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平：让当代艺术治疗社会的疾病

纵观艺术发展变化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它的功能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如史前是通灵、通神的，后来又变成了为政治、宗教、经济等世俗利益的服务。在民间，除了娱乐，剩下的也就是一种精神的治疗了。
　　
　　艺术充当调节人精神的方式和方法，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如排解郁闷，舒缓精神压力，以及愉悦心情等。但随着通灵、通神作用的日渐衰退，以及公众对艺术为政治、宗教、经济目的服务的日益厌倦，作为一种精神的调节手段便越来越受到世人的重视。
　　
　　对于吃饱喝足了又闲得无聊寂寞的人而言，艺术自然就是一种娱乐，如果是一种难以忍受和挥之不去的精神折磨和痛苦时，艺术的治疗作用又会取代娱乐而变成一种医治精神疾病的药物。凡高说“我越是神智分裂,越是虚弱,就越能进入一种艺术境界。” 八大山人同样也是如此，他的艺术就曾被郑板桥称之为是“墨点无多泪点多”的有力证据。
　　
　　自从精神病医学近一百年的迅猛发展，尤其是随着抗精神病药物的大面积普及，造就艺术大师的时代也就从此划上了一个句号，从此，自觉或被迫服用抗精神病药物，便成为包括艺术家们在内的新时代公民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化学、物理、生物等治疗手段取代了艺术这种纯精神性的治疗手段，此时此刻，作为对具体个人精神治疗的艺术也就随同造就大师时代的结束而结束，与此同时，艺术作为人与自然和神灵进行连接沟通的功能也一起不再继续。
　　
　　人类开始进入到一个由科学技术和理性统治的时代，然而，人又是离开自然和灵魂的，一旦离开，更深层次的人的精神分裂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可怕的挑战。但我们的社会却只是将人与社会的分裂纳入到医学的范畴，至于人与自己、自然和神灵的分裂竟视为是理所当然。为了降低自己的管理成本和便于统治，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那些大权在握和高高在上的管理者们选择的也都是化学、物理、生物这种便于操作的治疗手段，这与精神病院里的情形如出一辙。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我才开始将这种社会问题视为是一种疾病。中国传统医学理论认为，疾病就是神经、经络、血管系统的循环出现了变异和阻碍，由此将对神、气、血液的循环构成了不良的影响，“通与不通”、“痛与不痛”和“病与不病”的医学诊断依据和标准也都是建立这种循环是否通畅的基础之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通则不痛”和“痛则不通”的疾病诊断理论。
　　
　　我们应该承认，社会同样也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如果说个人和家庭是一个个细胞的话，各种社会组织机构就是发挥各种功能的器官，政府就是控制这些细胞、组织、机构运行的大脑，而在这个生命有机体中运行的精、气、神和血液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形形色色的文化。
　　
　　当代艺术家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我以为已不仅限于传统社会下所针对的某个精神个体，而是将整个社会视为自己的观察和表现对象。当代艺术家们的使命就是传递和表现这个社会的“通与不通”、“痛与不痛”和“病与不病”的相关信息，若进一步努力，他们还有可能成为疏通、缓解和治疗这些病症的积极力量，如抵抗病毒的侵袭，增强免疫的能力，以及减缓整体所受的压力等等。从这一个意义上说，当代艺术家发挥的作用也就是这个社会不可缺少的警戒器官和防御机制所发挥的作用。
　　
　　当代艺术家之所以能够承担这一使命，原因就在于他们对自己、同类、社会和自然等相互作用关系的极度敏感，这是一种非常综合的敏感品质，与只对自我敏感的传统艺术家相比，他们所承载的使命必将更加艰巨和艰难。
　　
　　对此，也许有人会指责这些言论是艺术家们的自作多情和自大妄想，甚至也会有人认为这是无视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和其它科研院所等社会机构和组织的存在。但我想问的是，在我们身边又有谁能够独立思考，又有谁敢于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呢。除了不能确保自己人格的独立外，对技术理性的推崇，以及对世俗功利目的的追逐都决定了他们难以胜任那个特殊的使命。
　　
　　当然，我们也不能保证每一个当代艺术家都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超越世俗目的的品质，但保持人格的独立与超越世俗的目的恰恰又正是当代艺术家们所追求的一个理想，也正因为当代艺术家们普遍具有这一精神特征，才使得他们能有资格和有可能去担当那个“警戒”和“防御”的任务。
　　
　　重返今天的现实，没有人希望这个社会是有病的，如果真是有病的话，还有药可救吗？如果没有，让当代艺术家们来完成这个任务也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哪怕这个选择是暂时的，甚至是勉强的，但这一定又总比什么都无人问津的好。如果有一天，我们终于见到了救世主的降临，或找到了那个可以医治社会疾病的灵丹妙药，那时，退出历史的舞台则一定又会成为当代艺术家们的一种自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