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我们的城市中国 四、若愚者有如武汉

品味我们的城市中国
四、若愚者有如武汉
武汉人乃至湖北人应该是很怀念武汉在过去的一大堆荣耀的，比起民国时代的院辖市（意为现在的直辖市）地位和当年足可指挥六省二市时的的中南局时代，武汉如今的号召力是大不如前了，只留下过去残存的一些“中南”字号（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来聊以自慰。而从鼎鼎大名的“汉阳造”到响当当的“武钢、武重、武船、武锅”等“武字号家族”和“金鸡”、“莺歌”、“荷花“等著名品牌，武汉得到过很多，如今，也失去了很多，至今已是“不作大哥好多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大型的国有企业转制，武汉在不觉中早被推向前台，庆幸的是，武汉不是东北一些单一资源开发型城市，也不是沿海一些单纯靠外资撑起来的城市，大武汉有着自己的文化和内涵，作为中西部科教水平数一数二的城市，武汉的确已经在新世纪的人才竞争中占了先手，但困扰多年的问题是在于如何把武汉的大学、科研机构研究出来的东西内化，现在的武汉留不住人，高校毕业生们纷纷拥向沿海，造成武汉把目光投向湖南、重庆，这一点从活跃在武汉的大批湖南人、重庆人即可觉察。但湖南人还在减少，人家都南下广州深圳去了，武汉的老本总是会啃光的，哪能听之任之，是应该拿出行动来了，哭喊和羞愧没有任何作用。
近年来，武汉在各种版本的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上节节败退，排行名次虽然没有堕落到最后，但与“大武汉”的身份令人吃惊地不符。2002年，《经济日报》上公布的中国内地24个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上，武汉排名第14位。其实武汉不光面对直辖市的压力，南京。成都这些省会城市的压力，还承受着大连、青岛、宁波、厦门在这些计划单列市兼副省级城市的挑战，它们在级别上是绝对不亚于武汉，而经济上基本是能超过武汉的，然而，沿海这几个城市之所以在常人眼里显得没有武汉重要，那时因为武汉在中部那么大一个区域里多年来未逢敌手，而在竞争激烈的沿海，大连、青岛、宁波、厦门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其实，他们的势力比其各自的省会沈阳、济南、杭州、福州来也是一点不差的。
副省级市和计划单列市应该都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产物，而远在民国时期，由民族工商业发展起来的江南小城无锡也曾位列过全国城市经济实力第三。中国社科院在《2005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3》中，在200个进行计量的城市(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中的调查显示，综合竞争力排在前10位的依次是上海、深圳、广州、北京、杭州、宁波、苏州、无锡、厦门、天津。可身为中部地区性经济中心的武汉，这次应阴阳错的滑落到了第24位。狭路相逢勇者胜，强中还有强中手，蓝皮书还认为：武汉本身是全国第4位的人口大市，原有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进一步提升竞争力有相当大的难度。人才竞争力很强，排名第九位。人力资源规模较大，质量也较高。熟练工人和各类高级专业人才供给充足，高等教育发达，中等以上教育在校生比重较高，成人高等教育在校人数在50强中居第八位，是保持长期竞争力的一个重要优势因素。所以，紧迫感是要有的，但武汉似乎根本不必妄自菲薄，你的科教实力远远超过了那些明星城市，在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只要能把巨大的科教优势更合理布局和运用，你有理由走的更远。
武汉首先应该感谢孙中山先生，当年是孙中山首次正式提出了“武汉”的名称，其《建国方略》中写道：“武汉者，指武昌，汉阳，汉口三市而言……于汉水口以桥或隧道联络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市。”而此时，三镇在建置上并未统一，孙中山却已将其视为了一体，从后来的发展看，伟人的这一设想是基本正确的，武汉也在积极出台大大小小的三镇联动方案，比如规划在未来15年内，新建8条过江通道，让长江、汉江两江的过江通道增至21条，来缓解江城过江交通的压力。但由于城市面积过大，武汉一直搞不清自己的城市精神，眼下武汉（尤其武汉大学）的樱花是声名远播，武汉也乐意去推销它们，甚至游人逢上樱花节来武大参观，可是要收门票入校的，但武汉人似乎忘了，自己的市花其实是象征高洁的梅花，而非着日本国花，唐代李白就曾作诗道：“黄鹤楼中闻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足以说明梅花才是武汉自古以来的名品和骄傲，真希望武汉以后少去宣传那些妖冶鬼魅的樱花。可以说日本人走到哪里，就将樱花种到哪里，并常以此为礼物赠给友邦或友人的,这本来并没有什么不好，但一部《武大樱花史略》却给我们讲述了一段辛酸的国耻:“慑于由诸如南京大屠杀等‘过去之教训’所激起的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日军在侵占武汉之后，没有进行过类似的大规模屠杀行为，而出于自行享用之目的，日军果然将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辟为其中原司令部。日军运来樱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调……继引当时武汉大学教职工汤商皓等至文学院前，遥指将栽植樱树之处所。汤商皓对此心有不满，但又不能公开反对，于是针锋相对地提出：‘可同时栽植梅花，因中国人甚爱梅也（樱为日本国花，梅乃当时我国国花）。’但遭日军否决。”因此，这珞珈山上的第一批樱花，可以说是日本侵华的罪证，中华国耻的象征；同时也是今日武大樱花的缘起。
推之地理上也一样，武汉是九省通衢，未来的中部交通枢纽，甚至《21世纪经济报道》直接把武汉所处之地看成是中国版图的“天元”之位，所以，武汉本可以进行多重定位的，伟人毛泽东也曾作诗赞到：“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但客观综合的分析，武汉人应该是属于南方人的。按我国地理学上通说观点，秦淮线（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亚热带和暖温带分界线（1月平均气温0℃线），湿润和半湿润地区分界线，耕地以水田为主和旱地为主分界线……要是按海默的理解，把长江作为南北分界线，那么四川是在江北，四川人岂不是大部分成了北方，相信，这是绝大部分四川人是不能同意的。
武汉很早就被誉为“东方芝加哥”，在于它位于中国地理版图的“天元”主位，近代的武汉是得“风气之先”的，当年是京汉铁路（原芦汉铁路）的全线贯通，打破了过去仅依赖于水道与驿道的传统交通网，武汉从此迈入了初期轨道时代。自此从武汉可以东至上海，西抵重庆，北进直隶，争渡争渡！一时引起客轮火车无数！而粤汉铁路首期（武昌—长沙）通车后，把武汉钉在了长江与京汉粤汉铁路的十字交叉点上，“大武汉”的格局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不过后来武汉却被纳入郑州铁路局一并管辖，往日武汉的兴盛就像过去繁盛的汉口大智门火车站（竟一度“沦为”迪厅、KTV）一样慢慢消逝。等等等等……
多年在郑州铁路局下面混日子让武汉辖下的干支线运转起来没那么得心应手，铁道部也看到的这个问题的日益严重，于2005年3月18日，将由原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襄樊铁路分局合并而成了一个新武汉铁路局，管辖京九铁路蔡山至淮滨段，京广铁路孟庙至蒲圻段，焦柳铁路郜营至西斋段，武九铁路武昌至西河村段，襄渝铁路老河口东至胡家营段宁西铁路叶集至小林段，汉丹、孟宝、麻武、长荆、卫安、小厉铁路全线，以及铁黄、铁灵、铜大、鸦宜等支线。线路直接连接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陕西等6省和重庆市，总延长6265.4公里，营业里程2709.2公里，沿线车站267个。看得出来国家是要极力扶持武汉这个“九省通衢”的大枢纽的，而计划中的沪（上海）汉（武汉）蓉（成都）双线大能力快速通道更是会把武汉的枢纽地位至少提升甚至超过到过去郑州的水平，是武汉大发展的一次巨大契机，而其自身也紧锣密鼓的操作着与此配套的青山区杨春湖东侧的武汉新火车站项目，最终将形成3个大型客运火车站鼎立的格局，这应该是现今中国城市里独一无二的，奇怪的是，易中天教授在《读城记》说“武汉是由三个镇（武昌、汉口、汉阳）组成的城市，直快列车可以在市内停站三次，这在世界是也是独一无二的……”其实，根据铁道部的规定，直快列车是指以“Z”打头其中一站不停的列车，翻阅资料，目前武汉辖内的四趟Z11/12（北京西—武昌，武昌—北京西）、Z37/38（北京西—武昌，武昌—北京西）、Z77/78（北京西—汉口，汉口—北京西）、Z3/4（北京西—汉口，汉口—北京西）都没有出现在武昌、汉口、汉阳连停三次的情况（以上关于直快列车的数据截止到2005年12月），甚是费解。而在一般旅客列车里，像一辆列车连停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的情况到是有（如丹东—北京的K28）。其实，上世纪60、70年代曾红火一时的汉阳由于京广铁路的提速，导致客源稀少，现在似乎多年已不通客运了，不过等到位于杨春湖东侧的武汉新火车站建成，武汉就会重新拥有三个大型客运火车站了。
而重振中部枢纽的地位的另一只手应该放在武汉港的复兴上，清末民初的《国风报》曾记载：19世纪下半叶，上海是中国贸易的总汇；而汉口是内地贸易之中枢，长江流域其它各港，都不过是它的附庸而已。据专家分析，整个长江水道的航运能力并未得到真正合理有效的开发，最保守的估计,长江干流航运若完全开发,至少相当于10条京广线的运输能力，也许最直观的是下游一座座长江大桥所设的限制，但其中涉及的问题太多太多，上海海事大学城市现代物流规划研究所所长徐剑华教授认为：“长江航道本身存在着许多问题，制约着长江作用的充分发挥。整治长江黄金水道的关键在于航运设施的标准化建设，尤其是集装箱船舶的标准化建设。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统一势在必行。”国家把管辖长江水道的海事法院设在武汉就说明了对武汉在重振长江航运上所寄予的厚望之重，同时这也是考验武汉在处理长江水道上所发生的纠纷的协调能力。
武汉虽地处南北上下，西进东征的咽喉要道，但武汉历来并非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翻看中国古代历史，在现在湖北一省，能称得上是兵家必争之地的，要是襄阳（今襄樊市）自称老二的话，就没人敢称第一。襄阳位于汉水南岸，隔江与樊城相望，西南方有山地屏障。自春秋时楚国即在此筑城，经历代增修，成为城墙高大坚固、护城河宽阔、易守难攻的堡垒，而历史上就有“铁打襄阳，固若金汤”的说法。《三国志》上曹、刘、孙三家你争我夺的那段历史相信诸公实不能忘，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便言：“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而当时的荆州牧刘表正是把治所设在了襄阳，后来关羽和曹仁惨烈的你争我夺更进一步论证了襄阳在当时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然而蒙古没能把孱弱的南宋一口气吞掉的重要原因就是南宋坚守襄阳的决心、勇气和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不过后来忽必烈派兵攻打襄阳，前后用时六年，最后才用回回炮将对岸的樊城攻破，绝了襄阳外援，这才逼降了襄阳守将吕文焕。襄阳城破后，元军便顺流而下歼灭了已在垂死挣扎中的南宋。反观武汉（非指东汉末的江夏），在南北朝才成为一个大镇，而直到了元、明、清时期，武汉才逐渐成为军事重镇、行政首府、经济和交通中心。
“武汉话不难懂（毕竟它还属于北方方言区）……武汉男人说话，很霸气，拿腔拿调，我自认为很有男人味。（第61页）”《中国城市批判》的作者湖北人如是说。我们可以想象身为湖北人的他是打小对省府的语言不讨厌的，自然不会有像在他那本书的前面批判上海、广州方言的那股劲头。其实，谁也不比谁高深，就像一位学者说的那样：“你不能因为自己是汉人就说汉语比东北的鄂伦春族的语言高明和先进。”武汉这个地方历来应该是受着楚文化惠泽的，“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的说法是在两湖大地上共同默认的。楚文化历来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博大精深，楚人尚赤，而在诸多乐器中楚人最爱钟，的确，从哲学到文学，从字画到乐舞，无不是独领风骚，彪炳千秋的。武汉即为当代楚文化之中心，自然要肩负起振兴楚文化的时代使命，有意思的是，在武汉城里的风景名胜里，不乏“楚”的烙印，“楚人狂欢岛”这个名字让人很喜欢，“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那种气度是今人学不来的，不过即能怀念，也大抵是不错的。
武汉也是一个绝对平民化的城市，你甚至可以惊异地发现，这里有的出租车起步价竟然和三轮车一样,只有三元，而一碗热干面只要1块钱,足见武汉的生活成本的确不高，另一层面也说明武汉在经济消费上还有很多课需要补补，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武汉已经运营的轻规亏损之严重可一毫不费力的证明。武汉不够细腻，从记载抗战时“保卫大武汉”的汉口大智门火车站的破败可见一斑，而1995年老武汉展览馆的拆毁则成了不少武汉市民心中的痛，甚至在炸掉当天众多武汉老市民都流下了泪水。原武汉展览馆的前身其实是中苏友好宫，是当时全国四大综合性展览馆之一，而建在北京、上海、广州的另3座同样苏式风格的展馆，至今却保存良好，在成为一道城市风景线的同时也记录着那些过往的风风雨雨，武汉的那座却丢了，而今却只能记忆中去搜寻了，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同样，武汉特色的民居建筑“里份”也不如北京的胡同，上海的石库门宣传和保护的那样到位，看着这些当年被誉为“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标本的老房子们一个个的消逝，心酸是很自然的。
总体来讲，武汉文化氛围还是不错的，但似乎目前的状况是全国市场普遍敌迷，除了北京，谁也不比谁好哪去。孙中山先生曾在其《建国方略》中预言，未来“武汉将更为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之一矣，尤其在商业方面，立足要把三镇建成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最终使武汉成为可与纽约、伦敦相媲美的世界大都市。”而近年来包括武汉、鄂州、黄石、大冶、黄冈、咸宁、赤壁、洪湖、仙桃、汉川、潜江、天门、孝感、应城、安陆、麻城共16个城市组合的武汉都市圈的呼之欲出，让武汉看到了机遇，也明显感受到了作为龙头的压力。武汉并非一无是处，也非病入膏肓，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的确是大大拖了后腿，但这似乎也是国内传统老工业城市的瓶颈和通病。武汉又是幸运的，它不会遭遇到东北那种资源型工业城市面临灯枯油尽的窘态，也不会遭遇当年福建一省因为身处战略前线而受到的政策性打压。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积极实施，武汉，面临着一个最好的时代，同时也有着在投资环境上几乎短时间内无法与沿海发达地相比的现实。《双城记》开篇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武汉走到了时代的十字路口，郎咸平认为，时间上的落后并不是问题；相反，正因为发展较晚，政府反而可以借鉴先发展城市的教训，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走得更为顺畅。所以，最后还是套用一句海默式的类似祝福：“武汉，请你拿出古楚人的智慧和辛亥首义时的勇气，争当中部崛起的领头羊，在前行的路上走得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