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之痛，110年

作者：晨风
1898年6月11日，那一个早晨或者阳光灿烂。
踌躇满志锐意革新正欲力挽帝国衰落命运的爱新觉罗。载湉，在这一天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这个时候，他绝没有料到，以一偌大帝国至高无上的帝王之尊，他不仅壮志未酬，而且仅仅在103天之后，竟然就倒在了自称为“奴才”的“臣下”联盟的枪口之下！
当然，“臣下”们的身后还站立着一个更为强大的“老佛爷”。这个作风强悍的女人重返“一线”训政之后，便果断地处死了“六君子”等一干“新党‘，迫使他们的领袖康、梁逃匿，成了那个时代的”民运份子“，并彻底的封杀了载湉”变法“的种种举措。
吊诡的是，就是这个后人以保守势力总头目指称的女人，仅仅几年之后，便以载湉的名义颁布谕旨，启动比“变法”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新政”，之后更一路前行，直至预备“立宪”。
因此，戊戌十年之后的1908年，当载湉目视着印有专属于他的鲜红朱砂玺的《钦定宪法大纲》——这份中华第一份宪法性文件时，身体已极度虚弱的他，一定露出了惨淡的微笑。在一定的意义上，他赢了，他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的“路线”战胜了心理阴暗的政治对手，虽然他的身体仍被“囚禁”着。
此时的载湉，也许还仍然“懦弱”，但恐怕已不再像当年那样“政治上幼稚”。他虽然已经失去了作为大清帝国皇帝应当拥有的权力，像一具带着皇冠的木偶，但仍然默默地关注着大清的政局和“改革”。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大量搜罗阅读了许多的西方的政治经济书籍，从《孟德斯鸠法意》到《各国宪法大纲》，从《经济通论》到《德国学校制度》，其涉猎之多之深，恐怕在现今的政治领导人中，也鲜有能够比肩者。那个时候的他，或者还心存希望，希望在“老佛爷”的百年之后东山再起，挑起大清改革的大梁。因此，他在默默的准备，在充实和提高自己。
然而他已经不再有再造辉煌的机会。就在“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的第78天——1908年11月14日，他便带着巨大的遗恨离开了他的帝国和子民。一周之后，许多年来一直主导着大清命运、主导着继戊戌之后的“新政”和“立宪”的“老佛爷”慈禧，也告别了历史的舞台。
这两个能强势和可能强势推动帝国改革的人物辞世之后，大清便失去了自我变革的灵魂，载湉在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的欣慰中留下的遗愿—— “九年以後，颁布立宪，克终朕未竟之志。在天之灵，藉稍慰焉”，终于落空。
三年之后，帝国大厦轰然坍塌。
载湉不知道，即使再过100年，他的梦想，依然是梦，梦想中所闪烁的宪政精神，依然在他身后的中华可望而不可及。
长期以来，人们努力地将那个时期残留的历史碎片作逻辑的拼接，努力地解读之中所储存的信息，希冀发掘出对今天的选择有重要意义的镜鉴。这些努力，在信息能够较为自由地流动的新时期，终于有了相当的成果。人们不再简单的为历史人物贴标签，画脸谱；人们能在现代政治文明的视角下，重新审视当年的人与事，以及各种博弈背后的种种元素。
有一种观点值得人们进一步的探究。那就是作为大清“一号”人物的“老佛爷”，其实并不是一个“保守势力的总头目”，在很多的时候，她竟然还是一个支持改革推动改革的 “改革者”。尽管其动机或许阴暗，某些举措或者昏庸。持此论者列举了一系列的证据，从对守旧官员如倭仁等的斥责、对李鸿章等“洋务派” 的重用，到举“新政”、预“立宪”，论证了没有她的支持，“洋务运动”不可能成气候，并为后来的“变法”、“新政”孕育了氛围：“新政”、“立宪”更是“一次力度很大的改革”。
当然，这样一种观点值得商榷。但是如果我们不拘泥赞成或者反对的立场，而是透过相关的事实去发掘另一种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改革的阻力就在改革者所属的阶层里，其能量之大，足以撼动如载湉这样的九五之尊，将改革的成果彻底葬送。
“老佛爷”当初或者已经作了“退居二线”的准备，并做出了初步的姿态——住进了供她“退养”的颐和园，不再过问日常的政务。对于“变法”，她不仅没有坚决反对，反而对载湉说：“只要变法能使国家富强，法便由吾儿去变，我决不挈肘牵制”。再联系到后面的“新政”、“预备立宪”，我们大致可以认为，不管她的动机如何，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时事压迫与民心向背，至少逼使慈禧考虑“变革”；第二，镇压“变法”不是出于“路线”的考虑——在“变”与“不变”之间她与载湉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她的利益高于一切，官员群体的利益与她的利益唇齿相依、血肉相连。
回过头去看载湉，当时的他的确“政治幼稚”：没有精心的谋篇布局和老谋深算的步步为营，便一下发布了数以百计的政令；不经过在内心仍不甘寂寞并且仍实际掌握着大员升迁“拍板权”的“老佛爷”，就裁撤了诸多的“冗署”、一夜罢了“六堂官”；眉毛胡子一把抓，不仅不分轻重缓急不成系统，有的甚至 “搅”了对“变法”尚还莫名的底层民众的生计。
很显然，在没有让大多数人看到改革的美好前景、争取到广泛同情与支持的情况下，载湉就像唐吉科德一样，带着他的仅有的矮仆人对官员利益的巨大风车发起了冲击。更要命的是他还逾越了“老佛爷”所能容忍的底线——她在“二线”的权力受到了挑战，于是在官员联盟的“鼓噪”下，她发动了致命的一击。
变法的失败是对“既得利益”挑战的失败。
在这个事件中，我们还应充分注意到官员群体的表现。无论是奕祈以“死谏”的姿态冲撞皇上力阻变法，还是各部堂各疆吏对变法的敷衍，都是建立在他们“实权不在‘当今’”的认知上的。实际上这是一个最“识时务”的“俊杰”群体，是一个最善于在权力场中辨识风向的联盟。他们“站队”的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主要的标准，就是力量的对比，而对“变法”改革的立场则可以因“时势”而变化。袁世凯主动资助和参与“强国会”的姿态以及后来的“告密”便是最好的佐证。面对对自己“既得利益”的挑战，官员群体的第一反应理所当然的是强烈的反弹，但是如果“风向”变了，他们也会无奈而果断的割舍，以期挤身进“新朝”的殿堂。
改革往往是由这个群体顶层的一部份所发动，他们所在的位置和责任，往往使他们更清晰地体察历史的脉动，更能感觉到长远利益的所在。然而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又往往短视，更不乏“哪怕身后洪水滔天”之人。这样的态势，基本决定了没有高度负责的政治家胸怀，便不可能发动改革；没有深谋远虑的大智慧，便不能赢得改革的成功。
戊戌之痛，痛了110年。
现今的人们，应当能感受到从载湉身上折射出的光热，即使是这样一个无论在政治理念上还是个人修养、阅历上都“先天不足”的人，即使在被囚禁的漫长岁月里，他仍然没有完全丧失对改革的追求，在挣扎中阅读与充实。政治家对历史、对人民的强烈责任感，应当可以由此而激发。同时，人们特别有责任感的政治家们还应当看到，斗转星移，中华大地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改革”已经唤起了数以十亿计的民众，并成为了他们急切的期盼。这样强大的民意基础、强大的历史动力和热核般的能量，是改革成功的最好条件；
“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不仅展示了和谐幸福的前景，同时也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将毫不留情地冲刷掉一切企图阻挡历史进步的污浊泥沙；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负责任的推诿延宕、为眼前既得利益的“苦心经营”，终将被历史的车轮击得粉碎，终将会站在“纽伦堡”和“东京”的被告席上接受审判！
戊戌之痛，已痛了110年，我们不能再等，不能再让伤痛依然。
历史也不会长久的“定格”，停滞在一个“前文明”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