，甚至想要中共整个地加入国民党。对此，中共不是拒绝，而是加以利用，利用它来迫使国民党坚持抗日，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抵制它的溶共，所以，必须有理、有利、有节。
八 关于国民党
(1995年4月17日于南阳)
国民党的历史很长。现在谈的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垮台前的历史。按以往一般简单的说法，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这也不能说错。因为它比旧军阀总要新一些，现代一些，也可以说，相对地进步一些。但笼统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也不行。中国资产阶级很复杂。毛主席把它分为两部分是有道理的，就政治上说，情况还更复杂得多。资产阶级自然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但如何发展？这就有反帝、反封建的问题。对此，资产阶级中有各种不同的态度，特别是对土地问题，更是如此。国民党代表着资产阶级中不同层次的人，是个复杂的集团。1927年后，国民党内形成了主流派，有了主导的方向，但还有许多与主流派不同的人。其中有真正的左派，如宋庆龄，确实很了不起。不过她也还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民主主义革命家。当然国民党内也有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共的，这是另一回事，可以不算在内。还有一些人，不但爱国，而且倾向民主主义，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因各种原因不能不依附主流派，如于右任、宋子文。宋子文的资产阶级倾向本是比较多的，他与宋庆龄的关系也较好，但他自己无法形成独立的力量，只能和主流派搞在一起。孙科是自成派系的人，手下有一些进步人士，30年代他办中山文化教育馆和杂志，所用的人中就有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人。孙科这派人反映了资产阶级软弱的一面。其他还有冯玉祥等。就派系说，站在右边的是政学系，以张群为代表。张群原是陈英士的部下，后来在北洋军阀那边当官，和护法时期形成的政学系有些关系，1926年南下广州在蒋介石手下任总参议。除此之外，还有汪精卫的改组派。他们一度很活跃，办刊物，吸引青年，甚至讲阶级，但不讲阶级斗争，有时表现出一副左的姿态，但这一派是最无原则的。至于蒋介石为首的主流派，1927年后成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官僚资产阶级。他们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不敢真正反帝，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
国民党统治共22年。台湾说国民党黄金时代是抗战前10年。我写过一篇讲国民党历史的文章，说它的黄金时代应是与中共的两次合作。台湾的说法也有它的道理，因为那10年国民党掌握了国家政权，而全国范围的抗战还未开始。可是我们要指出，这10年，国民党虽然拿到了政权，却没有干什么好事。事实上，国民党在这10年中就埋下了它最后垮台的根子。
国民党的失败，有两个大的原因：
一个是在农村无所作为。首先是没有搞土地改革。不仅如此，它对农业也没有认真抓过。这和毛主席对比就可以明显看出。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还进行抗美援朝，这时毛主席就非常重视农业，注意治水，抓治淮、荆江分洪，这是抓生产力，不是只注意生产关系。所以，尽管毛主席在农村问题上也犯了大错误，农民至今还怀念他。中国封建统治者有重视农业生产、注意治水的传统，毛主席也是吸取这个传统。蒋介石似乎不大抓农业，虽搞了一些计划，但都是空的，没有真正去做。
另一个是没有真正发展资本主义。本来，蒋介石上台，资本家、中间派大多数是支持的，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以为可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可是蒋却没有做出什么事。
这里牵扯到一个国家有没有实现统一的问题。表面统一了，实际上没有统一。蒋上台后，就大打内战，后来又剿共。国家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山西、两广各搞各的，四川、云南也是如此，新疆就更不用说了。除了地方实力派外，各地区还有大大小小的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等等势力独霸一方，国家统一无从谈起。为什么名义上统一而实际上不能统一呢？是因为蒋介石没有抓大题目。农村问题，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都是大题目。抓住这样的题目去做，才可以统一地方势力。蒋介石不去抓这类大题目，就无法统一。到了抗日时期，蒋抓住了抗日这个大题目，情况有了变化，除了沦陷区，大体是统一了。就是共产党在形式上也承认他的中央政权。
还有民族独立、反帝问题。国民党是在“打倒列强”的旗帜下取得政权的（顺便说一下，上海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原先是有的，但30年代确实没有了，估计就是大革命中群众反帝运动起来时去掉的，对此可以做点小考证），但上台后并没有真正反帝。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开始露出尾巴是1928年济南惨案。此后，不平等条约、租界等基本依旧。这使中间派、资产阶级渐渐感到失望。如果经济上有所作为，情况就会不同。
在政治上，蒋介石又搞“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允许任何党派存在，连邓演达的第三党、国家主义派的党也不容。国家主义派毫无革命性，而且在青年中还有些群众。蒋介石也不去利用，结果就搞成了法西斯独裁。蒋介石做出一点姿态，想把中间派一些人拉过去，如翁文灏就是一个，但只是为了做幌子，并不是真正要搞民主、搞资本主义。
国民党总的来说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四大家族拥有大量资本，主要是金融资本，没有听说他们买过大量土地。所以，不能说它是地主阶级的党。但国民党是在不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搞资本主义，十年间经济虽有所增长，但资本主义并没有发展起来，没有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这时期内战连年，灾荒不断，盗匪横行，社会秩序极不安定，整个国家处于混乱状态，资本家极为不满。有一篇材料说，当时长沙有一个资本家，他家的后门就在江边，一有人来要钱，他就上船逃到汉口租界去。这种状况下，资本主义还怎么发展呢！
农村问题恐怕是最关键的问题。当时许多人也感到这个问题重要。阎锡山在山西搞自治，办村治研究院，桂系在广西搞“模范省”，都表示自己有一套治理农村的办法。晏阳初、梁漱溟也抓乡村建设，搞和平改良。他们都不能解决问题。蒋介石在农村问题、土地问题上毫无作为，这样实际上就把广大农村让给了共产党，其失败是必然的。
九 关于“三个角色”
（1995年4月22日于洛阳）
我开头说过，我们这本书的特点是，不是只有两个角色（即一个是共产党，代表着工农、小资产阶级；一个是国民党，代表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而是有三个角色，多一个中间势力。当然中间势力是在不断分化的。
中间势力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过去有个简单的看法，认为当时是两军对垒，一个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看法太简单化。外国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是民粹主义，国内有人也这样说。简单地讲这种说法不对，也不行，要分析。从一种观点看，毛泽东不是民粹主义，因为他提出新民主主义，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这无论如何不是民粹主义。但是中共一开始是提出中国当时就要搞社会主义，不是搞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毛泽东在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面也有“一边是社会主义，一边是资本主义，两军对垒”这样意思的话。在“五四”以前，中国惟一进步的道路就是资本主义。五四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虽有些发展，但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不通，而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也发生危机，这时社会主义思潮就起来了。中共一成立就主张搞社会主义，所以不能说与民粹主义毫无关系。后来经过实践中反复认识，毛主席才总结出要搞新民主主义。分两步走，先搞民主主义，然后再搞社会主义。
看看列宁关于民粹主义的言论，就可以知道中国的情况不同于俄国。中国既然目前不能搞社会主义，必须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可是，这样就存在着矛盾：要发展资本主义，可是资本主义道路又走不通。为什么不能先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呢？因为有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干预，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又没有能力解决反帝、反封建问题。这就是困难。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解决反帝、反封建问题，这就解决了困难。解放后，新民主主义还没有搞几天，毛主席急着搞社会主义，认定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因此就拼命反对资本主义，这又有点近乎民粹主义了。
但在建国前，毛主席是逐步走向真理。他提出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时，其认识水平高过了党内其他的人。在此之前，共产党人一直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反动的事物。毛主席第一个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还要发展它，只有经过这个阶段才能搞社会主义；而眼前要使资本主义有发展，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所以，在本书所讲的这30年里，现实的问题不是要资本主义还是要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反帝、反封建的问题。因此，共产党不应当排斥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中间势力，而是应当与他们联合。当时，毛主席把主义问题撇开，只讲抗日，在实际问题上建立统一战线，而过去“左”倾时代就不是这样。过了“左”倾时期，1935年后来了抗日问题，这时党就不管你是搞什么主义的，只要抗日，就团结你，这完全是合理的。这样，我们对于国民党统治22年间那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或总的倾向于资本主义的人，就可以重新作出估价。如胡适这类人，因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我们党就应当团结而不该排斥他们。当时，宋庆龄就做得比较好，团结胡适一起参加人权保障同盟，争取团结他还是对的。对于那时民族资本家做的一些有益的事业，也应当予以肯定。他们虽然不赞成革命，但至少他们对国民党是不满意的，对帝国主义侵略是不满意的，他们也是在反动统治下挣扎求生。例如，吴蕴初看到日本的味之素独霸中国市场，便发奋制造天厨味精，可能他没有发表什么政治见解，但他做这件事至少是在具体行动上维护了民族利益，表现出民族独立的意识，应当说是进步的，不能因为他没有参加革命就予以否定。
当然，中间势力同中共之间是会发生某种矛盾。中间派中有些人认为不需要彻底反帝、反封建，不需要革命，只要发展工业就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主张大家都去搞工业，反对人们参加革命，这就同革命、同共产党发生了矛盾。他们搞工业这件事本身是进步的，应予肯定。但他们反对革命，主张大家都走工业救国或教育救国的路，就是搞改良主义，却是错误的，不能不给予批评。因为如果大家都接受这种主张，革命就搞不成功，反帝、反封建问题就无法解决，靠办工业、办教育是解决不了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的；而反帝、反封建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工业、教育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正是在这一点上，中间势力同共产党存在着矛盾（过去马克思主义者否定社会学也是由于这个缘故，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问题是解放以后还否定社会学就不对了。我曾对费孝通先生谈过这个问题）。所以，毛主席很有分寸地说，工业救国论、教育救国论的破灭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是好消息？就是因为这种认识破灭了，就可能转过来理解、同情革命，这有利于反帝、反封建。这里否定的是这种认识而不是这些人，因为这些人主观上还是爱国的，要救国的，不是反动的，只是主张的路子不对。这样来看，我们就可以对这些中间势力，从理论上作些深入的分析。现在人们已趋向于认为不能因为工业救国、教育救国论者不赞同革命就加以否定，但还需要作深入一点的说明，也不能认为这些人同革命就没有任何矛盾。
在实际生活中，中间势力也在不断分化，这主要是在反帝、反封建问题上。抗战时期这种分化最明显。中共把抗日的旗帜拿在手里，举得最高，吸引了许多人，加速了中间派的分化。有的人并无社会主义思想，却同情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坚决反帝、反封建。如章士钊在20年代就资助过毛泽东，是由于为毛泽东的艰苦斗争的精神所感动。这种感佩，包含有对毛泽东的革命活动的某种肯定，可是章士钊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思想。也有的人开始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后来出于抗日的爱国情绪而靠近共产党，最后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如邹韬奋，就其文章看，前后判若两人。也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在某些问题上同国民党有矛盾，但由于他不反帝，不从根本上反封建，结果和国民党混在一起，胡适就是这类人。但胡适，直到他的晚年，还应当说是属于中间势力。胡适在民主、人权问题上同国民党有矛盾，当时矛盾相当尖锐。他也反对复古，但他最大的毛病是不反帝，特别是不反美国帝国主义。日本要灭亡全中国了，他当然也抗日，但七七事变前还参加了汪精卫的“低调俱乐部”，认为抗日是高调。这样他就倒向国民党一边。所以，中间派分化主要是在反帝、反封建问题上，还不是在民主问题上。又如张奚若，1936年他还反对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全面抗战开始后终于转过来。可见抗日战争是个关键，问题在于要懂得利用它。如果那时还是“左”倾路线领导，就不可能利用好这个机会。
中国革命为什么能胜利？一个当然是靠武装斗争，再一个就是靠统一战线。大批中间的力量参加过来，政治力量的对比就变了，这就是人心向背起了决定作用。所以新中国成立时，毛主席、党中央很慎重，一定要等民主党派人士来北平再正式宣告成立，为此还推迟了成立的日期。不像王明时期建立中华苏维埃国家那样随便、草率。中华苏维埃国家的建立是“左”的产物，是速胜思想在作怪，也是没有策略思想的表现。“左”倾领导时期根本不懂得团结、争取中间力量。所以，我们这本书既要写武装斗争，又要描写、分析中间派的各种活动，写它的发展、分化，直到后来其中绝大多数人站到了革命和共产党一边，决定了革命的胜利。当然，也要写共产党、国民党这两头，写它们与中间派的关系。国民党在1931年后也拼命拉拢一些中间派人士，但长期跟它跑的很少。总之，这本书要写“三个角色”，以及它们之间复杂和变化着的关系，而不是只写两个角色，两军对垒，这样内容就会丰富得多。
十 关于编写中应当着重研究的四个问题
(1998年10月12日于北京)
关于中国近代史，我写过两本书，一本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本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我对这两本书，比较来说，还是更喜欢《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后一本就有点教科书的气味，什么都有一点。前一本日本人翻译时就叫它《中国近代史》，但如果用中国近代史这题目大概写不出那么一本书来。他们翻译出来，叫它中国近代史，一方面大概是生意经，另外也有他的道理：不是中国近代的事里边都有了吗？这本书的好处，是写得比较自由，许多事情三笔两笔带过去，可以着力说一些重点的东西。这段时期（“五四”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怎么写，以前没有想过。这段时期共产党是个重要角色了。共产党的历史怎么写法？也照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那样写？这种书不知道有多少了，这就难办了。所以我今天说说最近想起来的一些问题。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书出版后，也有些方面表示不同意见。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说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实写作的当时还是反潮流的，那时不正是在讲儒法斗争什么的吗？1981年出版以后，人家说以阶级斗争为纲过时了，说你那个不行；不是阶级斗争为纲，主张什么呢？主张以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为纲。第二个是关于洋务运动问题，特别是讲你抹煞洋务运动。实际上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学术界就已经有这种观点了，说洋务运动应该是主要的。所以我在序言中写了一句：有人主张中国近代史要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为主线来写，我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这不对。这本书出来以后，这种意见颇为盛行，最近去世的李时岳教授可以说是这一主张的代表。据说他对于洋务运动的研究颇有些创见，我没有完全看到他的文章，从各种介绍来看，我看这些好像还说不上什么创见。
我在前面说的这本书的再版前言中答复了一下这个问题。我说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我倒是赞成，是可以这样写，但讲近代史，讲现代化问题也离不开阶级、阶级斗争。另外，这几年我发表好几篇文章，说现代化和开放都有一个殖民地和独立国家的问题。作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来实现现代化、对外开放，这和一个独立国家的开放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我这个意见说过好多次，可是我们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好像也不大热情，我很希望他们写点东西。后来我就想，如果我现在来写以现代化贯穿的近代史，到底怎么写法？照我看还是要有阶级斗争的。写近代史，阶级、阶级斗争逃不了。那么我到底怎么写法？能写些什么？现在我把我最近想的概括成四个问题讲一讲。这四个问题中间也可能有一些老生常谈，但是在老生常谈中间也可以发挥点新意。
第一个问题是现代化必须和民族独立的问题联在一起，中国现代化不能离开独立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你说一个国家不独立，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能不能现代化，不能说不可以。殖民地也可以某种程度的现代化。印度是殖民地时，它也现代化，甚至是相当程度的现代化，而且在某些方面比中国要高。但是，一个总括的事实是，所有的殖民地在它的宗主国统治下面，宗主国总要想法在那里搞点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总是不彻底的。可以搞些工厂，发展经济，但一定是这样：许多前资本主义的东西它要保留着。所以那种现代化必定是极不平衡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解放运动兴起，许多殖民地国家独立了。独立以后都是叫做发展中国家，所谓发展中国家实际都是落后国家。有没有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变成发达国家了？那也有，第一个就是美国。美国原来是殖民地。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它们的状况是不同的，它不是殖民地当地人民当权而是外面跑来的殖民主人取而代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现代化是极为有限，但是是有的。孙中山曾经说过，殖民地还比半殖民地高一些，它只有一个主人，我们有好多主人。这话被瞿秋白还是谁抓住了，大骂了一顿。其实，孙中山这话也有点道理。殖民地被一个国家管住了，发展还好一些，现代化的程度可能在某些方面还要高一些。在中国是直接殖民地的香港，以及青岛、大连、威海，还有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的租界，现代化也多一点。其他地方大家都是老板，谁也不管，让你落后去。实现现代化在中国不可能不同独立的问题联起来。我去过津巴布韦，原来以为它落后得很，可到它的首都哈拉雷一看，很漂亮。它自己夸是全世界游泳池最多的国家，差不多每一座洋房子都有自己的游泳池，当然是白种人以及少数高等黑人住的，农村当然是不行的。它的城市比我们中国以前内地的城市漂亮多了，也可以说现代化程度很高。所以过去有一种说法，中国变成殖民地几十年就好了，就现代化了。这话没有人好好驳，其实应该好好驳，它容易造成一种糊涂观念。资产阶级按照自己面目改造全世界，它到了哪个地方就要改造哪个地方，殖民地改造的程度非常有限，不过不承认它改造是不行的。那么中国的事情呢？我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专门有一节讲中国最初推动现代化的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要中国现代化。因为军队都戴个“勇”字，都拿着大刀、红缨枪，那怎么能到外国去买枪炮呢？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曾经希望立刻开辟一个很大的市场，结果失望，它的棉布、呢绒在中国销路很少。结果发现是中国穷，没有购买力。有购买力的是谁呢？是政府、官厅。结果必然走这条路，让政府用封建的办法去剥削人民，聚集财富，拿来向外国人买东西，如果这个政府完全是顽固不化，一点不想现代化，那它就不会去买枪炮、火车、轮船。所以帝国主义总要推动中国政府改革。我专门写了一节，说帝国主义总觉得你改进得太慢，头脑落后，不解放，不肯多走几步路。帝国主义侵入初期，在中国阻碍它前进的倒是中国封建统治势力。这个问题，我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写了，但在写《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时，因为当时没有好好收集材料，没有展开，讲得很少。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帝国主义要你至少某种程度的现代化。我们也可以简单地说，这个程度就是维持中国封建的落后的统治，在这个前提之下，搞点现代化，希望这个政府还能够生存，而且能够统治全国人民，并从全国人民中间收集财富，用来向外国买东西。至少它应该完成这个任务。帝国主义是只限于这个范围内要你现代化。这个时候的中国封建官僚有了变化，有一部分顽固不化，说洋人的东西绝对不能用；有一部分觉得可以采纳，这就是洋务派。洋务派，我以为是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它的标志也只是有限度的现代化。我的书上并没有否认洋务派对中国的现代化起推动作用。即使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现代化还起过积极作用。我觉得，没有帝国主义侵入中国，靠中国人自动发展，晚一两百年都有可能。但是洋务运动是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多少向现代化前进一点。因此，要真正现代化，顺利发展，首先必须解决民族独立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去发展现代化。我甚至也可以承认，洋务派是第一代讲现代化的人，不过它讲现代化只是在帝国主义要求的范围内进行。第二代是康、梁，我的书叫它维新运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是从第一代分化出来的。这部分就不同，比较地提出要独立的问题来了，提出帝国主义压迫的问题，而且还提出政治上的问题。第一代根本不讲这些，就是只讲洋枪、洋炮之类。从第二代里又分化出第三代：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这一派。第三代里又分化出来第四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所谓一代比一代前进，至少有一个标志就是民族独立问题，在独立的前提下来发展现代化。
第二个问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刚才说的第二代（第一代无所谓资本主义，它所做的只是在封建主义容许的范围之内），开始要求资本主义了。不但是康、梁，康、梁以前有些人，如郑观应、郭嵩焘等从洋务派里分化出来，趋向于要求资本主义。大体上说，一直到辛亥革命时候，在中国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按资本主义方针来搞现代化，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当时要现代化，惟一道路就是按西方国家的那一套做，走西方发展的道路。可是一到俄国革命以后，五四运动以后，慢慢情况变了，社会主义潮流来了，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能靠资本主义，要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通常很容易有一种认识，就是认为五四运动以前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好的；“五四”以后不是了，社会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五四”以后，一方面发生了十月革命，一方面西方国家内部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闹得非常恐慌，许多人感觉这个制度简直不行了，只有社会主义行。这样一来，好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问题已经解决了。“五四”以后到共产党成立，当然是主张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这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实际上不然，中国共产党刚成立的时候，发生一个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论战中梁启超、张东荪就讲中国现在不能搞社会主义，还搞不了社会主义，好像不配，主要是因为中国现在太落后，现在不配搞社会主义，将来才能搞，现在还是要搞资本主义。陈独秀、李达等人去反驳。我们过去的书上照例说，这一斗争是共产党人取得胜利。现在看，恐怕很难说取得胜利。现在看，这两种意见，反而是梁、张的意见“接近马克思主义”，他们说中国现在不能搞社会主义，陈独秀等人的答复顶多就是说，现在社会主义是世界潮流，我们不能再反过来走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并没有从中国的实际状况出发驳倒梁、张的意见。然后到了第二年，共产党自己也懂得了，苏联的同志来也一再说，中国第一步还要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搞社会主义。说起来，那时候的确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许多讲资产阶级、讲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人，多多少少都要讲点社会主义；共产党讲社会主义，倒先要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也有人是例外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又批资本主义，又批社会主义，结果他自己最后的落脚点可能就是封建主义。还可以补充说一句，中国洋务运动的传统很深，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哪一个军阀统治一个地方，总要搞点现代化，修马路，搞工厂。阎锡山在山西多少年，他也总搞点建设。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自称为模范省，无非就是修路。他们也可以说搞了点现代化，但总是有限的，实际上都是洋务官僚的传统。真正要搞资本主义的民主和现代化的，多少要讲点社会主义，甚至胡适都讲点社会主义。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两个东西搞得混淆在一起，在实践中间也变成个很复杂的问题。在“五四”以后，问题倒不在于谁讲社会主义现代化讲得厉害，到底是主张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个问题，真正在于是否要在中国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于是变成这样一个问题：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空讲社会主义没用，空讲资本主义、民主也毫无用处。真正的问题是：是不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所以，如果一种意见认为“五四”以后资本主义问题在中国已经是历史上的老问题，不值得注意了，问题只是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恐怕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
第三个问题是怎么样才叫做真正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这在我们也是老话，要独立，就要反帝啊，不反帝怎么独立啊。还加上一个要反封建，就是解决土地问题。真正是为解决这两个问题在努力，就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这两件事情都不是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内的事。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要在这两个问题上下功夫。不能说国民党统治时期，从1927年到1949年毫无作为，应该说比北洋军阀时期还稍微进步一点；但不能说真正为现代化做出什么成绩了，因为它并没有真正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一个不反帝，一个不反封建。这里可以稍微讲远一点。有一个问题，这几年人们好像不大讨论了。国民党到了台湾是不是实行了现代化，是不是发展了资本主义？我看不管它里面还有许多政治上乱七八糟的事情，应该承认在台湾是发展了资本主义，是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为什么国民党能够在台湾搞现代化？我以为在这两个根本问题上有些进展：一个独立，一个土地改革。独立问题，稍微讲远点，中国半殖民地有个特点，半殖民地就是半独立，所以中国统治者都有一点半独立性，和完全的殖民地受制于一个主人还不完全一样。它同时有几个主人，在这里面可以利用矛盾，争取一点自己半独立性。吴佩孚反日就很厉害，甚至连共产国际也认为吴佩孚可能可以合作。蒋介石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争取自己的半独立性，恐怕是最巧妙的。到了台湾，他并不因为丢掉大陆以后就落荒而逃变成只是一只投靠美国的小狗。其实并不是这样。他到台湾以后，因为美国丢掉大陆，需要他这个棋子对抗大陆，他的身份地位也高了，他争取半独立性地位的本钱也更多一点。蒋氏父子到台湾以后，一面依靠美国，一面又向美国争取更多的独立性。我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看过一点材料。他们到台湾初期的确搞了一次土改。办法是这样的：政府向所有的地主收买土地，用年产三倍的价格，不是给钱、黄金，而是给工厂的股票，股票值你土地的年产的三倍。然后把土地都给种地的农民，种地农民也不是白拿，钱由农民出，每年拿年产的十分之三交给政府，交十年，刚好是三倍，政府把买地的钱全部收回。这事一搞，农民高兴了，少花钱得了土地，十年后土地归自己，有了生产积极性。国民党政府刚到台湾，基础不稳定，经济上很困难，搞了几个工厂，把股票给地主，拿农民收成的十分之三，这对它初期维持自己的生存很重要。就是地主吃点亏，有的地主还不相信股票有什么用处，据说当时有的地主就把股票卖掉了，结果工厂搞得还不错。1981年我在欧洲碰到台湾那边的人。我说你们的办法还不错，他说你们为什么不照我们的做？我说我们已经做过了，你们的做法大陆做不通，中国那样大的地方，买地要花多少钱，开多少工厂啊。国民党在大陆上根本干不了，到台湾可以干，原因是：穷了，没办法了；同时在大陆上跟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到台湾它牺牲一点地主的利益，不心痛。它开始搞了一个什么“二二八”，镇压了一下，它给你来那么一下，地主阶级也不敢反对。美国也主张搞土改，美国在日本也搞了。日本人过去在台湾也搞现代化，但是有限得很，土地问题根本没接触。国民党去后做得比日本好，应该说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这个例子恰好证明了我们的理论：在中国要搞现代化，第一要争取独立，第二要反封建，搞土地改革。当然我这些都是老话，只是说一点新的证明。
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站在什么立场。本来一开始时好像这个事情很简单，在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没出来以前，大家都觉得要学西方，学资本主义。共产党产生后，几个青年跑出来说不行，我们要学社会主义。好像事情就这么简单。结果发生了问题，还要搞国共合作，还要先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民主革命阶段，还不是搞社会主义。这一来，问题就复杂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把责任都归在陈独秀身上确实有点冤枉。我现在感觉，陈独秀这个人有一个长处，有民族自尊心，用外国人来管我们的事情，他不高兴。这点和毛主席的情绪有点相同。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是要有点民族骨气。但他吃亏在马克思主义实在没有多少。他开始感觉到第三国际来干涉，来指手画脚，要共产党去跟国民党合作，加入国民党，他就是反对，就是反感。后来第三国际马林来了，讲这个办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已经加入共产国际了，只好就听他指挥。以后有许多事情，他没法有自己独立的主张。那时候，共产国际，特别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马林、鲍罗廷这些人的确是教条主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觉得中国现在的确谈不上社会主义，而且的确瞧不起共产党，认为你就那么几个人，不会有什么作为，现在只能是帮资产阶级。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结果是资产阶级掌权，这是天经地义，你就是去给他做苦力。这确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可以查一下，马克思主义讲不断革命论，就是这个意思。你现在跟资产阶级合作，推翻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掌权。然后你又和资产阶级左派合作，推翻资产阶级，一步步，最后还要和小资产阶级合作，推翻资产阶级左派，最后才轮到无产阶级当权，不断革命嘛（列宁这种议论也不少）。那时候要中国共产党去帮资产阶级的忙，这主意的确是从共产国际来的。所以说那时候的右倾，实在是从共产国际来的。共产党是为着干社会主义，可现在要给蒋介石跑腿、做苦力。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这可能有中国自己的情况，但苏联也错误地认为蒋介石是个资产阶级代表，它哪里知道在中国情况下不可能有独立的资产阶级代表，实际它还是“半封建”。中国那时候不可能出现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成功、资产阶级当权的局面。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党内部就产生了一种激进的情绪，主张搞资产阶级革命，甚至主张赶快搞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到莫斯科开“六大”时，斯大林再三强调，中国现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跨越阶段。不过，究竟应该怎样接受右倾失败的教训，共产国际也没有弄清楚。我看李立三实际也是代表共产国际的意见。他觉得现在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一省两省首先胜利，立刻就建立工农兵小资产阶级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就是把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抛开。李立三甚至设想，中国革命一胜利，立刻就影响到全世界，全世界革命就起来了，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都打倒。这一条意见把第三国际惹恼了：你中国革命变成了世界中心了，能引起世界革命，还要我共产国际干什么？世界革命得由第三国际领导。李立三的问题，是因为讲世界革命触犯了第三国际。以后王明来了，他除了不讲世界革命以外，其余完全是李立三的老一套。他强调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旦成功，马上就转成社会主义革命；既然如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也就不该严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界限，要冲出去，超过这个界限。于是他就采取排斥中间势力，排斥资产阶级的政策（实际上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这就又回到老一套了）。怎么认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怎么认识社会主义前途，这个问题总是闹不清楚。这就的确应该说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才澄清了这个问题，第一次澄清了这个问题。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党内也有很多议论，抗日胜利以后中国怎么样呢？人们觉得大概还是非资本主义前途。第三次“左”倾讲“非资本主义前途”，还不敢讲社会主义。其实，非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嘛。毛主席强调了，胜利后又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还容许资本主义存在，还要资本主义有发展。新民主主义，又不是资产阶级当政，又不是无产阶级一家当政。到《论联合政府》时，这思想搞得就明确点。在《论联合政府》里，毛主席讲，中国不是吃资本主义太多的亏，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资本主义有发展的余地。好像《论联合政府》原稿讲这个问题的话还要多一些，现在删掉了一点。从《毛泽东文集》看，与讲联合政府的同时，他讲到这个问题的地方还很多，甚至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在共产党内不忌讳讲资本主义，甚至讲让资本主义有发展前途的，就是毛主席。但是新民主主义里，社会主义成分占多少比重，资本主义有多大程度发展，这个的确得看形势。讲《新民主主义论》时，它还不是一种具体的形式，而是一种假定的情况，那时说社会主义成分要多一些，资本主义要少一些。到讲联合政府时，是根据实际形势来讲了，你说社会主义要很多，在政府里要共产党领导，这不可能。当时你还要承认国民党嘛。这时讲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就要多一点。到了抗战结束时，从旧政协决议里面看，又让步一点，资本主义更多一点。这个的确要看形势。但是旧政协被国民党撕破，结果内战起来了，打了3年，出乎意料，一下把国民党都干掉了。这下发生问题了，虽然还保持了新民主主义，但好像觉得这时候跟讲《论联合政府》时不同了，共产党做主体了，虽然资产阶级还允许存在。这时候发生争论了，刘少奇在天津讲话，说资本主义可以存在，剥削有功，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毛主席当时倒是没有表示反对，到了后来对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就坚决反对了。到了1952、1953年，“三反”、“五反”以后就宣布了。1949年当时是说，要过若干年，到了大家都同意了，才采取社会主义的严重步骤。1953年毛主席反过来说，我从1949年开始就已经搞社会主义了。后来他从“八大”决议的错误讲起，说“先进的社会主义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又说，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后来没公开提，但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就是干的社会主义这件事。这等于是说，解放初讲的到某个时期再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不算数了，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干社会主义了。这问题恐怕要从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胜利以后的主要矛盾说起。既然是主要矛盾，我们那时候就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了。这又发生问题了，1945年还在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嫌它太多，而是嫌它太少，资本主义还要有大的发展。隔了4年，实际上是打了4年仗，资本主义更少了。如今已经打败国民党了，共产党取得政权了，再说要资产阶级占主要地位，当然不可以。形势的确有变化，但不能变得那样，实际上是把“新民主主义论”否定掉了。现在说“左”是从1957年开始，实际上看来，七届二中全会主要矛盾的规定恐怕有点毛病。当时还在摇摆，思想的确也有点矛盾。1952年《学习》杂志上说敲了资产阶级丧钟，毛主席说不行。结果不久他就给资产阶级“敲了丧钟”了。这就证明，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中国几代人一直没闹清楚，一直为它苦恼。解放时毛主席容许一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存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他又索性提出消灭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兴无灭资，而且是全世界兴无灭资。邓小平文章里讲到：有人问我，“兴无灭资”这话能不能讲，我起先说也可以讲，后来一想，说这个话不要讲了。邓小平同志也没讲什么道理，没讲什么原因。很显然，“兴无灭资”这个话太简单了，绝对化了。共产党的确是很为难啊，它的任务就是搞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结果你倒要它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实在是个很难讲清楚的问题。形势发生了大变化，这个问题却越搞越糊涂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这个问题应当重新清理了。
我要讲的就是这些。
1995年3月至1998年10月在湖北、河南、北京与丁伟志、徐宗勉、文桂进行的10次谈话录音记录整理稿。
原载《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