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启超到梁从诫_梁家三代知识分子的中国命运

从梁启超到梁从诫_梁家三代知识分子的中国命运

4年前，年过古稀的老人坚持在北京路面上骑车出行，理由是环保。为躲让突然冒出的汽车，这位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儿子，梁启超的长孙，顷刻人车倒地，股骨头摔坏，车轮乱转。此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不能骑车，行路也困难。

10月28日，梁从诫病逝于北京，享年78岁，孤寂的老爷车也将不再前进。

讣告甫出，海内外唁悼不断。人们传谈梁从诫外出赴宴必自带筷子，名片用废纸制作等个人风格，褒赞其对于大陆环保NGO事业的启蒙，联想到当下环境问题的严峻，梁从诫的往生，又有令大陆环保界顿失一臂之感。

百年之前，梁从诫的祖父梁启超，先变法后改良，未见于时代；后来梁从诫的父亲梁思成希望保全北京城古貌，又不能尽其意；现在梁从诫致力环保，这一局面也难称乐观。梁家三代知识分子，在当时都有名义上的政治地位，但他们的诉求从宏大到细碎，范畴越来越窄，都无力实现，其相似的命运走向发人深思。

与梁从诫有过恳谈的旅美学者曹长青，对《凤凰周刊》记者形容梁家“三代人都是失败者”，这其中既有曹长青的反语，也可看做是梁从诫的自嘲。

不过，梁家三代知识分子的传奇，难容于时代，却超越于时代。他们在权力把握上的平淡表现，并不能遮盖这三代人所遗留的精神遗产价值。梁启超身后百年，《少年中国说》不断为中共高官引用为讲话内容；梁思成去世近四十年，今日大陆各地举凡旧城保护规划，还言必称梁思成；梁从诫新逝，但其生前向大陆输入环保与NGO这两大新兴概念，也是领风气之先。

抛去短视眼光，在大历史视野中，作为知识分子的梁家三代人，又离失败者这样的称谓非常遥远，无处说失败。

国旗设计方案曾被候选

梁从诫1932年出生于北京，从诫这个名字，是梁思成所取，意在向宋代《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致敬，也是希望儿子能继承父母衣钵，进入建筑设计领域。

七七事变后，梁从诫跟随父母往西南逃难，他童年为数不多的回忆，就是在长沙暂居时，日机空袭结束，母亲林徽因在已成瓦砾的家中找炊具，他找积木。

梁从诫生前回忆，老一辈谈起林徽因，总说那是1930年代一位多才多艺的美丽女诗人。“那位女诗人当然是有过的。可惜我并不认识。”对于梁从诫来说，林徽因是一个面容削瘦的病人，一个在废墟里拣锅碗瓢盆，操持一家人饭食的母亲。也就是这样一位柔弱的母亲，日后敢于对主张拆北京城墙的北京市市长吴晗说，“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

在梁从诫的记忆深处，他与母亲有过这样一段对话。他问林徽因，如果日军占领了重庆怎么办？重病中的林徽因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条老传统嘛，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那一个人在重庆读书的我怎么办？”梁从诫问。“要真到了那种地步，也就顾不得你了”。

幸而大陆光复后，梁思成一家在1946年回到北平。梁思成后游学美国，1947年又决意回国。很多朋友以国民党正在失势为由，劝他不要回去。

梁思成只说，“共产党也要造房子”。

这与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初被推翻时，知识分子的憧憬颇为类似。在那个连鲁迅都“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的年代，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归国，自称“非国务大臣不做”，从司法总长到财政总长，完全介入了政权机器的实际运作。但事后的经验之谈，是梁启超给孩子们写信，希望他们不要浪费光阴，过早卷入国内左与右的争斗。

解放北平前的一个深夜，梁家走进两名解放军军官，他们恳求梁思成在地图上标明北平城的古建，以备不得已武力攻城时，可命令炮火避开这些区域。梁思成由此对党“一见倾心”。

随后的蜜月期，令梁思成这样的爱国者颇为受用，他被邀请观礼开国大典，又主持中南海怀仁堂的改建工作。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这些代表新中国的符号，都出自梁思成夫妇之手。

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成长起来的梁从诫，17岁那年，背着父亲提交了一份国旗设计方案。他的父亲当时是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之一。最终梁从诫的方案从2992份方案中被挑出，成为38套候选方案之一。

不过因为几分之差，梁从诫未能如愿进入父亲担任系主任的清华大学建筑系，转而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22岁大学毕业，1958年考上研究生，师从苏联专家，攻读世界史、美国史，研究罗斯福新政。毕业后梁从诫到云南大学任教。1962年，刚满30岁的梁从诫调回隶属外交部的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正是大好韶华。

从“梁三子”到民间环保领袖

但文革来了。梁从诫的名字从此变成“梁三子”——批斗的牌子写著：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他被下放到江西乡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没有父亲指导，也学会了一手好木工。

8年后，梁从诫被允许返回北京，但还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无人问津。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工作的阎明复（中共情报专家阎宝航之子，文革时被关押在秦城监狱，1980年代中后期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统战部部长，于1989年后免职，后任民政部副部长）去外交部调他，梁从诫很奇怪，说阎明复是不是搞错了，阎明复肯定的对他说，“你明天就到我们那里上班”。当时的大百科出版社，聚集了一批像梁从诫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

出版社第一次接待国外代表团，阎明复从部队里借来一个翻译，主宾落座不久，一进入实质话题，翻译就不灵了。接待室鸦雀无声，自幼受家庭熏陶的梁从诫，此时已完全听懂外宾的英语，急忙救驾。整场翻译下来，阎明复对“有历史问题”的梁从诫发了火，“你这样的水平为什么不早说？”话锋一转，又说也没关系，让外宾看看我们在机场拎包的人也有如此高的水平。此后又有两次国外的百科全书访华团拜访邓小平，梁从诫也全程担任邓小平的翻译。

随后梁从诫参与创办了《百科知识》月刊，透过读者来信所反映的乡镇企业污染状况，他开始关注环境问题。梁晓燕是梁从诫在《百科知识》时期的老搭档，她说，1990年代初的社会生活沉寂，很多人关怀国家、社会，但感到无力和无奈，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1993年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媒体报道说，当国际奥委会官员问及中国有无民间环保组织时，北京代表团不知如何作答。“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中国建立一个环境保护的民间组织？”两人萌生了这样一个想法。

此时的梁从诫早已于1988年放弃公职，应聘到民办的中国文化书院任导师。随后他力促以中国文化书院为挂靠单位，组建了大陆第一家民间环保NGO组织自然之友(Friendsof Nature)。他曾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呼吁英国方面制止藏羚羊非法交易，得到布莱尔的会见支持；他也曾向正在访华的克林顿送上濒危滇金丝猴照片，令克林顿笑称滇金丝猴是他的表亲。这一系列的民间环保外交，使得梁从诫在环保领域声望日隆，被称为“民间环保组织第一人”。

但现实的无奈随之而来。当梁从诫站在像酱油汤一样的黑水面前，质问县长为什么不关闭污染工厂时，县长说，厂子养活着一万多人，关了谁养活他们？梁从诫哑口无言。在宁夏西海的干旱地带，他看到一对姐弟挖发菜，明知挖发菜对脆弱的地表是伤害，但是他无法去要求他们放弃这个仅有的谋生方式。梁从诫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思考，发现中国的环境问题归根结底其实就是社会问题，这并不是简单的振臂一呼就可以解决。

这一幕似曾相识。 

 三代都是爱国者 

梁启超论战无数，但世人对于梁启超后来在民国中的政治表现，并无特别记忆之处。有评价称，梁启超当财长，任内未兴一利，革一弊。前清遗老、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周善培曾说，梁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

而在梁思成，当他与陈占祥就首都行政中心的选址，共同提出保护北京旧城的梁陈方案时，与苏联专家的想法发生碰撞。梁思成与他的父亲一样，选择了论战。但论战毫无意义，社会主义中国要参照莫斯科经验，这在当时是时事所致。

专研于一隅，不解建筑与政治之间勾连的梁思成，又从纯粹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排斥领袖希望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林立烟囱的想法，而且当着北京市市长吴晗与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的面，对周恩来说“我对这两位领导有意见，他们不重视城楼保护”。随后在一次扩大的国务院会议上，吴晗起身指责梁思成是老保守，梁思成当场痛哭。

到头来他还被红卫兵打倒在地。作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的梁思成，能阻止美军轰炸日本奈良、京都这两座历史古城的梁思成，倾尽全力，却保不住自己首都的一块城墙砖。这令人扼腕的结局，其实也与他的学识无关。

梁从诫这一辈，也继承了祖父与父亲的论战传统，以及不畏当权者的姿态。2005年一场“自然是否需要敬畏”的大讨论，在梁从诫与何祚庥之间展开，随之波及整个科学界。在此前2001年的 “北京城市河道治理对话会”上，梁从诫也与北京市某位领导针锋相对，最后领导拂袖而去。

1990年年代初，梁从诫由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杜维明邀请，至夏威夷东西方中心（East West Center）新闻传播研究所参加研讨会，与旅居美国的学者曹长青有过一次恳谈。在这次边吃饺子边看苏联巨变电视转播的谈话中，梁从诫说，梁家三代人最大的共同点是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爱国心。为了这种责任、爱国，而不顾个人。但三代人都是失败者。他们都不喜欢政治，但政治都找上门来。

梁启超与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都有过牵手与分手，但梁启超并不认为这是争权夺利，而是他的中心思想与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风起后，在儿子梁思成那里，父亲已是“抗拒最进步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而自己从父亲那所受的爱国教育，“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但是他仍说，“我这一生自以为爱国不后于任何人”。

在与曹长青的对话中，梁从诫也无一例外的提到，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使知识份子感到中国终于统一独立，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压倒一切。梁从诫在文革后期已看出这个国家的整体性问题，但仍对党和国家有着爱的感情。

梁从诫席间谈到，中国需要这种“爱国的反对派”，他用英文强调说，是“loyal opposite”。曹长青后来将这一段对话撰文记录下来，发表在美国《世界日报》上。

曹长青问及梁家三代人的共同点与差异，梁从诫说，“一代不如一代。学问祖父最大，父亲在建筑学上很有成就，我只是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比祖父和父亲都深，在社会底层8年（文革下放），直接感受到老百姓的痛苦。”

实际上，梁家三代对于社会的推动，并非尽如梁从诫所言。

梁启超在学问之外，对于新民主义的传播影响颇为深远，其中的一名崇拜者就是青年毛泽东。1911年春天，18岁的毛泽东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政治蓝图贴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的墙上，在蓝图中孙中山将成为总统，梁启超是外交部长。晚年时，毛泽东还曾回忆当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

梁思成的成就来自建筑，但如今为大众所熟知却是他的“北京城墙保卫战”。也正是梁思成开启了这个抗争先例，才有后来平遥县文管所所长李有华抢救出平遥古城的奇迹。而支持李有华的，正是梁思成的学生。

体量远小于北京城的平遥古城，于1997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2004年，北京复建永定门城楼。4年后前门大街、大栅栏等多处古建被修复，北京居民捐出家存的城砖，只为修复一段仿古城墙。林徽因一语成谶，历史仿佛又回到起点。

在梁从诫成立大陆第一个环保NGO的1990年代，环保与NGO这两个概念，对于大陆来说都极为陌生。而现在这样的NGO组织在大陆已近千个。身为新生事物的布道者，梁从诫在1995、1996年两度在全国政协提案，要求首钢搬迁。2005年，首钢搬迁至曹妃甸，连搬迁地址都与梁从诫的建议一模一样。梁从诫说，如果能早几年确定，北京城的空气会好很多。

有评论指，身世、家教给予了梁从诫对于整个社会天然而坚定的责任感。而在公开场合作有关梁家三代的自我评价，梁从诫本人却有一段精彩的表达。陈之藩曾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披露，梁从诫在美国说得最精彩的一句话是，前清政府真是腐败，出了我爷爷梁启超，中华民国真是不行，出了我爸爸梁思成，我现在从伟大的祖国来，出了我！言毕大家鼓掌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