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来中国被西方超越的真正原因

就是讲所谓明清之变，更具体讲，是明清之变和中国的货币主权的丧失。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明清之变呢，就跟我这本书新书讨论的一个内容有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说的是：明代的中期，明穆宗朱载垕，隆庆元年之后，他一上台就做了几件大事。其中包括把海瑞从狱里放出来，再比如说提拔了张居正，这些都是大家比较知道的。但最重要的是隆庆元年的几个政策，一个是开放“海禁”，一个是开放“银禁”。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国家货币——宋代的交子，元朝的那个中统元宝交钞（元朝的时候，也用了很长时间纸币），变成了银子，而且国家彷佛一下子，变得积极主动用银子来调配资源了，结果从此明清两朝都变成了用银了。这个当然是由于上层的支持，有没有人反对呢，这一次上层几乎没有一个反对的，这一次采用货币经济，支持的人很多，特别是中国所有的从事盐、海货贸易的商人都大力支持，支持国家用银来调配资源。而银作为国家货币的开始合法，是由于“一条鞭法”的实行。“一条鞭法”的大行是在张居正时的万历时代，也就是朱载垕的儿子神宗的时代。但是“一条鞭法”的发明是源自朱载垕他爹，嘉靖后期，浙江一个叫庞尚鹏的巡抚，这个人主张在浙江收税用银。因为浙江离日本最近，日本在那个时期发现了大银矿，于是浙江福建两省商人手里，有许许多多的进口银子。明朝原来是有货币的，是有“宝钞”的，但是这个宝钞谁也不愿用，大家都反对。这种反对国家货币的做法，就像王安石的时代，官员都不知道怎么去用货币的办法来分配资源。首先是国家官员和商人对于国家货币宝钞没有信心，可是到了明朝，上层的立场一下子变了，首先是大商人支持用白银代替国家货币宝钞，为什么商人支持用白银代宝钞？因为海外贸易用白银，因为他们手里有大量的白银。
所以到了1567年，朱载垕隆庆元年，国家在商人和上层官僚的强力要求下，放弃了国家货币宝钞的发行，转而用白银作为流通货币，历史从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放在中国，事小；放在世界，事大。怎么大呢？就是在1570年开始，发生了美洲白银产量和出口量的第一次高峰。要知道，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发现新大陆，从此以后（刚才说过），欧洲，或者说“欧美世界”就诞生了，拉丁人就有了家园，就不是满世界野跑的流浪部落了。他们找到了美洲。找到美洲之后，欧洲几乎所有的王室、国王一下子都不怕打战了，因为一打战他们就可以放手借钱，因为王室有巨大的财产可以作抵押，而这个巨大的财产就是美洲。我可以借钱，我房子大着呢，我有美洲，那么大房子，你大胆借钱给我，担心什么呢。这还不要紧。他们到美洲找金子，结果却发现了银子。这银子主要在墨西哥，还有波利维亚的波托西。世界上白银的五分之四都在那里，而从1570年开始，美洲白银的五分之四，全部运到中国来了。所以，1570年，是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
朱载垕皇帝很有意思的，他当政七年，很少上朝，上朝后什么也不说，一句话也不说，就是讳莫如深，后来有人怀疑他是结巴。其实这个人很鬼，得了韩非子的真传，帝王之术，就是你们说，让你们说，我沉默是金。他是一个无为皇上，但做了一个扭转乾坤的工作。从此以后，中国的货币就是用银子了。银是从哪里来呢，是美洲进口的。这个简直是了不得了。白银货币经济由于上层的支持从此确立起来了，但是国家的货币主权，恰恰从此付诸东流了。
1570年，在欧洲发生什么事情呢？欧洲在地中海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我们今天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解，主要是从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的那个分析开始的。马克思的第一卷是一个逆推式的，他先从工业革命说起，指出资本积累来源于资本家作弊，就是说通过无偿的占有工人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是按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理论开始推论。这个最切实的分析对象是工业革命，往后呢，到第三卷，马克思就说，资本主义的产生，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来源于对于货币的积累和债务的积累，来源于银行业的高利息。但按布罗代尔的说法，最好的描述资本积累的方式，其实就是从资本论的第三卷倒着来，因为那样更符合欧洲历史的真实。他说资本主义一开始的积累，不是资本家延长工人劳动时间这种小小的作弊。我们今天看这个靠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如果就能积累那么多钱，那奴隶主也可以成资本家了。所以重点还是资本论第三卷里讲的。资本起源的原因是什么呢？是靠向国家放债，就是地中海的银行家向国家放债。向国家放债收取的高额利息，而且在发债当中，所产生的年息债券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为什么货币商敢于向国家放债呢，他说，只有当债务是放给国家的时候，它才是最牢靠的。为什么呢，因为比如放给西班牙，西班牙说，你别担心，我有美洲，钱借给我打仗吧。因此就把美洲那一块的贸易权拿去支付利息。放债给国家，利息是有保证的，而且借给国家，国家只是理论上要还，但永远也还不起。还的只是越来越高的利息，因此这个债务的利息就不断地滚来滚去，结果债券本身就可以交易了。
于是，在1570年代的时候，布罗代尔说，1571年已非常确切地在地中海地区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债券的交易。就是说，地中海的银行家，向西班牙帝国去放债。这是资本积累的起源。这些向国家放债的银行家，债券式的银行家，是最早的资本家。他们怎么产生的呢？因为地中海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它是从美洲向中国运营的中枢杠杆；另一方面，它是西班牙向北征服欧洲——欧洲最北边就是荷兰——的交结点上。因此大量白银和黄金在这个地方储存和停留。我们讲到，1567年美洲是世界白银的出口地，当时正是生产和出口的高峰期。这个高峰期，就是向中国出口。也是1567年，中国是第一次官方决定货币用银了。第三，1571年，又是债券资本家，也就是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起源。1570年代，因此就成为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因此也就成了我们后来说的“明清之变”的重要依据。
而关于明朝的衰亡，我们过去已经有很重要的讨论，明朝是最后一个汉家王朝。明朝一亡，中国人连衣服都没有了，我们要看中国人的衣服，从此只能到京剧里，到朝鲜去看，喝茶都是蒙古喝法了。明朝一亡，真是痛心疾首。
但是，关于明朝衰亡，有很多争论，1944年是明朝灭亡三百年，郭沫若、翦伯赞、柳亚子等都不约而同的写了关于明朝灭亡经验教训的总结，观点不同，但是都提出明朝衰亡不是那么简单的——即由于流寇李自成、外寇满洲造成的。因为1943年，蒋介石写《中国之命运》一书，说明朝灭亡就是由于外寇和流寇，今天中国之倒霉，就是因为外寇和流寇，外寇是日本，流寇就是共产党。所以国民党马上组织一批人与郭沫若等人论战，围绕着明亡，这场论战成为决定两个中国的命运的大揭战的序幕。这里头，脱颖而出的是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提出了很多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把明清和李自成合在一起看：如果一个旧王朝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李自成为何与旧王朝一起覆灭？为什么清朝也最终覆灭？中国怎样走出历史循环呢？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很被毛泽东所激赏的。自然，当时的讨论必然有所侧重，但我们今天回头看，这个讨论也有所忽略，忽略的地方是没有涉及到明朝衰亡和世界白银出口剧烈下降造成的“蝴蝶效应”（就是美洲蝴蝶一振翅，我们这边原子弹掉下来了）之间的关系。
后来，王夫之、顾炎武等都有提出这个问题，特别是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以钱为赋》、《银》中说，明朝的问题在于那段时间国家既缺粮又缺银，为什么呢？这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讲了，美洲白银供量的下降就发生在1630年到1650年之间。因为16－19世纪的时候，白银不但作为货币，也作为商品。漫长的16世纪世界贸易的主要商品就是白银，白银的生产因此要受到供需关系的左右，一开始，大量的白银被中国吸收了，英国吸收了，欧洲吸收了，但是它既然是商品，生产多了，白银的生产价格和货币价格就拉平了。因此，就导致生产量减少，这跟今天我们讲石油是一个道理，受市场规律的支配。第一次白银开采量与出口量的减少，就发生在1630年到1650年之间。这个原因对解释明朝的衰亡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物贵银贱，另一方面后来发展为物和银都很缺乏，整个就处在这样一个“蝴蝶效应”的危机中。这个问题，亚当.斯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都注意到了，但是，这个却是我们过去不曾多注意的。
1567年，明朝“改革开放”，采用商人和官僚的主张，废除国家货币“宝钞”，而采取白银作为货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但是，到了1630年，白银供给不行了，这对经济的影响巨大，先是通货膨胀，后是通货紧缩。两者接踵而至，所以三个最无能的皇帝嘉靖、隆庆、万历，虽然看起来好像最糊涂，开创了几十年不上朝的记录，就是在家玩，说见了你们这些百官我堵心，但他们的时代偏偏号称盛世。而崇祯皇帝朱由检，那真是励精图治，到了他，明反倒亡了，什么原因？大形势啊。造成亡国的原因，就是他的爷爷的爷爷那些“改革开放”走过头了，竟然把国家货币主权给改革掉了――所以他就再也回天无术了。（鼓掌）
清朝的灭亡同样也是有很多原因的。但关于鸦片战争，中国的书没有什么可看的，你看了反而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走歪路，还不如不看。要看，一是看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个书写得好，是真真正正下了功夫的；二是看前面说到的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的作品。他们两个没有商量，但得出共同的结论。他们说鸦片战争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没打过英国。但是为什么没打过呢？英国只有7000人，英军只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来自印度马特拉斯的印度人，7000人劳师远征，而且没有一艘是铁甲船，有一艘太小不能参战，只能作侦察用；同时，清朝先后调集42万人，这是个什么概念？唾口唾沫都能把7000人淹死。问题是，就是没打过英国，为什么？
内藤和胡绳都得出共同结论，清朝先后调集的42万军队，都是严重缺饷的乌合之众，发不出军饷很多年了。为什么呢？第一，清朝的八旗养的好几旗军队，早已不能干活了，养鸟还可以，但还都号称是国家主要军队；八旗不行就让绿营去打，这是汉族军队，后来还有乡勇。但是汉族军队攀这个，你八旗就知道养鸟，我们还要去训练，打战，反而是业余选手。第二，清朝从康乾以来所实行的很重要的如轻徭薄赋等“仁政”，摊丁入亩，永不加税的政策。我们绝不能简单地说清王朝宽仁，但是相对英国来说，那简直太宽仁了。这清王朝自然也不是东西，但是，不是东西，你只能与同样不是东西的比，这里头最不是东西的那个，肯定是英国，而那不是东西里头最好的，倒是清王朝了。
我们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他说自己是资本家的小少爷，革命导师恩格斯说，我是放弃了社交、香槟酒的机会，去跟英国工人阶级一起生活，我才知道了英国社会的真实状况。恩格斯说，我发现我们的欧洲遇到灾难了，遇到了社会大转型。怎么大转型呢？我们面对了“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恩格斯不是英国人，他说，英国人搞坏了这个社会，它创造了一个“不仅仅是一切阶级反对一切阶级，而是创造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所有的人都踩着前面人的鞋跟，想揪着前面人的领子，想把他拉下来，取代他那个位置。这个东西叫“市民社会”，这个人吃人的社会、人斗人的社会，在所谓的“竞争”这个词语中得到了体现。英国社会是一个人类最野蛮的社会，竞争就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全面战争。这话也就是后来尼采说的强力意志：大家来比比谁更狠，比起狼来，人简直太退化了。英国创造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制度。清王朝多少还装成咱们是亲戚，地主剥削你的时候也都这么说的，咱们是亲戚啊，好说好说，把闺女送我们家来吧，（笑）保准吃得好、养得好。英国连这个都没有，英国就说，你把闺女弄我们家当奴隶吧，连这个吃得好住得好都没有了。所以，不是东西的比起来，清朝就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了。
所以，内藤说，清王朝“摊丁入亩”等仁政政策使国家税收能力下降了。就是这个地方受灾了，皇上说你们辛苦了，今年的税免了吧。英国怎样呢，就是你这地方本没受灾，但你不想圈地是吧，那我放水把你给淹了――国家制造水灾。这样税收的下降，造成清朝的军队缺饷，42万大军还没到与英国交战的地方，在路上首先就自己杀起来，校场格斗，日有积尸，杀完了之后，胜的一方再杀向英国，到了那里之后，发现英国人走了。英国其实不上岸，它是海战战术。清军就逮着老百姓，“汉奸，出钱！”结果老百姓恨官军，都成英国奸细了。官军如匪，没有钱，缺饷，自然就抢老百姓了。第三，就是胡绳说的，英国采用了清军不擅长的海洋战争，它不是占领领土，而是封锁你长江口，不占领南京，但封锁了你清朝的漕运，清朝打不下去了。与其这样打，收不上税，不如一次性赔偿三千万，这样完事，咱们将来还可以继续收税。皇帝一听，有理啊。有什么了不起，当年我们的广东公行，鸦片战争时期，仅仅一年的外贸盈余就是2800余万，赔它个三千万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我们还可以继续收税就行。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1830到1850年的时候，世界发生了由银本位向金本位的转化，这是极其重要的转化。因为在漫长的贸易过程当中，欧洲积累了世界上主要的黄金。为什么积累黄金而不积累白银呢？因为黄金比白银好携带。同时，在非洲的殖民掠夺过程中，英国、法国、荷兰等积累黄金，就率先采用了金本位的制度，这样造成世界上所有的劣质白银都运到中国来了。本来中国的就是多币制，哗的一下就乱套了；在这过程当中，广东公行的商人，又把大量的纹银（就是白银里头最好的）搞投机活动，出口到印度，再到欧洲，进行套利。我们所说的白银外流，是指国库的纹银大量外流。同时，涌入大量的劣质银，内外交攻，摧毁了清王朝的货币制度。这是发生在1830年到1850年间的事情。
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敢于动武，那是英国人出钱，让它跟中国打，日本没钱，它哪里有钱啊，英格兰银行说，我出钱你打，打完之后你直接把白银放到我英格兰银行里，换成英镑。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要求中国赔偿2亿多纹银，但要中国换成英镑，存在英格兰银行。日本正是通过这笔款，完成了由银本位向金本位的转化。这就是明清之变和中国货币主权之丧失。当然，我们过去所说的明清灭亡的道理都是对的，但是，如果仅仅从中国内部来看待这个问题，就不能看到（但也不应该不看到），在1500年之后，特别是1570年之后，通过美洲的白银贸易，中国已被深深地卷入了亚洲和世界经济体系中。我们不是没有货币经济，而是没有国家货币主权，我们离开1500以后货币的流动状况来解释两朝的兴衰，仅仅从中国内部看问题是不行的。
从中国内部来说，我们要么说王朝太腐败。但是，朱由检可不腐败，朱由检是所有的好皇帝中最廉洁的一个。要么说西方太强大，但是，我们从来不说欧洲太野蛮，从来不像尼采所指出的，欧洲文明的实质就是野蛮，尼采说人类退化了，没有野兽性了，野蛮和战争就是“主人道德”，中国文明的实质就是文明、就是和平，文明与和平就是“奴隶道德”。我们不读尼采的书，就不会不象欧洲人自己那样明白是怎么发家的，最懂得欧洲本质的人就是尼采，所以，这里的问题还是言必称希腊，对什么是希腊，却不知道。中国历朝历代起码表面上都在想如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或者对外在想怎么建立“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关系，而不知道欧洲在夺取了美洲之后，产生了恩格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社会，产生了利用他人的资源谋自身发展的道路。这个就是光脚不怕穿鞋子了，他们当年确实是没有什么负担。
不过，今天的世界倒过来了，我有一个英国朋友，回英国一看，他说现在的英国几乎就是当年的大清王朝，没有一辆车是能准点到的，连英超那些足球队踢起球来都不卖命了。英国人每天都在睡午觉、喝下午茶，所有的地方都没效率，而他到深圳一看，哎呀不得了啊――如今阿Q成了假洋鬼子，假洋鬼子成了阿Q，满街的中国人都在忙着抢钱，眼睛都是绿的。这个时候的深圳是那个时候的英国，这个时候的伦敦是那个时候的北京。
所以，这个是我刚才说到的唐宋之变与明清之变。唐宋之变未完成是什么原因呢？简单说，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当然也产生了天才，比如王安石，但是，这个制度也产生了我们常说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我们的科举考试，研究经书，经书的核心要么是周礼，周礼的核心是官职的分配，官员的分配。要么就是研究义理，“养吾浩然之正气”。现在我们看很多官员办公室椅子的背后，墙上还是写着这个“浩然正气”。要么就是诗词歌赋。可是对于经济，对于通过货币、税收来支配国家，增加行政效率，国家正式官员队伍里面，大概只有王安石一个人会（他什么都会，包括诗词歌赋也不错），但是胥吏、县令、县里的掌书记、村官，就是“吏”，他们也会。所以王安石变法就只有用小人。中国基层，财政司法，实际上五百年来都是控制在吏手里。你看《红楼梦》里讲的：贾雨村上台判案，葫芦僧判葫芦案，讲的就是这个所谓吏主地方、吏主司法，这种封建体制的特征。
自唐代后期以来，我们国家的治理结构脱节了，两张皮了，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上有国法，下有宗法（乡约），上有国税，下有地租，上有国家，下有家族，上有庸官，下有酷吏，国家的动员能力――特别是动员基层的能力下降了，不行了。而明朝之后，表面上看国家是用货币手段调配资源，效率增加，但是，这个货币是没有主权的，是依靠从美洲进口的商品。为什么这个时候的国家竟然很容易在一个糊里糊涂、上班不说话的皇帝那里完成了这项重大使命呢？因为有浙江、福建的商人支持。中国所谓买办商人的根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中国后来之所以走向1840年鸦片战争，有其必然性：第一，是封建主义、封建官僚导致的国家组织能力下降。所谓“官无封建”，就是官什么也不会；所谓“吏有封建”，就是吏把持地方财政司法；第二，国家面对马铃薯一样的小农，没有办法，基层没有组织。这个是唐太宗之后就遇到的问题，上有皇权，下有马铃薯一样多的子民，具体有多少，搞不清楚，也顾不过来，没法授田，也没法收税。搞不清有多少人，你就不知道要收多少税，不知道收多少税，就不知道发多少钞，合理的财政于是就不能确立，租庸调制度坏了以后，中国社会就是“两张皮”结构；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最终原因，同样也是没有下层和基层人民群众的有组织的支持和呼应，就靠神宗一个人支持，神宗一死，人亡政息。
在这里，我们就必须说明一点货币理论的常识，理论要让人民知道，老百姓知道，为的就是不能把它神秘地垄断在一些糊涂虫精英的手里。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它就会变成真正的力量――这个话是列宁说的。
货币理论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要区分什么是主权货币，什么是外贸凭证。什么是主权货币？主权货币是国家发行的信用，主权货币以国家税收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你只要有清楚合理的税收，就可以有发行货币的保障，主权货币是以国民税收来清偿和保证的；那么什么是外贸凭证呢？历史上的白银和今天的美元就是，因为它没有国民的税收和国民生产总值的保证，所以就必须以黄金和其他产品和服务作保证，而放弃主权货币而采用外贸凭证来调控经济，这其实就是明朝所作的糊涂事，这就是放弃了宝钞而采用白银，它造成的结果，就是明朝中期以后，它的经济是围绕着外贸建立起来的，富裕地区纷纷放弃种田而改为植桑、织布，就是这个原因，而导致明王朝垮台的直接原因农业危机和大饥荒，自然也是这个畸形发展道路所造成，而导致明朝的劳动力工资不断下降，消费日益下降，从而使得中国没有发生企业革命的，说到底也是这个依赖白银，而放弃主权货币的选择。
至于今天的美元，那就更不象话了：自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既不能以黄金也不能以美国的生产能力来保证，从此，美元就不是一个外贸凭证了，美元反而从此就成了美国迫使全世界接受的主权货币了，所谓全世界接受的美国主权货币，也就是说美元成了美国向全世界收税的工具了，美国成了世界中央政府，全世界都成了它的子民了。只要我们用美元来支配我们自己的经济，那么随着美国不断乱发钞，我们的产品就只能越来越便宜，我们的劳动力工资就会越来越低，我们国内老百姓的消费就会越来越少，我们的经济就发展不起来，中国手里有1万多亿的美元，但是我们没有钱搞教育、搞医保、搞高科技，没钱提高农民工工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美元，但没有人民币！
因此，扩大内需，刺激百姓消费，提高国民工资，争取在对外贸易中尽可能以人民币结算，这是伟大的战略调整，今天我们学习科学发展观，实践科学发展观，要有紧迫感，要有马克思主义的高度，需要我们真学、真用，特别是还要敢于斗争，要善于跟反对科学发展观的坏人、坏事作不懈的斗争。
由此看来――我们说中国1840年以来衰败是必然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革命也就更是必然的。革命首先从基层开始，把吏主地方的基层的封建主义打掉，就是要建立基层的组织。没有建立一个人民的基层组织，就不能真正的反封建。再就是打击买办商人，夺取国家货币主权。所以，我们即使从中国革命的破坏意义上来说，它要打倒完全无能的官（就是那个士大夫阶级），铲掉鱼肉地方的吏，推倒买办商人。从建设上说，它形成了基层的政治与经济组织，解决了王安石所不能解决动员基层的问题，保证国家资源的合理分配。
钱穆先生说中国历史，有几句话今天想来很感慨，他说：“租庸调制的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赋，而尤重为民制产。两税法后一千年，朝廷再不注意到民生疾苦，而徒务追征诛求”；他说“为民制产”，这才是贞观之治的最高峰，随后在中国历史上就再也没有为民制产的政治了。今天看来，这个话很深刻，但也不完全，我们知道，实际上，租庸调制度的存在，是需要得天独厚的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人口相对较少而且几乎没有流动性、国家资源绝对丰厚、国家能力空前强大，这三个基本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即使国家掌握着最先进、现代的货币工具，面对千百万马铃薯一样流动性的人口，要给每个百姓逐一“制产”，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而这就是租庸调最终瓦解的原因。
真正破解了这个千古难题的是毛泽东为新中国设计的制度，所谓的“为民制产”，在农村就是以生产队为核心的集体经济，在城市就是集体企业和相关的单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人的生老病死、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是由基层集体组织所提供和解决的，国家只是起到了辅助性的作用，集体经济和单位，是城乡居民可以依靠的产业，这就是贞观之后的唯一一次“为民制产”。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来控诉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基层组织的毛病，认为它不自由、妨碍了个人的发展、没有效率等等，这些控诉或许都有道理，但是事实是：1980年代以来，村集体和城镇单位的社会保护、社会福利功能消失殆尽造成的后果――在给农民生产自由的同时，农村实行的大包干解除了集体对于农民个人的责任，城市用工制度的改革在打破“铁饭碗”的同时，取消了单位对于职工的福利承诺。用王绍光教授的话说：随着农村的村集体和城镇里的单位被剥离了社会职能，并演变为纯粹的经济机构，村民的生老病死、福利待遇便失去了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都必须花钱到市场上去购买。今天看来，无论毛泽东意义上的单位和村集体是否十恶不赦，但它的毁灭，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堪比盛唐贞观之治的“为民制产”的失败，这一点，只有真懂得历史的人才能看到。
当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市场上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资源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当然就不太平了。大家知道，正是为了回应人民的要求、社会的危机，自2000年以来，我们以国家二次分配的方式，利用国家的强制力量，打破了市场的锁链，国家通过直接出资和出政策的方式，把那些无力在市场上购买活命资源的人们、那些被市场抛弃了的人们，重新担负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胡温新政”，胡温新政，实行已经九年了，没有胡温新政，我们恐怕很难应对接踵而至的各种危机。
因此，正像当年的五保户热爱村集体，因为村集体在他们那里不是空洞的一样，今天的许多中国人为什么要爱国呢？因为他们对市场失望、被市场抛弃了，而从2000年开始，由国家出面来救助那些被市场抛弃的人们的时候，他们当然会爱国、把希望寄托于国家了。从1997年以来，中国市场上的房价涨了起码五倍，但是，我也可以负责任地在这里告诉大家：唯一比市场上的房价涨得快的，就是中央财政用于三农（农产品政策补贴、农村中小学教育、卫生支出）的资金，从1997年的区区700亿，增加到2007年的3917亿，只看到前者，不看到后者，也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毁树容易种树难，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村社队和城镇单位是普通人抵御风险的庇护所，而随着社队和单位的解体，这些风险，就只能由一个强大的政府通过强制的方式使全社会来承担，只能由国家来为所有人提供起码的福利和安全。由于在八、九十年代，中国政府一度漠视了这方面的责任，这种状况只是在过去几年的胡温新政开始时才得到扭转。由于已经没有了集体积累，没有了集体经济，单位基本丧失了社会福利功能，由于毛主席“为民制产”的基层抓手已经不在，救助普通人的责任，历史的欠帐，这一切都压在这一届政府的肩膀上，压在国家财政的身上。
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解放了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当一切都必须在市场上买卖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一些基本的生存发展的资源希缺到一般人根本买不起了。同时，错误的发展观无情地斩断了人们与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纽带，把他们转化成市场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独立个体，那些以前靠集体、单位、家庭生活的人们，必须学会一切完全靠自己，我们的社会瓦解了，不存在了，或者说，我们的社会变成了完全的市场社会。而这就是陈志武教授所说的先进文明。但是，他也许忘记了，市场上充满了风险，这使得没有一个人能够担负起照看自己的全部责任，包括陈教授这样的超级精英自己也会面临失业的风险，更不要说其他人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确实要求国家在市场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包括在教育、医疗和住房三农方面继续加大投入，完全靠陈教授所说的市场是不行的，这些经济学家说的话是靠不住的，这是历史的结论，是现实的残酷教给我们、必将继续教会我们的道理。
集体卖掉了，“为民制产”的努力放弃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的土地不能继续这样地卖下去了。这个是秦皇汉武就知道的，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了呢？不知道，据说是因为秦皇汉武处在封建社会，比较愚昧，我们今天已经很先进了，知道卖了就有钱了。毛主席建国后，写《论十大关系》的时候，说要以农业为基础。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个也不是什么秘密，很简单，我们的国土面积是比印度大，但耕地面积比印度少六亿多亩，比美国少十几亿亩耕地，而且中国的可耕地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商业和工业发达地区，这就形成了我们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吃饭问题，天然处在一个矛盾状况当中。怎么处理这个矛盾？毛主席考虑了，因此，在中国，土地不仅仅是一个生产资料，而且是农民基本的生活资料，不单是农民，而且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资料。我们今天要想使大家吃饱了这个饭，起码需要每个人平均1.2亩的土地。这么简单的真理，划出了18亿亩耕地红线，是温总理说的，但是，还是有人要挑战这个常识。
可是很多人呢，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和常识都不了解。比如说，去年世界就闹粮荒了，这可是一个很严重、很现实的问题，多亏我们三农财政大规模支持了8年，否则麻烦就大了。我们的毛主席他是非常了不起的学者，他是非常仔细地调查了这个问题，才得出农业为基础的结论的，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的。毛主席还认识到：中国要解决现代问题，就必须要有独立的货币主权。要解决货币主权，就必须知道要收多少税，于是决定发多少钞，多发少发都不行，要明白收多少税，就必须要解决皇权面对千百万马铃薯的小农一家一户的状况。唐太宗的租庸调为什么实行不下去，就是户口弄不过来了，不可能逐一去收税。二是每家每户的私产维持不下去了，被兼并了，一家一户，能力有限啊！谁看到这个问题，还是我们毛主席啊！除非有一个集体经济，除非有集体组织，否则就不能保证国家不仅仅是出于发善心，就可以把这个资源向低层倾斜。你没有集体经济，没有基层集体组织，没有集体积累，就没有集体福利啊！怎么能说凭发善心就可以呢。当然，今天，我们是事后诸葛亮，因为这个事都已经过去了，主要是现在怎么办，我觉得也还是有办法，也不难。第一，我们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要加强劳动者入股，还有土地，还是应该有真正的集体管理，集体决策机制保证这个土地的入股、出租和分红。这种制度在过去山西，长治的地委书记王谦，他原来就是想这么干的。赵树理写那个《三里湾》后来的电影《花好月圆》，就是写的王谦的这个想法。同时，我们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要支持我们的国家，现在集体这个保护伞没有了，市场一度把农民搞得连地都种不起了，不靠国家靠谁啊，靠国家的三农、医保、廉租房、社保加大力度。市场越发展，国家承担的维护社会福利的任务就越重啊，怎么能说取消了国家，才能有市场呢！有些糊涂虫啊，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市场，还天天吆喝市场万能，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告诉他：市场只为最高出价者服务，所以那里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人什么事，你跟着瞎起什么哄啊，你这不是傻冒吗！
所以，我们说中国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推倒士大夫（不是要打倒那么几个人），为什么要从基层建立组织，瓦解那个吏？打倒封建就是这两个方面。为什么要打倒买办资产阶级，因为从明代那个白银，是浙江福建商人搞的进口货币，不打倒他们，你夺得不了国家货币政权。这些都是历史经验教训，是毛主席讲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教训。这些也是我从具体的历史来看，从唐太宗的租庸调，一直到“一条鞭”等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看中国历史千年以来，大事很多，涉及政治、经济。我们大家读书，有个简单的读法，一个读法是不要听百家讲坛愚民宣传，要读，起码读《明朝那些事儿》这种书，这种书起码是才子写的，读了让人高兴；还有一个读法是，了解一下租庸调是怎么回事，了解一下两税法怎么回事，了解一下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是怎么回事，了解一下“开中法”、“一条鞭法”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多，就五六个吧，把这几个搞通，我觉得大家就会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否则的话，那咱们就扯了。那就要讨论这个皇上有几个老婆，为什么不把他的权给大儿子，而给了二儿子。这就是中国道学家所谓的“礼教”的传统，“家事即国事”，老婆和孩子之间的事，我们研究中国的现代转化，就是研究上面所说的这些，不是去听那些胡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