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革命与洪门会党

    ■读史偶得

    ◎ 范泓 文史学者

    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这到底是朝代循环还是一场革命，尝有辩议。

    不过，在某些史学家眼中的“辛亥革命”，不仅为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而是包括自清末民初以来，一系列“革命运动”的全部过程。若从甲午战败之后朝野人士纷纷要求政制变革，以及立宪派与革命党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这一史实看，这样理解亦未尝不可。因为所谓“革命”在事实上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长期酝酿的一个结果。只是当时的“革命”在清廷看来，不过是一次次乌合之众的“造反”行为，手段为传统的暴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兴中会时期和同盟会初期)频仍起事所依靠的基本力量，正是秘密社会的一系——— 会党，即所谓的“洪门”，亦称“天地会”，或三点会、三合会。秘密社会的另一系在北方，即白莲教。

    革命党之所以与洪门会党一拍即合，主要是因为政治目标相接近。洪门会党的宗旨是“反清复明”，而革命党人则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尽管他们对“复明”并不以为然，但同样是要推翻“异族的统治”。孙文在《建国方略》中谓：“洪门者，创设于明末遗老，起于康熙时代。”所谓明末遗老“誓不臣清”，实际上，就是不愿与征服汉人的“鞑虏”为伍，满汉势不两立。然至康熙年代，清势渐盛，反抗屡起屡蹶，“而明朝之忠臣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起者可借为资助也”。及至清末革命，兴中会的主要骨干，如陈少白、尤列、程奎光、朱贵全、丘四、谢缵泰等人，均为会党中的重要分子，“当时孙中山的左右手，可以说多半是会党中人”，孙本人于1903年在檀香山加入洪门组织，其立志革命，“一部分的原因也是源出于幼年时承受太平天国革命的启发”。因此，不论当年的洪门会党，还是后来的革命党，在“反清”这一问题上志同道合，声气相通，正如孙文在自传中所说“民族思想实吾先民所遗留，……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扬而光大之。”这里所谓的先民，“自然包括了深受明末先贤行谊影响的会党中人”，而洪秀全起义或国民革命运动，“于思想启发上多受其赐”，因此，革命党与洪门会党之渊源，似乎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即以暴力手段来推倒异族统治，也就无怪其然了。

    洪门会党的势力，以山堂为中心，清代的山堂，前后有47个。自1673年至1909年，洪门会党策动或参与起事85次，该势力虽然主要在中国南部及中部某些地方，但“它的触角实已伸展到全国各地”，因此有外国学者甚至这样认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洪门。洪门中的一些人被革命党称为“老革命党人”，但这毕竟是民间秘密结社，必定要遭致来自清廷方面的严厉对待。只是问题在于，“会党虽是从反清复明开始的，但发展至清末已经变了质；甚至变成横行‘地下’的黑社会，为正当人士所不取，而兴中会诸公却以他们为主力，因此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群众和‘倚靠阶级’了”(唐德刚语)。因此，无论是1895年的广州之役，还是1900年的惠州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足见革命党与乌合之众的会党相合流之弊端。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革命党领袖才开始重视与留学生的接触，“但重要的革命起事，仍多运用会党的力量”。以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的统计，1906年至1911年间，重要的革命起事凡24次，确知利用洪门会党力量起事者，最少有12次，然无一成功者。直至辛亥革命发生，仅清廷而言，其控制能力已日趋低落，历史才被改写。

    辛亥革命的社会参与者是广泛的，其中有知识分子，有工商界人物，有军人，有官僚，有立宪派人士，有华侨，也有会党，但“军人和会党则为革命所借助的主要武力”。有论者认为，“在革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时代，从秘密社会中吸收革命的群众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同盟会在成立之前，各派革命党人发动的重要起义先后有5次，“均曾借用会党的力量”，从客观上讲，这自是革命党人策动的结果，他们利用洪门会党长期以来的反满意识，并通过会党组织建立起自己的群众基础，从而实现推翻满清、以建共和的“革命目标”。然而，晚清有“立宪”与“革命”之争(当然亦有互动)，其目标与手段绝然不同，“改革派主君主立宪，用上书或请愿的和平方法；革命派主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用暴力或暗杀的方法”(张玉法语)，而洪门会党长期以来“反清复明”即以暴力为主要手段，如太平天国初起时，洪秀全、林凤翔、石达开、杨秀清等人皆为会党中人，只是由于教义冲突，洪秀全后来才开始清除太平军中的会党分子。辛亥革命之后，洪门会党因缺少具有远见的领袖，“其群众又为乌合，不为正统社会所容”，遭到新政府所压制，洪门会党遂退为幕后势力，成为其他政治和社会运动的群众基础，惟其“会党意识”至此未绝，打打杀杀，及至“二次革命”，以武力手段为解决政争之开端(梁漱溟语)，竟至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