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增订本自序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增订本自序

《五百年来谁著史》增订版自序　　

韩毓海

借此机会，我首先要向尊敬的读者说明一下第二版所作的修改：篇目本身未作丝毫的更动，但每节几乎都增加了新的资料，目的是使增订版的观点更加鲜明丰富。至于语句和修辞上的改动，则无法一一列举出来，或许，对于“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从业者而言，写出为自己满意的文字几乎是不可能之事，这也意味着语言的推敲永远是未竟之业。　　

早在年初的时候，我就接到通知说，《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第一版已经全部卖完了，而增订版马上就要付印，就我个人的意见而言，第一版的某些部分需要作更为彻底的修改，但是，现实的压力使我没有时间这样做。因为半年多来，我一直在为第二卷（《龙兴――1500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与革命》）而努力工作，这也就是本学期我在北京大学所开课程的内容，这门课需要阅读大量的历史文献：《商君书》、《盐铁论》、《封建论》、《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陈六事疏》、《备陈民间疾苦疏》、《统筹全局疏》、《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国之命运》、《<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和《论联合政府》，当这些血与火的文字一一重现的时候，我深知：我们筚路蓝缕的先驱，精神的父亲，是他们以思想和实践铸就的不朽华章，点燃了后来者的心灵和眼睛。　　

“一篇读罢头飞雪”，时间倏忽而去。当《毕业歌》声响起，新的暑期即将到来时，同学们告诉我说：正是一个学期的阅读，使大家真正理解了《毕业歌》里那些著名词句的意义：“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五百年来谁著史》在尊敬的前辈和同仁、在广大读者中迅速得到理解，既是对我劳动的最好报酬，更是对一个初学者最真诚无私的鼓励。中华民族江山有思，我知道：是那些肩负着天下兴亡大业的实践者、劳动者们，成就了百年燕园中的“弦歌一堂”，我深信：“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同时“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即从历史中、从实践中、从国家人民的利益中去寻找知识的依据，“从无字句处读书”，这就是北京大学真正的光荣传统。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曾经说：“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其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经接近成功。”[1]亦如本书第一版绪言中所交待的那样：正是在纽约亲眼目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经历，方才使我读懂了《资本论》作者的教诲：一个将“虚拟经济”置于生产和市场交换（“实体经济”）之上的资本主义体制，何以是一个“头足倒置”的危机结构。同样的，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已将中国与世界深深地嵌入为一体，方才为我们当前的思考提出了新的使命和要求：这就是要求我们的思考必须始终具备广阔的世界历史视野；我们深知：使《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理论文献成为当代中国认识世界之教科书的，并非基于单纯的理论或思想史的缘由，而是基于现实实践的要求和愿望，如果没有社会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所提供的深刻“常识”，我们就无法辨别高深莫测的理论和知识的真伪与高下。“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理论的认识，还必须再回到实践去。”[2]历史已经证明：离开了这一明快的道理、离开了这一正直的求学、求知道路，学院里的知识和理论研究就将迷失方向。　　

1954年，毛主席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曾经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这意味着：只有了解自己的前人走过的道路，只有了解我们前人的事业，才能更为深刻地了解我们今天的任务和使命。　　

如果尝试着将漫长的中国政治史分为四个时期，那么从春秋战国到秦的郡县制统一可以称为第一个时期，而其中又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郡县制之设立，标志着中国政治文明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中国政治思想，兴起于秦晋之间，成就于墨法之道，而在诸子百家中，墨家兼爱、尚贤、尚同的政治思想，对近代以来的革命者影响巨大，而其践行禹道，摩顶放踵，以自苦为乐，“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政治伦理，尤其值得我们珍惜。同时，《商君书》则指出：所谓政治，就是指那种通过经济、军事和法律手段组织人民的根本力量，这一论断不但开辟了富国强兵的康庄大道，而离开了秦所发明的户籍－郡县制度，一切政治实践亦将因丧失基本抓手而无从谈起。毛主席《读<封建论>呈郭老》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至于墨家艰苦奋斗的实践精神，《庄子·天下》篇则论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今日再思此语，怎能不令人感慨万千！　　

从汉至唐，可谓中国政治史的第二期，其基本脉络则是贵族制度的消灭，国家官僚制（科举制）的实行。这其中既有内部旷日持久的艰辛改革推动（九品官人法与中正制的纠葛，即体现了改革的复杂性），亦有北周、隋、唐携北国刚健雄风之革命冲击，而继秦之户籍－郡县制度之后，统一的国家考试制度之实行，再为中国政治奠定一层深厚根基，中华民族藉此方走向光辉灿烂之盛唐。　　

北宋以降，中国在世界上率先走向“近世”，举凡交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之“近世化”，于宫崎市定教授的名篇《东洋的近世》中均有深刻之论述，至于工业技术方面，以焦炭冶铁之法，中国更是早于英国工业革命600年而成熟，此一点尤其具有世界史意义[3]。而所谓千古之谜者，则为率先走向近世之中国文明，何以此后竟600年徘徊不前，反而终在1840年之后，为现代西洋帝国主义势力所一举击溃。而我以为这便是政治史、思想史研究最为要害之课题。　　

实际上，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已经深刻论述过：宋以降，学术与政治的分离、文治与武功的分离、官与吏的分离（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乃是导致政治组织能力下降、国家能力下降的根源所在。其中官与吏的分离，更是贵族制、中正制和役法弊端的遗存和发展，它导致了基层的财政、司法和税收乃至军事，均操纵于胥吏之手，胥吏、豪民和生员沆瀣一气、把持基层和地方，遂酿成国家权力无法深入其中，而所谓“理政”，至此则步履艰难；同时，由于官僚队伍中埋藏着一支庞大的非正式的行政大军，国家便不得不听任“火耗”、“陋规”和“浮征”的存在，财政和税收的统一再也无法实现，于是“理财”亦从此变为了空谈。　　

何况，率先进入近世的中国，生产发展、市场扩大与货币短缺之固有矛盾，竟长期不能得到解决，于是，除用于促进农业革命之外，中国更将铁的大量生产以及冶铁技术，用于铸铁钱及以“浸铜法”铸铜钱，货币的大量增加，固然促进了中国的“商业革命”（明代即有“十大商邦”之兴起与壮大），但也正是因此，与其后英国将焦炭冶铁技术投入制造机器，并以此推动制造业和军事工业发展不同，中国冶铁技术的发展，尽管极大地推动了其“农业革命”特别是“商业革命”，但却没有发生出“工业革命”，而这也使得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分离，使得商业资本支配国家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与障碍（宫崎市定、陶希圣）。进而言之，造成这一瓶颈之根源，更在中国没有以成功发行国家主权货币，从而完成金融革命，并得以籍此闯过生产、市场扩大与货币短缺这道矛盾难关。而国家货币不能发行，金融革命无法完成，根源又在政治上的官吏二分体制，王安石即痛感基层全为胥吏、豪民所把持，国家金融力量无法深入农村，到明隆庆元年（1567）之后，国家干脆通过进口美洲白银来解决货币短缺问题，即从而将货币问题之解决，委之于海外和国内豪商。于是，中国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便不可避免，胥吏、豪商、外国资本支配中国的命运亦就不可避免了。　　

“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国政治史的第四期，揭开了中国改革与革命的新时代，揭开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最基层的农村入手，通过深入群众、组织群众的制度创新，重建了与劳动人民血肉相联的、牢固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并于新中国诞生的前夜――　1948年12月31日　，成功地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国家主权货币“人民币”。此后30年，新中国方才以此现代政治、经济和财政制度创新为强大动力，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举完成了工业革命。改革开放以来，正是中国庞大的产业、生产能力，驱动了世界贸易和商业革命的日新月异。有人说：中国用30年的时间解决了“挨打”的问题，又用30年时间解决了“挨饿”的问题，这种说法是十分形象的；而今天的我们，正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在这条继往开来的道路上，我们深知：遭遇各种艰难险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应该虚怀若谷地接受一切科学的批评意见，接受世界上一切友好人士的善良建议，但是，对于那些“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们还是要理直气壮地以马克思曾经引用过的佛罗伦萨人的格言作答：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60多年前，陈寅恪先生曾经用“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来颂扬宋明儒学的发生之于中国历史的划时代意义，而笔者学识浅陋，至今还难以理解他的这番高论之陈意所在。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百姓如我者，同样是60多年前，一位伟大的中国人，在黄土高坡的低矮窑洞里所说的话，却如悠远的雷声，时刻警醒着我们，告诉我们何谓佛陀、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支配历史的“大事因缘”：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了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的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两个神仙下凡，把这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一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4]　　

外国人一向有把自己的作品献给至亲好友的惯例，如此，我则愿诚挚地将自己幼稚的工作，奉献给养育我的父母人民，特别是：奉献给激发我写下本书第一行文字的山西那遍地英雄的山河，奉献给在这块土地上默默牺牲和奉献着的父老亲人。因为――正是那些在历史的纵深处和现实的实践中奋力工作的人，使得我幼稚的写作成为了一个声音。　　

2010年7月10日　暴雨后，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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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8页。

[2] 毛泽东：《实践论》，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2页。

[3] 宫崎市定：《宋代的煤与铁》，见《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92页。

[4] 毛泽东：《愚公移山》，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