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盛原因
一.政治方面
1.社会动荡,民生困苦
佛教虽两汉时传入,但因当时社会安定,并没发展余地。至东汉末三国时代始开始兴盛,至魏晋南北朝更普遍为人民所接受。此现象之产生,是由于汉末黄巾之乱,州牧割据,国内大乱,人民生活痛苦,加上战争频仍,使他们对现实感到失望。而此时完成之道教,仅以方术之运用作为吸引手段,但方术有时会用尽,加以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久己变成没有灵魂之空架,故闻有如来的救苦救难,谁不愿托身自庇？
2.君主杀戮太多,借信佛以赎罪
当时军阀互并,一旦得帝位,便屠杀前朝子孙。许多时君主都因疑而惧,因惧而思悔,恰好佛教专讲因果报应,他们怕自己入地狱,也怕子孙受祸,遂向佛求怜愍。但他们更有一种心理:只要他日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故现今就算如何作恶,只要在最后能向善,便可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些君主有竟出现先忏悔,后杀人的情况。
南齐书临贺王子岳传:
“延兴、建武中,凡三诛诸王。每一行事,高宗辄先烧香火,鸣咽涕泣,众以此辄知其夜当相杀戮也。”
而人民见佛家思想使执政者较为宽仁,认为佛教即使未验于来生,但已见效于当时,乃纷纷信佛以求庇护。
3.君主弘法,上行下效
三国时吴国孙权因康僧会之灵异,在建业设建初寺,是为佛教传入江南之始。东晋元帝时曾诏佛僧入内殿讲经,后世君主多仿效之。南北朝时,君主多信佛,如宋文帝用慧琳,武帝用法显参与朝政,时人称之为“黑衣宰相”,以其时之僧穿黑衣也。又如梁武帝皈依佛法,迎达摩于广州,大弘佛法,且三次舍身同泰寺,陈文帝亦因常幸佛寺而不理朝政。
南朝的齐高帝、梁武帝、陈武帝,北朝的魏孝文帝、齐文帝、宣帝、周文帝、均曾舍其宫苑,以造佛寺。甚者,北朝的胡太后恣行淫秽,鸩杀孝明帝,而为了赎罪,大力建设佛寺,不惜减少百官俸禄十分之一。
北方之后赵石勒信佛图澄,以之为国师,后秦姚苌奉鸠摩罗什,北魏诸帝(道武、明元、文成)均崇佛,以僧人为国师,大力建寺造塔。文成帝更凿山西云冈石窟,孝文帝开洛阳龙门石窟,与敦煌石窟同列世界三大佛教艺术,可见北朝佛教之盛。由于君主好佛,天下风从。当时北朝达官贵人死后,其家人多舍居室以施僧侣,南朝豪门亦常舍其邸宅以建佛寺。
二学术方面
1.经学之末流
两汉学术,号称极盛,其内容不外儒生之注释经和方士之术数,及其末流,二者又往往揉合术数之支离诞妄,为笃学者所鄙视,其支离破碎者,又岂能满足学人。正在缥缈彷徨,苦无归宿之际,佛教之输入,正好在学术方面输入生气。
2.清谈玄学有助弘法
清谈玄学盛行,使士人长于析理,发明奇趣。而“佛教本贵悟解,贱迷信”,故析理的风气,有助于哲学味道的佛教传播。又清谈论老庄外,亦有佛性,故时人亦多与僧侣交游,如王导之子王洽与竺法汰交往极深,使竺法汰名重一时,又当时之学名流如谢安、王羲之等,都与佛教徒支道林来往,支道林精通佛理外,又善老庄之玄学,使佛道二家之学说调和发挥,可见清谈之风正好借作发挥佛理。
3.藉文学和美术吸引知识份子
当时之僧人,为求吸引知识份子,许多时都以文学手法表达佛理,如佛像的雕镂、石窟的开凿、绘画佛像等,都深深吸引士人,而对佛法关注。
唐白居易题寄宗上人韵诗:
“如来说偈赞,菩萨著论议,是故宗律师,以诗为能事,欲使第一流,皆知子工义,从容恣语言,缥缈离文字,旁延邦国彦,上达王公贵。先以诗句牵,从令入佛智,人多爱诗句,我独知师意。”
3.西僧之来华及译经
东汉末摄摩腾和竺法兰开启西僧来华译经之事业,虽有助于佛教之流传,但当时仅限于一人之力,一经之译,成就不大。其后有安世高、支娄迦谶等译经,但规模仍不大。到魏晋时,才有大规模的译场出现,敦煌的竺法护,在长安建寺,专心译经四十余年,从者达数千人,分工合作式的制才出现,共译出了一百七十五部经书,东晋时,道安、慧远等结社译经,稳固了译场组织的基础。
至南北朝,译经事业更进步,翻译人才和工具俱发展完备,翻释亦渐正确,以顺达浅白为先,不硬译原文。天竺人鸠摩罗什贡献甚,大他主持姚苌的国立译场,此外宋、梁均建译场建业(即南京),北凉、北齐、北魏均曾设译场。佛经的大量翻译,使佛理流传更广,更容易深入民心。
4.华僧西行取经及译经
曹魏时,朱士行以当时小品译本文意隐晦,乃发愿西行,抵于阗,得梵本,遣弟子携经回中土,为西行取经的第一人。此后,华僧留学天竺蔚成风气,法显远赴天竺,历经水陆二路而取经。以前佛教经书,均靠西僧翻译,自竺法兰,精通三十六种西域文字及华文,开华僧译经之始,更使<<华严经>>、<<般若心经>>、<<法华经>>等得以广传中国。后法显取得经,自行翻译,华僧之译经更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和了解。
5.高僧辈出,宗派创立
两晋以降,南北各有大师出,当时北朝佛教由大同、长安移布洛阳,由洛阳而至彭城;南朝则由鸠摩罗什弟子(号称有三千之众)中秀杰之士创立五大派。一是道生顿悟之学,二是僧肇开创般若宗、三论宗,三是道融,为北地法华宗和涅槃宗之先导,四是慧严,为南地法华宗和涅槃宗之先导,五是僧导,为南派成实宗的祖宗。
北方佛图澄妙解深经,从其学者,均能研悟精,遂使中国佛法事功由译经阶段转到研究佛理的阶段。道安(支道林)承其学,又生当晋代清谈之世,援引周易、老庄以佛,使佛理更为时人所接受。他又使法相宗和净土宗萌芽,甚至引庄子来释般若,此即<<般若经>>之由来也。
支道林对庄子之逍遥游发表见解:“若谓逍遥即个人依其天赋本性而游,则大盗夏桀,盗跖之辈亦系顺其天赋恶性而作逍遥之游。如此,必为法所不允,故吾人得将天赋之性提至应有之性,依此较高之性而游,始合逍遥之真义。”此说令笃信老庄之王羲之大为折服。
梁时,菩提达摩东来,梁武帝迎之于建业,此为禅宗东传之始也。总括来看,鸠摩罗什始译大乖经论,佛图澄解释佛经旁通世俗,支道林援儒道释佛,菩提达摩传入禅宗,使中国佛教发生重大变化,使佛教宗派产生,名僧相继辈出,使中土之佛法渐创自己的道路,变为更完备和更适合中国的思想,而使佛法流传更广。
三.社会方面
1.胡主崇胡教     对汉族而,言佛教是外来,其说亦为外来思潮。对于五胡,因其没有自身的文化,故以自由的立场来接受佛教,统治者在军事上以及其他事件采取决策之际,为求明确之判断,亦欢迎长于咒术或博学多材的神僧为参谋。又五胡君主,自称胡人,当奉胡教,如后赵石虎曾下书曰:“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族,佛是我神,正所应奉。”
2.人民避难所     有不少为逃避战乱、兵役或赋税的人都入寺为僧,所以佛教更盛,成为人民的避难所。寺院因君主崇佛,多加厚待,掌握大量土地和财富,本著佛教慈悲之心,对人民多作布施,故亦吸引贫民。加上战乱频仍,人民经不起乱祸苦难,心灵无所记托,唯有以佛教来填补空虚之心灵。
3.思想界贫乏     当时中国尚欠一个统一全国的大宗教,天子所祭的天地,非普通人民可信仰,而当时之道教仍在始创期,缺乏理论基础,并且经黄巾之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不合上流社会,故只能在下层社会中秘密组合。相对来说,佛教既有哲理,又说福报,对全个社会都合适,正以其不分任何界限,遂行于中国。
魏晋南北朝佛道之争
一.佛道二教同时盛行之原因
1.同作为人民的避难所       自东汉末以来,整个中国处于混乱之中,战争外,还有政治迫害,杀戮相继,人民生命朝不保夕,实需有宗教来作精神寄托,祈求神佛助其渡过乱世,故任何宗教均受到人民之拥护。另外,知识份子亦因儒学没落,思想变成真空,故亦借佛教作精神上之寄托,故在这大动乱的三百多年,实在是二教发展的大好时机。
2.同时发展       佛道二教虽然一传自西方,一发源于本土,但两者初起时,并未能兴盛。两者在东汉时仍处于萌芽期,佛教虽已传入,但只被视作为道术之一,而且信奉者多为上流社会人士,并未普及全国。同样,道教在东汉时只盛行于低下阶层,因为当时道教接近方术,只能靠符咒迷惑信徒,完全缺乏理论基础,直至魏晋时期,道教中人才大造经典,为道教奠定理论基础,从此渐多人信奉。
3.各有君主支持    五胡乱华之际,中原杀戮频仍,僧徙普渡众生,以因果报应及轮迥之说,劝统治者戒杀,由于佛教之发扬有助于社会民生安定,所以君主以此作为统治手段之一,大力提倡,后赵石勒、石虎父子重用高僧佛图澄,前秦苻坚重用释道东,后秦姚苌重用鸠摩罗什,梁武帝三次拾身同泰寺等,都可证君主对佛教之尊崇。    另一方面,道教初时只有一股民间势力,但经东晋葛洪的改造,把道家揉合了儒家的纲常名教观念,渐受欢迎。至魏太武帝,道士寇谦之清整道教,并宣布废除三张伪法,使道教与世礼相准,并成为国教。二教经过统治阶层的极力推崇,遂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4.各在竞争中进步    佛道两家在思想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出世思想,于是玄学促进道、佛融和,两者互为援引用作解释,更有僧徒创立格义,以佛经之说比拟道家学说,为沟通玄佛义理开辟新路,促进二教的传播。而道教受佛教剌激,遂仿佛经而大造经典,先后有葛洪的<<枹朴子>>、陶弘景的<<道德太平经>>及寇谦之的<<图录真经>>等,使道教蜕变,渐与佛教成分庭抗礼之势。
南北朝佛道之争的分析
一.文化不同之争
1.反对佛教者,以为佛教来自印度,乃夷狄之教,夷狄文化低落,不及华夏,故不当信。如周武帝灭佛诏中云:“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原其风教,殊乖中国。”
2.另一方面乃因一国一族之文化自有其特色,行之他国他族本难适应,如傅奕请废佛僧时即云:“周孔之教,送与西域,而故必不行用。”他国他族之文化不适用于本国族,夷狄尚不肯接受华夏之文化,华夏为何接受夷狄之文化而信其教？
3.华夷文化之不同处,包括以下数项:
a)言语不同:如宋道士顾欢<<夷夏论>>中斥印度人之语言云:“...娄罗之辩,犹虫谊鸟聒,何足效述？”而佛教徒对此有辩驳者,有朱广之与释慧通等,以为不当因这语之不同而心存轻视,反对佛教。朱广之的理由为:言语在于表达,其本身并无良寙分,如其表达之理可信,即当信之,不当因语言之故,卑弃其理。其次,语言不同,不仅华夷之间有之,即同为华族,各地之间,语言仍不相同,。  b)风俗不同:如顾欢云:“理之可贵者,道也;事之可贱者,俗也。...若以其邪,道固符合矣;若以其俗邪,俗则天乖矣。”对于此说,佛教中人谢镇之、朱昭之、朱广之等,均曾作出辩驳。谢镇之以为中印风格虽小有差异,然无碍者,适之为同。云:“三才均絻,人理是人,俗训小殊,法教大同。故卑高殊物,不嫌同道,...不嫌同道,则两施夏夷。”  c.服饰礼仪:顾欢以为佛教无“搢绅之饰,罄折之恭,殒葬之礼。”于服饰者,则剪发去服,“方衣”、“堕冠”,于敬拜,则“右膝著地”,于丧礼,则捐尸火化,殊异至,此自不可行于华夏。佛教徒抗辩曰佛教之服饰礼仪,简单纯朴,较诸华夏更近于道。而华夷服饰和礼仪之别,但仅属形象之别,而其基本之理并无不同。
二.地域不同之争
1.反佛者以为华夏居大地之央,位极尊上,而夷则分居边塞,地甚偏僻,而产生佛之印度亦属夷狄。如顾欢以为:“东有骊齐之丑,西有羌戎之流,北有乱头教发,南有剪发文身,姬孔施礼于中,故有华夷之别,如来煽犯中土,欲有戎华之异也。”2.佛教徒反驳曰:a)依地理,言印度实居大地之中,中国反居边陲,东汉末之牟融即谓:“汉地未必为天中也。”至宋释慧通言:“天竺,天地之中,佛教所出者也。”而以智严法师所言最为精确,其言曰:“中天竺也,夏之至日,日正中时,竖晷无影,汉国影台,至期五表,犹余阴在,依算经,天上一寸,地下千里,中天竺国则地之中心。”　b)教化不受地域所限,至道为所共尊,不可因地域之异同以定其高下取拾,单就教化言,实无华夏之分。
三.种族不同之争
1.反佛者以为华夷之间有种族上之不同,夷种之人始信佛,华种之人不当信也。如<<三破论>>中即云:“我中国有奉佛者,必是羌胡之种,若言非邪,何以奉佛？”周武帝灭佛时亦云:“朕非五胡,心无敬事” ,均是以种族不同而反佛。又云华夷间种族不同者,多从民族方面予以分别,所谓民族性不同者,华人性善,夷人性恶,性恶之人所创之宗教,性善之人不可信。佛教徒则反驳曰华人性善否,尚未有定论,如孟子主人性善,荀子主人性恶,可知人性之善恶根本无定论,更难说夷人一定性恶。而佛教教理导人向善,可知非恶人之教也。
四.利害方面之争
道教初兴之时,佛教传入,于其始,道佛二教互相利用,如汉明帝之弟楚王英即以奉佛著名,但同时他又好言黄老之学。但佛教西来之后,见道教势力已直线上升,故一面欲利用之,而别一面则排斥之,然而道士对于佛教信奉者日众,亦恐夺其衣,食故遂起竞争。
北朝灭佛经过
1.北魏风俗向信佛教,北魏太武帝本“归宗佛法、敬重沙门”,于沙门惠始尤甚敬重。然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道士寇谦之之清静仙化之道,遂行其术。又司徒崔浩亦奉谦之道,常以说帝,益坚帝王信道拒佛之意。
2.其时佛教隆盛,沙门众多,乃于太平延四年春,三月诏罢沙门年五十以下。至太平真君三年,“帝至道坛,亲受符录”,乃成为正式之道教徒。旋以盖吴反攻于杏城,关中大乱,乃西向亲伐。既至长安,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帝入观马,从言入僧寺,见有弓矢矛盾,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常与盖吴通谋,规害人命矣。”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邵牧守富人所赃物,盖以万计。又为屈室,与贵女私行淫乱。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令一依长安行事。”时恭宗为太子监国,素信佛法,数上表请勿灭佛,帝不许,并诏责佛教,兴道教有益无害。至太平真君七三月,诏“诸州抗沙门,毁诸佛像,徙长安工巧二千家于京师”。
3.北周继承西魏,初对宗教神秘之事五不甚关怀,“虽以累代受箓,颇信玄宗,然为人雄略盖世,初不屑注意于”,然高祖方行禅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张宾、元嵩知上意,自云玄相洞晓星历,因盛言有代谢之征,又称上仪表非凡,非人臣之相,由是大被知遇。后宾益见信,乃“谲诈罔上私违其党,以黑释为国忌,以黄老为国禅。帝纳其言,信道轻佛,亲受符箓,躬服衣冠”。“天和二年上书,略云: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而大周启运,继历摩图,岂不慕唐虞之胜风,遣齐梁之末法？”而主张灭佛。武帝既信张宾,又纳元嵩之言,而在二人密加鼓扇,帝遂坚信不疑,决心灭佛。
4.北周武帝诏有德众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余人,帝御正,量述三教,帝曰:儒教道教,此国常遵,佛教后来,朕意不立,佥议如何？时议者陈理无由除削。...又敕大夫甄鸾,详度佛道二教,定其深浅,辨其真伪。天和五年,鸾乃上笑道论三卷,...时道安法师又上二教论,...帝览论,以问朝宰无有抗者,于是遂寝”。“至建三年,..敕断佛教道教,沙门道士,并令还俗。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
5.武帝本欲留道灭佛,然集议之结果,多附和于佛教,于是万不得己,乃二教俱废,然未逾经月,又下诏复道法,“并选择李门人有名当世者,著衣冠笋履,名通道观学士。”道佛二家相诋,相笔讨,迄于后代竟无休止。又有儒生加入辩论,并诋道佛,成为三教相争。南朝以代致唐代,帝王亦往往召集三教名流,听其辩驳,有屈而被罚者。
魏晋南北朝佛道之争的影响
1.社会方面:
自晋南北朝以至唐中、末期,历朝君主不是笃信佛教便是严恭道术,如北魏太武帝倡斥佛,北周高祖武帝之佛并灭,使百官人民无所适从,尤在晋以后,佛道盛时期,出家人之数目达数十万至数百万人,但当北周武帝佛道并灭,毁佛寺、道观,强迫僧徒还俗,反使一般平民百姓无适从。
2.政治方面
帝王如笃信某一宗教必致荒废政事,而最好的例子如梁武帝,他曾四次在同泰寺舍身事佛,每次皆由臣民用钱一亿赎回,由此可见政事荒废的程度,而且朝臣很多时因宗教思想的不同而形成派系,排斥异端,由宗教上的歧见而引致政见上的不同,后乃诋益见而决废鄙猥,如佛徒之著笑道论,而道流亦即作道笑论以敌之,极尽对骂之致,使国家的大事则弃置一旁。
3.学术方面
佛道二教经魏晋南北朝,隋唐数代的发展而深入民间,牢不可拔,而深深的影响到后世学术思想界,不但增加了很多的新字体、词语、推广我国术界的领域,而且因为儒、道、佛三教的融合而产生宋代的理学,可说是文、艺方面一大重大的刺激,影响延至今日者非少。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流布之概况
1.佛教表现之特点
a)佛教己摆脱道术与玄学合流
b)大乘佛教在此时期之发展甚速
c)印度和西域僧侣东来与华僧西行之风气开始
d)译场组统渐见完备,翻译眼光亦见正确
e)佛教出现宗派之萌芽
2.佛教盛行情况
a)魏文帝黄初年间,中国人始有剃发为僧,朱士行是第一个出家的中国人,曾至于阗,抄般若梵文正本,由竺法兰译为汉文,为中国僧人西行术法的第一人。
b)魏明帝时曾大起佛寺,佛教亦流布于长江流域。
c)三国时吴国拜支谦为博士,召见康僧会,为之建塔寺,为江南第一塔寺。
d)西晋时,大月氏人竺法护从敦到长安,带来梵本书一百六十五部。西晋末,西僧佛图澄来华,以因果报应之说,戒君主之凶残,民多奉佛,建寺共八百余所。佛图澄弟子道安极为苻秦器重,并作四大贡献:
(i)著有<<五失本三不易论>>对译经之文体,创立了严谨法则;
(ii)曾注释旧译诸经,使其文理会通,经义克明;
(iii)撰佛经目录,使后人有所稽查;
(iv)制定僧尼轨范,规定佛徒以释为姓。
e)东晋时,佛理与玄学深为名士所欢迎,当时有竺潜i竺法深、支遁等,与名士辩玄理,为时人所重。
f)东晋末,道安弟子释慧远,往南方聚众讲学,设般若译场,指导及监督完成<<可含经>>及<<毗昙经>>,创净土宗。
g)后秦时又有鸠摩罗什受聘至长安,始传译大乘经典。他的译场有八百多僧人助理,名逍遥园,为国立的大译场,共译出经论九十四部,四百二十五卷之多。其弟子亦多,散布在大江南北,如道生、道融和僧肇等。
h)与鸠摩罗什齐名的有佛驮跋陀(觉贤大师),在南方一人译经,把华严、僧祇律凡十五部一百一十七卷,与罗什、昙无谶被称为六朝三大哲。
i)华僧法显从水路赴印求法,得经甚多,其所译的<<大乘起信论>>和<<唯识论>>为大乘法相之理论传入中国之始,其所著的<<佛国记>>,记西行见闻,更为著名。
j)南北朝时,佛法愈盛。宋文帝曾任惠琳参与朝政,时人称黑衣宰相,天竺僧求那跋摩讲法于华经,文帝率群臣亲临听讲,并设戒坛于南林寺,授僧尼戒律。
k)宋武帝礼待昙标,齐高帝任法献和法畅参知政事,时人称为黑衣二杰。
l)梁武帝信佛尤笃,曾受戒于惠约,并建戒坛于宫中,受戒者凡四万八千多人,又迎达摩于广州,迎真谛于南海。他又三度舍身于同泰寺,人民出家为僧尼的,占户口一半,仅金陵一地,便有佛寺五百余所。
m)北朝诸帝,亦多信佛,如北凉沮渠蒙逊迎昙谶于天竺,令译<<涅槃经>>,后魏孝文帝七次下令振兴佛教,宣武帝精通佛理,亲讲维摩经,其时国内寺院多至万三千所,僧侣二百人万人。
佛教南北朝社会之影响
1.历朝用以资治:两晋南北朝时,历代之统治者都崇奉佛教,并以之资助政治,佛教一些高僧对朝政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如宋文帝认为如人民信佛,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魏文成帝将佛教视为“助王政之禁律”。又如皇帝往往也请僧人参政,如宋时慧琳被称为“黑衣宰相”。
2.寺院经济发达:佛教不仅对政颇有参预,而且对当时经济生活之影响亦深。佛寺之建筑、佛像之雕塑、佛事之举办,均须耗费钜资。而由于各国统治者之优待,可以促进寺院经济之发展。北魏君主下诏,“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寺院有众多之田地,或自耕或出租,又通过宣扬布施来增加收入。许多百姓藉寺院以避役,是为“白徒”、“养女”,于是出“天下户口几亡其半”的重现象。
3.民变以为旗帜:隋著佛教的广泛发展,其教义深入民心。当时不少人利用佛教之平等思想来反对当权者和僧俗豪强,以为民变之旗帜。如北魏延昌四年,冀州沙门法庆聚众起事,自号“大乘”,宣称“新佛出世,除去众魔”,封渤海人李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有五万余众。
4.深入社会民生:
a)当时百姓竞相剃度为僧,如史称北魏好佛,民多绝户为僧,不仅出家成风,建造佛塔雕像亦成为风气。佛教工程之建造,或由皇帝倡导,或由民间私造。
b)不少人相信捐献田宅为寺宇者,可以祈福消灾,有些帝王以舍身作为登基之习俗,许多达官贵人纷向寺庙供养,且有以庙宇为家的。
c)以住士人都以毁发肤、易胡服为耻,后来则竞相剃去顶肤、披上红色或杂色的缁衣,并引为荣。
d)一般信士相信神明不灭和因果缘识之说,讲究布施、斋戒、窟居、舍身之道。
5.促进玄学发展:佛教出现了具有清谈风趣的僧侣,他们博览儒经及百家之言,钻研庄老,参与玄学,与名士亦步亦趋,如晋的支道林既注庄子,又作<<逍遥论>>。而名士们对佛教的般若学也感兴趣,于是儒道释三家互为发明,促进玄学的发展。
6.影响文化艺术:
a)印度的文学、声韵、音乐、舞蹈、建筑、绘画、雕塑、医学等,亦伴佛教同来,对汉固有的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b)佛经翻译使汉语增添了不少新的字汇和成语,如涅槃、般若、刹那、伽蓝等,梵文拼音的输入使汉语的“四声切韵”得以逐渐产生,又南北朝的小说多有以佛教为题材的。
c)佛教建筑亦使中国建筑增加了不少新的成分,举世知名的敦煌、云岗、龙门等三大佛教石窟都始凿于此时。
7.推动中西交通:为了传播和追求佛教之真理,出现了一股西域高僧来华和中土高僧西行的历史性潮流。例如法显为了求法而经由陆路往印,而由水陆回国,又如鸠摩罗什,菩提达摩,等人或由陆路,或由水路来华,使中国和印度、西域之间的交通发展迅速。
http://www.fjdh.com/wumin/ShowArticle.asp?ArticleID=62744    佛像艺术风格
中国古代的佛教造像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中的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我国的秦汉时期，就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做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大放光彩的阶段。汉代以后至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布，盛行在山崖陡壁上开凿洞窟形的佛寺，同时在石窟年诶营造大量佛像。从此佛教造像在中国大地上开始盛行。
中国古代佛教造像，不论是石窟艺术，还是一般寺庙里的佛，菩 萨，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中国佛教的 演化而发展、变化，尽管同样是表 现佛、菩萨等宗教形象，但人文内 容却并不相同不但题材、主题不同，而且面貌、风度也有所差异。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既是宗教的宣传品，也是帝王权贵的意念所在。虽然这些造像的宗教气氛非常浓郁，但其造型的基础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现实的人，写实的因素毕竟处于主导位。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流行的北魏和整个南北朝时期，是个战乱频繁，现实中充满了悲苦和灾难的时期，生活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中的广大人民，一时找不到出路，死后即可进入天堂的佛教，对于处在水深火热悲惨世界中的人们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因此，这个时期的佛教造像所
显示的宁静、洒脱、飘逸和充满智
慧的神态，实际上是集中地寄托了
当时人们的美好希望和理想。
当时的其他大量佛像雕塑，则更是当时士大夫贵族的审美理想的体现。这主要表现在佛像的造型上。例如：有的造像表现了某种病态的瘦削的身躯，有的造像体现出不可言说的深意微笑，有的造像则暗示着某种洞悉哲理的智慧神情，有的造像则表现出摆脱世俗的潇洒风度……这些都正是魏晋以来这个阶级所追求和向往的美的最高标准。尤其突出地表现在智慧内心和脱俗的风度着两点。
由此可见，随着佛教的传播，
特别是在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
形态之后。统治阶级更集注佛教造
像，把他们醒目中的理想人格表现
出来了。佛教造像，在中国很快被
民族化了。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艺术：
从汉王朝在黄巾起义浪潮冲击下覆亡开始，中国大地从三国、两晋而南北朝，从北到南实际上经历了三、四百年之久的分裂，直到隋的建立才暂归统一。这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政治紊乱不定而礼教崩坏的时代，人们无奈于苦难的现实人生，往往难以预料自己的命运，于是由西域传来的佛教找到了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尤其到了南北朝时期，各君主显贵希冀从佛教王国得到庇护与慰藉，均崇信佛法，保护倡导佛教。例如宋文帝令沙门参与机政；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陈武帝曾赴大庄严寺，久乃还宫；魏孝文帝七次下诏兴隆佛法，大兴佛寺。虽然由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佛教经历了短时期（446-452）的打击，但在文成帝拓跋浚即位后，又得到恢复。后来北周武帝灭佛，时隔不久，佛教又卷土重来。于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逐渐成为占重要地位的思想体系，佛经流布，伽蓝栉比，浮屠林立。随着佛教的空前兴盛，佛教书画也乘势兴起，很快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峰。
实际上佛教东来之初曾被视为一种神仙方术。经过百余年到了汉末，佛陀虽然不再与黄老并提，但与道教的区分仍不很明确。魏晋时，人们以老庄解释佛教，东晋以后佛学又与玄学趋于合流，深为士大夫们所欣赏。直到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独立地位连同它深入人心的精神文化影响一并如日中天，促成了佛教书画的第一次大繁荣。在魏晋南北时期，佛教绘画成为时代绘画的中心和主体，凡会作画者几乎都能作佛画，而且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等画坛高手首先是由于其精妙的佛画而声名远播的。中国画史有关中国佛教艺术的记载始自魏晋，佛教画成为中国绘画当中一个主要科目也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而这一历史时期佛教绘画的主要部分则是寺庙壁画和石窟壁画，宣传苦行的佛本生故事，崇扬佛法无边的降魔变，以智慧超常的维摩诘居士为主体的维摩诘经变等等，都是一画再画的题材。魏晋南北朝佛教绘画的成就还不止于此，中国传统绘画的伦理意义为佛教教义所充实，绘画技术技巧渐趋成熟，而书法审美的自觉和研究的热情又促进了绘画技法的自觉和精研，这样，即使在佛教绘画中，绘画也不单是阐释佛理教义的工具，而同时是创造美的行为。
以六朝作品为代表的中国早期佛教绘画，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一是绘画形象借鉴、摹仿的痕迹和民族化的努力。中国的佛画一开始自然是以西域天竺传来范本为师的临摹，甚至最早的佛画家也是外国僧人，例如汉明帝时，天竺僧人摄摩腾等人曾画“首楞严二十五观”图画于保福院。经过必要的学习、摹仿阶段，中土佛教画家逐渐成长起来，在研求、吸收外来艺术的同时，继承了中国悠久的文化艺术传统，融而为一，到晋的卫协、顾恺之的时候，佛画已开始显示出某些中国民族特色了，尽管这种中国佛教绘画民族样式的最后完成要到唐代吴道子的时代。从丝绸之路和内地遗存至今的克孜尔、莫高窟、麦积山、榆林窟，炳灵寺等石窟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出佛画造型逐渐开始摆脱印度化、希腊化造型（希腊艺术的影响曾由犍陀罗艺术经西域传入中土）的痕迹，带上中国民族造型特征。北魏中期以后的人物造型，受南朝文化影响，皆趋于“秀骨清像”了。二是绘画表现技法的进步。域外佛画的裸袒或薄衣式造型，明暗晕染技法，和以人物尺寸大小区别其社会地位从而突显主体的构图方式，影响了中国画家，被一些画家吸收到自己的创作中，张僧繇用天竺法画凹凸花便是例子。三是现实生活因素的杂入。六朝壁画情节复杂、场面壮观、气势宏大，大多是以大乘经典为根据的，在图画中常常可以见到现实生活片断的描绘，尤其在南北朝与隋之交的佛教壁画中，人物造型动作、环境背景的描绘都显示出较有写实性的表现水平，折射出当时现实生活的某些方面。四是绘画主体的变化。由于绘制佛寺石窟壁画之需，大批民间画工加入了绘制行列，士大夫画家也因时尚而纷纷参与佛画绘制。绘画主体由六朝以前绘画内容、风格有别的宫廷画工和文人画家，变成为以佛教为共同题材的士大夫画家、民间画工、沙门释子的联合队伍，他们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也相互影响。五是南北画风的差异。大略来看，南方（后来是南朝）的佛教绘画以寺观壁画为主，卷轴次之，画风绮丽精巧，颇多新意，中国味较北方佛画多。北方（后来是北朝）的佛教绘画以石窟壁画为主，寺观壁画次之，画风雄浑富丽，较之南方佛画多摹仿，多西域风。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兴盛时期（另一个兴盛期为隋唐），正是佛教隆兴之时。佛门中高僧大德以书艺为佛事服务者比比皆是，文人士大夫、书林高手写经书碑亦大有人在。魏晋南北朝翻译出的佛经典籍有几千部之多，其对书法艺术的传播和促进画已开始显示出某些中国民族特色了，尽管这种中国佛教绘画民族样式的最后完成要到唐代吴道子的时代。从丝绸之路和内地遗存至今的克孜尔、莫高窟、麦积山、榆林窟，炳灵寺等石窟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出佛画造型逐渐开始摆脱印度化、希腊化造型（希腊艺术的影响曾由犍陀罗艺术经西域传入中土）的痕迹，带上中国民族造型特征。北魏中期以后的人物造型，受南朝文化影响，皆趋于“秀骨清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