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导读：“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
蔡元培（1868-1940），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一生除旧布新，锐意改革，其五育并举、教授治校、教育独立等思想均流传深远，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主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周恩来语）这是对蔡先生的光辉一生的高度概括。
从清末的翰林到出国留学，蔡元培不仅具备了坚实的中国文化根底，同时对西方思想文化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他痛切地认识到中国旧的封建教育制度对人才的扼杀，对科举制的余毒深恶痛绝，提出将教育的目标定为“育国家之良民”，认为新教育“当解放个人之束缚，而一任其自由发展。”（《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在他看来，教育之目的在于健全人格，这也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教育的目标之所在。他在《一九零零年以来教育之进步》中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这个思想贯穿到他的一系列教育改革和实践中去。
一、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五育并举，首倡于蔡元培于1912年2月11日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后发表的著名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与清末“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针锋相对，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五项教育。这五项统统不可偏废，并且是相辅相成，相融相通的。前三者为隶属政治之教育，后两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而蔡元培尤其注重后两者，他曾说惟世界观、美育“鄙人尤所注重”（《蔡元培美学文选》）在我们这里着重谈谈美感教育。
美感教育即美育。它不仅仅包括绘画、雕刻、建筑等方面，而“凡有美化的程度者，均所在包”，所以说这是一种广义的“大美育观”。它与上述所说的人格教育密切，人格教育强调教育是对人的教育，是对人的全面的、健全的人格进行培养和塑造，这本身也是美育的方向和前提。蔡元培说，“美育者，应用美学之原理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蔡元培美育论集》）他认为，在现象世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这种感情随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而流转，只有美感教育能够使人脱离杂念，脱离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与造物为友。因此，这种教育的目是在于超越现实利害，架起进入绝对自由的观念世界之桥梁。
由此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以美育代宗教”，即是反对愚昧和蒙昧，提倡自由和理性，使人的感情变得纯正健康。他认为，“美育是进步的，宗教是保守的”，“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其有界表现在不仅教类众多，各教又有派别之分，而这些弊端为美育所无。宗教不能代美育，因为“宗教上的美育材料有限制，而美育无限制，美育应该绝对地自由，以调养人的感情。”（《蔡元培美学文选》）蔡元培认为，美育只有从宗教的束缚中独立出来，超逸现世之观念，才能起到陶养情感的作用。可以保留宗教中美育的价值，但却不能用宗教来代替美育。
在他看来，美育在五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可以说，“五四”后被教育界普遍接受的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美育一项实由蔡元培所首倡。
二、坚持教育独立思想
所谓教育独立是指教育超然于政党，超然于教会，蔡元培在1922年3月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一文中即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独立的思想。他认为教育是他主张“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立一大学；凡中等以上各种专门学术，都可以设在大学里面，一区之内的中小学校教育，与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都由大学办理”，大学的事务，都由大学教授所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主持，排斥宗教势力介入教育等等。这也反映了当时国内教育界要求独立自办教育的良好愿望。
三、“兼容并包”的高等教育改革思想
蔡元培主持北大的时期，胡适称之为“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蔡元培在北大进行的一系列高屋建瓴的改革，不仅标识着他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表明他同时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1917年，他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会上提出改革高等教育的议案，主张按文理科和应用学科来分别设置高等学校。他用“治学”和“治术”来区别当时的两类高等学校，学与术分校，文与理同科。他认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两类学校培养学生的目的不同，但地位同等，不存在高低之别。同时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精简学校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学生自治。这其实是借鉴了德国与美国的教育模式，在当时一扫旧制，相当地引人注目。
蔡元培对大学的理解是“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这显示出他海纲百川的宏大气度和开放心态。1917年在北大就职演说上又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并且开宗明义地向学生提出“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不为升官发财而来；“砥砺德行”；“敬爱师长”这三项要求。他认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人趣，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培养具备健全人格的学生，这才是大学的最高宗旨之所在。
蔡元培极力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反对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反对独尊某一学术流派的做法，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并不予以干预。这体现在他不仅聘请思想进步的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同时延揽了思想保守但学识渊博的辜鸿铭、刘师培等任教。譬如教文字学，旧派学者黄侃和新派学者钱玄同同时任教，学校并不予以干预，学生可自由选课不受拘束。他还三顾茅庐聘请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以及尚在美国的胡适，上海的《新青年》杂志也搬进北大，使北大很快便成为进步思想传播的阵营。
在当时的北大，“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独立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一切都与蔡元培先生的学识、胸襟、性格密切相关。因此在蔡元培整顿北大的短短五六年时间内，北大改变了以前沉闷和腐败的风气，自由研究学术蔚然成风。
毛泽东称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作为民国初年对我国教育界影响极深的一人，蔡元培曾经深受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他就深情地呼唤着中国产生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莎士比亚式的文化巨人，而他在教育方面的思想与实践，正是这一伟大梦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为近代教育史的巨人。美国学者杜威也曾经这样评价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业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