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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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醉于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同时，我们更要欣赏桂林的革命历史，特别是抗战文化历史，她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树立起一块红色的丰碑。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式开始。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桂系领导迅速致电国民政府，拥护蒋介石对日抗战。从这时开始，桂林就正式成为了中国抗战的重要文化战场和军事战场。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桂林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如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以及许多爱国志士，国际友人都曾在桂林工作过，他们在这里谱写了中国抗战历史光辉的一页，其中，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就浓缩这段光辉历史。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
位于风景如画的叠彩山西南，宝积山对面，在繁华的中山北路14号坐落着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
这是一幢古朴而又独特的楼房。灰色的大门悬挂着中共中央宣传部２００１年６月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牌匾。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是国务院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０日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６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广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是20世纪30年代周恩来、叶剑英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亲手建立起来的。
纪念馆的大门挂着是叶剑英元帅１９８３年元月题写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以及“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两块牌子。桂林办事处的机构名称，开始称“八路军通讯处”，后来改为“八路军办事处”，以后又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也称“第十八集团军驻桂通讯处”。
为什么这样改呢？抗战初期，八路军抗击日寇，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很高，国民党反动派就把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表面上是提升、嘉奖，其实是企图消灭八路军的声誉和影响。但是它的企图并不能得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坚决抗日，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声誉、威望和影响永远消灭不了。
周恩来亲自创办八路军桂林办事处
1938年冬，日寇逼进武汉，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仓皇败退。
当时，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估计武汉即将失守，蒋介石迁都重庆。
一旦武汉失守，桂林就成为我国西南抗战的大后方重地。而桂林是联系华南各省与海外的交通要道，又是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统治的地方，他们当时是主张团结抗日的，又与蒋介石有矛盾。中国共产党利用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矛盾，支持李宗仁、白崇禧的抗日主张。
当时兼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在撤离武汉途中正好与白崇禧同行。那时白崇禧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又是蒋介石西南行营主任。
周恩来向白崇禧谈论了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
当谈到八路军要在桂林设立办事处，请白崇禧支持时，白崇禧当即表示同意。这样，双方就八路军在桂林建立办事处的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
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报中央书记处电：“南方局设重庆，桂林设办事处，联络湘、赣、粤、桂及香港运输。”因此，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当时既是我党、我军在西南一带国民党统治区的公开办事机构，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派出机关。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反共高潮，同时下令撤销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形势，为保存干部，决定撤销各地办事处。于是，1941年1月20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奉令撤销，工作人员分批撤离桂林。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虽然只开设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但作为中共中央领导各阶层正确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它当时的主要任务是：1、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团结广西桂系与爱国人士各阶层人民，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直接领导桂林抗日文化救亡运动；2、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转运抗战军需特、物资，运输进步青年、爱国人士到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前线；3、在党内又代表着中共中央南方局，联系和领导南方各省及香港、海外中共党的组织秘密活动。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选址和机构设置
我们看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大门墙上“万祥糟坊”四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当年房东黄旷达先生卖酒的铺面。
１９３８年８、９月间，叶剑英和钱之光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打电话通知当时原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工作,刚调入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刘恕同志到桂林去筹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还没有正式到职的刘恕便奉命到桂林先去找房子。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请党外友好人士熊子民先生到长沙和刘恕一道去桂林。那时熊子民先生的爱人、孩子都住在桂林。刘恕就住在熊子民先生家里。他俩经过一段时间的周密勘察，通过熟人找到广西银行的黄昌炎经理，再经黄昌炎介绍，找了当年桂北路１３８号黄旷达开设的万祥糟坊。
“糟坊”是中国土法制酒的作坊,即酿酒的地方。租用这两层楼的砖木房屋作为办事处办公地点，目的是能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
但因楼房遭火灾后,于１９３８年８月重建，工程尚未完工。黄旷达先生说尚未完工，等完工后来租吧。刘恕说，我们急需房子，让我们住下后再慢慢完工，黄旷达先生便答应了。双方当即签订了租房契约。然后，刘 恕、熊子民在桂林街上购买了旧的办公桌椅和竹木家具。同年11月中旬，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李克农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及《新华日报》部分人员一路艰辛抵达桂林，住进了万祥糟坊。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正式建立，李克农同志担任处长。当时，办事处设有如下机构：警卫室、值班室、办公室、阅览室、行政科、机要科、电台室、秘书室。
当时虽然国共合作，但蒋介石时时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旗帜，所以经常有一些受到特务跟踪、不便与办事处联系的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就常常利用来这里买酒作掩护，通过房东进后门摆脱特务跟踪，与办事处取得联系，同时汇报各地工作情况和抗日形势，转达党中央的重要指示精神。
现在我们一进门就看见当年房东卖酒的柜台和酒坛。
木板墙上挂着两张照片。一张是１９６３年徐特立同志来桂林与房东黄旷达在旧址交谈的照片。徐特立老先生曾是湖南教育界的老前辈，是毛泽东同志的老师。徐特立原为十八集团军长沙办事处主任，长沙大火，不久沧陷，徐老撤至衡阳，不料国民党特务要害死徐老，徐老经桂林去重庆。在桂林期间，徐老就住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徐老到办事处时天已冷，他仍穿着旧军服衬衣，衣袖已破烂，当年已50多岁了，每天早晨都用冷水洗脸。办事处的同志为了对他表示欢迎，计划到街上的饭馆买些饭菜招待他，徐老坚持不肯，说是吃点稀饭、咸菜就行了。
徐老好学，有时和龙潜讨论《资本论》，连饭都不吃了。他在办事处期间，经常给大家讲政治理论课。
另一张是筹建办事处的刘恕和熊子民的照片，如今他们都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的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毅不拔的精神却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人员智斗国民党特务
大门的右侧是当年的警卫室。一般来办事处联系工作的人员，首先在这里办理接待和登记手续。
警卫人员外出送信既要负责办事处办公地点的安全，又担负外出送信、送情报的任务。但国民党特务却使用种种卑劣的手段，对办事处的工作进行扰乱和破坏。他们在办事处门前的电杆上，装了一个高音喇叭，一天到晚有很多特工人员装成是听广播的群众，在办事处周围窜来窜去，只要我们的同志一出门，他们就盯上了，你出门步行送信，特务就步行跟你；你骑自行车，他也骑自行车跟。无论是执行紧急任务，还是送信，如果不设法甩掉尾巴，是完不成任务的。
办事处的同志想出了许多办法对付出敌人，才能完成一项任务。有时办事处的同志把自行车准备好，大门一开就冲出去，在大街小巷转圈子，看看后面没有特务了，才能去完成任务。
这个办法起初还有效，久了，敌人发现了规律，他们也随时做好了准备，你一出大门他们就紧紧跟上，咬住你死也不放。有时我们的同志出门后，在大街上盘旋一个上午，也甩不掉特务，无法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
于是，办事处的同志就采取几个人同时骑自行车冲出大门，东、南、西、北四面出去，在使敌人不知跟谁走的情况下，谁甩掉尾巴，谁就去完成任务。
现在放在警卫室的这部自行车就是当年保证送信安全，办事处的秘密交通员设法从越南买回来的,据说是产于法国。
屋中这幅照片就是当年警卫班部分人员在路莫村的合影。
再往里走，就是当年的值班室，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值班和负责接待来办事处联系工作人员的地方。
墙上的挂式电话是当年办事处使有过的那部电话，电话号码为2818。这是原在办事处电台工作，建国后任邮电部副部长的刘澄清专批的。现在纪念馆用的电话仍是这个号码，只是在前面加了升位码：282。
徐特立先生在办事处讲课
当年的办公室包括交际科、交通运输科、总务科及后勤人员等。
办事处大部分人员在这里为延安党中央和抗日前线筹、转运各种军需物资、输送革命干部、爱国青年及各类抗战特殊人才到抗日前线，领导桂林抗日文化救亡运动等做了大量工作。
据资料统计：“从1939年到1941年，经桂林‘八办’向抗日前线输送的军需品，如汽车、汽油、毛毯、被服、电讯器材和药品等就有数百种之多，输送的干部、青年则达千余人，特别是延安党中央和抗日前线的无线电台、广播，主要由桂林八办提供。墙上挂的照片为当年的交通科长龙飞虎1939年在越南海防执行任务；另一张是1939年运输科长邱南章、会计科长殷承桢和赖祖烈在越南河内执行任务的照片。
这里是当年办事处的阅览室，也称救亡室。这是办事处工作人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增长知识，提高认识的地方。尽管战火纷飞，工作繁忙，但是办事处的同志从未放松过学习。当年墙上还挂着办事处秘书龙潜亲笔书写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的毛泽东同志号召开展大学习的标语。
墙上的挂钟是房东提供给办事人员便于掌握工作、学习用的。在灵川路莫村“八办”军需转运站也设有救亡室。办事处经常组织大家学习政治、文化，请人讲政治课，中央领导或一些负责干部来办事处，都请他们作报告。
当年的行政科，相当于现在我们的财政科。科长是殷承桢（建国后曾任我军总后勤部财政部副部长），会计是王辉（建国后任广东省银行行长）。抗战期间，我党及其领导的前线部队经费十分紧张，桂林“八办”通过香港“八办”的廖承志等同志筹集了大批经费，以个人名义汇到桂林交通银行，再由在银行担任存款部科长的地下党施振同志利用工作之便，将款项提出交由办事处，再由桂林办事处分发给抗日前线和华南、华东各省地下党组织及一些进步救亡文化团体。
随后大家上楼参观。小阁楼的休息厅是当年办事处人员休息、交谈、娱乐和学习的地方。有时还接待过往人员及地下党，他们在这里进行工作交流或者汇报。这些是当年用过的两套竹椅、竹茶几。
小阁楼的旁边就是办事处的男、女宿舍。摆设非常简陋，没有衣柜，没有写字桌，每个房间只有竹制的书架，可见当时这里的学习空气是非常浓的。这外间的是男宿舍，里间是女宿舍，也是办事处临时客房。因为当时过往人员有的是天黑才到，有的是深夜到来，不便赶往路莫村招待所住宿，只能暂住这里。当时等待办事处安排车辆去延安和新四军抗日前线的大部分领导干部、地下党和进步青年都是住在北郊的路莫村转运站。那里是一个约百户人家的村庄，最多时曾住过300多过往人员。
紧隔壁就是当年的会议室，办事处各种会议和活动大多在这里举行，有时也是处长李克农接待各阶层统战人员的地方。1939年11月，徐特立同志曾在此为办事处的同志作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哲学讲座。
机要科里的红军战士
当我们走进机要科，就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房间的墙壁上挂着两任机要科科长的照片。第一任机要科长是童小鹏同志，参加过红军，是南方局机要科科长，是一名摄影爱好者。纪念馆陈列的旧址外景照片就是他在1939年拍摄的。抗日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许多历史照片都是他拍摄的。他当年拍摄的许多珍贵的照片，已成为我们今天的历史资料，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1939年3月，他就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了。建国后，童小鹏同志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最近，他在著的《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一书中也描述了当年周恩来创办桂林八办的情景。
第二任科长是李金德同志。他在1936年西安事变时，跟随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参谋长，到西安做译电工作的。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金德随周恩来，彭雪枫同志在八路军驻太原临汾办事处做译电组长。1938年，他随彭雪枫到武汉，周恩来留他在武汉，并以朱德、彭德怀的名义，送李金德进国民党译电调训班学习。他曾在长沙、湘潭、衡阳等地八路军办事处做机要工作。1939年初，他调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做机要工作，任机要科长，并任过办事处机关党支部书记。建国后，李金德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民政部副部长。
机要科是办事处的情报核心部门。许多重要情报、电文和机要文件都由他们保管。机要人员大多是经过严峻考验、素质过硬的红军战士，他们严守党的秘密，奉行对工作慎之又慎的原则，办事处在桂林两年多，机密文件、档案的收发、管理从未出现过意外，有力地保证了党对南方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斗争的绝对领导。
这里陈列的公文包就是当年装机要文件时用过的。
李克农呕心沥血主持办事处工作
这个简陋的“处长室”是当年李克农处长的办公室兼卧室。
李克农同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李克农任中共中央联络局长，曾受命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与东北军秘密会谈，达成停止内战、互不侵犯等几项口头协议。西安事变后，他随周恩来、叶剑英赴西安，为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曾不懈地工作过。
抗战时期，李克农先后任红军驻上海办事处长、八路军南京办事处长。在南京失陷前，他奉命赴武汉，参加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暨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
1938年11月，他奉中央和周恩来指示，到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在主持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两年多时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对广西桂系军队及民主派等各界人士，做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广西抗日民主团结政治局面的形成。他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坚持党性和高度原则性与灵活性，机智果断，率桂林办事处工作人员出色完成了“八办”的历史使命，并为推动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发展与繁荣做出的贡献。
抗战期间，李克农3次在这里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据当年老同志回忆，每次周恩来同志来到这里，都是工作到深夜。但仍然挤出时间和工作人员谈话，关心大家政治和思想上的进步。有一次，他给大家作完报告后，当晚就和机要科的李金德挤睡在一张竹床上。
这里有时也是李克农处长接待过往新四军干部、地下党的地方。
墙上挂着的照片是李克农处长当年的照片。
另一幅是周恩来同志与刘九洲等送叶挺赴皖南任新四军军长途中的照片。
建国后，李克农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上将。1962年因高血压不幸病逝。
始终没有被发现的秘密电台
来到这里，我们就会想起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地下党秘密发送电报的情景。
在办事处的楼上后面，就是办事处的秘密电台室。
在路莫村军需转运站设立的电台是国民党桂林行营登记手册上的公开电台。
根据李克农持要求，在办事处楼上秘密增设的只能在紧急情况下才使用的电台，由电台台长申光设计，刘澄清安装的。这部电台使用的是交流电，是一部能够与延安直接取得联系的5瓦电台。设计者巧妙地将电台的电线和发射天线都埋藏在办事处木质结构的板壁墙缝里，避开国民党突击检查的麻烦。
即便如此，电台工作人员仍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在秘密电台开机操作时十分谨慎，一个人在室内操作机器，另一个人则在门外望风，一旦发现情况立即发出信号，使室内人员作好收藏准备。
由于电台人员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采取了应急措施，所以直到办事处奉命撤消，秘密电台始终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
桂林八办的电台是我党在南方国统区的中心指挥台和枢纽台，可直接与延安党中央和重庆南方局保持联系，转达汇报各地工作情况，请示工作，及时把党中央、南方局的指示精神传达给新四军和华南各省党组织。使远在西北的党中央与南方各地抗日武装和地下党活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保证了党中央对南方各地抗日斗争持绝对领导。
电台室门口这张照片就是在当年路莫村公开电台室拍摄的。
秘书室是当年办事处行政秘书长龙潜的办公室兼卧室。他除了负责办事处日常工作安排、联络事务外，还是负责党组织工作的成员之一，直接负责联系着“新安旅行团”等进步文化救亡团体的党组织关系。曾于1939的秋天，奉命到柳州国民党军需仓库弄回两万条毛毯，部分解决了新四军战士过冬天问题。1939年11月又与徐特立同志在“八办”会议室广泛探讨哲学问题。1941年1月桂林“八办”撤离时，南方局曾让他继续留在桂林负责党组织工作，领导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只因身份已经暴露，在李克农一再要求下，经南方局同意，才不得不随办事处人员一同离开桂林。
龙潜同志建国后曾任国家出片版局局长、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务。
房中挂着李克农、龙潜、夏之栩、童小鹏合影的照片。
让大家激情满怀的文体活动
办事处楼下有一个小院子，右面是当年警卫班战士们的宿舍。里面陈设简单，生活用具简陋。
墙壁悬挂的两首歌曲是战士们最喜欢的，也最能表现战斗激情。当年的歌唱是由秘书龙潜亲笔抄写的。办事处何启君曾在这里教大家唱革命歌曲。
墙上的油画是周恩来同志在给办事处的同志讲斗争经验和革命道理。画面内容是根据当年警卫战士李重樊回忆画的。有一次，周恩来和办事处的年轻战士李重樊谈心，亲切地问：“小鬼呀，要有国民党问你，你们说的抗战到底的‘底’究竟是什么？你怎样回答呢？” 李重樊一时答不上来，周恩来便耐心地告诉他，要回答说：打到鸭绿江边，把日寇驱除逐出中国，收复一切失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底”。还叮嘱他：“千万不要不懂装懂，答错了会给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攻击我们找到借口，那时影响可就大了。周恩来的教诲，使大家深感学习的重要性。”
这里不仅是警卫战士的宿舍，还是当年办事处的同志们进行文娱活动的地方。
尽管是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但是革命人永远充满乐观主义。李克农同志经常和同志们在这里进行文化文娱活动，打乒乓球，编导戏剧。
靠在院子墙边的三个石锁是当年同志们锻炼身体用过的。
在这个小院子里，还有当年办事处的厨房、卫生间和洗澡间。
办事处陈列展览厅
刚才我们参观的是桂林“八办”旧址，现在我们进入 《永远的丰碑》陈列展览厅。二层楼展览厅用丰富详实的文物、图片资料全面生动地再现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从建立、发展到结束的整个光辉历程。展示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动员团结各阶层人民抗日;为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筹集、转运军需物资；联系和领导南方各省及南洋一带中共地下党组织；为党中央和抗日前线收集、传递各种情报；护送中共过往人员和进步青年到抗日前线；代表党中央和中共南方局领导桂林抗日文化救亡运动等光辉史迹。
2006年5月,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陈列厅进行了修复。增加了一些实景建设。观众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当年秘密电台的发报场景；抗战时期，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秘密交通员活动路线图和部分来桂文化名人在桂林居住的分布图。陈列了当年文化人在桂林办的进步书刊、杂志以及美术、音乐、木刻等。
游客到这里可以点击电脑，一张导游图就呈现在你的面前，同时还可以通过幻灯片进行介绍。
抗战时期周恩来三次到桂林
在这里，我们永远缅怀为建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沤心沥血的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后,其重要任务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团结广西桂系与爱国民主人士各阶层人民,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孤立蒋介石顽固势力，同时为桂林成为全国性的进步文化中心创造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为此,周恩来同志曾三次亲自来到桂林,具体部署桂林“八办”工作,进一步做好对桂系和广大文化人的统战活动。
1938年12月，周恩来为《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事宜第一次到桂林。
《救亡日报》原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主编。上海沦陷后，该报辗转经广州迁到桂林。周恩来当时为《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对夏衍曾作过三点指示：一是争取合法；二是内外有别；三是广交朋友。
周恩来与郭沫若一起见了李宗仁、白崇禧，谈到了《救亡日报》即将在桂林复刊，希望得到他们的协助。李宗仁、白崇禧表示支持，并答应资助一些经费作为开办费用。
12月8日，周恩来应邀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桂林支会筹备成立大会”，会上周恩来作了抗日形势的演讲。他的演讲，激起了桂林各界人士的抗日热情。
同时，他还应蒋介石的邀请，在桂林商谈“共产党集体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谈中，他与蒋介石针锋相对，指出共产党集体加入国民党是不可能的，而且于国民党也不利。坚定的立场和机智的辩论使蒋介石无言可对，只能对此事作罢。
对于在桂林的多个抗敌戏剧团队与救亡团体，周恩来指示他们要保存团体，运用各种艺术形式，常演抗戏剧，唱救亡歌曲，宣传抗日形势，要争取多工作，坚持原则，不演反共戏。为了加强对西南几个演出队的领导，周恩来还数次派党员干部到桂林，并在柳州第四战区秘密建立了两个抗战演剧队的中共地下党统一的领导组织。
1938年12月，周恩来曾特别派他的随从副官吴志坚到桂林看望了“孩子剧团”的团员们，给他们送来了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
在这里展出的是当年 《广西日报》、《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发表的有关周恩来在桂活动情况的报道。
1939年2月15日，周恩来经桂林到皖南新四军传达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叶挺将军的陪同下，从重庆来到桂林。16日，周恩来应桂林行营的邀请，在军委会军训部成立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演讲。
当时日寇飞机空袭桂林频繁，他不顾个人安危来到军训部礼堂，向官兵们深入浅出地宣传毛泽东持久战的光辉思想。
当晚，他不顾劳累又到路莫村，在龙王庙内，给办事处全体人员作了长达3小时的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国民政府军委政工干部曾在桂林举办“日文日语训练班”,以配合对日寇军事作战中,用日文日语作攻心战,向前线日军官兵作反战宣传.周恩来亲临训练班,为学员作政治报告,阐述《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及“敌人必败，我们必胜”的道理。勉励学员要坚持抗战必要的信心，要有抗战到底的决心，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桂林办事处，他还对中国共产党广西地方党的工作做了重要指示。
1939年4月23日，周恩来从皖南回重庆途中，第三次来到桂林。他在桂林参议会议室（今古南门楼上）接见了当时在桂林的部分爱国人士和进步文化界人士。周恩来作了长达3小时的谈话，分析了当时的抗日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那时，正值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前夕，周恩来接见了为纪念五四运动前来采访的《救亡日报》记者姚潜修。5月5日，《救亡日报》发表了《五四前夕访周恩来》的文章。
5日上午，周恩来在李克农的陪同下前往东江镇小学看望了战斗在桂林的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们。他来到孩子们的宿舍，亲切地和孩子们握手，仔细查看了大家的铺盖，询问了孩子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健康等情况。他给孩子们讲抗战的形势和任务。
1939年5月6日，周恩来离开桂林。
陈列柜里展出的是周恩来在桂林用过的军毯和穿过的军衣，还有他用过的公文包。
公文包是周恩来1937年——1939年在西安、武汉、桂林、重庆、延安等地用过的，它跟随周恩来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里面装着党的重要文件和他的一些简单的随身生活用具，它伴随着周恩来经历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又三次随周恩来三次来到桂林。1939年底，他的警卫副官廖其康赴延安抗大学习时，周恩来把公文包送给了廖其康，作为革命征程中的友谊纪念。这只公文包被桂林八办征集为文物收藏，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周恩来第二次到桂林作报告时，看见当时管党组织工作的曹瑛同志用铅笔作记录，便立刻把自己的一支派克钢笔给曹瑛用。当曹瑛用完后还给他时，他说：“留给你用吧！” 曹瑛一直珍藏着这支笔。后来曹瑛把它捐给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作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1960年5月，周恩来同志才重返桂林。他一生中四次来到桂林，是对我们桂林人民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桂林人民永远怀念他。桂林的青山碧水记载着周总理的丰功伟绩。
叶剑英多次到桂林演讲
桂林办事处成立后，作为中共南方领导成员之一的叶剑英也曾多次来到桂林，直接领导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工作。
叶剑英与李克农共同研究具体工作部署，着重做桂系高层和各民主党派及进步文化人士的统战工作，并利用桂系的邀请在各种场合作演讲的机会，积极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方针。他和周恩来向李宗仁、白崇禧宣传介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当时任国民政府军委员军训部兼军委会桂林行营主任的白崇禧，正在主持制订南岳游击干训班的教学训练计划，叶剑英拿出了早已拟好了的方案交给了白崇禧。白崇禧还同意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一些内容列为训练教材。
1939年5月21日，叶剑英应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杨东纯的邀请，在白崇禧的陪同下，骑马到桂林东郊天圣山校址，在操场上向全校师生作了题为《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演说。他不时插点广东话，语言幽默，引得全场笑声和掌声。原来特务、托派经常在学校里捣乱，可是自从叶剑英来校作报告后，敌特的公开破坏活动就停止了。
叶剑英在桂林作了多次演讲。其中规格较大、影响较深广的一次是1939年5月28日，在乐群路李子园储才学校大礼堂举行的桂林各界团体联合举办的第十八次时事讲座大会上，他作了《积小胜为大胜》的著名演说。这次到会的有1000多人，其中一部分是中共广西地下党发动组织起来的。他的演说全文刊登在5月30日的《救亡日报》上。他还以这个题目在各种座谈会上做了同样的报告。这个时期桂林出版的《救亡日报》、《扫荡报》及在桂林发行的《新华日报》上，曾先后发表叶剑英的数篇演讲稿和叶剑英在桂林活动的报道。
由于周恩来、叶剑英亲自做桂系的统战工作，在抗战初期，桂系是比较支持我党的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的。他们在保护文化人，支持进步文化事业方面，作了许多工作。自周恩来和白崇禧达成口头协议在桂林成立办事处后，白崇禧到桂林后对办事处的安全，曾对警备司令作了交待。即使是在“皖南事变”前后比较紧张，蒋介石集团采取斩尽杀绝政策的情况下，桂系仍是坚持“礼送出门”的方法，这说明我党统战工作的成功。
例如夏衍撤离桂林时，由李济深帮他弄到飞机票飞往香港。
这里展出的是当时桂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有关招待文化人的报道。国民政府西南行营办公厅主任、帮助我党进步文化工作最多的李济深先生在发表抗日演讲。
在这里展出的国家一级文物中有一枚是当年办事处到国民党当局申请和办理事情时使用的印章——吴溪如的印章。
曾担任办事处负责人的吴溪如同志，当时是以周恩来政治秘书名义向广西“西南行营”立案后，才允许正式成立办事处的。吴溪如随李克农于1938年底到达桂林后，主要作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和一部分党的组织工作。他1939年初离开桂林。
李克农用过的毛毯、茶壶、眼镜、放大镜、莱卡相机在陈列柜里。这部莱卡相机曾跟随李克农走南闯北，到过许多地方，在桂林、延安等地为党和重要领导人拍摄过许多历史照片，特别在桂林拍摄的许多记载重要事件的照片已成为当今研究重要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莱卡相机也是国家一级文物。
胡志明四次到桂林从事革命活动
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一张人们熟悉的照片，他就是当年办事处的救亡室主任胡志明，化名胡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越中友谊的培育者，无产阶级革命家胡志明主席，在抗日战争期间，四次到桂林从事革命活动。他以一名普通军人的身份，住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
当时，胡志明只与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单独联系。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掩护下，桂林成为当时越南共产党人革命活动的基地，一切工作都是在秘密地进行。
1938年底，胡志明随叶剑英离开延安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救亡室工作。作为卫生委员，胡志明检查卫生十分认真，要求特别严格，谁的卫生搞不好，他会毫不客气地批评。他还具体负责《生活小报》的编辑工作。《生活小报》是“八办”的一份内部传阅的小报，所有稿件用毛笔抄写在纸上，然后装订成册，胡志明总是自己抄写、设计封面、安排报头。在桂林期间，他写了许多文章，寄回越南，指导越南人民的抗日斗争。
1940年10月到12月，他以“平山”的笔名在《救亡日报》的“文化岗位”专刊上发表了10多篇文章。
在这里陈列的有他用过的丝棉被和他送给吴溪如母亲的一副镀金眼镜，还有他写的《狱中日记诗抄》、《狱中日记》。
同志们，陈列厅里展出的桂林八办领导的各阶层人民抗战的翔实资料，是中国革命史诗中的一个辉煌片断，是桂林历史文化名城一本丰厚的教科书。它永远激励、鼓舞着人们为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而奋斗。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式开始。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桂系领导迅速致电国民政府，拥护蒋介石对日抗战。从这时开始，桂林就正式成为了中国抗战的重要文化战场和军事战场。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桂林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如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以及许多爱国志士，国际友人都曾在桂林工作过，他们在这里谱写了中国抗战历史光辉的一页，其中，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就浓缩这段光辉历史。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
位于风景如画的叠彩山西南，宝积山对面，在繁华的中山北路14号坐落着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
这是一幢古朴而又独特的楼房。灰色的大门悬挂着中共中央宣传部２００１年６月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牌匾。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是国务院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０日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６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广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是20世纪30年代周恩来、叶剑英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亲手建立起来的。
纪念馆的大门挂着是叶剑英元帅１９８３年元月题写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以及“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两块牌子。桂林办事处的机构名称，开始称“八路军通讯处”，后来改为“八路军办事处”，以后又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也称“第十八集团军驻桂通讯处”。
为什么这样改呢？抗战初期，八路军抗击日寇，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很高，国民党反动派就把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表面上是提升、嘉奖，其实是企图消灭八路军的声誉和影响。但是它的企图并不能得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坚决抗日，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声誉、威望和影响永远消灭不了。
周恩来亲自创办八路军桂林办事处
1938年冬，日寇逼进武汉，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仓皇败退。
当时，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估计武汉即将失守，蒋介石迁都重庆。
一旦武汉失守，桂林就成为我国西南抗战的大后方重地。而桂林是联系华南各省与海外的交通要道，又是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统治的地方，他们当时是主张团结抗日的，又与蒋介石有矛盾。中国共产党利用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矛盾，支持李宗仁、白崇禧的抗日主张。
当时兼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在撤离武汉途中正好与白崇禧同行。那时白崇禧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又是蒋介石西南行营主任。
周恩来向白崇禧谈论了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
当谈到八路军要在桂林设立办事处，请白崇禧支持时，白崇禧当即表示同意。这样，双方就八路军在桂林建立办事处的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
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报中央书记处电：“南方局设重庆，桂林设办事处，联络湘、赣、粤、桂及香港运输。”因此，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当时既是我党、我军在西南一带国民党统治区的公开办事机构，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派出机关。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反共高潮，同时下令撤销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形势，为保存干部，决定撤销各地办事处。于是，1941年1月20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奉令撤销，工作人员分批撤离桂林。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虽然只开设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但作为中共中央领导各阶层正确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它当时的主要任务是：1、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团结广西桂系与爱国人士各阶层人民，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直接领导桂林抗日文化救亡运动；2、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转运抗战军需特、物资，运输进步青年、爱国人士到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前线；3、在党内又代表着中共中央南方局，联系和领导南方各省及香港、海外中共党的组织秘密活动。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选址和机构设置
我们看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大门墙上“万祥糟坊”四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当年房东黄旷达先生卖酒的铺面。
１９３８年８、９月间，叶剑英和钱之光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打电话通知当时原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工作,刚调入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刘恕同志到桂林去筹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还没有正式到职的刘恕便奉命到桂林先去找房子。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请党外友好人士熊子民先生到长沙和刘恕一道去桂林。那时熊子民先生的爱人、孩子都住在桂林。刘恕就住在熊子民先生家里。他俩经过一段时间的周密勘察，通过熟人找到广西银行的黄昌炎经理，再经黄昌炎介绍，找了当年桂北路１３８号黄旷达开设的万祥糟坊。
“糟坊”是中国土法制酒的作坊,即酿酒的地方。租用这两层楼的砖木房屋作为办事处办公地点，目的是能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
但因楼房遭火灾后,于１９３８年８月重建，工程尚未完工。黄旷达先生说尚未完工，等完工后来租吧。刘恕说，我们急需房子，让我们住下后再慢慢完工，黄旷达先生便答应了。双方当即签订了租房契约。然后，刘 恕、熊子民在桂林街上购买了旧的办公桌椅和竹木家具。同年11月中旬，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李克农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及《新华日报》部分人员一路艰辛抵达桂林，住进了万祥糟坊。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正式建立，李克农同志担任处长。当时，办事处设有如下机构：警卫室、值班室、办公室、阅览室、行政科、机要科、电台室、秘书室。
当时虽然国共合作，但蒋介石时时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旗帜，所以经常有一些受到特务跟踪、不便与办事处联系的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就常常利用来这里买酒作掩护，通过房东进后门摆脱特务跟踪，与办事处取得联系，同时汇报各地工作情况和抗日形势，转达党中央的重要指示精神。
现在我们一进门就看见当年房东卖酒的柜台和酒坛。
木板墙上挂着两张照片。一张是１９６３年徐特立同志来桂林与房东黄旷达在旧址交谈的照片。徐特立老先生曾是湖南教育界的老前辈，是毛泽东同志的老师。徐特立原为十八集团军长沙办事处主任，长沙大火，不久沧陷，徐老撤至衡阳，不料国民党特务要害死徐老，徐老经桂林去重庆。在桂林期间，徐老就住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徐老到办事处时天已冷，他仍穿着旧军服衬衣，衣袖已破烂，当年已50多岁了，每天早晨都用冷水洗脸。办事处的同志为了对他表示欢迎，计划到街上的饭馆买些饭菜招待他，徐老坚持不肯，说是吃点稀饭、咸菜就行了。
徐老好学，有时和龙潜讨论《资本论》，连饭都不吃了。他在办事处期间，经常给大家讲政治理论课。
另一张是筹建办事处的刘恕和熊子民的照片，如今他们都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的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毅不拔的精神却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人员智斗国民党特务
大门的右侧是当年的警卫室。一般来办事处联系工作的人员，首先在这里办理接待和登记手续。
警卫人员外出送信既要负责办事处办公地点的安全，又担负外出送信、送情报的任务。但国民党特务却使用种种卑劣的手段，对办事处的工作进行扰乱和破坏。他们在办事处门前的电杆上，装了一个高音喇叭，一天到晚有很多特工人员装成是听广播的群众，在办事处周围窜来窜去，只要我们的同志一出门，他们就盯上了，你出门步行送信，特务就步行跟你；你骑自行车，他也骑自行车跟。无论是执行紧急任务，还是送信，如果不设法甩掉尾巴，是完不成任务的。
办事处的同志想出了许多办法对付出敌人，才能完成一项任务。有时办事处的同志把自行车准备好，大门一开就冲出去，在大街小巷转圈子，看看后面没有特务了，才能去完成任务。
这个办法起初还有效，久了，敌人发现了规律，他们也随时做好了准备，你一出大门他们就紧紧跟上，咬住你死也不放。有时我们的同志出门后，在大街上盘旋一个上午，也甩不掉特务，无法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
于是，办事处的同志就采取几个人同时骑自行车冲出大门，东、南、西、北四面出去，在使敌人不知跟谁走的情况下，谁甩掉尾巴，谁就去完成任务。
现在放在警卫室的这部自行车就是当年保证送信安全，办事处的秘密交通员设法从越南买回来的,据说是产于法国。
屋中这幅照片就是当年警卫班部分人员在路莫村的合影。
再往里走，就是当年的值班室，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值班和负责接待来办事处联系工作人员的地方。
墙上的挂式电话是当年办事处使有过的那部电话，电话号码为2818。这是原在办事处电台工作，建国后任邮电部副部长的刘澄清专批的。现在纪念馆用的电话仍是这个号码，只是在前面加了升位码：282。
徐特立先生在办事处讲课
当年的办公室包括交际科、交通运输科、总务科及后勤人员等。
办事处大部分人员在这里为延安党中央和抗日前线筹、转运各种军需物资、输送革命干部、爱国青年及各类抗战特殊人才到抗日前线，领导桂林抗日文化救亡运动等做了大量工作。
据资料统计：“从1939年到1941年，经桂林‘八办’向抗日前线输送的军需品，如汽车、汽油、毛毯、被服、电讯器材和药品等就有数百种之多，输送的干部、青年则达千余人，特别是延安党中央和抗日前线的无线电台、广播，主要由桂林八办提供。墙上挂的照片为当年的交通科长龙飞虎1939年在越南海防执行任务；另一张是1939年运输科长邱南章、会计科长殷承桢和赖祖烈在越南河内执行任务的照片。
这里是当年办事处的阅览室，也称救亡室。这是办事处工作人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增长知识，提高认识的地方。尽管战火纷飞，工作繁忙，但是办事处的同志从未放松过学习。当年墙上还挂着办事处秘书龙潜亲笔书写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的毛泽东同志号召开展大学习的标语。
墙上的挂钟是房东提供给办事人员便于掌握工作、学习用的。在灵川路莫村“八办”军需转运站也设有救亡室。办事处经常组织大家学习政治、文化，请人讲政治课，中央领导或一些负责干部来办事处，都请他们作报告。
当年的行政科，相当于现在我们的财政科。科长是殷承桢（建国后曾任我军总后勤部财政部副部长），会计是王辉（建国后任广东省银行行长）。抗战期间，我党及其领导的前线部队经费十分紧张，桂林“八办”通过香港“八办”的廖承志等同志筹集了大批经费，以个人名义汇到桂林交通银行，再由在银行担任存款部科长的地下党施振同志利用工作之便，将款项提出交由办事处，再由桂林办事处分发给抗日前线和华南、华东各省地下党组织及一些进步救亡文化团体。
随后大家上楼参观。小阁楼的休息厅是当年办事处人员休息、交谈、娱乐和学习的地方。有时还接待过往人员及地下党，他们在这里进行工作交流或者汇报。这些是当年用过的两套竹椅、竹茶几。
小阁楼的旁边就是办事处的男、女宿舍。摆设非常简陋，没有衣柜，没有写字桌，每个房间只有竹制的书架，可见当时这里的学习空气是非常浓的。这外间的是男宿舍，里间是女宿舍，也是办事处临时客房。因为当时过往人员有的是天黑才到，有的是深夜到来，不便赶往路莫村招待所住宿，只能暂住这里。当时等待办事处安排车辆去延安和新四军抗日前线的大部分领导干部、地下党和进步青年都是住在北郊的路莫村转运站。那里是一个约百户人家的村庄，最多时曾住过300多过往人员。
紧隔壁就是当年的会议室，办事处各种会议和活动大多在这里举行，有时也是处长李克农接待各阶层统战人员的地方。1939年11月，徐特立同志曾在此为办事处的同志作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哲学讲座。
机要科里的红军战士
当我们走进机要科，就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房间的墙壁上挂着两任机要科科长的照片。第一任机要科长是童小鹏同志，参加过红军，是南方局机要科科长，是一名摄影爱好者。纪念馆陈列的旧址外景照片就是他在1939年拍摄的。抗日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许多历史照片都是他拍摄的。他当年拍摄的许多珍贵的照片，已成为我们今天的历史资料，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1939年3月，他就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了。建国后，童小鹏同志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最近，他在著的《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一书中也描述了当年周恩来创办桂林八办的情景。
第二任科长是李金德同志。他在1936年西安事变时，跟随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参谋长，到西安做译电工作的。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金德随周恩来，彭雪枫同志在八路军驻太原临汾办事处做译电组长。1938年，他随彭雪枫到武汉，周恩来留他在武汉，并以朱德、彭德怀的名义，送李金德进国民党译电调训班学习。他曾在长沙、湘潭、衡阳等地八路军办事处做机要工作。1939年初，他调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做机要工作，任机要科长，并任过办事处机关党支部书记。建国后，李金德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民政部副部长。
机要科是办事处的情报核心部门。许多重要情报、电文和机要文件都由他们保管。机要人员大多是经过严峻考验、素质过硬的红军战士，他们严守党的秘密，奉行对工作慎之又慎的原则，办事处在桂林两年多，机密文件、档案的收发、管理从未出现过意外，有力地保证了党对南方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斗争的绝对领导。
这里陈列的公文包就是当年装机要文件时用过的。
李克农呕心沥血主持办事处工作
这个简陋的“处长室”是当年李克农处长的办公室兼卧室。
李克农同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李克农任中共中央联络局长，曾受命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与东北军秘密会谈，达成停止内战、互不侵犯等几项口头协议。西安事变后，他随周恩来、叶剑英赴西安，为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曾不懈地工作过。
抗战时期，李克农先后任红军驻上海办事处长、八路军南京办事处长。在南京失陷前，他奉命赴武汉，参加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暨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
1938年11月，他奉中央和周恩来指示，到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在主持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两年多时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对广西桂系军队及民主派等各界人士，做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广西抗日民主团结政治局面的形成。他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坚持党性和高度原则性与灵活性，机智果断，率桂林办事处工作人员出色完成了“八办”的历史使命，并为推动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发展与繁荣做出的贡献。
抗战期间，李克农3次在这里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据当年老同志回忆，每次周恩来同志来到这里，都是工作到深夜。但仍然挤出时间和工作人员谈话，关心大家政治和思想上的进步。有一次，他给大家作完报告后，当晚就和机要科的李金德挤睡在一张竹床上。
这里有时也是李克农处长接待过往新四军干部、地下党的地方。
墙上挂着的照片是李克农处长当年的照片。
另一幅是周恩来同志与刘九洲等送叶挺赴皖南任新四军军长途中的照片。
建国后，李克农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上将。1962年因高血压不幸病逝。
始终没有被发现的秘密电台
来到这里，我们就会想起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地下党秘密发送电报的情景。
在办事处的楼上后面，就是办事处的秘密电台室。
在路莫村军需转运站设立的电台是国民党桂林行营登记手册上的公开电台。
根据李克农持要求，在办事处楼上秘密增设的只能在紧急情况下才使用的电台，由电台台长申光设计，刘澄清安装的。这部电台使用的是交流电，是一部能够与延安直接取得联系的5瓦电台。设计者巧妙地将电台的电线和发射天线都埋藏在办事处木质结构的板壁墙缝里，避开国民党突击检查的麻烦。
即便如此，电台工作人员仍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在秘密电台开机操作时十分谨慎，一个人在室内操作机器，另一个人则在门外望风，一旦发现情况立即发出信号，使室内人员作好收藏准备。
由于电台人员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采取了应急措施，所以直到办事处奉命撤消，秘密电台始终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
桂林八办的电台是我党在南方国统区的中心指挥台和枢纽台，可直接与延安党中央和重庆南方局保持联系，转达汇报各地工作情况，请示工作，及时把党中央、南方局的指示精神传达给新四军和华南各省党组织。使远在西北的党中央与南方各地抗日武装和地下党活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保证了党中央对南方各地抗日斗争持绝对领导。
电台室门口这张照片就是在当年路莫村公开电台室拍摄的。
秘书室是当年办事处行政秘书长龙潜的办公室兼卧室。他除了负责办事处日常工作安排、联络事务外，还是负责党组织工作的成员之一，直接负责联系着“新安旅行团”等进步文化救亡团体的党组织关系。曾于1939的秋天，奉命到柳州国民党军需仓库弄回两万条毛毯，部分解决了新四军战士过冬天问题。1939年11月又与徐特立同志在“八办”会议室广泛探讨哲学问题。1941年1月桂林“八办”撤离时，南方局曾让他继续留在桂林负责党组织工作，领导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只因身份已经暴露，在李克农一再要求下，经南方局同意，才不得不随办事处人员一同离开桂林。
龙潜同志建国后曾任国家出片版局局长、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务。
房中挂着李克农、龙潜、夏之栩、童小鹏合影的照片。
让大家激情满怀的文体活动
办事处楼下有一个小院子，右面是当年警卫班战士们的宿舍。里面陈设简单，生活用具简陋。
墙壁悬挂的两首歌曲是战士们最喜欢的，也最能表现战斗激情。当年的歌唱是由秘书龙潜亲笔抄写的。办事处何启君曾在这里教大家唱革命歌曲。
墙上的油画是周恩来同志在给办事处的同志讲斗争经验和革命道理。画面内容是根据当年警卫战士李重樊回忆画的。有一次，周恩来和办事处的年轻战士李重樊谈心，亲切地问：“小鬼呀，要有国民党问你，你们说的抗战到底的‘底’究竟是什么？你怎样回答呢？” 李重樊一时答不上来，周恩来便耐心地告诉他，要回答说：打到鸭绿江边，把日寇驱除逐出中国，收复一切失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底”。还叮嘱他：“千万不要不懂装懂，答错了会给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攻击我们找到借口，那时影响可就大了。周恩来的教诲，使大家深感学习的重要性。”
这里不仅是警卫战士的宿舍，还是当年办事处的同志们进行文娱活动的地方。
尽管是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但是革命人永远充满乐观主义。李克农同志经常和同志们在这里进行文化文娱活动，打乒乓球，编导戏剧。
靠在院子墙边的三个石锁是当年同志们锻炼身体用过的。
在这个小院子里，还有当年办事处的厨房、卫生间和洗澡间。
办事处陈列展览厅
刚才我们参观的是桂林“八办”旧址，现在我们进入 《永远的丰碑》陈列展览厅。二层楼展览厅用丰富详实的文物、图片资料全面生动地再现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从建立、发展到结束的整个光辉历程。展示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动员团结各阶层人民抗日;为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筹集、转运军需物资；联系和领导南方各省及南洋一带中共地下党组织；为党中央和抗日前线收集、传递各种情报；护送中共过往人员和进步青年到抗日前线；代表党中央和中共南方局领导桂林抗日文化救亡运动等光辉史迹。
2006年5月,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陈列厅进行了修复。增加了一些实景建设。观众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当年秘密电台的发报场景；抗战时期，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秘密交通员活动路线图和部分来桂文化名人在桂林居住的分布图。陈列了当年文化人在桂林办的进步书刊、杂志以及美术、音乐、木刻等。
游客到这里可以点击电脑，一张导游图就呈现在你的面前，同时还可以通过幻灯片进行介绍。
抗战时期周恩来三次到桂林
在这里，我们永远缅怀为建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沤心沥血的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后,其重要任务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团结广西桂系与爱国民主人士各阶层人民,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孤立蒋介石顽固势力，同时为桂林成为全国性的进步文化中心创造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为此,周恩来同志曾三次亲自来到桂林,具体部署桂林“八办”工作,进一步做好对桂系和广大文化人的统战活动。
1938年12月，周恩来为《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事宜第一次到桂林。
《救亡日报》原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主编。上海沦陷后，该报辗转经广州迁到桂林。周恩来当时为《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对夏衍曾作过三点指示：一是争取合法；二是内外有别；三是广交朋友。
周恩来与郭沫若一起见了李宗仁、白崇禧，谈到了《救亡日报》即将在桂林复刊，希望得到他们的协助。李宗仁、白崇禧表示支持，并答应资助一些经费作为开办费用。
12月8日，周恩来应邀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桂林支会筹备成立大会”，会上周恩来作了抗日形势的演讲。他的演讲，激起了桂林各界人士的抗日热情。
同时，他还应蒋介石的邀请，在桂林商谈“共产党集体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谈中，他与蒋介石针锋相对，指出共产党集体加入国民党是不可能的，而且于国民党也不利。坚定的立场和机智的辩论使蒋介石无言可对，只能对此事作罢。
对于在桂林的多个抗敌戏剧团队与救亡团体，周恩来指示他们要保存团体，运用各种艺术形式，常演抗戏剧，唱救亡歌曲，宣传抗日形势，要争取多工作，坚持原则，不演反共戏。为了加强对西南几个演出队的领导，周恩来还数次派党员干部到桂林，并在柳州第四战区秘密建立了两个抗战演剧队的中共地下党统一的领导组织。
1938年12月，周恩来曾特别派他的随从副官吴志坚到桂林看望了“孩子剧团”的团员们，给他们送来了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
在这里展出的是当年 《广西日报》、《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发表的有关周恩来在桂活动情况的报道。
1939年2月15日，周恩来经桂林到皖南新四军传达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叶挺将军的陪同下，从重庆来到桂林。16日，周恩来应桂林行营的邀请，在军委会军训部成立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演讲。
当时日寇飞机空袭桂林频繁，他不顾个人安危来到军训部礼堂，向官兵们深入浅出地宣传毛泽东持久战的光辉思想。
当晚，他不顾劳累又到路莫村，在龙王庙内，给办事处全体人员作了长达3小时的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国民政府军委政工干部曾在桂林举办“日文日语训练班”,以配合对日寇军事作战中,用日文日语作攻心战,向前线日军官兵作反战宣传.周恩来亲临训练班,为学员作政治报告,阐述《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及“敌人必败，我们必胜”的道理。勉励学员要坚持抗战必要的信心，要有抗战到底的决心，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桂林办事处，他还对中国共产党广西地方党的工作做了重要指示。
1939年4月23日，周恩来从皖南回重庆途中，第三次来到桂林。他在桂林参议会议室（今古南门楼上）接见了当时在桂林的部分爱国人士和进步文化界人士。周恩来作了长达3小时的谈话，分析了当时的抗日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那时，正值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前夕，周恩来接见了为纪念五四运动前来采访的《救亡日报》记者姚潜修。5月5日，《救亡日报》发表了《五四前夕访周恩来》的文章。
5日上午，周恩来在李克农的陪同下前往东江镇小学看望了战斗在桂林的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们。他来到孩子们的宿舍，亲切地和孩子们握手，仔细查看了大家的铺盖，询问了孩子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健康等情况。他给孩子们讲抗战的形势和任务。
1939年5月6日，周恩来离开桂林。
陈列柜里展出的是周恩来在桂林用过的军毯和穿过的军衣，还有他用过的公文包。
公文包是周恩来1937年——1939年在西安、武汉、桂林、重庆、延安等地用过的，它跟随周恩来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里面装着党的重要文件和他的一些简单的随身生活用具，它伴随着周恩来经历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又三次随周恩来三次来到桂林。1939年底，他的警卫副官廖其康赴延安抗大学习时，周恩来把公文包送给了廖其康，作为革命征程中的友谊纪念。这只公文包被桂林八办征集为文物收藏，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周恩来第二次到桂林作报告时，看见当时管党组织工作的曹瑛同志用铅笔作记录，便立刻把自己的一支派克钢笔给曹瑛用。当曹瑛用完后还给他时，他说：“留给你用吧！” 曹瑛一直珍藏着这支笔。后来曹瑛把它捐给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作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1960年5月，周恩来同志才重返桂林。他一生中四次来到桂林，是对我们桂林人民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桂林人民永远怀念他。桂林的青山碧水记载着周总理的丰功伟绩。
叶剑英多次到桂林演讲
桂林办事处成立后，作为中共南方领导成员之一的叶剑英也曾多次来到桂林，直接领导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工作。
叶剑英与李克农共同研究具体工作部署，着重做桂系高层和各民主党派及进步文化人士的统战工作，并利用桂系的邀请在各种场合作演讲的机会，积极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方针。他和周恩来向李宗仁、白崇禧宣传介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当时任国民政府军委员军训部兼军委会桂林行营主任的白崇禧，正在主持制订南岳游击干训班的教学训练计划，叶剑英拿出了早已拟好了的方案交给了白崇禧。白崇禧还同意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一些内容列为训练教材。
1939年5月21日，叶剑英应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杨东纯的邀请，在白崇禧的陪同下，骑马到桂林东郊天圣山校址，在操场上向全校师生作了题为《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演说。他不时插点广东话，语言幽默，引得全场笑声和掌声。原来特务、托派经常在学校里捣乱，可是自从叶剑英来校作报告后，敌特的公开破坏活动就停止了。
叶剑英在桂林作了多次演讲。其中规格较大、影响较深广的一次是1939年5月28日，在乐群路李子园储才学校大礼堂举行的桂林各界团体联合举办的第十八次时事讲座大会上，他作了《积小胜为大胜》的著名演说。这次到会的有1000多人，其中一部分是中共广西地下党发动组织起来的。他的演说全文刊登在5月30日的《救亡日报》上。他还以这个题目在各种座谈会上做了同样的报告。这个时期桂林出版的《救亡日报》、《扫荡报》及在桂林发行的《新华日报》上，曾先后发表叶剑英的数篇演讲稿和叶剑英在桂林活动的报道。
由于周恩来、叶剑英亲自做桂系的统战工作，在抗战初期，桂系是比较支持我党的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的。他们在保护文化人，支持进步文化事业方面，作了许多工作。自周恩来和白崇禧达成口头协议在桂林成立办事处后，白崇禧到桂林后对办事处的安全，曾对警备司令作了交待。即使是在“皖南事变”前后比较紧张，蒋介石集团采取斩尽杀绝政策的情况下，桂系仍是坚持“礼送出门”的方法，这说明我党统战工作的成功。
例如夏衍撤离桂林时，由李济深帮他弄到飞机票飞往香港。
这里展出的是当时桂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有关招待文化人的报道。国民政府西南行营办公厅主任、帮助我党进步文化工作最多的李济深先生在发表抗日演讲。
在这里展出的国家一级文物中有一枚是当年办事处到国民党当局申请和办理事情时使用的印章——吴溪如的印章。
曾担任办事处负责人的吴溪如同志，当时是以周恩来政治秘书名义向广西“西南行营”立案后，才允许正式成立办事处的。吴溪如随李克农于1938年底到达桂林后，主要作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和一部分党的组织工作。他1939年初离开桂林。
李克农用过的毛毯、茶壶、眼镜、放大镜、莱卡相机在陈列柜里。这部莱卡相机曾跟随李克农走南闯北，到过许多地方，在桂林、延安等地为党和重要领导人拍摄过许多历史照片，特别在桂林拍摄的许多记载重要事件的照片已成为当今研究重要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莱卡相机也是国家一级文物。
胡志明四次到桂林从事革命活动
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一张人们熟悉的照片，他就是当年办事处的救亡室主任胡志明，化名胡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越中友谊的培育者，无产阶级革命家胡志明主席，在抗日战争期间，四次到桂林从事革命活动。他以一名普通军人的身份，住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
当时，胡志明只与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单独联系。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掩护下，桂林成为当时越南共产党人革命活动的基地，一切工作都是在秘密地进行。
1938年底，胡志明随叶剑英离开延安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救亡室工作。作为卫生委员，胡志明检查卫生十分认真，要求特别严格，谁的卫生搞不好，他会毫不客气地批评。他还具体负责《生活小报》的编辑工作。《生活小报》是“八办”的一份内部传阅的小报，所有稿件用毛笔抄写在纸上，然后装订成册，胡志明总是自己抄写、设计封面、安排报头。在桂林期间，他写了许多文章，寄回越南，指导越南人民的抗日斗争。
1940年10月到12月，他以“平山”的笔名在《救亡日报》的“文化岗位”专刊上发表了10多篇文章。
在这里陈列的有他用过的丝棉被和他送给吴溪如母亲的一副镀金眼镜，还有他写的《狱中日记诗抄》、《狱中日记》。
同志们，陈列厅里展出的桂林八办领导的各阶层人民抗战的翔实资料，是中国革命史诗中的一个辉煌片断，是桂林历史文化名城一本丰厚的教科书。它永远激励、鼓舞着人们为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