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宋教仁与孙中山与民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1:07:26
孫中山對光復會系統的革 命黨人恨之入骨的原因很多。揭發他貪污是一個，而章炳麟在革 命後的言論是另一個。
章炳麟在當時很有名的一句話就是「革 命 軍 興，革 命 黨 消」，意思就是有了 革 命軍後，革 命黨就不該以功臣自居，除黨 派之見，而應廣納天下人，一起建立共和。也因為章炳麟的這番政 治主張引起共鳴，許多原本立憲派的人馬進入革 命軍中。
這一點讓事事搞小圈圈抓權的孫中山大為不滿，痛斥章炳麟。而宋教仁對於孫中山的心胸狹隘也看到眼裡，在日記中大批孫中山。這些日記日後成為了宋教仁不滿孫中山的鐵證。
宋教仁被暗殺，將死之前，發的電報。不是發給孫中山，而偏偏是發給袁世凱。
＝＝＝宋教仁遺電本文＝＝＝
“北京袁大總統鑒：仁本夜乘滬宁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權利之見存。今國本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确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鑒納。宋教仁。
宋教仁與孫中山的不合與爭執除了在私人品格上，在政治立場上也是完全不同的。孫中山在搞臨時大總統時，就一定要當實權的大總統 ，力主總統制，而且為了要爭正統，努力拉攏華興會系統。而宋教仁不滿孫的總統制，認為應該要走責任內閣制，好糾集眾家革 命黨人之力。在這一點上就有過極大的爭執。特別是孫中山在臨時ZF中，完全排擠武昌起事的有功人員，只任用自己興中會的人馬，更讓宋教仁感到極為不滿，最後華興會系統不支持上海的臨時ZF，而贊同讓由袁世凱出任總統一職，是孫中山被逼下台的主因之一。
孫中山在整個同盟會中的失勢，其實與立憲派在武昌起事後的大量進入革命軍有很大的關系。
眾所皆知，孫中山與立憲派其實是極為不合的，立憲派一直斥孫中山為亂 黨，立憲派在清末勢力是極大的。比流亡海外的革 命黨人要多的多，特別是清末ZF被迫宣佈全面立憲後，各省設立「諮議局」，而其實諮議局的人都是立憲派的居多。
而武昌起事後，各省相繼響應，多是由新軍開頭，當武力先鋒，而政 治上的組織，就是各省的諮議局為主。這也讓各省對於上海孫中山組成的臨時政 府沒有好感。
相對於立憲派對孫中山的惡劣關系。光復會與華興會與立憲派就緩和的多，特別是光復會，更與許多立憲派的人馬交好。
“护法”时期，在“护法”队伍内部一再出现暗杀事件，其中最震惊国内外的是暗杀程璧光 、方声涛、陈炯明和邓铿(仲元)四位将军的事件。除邓铿死于谁手尚有争议外(孙文是主要怀疑对象之一，证据颇多)，前三件都是孙文或其追随者干的。
程璧光是北京政府的海军总长，是他率领舰队把孙文等人送到广州。在军政府中他亦被任命为海军总长，辖下的舰队是支撑军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之一。1918年2月26日，程氏突然在广州市珠江岸边海珠码头遇剌身亡。据参与物色凶手的罗翼群(当时任大元帅府少将参军)说，是朱执信 “嘱我再与南洋华侨诸同志商量，再行组织一批干部，候命行动。我如朱言再度就商于罗立志 、张民达两人。旋即获得结果，谓可仍由民达同居之二人负责此项任务……其后我在军中偶与张民达闲谈，张始透露出当时受朱执信命布置行剌程璧光之经过，并谓当日(二月二十六日) 下手剌程者即萧觉民、李汉斌两人。”[25]其他人的回忆如张慕融的《张民达传略》[26]、李良如、陆满的《从龙济光入粤到粤军回师期间的广东政局》[27]，均与罗翼群的回忆大同小异，可作为最后定论。“在一九一七年开始的护法动动中，朱执信成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担任设置在广州的大元帅府的军事联络和掌管机要文书的工作。”[28]杀海军总长这样的大事，没有孙文的首肯，朱执信是不敢干的。
程璧光犯了什么弥天大罪，非死不可呢?归纳起来对他的指摘有两条：
一是他反对炮轰督军府。“据说，孙文致函询问舰队司令程璧光，‘你既是临时政府成员，为何不执行指示炮击广州?’程司令回答：‘我们舰队开赴南方的本来宗旨是支持共和护法 ，别无其他。此外我是广东人，我应维护当地和平’。”[29]炮轰督军府和攻击桂军，虽然是孙文的主意，但显然不利于护法事业，侵害市民的和平生活。程璧光的回答可谓掷地有声。
二是说他与桂系勾结，对孙中山不利。有一个前提必须肯定，当时的军政府并未与桂系决裂 ，且以西南(包括广西)各省的代表自诩。与桂系接触，不是什么罪行；何况以多变著称的孙文，当时为摆脱困境，也正在寻找与西南各省实力派结合的新形式。西南联合会、联省自治的活动都曾得到孙文的支持。海军要生存、要吃饭，空有其名的大元帅府不能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程璧光与两广的实力派和广东的合法督军接洽于法于理均无不合，说会对孙文不利纯属猜测之词。孙文一伙如果发现程氏有谋叛行动，应该依法起诉和审理，这才是“护法”军政府应有的风范和运作正轨。孙文口头上曾一再反对暗杀，却纵容或指使主要助手干这样的违法勾当，实在令人痛心。
在暗杀程璧光之前，朱执信还曾组织暗杀滇军师长方声涛。执行者就是剌杀程璧光的那几个人，罗翼群则是受命寻找凶手的知情人。时间是1918年1月中旬，即第二次炮轰督军府后约十天，方中弹重伤，但抢救过来了。原因呢?“在第二次炮击督府之际，滇军师长方声涛约同张继(同盟会元老)到帅府劝阻中山先生，当时曾受中山先生面斥，并着方、张二人暂留帅府，待炮击完毕后始准其离去……朱执信与左右研究分析结果，认定滇军对护法态度日趋动摇，关键在于方声涛个人与唐继尧(云南督军、滇军领袖，军政府的元帅)一鼻孔出气。”[30]
民主共和制的基础是尊重不同的政见，不管有没有分歧，重大问题都应通过自由讨论，按法定程序作出决定。只能与某一政治领袖而不能与其他人“一鼻孔出气”，这是专制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是有现代民主、自由观念的公民无法接受的。孙文的护法军政府当时依靠的是四支武装力量：海军、滇军、桂军和粤军。孙文及其助手不但没有体现现代政治家应有的团结一切盟友(那怕是暂时的)的胸怀和政治技巧，反而使用极端手段去一一处置他们，直接后果固然很坏，更可怕的是培植了一种在正义(如革命、护法之类)的名义下厉行专制和恐怖统治的恶劣政治文化。
一说起陈炯明，中国人大约会立即联想到1922年6月的炮轰总统府事件，却很少人会知道，在民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陈是孙的重要支持者，是卓有建树的政治家和将领。在护法时期，孙文唯一可以称为自己的武装的，就是以陈炯明为司令的粤军。不过，进入20年代后，双方的政见日益分歧。主要一点是陈主张推行“联省自治”，逐步用和平方式统一中国；相应地他反对在广州成立另一所谓“正式政府”，选举孙文为“非常大总统”。孙文本来也是主张中国实行联邦制，赞成联省自治的。辛革命爆发后不久，他便在巴黎发表谈话：“中国于地理上分为二十二行省，加以三大属地即蒙古、西藏、新疆是也，其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为差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最为相宜。每省对于内政各有其完全自由，各负其统御整理之责；但于各省上建设一中央政府，专管军事、外交、财政，则气息自联贯矣。”[31]1920年11 月，陈炯明率粤军把桂军赴出了广东，孙文在回广州重建军政府的前夕，致电各省各军时又明确表示：“提议联省自治，尤其卓识……现在人民自决，潮流所趋，吾人宜本真正之民意 ，革故取新，推广平民教育，振兴农工实业，整理地方财政，发展道路交通，裁撤无用军队 ，实行地方自治。我护法各省，联合一致。以树全国之模范。”[32]可是，他实际念念不忘的是“北伐”，用武力统一全国，而不是秉“真正之民意”，把注意力集中于教育、经济 、交通和地方自治等经他认可作为“联省自治”基础的工作上。这与立意建设“模范省”的 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主张大相迳庭。
政见分歧所在皆有。善于处理，可以揭露和克服弊端，推动社会革新。处理不好，最为极端的可能导致兵戎相见，战火连绵。孙文如何处理与陈炯明的分歧呢?
冀图用手枪决是非!要是说前述几项是由朱执信出面，尚可藉口推脱的话，此事却是由孙文亲手布置的。1933年8月，陈炯明病逝。章太炎为其撰墓志铭，有几句耐人寻味的话：“(民国)十一年，孙公谋北伐，君以兵力未充辞，孙公疑君有他志。阴令部将以手铳伺君，其人弗忍，事稍泄。”[33]1923年6月1日，粤军将领黄大伟的一封致孙文的公开信，透露了其中的内情：“自佗城(指广州)称制(指选孙文为非常大总统)而护法解体，桂林改道而同室操戈，驯至断送桂闽赣。此次广州再变(指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将炮轰总统府)，全省骚然。大伟愚诚，遂有佳电。不虞戆言朝进，捕令夕颁，责伟备极周内。伟丁年留学，公逃至欧，同人资以困乏，介以新知，于公宁无匡益?动曰训诲十余年，张角无此口吻!若南宁、梧州嗾杀元戎，实等乱命。大伟力争不可，指为抗令，抑又何辞!”[34]其中提到的“嗾杀元戎”指的是1922年4月间，孙文把手枪交给黄大伟，要他杀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此外，美国驻广州领事馆1922年4 月24日给本国政府的报告谈到：“孙中山在本月十七日左右由桂林抵达梧州。伍朝枢和另一些中国官员前往梧州，企图在孙陈之间，觅得妥协。孙竟然说南方有三人——陈炯明、唐继尧、赵恒惕——都该予谋杀剌死。”香港《华字日报》同年6月24日论《孙陈破裂原因》的社论也谈到“惟孙中山在梧州时，以手枪授黄大伟，命杀竞存，黄不肯奉命。”[35]可谓铁证如山。除了中世纪式的专制统治者，不论权力多大都无权任意处死他人。如果陈炯明犯有死罪或其他罪行，理应交付审判。从现有史料看，当时孙、陈之间不过是政见分歧，说服、撒职、求同存异是可以采用的正常途径，孙文表面上也做做这些文章，暗地里却选择坚持民主信念的现代政治家不屑一顾的暗杀!所谓“护法”，就是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规定自由权之第一项是“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孙文的行动践踏了《临时约法》，是对“护法”的又一重大嘲弄。
摘自袁伟时
两岸的中国一直有一个历史迷思，就是普遍认为中华民国就是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前身为同盟会)所创建。因此国民党就等于是中华民国。国民党对于创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居功蹶伟。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观念。事实上中华民国的诞生，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有其小部份功迹，但是要说整个革命是由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所创建，那就是国民党窃占中华民国后窜改历史所创造出来的历史谎言。稍微读点中国近代史就会发现这其中疑点重重。轻易的可以戳破这其中的假话。
众所皆知，孙中山最早创建的革命组织是兴中会，而后来为什么又成立同盟会呢，国民党自编的历史都避而不谈。但是真相其实就在「同盟」两字上。根称同盟，就表示这是许多组织的同盟团体，没有错，同盟会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海外三个革命团的同盟组织，这包括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的华兴会、章炳麟的光复会，其中华兴会的势力最大，而光复会行事最为激进，章炳麟甚至处处反对孙中山对于革命行动的意见，孙中山不过是其第一任的领导。
有趣的地方来了，辛亥年间的武昌起事主事的是两湖地区的新军，这些新军多数加入两个在中国的革命组织，这就是文学社与共进会。而当天因为被清兵破获组织名册而被迫提前起事的也是文学社与共进会。起事后，与清廷作战的还是加入文学社与共进会的新军。大家一定感到很好奇，那同盟会的三大组织怎么没有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登场参与革命呢?那时因为同盟会当时忙于内斗，章炳麟正在声讨孙中山私自吞没日本政界友人支持中国革命的捐款。国学大师章炳麟写的「孙文罪状」一文正在南洋等地流传，同盟会已经名存实亡，三大派系各行其事，自始不知道武昌的文学社与共进会已经起事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十月十日武昌起事后，孙中山在檀香山看报纸才知道，而迟至十二月才赶回到中国，回到中国不到武昌前线助战，竟跑到上海，纠集兴中会旧部等势力，在租界成立没有人承认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且还排除了正在武汉苦战的文学社与共进会的新军们。相较于孙中山与兴中会的行为，华兴会还是比较有良心的，纠集旧部，返湘助战，虽然黄兴在与势大的清军对战中败阵，但是黄兴参战打了硬仗的英勇行为还是让黄兴的声望一时间远高于孙中山，最后孙中山被革命党人逼下临时大总统一职时，黄兴还成了南京留守，为袁世凯之外的第二号人物。
当时武汉起事的革命元勋们一直努力拉拢袁世凯，希望当时声望不差，且一直就同情「立宪派」的袁世凯响应共和，并且在武汉租界内与袁的特使秘谈时，就许以袁世凯「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这在当时获得多数革命党人的同意。唯孙中山已在上海自己成立了临时政府，并且自任临时大总统，坚不让出这个职位以换取统一。在经过武汉革命党人与已经宣布独立的许多省份施压下，孙中山才不情不愿的让出这个职位。但是孙中山让出这个职位后，旋及不愿接受任何职位，赶往北京准备竞选第一任正式总统。
在共和成立后，行民主选举制度，这当然就包括了开放自由组党，大家不会以为共和成立后，就只有国民党一党独大吧。事实上历史的真相是当时有许多新党成立与国民党竞争的。特别是因为孙中山贪污疑案而四分五裂的同盟会在革命完成后，更是分裂出来许多小党。其中有孙中山最大的政敌章炳麟与光复会旧部所组成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更名为「统一党」，最后再与湖北孙武所组成的「民社」合为「共和党」。与国民党同为临时国会的最大二党。章炳麟虽然加入过同盟会，但是与孙中山实为政敌，章炳麟字太炎，为清末著名之国学大师，生徒众多，许多当时的名士清流都得称他为老师。民间声望远在孙中山之上，而湖北孙武所组成的「民社」声望也不小，合并成「共和党」后实力不在「国民党」之下。特别的是「共和党」受到许多武昌起事的革命元勋支持，加上章炳麟一直与「君主立宪派」交好，特别是与「立宪派」的领袖梁启超为至交，在临时国会中，「立宪派」所组成的小党也多支持「共和党」，遂使孙中山的「国民党」在临时国会失去了多数控制权。
孙中山眼见失去了临时大总统一职，加上失去国会的控制权，在海外的梁启超又回国，集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等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将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声望与席次远在国民党之上，并盛传梁启超将在国会大胜后与袁世凯合作，由梁启超组阁，成为第一个稳定的共和内阁。孙中山深感大势已去。决心大选后武装暴动，推翻中华民国的第一次民选共和政权。这就是国民党自称的「二次革命」，但是当时被社会舆论认为是国民党选输后的夺权叛国之举，社会人心渴望由素有清誉的梁启超组阁，进步党身为国会多数必可制衡拥有兵权的袁世凯，以稳定共和之始。当时原本就反对革命的「君主立宪派」也认为由他们的领袖梁启超组成共和后第一任实权内阁，也许不比另立新君而立宪差。于是梁启超孚有人望民心的新内阁是有希望成为安定政局的主要力量。
就在国民党准备全面叛弃共和，毁坏宪法之前，各界通电不断，希望国民党莫以一党之私，再起战祸。上海总商会通电全国，要求和平，如国民党先起兵，就是与人民为敌。苏浙士绅与国民党中非孙一派的名士如汪精卫、蔡元培等都四处奔走调停。「进步党」的领袖梁启超更发表文章表示「共和秩序一破、定招列强瓜分、有政府终胜无政府，暴民政治之宣，甚于洪水猛兽」，希望国民党三思。但是此时孙中山已经失去权力与民间声望，而想以国会控制共和，又选不赢梁启超的「进步党」，因为国民党在共和肇建后种种不得人心的行为，更让社会舆论深感失望，最后孙中山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决心全面武装叛乱。
但是人民不是傻子，国民党输了大选，武装叛乱以图一党之私的行为，还是被弃 ，各界纷纷发电指责国民党为人民公敌，孙中山自言的「二次革命」草草结束，惨败收场，孙中山出逃，东渡日本。而国民党中许多非兴中会系统的人也普遍不认同孙中山的作法，选择脱离国民党，留在中国继续为共和努力。而与孙中山东渡日本的黄兴等人，也对孙中山心灰意冷，不愿再加入孙中山所组成的「中华革命党」，另组「欧战研究会」，与孙中山断决往来。已经穷图末路的孙中山亦发疯狂，新组成的「中华革命党」党旨，竟然是效忠孙中山一人，并主张再革命取得政权后，只有已加入「中华革命党」的「首义公民」能被选为公职，有被选举权。完全背离共和原理。因此更多人离开孙中山，最后所剩之人不到当年千分之一。
就在此时，正在起步的亚洲第一共和国「中华民国」看似已经摆脱了国民党的束缚，但是一九一九年「共 产 国 际」在苏俄成立…………………
章炳麟在當時很有名的一句話就是「革 命 軍 興，革 命 黨 消」，意思就是有了 革 命軍後，革 命黨就不該以功臣自居，除黨 派之見，而應廣納天下人，一起建立共和。也因為章炳麟的這番政 治主張引起共鳴，許多原本立憲派的人馬進入革 命軍中。
這一點讓事事搞小圈圈抓權的孫中山大為不滿，痛斥章炳麟。而宋教仁對於孫中山的心胸狹隘也看到眼裡，在日記中大批孫中山。這些日記日後成為了宋教仁不滿孫中山的鐵證。
宋教仁被暗殺，將死之前，發的電報。不是發給孫中山，而偏偏是發給袁世凱。
＝＝＝宋教仁遺電本文＝＝＝
“北京袁大總統鑒：仁本夜乘滬宁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權利之見存。今國本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确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鑒納。宋教仁。
宋教仁與孫中山的不合與爭執除了在私人品格上，在政治立場上也是完全不同的。孫中山在搞臨時大總統時，就一定要當實權的大總統 ，力主總統制，而且為了要爭正統，努力拉攏華興會系統。而宋教仁不滿孫的總統制，認為應該要走責任內閣制，好糾集眾家革 命黨人之力。在這一點上就有過極大的爭執。特別是孫中山在臨時ZF中，完全排擠武昌起事的有功人員，只任用自己興中會的人馬，更讓宋教仁感到極為不滿，最後華興會系統不支持上海的臨時ZF，而贊同讓由袁世凱出任總統一職，是孫中山被逼下台的主因之一。
孫中山在整個同盟會中的失勢，其實與立憲派在武昌起事後的大量進入革命軍有很大的關系。
眾所皆知，孫中山與立憲派其實是極為不合的，立憲派一直斥孫中山為亂 黨，立憲派在清末勢力是極大的。比流亡海外的革 命黨人要多的多，特別是清末ZF被迫宣佈全面立憲後，各省設立「諮議局」，而其實諮議局的人都是立憲派的居多。
而武昌起事後，各省相繼響應，多是由新軍開頭，當武力先鋒，而政 治上的組織，就是各省的諮議局為主。這也讓各省對於上海孫中山組成的臨時政 府沒有好感。
相對於立憲派對孫中山的惡劣關系。光復會與華興會與立憲派就緩和的多，特別是光復會，更與許多立憲派的人馬交好。
“护法”时期，在“护法”队伍内部一再出现暗杀事件，其中最震惊国内外的是暗杀程璧光 、方声涛、陈炯明和邓铿(仲元)四位将军的事件。除邓铿死于谁手尚有争议外(孙文是主要怀疑对象之一，证据颇多)，前三件都是孙文或其追随者干的。
程璧光是北京政府的海军总长，是他率领舰队把孙文等人送到广州。在军政府中他亦被任命为海军总长，辖下的舰队是支撑军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之一。1918年2月26日，程氏突然在广州市珠江岸边海珠码头遇剌身亡。据参与物色凶手的罗翼群(当时任大元帅府少将参军)说，是朱执信 “嘱我再与南洋华侨诸同志商量，再行组织一批干部，候命行动。我如朱言再度就商于罗立志 、张民达两人。旋即获得结果，谓可仍由民达同居之二人负责此项任务……其后我在军中偶与张民达闲谈，张始透露出当时受朱执信命布置行剌程璧光之经过，并谓当日(二月二十六日) 下手剌程者即萧觉民、李汉斌两人。”[25]其他人的回忆如张慕融的《张民达传略》[26]、李良如、陆满的《从龙济光入粤到粤军回师期间的广东政局》[27]，均与罗翼群的回忆大同小异，可作为最后定论。“在一九一七年开始的护法动动中，朱执信成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担任设置在广州的大元帅府的军事联络和掌管机要文书的工作。”[28]杀海军总长这样的大事，没有孙文的首肯，朱执信是不敢干的。
程璧光犯了什么弥天大罪，非死不可呢?归纳起来对他的指摘有两条：
一是他反对炮轰督军府。“据说，孙文致函询问舰队司令程璧光，‘你既是临时政府成员，为何不执行指示炮击广州?’程司令回答：‘我们舰队开赴南方的本来宗旨是支持共和护法 ，别无其他。此外我是广东人，我应维护当地和平’。”[29]炮轰督军府和攻击桂军，虽然是孙文的主意，但显然不利于护法事业，侵害市民的和平生活。程璧光的回答可谓掷地有声。
二是说他与桂系勾结，对孙中山不利。有一个前提必须肯定，当时的军政府并未与桂系决裂 ，且以西南(包括广西)各省的代表自诩。与桂系接触，不是什么罪行；何况以多变著称的孙文，当时为摆脱困境，也正在寻找与西南各省实力派结合的新形式。西南联合会、联省自治的活动都曾得到孙文的支持。海军要生存、要吃饭，空有其名的大元帅府不能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程璧光与两广的实力派和广东的合法督军接洽于法于理均无不合，说会对孙文不利纯属猜测之词。孙文一伙如果发现程氏有谋叛行动，应该依法起诉和审理，这才是“护法”军政府应有的风范和运作正轨。孙文口头上曾一再反对暗杀，却纵容或指使主要助手干这样的违法勾当，实在令人痛心。
在暗杀程璧光之前，朱执信还曾组织暗杀滇军师长方声涛。执行者就是剌杀程璧光的那几个人，罗翼群则是受命寻找凶手的知情人。时间是1918年1月中旬，即第二次炮轰督军府后约十天，方中弹重伤，但抢救过来了。原因呢?“在第二次炮击督府之际，滇军师长方声涛约同张继(同盟会元老)到帅府劝阻中山先生，当时曾受中山先生面斥，并着方、张二人暂留帅府，待炮击完毕后始准其离去……朱执信与左右研究分析结果，认定滇军对护法态度日趋动摇，关键在于方声涛个人与唐继尧(云南督军、滇军领袖，军政府的元帅)一鼻孔出气。”[30]
民主共和制的基础是尊重不同的政见，不管有没有分歧，重大问题都应通过自由讨论，按法定程序作出决定。只能与某一政治领袖而不能与其他人“一鼻孔出气”，这是专制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是有现代民主、自由观念的公民无法接受的。孙文的护法军政府当时依靠的是四支武装力量：海军、滇军、桂军和粤军。孙文及其助手不但没有体现现代政治家应有的团结一切盟友(那怕是暂时的)的胸怀和政治技巧，反而使用极端手段去一一处置他们，直接后果固然很坏，更可怕的是培植了一种在正义(如革命、护法之类)的名义下厉行专制和恐怖统治的恶劣政治文化。
一说起陈炯明，中国人大约会立即联想到1922年6月的炮轰总统府事件，却很少人会知道，在民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陈是孙的重要支持者，是卓有建树的政治家和将领。在护法时期，孙文唯一可以称为自己的武装的，就是以陈炯明为司令的粤军。不过，进入20年代后，双方的政见日益分歧。主要一点是陈主张推行“联省自治”，逐步用和平方式统一中国；相应地他反对在广州成立另一所谓“正式政府”，选举孙文为“非常大总统”。孙文本来也是主张中国实行联邦制，赞成联省自治的。辛革命爆发后不久，他便在巴黎发表谈话：“中国于地理上分为二十二行省，加以三大属地即蒙古、西藏、新疆是也，其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为差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最为相宜。每省对于内政各有其完全自由，各负其统御整理之责；但于各省上建设一中央政府，专管军事、外交、财政，则气息自联贯矣。”[31]1920年11 月，陈炯明率粤军把桂军赴出了广东，孙文在回广州重建军政府的前夕，致电各省各军时又明确表示：“提议联省自治，尤其卓识……现在人民自决，潮流所趋，吾人宜本真正之民意 ，革故取新，推广平民教育，振兴农工实业，整理地方财政，发展道路交通，裁撤无用军队 ，实行地方自治。我护法各省，联合一致。以树全国之模范。”[32]可是，他实际念念不忘的是“北伐”，用武力统一全国，而不是秉“真正之民意”，把注意力集中于教育、经济 、交通和地方自治等经他认可作为“联省自治”基础的工作上。这与立意建设“模范省”的 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主张大相迳庭。
政见分歧所在皆有。善于处理，可以揭露和克服弊端，推动社会革新。处理不好，最为极端的可能导致兵戎相见，战火连绵。孙文如何处理与陈炯明的分歧呢?
冀图用手枪决是非!要是说前述几项是由朱执信出面，尚可藉口推脱的话，此事却是由孙文亲手布置的。1933年8月，陈炯明病逝。章太炎为其撰墓志铭，有几句耐人寻味的话：“(民国)十一年，孙公谋北伐，君以兵力未充辞，孙公疑君有他志。阴令部将以手铳伺君，其人弗忍，事稍泄。”[33]1923年6月1日，粤军将领黄大伟的一封致孙文的公开信，透露了其中的内情：“自佗城(指广州)称制(指选孙文为非常大总统)而护法解体，桂林改道而同室操戈，驯至断送桂闽赣。此次广州再变(指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将炮轰总统府)，全省骚然。大伟愚诚，遂有佳电。不虞戆言朝进，捕令夕颁，责伟备极周内。伟丁年留学，公逃至欧，同人资以困乏，介以新知，于公宁无匡益?动曰训诲十余年，张角无此口吻!若南宁、梧州嗾杀元戎，实等乱命。大伟力争不可，指为抗令，抑又何辞!”[34]其中提到的“嗾杀元戎”指的是1922年4月间，孙文把手枪交给黄大伟，要他杀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此外，美国驻广州领事馆1922年4 月24日给本国政府的报告谈到：“孙中山在本月十七日左右由桂林抵达梧州。伍朝枢和另一些中国官员前往梧州，企图在孙陈之间，觅得妥协。孙竟然说南方有三人——陈炯明、唐继尧、赵恒惕——都该予谋杀剌死。”香港《华字日报》同年6月24日论《孙陈破裂原因》的社论也谈到“惟孙中山在梧州时，以手枪授黄大伟，命杀竞存，黄不肯奉命。”[35]可谓铁证如山。除了中世纪式的专制统治者，不论权力多大都无权任意处死他人。如果陈炯明犯有死罪或其他罪行，理应交付审判。从现有史料看，当时孙、陈之间不过是政见分歧，说服、撒职、求同存异是可以采用的正常途径，孙文表面上也做做这些文章，暗地里却选择坚持民主信念的现代政治家不屑一顾的暗杀!所谓“护法”，就是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规定自由权之第一项是“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孙文的行动践踏了《临时约法》，是对“护法”的又一重大嘲弄。
摘自袁伟时
两岸的中国一直有一个历史迷思，就是普遍认为中华民国就是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前身为同盟会)所创建。因此国民党就等于是中华民国。国民党对于创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居功蹶伟。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观念。事实上中华民国的诞生，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有其小部份功迹，但是要说整个革命是由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所创建，那就是国民党窃占中华民国后窜改历史所创造出来的历史谎言。稍微读点中国近代史就会发现这其中疑点重重。轻易的可以戳破这其中的假话。
众所皆知，孙中山最早创建的革命组织是兴中会，而后来为什么又成立同盟会呢，国民党自编的历史都避而不谈。但是真相其实就在「同盟」两字上。根称同盟，就表示这是许多组织的同盟团体，没有错，同盟会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海外三个革命团的同盟组织，这包括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的华兴会、章炳麟的光复会，其中华兴会的势力最大，而光复会行事最为激进，章炳麟甚至处处反对孙中山对于革命行动的意见，孙中山不过是其第一任的领导。
有趣的地方来了，辛亥年间的武昌起事主事的是两湖地区的新军，这些新军多数加入两个在中国的革命组织，这就是文学社与共进会。而当天因为被清兵破获组织名册而被迫提前起事的也是文学社与共进会。起事后，与清廷作战的还是加入文学社与共进会的新军。大家一定感到很好奇，那同盟会的三大组织怎么没有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登场参与革命呢?那时因为同盟会当时忙于内斗，章炳麟正在声讨孙中山私自吞没日本政界友人支持中国革命的捐款。国学大师章炳麟写的「孙文罪状」一文正在南洋等地流传，同盟会已经名存实亡，三大派系各行其事，自始不知道武昌的文学社与共进会已经起事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十月十日武昌起事后，孙中山在檀香山看报纸才知道，而迟至十二月才赶回到中国，回到中国不到武昌前线助战，竟跑到上海，纠集兴中会旧部等势力，在租界成立没有人承认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且还排除了正在武汉苦战的文学社与共进会的新军们。相较于孙中山与兴中会的行为，华兴会还是比较有良心的，纠集旧部，返湘助战，虽然黄兴在与势大的清军对战中败阵，但是黄兴参战打了硬仗的英勇行为还是让黄兴的声望一时间远高于孙中山，最后孙中山被革命党人逼下临时大总统一职时，黄兴还成了南京留守，为袁世凯之外的第二号人物。
当时武汉起事的革命元勋们一直努力拉拢袁世凯，希望当时声望不差，且一直就同情「立宪派」的袁世凯响应共和，并且在武汉租界内与袁的特使秘谈时，就许以袁世凯「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这在当时获得多数革命党人的同意。唯孙中山已在上海自己成立了临时政府，并且自任临时大总统，坚不让出这个职位以换取统一。在经过武汉革命党人与已经宣布独立的许多省份施压下，孙中山才不情不愿的让出这个职位。但是孙中山让出这个职位后，旋及不愿接受任何职位，赶往北京准备竞选第一任正式总统。
在共和成立后，行民主选举制度，这当然就包括了开放自由组党，大家不会以为共和成立后，就只有国民党一党独大吧。事实上历史的真相是当时有许多新党成立与国民党竞争的。特别是因为孙中山贪污疑案而四分五裂的同盟会在革命完成后，更是分裂出来许多小党。其中有孙中山最大的政敌章炳麟与光复会旧部所组成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更名为「统一党」，最后再与湖北孙武所组成的「民社」合为「共和党」。与国民党同为临时国会的最大二党。章炳麟虽然加入过同盟会，但是与孙中山实为政敌，章炳麟字太炎，为清末著名之国学大师，生徒众多，许多当时的名士清流都得称他为老师。民间声望远在孙中山之上，而湖北孙武所组成的「民社」声望也不小，合并成「共和党」后实力不在「国民党」之下。特别的是「共和党」受到许多武昌起事的革命元勋支持，加上章炳麟一直与「君主立宪派」交好，特别是与「立宪派」的领袖梁启超为至交，在临时国会中，「立宪派」所组成的小党也多支持「共和党」，遂使孙中山的「国民党」在临时国会失去了多数控制权。
孙中山眼见失去了临时大总统一职，加上失去国会的控制权，在海外的梁启超又回国，集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等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将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声望与席次远在国民党之上，并盛传梁启超将在国会大胜后与袁世凯合作，由梁启超组阁，成为第一个稳定的共和内阁。孙中山深感大势已去。决心大选后武装暴动，推翻中华民国的第一次民选共和政权。这就是国民党自称的「二次革命」，但是当时被社会舆论认为是国民党选输后的夺权叛国之举，社会人心渴望由素有清誉的梁启超组阁，进步党身为国会多数必可制衡拥有兵权的袁世凯，以稳定共和之始。当时原本就反对革命的「君主立宪派」也认为由他们的领袖梁启超组成共和后第一任实权内阁，也许不比另立新君而立宪差。于是梁启超孚有人望民心的新内阁是有希望成为安定政局的主要力量。
就在国民党准备全面叛弃共和，毁坏宪法之前，各界通电不断，希望国民党莫以一党之私，再起战祸。上海总商会通电全国，要求和平，如国民党先起兵，就是与人民为敌。苏浙士绅与国民党中非孙一派的名士如汪精卫、蔡元培等都四处奔走调停。「进步党」的领袖梁启超更发表文章表示「共和秩序一破、定招列强瓜分、有政府终胜无政府，暴民政治之宣，甚于洪水猛兽」，希望国民党三思。但是此时孙中山已经失去权力与民间声望，而想以国会控制共和，又选不赢梁启超的「进步党」，因为国民党在共和肇建后种种不得人心的行为，更让社会舆论深感失望，最后孙中山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决心全面武装叛乱。
但是人民不是傻子，国民党输了大选，武装叛乱以图一党之私的行为，还是被弃 ，各界纷纷发电指责国民党为人民公敌，孙中山自言的「二次革命」草草结束，惨败收场，孙中山出逃，东渡日本。而国民党中许多非兴中会系统的人也普遍不认同孙中山的作法，选择脱离国民党，留在中国继续为共和努力。而与孙中山东渡日本的黄兴等人，也对孙中山心灰意冷，不愿再加入孙中山所组成的「中华革命党」，另组「欧战研究会」，与孙中山断决往来。已经穷图末路的孙中山亦发疯狂，新组成的「中华革命党」党旨，竟然是效忠孙中山一人，并主张再革命取得政权后，只有已加入「中华革命党」的「首义公民」能被选为公职，有被选举权。完全背离共和原理。因此更多人离开孙中山，最后所剩之人不到当年千分之一。
就在此时，正在起步的亚洲第一共和国「中华民国」看似已经摆脱了国民党的束缚，但是一九一九年「共 产 国 际」在苏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