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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访华引爆戊戌宫变
默认分类 2010-02-25 08:50:16 阅读39600 评论40 字号：大中小
伊藤博文访华引爆戊戌宫变
读研究生时，撰写论文《清流与改革》，涉及戊戌变法甚多。在中国近代史上，戊戌变法研究很热，也比较混乱，特别是关于光绪被囚起因，说法纷杂，长期采用袁世凯告密说，近几年这件事基本弄清楚，从各种史实和时间上考察，袁世凯告密说引起可以否定。但是由于当时清廷内的复杂关系和背景，关于慈禧囚禁光绪皇帝再次垂帘听政的最具体原因还是没有解释很清楚。这个问题我一直关注，当年研究这段历史，始终存疑。随着阅历增多，和现代政治的案例，比如，魏京生案，和外国记者交谈是触怒上层的最直接原因，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也是其倒台的致命因素，类似情况多多，不一一烦举。我领悟到当初慈禧拿下光绪的最深层原因，应该是对光绪勾结外人的担忧，具体说，日本下野的首相伊藤博文的访华，慈溪怀疑维新派里通外国应是戊戌事变的直接原因。
我也不打算写一篇学术论文，只把一些思路和线索提出来，探讨一下戊戌变法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软禁的历史。有个概念认为戊戌百日维新光绪下台是“戊戌政变”是个错误认识，大权始终在慈禧手里，虽然光绪名义亲政，但重大事情都是要经过慈禧，有现代中国政治经验的人都能感悟。如果光绪推翻慈禧，可以称政变，而慈禧拿掉光绪，实质应该算手续正常的免职。从某种意义上说，光绪百日维新采取的措施都是慈禧默许的，虽然秋后算账表示她不满。那什么是慈禧不能容忍，并采取囚禁皇帝措施呢？当然，如果谭嗣同说袁世凯围颐和园，是可以说得通。但袁世凯的告密发生在慈禧拘禁光绪之后，最多起了落井下石作用。
光绪如果采取什么慈禧不能容忍的新政，任用不能容忍的大臣，慈禧说句话即可。变法期间，翁同和这样的重臣，还不是一道旨就开缺了。导致慈禧一定要采取突然手段，免去光绪权力，一定是她不好控制的局面发生。在发生宫变前后，有几个线索值得注意，发生慈禧重新训政谕旨前一天。慈禧从颐和园赶回宫中，手中有御史杨崇伊呈请太后重新训政的上折，折中说“风闻东洋故相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而慈禧赶到宫中，正是监督光绪第二天会见伊藤博文之事。注意逮捕党人上諭：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到部治罪。諸人被捕後於次日解送刑部。这里面楊深秀以抗疏為德宗不平而被捕，徐致靖因为保荐康有为获罪。四个章京自不必说。唯独张荫桓，不仅名列首位，而且罪责不清楚。虽然菜市口六君子没有张，但张其实也在被杀之列，逃过一命，因为外国人干涉。后其被判流放新疆，一年多后，仍被慈禧下令斩杀于新疆。
张荫桓到底犯了什么大罪，被列为首犯，而终被置于死地，从中可看出戊戌事变的一些真面目。 张荫桓(1837～1900年)，字樵野，广东南海县人。年轻时就很有才干，富有冒险精神。参加科考不顺，转去埋头学习外语，研究洋务，另寻作官途径。后捐钱买了官衔，。以识力过人、才大心细、究心世务、治事精密逐渐晋升。1884年(光绪十年)，张荫桓以通英语、知外务被赏识，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开始外交家生涯。陆续被任命为特派驻美国、秘鲁、西班牙三国使节，长期驻外，成为著名洋务专家和外交家。甲午后张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兼户部侍郎，从此一身兼负外交、财政两大重任，成为清廷重要大臣之一。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李鸿章权势大衰，张的名望大幅提升，由于与翁同和亲密关系，光绪急于学西方变法，依仗张荫桓颇多，人多把他列入帝党。另一方面，他和康有为同为广东南海同乡，康做上层变法宣传，主要联系张荫桓，两人关系密切，朝内皆知。1898年伊藤博文来北京，张是主要负责接待官员，而他在甲午年曾赴日本谈判和谈，与伊藤相识，张与皇帝，康有为，伊藤博文的这种亲密关系，构成一次谣传里通外国阴谋的主角，也成为张戊戌获罪的原因。
戊戌维新期间，伊藤博文辞去日本首相，到中国游历，在当时是个重大事情。中国变法正是看到日本维新十几年后，成为强国打败大清，举国形成共识，向日本学习维新，变法图强。伊藤博文是日本推行维新的最杰出人物，所以很多抱有维新思想的官员对伊藤博文来华，寄予极大希望。伊藤博文在清朝变法运动高潮抵达北京的消息，令维新派群情振奋，许多官员纷纷上书，奏请留伊藤在北京，待以客卿之礼。有人甚至提出封伊藤博文为相。戊戌获罪的宋伯鲁的奏折这样说道：“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舆论并非空穴来风。康有为正是这股风的源头。与康有为非常亲密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回忆录》有这样记录：戊戌年“夏天时，康有为曾经向我咨询改革的方式方法问题，并建议说，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博文担任皇帝的顾问。过了没多久，康有为邀请我进京，担任皇帝的另一位顾问。乘坐同一艘轮船的旅客中，有两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位是袁昶；另一位叫容闳。”值得注意的是，袁昶正是慈禧在光绪会见伊藤博文前一天接见的官员。如果慈禧向袁求证康有为欲联合伊藤博文变法，应该能得到确认。
正是康援引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使日本和英国的势力渗入中国政坛，才会震动慈禧，采取非常手段。 伊藤博文抵达天津。报刊就有这样评论“伊藤到津，皆云系康有为勾引而来，将入军机矣。守旧者皆惶悚不安。”伊藤博文虽然不是康有为所邀来华，但李提摩太则是康邀来。李到达北京后，“和伊藤博文侯爵住在同一所旅馆里，并同他的首席秘书津田先生进行了长谈。”康有为拜访了李提摩太，并告诉他：我明日将南下“奉谕旨办上海官报”，皇上预定在9月20日、28日先后接见伊藤博文、李提摩太，并正式聘请为变法顾问官。”这说明，康和光绪已经沟通此事，做了安排。随后，康又拜访伊藤博文，进行长时间谈话，内容都是变法事宜。据记载，康和伊藤博文谈话有如下内容：
康有为：“我皇上锐意图变法，固因贵国与敝邦同洲、同种、同文、同俗，特见亲睦，欲据以为师法。草泽士民，亦同此志，愿侯爵幸进而教之！”
伊藤博文：“贵国欲变法，当先除自尊自大之陋习！盖世界中不论何种，皆享生天地之间，岂可贱彼而尊我，自称中华，而斥彼为夷狄之理哉！”
康有为：“敝国四五年前，多持此种议论。自甲午以后，数千年大梦，为贵国所警醒，已无复有此矣。”
伊藤博文：“上而学士，不可妄发议论，排斥外国，当知外国亦有好处。至于小民，尤不可轻易闹教，暴杀外人，是贵国紧要之务也。”
康有为：“侯爵轻蔑敝国甚矣！此种议论，在三年之前发之可也，向老耄各大臣言之可也。敝邦近年之士大夫，年齿在三十以下，无不深知斯义。各省学堂学会、新闻杂志，纷纷并起，民间智识大开，明斯义者，十之六七。”
伊藤博文：“然则贵国数月以来，着意变法，而未见推行之效者，何也？”
康有为于是声泪俱下地讲了一通守旧派阻挠他们变法维新的来龙去脉，恳请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时努力劝说她回心转意，“侯爵能为皇太后一一言之，即一席话，亦足救我中国四百兆人。岂惟敝国之福，抑东方之局，地球之运，实系于侯爵矣！”
康有为的话并没打动伊藤，他敷衍回答，但是康梁在宫变后，则是在日本和英国保护下逃脱的，主要是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起得作用。充分说明先前互相联系的背景。
这时京城已经谣言四起，康有为会见伊藤博文被守旧派看做阴谋，甚至传出康有為與張荫桓已經跟日本沟通了，由巡弋在大沽囗外的日本军舰，派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劫制太后送上日舰艇。当天傍晚，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将《吁恳太后即日训政折》“转达颐和园”。送达时，奕劻还特意提醒：“伊藤博文已定于初五日（9月20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慈禧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晚上临时决定次日回皇宫一看究竟。而慈禧回宫观察到的，是致命的线索，一个是接见袁昶，了解了康勾结伊藤和李提摩太铁证。而第二天。慈禧监视光绪接见伊藤博文，亲眼看到种种嫌疑，这在张荫桓被流放的路上自己道出。押解张荫桓的官员写过一本《驛舍探幽錄》，书中提到张和押解他的官員問答。官員問：‘聞伊藤久已罷相，此次來華，係伊籐自來游歷乎?抑中朝召來議事乎?’他是如此回答：‘我之禍亦由於此。此次伊藤係自來遊歷。我因與彼有舊，至京時來見我，我遂款以酒筵。伊藤覲見，又係我帶領。時太后在簾內，到班時，我向伊藤拉（握）手，乃外國禮，兩太后不知。上殿時挽伊之袖;對答詞畢，又挽伊袖令出，就賜座，太后請見之，遂疑我與彼有私。及後有康結日本謀劫太后之說，太后愈疑我矣。’光绪召见伊藤博文后，立刻失去人身自由，而原拟定的慈禧召见也取消。
虚拟出的张荫桓，康有为，伊藤博文互相勾结阴谋，应该是慈禧下决断囚禁光绪的最重要原因。慈禧仇外情绪一直是很强烈的，在她当政几十年里，受外国人的屈辱最深，勾结外人，是她最不能容忍的事，从戊戌宫变发生后仅一年多的时间，她甚至怂恿义和团，发出向万国宣战诏书。可见康有为等维新派引洋变法，是她最痛恨，也是不惜废除光绪的主因。所以我们看到，抓维新党，首要案犯是张荫桓，而张因为外国人干涉，当时虽没被斩首，还在事后一年追刑处死。
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很多，新旧冲突，中西冲突，帝后冲突，宫廷斗争等都是重要因素，但是直接引爆皇帝下台，慈禧再次垂帘的，应该是伊藤博文的访华。伊藤博文可能自己也不清楚，他的一次访华，断送了戊戌维新。而发生宫变后，又发生袁世凯告密围颐和园事，康党勾结外人毕竟不能完全坐实，还要顾及洋人势力，所以这种罪行只是含糊其辞，而袁告密谭嗣同围园劫后则成为可以公开的理由。这种戊戌宫变主因的隐蔽，造成多年这段历史的迷惑，研究文章很多，但总说不清楚。里通外国，历来是被默认的最严重罪行，也是最难以澄清的事，仅就建国以来，高岗，彭德怀等都被诬陷过类似罪行，现代政治中也不乏例子。这是传统文化中的一种潜意识，非我族类，不得与谋。此种文化，在现代社会国际化背景下，害国害人不浅，对沉重的历史教训只能深深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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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访华引爆戊戌宫变
读研究生时，撰写论文《清流与改革》，涉及戊戌变法甚多。在中国近代史上，戊戌变法研究很热，也比较混乱，特别是关于光绪被囚起因，说法纷杂，长期采用袁世凯告密说，近几年这件事基本弄清楚，从各种史实和时间上考察，袁世凯告密说引起可以否定。但是由于当时清廷内的复杂关系和背景，关于慈禧囚禁光绪皇帝再次垂帘听政的最具体原因还是没有解释很清楚。这个问题我一直关注，当年研究这段历史，始终存疑。随着阅历增多，和现代政治的案例，比如，魏京生案，和外国记者交谈是触怒上层的最直接原因，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也是其倒台的致命因素，类似情况多多，不一一烦举。我领悟到当初慈禧拿下光绪的最深层原因，应该是对光绪勾结外人的担忧，具体说，日本下野的首相伊藤博文的访华，慈溪怀疑维新派里通外国应是戊戌事变的直接原因。
我也不打算写一篇学术论文，只把一些思路和线索提出来，探讨一下戊戌变法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软禁的历史。有个概念认为戊戌百日维新光绪下台是“戊戌政变”是个错误认识，大权始终在慈禧手里，虽然光绪名义亲政，但重大事情都是要经过慈禧，有现代中国政治经验的人都能感悟。如果光绪推翻慈禧，可以称政变，而慈禧拿掉光绪，实质应该算手续正常的免职。从某种意义上说，光绪百日维新采取的措施都是慈禧默许的，虽然秋后算账表示她不满。那什么是慈禧不能容忍，并采取囚禁皇帝措施呢？当然，如果谭嗣同说袁世凯围颐和园，是可以说得通。但袁世凯的告密发生在慈禧拘禁光绪之后，最多起了落井下石作用。
光绪如果采取什么慈禧不能容忍的新政，任用不能容忍的大臣，慈禧说句话即可。变法期间，翁同和这样的重臣，还不是一道旨就开缺了。导致慈禧一定要采取突然手段，免去光绪权力，一定是她不好控制的局面发生。在发生宫变前后，有几个线索值得注意，发生慈禧重新训政谕旨前一天。慈禧从颐和园赶回宫中，手中有御史杨崇伊呈请太后重新训政的上折，折中说“风闻东洋故相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而慈禧赶到宫中，正是监督光绪第二天会见伊藤博文之事。注意逮捕党人上諭：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到部治罪。諸人被捕後於次日解送刑部。这里面楊深秀以抗疏為德宗不平而被捕，徐致靖因为保荐康有为获罪。四个章京自不必说。唯独张荫桓，不仅名列首位，而且罪责不清楚。虽然菜市口六君子没有张，但张其实也在被杀之列，逃过一命，因为外国人干涉。后其被判流放新疆，一年多后，仍被慈禧下令斩杀于新疆。
张荫桓到底犯了什么大罪，被列为首犯，而终被置于死地，从中可看出戊戌事变的一些真面目。 张荫桓(1837～1900年)，字樵野，广东南海县人。年轻时就很有才干，富有冒险精神。参加科考不顺，转去埋头学习外语，研究洋务，另寻作官途径。后捐钱买了官衔，。以识力过人、才大心细、究心世务、治事精密逐渐晋升。1884年(光绪十年)，张荫桓以通英语、知外务被赏识，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开始外交家生涯。陆续被任命为特派驻美国、秘鲁、西班牙三国使节，长期驻外，成为著名洋务专家和外交家。甲午后张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兼户部侍郎，从此一身兼负外交、财政两大重任，成为清廷重要大臣之一。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李鸿章权势大衰，张的名望大幅提升，由于与翁同和亲密关系，光绪急于学西方变法，依仗张荫桓颇多，人多把他列入帝党。另一方面，他和康有为同为广东南海同乡，康做上层变法宣传，主要联系张荫桓，两人关系密切，朝内皆知。1898年伊藤博文来北京，张是主要负责接待官员，而他在甲午年曾赴日本谈判和谈，与伊藤相识，张与皇帝，康有为，伊藤博文的这种亲密关系，构成一次谣传里通外国阴谋的主角，也成为张戊戌获罪的原因。
戊戌维新期间，伊藤博文辞去日本首相，到中国游历，在当时是个重大事情。中国变法正是看到日本维新十几年后，成为强国打败大清，举国形成共识，向日本学习维新，变法图强。伊藤博文是日本推行维新的最杰出人物，所以很多抱有维新思想的官员对伊藤博文来华，寄予极大希望。伊藤博文在清朝变法运动高潮抵达北京的消息，令维新派群情振奋，许多官员纷纷上书，奏请留伊藤在北京，待以客卿之礼。有人甚至提出封伊藤博文为相。戊戌获罪的宋伯鲁的奏折这样说道：“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舆论并非空穴来风。康有为正是这股风的源头。与康有为非常亲密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回忆录》有这样记录：戊戌年“夏天时，康有为曾经向我咨询改革的方式方法问题，并建议说，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博文担任皇帝的顾问。过了没多久，康有为邀请我进京，担任皇帝的另一位顾问。乘坐同一艘轮船的旅客中，有两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位是袁昶；另一位叫容闳。”值得注意的是，袁昶正是慈禧在光绪会见伊藤博文前一天接见的官员。如果慈禧向袁求证康有为欲联合伊藤博文变法，应该能得到确认。
正是康援引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使日本和英国的势力渗入中国政坛，才会震动慈禧，采取非常手段。 伊藤博文抵达天津。报刊就有这样评论“伊藤到津，皆云系康有为勾引而来，将入军机矣。守旧者皆惶悚不安。”伊藤博文虽然不是康有为所邀来华，但李提摩太则是康邀来。李到达北京后，“和伊藤博文侯爵住在同一所旅馆里，并同他的首席秘书津田先生进行了长谈。”康有为拜访了李提摩太，并告诉他：我明日将南下“奉谕旨办上海官报”，皇上预定在9月20日、28日先后接见伊藤博文、李提摩太，并正式聘请为变法顾问官。”这说明，康和光绪已经沟通此事，做了安排。随后，康又拜访伊藤博文，进行长时间谈话，内容都是变法事宜。据记载，康和伊藤博文谈话有如下内容：
康有为：“我皇上锐意图变法，固因贵国与敝邦同洲、同种、同文、同俗，特见亲睦，欲据以为师法。草泽士民，亦同此志，愿侯爵幸进而教之！”
伊藤博文：“贵国欲变法，当先除自尊自大之陋习！盖世界中不论何种，皆享生天地之间，岂可贱彼而尊我，自称中华，而斥彼为夷狄之理哉！”
康有为：“敝国四五年前，多持此种议论。自甲午以后，数千年大梦，为贵国所警醒，已无复有此矣。”
伊藤博文：“上而学士，不可妄发议论，排斥外国，当知外国亦有好处。至于小民，尤不可轻易闹教，暴杀外人，是贵国紧要之务也。”
康有为：“侯爵轻蔑敝国甚矣！此种议论，在三年之前发之可也，向老耄各大臣言之可也。敝邦近年之士大夫，年齿在三十以下，无不深知斯义。各省学堂学会、新闻杂志，纷纷并起，民间智识大开，明斯义者，十之六七。”
伊藤博文：“然则贵国数月以来，着意变法，而未见推行之效者，何也？”
康有为于是声泪俱下地讲了一通守旧派阻挠他们变法维新的来龙去脉，恳请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时努力劝说她回心转意，“侯爵能为皇太后一一言之，即一席话，亦足救我中国四百兆人。岂惟敝国之福，抑东方之局，地球之运，实系于侯爵矣！”
康有为的话并没打动伊藤，他敷衍回答，但是康梁在宫变后，则是在日本和英国保护下逃脱的，主要是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起得作用。充分说明先前互相联系的背景。
这时京城已经谣言四起，康有为会见伊藤博文被守旧派看做阴谋，甚至传出康有為與張荫桓已經跟日本沟通了，由巡弋在大沽囗外的日本军舰，派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劫制太后送上日舰艇。当天傍晚，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将《吁恳太后即日训政折》“转达颐和园”。送达时，奕劻还特意提醒：“伊藤博文已定于初五日（9月20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慈禧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晚上临时决定次日回皇宫一看究竟。而慈禧回宫观察到的，是致命的线索，一个是接见袁昶，了解了康勾结伊藤和李提摩太铁证。而第二天。慈禧监视光绪接见伊藤博文，亲眼看到种种嫌疑，这在张荫桓被流放的路上自己道出。押解张荫桓的官员写过一本《驛舍探幽錄》，书中提到张和押解他的官員問答。官員問：‘聞伊藤久已罷相，此次來華，係伊籐自來游歷乎?抑中朝召來議事乎?’他是如此回答：‘我之禍亦由於此。此次伊藤係自來遊歷。我因與彼有舊，至京時來見我，我遂款以酒筵。伊藤覲見，又係我帶領。時太后在簾內，到班時，我向伊藤拉（握）手，乃外國禮，兩太后不知。上殿時挽伊之袖;對答詞畢，又挽伊袖令出，就賜座，太后請見之，遂疑我與彼有私。及後有康結日本謀劫太后之說，太后愈疑我矣。’光绪召见伊藤博文后，立刻失去人身自由，而原拟定的慈禧召见也取消。
虚拟出的张荫桓，康有为，伊藤博文互相勾结阴谋，应该是慈禧下决断囚禁光绪的最重要原因。慈禧仇外情绪一直是很强烈的，在她当政几十年里，受外国人的屈辱最深，勾结外人，是她最不能容忍的事，从戊戌宫变发生后仅一年多的时间，她甚至怂恿义和团，发出向万国宣战诏书。可见康有为等维新派引洋变法，是她最痛恨，也是不惜废除光绪的主因。所以我们看到，抓维新党，首要案犯是张荫桓，而张因为外国人干涉，当时虽没被斩首，还在事后一年追刑处死。
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很多，新旧冲突，中西冲突，帝后冲突，宫廷斗争等都是重要因素，但是直接引爆皇帝下台，慈禧再次垂帘的，应该是伊藤博文的访华。伊藤博文可能自己也不清楚，他的一次访华，断送了戊戌维新。而发生宫变后，又发生袁世凯告密围颐和园事，康党勾结外人毕竟不能完全坐实，还要顾及洋人势力，所以这种罪行只是含糊其辞，而袁告密谭嗣同围园劫后则成为可以公开的理由。这种戊戌宫变主因的隐蔽，造成多年这段历史的迷惑，研究文章很多，但总说不清楚。里通外国，历来是被默认的最严重罪行，也是最难以澄清的事，仅就建国以来，高岗，彭德怀等都被诬陷过类似罪行，现代政治中也不乏例子。这是传统文化中的一种潜意识，非我族类，不得与谋。此种文化，在现代社会国际化背景下，害国害人不浅，对沉重的历史教训只能深深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