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平

　　798双年展已经开展近一个月了，在798艺术区这个标志着中国社会自由文明里程碑的城区里，人们看到了一个地地道道属于中国的双年展。从行为单元的撤展风波，围绕朱其、王军、范跑跑三者展开的道德、理想、娱乐间的论题，到对双年展征收门票的抗议与措施，一切所谓专业双年展无法制造的社会效应，在中国798艺术区顺理成章的形成了一场即兴行为。而成就它的社会条件是和85星星美展类似的思想后台，只是这次艺术展所呈现的社会对抗更加出乎意料，产生此现象的幕后原因更加复杂。
　　
　　抛开这些外在因素，让我们回归于展览的质量，在以“社群”为题的双年展中，我们终于可以在这个备受全球关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看到那些只有在西方报纸上才会被关注的中国侧脸。而所谓的人文关怀首先要做的就是承认人文社会中阴暗存在的合理性。这次798双年展中所出现的两件与社会弱势群体合作的作品，则如文艺复兴的火焰一般点燃了人文社会中一直被置于边缘的精神问题。
　　
　　引导整个社会正视弱势人群，以人文关怀的手段处理不同人群间的关系，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在中国这个类似淘金期末期的社会时代中，只有运用当代艺术的自由性与真实性才能够实现这种进步。
　　
　　郭海平的“流动的药房”与苗世明的“WABC”正是这样的作品。郭海平通过穿行于不同城市完成对当地人的精神生活调查为题，以走出艺术只停留于市场圈子或文化圈子的局限性为始点，对活生生的中国人民进行着面对面的精神研究与关怀，而苗世明的对精神残疾人士的艺术教育则是直接将精神残疾人士的艺术能力与潜力展现在了其他社群面前。
　　
　　对于艺术家郭海平来说，从事这类的题材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曾经为了解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与精神病人同住精神病院半年，并将精神病人制作的艺术作品与他半年的住院感受共同整理成书，名为《癫狂的艺术》。
　　
　　艺术概网特意以此为题采访了艺术家郭海平。
　　
　　概：几年前您出版了《癫狂的艺术》一书，现在又以《流动的药房》为题进行创作，请您谈谈您为什么选择这个艺术方向？
　　
　　郭：从1992年出生到1998年，我家一直住在南京大学旁边，跳出窗户就是南大操场，对于知识分子，总是有一种特别的感情，随着年龄的增大，烦恼越来越多，开始我以为这都有没文化的原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批年轻艺术家，他们的所作所为立即将我吸引到艺术之中，那是一种既疯狂又幸福的日子，从未有过的求知欲在那一刻被空前调动了起来，一切能利用的时间都被利用来读书和画画，邻居对我父母说“你这儿子是不是疯了？”。
　　
　　既疯狂又幸福的日子很快便受到来自社会和家庭歧视，从那时开始我就开始不断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社会现实是不能接受人的“疯狂幸福”的。即使你对他人没有任何妨碍。再后来，我偶然接触到变态心理学，这时我才发现现实中有那么多人都在压抑自己，就是为了得到社会承认，结果患上了许多不会伤害社会却不停虐待自己的精神疾病。
　　
　　为了揭示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我做了许多尝试，这其中就包括在南京一家心理咨询中心做了四年的心理咨询工作，但最后，我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了艺术上面，尤其是当我了解到当代艺术的自由属性之后，更觉得有很多事情可做。
　　
　　我选择这个方向的另一个理由就是我想告诉大家不要无视疾病的存在，这很愚蠢。
　　
　　概：您所从事的艺术研究，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在中国当代艺术界这类型的作品不多，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郭：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社会和学校的教育总是不敢正视人和社会的问题，讳疾忌医、家丑不能外扬等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思维习惯，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十分严重，比如一谈到人和社会的疾病，公共媒体都十分紧张，他们总认为我是一种恶意，你说荒唐不荒唐，生老病死、喜怒哀乐都是自然生命最基本的规律，但大多数中国人就是忌讳。所以我说中国文化中所谓的“崇尚自然”十分虚伪，包括很多艺术家都是这样。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严重缺乏求真意识，没有“真”做基础，那些“善”和“美”都是骗人的，不，是“自欺欺人”
　　。
　　概：这次《流动的药房》在中国很多城市穿行，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郭：只有走出美术馆，走出画室，走出艺术圈，到现实社会中去，艺术家才能完成自己的新陈代谢，那时，画室书斋里的经验知识会有一个自然的淘汰过程，因为在与人和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那种生命的力量会获得最大的调动，那时，你会感觉到自己很健康和充满活力。
　　
　　概：《流动的药房》这个艺术项目他的出资方是谁？最后期望取得什么样的收益呢？
　　
　　郭：全是自费，黄药和罗隶的贡献更大。我们共计投入了近二十万，没有任何经济回报的预想，我们只想到如何增加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然，有人愿意收藏“药房”我们当然会很高兴，这样，我们一定会去更多的地方。
　　
　　概：《流动的药房》每到一个地方之后对那里的改变是怎样的？他们对您的影响又是怎样的？
　　
　　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一次我在飞奔的车上竟情不自禁说出“流动药房是宣言书，流动的药房是宣传队，流动的药房是播种机。”大家都非常兴奋。你说的那个“影响”其实是相互的，当你去影响别人时，你必然也会受到影响，有时，他对你的影响会远远超过你对他的影响，这种相互的影响过程，很让人陶醉。
　　
　　概：在西方发达国家类似的文化行为会有一些基金会或是国家社会机构组织，类似对残疾人的艺术教育或是精神病人的艺术关怀，但您的行为是以艺术家的身份进行的，您怎么看待此事？
　　
　　郭：在中国，自费是必然的。1996年，我在南京大学旁开过一家咖啡馆，当时我借了三十七万，利息20﹪，为什么？那时我非常清楚，在中国要想自由，只有靠自救和自助，为此，你必须去冒风险，否则就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宠物。也正因为如此，我特别欣赏朱其策划这次展览的“自助”理念，依照朱其的影响力，做一个与商家交换的展览是没有问题的，但他还是选择了“自助”，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想独立和试验。
　　
　　概：当代艺术的市场在中国轰轰烈烈，双年展艺博会等活动层出不穷，我们的国家正处于文化情绪高涨时期，您如何理解此现象？
　　
　　郭：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西方很快会跟中国接轨，当然这种接轨是被迫的，因为他们推崇理性的文化走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中国的非理性像毒品一样让他们兴奋起来了。不过，我担心这种“接轨”会更遭，因为中国非理性中的杂质太多，其中的“极端世俗”是最危险的，没有底线的无法无天是毁灭性的。
　　
　　概：继《疯癫的艺术》、《流动的药房》之后，您还有什么希望实现的理想？
　　
　　郭：继续看病，继续找药，继续创作艺术，直到大家能够理解我的好心好意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