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桂：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读《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

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

——读《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

陈文桂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胡绳晚年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构想，二是编写组成员据此撰写的该书第一编《五四运动后中国政治的新格局》(共五章二十五节)。这部书稿也可以看作是《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未完成稿。

        自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出版后，胡绳便有一个心愿：接着写一本《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胡绳主张：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10年间，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将这段历史“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因而，续写“中国近代史”的后半段，即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自然成了他一件萦怀难忘的心事。

        1995年初，年事已高的胡绳，深感此事不能再拖了，于是便约请丁伟志、徐宗勉两同志到家中，向他们吐露心曲。他对丁、徐坦言：“写完《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后，本来还想接着写下去，写一本《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积累了一些想法，可是事务缠身，始终没能动笔。如今还想把这本书写出来，可是精力已经不济，无法独力完成了。你们二位，如果愿意，把这件事做起来如何?”丁、徐是胡绳的学生，又多年在他领导下工作，自然欣然接受。他们回答说：“这件工作当然应该做。如果你能亲自主持，出主意出思想，我们担任起草一类的具体事是理应尽力的。”胡绳看他们爽快地答应了，便高兴地说：“那好，过些日子，我们一起去湖北、河南转一圈，一路上议论一下关于这本书的构想。”收入本书第一部分的《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其中的前九讲就是胡绳1995年3、4月间在湖北、河南与丁、徐两位所谈的。第十讲则是1998年10月在北京他的家中与丁传志、徐宗勉、陈文桂三人所谈的。

        上述情况表明，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十次谈话的基本思想，是经过多年反复思考、不断推求而形成的，是胡绳晚年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思想遗产，因而很有必要向广大读者，尤其是史学工作者推荐。

        一、关于“三个角色”

        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间的历史，国内外有很多研究者在研究，并已出版过很多专著。有的侧重讲中共党史，有的侧重讲国民党历史；还有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则侧重讲国共两党的合作、分裂，矛盾斗争。讲这段历史的著作存在着一个普遍的缺陷，即忽略对中间势力的研究。胡绳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指出：“现在讲这段历史的书，主要讲国民党和共产党，讲它们间的矛盾斗争；论阶级，这是两极，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其实，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所以我想，除了国、共两个角色外，还应有第三个角色，这就是中间势力。乔木同志一次谈过去的文学时曾说，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上是第三种人占大多数。政治也是如此。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因此，胡绳建议在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时，“要着重讲一讲中间力量”。

        中间势力是哪些人?胡绳指出：它“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等等”。他进一步分析说：“过去说，资产阶级是中间力量，工农、小资产阶级属于共产党一边的，是革命的依靠、基础。实际上工农、小资产阶级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础。就阶级说，它们是革命的；就具体的人说，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不可能一开始就都自动跟共产党走。要做很多工作，才能使他们跟共产党走。这一部分人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应当说，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个论述是完全合乎历史真实的，是从中国近代历史斗争的实际中概括出来的一个科学论断。工农、小资产阶级，就阶级来说，它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所受的压迫最重，所受的剥削最烈，所受的苦难最深，处于整个社会的最底层，因而自然最富革命性。但就具体的成员来说，他们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是生存问题，他们最关心的首先是谋生问题。如果谁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就业的机会，解决一下他们的生计问题，他们就可能跟谁走。列宁1905年在论述20世纪初俄国工人的状况时，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曾深刻地指出：俄国“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而当时中国的情况就更是如此。所以，胡绳说，当时如果有一个阶级、政党能在中国真正实现资本主义，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能跟着走。所以，要引导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走上革命道路，是需要进行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启发教育工作，以及切切实实的组织工作。同时还要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为他们谋取实实在在的利益。只要我们翻阅一下当年工人运动先驱邓中夏在长辛店、农民运动先驱彭湃在海陆丰所从事的组织发动工农群众的艰辛历程的有关资料，我们便不能不赞同胡绳的这个论断。

        胡绳还从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道路的角度分析中间势力形成的土壤。他说：“工业化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在不根本妨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发展工业，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发展工业的道路。走这条路，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另一条是首先反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这个前提下发展工业，才能真正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或者资本主义化。这就是革命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中间有一大块空间，这就是中间势力出现的地方。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不满于军阀官僚、国民党那样的办工业，甚至要求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对封建主义，但不赞成革命。”

        综合胡绳的上述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所谓“中间势力”，就是在政治上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在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在思想上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赞成革命的社会力量。它的特点就是动摇，在30年的历史上中，总是处于不断分化的过程中。它虽然有过自己的政党、团体，但始终形成不了独立的政治力量。

        但是，我们绝不能由此推导出另一个结论：中间势力既然在政治上成不了气候，我们就可以不重视它的存在和作用。胡绳在讲话中一再强调：“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间势力的倒向，决定着革命的成败。

        1927年大革命为什么一下子失败了?胡绳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间势力大多数偏向国民党”。胡绳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新观点。我认为，这个观点是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当时我们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对统一战线问题认识还很初步，因而把主要精力用于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开展工农运动上，还不懂得在开展工农运动的同时还应当照顾中间势力的利益以争取中间势力的支持。尤其是在大革命进入高潮时，即1927年春天，不仅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严重打击，即使是小资产阶级，如小业主、小店东、手工作坊主，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冲击。因而，当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时，中间势力大多数倒向国民党，支持“清党”反共。当然，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需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具体的分析。

        土地革命时期，尤其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更是公开断定中间派别是“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胡绳指出，王明时代，“根本不懂得团结、争取中间力量”，甚至连“送上门来的‘统战’都不要(指对福建事变的错误态度)”，“1931年本已出现了建立统一战线的时机，但‘左’倾领导人不加利用，丧失了时机”。

        遵义会议后，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迅速走向成熟。其标志之一，就是制定了一套完善的统一战线政策，从各方面做工作，争取中间势力的支持和合作。胡绳指出：“毛泽东后来总结出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是一个。这个总结很了不起。武装斗争是不为中间派赞同的。搞武装斗争，又要搞统一战线，二者看似不相容，但在抗战时期把二者统一起来了，相容了。这和抗日，和民族矛盾有关。到抗战胜利后，两大法宝并用，也得到了中间派的拥护。遵义会议后的大转变(指中国革命形势的大转变、大发展)，都靠统一战线。”他还明确指出：“中国革命为什么能胜利?一个当然是靠武装斗争，再一个就是靠统一战线。大批中间的力量参加过来，政治力量的对比就变了，这就是人心向背起了决定作用。所以新中国成立时，毛主席、党中央很慎重，一定要等民主党派人士来北平再正式宣告成立，为此还推迟了成立的日期。”胡绳建议：“我们这本书既要写武装斗争，又要描写、分析中间派的各种活动，写它的发展、分化，直到后来其中绝大多数人站到了革命和共产党一边，决定了革命的胜利。当然，也要写共产党、国民党这两头，写他们与中间派的关系……总之，这本书要写‘三个角色’，以及它们之间复杂和变化着的关系，而不是只写两个角色，两军对垒，这样内容就会丰富得多。”

        对于如何写好、写活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个角色，胡绳有着一系列精辟的见解：“胡绳谈话”中的“第六讲”、“第七讲”，就是专门谈论如何在本书中描写、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第八讲”则是专门谈论如何描写、论述国民党这个角色的。

        二、有关中国现代化历程需要着重研究的四个问题

        胡绳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出版后，学术界有人提出批评，认为这本著作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观点过时了，而主张中国近代史应以中国现代化问题为纲。胡绳在这本书的“再版序言”中，曾对这种批评作出答复：“可否以现代化问题为主题来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可行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

        胡绳时常思考：如果我现在来写以现代化贯穿的近代史，到底怎么写法?能写些什么?胡绳将自己思考中想到的问题，概括成四个，在第十次谈话时集中进行了论述。可以说，这是胡绳晚年思想遗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胡绳并不讳言帝国主义势力入侵对中国早期现代化所产生的推动作用。他说：“在中国最初推动现代化的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为什么希望中国现代化呢?因为中国如果还是顽固守旧的政府统治着，一点现代化也不搞，军队还是“戴个‘勇’字，拿着大刀、红樱枪”，那么，又怎么能到外国去买枪炮呢?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曾经希望立刻开辟一个很大的市场，但结果使它失望，因为它的棉布、呢绒在中国销路很少。后来它才发现，原因是中国穷，没有购买力。所以，帝国主义并不希望中国政府是顽固不化、一点也不想现代化的，它至少要你某种程度现代化，“这个程度就是维持中国封建的落后的统治，在这个前提之下，搞点现代化”，也就是说，“政府能够完成统治全国人民，并从全国人民中间收集财富，用来向外国买东西”；“帝国主义是只限于这个范围内要你现代化”。而洋务派正是适应帝国主义的这个要求而产生的，是中国第一代讲现代化的人，不过它讲现代化只是在帝国主义要求的范围内进行，只讲洋枪洋炮之类。第二代讲现代化的是康、梁，他们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开始提出要独立的问题来。第三代讲现代化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这一派。第四代讲现代化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胡绳指出：“所谓一代比一代进步，至少有一个标志，就是民族独立问题，在独立的前提下来发展现代化。”

        当然，胡绳也指出，从世界范围看，“一个国家不能独立，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能不能现代化?不能说不可以”。但是一个总的事实是，所有的殖民地在宗主国统治下，宗主国总要想法在那里搞点现代化，但这个现代化总是不彻底的，许多前资本主义的东西，它总是要尽力保留着的。因而，这些国家里的现代化必定是极不平衡的。这些国家，独立以后都叫做发展中国家，实际上都是落后国家。所以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现代化是极为有限的。

        第二个问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

    胡绳认为，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上争论不断，在实践中间也变成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个问题越搞越糊涂了。所以，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对这个困扰我们几代人的历史问题重新进行清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历史上看，大体上说，一直到辛亥革命时候，在中国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按资本主义来搞现代化，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到了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五四运动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潮流涌了进来，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于是在激进的思想理论界便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在五四运动以前，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而在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因而，要在中国搞现代化，就不能靠资本主义，而必须搞社会主义。对于这种认识，胡绳是持不同意见的。他说：“过去流行一种看法，好像有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后，凡是与它不同的、反对它的思想就一定是起反动作用的。这显然不符合实际，也讲不通。”因为“新的东西产生了，不等于旧民主主义就敲起了丧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力量是新事物，最有前途，但当时人数很少，影响也很小，不可能独霸新文化、新政治，还需要和旧民主主义联合。”

        基于这种认识，胡绳主张“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化要重新加以解释”。他指出，“过去讲，新文化运动一分化，胡适一派人就分化出去了，好像变成了新东西的敌对方面。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的。胡适派虽然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但这个‘右’是相对于左翼说的，二者都属于新文化运动的范围，而就全社会、全国的政治分野来看，胡适派实际上是属于中间力量，不是反动派，而是‘不革命的民主派’。胡适与李大钊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胡适的意思无非是主张改良，不赞成革命。后来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李大钊也参加在宣言上签了名，不能说李大钊签名是犯了错误。好政府主义至少是认为目前的军阀政府是坏政府，而且是主张改革政治，主张和‘恶势力作战’，不过是用和平改良的方法罢了。对这种主张可以批评，但说它如何反动，显然是不对的。”

        发生在1920年至1921年间的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可以说是“五四”以后我国思想理论界围绕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问题而展开的第一次大讨论。对于这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我们过去一般都说，这场论战，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胜利，梁启超、张东荪被驳倒了。胡绳认为、现在来看，恐怕很难说马克思主义者取得胜利；也不能简单地说梁、张被驳倒了。因为梁、张讲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梁、张的基本意思是：中国现在还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革命。理由主要是：中国因为受帝国主义压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起来，工人阶级还未真正形成，人数极少，更未产生阶级意识；倒是游民很多，大多数人失业、无业，生计成问题。因此，中国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使多数人变成新式企业的劳动者，就是首先要奖励生产事业，发展资本主义，先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再注意分配平均问题，要“借资本阶级以养成劳动阶级为实行社会主义之预备”。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没有这个主体，社会主义是搞不成的。硬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游民运动。胡绳认为，梁、张的“这种看法应当说是触及到了要害问题，在方法上还有点唯物主义味道”。陈独秀、李达等人当时反驳他们，不外是说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都不行了，社会主义是世界潮流，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去实现社会主义。实际上并没有从中国的实际状况出发驳倒梁、张的意见。胡绳还指出：“梁启超、张东荪反对当时搞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也不能说是反动的，因为资本主义在当时是进步事物。”历史事实也表明，论战过后一年，1922年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懂得了当时中国面临的即，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胡绳还指出，“那时候的确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许多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讲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人，多多少少都要讲点社会主义；而共产党讲社会主义，倒先要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所以，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两个东西搞得混淆在一起，在实践中间也变成个很复杂的问题”。问题尽管复杂，但胡绳认为，在这一时期“真正的问题是：是不是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资本主义在当时是进步的事物，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当然也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的。

        第三个问题是怎么样才叫做真正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

        胡绳认为，第一是要独立，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赶出去，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第二是要反对封建主义，也就是解决土地问题。为这两件事情而进行斗争的各种努力，不管其自觉与否都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从性质上来说，这两件事情都不是什么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国民党为什么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没有真正为发展资本主义做出什么事。本来，蒋介石上台，资本家、中间势力的大多数都是支持他的，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以为他可以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可是，蒋介石上台后，只是热心于打内战，消灭异己势力，围剿红军。结果搞得“内战连年，灾荒不断，盗匪横行，社会秩序极不安定，整个国家处于混乱状态，资本家极为不满”。虽然在抗战前十年，经济也有一点增长，但资产阶级是受压的，对国民党统治越来越不满。到抗战时期，本来也可以利用抗战来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一些条件，何况在这时中共方面毛主席已自觉提出中国应发展资本主义，蒋介石依靠的美国也有些人支持中国搞资本主义。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却公开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既批社会主义，又批资本主义，结果，他自己的落脚点只能是封建主义。由于他逆历史潮流而动，一不反帝，二不反封建，没有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而只是在不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搞点工业化，它所继承的只是清末洋务派的现代化传统，走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发展工业的道路。走这条路，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

        胡绳对国民党政权所作的分析和论述，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一条真理：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推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斗争，也即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完全符合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的，是真正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扫清道路的一项伟大的工程。

        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两次进行了努力，想通过国共合作的和平方式，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中共的努力，都因蒋介石背信弃义而失败。胡绳在谈话中，详细谈论到这个问题。

        他指出：“近代中国有两次机会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一次是1927年国共合作。按照国民党‘一大’的纲领，反帝、反封建，实际上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不过有一点限制。苏联、鲍罗廷这些人，当时认为中国没有什么无产阶级，要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搞国民革命；搞成功了，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共产党再起来革命，搞社会主义……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中途叛变，革命失败了。”“另一次是1946-1947年旧政协的协定。我们党当时做了国民党实行这个协定的准备，所以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这不是假的……如果国民党不撕毁协定，那就势必会成立联合政府……如果协定实现了，政权当然还是以国民党为主，只能搞资本主义，里面会有一点新民主主义成分，因为共产党参加进去了，但这种成分肯定很小。结果，国民党撕毁了协定，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胡绳这里所论述的两件历史事件，再充分不过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本来是希望通过“协商互让”的途径，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恰恰是蒋介石，背信弃义，举起屠刀，屠杀工农，清除共产党。中共为了自卫，同时也是为了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才独力肩负起领导人民大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重托，最终在中间势力的支持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

        胡绳之所以要求我们在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时着重研究这个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后而提出的一个含义深远的重大课题。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阶级使命是领导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当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因而，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革命任务，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处理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处理好阶级使命和历史使命的关系问题，就是处理好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关系问题。所以，胡绳在谈话中曾说：“共产党的确是很为难啊，它的任务是搞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结果你倒要它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实在是个很难讲清楚的问题。”这段话真可谓是言近旨远而又言简意赅。

        可以说，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共产党为解决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上进行过艰苦的探索，在实践斗争中走过曲折的道路。对此，胡绳在谈话中进行过扼要而又生动的论述。他指出：“本来一开始时好像这个事情很简单，在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没出来以前，大家都觉得要学西方，学资本主义。共产党产生后，几个青年跑出来说不行，我们要学社会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当时中国面临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于是“发生了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固守阶级使命，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还是顺应时代的要求，投身当时正在开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去?党内发生了争论，结果是“还要搞国共合作，还要先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民主革命阶段，还不是搞社会主义”。“这一来，问题就复杂了”。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同开展国民革命，这一抉择是正确的，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在中国的土地上掀起了规模空前、震惊中外的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大革命风暴，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给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人民群众的思想受到一次相当普遍的革命洗礼，“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深入人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革命有力地推进了中国近代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共产党自身也通过这场大革命，迅速地在群众中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党的组织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还掌握着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工农组织和一部分军队，可以说是由“一大”召开时的一个秘密小组织，迅速发展壮大为中国政局中足以与国民党相抗衡的政治势力。从1921年7月中共成立到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前后不过六年，六年间能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在中外政党史上也不多见。其原因，最根本的固然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因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蓬勃朝气。胡绳指出：“自辛亥革命以来，政治家们都是为小集团、为个人利益而奋斗，社会主义者则有一个超乎这些狭隘目的的伟大目标。这个目标使社会主义著有了高尚的追求和无私的献身精神，使他们生气勃勃。这种崇高的信仰，把人净化了。”但也必须看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会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壮大，是与中国共产党能根据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适时调整自己的“立场”，有着密切的关系。胡绳认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在坚持社会主义目标的大前提下，能不能根据历史的要求和形势的变化，适时地调整自己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的立场，确实是一个既关系到我党的生存和发展，又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大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将责任都推到陈独秀身上，认为是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胡绳在谈话中，明确表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右倾实在是从共产国际来的”。“那时候，共产国际，特别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马林、鲍罗廷这些人的确是教条主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觉得中国现在的确谈不上社会主义，而且的确瞧不起共产党，认为你就那么几个人，不会有什么作为，现在只能是帮资产阶级”，“去给他做苦力”。“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结果是资产阶级掌权，这是天经地义的”。胡绳认为，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错误，就是不了解中国的国情，“错误地认为蒋介石是个资产阶级代表，它哪里知道在中国情况下不可能有独立的资产阶级代表，实际上它还是‘半封建’，不可能出现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成功，资产阶级当权”。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内部就产生了一种激进的情绪、“左”的倾向，主张“不间断革命论”，甚至主张赶快搞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在中共“六大”时，斯大林强调中国现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跨越阶段。不过，究竟应该怎样接受大革命时期失败的教训，共产国际也并没有搞清楚。胡绳认为，李立三执行的那套“左”倾政策实际上也是代表共产国际的意见。李立三主张现在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一省首先胜利，立刻就建立工农兵小资产阶级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就是跨越资本主义阶段，抛开资产阶级。由于李立三主张中国革命一胜利，就会引起世界革命，这才惹恼了共产国际。所以，胡绳认为，李立三下台，主要是因为他讲世界革命，触犯了共产国际。后来王明上台，“除了不讲世界革命以外，其余完全是李立三的老一套”。王明强调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旦成功，马上就要转成社会主义革命。于是，他采取排斥中间势力，排斥资产阶级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消灭资产阶级。

        胡绳从对“怎样认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前途”这段历史的系统考察中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总是闹不清楚”而又关系重大的问题，是由毛主席解决的。胡绳说：“的确应该说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才澄清了这个问题，第一次澄清了这个问题。”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党内对这个问题的思想认识还是混乱的。胡绳指出：“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党内也有很多议论，抗日胜利以后中国怎么样呢?人们觉得大概还是非资本主义前途。第三次‘左’倾讲非资本主义前途，还不敢讲社会主义。其实，非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嘛。”正是在党内思想认识混乱的情况下，毛主席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在这里，毛主席既坚持共产党的阶级使命、社会主义目标，又充分考虑到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历史现实，明确提出当时是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

        在抗战即将胜利时，毛主席又发表了《论联合政府》，明确指出，抗战胜利后，我们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共产党人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因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所以，胡绳认为，“在共产党内不忌讳讲资本主义，甚至讲让资本主义有发展前途的，就是毛主席”。在这里，胡绳是满怀敬佩和赞叹作出这个实事求是的评论。的确，只有像毛主席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才具备这样敏锐的眼光和理论创新的勇气。他敢于蔑视共产国际的权威，敢于抵制共产国际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指示，而坚持从中国自己的具体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出真正符合中国革命实际需要，又有利于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地解决了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我党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从而彻底地排除了“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的干扰，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航船，冲过狂暴的风涛，绕过险恶的暗礁，驶向胜利的彼岸。

        三、一点感想

        胡绳关于如何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十次谈话，涉及的内容相当丰富，几乎包括这一历史时期的方方面面。比如，仅在他谈话中涉及的历史人物，就有六十多个，而且多数都有精彩的评论，仅是这一问题，就可以作一专文，加以介绍。本文由于篇幅的关系，不可能逐一加以介绍。好在胡绳“十次谈话”以及根据胡绳谈话精神起草的该书第一编《五四运动后中国政治的新格局》已经出版，读者可以从容地阅读、研究，作出自己的评论。这里，我只谈一点读后的感想。

        有一次，一位朋友问我：一般来说，人到耄耋之年，往往就固执己见，很难接受新观念、新事物。胡绳何以越到晚年，思想越活跃，越富于创新精神?

        对于这位朋友的提问，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对于一般老年人的思想状况，我没有做过调查，也没有进行过研究，因此，不敢贸然置喙。但你对胡老的观察，我以为是准确的。胡绳的“十讲”，就是他在耄耋之年的思想纪录，确实是思想活跃，思维敏捷，思路清晰，富于创新精神。

        为什么胡绳的思想到了晚年还能保持这种“常新”的状况呢?我以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胡绳不仅仅是一位学识渊博、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他还是一位杰出的享有盛誉的政治活动家。在晚年，他坚持看书读报，坚持到各地进行社会考察和调查，关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新进展、新成就和新经验，以及存在的或新出现的种种问题。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和创新精神的时代，胡绳的思想始终与时代的脉搏相连相通，并注意从当今的时代精神宝库中不断地汲取思想营养，因而才能保持自己思想的“常新”状态。

        胡绳就是这样不断地反思历史，寻找历史与现实间的联系，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知识，一方面是为今天正在蓬勃开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和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也在反思中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历史观点，力图撰写出科学而又生动、极富历史感又充满时代气息的历史作品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胡绳今天已经离开了我们。胡绳的遗愿，应当由历史学界的同仁来实现!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