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洪门中人孙中山断然谢绝了洪门立案的申请 
　　《看历史》本刊记者 刘永峰

　　辛亥革命胜利，会党多有功焉。但身为洪门中人的孙中山大总统，却断然谢绝了洪门立案“改堂为党”的申请。所谓“革命元祖”反而成为新政府打击的“会匪”。甚至在历史记载中，其曾有的贡献也被抹掉。

　　1912年1月，孙中山刚就职暂时大总统，就接连不断地收到海外华裔激情的贺电，纷繁表达了对新政权建设的支持与喜悦。其中体现最为踊跃的，能够要算海外的洪门组织了。

　　过后，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在电函中，就首先表达了他们对革命判若两人的支持：“同人等愿就义公产为军民国用，求大总统早日北伐，直捣幽燕。”而这份信函最外围的目标，却是他们提出的申请：为洪门立案，回国非法参政。信中说：“故特命谢君秋、梁翼汉君回国见大总统，办理政党事宜。”这也是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那段光阴内的第二次向大总统提出“洪门立案”的申请了。他们不无殷切地谈道：“望大哥念花亭之机密，高溪歃血之盟。况且大总统是洪门总领，正宜成政党以慰陈近南、郑胜利之灵，慰同仁仰视之心。”

　　当然，洪门立案也是此时美国致公堂首领黄三德最为迫切的欲望。据其自述，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内，他“连日筹划发电报，用各埠致公堂名义，各华裔团体名义，一日而发三数十封，电报之费逾千”，为孙中山张大气势，堪称惨淡运营。“果真南京诸代表皆震惊孙文之虚声，谓暂时总统非孙君莫属。”

　　于是，孙中山就职大总统后不久，黄三德也回到国际，预备商榷洪门立案的事宜。

　　■ 革命勋绩

　　1912年终，还是凛冽的冬天，而在从美国到中国漫长而痛苦的航程中，黄三德却自负满满，在他看来，孙中山之可能被选为暂时总统，是他一手形成，也是洪门人士合力培养的后果。他曾说：“若使当日不发此数百十封电报公举之，其气势不大，各省代表未必注重之。”

　　这虽未免有自矜功伐的嫌疑，但坦率而言，洪门及其余会党力气关于革命确切卓有贡献。正如庄政所说：“若谓洪门为革命之元祖，殆非夸饰之词，至少这种推论可用于革命发轫期间。”

　　1894年6月，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年轻人对这个国度各项的变革建议，但是圆熟事务的李鸿章谢绝了这个有些书生意气的广东人。绝望之余，28岁的孙中山决意革命，并在该年秋天远赴檀香山。11月24日，在当地华裔的帮助下，孙中山招集华裔革命志士25人，成立兴中会，大会上整体与会者同举右手，向天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一心，神明鉴察。”

　　这一年，被视为国父显赫的革命生存的末尾。不可否定的是，国父的革命事业自一末尾，就在寻求着会党力气的襄助。

　　最先与孙中山结识的革命同志郑士良、尤列等人，自身便为会党人物。正是这些会党冤家们的联络协助，使得他的组织迅速建设并开展起来。而兴中会成立之时，参与者多数也是有会党身份的。1895年2月，孙中山和郑士良等人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其会员中有案可查的，会党分子就占了三分之一。早年便已追寻孙中山投身革命的马超俊曾说：“国父当年创组兴中会，系赖檀香山洪门先辈之支持。”

　　而孙中山所面临的革命情景，则略可解释他抉择与会党联姻之起因。过后，只管人们对满清的统治已是日益不满，但现实上，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到处倡言革命的时分，各类的反清流动，大多还仅仅是会党组织的作为。

　　回想革命之初，孙中山曾不无感叹地说道：“边疆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认为怪者，只要会党中人耳”。他说：至于中流社会以上的人物，“应而和之者”，“实为寥寥”。过后，士大夫们还仍然醉心于功名利禄，孙中山所保持的革命主义，只不过亲友数人了解而已。倒是被称为“下贱社会”的人群中，反而有三合会这样的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维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邯郸学步，然苟与之言，尤较缙绅为易入”。因而，他便首先从联结会党动手，末尾他的革命流动。庄政说：“国父创始国民革命，即以静止会党作为终点的，审度过后的环境，可以说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为“纠合海外华裔，以收臂助”，孙中山曾三次赴美，向华裔宣扬革命。1896年，当孙中山初次赴美时，虽“劝者谆谆”，而“听者藐藐”，终究无功而返。但这次得志的美国之行，却让他创造 ，华裔中十之八九皆列籍洪门，故欲收革命宣扬之实效，必须借洪门之协助。

　　1904年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退出致公堂，并受“洪棍”之职。接着便返回美国外乡，遭到致公堂首领黄三德的激情招待。在黄三德的陪同下，孙中山返回各城市对洪门会众停止革命宣扬。同时还为致公堂重新制订章程，从而将美国的洪门组织，也归入革命的旗号之下。

　　1911年5月，当孙中山第三次赴美时，作出了将致公堂与同盟集合并的决议，申请致公堂不曾参加同盟会的成员，一概退出同盟会，而一切同盟会成员也一概退出洪门致公堂。随即孙中山提议组织洪门筹饷局，为国际武装起义筹集军饷。通过致公堂与洪门筹饷局的致力，仅仅数月之间，便在华裔中集款144130元。而与此同时，海外其余中央，“捐资者异常积极”，如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竟不惜抵押公产，借款筹饷，而音讯传出，各地纷繁效仿……

　　而国际会党组织，异样也是孙中山踊跃联系的对象。1899年，孙中山派毕永年和平山周到湘、鄂一带联络哥老会，同时指令郑士良、陈少白等在香港设立会党联系的机关，建议将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的三合会、哥老会与兴中会联结起来。同年，两湖哥老会著名头目十数人先后到港，独特约定设立兴汉会，一致三省会党，并决定引荐孙中山为会长。尔后，黄兴联系哥老会、三合会、青帮、白帮等组建华兴会；陶成章则联系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五省会党头目，在杭州成立龙华会。有人称，“三合会化为革命党，哥老会也复为革命党，于是全国各省之诸会党，悉一致为革命党焉”。

　　孙中山在海外联系的会党，为支持革命而“大方助饷”；他在国际联系的会党，则在武装起义时“冲锋破敌”。他们“各尽所能”，为辛亥革命胜利立下了勋绩。

　　■从罪人到“会匪”

　　与黄三德一样，国际会党也普遍冀望着革命成功后，本人能作为建国的罪人而遭到优遇。

　　那段期间里，在长沙，起义胜利后，会党兄弟们过着优游快活、为所欲为的生存。“进出都督府的人，车水马龙，冷冷清清”，他们一同“吃大锅饭”，纷繁申请失去妥善的安置，以致于都督焦达峰忙于接应，都得空办理私事。而衡阳以南各属会党也是雄姿飒爽、“得意洋洋”，一些会党兄弟们无比喜悦地以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咱们洪家的天下了”。

黄三德兴许还不清楚，孙中山这位1904年退出洪门，并曾说“革命与洪门，气味相投，声应气求，非同运用”的领袖，刚刚回国两月之后，便扭转了之前的态度。1912年1月29日，他在致江西马毓宝暨南昌各界的电文中说：“近闻省垣有呼群聚啸，捣乱中央之事，倘不严申禁令，殊与本总统建设共和国主旨有违，即各界保民起义，初心亦当不愿有此。建立之事较诸毁坏之事尤难，一切朋比异同，易于误解之举，尤宜痛行戒绝，民国前程实有赖焉。”

　　一光阴，反抗会党成为全国的潮流。在江西，军政府首先公布了《解散洪江、三点、哥老会之公告》。在云南，蔡锷的“惩治律”规则：“凡群众合立公口，开山堂，歃血定盟，结拜兄弟，图谋不轨者，从左之区别处断：首魁处死刑……”而广东、四川、浙江、上海、安徽等地也都对会党流动通行制止。

　　与此同时，全国的报纸也无一例外地表达着对会党的藐视与敌意，驳斥并谴责他们关于社会的危害。过后，不论是全国知名的大报，如《申报》、《神州日报》、《时报》、《民立报》等等，还是那些街头描写街头巷谈、茶余琐事的小报都充斥着控诉“会匪”肇事，或是各军政府反抗会党及帮会头目被正法等这类皆大欢欣的音讯。

　　于是，好多会党兄弟，在改朝换代后，关于新的生存还未来得及憧憬，他们却突然创造 ，在他们曾出力打下的天下里，仍然被称作“会匪”而受到排挤。

　　■ 游离在次序之外

　　不久，孙中山便离粤北上。但在广州，黄三德仍然为洪门立案的事件奔劳。孙中山虚与委蛇，而胡汉民则置此事于脑后不理。一次黄三德见到胡汉民，说：“洪门协助革命，不能不谓有功，今区区一纸立案批词而谢绝之，试问良知何在？若果不准洪门立案，应偿还洪门人士所捐之革命军饷，各埠洪门为协助革命而变卖抵押之实业，该当逐个为之赎回。”胡汉民听后，又“将义务推归孙文”……

　　革命党以为，洪门向来以恢复汉族统治为主旨，现在目标已达，历史使命就已实现，也就没有在国际立案流动的必要。

　　1912年5月，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说：“洪门所以设会之故，系复国仇，……惟先下汉族已复，则当改其立会之方针。”已掌政权的革命者，关于曾经并肩作战过的会党兄弟，无一例外地采取了这样的立场：“满清已踣，即为目标已达，亦应立时解散。”江西都督李烈钧说：“各会来源，虽因看待满清而设，兹既复我汉家疆土，还我汉人主权，备会目标已达，自应勾销会名……”云南都督蔡锷则申明会党“得到了原先的主旨，不能算为良民。”

　　其实，帮会的存在，并非由于“反清”的使命。“反清”实现之后，它仍然存在而又无奈融进新的社会体制，解释帮会的存在不是政治的成绩，而是有着更为深入的社会本源。

　　从源头上看，会党参加者多数为在外营生的底层民众，有的为人佣工耕作，有的是运营小本生意，还有游乡的小手工业者、江湖医生或无业游民等。他们结拜的目标在于希望遇事有人协助，“免受他人欺辱”，正是由于帮会满足了这类长期漂泊在外、困难营生的穷苦人的需求，因而，清朝中早期它得以在基层群众中宽泛流传。

　　而究其本源，人口的恶性膨胀和土地合并的加剧，排斥出少量无地可耕的游民，一直都是清朝政府始终无奈根治的，也是导致机密会党衰亡的最初源头。而外洋侵入以来，这种场面更是雪上加霜。“往昔一乡一集，游惰无业者不过数人，今则数百之聚，游惰即至数十”，他们迫于生计，集结流入会党。

　　正因此，多数状况下，他们是非法次序的挑衅者与毁坏者。比如太平天国期间，北方的天地会组织或是间接退出太平军，或是借着太平军的气势，不断起事，与之一唱一和，对立满清朝廷。但咱们也创造 ，与此同时，曾国藩招纳湘军时，也有大量的哥老会弟兄纷繁涌入军营，仿佛并未顾及“反清”的“大义”。

　　因此，始终以来，帮会便游离于次序之外，会员以兄弟相交，以江湖义气为重，大都是生活上的强制，而较少政治上的盲目。

　　■ 何去何从？

　　在多数革命党人看来，当初联系会党只是权宜之计，因而革命胜利后，他们态度渐入佳境，对帮会流动也一味反抗，但这并不能处理成绩。

　　当然，也有一般和会党关系很深的革命党人，仔细考虑过解决会党成绩的办法。比如谭人凤就草拟过一些会党革新的方案——《社团改良意见书》、《章程》、《社员守则》等。他说：辛亥革命后会党所体现出的种种令人不满的行为，除了会党本身缺点外，也与革命胜利后遭到冷遇，心中因而愤懑不有关系。他说：“夫大功克奏，事外衰弱之辈反握重权，关于绅商学界优礼宠遇与满运相一直，坚忍痛苦，百折不挠之洪门兄弟，则无人齿及，而且加以嫉视，揆诸道理，岂堪称平？”

　　他虽然也以为会党在民国已无存无理由，然而主意成立“社团改良会”，对会党“施以改良之教育，涤其旧染，咸与维新”，使之转化成古代民主国度新型的政党组织。谭人凤还制订出一系列教育会员、职业培训，兴办社会生计事业以安置无业的会党成员的详细方法，希望在湖南首先实施。然而，刚刚在街上挂出一块筹备会的牌子，革命党人柳聘农家中便被威吓，扔了一颗炸弹，而后立宪派和权绅大起其哄，说：“会匪闹进城来了！”预备大举清乡，实施屠杀。谭人凤只好发表作罢。

　　假如说谭人凤革新会党的欲望，还只是一些想法的话，那么“中华国民共进会”的从成立到崩溃，则显示了会党革新之路的困难。

　　民国初年，时代剧变。新式的会党为了本身的开展，更顺应新的社会，防止被历史淘汰，不得不采取一些自救措施。因此，民初局部会党为融入古代新型的社会，采取了用近代政党形式来改选帮会内部组织的方法，希图使会党转变为政党，以期在社会中获得生活。

　　这种背景下，1912年7月1日，在上海，由红帮、青帮和哥老会公口三家帮会联结成立了“中华国民共进会”，由应夔丞任会长。成立大会上，著名的哥老会首领张尧卿说，“今既三家合而为一，成一大团体”，“深望同胞痛改前非，从兹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但是，现实并非如他所冀望的那样，四下的会众仍然没有进行捣乱社会次序的行为，因而言论声讨、谴责的声响从未中缀。

　　面对汹汹舆情，会党中人多迫不得已。当年9月，共进会头目汪旦庵以上海总部的名义，在《神州日报》上宣布了一封地下信，语言中尽显不幸。

　　他说：“当满清之时，三会之人屈从于独裁魔王之下，政府之关于三会也，以匪目之；即同胞之关于三会也，亦以匪目之。含污忍辱不敢表白其心迹于天下，数百年于兹矣。”他又说，一因着手之初，未能齐全规划，而又会员泛滥，良莠不齐，难免差池，但共进会绝无“恐惧党之性质”。况且如此庞大的团体，短促之间，“即无外界妨碍，欲尽汰旧时各种阙点”，已属大难，何况言论如此强制呢？

　　最后，他简直是乞求言论，给会党一点生活空间，他说：“故特敬告大记者，请谅吾人之苦心，虽不表同情，亦请为社会计，稍留余地，弗因莫须有之事即加苛责。”

 然而只管这样，场面并没有被改变，上海总部已没有才能来阻挡 各地会党滋事捣乱社会次序的行为。各地共进会分子仍旧刚愎自用，初具政党性质的共进会只是徒有其表，在政党的幌子下仍旧做着会党的不法勾当。当年10月，浙江便已严令解散共进会。不久，江苏都督程德全也公布训令，“勒令解散”。而不久后，因共进会会长应夔丞卷入宋教仁案，而使得共进会的抽象被彻底毁坏，一次由旧会党向新型政党转变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

　　不久，二次革命迸发，又迅速失败，历史进入了军阀统治的时代，所谓的会党改进也无从谈起。尔后的帮会，渐渐从一个官方封建性的，游民为主的机密结社，逐步演化为职业立功集团和黑社会组织，日益陷入下贱。

　　随着政治上的进化和本身的癌变，帮会在这病态的社会里迅速蜕化为江湖流氓权势。其突出的体现便是不择伎俩地追赶好处，诸如贩运鸦片、拐卖人口、开赌场、设妓院、占地为霸，绑架讹诈、包办杀人……晚期那种“取之有道，行之有义”的人生信条，已荡然无存。

　　更甚者，民国后许多军阀、官僚、洋人，甚至执政当局末尾把运用帮会作为达到其政治目标或经济好处的伎俩，从此，帮会的命运日益与军阀、权益纠缠在一同，这些之前屡遭勾销反抗的帮会组织，就成了地下的、非法的黑社会权势，对正常的社会次序施加了极大的威胁。

　　■ 反目

　　1912年8月，孙中山就职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不久，黄三德离开上海见到孙中山，告以胡汉民不肯同意洪门立案的事件，孙中山“权作答覆，亦无实在之言”。其实，黄三德这时已清晰：“两人扯猫尾，有意压榨洪门，不准其正式立案，盖为其本人组织政党起见，欲消灭洪门而排汇之，不违心洪门再成权势。”无法，黄三德决意回美，请代筹船费，“孙文靳而不予”。

　　回到美后，黄三德又一次收到孙中山寄来的书信。过后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被袁世凯解散，孙中山流亡日本，预备组建中华革命党，动员洪门人士一概退出，将致公堂改为中华革命党，印出传单，遍寄加美，随即预备末尾向洪门的第三次革命筹款。

　　过后有洪门人士在给孙中山的复函中写到：“学生衰时则倚庇于洪门，盛时则鄙屑洪门，避之若浼。今盛而复衰，又欲与洪门密切。学生休矣。”洪门对孙中山已愤怒如此，第三次筹饷，终未胜利。

　　1918年，孙中山寓居上海时期，北大校长蔡孑民与张蔚西曾经联名上书给孙中山，拟从清朝的机密会党流动末尾，至南京暂时政府勾销之日止，仿照《通鉴外纪》的写法，编写一本名叫《国史前编》的书，征求孙中山的意见。

　　孙中山在复函中说：“以清世机密诸会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宗旨在覆清扶明，……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令编为机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

　　会党，不只不能进入正统的历史，而且曾有的贡献也被抹掉。历史的冷酷一至于此。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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