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双碧：学术领域的可喜成果—读胡绳新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学 术 领 域 的 可 喜 成 果

——读胡绳新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苏双碧

        有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著作，使人读了总感到很憋气，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帝国主义蹂躏践踏中国的历史，是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历史。但读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绳同志的新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简称“新著”），却使人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作者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对近代史上的许多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生动地揭示了近代中国前80年的历史真貌。在这80年中，中国人民英勇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向西方寻找真理，为了求取救国救民的药方，前仆后继，英勇牺牲。这一历史阶段，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在这些斗争中，谱写出一曲又一曲悲壮的战歌。本书作者忠实地记载这些用血写成的历史，令人信服地看到近代中国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著”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

        “新著”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它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对近代中国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实事求是地作出历史评价。许多学术观点和学术见解，不仅有独到之处，而且给读者以有益的启迪。

        首先，“新著”作者坚持了在这80年中出现过三次革命高潮的见解。三次革命高潮是作者1954年在《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根据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三次革命高潮中阶级力量的配备和关系是各不相同的，这正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的集中反映”。这些观点，曾经被史学界广泛采纳和接受过。但近年来，史学界也有提出异议的。因此，作者在书中对三次革命高潮作了比较充分地论证。作者提出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是建立在充分估价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的力量的基础上的。事实上，在89年中，革命的阶级是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三次革命高潮中，主要也是这两个阶级站在历史前台表演的。作为第一次革命高潮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次农民革命运动。而第二次革命高潮，则是由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用的戊戌维新运动和农民阶级发起的义和团运动构成，表明了中国资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并第一次向清王朝提出要分享国家政权的要求。第三次革命高潮是指辛亥革命，这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革命运动，以资产阶级为主要动力，但作者强调指出，在辛亥革命中农民仍然是“主力军”。从三次革命高潮中阶级力量配备的变化，作者勾勒出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和变化。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就是革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命。因此，作者在阐明三次革命高潮时，总是和革命的任务紧紧地扣在一起的。作者指出，第一次革命高潮“极大地扰动了封建社会的旧秩序，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同时又起“阻止中国殖民地化的作用”。而第二次革命高潮中的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前奏”，但领导这次运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由于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较多，就决定了他们的改良运动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义和团运动则不同，尽管这次运动具有“严重弱点”，但他们却站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最前线。因此，这次运动起了“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瓜分中国的作用”。第三次革命高潮则成功地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封建王朝的统治。可见，三次革命高潮其矛头都是对着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中国封建势力的。

        其次，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问题，是今年来史学界争论较多、分歧较大的问题。作者在序言中，明确提出“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这里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洋务派是不是林则徐的继承者。书中认为林则徐是“最早注意洋务的”，他“主张学洋人制炮造船，就这点说，洋务派是林则徐的继承者”。但就其政治主张来看，洋务派和林则徐有着本质的区别，“洋务派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压力，这是同坚决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林则徐不同的”。例如林则徐主张“以夷制夷”，洋务派也提出“以夷制夷”，其内容却截然不同。林则徐“以夷制夷”的主张是利用敌人矛盾，使之“相间相睽”，而洋务派的“以夷制夷”则是“先把中国的某些领土和主权奉送给甲国，企图依靠它来对付乙国”，而事实上，事与愿违，“当乙国来找清朝政府的麻烦时，甲国往往以调停为名，实际上反而同乙国配合起来，强制清朝政府接受乙国的要求”。由于“同时侵略中国的不是两个，而是好几个强盗，因此‘以夷制夷’的结果就是所有的强盗互相呼应，轮番勒索”。因此作者指出，洋务派的“以夷制夷”实际上成了“引狼入室”，他们“把所有的狼都引进内室”，然后“以中国的领土主权为牺牲品来调节它们之间的相互矛盾”。  对洋务运动的另一个历史评价，是清王朝内部极端守旧派和洋务派政治主张是否有原则区别。作者从洋务派的政治主张和所谓“船坚炮利”，以及“自强”等等洋务运动的内容进行分析，指出洋务派和极端守旧派“没有原则上的对立”。守旧派的代表倭仁、张盛藻不过是以“孔孟之道”、“尧舜之道”来反对洋务派，因为他们担心“洋学”盛行，会冲决封建传统的思想体系，甚至“动摇封建政治和封建经济体制”。而洋务派头目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都是封建传统思想的卫道者，他们丝毫无意于学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可见，“在封建官僚中的洋务派和极端守旧派同样都是要竭力维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他们的分歧不过在于洋务派认为必须给封建主义的统治机器加上一些洋式的利爪，以挽救它的垂危的命运”。

        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维新派是不是洋务派的直接继承者。作者认为维新派全面地“批判了洋务派的主张”，并在批判中“阐明了自己的变法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路线”。康有为攻击洋务派是“徒糜巨款，无救危败”，称洋务派“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洋务派强调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清朝政权”，而维新派则主张“要让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实行君主立宪，以代替向来的地主阶级一个阶级专政的君主专制制度”。作者指出，“在这场论战中，维新派主动发起进攻，生气勃勃”。“从政治上、思想上驳倒洋务派则是维新派的功绩”。可见，维新派是在批判洋务派中发展起来的，它们之间并不是继承的关系。 

原载《光明日报》1982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