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反清复明”结局篇——孙中山与洪门

[转帖]“反清复明”结局篇——孙中山与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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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好河山
鉴于有很多人对洪门的历史不熟悉，转贴一篇，或可解惑。该贴已经征得大好河山兄的同意。河山兄尤擅古史，是不可多得的史学人才。
一.孙中山和洪门
洪门是中国历史上的秘密结社系统，清代迅速在南方诸省传播。“歃血为盟、异性结拜兄弟、反清复明”是洪门的特征。
关于洪门的起源，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曾经利用洪门来推翻满清的民国缔造者孙中山认为：“洪门者，创设於明朝遗老，起於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赴义，屡起屡蹶，与虏拼命，然卒不能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满清已盛，面明朝之忠烈，变残废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的宗旨，结成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藉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然其事必当极其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觉也。夫政府之爪牙为官吏，而官吏之耳目为士绅，故凡所谓士大夫之类，皆所当忌而须严为杜绝者，然后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潜滋暗长於异族专制政府之下。以此条件而立会，将以何道而后可？必也以能全群众心理之事迹，而传民族国家之思想。故洪门之拜会，则以演戏为之，盖此最易动群众之观听也。其传布思想，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闻而生厌远而避之者也。其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乎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也。而终乃传以民族主义，以期达其反清复明之目的焉。”[1]因为孙中山加入过洪门，所以他对洪门创设于明朝遗老的见解，可代表当时洪门中人的见解。
在清代，洪门举行过多次大规模起义。著名的有乾隆末年的林爽文起义、咸同年间的上海小刀会起义、两广洪门起义等。
满清对洪门实施了严厉的镇压政策。为了生存，洪门便利用各种名目进行活动，如天地会、三合会、三点会、小刀会、致公堂等等、后来还派生出一个强大的支派哥老会（这些由洪门派生出的支派统称“会党”）。到清末，洪门已经成为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哥老会及两广的天地会，会、堂并立，活动频繁。当时的孙中山曾经说过“（广东惠、潮、嘉）三府，其人民十居八九已入反清复明之会。”[2]同时，从清中叶起，已经有洪门人士在海外立足，到清末势力也日益强大（例如同盟会资深会员冯自由在《革命党与洪门会之关系》中指出：“旅英华侨挂名致公堂者逾十万人”[3]）。总之，清末的洪门已经是任何革命者都不可忽视的反清力量。
早在孙中山创建反清的兴中会时，其成员有很多就是洪门中人，不过，那时的孙中山尚未加入洪门。为了增强势力，孙中山亦有意进一步联络洪门（冯自由在《革命党与洪门会之关系》中指出在1899年：“三合、哥老两会首领虽有推崇孙总理为总会长之举，然仅属洪门一部之特殊动作，究有泾渭之分”[4]）。
孙中山真正加入洪门的时间是在1903年，当时，孙中山听胞兄等人的建议在美国正式加入致公堂，并被封为“洪棍”。“洪棍”在洪门内部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呢？后来有洪门中人指出：“三合会中的职位比较简单，大致分为红棍、纸扇、草鞋三类。红棍是主持人，是当家，是执行者；纸扇是幕僚，是参谋，是秘书；草鞋是外勤，是交通员，是联络员通讯员。三合会中，所有的职位都是由会中传斗师扎封的（“斗”与“道”同音，可能由此讹传）。传斗师是一代传给一代的。相传三合会的创始人陈近南，就是第一代传斗师。这个职位是洪门三合会中“清贵”之职，地位很高，但无实权。”[5]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横滨创建同盟会，并被推为总理。同盟会总理在同盟会中，是地位最尊贵的、权力最大的。然而，此时的孙中山除了同盟会总理之外，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洪门致公堂“洪棍”。值得注意的是，“洪棍”在洪门致公堂中地位并非是最尊贵的、权力也并非是最大的。此外，同盟会中的另一位领导者黄兴是哥老会的“龙头”（类似于三合会的“洪棍”）。同时，同盟会中有很多人都是洪门中人。
孙中山为同盟会制订的誓词，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个誓词与致公堂新章规程的誓词相同（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为致公堂手订《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之《纲领》，其中就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另外，同盟会盟书所用“天运”年号，亦源自洪门三合会之年号。
从孙中山创建兴中会、加入洪门、创建同盟会到辛亥革命为止，孙中山发动了著名的“十次起义”。在这些起义中，洪门会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简述一下“十次起义”的经过：
第一次是1985年的广州起义。这次起义由兴中会领导，起义的基本队伍则企图依靠会党及绿林。然而，起义未及发动因秘密泄露而失败，兴中会会员陆皓东和洪门首领丘四、朱贵全被捕遇难。
第二次是1900年的惠州起义。起义的基本队伍为嘉应州一带会党及新兴一带之绿林，领导者有郑士良、陈少白，还有洪门首领黄福。起义高潮时投军者达二万多人，其中大多数为洪门中人。义军首先聚集于三洲田，并于八月十五日晚袭取沙湾，后屡获捷，惜无弹药接济，卒至自行解散。
第三次是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起义的基本队伍为会党，直接领导者有许雪秋、余丑、陈涌波等，均为会党首领。此役于四月十一日发动，义军占领黄冈，后在井州与清军八营激战，义军势渐不支，退回黄冈，以无弹药接济的缘故，最后自行解散。
第四次是1907年的惠州七女湖起义。起义的基本队伍为惠、潮一带的会党，首领为洪门的陈纯、林旺、孙稳。此役孙中山派邓子瑜回国领导，于四月二十二日在七女湖起义，首战获胜，接着连克泰尾、杨村、三达等圩，进抵柏塘、八子低、公庄等处。后因无弹药接济，义军最后自行解散。
第五次是1907年的钦廉防城起义。起义的基本队伍仍然是洪门会党中人，首领为王和顺、粱植堂、粱建葵、柴少庭、刘显明等。此役，孙中山派出黄兴、胡毅生回国领导。七月下旬，义军从三那出发，取防城，后因攻钦州失利，被迫退入十万大山。
第六次是1907年的镇南关起义。起义的基本队伍是由洪门首领黄明堂、王和顺、粱兰泉、关仁甫等率领的会党武装。起义由黄兴策划及领导，于十月二十五日发动，义军从越南进入国境。当时镇守中越边境镇南关的清朝官兵多系受招安的原会党武装，义军事先已经对其进行过策反,因此比较顺利攻占镇南关北、中、南三座炮台。义军与清军麝战七天，其后，清军来援之军达四千余人，义军寡不敌众，遂由镇南关撤入越南境内。
第七次是1907年的钦廉上思起义。起义的基本队伍是钦廉一带的洪门会党，由黄兴领导。二月二十五日，义军从越南进攻钦州，转战钦廉、上恩一带，经过数十乡镇，历时四十余天。义军先后与两万清军交战，后来，因弹尽粮绝自行解散，义军余众遣归十万大山，图谋再举。
第八次是1908年的云南河口起义。起义的基本队伍是由洪门首领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等率领的会党武装。起义发动后，孙中山派黄兴回国担任领导。三月二十九日夜，义军从越南进入国境之后，联络部分防营及警察,攻占河口、兰溪、新街。清军大举来援。义军退回越南，以图再举。
第九次是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这次广州起义革命党人已经秘密筹备多时，可惜，却因军警冲突的原因而导致新军仓促起义，而防营、民军未能及时响应新军而失败。
第十次是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三月二十九日，黄兴率部攻击两广总督府，总督张鸣岐逃逸。革命党人因遭到闻讯而来的清军的围堵而败退。此役结束之后，经人检收革命军战死及就义者遗骨，得七十二具，葬于之黄花岗。烈士大部分为洪门中人。
综观孙中山发动的“十次起义”，除了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之外，其余九次起义的基本队伍都依靠洪门会党武装。
孙中山发动“十次起义”受挫之后，为了进一步得到洪门会党的支持，于1911年五月赴美。孙中山在旧金山与洪门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协商，决定将同盟会并入洪门——凡同盟会成员以前未有加入洪门的，一律加入洪门致公堂（对于这一盛事，当时同盟会与致公堂分别在《少年中国报》、《大同日报》刊登公告[6]）。这是孙中山继1903年加入洪门之后的又一重大举措，至此，同盟会亦成为洪门一组织。孙中山既为洪门“洪棍”，则在洪门内部被尊称为“大哥”。洪门组织一般称“山”或“堂”（除了“山”、“堂”之外，还有“会”、“社”，例如“三合会”、“洪兴社”等、大同小异），其中“‘大陆山’由孙中山开立。”[7]
[1]孙中山著的《建国方略》之《有志竟成》
[2]《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合集》第一卷第183页
[3][4]冯自由著的《革命逸史》第六册，第41页
[5]《解放前广东最大的一个帮会——洪门忠义会始末》何崇校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
[6]近代史资料专刊《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04---306页
[7]《洪门志》第21页，朱琳编，《民国丛书》第一编，第16卷
二.反清复明
革命党人在国内发动起义，其经费主要是在海外筹集的。然而当时大部分的海外侨胞只知有洪门，不知有同盟会。
同时兼有同盟会及洪门双重身份的冯自由，后来曾经回忆其于1909年在海外为反清起义筹饷时的情形：“冯以洪门党员之资格，大受各埠华侨欢迎。是年冬，冯得总理电（指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令急筹饷备广州举事之需，乃周游各埠演说筹款；捐款者异常踊跃，域多利及都朗度两埠致公堂慨然变产助饷，为洪门空前之创举。计是次筹款约七八万元，占黄花岗一役用款之半数，倘冯非隶属洪门党籍，决难收取良好之效果。盖洪门人士门户之见极严，其排满之宗旨虽与同盟会相同，然常卑视洪门以外之革命党为后辈，冯深知彼中情形，故到加拿大后，绝不谈同盟会组织事，以避猜忌。”[1]由于冯自由是用洪门名义筹饷的，那些海外侨胞捐款时可能会认为是在帮助洪门进行“反清复明”的起义。
不单止海外侨胞只知有洪门，不知有同盟会；国内的普通老百姓亦只知有洪门，不知有同盟会。例如1906年，江西萍浏地方爆发了反清起义，洪江会首领龚春台率义军连克麻石、文家市、上粟市等地。满清先后调集数省约五万军队前往镇压，义军因为缺乏枪弹等原因失败。这次起义同盟自始至终有份介入，而且有一批会员牺牲了。童年时亲自经历过这次起义的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中称：“（萍浏）洪江会造反的一切作法，还大部承袭着洪门的传统，并没有表现出革命的近代作风。当时革命的宣传还远没有深入到民间，所以孙中山、黄兴、同盟会等等名词，在那时的萍浏一带是听不见的”；[2]“一九零六年洪江会起事的前几个月 ”，“暗中传出这样的话：如果有一天洪江会要起事，每家都应在大门上张贴一张用黄纸写上的大‘明’字（原注：即明朝的明字），以为标记。那家大门没有‘明 ’字标记，就是败类。”[3]不过有一点张国焘搞错了，他在《我的回忆》中认为：“（萍浏起义）是同盟会成立以后所发的八次革命运动中的第一次；同时也是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以前所发动的十次革命运动中的第三次。”[4]张国焘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孙中山所发动的“十次起义”全部集中在两广及云南，并没有包括江西的萍浏起义在内。
前文已经指出过，在孙中山发动的“十次起义”中，洪门会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孙中山所发动的“十次起义”中究竟还有没有仍旧存在洪门“反清复明 ”的老口号呢？只要浏览一下史料，就能揭开这个谜。在1900年的惠州起义中，“（义军）在多祝驻营时，通知居民不必闭户，必须在门前点一灯为标志，取其复明之意”；[5]而在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中，会党占领黄冈建立军政府时，标明“大明军政府孙”[6]；在1907年的惠州七女湖起义中，义军曾发告示，其中有内容称：“正面天子，立转明朝”。[7]从以上这些史料可以看出，“反清复明”这个洪门的老口号，在孙中山领导的起义中多次出现。此外，在 1907年的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中，起义的基本队伍是以洪门首领王和顺等率领的会党武装为主。王和顺等人在未接受同盟会领导之前，曾经于1902年至1903年间，在广西南宁、柳州等地发动过声势浩大的起义，自称“大明天国军”。而在钦廉防城起义中，王和顺也发布布告称：“奋入洪门，奉其宗旨，以反清复明为职”，但又强调“明指中国，清指鞑虏，非为朱家尽忠，乃为中国戮力。”[8]显示王和顺等人接受孙中山革命主张后的新认识。总的来说，同盟会凭借会党力量发起的各次起义中，都带有洪门“反清复明”的浓厚色彩。
1911年，孙中山将同盟会并入洪门致公堂之后，组织了洪门筹饷局，为反清起义筹集军饷。在洪门筹饷局的缘起中明确指出：“我洪门创设于美洲已数十年矣，本为合大群，集大力，以待时机而图光复也。所谓反清复明者，此也。”[9]这表明同盟会亦不排斥“反清复明”这个洪门的老口号。
“反清复明”这个口号是洪门创建伊始就提出来的，并在整个清代贯彻始终。由此可见，洪门的目的不仅仅是“反清”，“复明”也是洪门的目的之一。整个清代，全国各地的洪门组织始终涣散，各种山头林立。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最高领袖。而根据洪门各种经典会籍，最高领袖必须虚位以待朱明苗裔（例如咸同年间，两广爆发了洪门会党的大规模起义。尽管诸路起义军都先后建立了政权，但是他们的领袖均仅限于称王，并没有称帝——而是虚其位以待明裔）。可是，直到清朝覆灭为止，也没有出现一位朱明苗裔来统一领导全国各地的洪门组织，这使得洪门“复明”的目的最终成为了泡影。1911年武昌首义，全国会党纷纷响应。辛亥革命成功之后，1912年二月十五日（即清帝宣布退位三日后），作为洪门一份子的孙中山亲自祭告明孝陵，在某种情度上是对洪门“反清复明”这个历史使命的交代。
[1]《革命党与洪门会之关系》，冯自由著的《革命逸史》第六册，第41页
[2]《我的回忆》张国焘著，第16页
[3]《我的回忆》张国焘著，第7--8页
[4]《我的回忆》张国焘著，第15--16页
[5]《庚子惠州三洲田起义查访录》张友仁著，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6页
[6]《军录.两广总督周馥折》，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7]《华侨与中国革命》，黄珍吾著，台湾1963年版第117页
[8}香港《中国日报》，1907年9月28日
[9]《辛亥革命》（二），第90---91页
三.会党世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起义，全国各地洪门会党纷纷响应。湖南、山西、江西、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福建、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大多数是由洪门会党首先发难而加速推动了当地的光复的；而河南、甘肃、宁夏、内蒙古、西藏等地的洪门会党起义亦风起云涌。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洪门会党在各地的势力一度获得了大幅度的扩张。例如湖南，会党首领焦达峰作了大都督，衡阳、岳州一带的会党成员扬言：“焦大哥作都督，今日吾洪家天下矣”；[1]在四川，“尹昌衡当了都督，首先创立‘大汉公’，他既是四川都督，又是袍哥（即哥老会）的舵把子，周骏任陆军部长，又挂出‘大陆公’的招牌，参谋部也挂出‘大参公’的招牌，这样一来，袍哥由秘密组织变为公开组织了。势力发展越来越大。初在大中城市，后来逐步扩展到街道、区、县、乡、镇，均成立了堂口、公口、社、山等”；[2]而在陕西，哥老会已经秘密渗透入满清新军的各级舵把子，光复之后权力亦得到进一步的扩张，原清军陆军的各级长官竟全部被哥老会的人取代。[3]陕西的洪门会党逐渐公开，哥老会在陕西很多地方的“州县均有一二首领，码头林立，不能悉计，办支应、理讼词，直代县官行政”，时人惊叹“不意两月之久，竟变成会党世界矣！”[4]此外，在其他省份，亦存在洪门会党的势力获得了大幅度扩张的情况。
秘密会党与生俱来就是一个破坏社会秩序的组织，这一点在受到会党控制的区域更加明显。一方面，象聚赌斗殴、勒索抢劫等不法事件泛滥起来，这使得社会越来越动荡不安；另一方面，会党在某些地方实行的劝捐、勒派军资等行为损害了官绅地主阶级的利益，这最终导致了掌权的立宪派与革命党联手对会党予以取缔及镇压。一些地方军政要职的会党首脑，亦及时见风使舵、改弦易辙，转而站到了掌权的立宪派与革命党一边。
立宪派与革命党对会党镇压的手段有：遣散和撤换军队中的洪门会员、限制和撤销洪门的武装、甚至直接杀害洪门的首领等等。在湖南，都督焦达峰被立宪派人士暗杀；在四川，成都军政府被一些省份的军政府抵毁为“哥老政府”，都督尹昌衡见势不妙，“即下令取缔哥老，于是成都市二百多个公口的招牌一律收拾了”， [5]他还下令清乡，扫荡辖区哥老会势力；在陕西，哥老会军队大部份被立宪派改编，会党首脑万炳南被杀。
最值得一提的是广东，洪门会党在光复广东时，其势力亦获得了大幅度的扩张。当时在广东的洪门会党中人，有很多参加过孙中山发动的著名的“十次起义”——因为在这些起义中孙中山主要是依靠会党的力量。例如会党首脑许雪秋、陈涌波参加过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而会党首脑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等参加过 1907年的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但独立之后的广东军政府自从被陈炯明领导之后，就对洪门会党予以了严厉的镇压。许雪秋、陈涌波被陈炯明指使人杀害；而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等人的部队被陈炯明强行改编、遣散、甚至遭到血腥的镇压。陈炯明还步一些省份的后尘，下令正式取缔三合会。孙中山公开致电支持了陈炯明的行为。象广东这种洪门会党遭到打击的情况，在全国比较少有例外。
国内的洪门遭到立宪派与革命党的联手打击。海外的洪门也一样遭到立宪派与革命党的排斥。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海外洪门自持有功，有回国参政的想法。例如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时称：“望大哥念花亭之秘密，高溪歃血之盟。况且大总统是洪门首领，正宜成政党以慰陈近南、郑成功之亡灵，以慰同仁仰望之心。”[6]美洲致公堂大佬黄三德亲自回国，要求立案活动。海外洪门的种种参政愿望均没有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的作为导致他与致公堂的关系变得疏远。
辛亥革命胜利后，为全国光复出了大力气的功臣洪门会党却普通受到排斥及打击，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亦有先例。元末，弥勒教与明教的反元大起义为推翻蒙元立下了无与伦比的功劳。但明太祖朱元璋最后却指责弥勒教与明教为妖术、妖言，“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千端万状。”[7]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即宣布禁止弥勒教与明教，尽管他的军队就是出自于弥勒教与明教。朱元璋的所作所为亦不难理解——因为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完成了从农民起义军领袖到地主阶级领袖的转变，即从旧的封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转变成了地主阶级利益的拥护者。无庸讳言，地主阶级是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影响、有实力的阶级，朱元璋得到这个阶级的支持，是他坐稳江山的重要原因之一。同一道理，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会党这个旧的封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与官绅地主阶级势若水火，同盟会继续与会党打成一片就会失去官绅地主阶级的支持。尽管同盟会与洪门有很深的渊源，却不得不暂时抛弃了会党。
不过，辛亥革命胜利后在短时期内对洪门会党的打击及查禁，并没有真正能够阻止洪门会党的发展。丧失了“反清复明”目标的洪门在困境中图存。由于国内政局长期不稳、经济不景等原因导致游民队伍不断扩大，大量游民加入了会党。洪门会党势力在民国再度获得了大幅度的扩张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很多革命党人并没有和洪门彻底决裂，在后来的反袁斗争中，孙中山又重新称自己为“洪门一份子”，要以洪门“共图革命事业”。[8]洪门重新成为了孙中山的争取对象。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1]《湘事记》子虚子著，第1卷第18页
[2]《四川袍哥》王大煜著，中华文史出版社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20卷393页
[3][4]《陕军辛亥起义记事》朱新宁著
[5]《煊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尹昌衡》陈祖武著
[6]《孙中山藏档选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7页
[7]《讨张士诚檄文》，出自《平吴录》
[8]《孙中山全集》第3卷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