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我们的城市中国 十三、仗义者有如天津

品味我们的城市中国
十三、仗义者有如天津
公元1404年，朱棣置天津卫，筑天津卫城。也就是说，一开始，天津只是“军卫”名称，而不是地名，天津三卫驻防之所天津卫城，其地名是直沽。卫只是一种明朝的军事建制，而今已达六百岁的天津从它的产生开始，就是被赋予了“拱卫京畿”的重任的。天津和北京的关系，永远是绕不开的热门话题。“拱卫京畿”，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从海防，但天津的兴起，却离不开漕运。
漕运就离不开京杭大运河，它共有七段：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鲁运河、中运河、里运河、江南运河，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流的大动脉，而天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惟一一座枕河襟海的城市，但如今在这方面，天津绝对不会有半分骄傲，正是这地处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潮白河、南、北运河等几大河流汇合处的历史上素有北方水乡之称的天津卫，而今却严重缺水。天津的缺水，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人为的因素，是不可忽略的。天津西青区，当年为了拓宽街道曾经一度把穿街而过没有实际用途的运河填死，后来为了开发搞旅游、搞明清一条街，又花钱把运河重新开通，并延伸到海河。降低海河泄洪能力和过量开采地下水是造成天津地面沉降加剧的直接动因。天津缺水之严重，对城市居民的本身正常生活以及城市良好形象造成极大的冲击，甚至一度成为外地（尤其南方）一些家长拒绝自己的小孩到天津上大学的重要原因。水永远是生命之源，更是城市的生命线，按中国传统观念，只有理顺了水脉，城市才能兴旺的。
很多人觉得天津全身上下散发着一种“老”和“旧”，加上缺水，加上地处北方，自然代表着大城市中的落寞和荒凉。果真如此吗？天津人不比西安人“老”，天津街道不比苏州街道老，天津房子不比北京房子老，至于“观念”，我们要回到天津过去九国租界那段历史，既有悲屈，也有欣慰。自1860年《北京条约》增开天津为商埠后，天津开始迅猛发展，中国第一所西式教育大学（北洋大学）、第一支近代海军（北洋水师）、第一家公立医院和医学院（天津施医养病院与医学馆）、第一所培育陆军军官的军事院校（天津武备学堂）、第一支运营铁路（津唐铁路）、第一枚邮票（大龙邮票）、第一座海洋化工制盐制碱厂（永利碱厂）……众多的“中国第一”奠定了天津在中国近代城市史上无比辉煌的地位。一旁的北京（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京曾改为北平）在当时应该说是仰望着天津的，因为从天津，可以带来高档稀奇的洋玩意儿，而一有风吹草动便急急忙忙赶往天津租界“避难”早已成为当时风尚。不论“观念”还是“心态”，天津在当时无疑是中国最前卫的城市。
关于天津的“落伍”，也有一个过程。海默在《中国城市批判》中认为“天津曾划为河北省省会的8年严重牵制了天津的发展，加上唐山大地震时天津受了重创……（第131页）”，此话不假，天津绝对能体会到作为一个省会城市和一个直辖市有多么的不同，身为一省“首善之区”的省会不光要在全省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更重要的还肩负着帮助省内城市、临省城市共同发展的重任。1958年2月11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天津突然由中央直辖市降为河北省省辖市，心态自然会发生变化。但我们要正视的是暮气沉沉河北省省内早已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城市（除屡屡直辖出去的北京、天津外）来做省会，导致了省会的经常变动（保定、天津、石家庄轮流坐庄），发展的节奏不时中断。80年代，天津开始真正落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天津的GDP从1965年的第5，到了1978年的第11，再从第11到了1987年的第14。此后，广州正式取代了天津，“京沪穗”开始并称。不少专家认为，天津想迎头赶上，放下架子重归河北不失为一上策，于己可以充分配置河北全省的资源，于人可以为兄弟城市们提供帮助，并且在河北，天津也绝对有实力去和石家庄一争高下。当然，这也仅是一种设想，具体来看，让天津放弃直辖而老老实实去做一个省会，多少有点不甘心，但近年来深圳、苏州的生猛让天津有点喘不过气来倒是事实。
天津人说相声出了名，世人就认为天津人全是耍嘴皮子的干活。这十分严重了，试问能有谁能靠耍嘴皮子能把死人说活，对了，周星弛可以，但那是在电影里的夸张。要是天津人能把死人说活，那还需要卫生部干什么？当然，无论当年的诡辩家苏秦也好，张仪也罢，的确都不是天津人，问题是春秋战国、两汉唐宋的中国历史中何曾有个叫天津的地方？天津的产生，不过区区六百年耳，这和中国那些有几千年建城史的城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海默在《中国城市批判》中又开炮了：“就是到了明清时期，和洋人交涉时，也没见谈判桌上有天津人。（第120页）”不错，的确没有天津人，但谈判桌上的舌灿莲花是依靠强大的国家实力做后盾的，没有人能在没落的封建王朝所置的谈判桌下直接靠嘴去打赢一场战争，我们不用过分去关心当时的谈判桌上有谁谁谁，这些并不重要，并不代表谁就威风、了不起，君不见当年大摇大摆上了谈判桌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是何等丑态。
接着，海默得意的说：“由此可见，天津人的‘嘴巴子’上不了‘正场’，真正关乎国家命运、人类前途的话题，天津人一概谈不来。（第120页）”我不得不说海默不太了解天津的近代历史了。近代天津有华北地区新闻中心之称，原因在于它的报业发达，抛开外国人在天津就创办的40多种报纸不说，光是拿出《国闻报》、《大公报》的大名就可以给天津人提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论是 “博采中西之闻”的严复，还是“横扫千军”的张季鸾，他们都不是正宗的天津人，但他们用天津这块阵地，开创了中国报业的一个颠峰时代。天津，也一度与上海并列成为近代中国新闻阵地最前沿，一定意义上也是北方的信息中心，难道这不是天津人关注“国家命运”的表现吗？“那么，天津人爱说，但大多没有高超的口才，‘卫嘴子’的嘴就只能用来做生意，当然也做不成大生意，真正的石油、军火生意，天津人是做不成的。（第120～121页）”什么叫“大生意”？难道海默眼里的大生意就是“军火石油”？的确，这些生意利大，油厚，但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5条第一款“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见，买卖军火的生意是国家严厉禁止的，就算厉害的温州商人也甭想去动；另外，石油在我国也属于管制教严的行业，私人是很难获得市场准入的。所以，这种“大生意”不光只是天津人做不来的。其实，经营“狗不理”和“十八街麻花”照样是生意才能的一种施展，众多竞争者中是必然会有佼佼者的。
天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工业城市，“泰达”、“蓝天”、“夏利”也给过城市不少希望，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混乱的租界时期，天津还曾有一种坚强的精神，那就是霍元甲所提倡的的“以武保国强种”的自强精神， 霍元甲打败了当时号称天下无敌的俄国大力土和英国大力士，力挫日本柔道队，大振国威。孙中山也为他在上海创办的精武体育会题写了“尚武精神”几个大字。这是一种何等的鼓舞和激励啊！义和团在天津可以迅速壮大，其著名老龙头，紫竹林之战也让国人看到了天津（包括直隶）男儿的血性豪情。
但说来说去这些战斗的目的还是为了“拱卫京畿”，说了半天还是绕不开天津和北京的情感，但天津其实应该感谢北京的，准确的说是应该感谢朱棣，要是他当年不发动“靖难之役”，就不会有接下来的迁都北京，更不会有必要去设立一个作为“畿辅屏障”的天津卫了。固然天津这块地方总会形成城市，但几乎不会以“天津”这个名字现世了。 中国人讲“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见于《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对北京，天津永远是充满敬意的，尤其是在我们这强调感情的传统中国。但尊敬不是光是请客吃饭，打破行政壁垒，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资源共享，率领京津唐尽快追赶长三角、珠三角才是要解决的正题。
天津人看上去大大咧咧，自然缺乏南方人的精明节俭。但这其实也是中国北方城市里面临的普遍情况，气候、河山等地理条件千百年的滋润作用造就了北方的性格，豪放、慷慨、梗直，但也有些“大大咧咧”，广东商人和浙江商人的精明是一种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天赋，当然也是考自己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而最终造就，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得来的，这也是犹太人之所以为犹太人的原因。当然，作为一个华北具有号召力的大城市，天津本可以做得更好，加快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行业的发展在当前显得尤为必要，是改变过去认为那些“躬身下腰”的工作就“卑贱”的落后观念的时候了。天津的不精细之表现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层面试着进行粗浅的分析。
可以说，作为一个近代先驱城市的代表，市区低洼的地势却让天津的发展是吃够苦头的，加上长期以来九国租界的各自为政，天津建筑风格在多样化的帷幔下面也造成了不大不小的混乱和迷茫。在天津，你就不可能看到青岛那种错落有致的红瓦绿树，也不会像在大连一样静静欣赏碧海蓝天，“破旧”和“脏乱”竟成为不少外地游客对天津旧城区的唯一印象。对此，我们具有莫大的疑问，同样是风格迥异的“万国建筑博览”，天津怎么着就没有人家厦门鼓浪屿那样的迷人和上海外滩那么的高雅呢？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身为当时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的天津，它对自己那份珍贵历史遗存的处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显得有些过于随意，其实，正是在这些老式的银行、饭店、学校的活动把天津卷入了近代滚滚时代大流，而今也是彰显天津文化的一大卖点，同样具有优美钢结构的天津解放桥，在名气和声望上就不如上海外白渡桥和广州海珠桥，宣传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艺术，这些方面，天津的确应该反思，是行动的时候了。否则，气质和内涵上都不输上海外滩的解放北路最终将会可怕的逐渐平庸，至于“中街”的传说，不过是一段过眼云烟罢了！而天津也将会流给今后的人们一个普通的北方工业城市的印象，相信，这绝对不是这座深富魅力的城市和它的人民愿意看到的。而2006年2月16日渤海银行的正式对外营业，可以算是天津在追寻旧日的繁华金融梦的一个缩影，毕竟，这是建国后第一家总部设在天津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并且在发起设立阶段就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积极筹备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开设分行，可谓是天津的一点新的期待。加上作为京津冀新合作平台——滨海新区这张王牌，天津开始微笑着进入新一轮竞争。
英法联军的那一次入侵让大沽炮台轻易失手，天津也从那一年（1860年）开始真正丧失了它过去曾一直引以为傲的那种“畿辅屏障”的作用，而津浦铁路的筑成则彻底断送了大运河继续辉煌的前程，眼相比同在运河边上的曾盛极一时的扬州、淮阴（清江浦）、东昌（聊城）那些城市的逐一衰落，天津又是幸运的，它在帝国主义和封建朝廷（包括后来的北洋政府）的内外力共同作用下被牵引上了近代化的历史轨道，成为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大都会，长时繁华。如今，天津又第三次站到了十字路口上（应该说建国后天津的发展是其第二次具有全局意义的规划），而天津需要耐心，谁都知道，特大城市的成功转型决非一夕之功，这种“骄傲”的到来是一种长久的积累下的厚积薄发。我们明白，城市大拆大建并非是一丸包治百病的万灵丹，很多时候还是要因地制宜，多说无意，合适的才是最好的，毕竟我们不是决策者，也只有希望天津在重寻辉煌的艰辛过程中一帆风顺，更希望天津人能保持住那份津门所拥有的勇敢和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