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2米，中国新高度

◎  魏一平 2008-04-28

即将于今年5月底竣工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SWFC），至少可以夺得“屋顶高度世界第一”和“人可到达高度世界第一”两项称号。届时，492米，将成为中国的新高度。
2008年出版的第1期《财富》杂志选择的“年度亚洲商业人物”是日本森大厦株式会社董事长森稔（Minoru Mori）先生。封面照片上，已经花白头发的森稔双手轻轻托着一座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模型，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含蓄而自信的笑容，旁边是森稔的一句话:“起初，我的兴趣是写小说，想记录人们的生活，可后来发生了转移，我的兴趣变为开‘处方’，告诉人们应该怎样生活。”
森稔的梦想
4月的上海，已经有了几分夏天的影子，耸立在黄浦江东岸的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正迎来一批批观光客。站在最高点俯瞰城市，正成为越来越流行的都市游项目。11日上午，一群来自日本的游客刚刚从旅游大巴上走下来，仰头望着眼前的金茂大厦啧啧称叹，突然，人群中有个小伙子喊了一声，大家纷纷转身，几秒钟的静默后，“咔嚓、咔嚓”的拍照声和兴奋的议论声四起。这栋“抢风头”的大楼与金茂大厦隔街相望，高耸入云的塔吊仍在忙碌。它就是森稔开给上海的“处方”——号称“世界第一高楼”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以下简称“环球中心”）。
故事的开始，还要从15年前的上海之行说起。据《财富》杂志报道，1993年10月，森稔来到上海，时任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的赵启正告诉他:“我们打算在陆家嘴中心区建设三座高楼，第一座我们来建，后两座还没有确定。”森稔立刻回应:“让我来建第二座吧。”
1995年，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金为2.13亿美元，股东有两家，其中森海外株式会社以128亿日元的出资额占51.2%股权，另一家是由日本33家银行、保险、商社等企业联合投资组建而成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投资株式会社，以122亿日元的出资额占48.8%的股权。
1997年8月27日，环球中心奠基仪式举行，随后，日本清水建筑公司在直径100米的地基上打下了2000多根基桩，最深的打入地下80多米。按照当时规划，环球中心由地下3层与地上94层组成，高460米，这在当时已经是世界第一高楼的高度。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阻挡了环球中心的建设步伐。“考虑到资金风险和市场风险，环球中心的建设暂停。”森大厦（上海）房地产管理咨询公司媒体宣传副经理潘蓓告诉本刊记者，“但我们的工作一直没中断，每年搞一次市场调查，同时不断改善大厦的功能，森稔先生的信心也一直没有动摇。”
按照政府相关规定，两年没有开发的项目，一般就要收回项目用地，但据当地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介绍，“当时，无论从投资规模还是建设高度上讲，环球中心对于刚开发不久的浦东来说，都有一种示范效应，因此并没有收回土地”。2003年2月13日，环球中心举行了复工仪式，中断6年之久的“世界第一高楼”计划重新启动。
但此时，460米已经算不上“世界第一高”了——2003年10月17日，台北101大厦落成，以480米的主体高度成为世界第一。为了重新夺回“世界第一”，环球中心重新进行规划设计，高度从460米提高到492米，“相应的投资规模也从原先的750亿日元提高到1050亿日元”，潘蓓告诉记者。相当于每提高1米，就追加10亿日元，建筑面积也从先前的33.5万平方米增加到38.1万平方米。
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公司的展厅里，立着一座按照1∶125标准制作的大楼模型，这座庞然大物的构成一目了然。按照森稔的构想，环球中心建成后，地下2屋与地上2层将作为商业设施和停车场，地上3?5层将作为会议设施，7?77层为写字楼，79?93层为五星级酒店，94、97和100层为观光设施。此外，在28?29层和52?53层之间设置空中门厅，每相隔12层设置一个紧急避难层。
将来，在大厦94层观光大厅里可以举办世界上最高的车展，“汽车可以竖着放入专用电梯”。抵达97层的观光天桥，人们可以俯瞰整个上海。从这里坐电梯到设在100层的观光天阁，便到了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观景台，472米的高度比现在世界最高的加拿大CN电视塔观景台还要高出25米。潘蓓特意提醒记者，天阁底部的玻璃通道有一部分是透明的，胆子大的游客，“一低头上海尽收眼底”。
佩德森的困惑
美国KPF建筑师事务所创始人之一威廉·佩德森在1994年接到设计任务时，森稔先生提出的要求只有两个——“大厦由4部分功能区组成;要成为世界第一高楼。”佩德森曾经与建筑大师贝聿铭共事5年，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研究。在他发给本刊记者的邮件中，附带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在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一张是中国古代的玉璧。玉琮跟玉璧同属中国古代六大玉器，也是佩德森在设计环球中心时的原始模型。
如何将代表中国古代文化的“天圆”与“地方”融和在一起，成为佩德森思考最多的问题。按照最初的方案，在大厦94层与100层之间设计了一个圆形风洞，这既是佩德森关于“天圆”的思考，也可以在功能上减缓大风对高层建筑的压力。然而，就是这个被佩德森喻为“月亮门”的圆形风洞，却为这座世界第一高楼带来了争议。
2003年左右，新加坡一位华人写信给上海市建设局，称楼顶的大圆孔，远远地看太像日本的太阳旗。与此同时，网络上有关环球中心造型的质疑也开始多起来。有位网友PS了一张图片用来对比，“两把军刀托起一个太阳”的形象一石激起千层浪，甚至有自称风水大师的人跳出来分析，“军刀插在中国心脏上”。
2005年10月18日，森大厦方面公布了新的设计方案，顶部的圆形风洞改为倒梯形。佩德森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有些无奈地表示“自己的方案遇到了误读”，但他可以理解，“来自一个西方人的敏感，引起了一系列问题”。他强调，虽然圆形改为倒梯形减弱了原先“天圆地方”的对应效果，但整栋大厦底座部分的方形与上面圆形的弧线仍保证了基本的设计理念。
现在，大厦即将竣工，作为上海的新地标，有关造型寓意的争论开始让位于人们的期待。不断有行人驻足观看，黄浦江对岸的游人在外滩上以此为背景拍照留念，一位来自香港的游客兴奋地向记者感慨，“浦东的摩天大楼比香港中环还要密集”。
王伍仁的难题
“把10个火柴盒叠在一起可能不难，但要把100个叠在一起可就不简单了，任何一个叠不好就会影响到整体。”王伍仁爱用这个比喻来解释建设超高层摩天大楼与普通大楼的区别。他是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也是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项目总经理，他的任务就是要在短短1168天内将停留在图纸上的设计变成现实。
作为环球中心项目的总承包负责人，王伍仁更喜欢从背景故事说起。“之前全球15栋超高层摩天大楼中，中国就有将近一半，但中国人自己参与建设的只有3栋，而且还都是作为三级分包商。”上海的金茂大厦、深圳的地王大厦等标志性建筑都是由国外建筑公司担任总包，“我们国内的建筑企业长期以来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设计与施工分离，盖楼的只管盖楼，不能与国际接轨”。
2003年环球中心复工后，森稔开始考虑寻找中国建筑企业来担任总包，“这样可以节省不少成本”。当时，担任中建市场部经理的王伍仁几乎在同一时间收到了森大厦发来的两份邀请，“一份从东京发给中建二局，另一份从上海发给中建三局”。为了避免相互压价，中建联合了二局、三局和八局等单位，整体参与竞争。在东京，艰苦的谈判结束后，中建与上海建工组成的联合体最终胜出，成为项目的总包方，“这是中国建筑企业第一次担任超高层摩天大楼的总包”，王伍仁兴奋地回忆道。
要建造世界上最高的大楼，王伍仁坦陈自己面临的难题一大堆，“国内关于这方面的规范并不健全，很多东西只能靠摸索”。比如，同心柱是测量摩天大楼稳定度的核心，按照国内相关规定，高度为100米的大楼，同心柱的偏差要控制在50毫米之内，“但环球中心高400多米，偏差能不能叠加？我们现在建成的同心柱偏差只有20毫米”。据王伍仁介绍，按照环球中心的设计，大楼建成后顶部的摆动幅度为双向1.2米。超过50层后，大厦的摇摆就比较明显，安装在三个角上的塔吊使得大厦的承重不同，更加剧了这种摇摆。传统的激光测算法已经不能满足要求，王伍仁从武汉请来技术人员，用GPS卫星测量出来的数据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塔吊在吊东西时和不吊东西时，大厦的顶部摆动能相差10厘米”。
环球中心在建设过程中的世界第一可谓数不胜数。为了减缓大风造成的压力，首次在中国大陆的摩天大楼中安装了两个风阻尼器，每个重达150多吨;中心塔楼与周边裙楼的沉降率不同，为了更好地监测沉降数据，在大厦底部的大底板下埋下了100多个传感器;另外，原先按照设计高度460米打下的基桩，在高度提高到492米时必须要考虑减轻大楼的重量，为此，顶部的隔板使用了特殊的材料制作。
王伍仁告诉记者，全世界一次性喷水最高的水泵不过达到150多米，对于高达将近500米的大楼来说，消防是个难题，尤其在施工期间，基本上只能靠自救。为此，环球中心每隔30层安装一个20立方米大的水箱，这在去年发生火灾时就派上了用场。另外，如果把电站放在大厦底层，等把电送到顶层，消耗量很大，现在放在了42层，可以双向供电。
比工程技术问题更具挑战性的还有以天为单位计算的工期。王伍仁说:“金茂大厦盖了52个月，台北101大厦盖了70个月，比它们都要高的环球中心要在42个月内完成，我的时间表必须按小时计算，耽误一天就得罚款80万元。”作为总包方，王伍仁不再想着只管盖楼，他要同时管理着40多个国内外分包商、4000多个工人、5万多吨钢筋、6.7万吨钢结构、9.5万平方米玻璃幕墙、126部电梯……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公司的展厅里，除了大大小小十几个大厦模型外，还有一个上海城区建筑沙盘，聚集起来看，上海的高层建筑分布一目了然，浦东陆家嘴地区是最为密集的区域。根据规划，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建筑由3层构成，外围是100米左右的建筑，中间一层为200～300米左右的高楼，最核心的3栋大厦为超高层摩天大楼。金茂大厦与环球金融中心之外，这里未来还要竖起一座，相关政府人士透露，“其高度将超过前两座”。
据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苏功洲介绍，上海的高层建筑（一般为100米以上）多起来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上海人多地少，人均使用城市用地仅有70平方米，借鉴香港和新加坡模式，建高层住宅是必需的。”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的旧城改造大规模兴起，用地问题更加突出，“超高层建筑开始由最初的住宅楼转向酒店，再后来浦东开发带动了大批超高层写字楼的诞生”。
相关资料显示，现在浦东地区租金最贵的写字楼是汇丰大厦，这也是森大厦公司所投资的写字楼，使用面积每平方米的租金高达2.6美元/天左右，现在入住率已经达到100%。但据潘蓓介绍，建成后的环球中心将刷新这一纪录，“每平方米超过3美元/天，预计竣工一年后，入住率将达到90%”。超高层摩天大楼的名片效应与商务聚集效应愈加突出，“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人们一抬头就看得到，这样的大楼自然可以吸引更多国际大公司”。
曾担任过浦东新区首席规划师的哈佛大学博士吴越告诉本刊记者，密集的超高层是城市发展的自然形成，“陆家嘴要打造东方曼哈顿，标志性的摩天大楼自然不可缺少，但相互之间如何协调，未来的规划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苏功洲也强调，“天际线是城市的名片，但超高层建筑与容积率不能划等号。尤其对于沉降速度较快的上海来说，摩天大楼的建筑更要注意协调速度与密度”。
有关世界第一高楼的竞争仍在激烈进行中，纽约世贸重建计划中的1号自由塔的高度达到了541米，与此同时，韩国、印度等国家也在纷纷宣布自己新的世界第一高楼计划。而在阿联酋，一座正在建设中的迪拜塔据说要超过800米，为了“将世界高楼俱乐部的竞争者们甩在身后”，开发商至今不肯公布最后的高度。■
“这栋大楼不是我的，它属于中国”
——专访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总设计师威廉·佩德森
威廉·佩德森，先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建筑，1966年获得罗马建筑奖并移居罗马。在意大利美国学院度过了一年多之后，威廉·佩德森加入了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并担任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的高级设计师。“贝聿铭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师友。”他告诉记者。1976年，他与好友尤金·科恩以及谢尔登·福克斯一起创办了KPF（Kohn Pedersen Fox）建筑师事务所，并担任设计负责人。现在，KPF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高程建筑设计机构之一。
4月11日，远在美国的威廉·佩德森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书面专访，全面阐述了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设计理念，并坦陈了其间经历的一系列波折。
三联生活周刊:请简要介绍一下您参与设计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过程。
佩德森:我从1994年开始设计SWFC，建设从1998年就开始了，但后来暂停了。几年后重新开工时，我们把它的高度从460米提到目前的492米，这需要重新设计，然而，有关这栋建筑的基础概念从来没有改变过。甚至到今天，我们仍在做一些设计修改，但绝大部分设计工作已经在两年前完成了。
三联生活周刊:设计之前，业主方面有没有提出什么要求？
佩德森:当我们开始设计的时候，森稔先生——也就是我们的客户与环球金融中心的业主，希望这栋建筑由4部分功能组成。他希望在低层部分做零售商业，上面建筑的主体部分为写字楼，再之上是五星级酒店，最后他想在顶部设置一个类似皇冠形状的空间，用来举行展览或当做博物馆，向每个人开放。对于森稔来说，设想把这个建筑当做全部上海市民的标志非常重要。当然，他也希望这将是全球第一高楼。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设计这栋大楼的时候是从什么样的理念出发的？这其中如何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色？
佩德森:当我开始设计这栋大楼的时候，我就问自己，如何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起来？金茂大厦的特殊造型在展现中国传统建筑风貌方面做了探索，我则选择了一种不同的路径。浦东地区有很多不同的建筑风格，从视觉效果上看，有些建筑之间并不和谐。我想尝试着创作一种设计，这种设计既能够体现一种伟大而高贵的存在，但同时也要兼具宁静和从容。
中国远古文化中有两个代表性符号——天和地。“地”的符号实际上是一块状如四边形棱柱体的黑色石块，称之为“Sung”（即玉琮，一种四边形棱柱体玉器，中间有圆形孔，为古代礼器或葬器）;“天”的符号则是一种中间带孔的圆形发光石块，称之为“Pi”（即玉璧，一种扁圆形的环状玉器，中间有圆形孔，为古代礼器或葬器）。然而，如何将方和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确有些困惑。在这个设计中，方的造型可以说是通过一种有着超大直径的圆形雕刻出来的，因此，从建筑外形上看，带有曲线的表面设计其实是这种超大圆形的片断。最初设计的顶部圆孔是开放式的，这既有利于减缓风压，又代表着中国的“月亮门”。但这并不构成这栋建筑的基础概念。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知道，有关这栋大楼顶部的设计曾有过一段争论，最初的圆形改为现在的倒梯形，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佩德森:当我把最初的设计介绍给中国官方时，圆形的月亮门被曲解了。我可以理解，可能是由于我对于符号的意义主要来自西方的感受，这引起了一系列争议。然而，今天我可以坦诚地说，我更喜欢现在的倒梯形孔，它看起来更加有力量，并与整栋建筑的造型联系更加紧密。正如前面我所讲的，做出这种改变并不会影响整栋建筑的基础概念。
最初，这栋楼的构思，考虑到要与不远处的“东方明珠”相呼应，在当时它还是世界最高建筑。我设想，这两栋建筑可以跨越浦东进行空间的对话，“东方明珠”顶部的球状体与环球金融中心顶部的圆形孔交相辉映。虽然改为梯形后，这种呼应关系减弱了，但它仍是城市天际线的明显标志。
成为中国最高的大楼，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责任。这不是我的大楼，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是森稔先生的大楼，它属于中国，并有望成为可以代表中国人民渴望之情的标志符号。环球金融中心具有简朴而宁静的外观设计，我相信，它一定会以一种强壮而端庄的姿态屹立在浦东，给天际线增添一种稳重的品质。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您还参与过哪些高层建筑的设计？在中国还有哪些摩天大楼是您的作品？
佩德森:在KPF，我已经参与设计了很多世界各地的高层建筑，如法兰克福的德国DG银行总部、蒙特利尔的IBM总部、位于芝加哥的瓦克大道333号办公楼，还有现在正在建设并即将完工的韩国首尔三星总部大厦。
在中国，我的工作室还参与设计了许多建筑，上海的恒隆广场（Plaza 66）或许是知名度最高的。目前，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正在设计或建设中。KPF在上海有一个工作室，主要负责在中国的大部分建筑，有很多聪明而有活力的年轻人投身其中。
除了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我自己目前只参与设计了另外一栋中国建筑，即香港的环球贸易广场，高480米，几乎可以与环球金融中心比肩。它坐落在九龙，面朝海湾，目前正在建设中。
三联生活周刊:在您看来，在中国设计摩天大楼与在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您理想中完美的摩天大楼是什么样子的？
佩德森:的确，对我来讲，在中国设计建筑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很不一样。我相信，高层建筑必须要代表建筑地的文化，并且它们必然是建筑地文化的明确代表。所以，浦东地区的建筑与上海其他地区的建筑也要有所区别，而上海的建筑与香港又有所不同。
在我的脑海中，并不存在“完美”的摩天大楼这个概念，但是一个好的高层建筑是天地之间的连接，而我所要做的，就是试图通过建筑物的设计来展现这种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