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想性到现实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之路

从理想性到现实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之路作者：王南　王新生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本站发布时间：2007-5-27 20:25:53阅读量：575次自上个世纪70 年代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以来，政治哲学在西方世界已成为显学； 在中国，近年来政治哲学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赫然成为了一种中心性话语。如同西方一样，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存在着诸多流派，但与之不同的是，在诸多流派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有着其他流派所不可能具有的特殊地位，它的发展状况对于中国政治生活也就有着其他流派多不可能具有的影响，因而需要我们予以特别的关注。本文便是意欲对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做一简要考察，探明其发展的趋向、特征和存在的问题，以便能对其进一步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一 　　笔者以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便是从理想性到现实性，即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实性政治哲学的转变。因此，要说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我们便必须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谈起。为了在一种比较开阔的基本理论框架内展开讨论，我们需要从理解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开始。可以一般地把政治哲学定义为对于政治生活的哲学反思。政治生活的特点一方面是对价值性的追求，另一方面这种价值性的追求又是受到既定的条件即事实性的限制的，是在事实性限制的范围内对于价值性的追求。这种价值性与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种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须在其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当然，就理论描述的可能性而言，政治哲学中的事实性应是指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所具有的那种稳定的事实性，而不是一种处于急剧变化时期的没有稳定的社会结构的那种不稳定的事实性。基于一种不稳定的事实性是无法构造起任何具有确定性的理论的，而理论必须是确定的。政治生活中事实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就可能性来说有两种：一是使事实性服从于价值性，即价值完全理想地实现，此为理想性统一； 另一种是事实性与价值性互相妥协而达成某种一致，即价值在事实性所允许的范围内有限地实现，此为现实性统一。由理想性和现实性这两种不同的统一方式所建立的政治哲学，可称之为理想性的政治哲学与现实性的政治哲学。政治哲学史上的绝大多数政治哲学理论是倾向于现实性的统一的，但也有不少政治哲学家在探讨一种理想性的统一。 　　事实性又可分为内部事实性与外部事实性两类。通过改变内部事实性即借助教育改善人性以实现理想价值，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政治目标。而通过改变外部事实性以实现价值性与事实性之理想性统一的，则无疑当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即马克思的理想性的政治哲学为典范。不同于柏拉图，马克思并不认为内部人性事实性是限制理想价值实现的根本障碍，而是认为人的本质是受外部条件的制约而历史地改变着的。在马克思看来，物质性生产劳动是人类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活动，正是通过物质生产劳动，人类不断地改造了外部事实性条件，尽管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近代以来工业社会的发展，开辟了生产力发展的无穷可能性，而在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下，通过社会革命，就可以实现向理想社会的过渡，并最终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涌流的前提下，极大地缩短工作日和极大地增加自由时间，建立起以人的能力自身发展为目的的自由王国或目的王国，实现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理想的统一。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共产主义革命将会在西方发达国家同时获得胜利。由于这些国家已经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因而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只需要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即可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已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仍在按劳分配等方面保留了资产阶级权利。关于这个过渡时期的政治特征，马克思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无产阶级在这一过渡时期的任务，便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而“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无产阶级“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显然，在马克思看来，这样一个剥夺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统治的过渡时期只能是一个短暂的、处于急剧变化的社会时期，而非一个独立的、有着稳定社会结构的社会发展阶段，因而这一时期在政治生活上也必然是非常规的、处于急风骤雨式的革命转变状态之中的。对于这样一个剧变时期的政治生活的描述，既然其变动不居，便无法像对于一个稳定的社会发展阶段那样，为之建立一种政治哲学理论，而只能用非常规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名之。在西方政治史上，“专政”一词正是起源于对于非常时期非常规政治行为的刻画。因而，这样一种关于短暂的过渡时期的论说，便是从属于关于理想社会的理论的，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这样，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便包含两部分内容，即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和从属的关于过渡时期的政治特征的理论。 　　但当人们试图将这一理想付诸实施时，却发现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作为一种理想性的理论与现实历史发展进程存在着很大差距。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首先实现的，而是在东方落后国家中首先获得成功的，而这些国家并不具备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大多基本上还处在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水平上，其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化的程度也很低，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之对象的资产阶级与作为革命之动力的无产阶级并不占人口的多数。这就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如何实现从这种水平的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当然，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经提出来了，但不难发现，这是两种不同条件下的过渡问题。马克思所说的过渡是一个短暂的时期，而后人所说的过渡时期却有逐渐加长之势。起先，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人们都曾乐观地认为，共产主义可以在几十年这样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实现。如斯大林在继1936 年宣布“基本实现”社会主义之后，在联共(布) 十八大上又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1961 年的苏共二十二大甚至提出苏联“二十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在一些讲话中也曾经乐观地认为，可用几十年时间建成共产主义。但后来则逐渐认为过渡是一个非常长的历史时期。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过渡时期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关系问题。 　　事实上，在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问题上，后人的理解也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极为不同。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他们曾论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但却未把社会主义称作第一阶段，列宁则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有过“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 ”这样的说法。但在列宁那里，过渡时期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区别还是很明确的。从斯大林开始，则逐渐地将过渡时期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混淆了起来。这种混淆根源于现实社会主义革命初始条件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初始条件的重大不同。现实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一方面经济政治文化均处于一种较之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初始条件落后的状态，若从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要求的各种条件来看，尚有较大差距，故应认为存在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 但另一方面，若坚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标准，认为在革命胜利后很长时间内总是处于过渡时期，便意味着尚未实现社会主义，而这就使得这些已经取得了革命胜利的国家在对自身社会制度的认定上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状态。斯大林还只是含混地宣称当时苏联社会已经基本建成社会主义，而毛泽东则先是对“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说法提出质疑，指出还有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后来在1962 年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则出现了“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的提法。至1963 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更是明确地提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将过渡时期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相混淆在理论上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本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虽然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但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描述中还是可以看出它是一个有着自己特定经济、政治结构的社会发展阶段，如经济制度上的公有制，仍属于资产阶级权利范畴的按劳分配，政治制度上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等，总之，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但若将其混同于过渡时期，则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规定必然会被忽视，必然只会注意到过渡时期社会急剧变化的一面，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生活上的非常规性一面。这带来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在社会生活方面，在经济上追求“一大二公”的“穷过渡”，在政治上则将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严重化，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要七、八年就进行一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与之相适应，在理论上也就不可能为这种变动不居的“过渡时期”建构一种只有对于具有稳定结构的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才可能的政治哲学理论来。因此，尽管社会主义已经建立了几十年，尽管关于这一时期的政治状况，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人们有过大量的论述，但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却没有一种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结构之规范性与事实性统一的政治哲学理论。当然，前述关于过渡时期的种种论述，也可视为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理论，但既然关于过渡时期论述的着眼点是向马克思所描述的理想社会的过渡，因而这些论述就是从属于关于理想社会的理论的，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关于社会主义之政治结构的政治哲学理论了。这也就是说，在整个计划经济年代，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还存在的话，那么这样一种政治哲学的立足点仍然是关于理想社会的，而关于现实政治生活的论述是从属于关于理想社会的论述的，因而这样一种政治哲学就仍然主要是理想性的政治哲学，而非现实性的政治哲学。事实上，多年来甚至政治哲学这一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体系中也似乎消失了，以至于现今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乃至国内哲学界成了一个新兴研究领域或新兴学科，好像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一种政治哲学似的。而对于西方学界来说，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政治哲学，根本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一种政治哲学。这种认识上的反差和变化是耐人寻味的。 　　这一令人尴尬的困局的解开，既有赖于现实生活的变化，也有赖于理论上的创新。前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探索，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后者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全新概念的提出。正是这一概念的提出，才使得我们摆脱了前述理论上的尴尬状态。这一概念的提出，一方面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所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区别开来，使人们不必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定的那些目前难以实现的标准去衡量现实社会，从而诱使人们脱离实际地去追求“一大二公”、“穷过渡”，而是立足于现实条件去发展自身； 另一方面，这一概念也将现阶段社会与过渡时期区别开来，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有着自身稳定结构的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从而不再能以一种非常时期的非常规方式去从事政治活动，而是必须按照其所具有的稳定结构来规划一种平常时期的常规方式的政治生活。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是一个具有其稳定结构的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那么就有可能为之提供一种常规的事实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政治哲学理论。不仅如此，不同于非常规不稳定的过渡时期，一种具有其稳定结构的独立的社会历史阶段的健康发展，也必然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政治哲学理念的支撑，这就使得政治哲学的发展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十分必要的了。建构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进一步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理论目标。和谐社会可以说是现实社会主义最可欲且可行的目标，这一目标也最终摆脱了过渡时期理论所带来的困扰。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目标应该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一种事实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哲学理论。 　　显然，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理论目标所欲达成的事实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只能是一种现实的统一，而非一种理想的统一，因而，这样一种政治哲学便只能是一种现实性的政治哲学，而非理想性的政治哲学。虽然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如前所述主要是一种理想性的政治哲学，但这样一种现实性的政治哲学却绝非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背离，而是一种基于现实实践的发展，即一种从理想性到现实性的发展。 　　二 　　当代中国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起初并不是以政治哲学命名的，而是以各种方式开始其理论探讨的。如最初的理论探讨大多冠以“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哲学反思”之类的名称。这些论著虽然往往只是将现实生活中的变化简单地用教科书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加以阐释，但毕竟涉及了为改革开放所改变了的现实生活，特别是现实的政治生活，因而对于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是有着开启之功的。还有一些专著已经辟了专章讨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政治生活的变化，如陈晏清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哲学》中，便有“高度民主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一章，专门讨论了政治生活的变化问题，提出我国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新变化，是当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基本历史前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只从纯粹事实性描述层面论述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不同，作为政治哲学成立之前提的社会的价值性问题进入了哲学关于社会研究的视野。如王锐生、陈荷清等所著的《社会哲学导论》，便有一章“社会价值论”，专门论述社会价值与评价问题。但真正比较深入地探讨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包括政治结构之变化的，是兴起于上个世纪90 年代初期的社会哲学研究。社会哲学研究起先开始于对社会转型所出现的某些问题的讨论，后则进而扩展到对于整个社会转型从各个方面的研究，当然包括政治生活变化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虽然还有待深化，但却为进一步的政治哲学研究打下了一个贴近现实的基础。其时所提出的重要问题，如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包括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两个维度，以及不同于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是以非理想的现实社会生活为对象的问题，为研究共时性的现实社会生活的社会哲学以及政治哲学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 又如关于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诸领域分离、诸价值分离的市民社会，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必然关联问题，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可能性问题，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问题，等等，③ 都可视为现实性政治哲学研究之先导。 　　政治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当始于世纪之交。笔者统计了从1994 年至2005 年12 年间“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所收录的关于政治哲学的论文，所显示的结果是，2000 年至2005 年这后6 年的论文篇数是1994 年至1999 年前6 年的近4 倍。关于政治哲学的论文数量的骤增始于2000 年，该年有关论文数突破百篇。更重要的是研究内容的变化，即2000 年之前的论文，大多是介绍和评论西方政治哲学和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用来指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思想的，而在2000 年前后，则开始出现了以直接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目标的论著，学界也迅速全面地展开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纵览这些研究成果，可见出其论题大致分布在三个层面上：一是关于政治哲学一般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关于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和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兴起原因的阐释； 二是关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之发展趋向的研究，如关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问题的研究； 三则是基于中国经验对于政治哲学中重要问题的研究，如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研究，关于政治哲学中理想性维度与现实性维度的关系问题的研究，等等。下面我们就对这三个层面的问题的研究情况做一简单的描绘。 　　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和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兴起的原因是两个密切关联在一起的问题。与许多其他新兴的学科一样，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遭遇到学科合法性问题的困扰。这一困扰部分来自于西方政治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曲折，部分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理解上出现的分歧。从前一方面看，政治哲学在西方本来有着悠久的传统，可自19 世纪中叶至20 世纪70 年代间，却经历了一个衰而复兴的过程。近年来，许多学者从西方政治哲学的这一衰而复兴的过程出发考察政治哲学的学理基础和学科性质，为具体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有些学者指出，从表面上看，政治哲学是与政治学相互交叉的学科，很难将它们区分开来，但从学科性质上看，政治哲学有其特定的理论诉求和学科定位，政治学是一种具体科学，而政治哲学的规范性价值的特征非常明显，属于规范性理论。西方政治哲学所经历的衰而复兴的过程，正是政治哲学作为规范理论之合法性的表征。它说明，作为研究规范性问题的政治哲学，因其研究问题的方式区别于科学主义的知识原则而成为一种研究政治问题的独特致思进路，在科学认知的知识原则无力表达的地方，政治哲学的话语就有了意义。也有学者从哲学自身发展的角度指出，政治哲学在西方的复兴，实质上是哲学的发展从注重哲学知识合法性论证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转向了关注现实生活与价值秩序的问题，是哲学再一次返回到“轴心时代”的哲学智慧。由此可以说明，关注现实世界中的实质性问题是政治哲学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哲学的基本特征。政治哲学的基本主题是政治原则与制度秩序的问题，而当今中国现实生活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权利的正义性问题和如何以政治力量整合社会秩序的问题，因此，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兴起，意味着这些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哲学界的中心话语。人们也普遍认为，要在独立学科的意义上理解政治哲学，就必须首先搞清楚什么是它独特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上，由于立足于不同的学科视野，也出现了政治哲学学科归属问题的分歧。许多学者认为，政治哲学仍应归于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政治哲学与政治学的关系主要在于它以哲学的高度为政治学提供指导。也有不少学者站在政治学的学科视野上理解政治哲学，认为政治哲学在现代主要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反映了科学取向的政治学对传统政治学的路径与方法的定位，因此认为政治哲学是整个政治科学的一个部分，它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反映了政治学的历史传统。还有学者在肯定政治哲学是一种规范理论的基础上，试图以更“全面”的方式概括政治哲学，提出政治哲学是以哲学的方式探讨政治存在、政治价值和政治话语的一种理论知识体系。这就决定了政治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政治存在、政治价值和政治话语，而政治价值是它最重要最独特的论域。因此提出，政治哲学可以分为政治存在论、政治价值论和政治诠释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看，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合法性的问题，表现为究竟有没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及到底有一个怎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与市场经济是内在关联的，无论在西方还是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均兴起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正是与市场经济相伴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和基于利益关联的市民社会交往方式使得政治哲学成为必要。如此观之，马克思主义原本是有其政治哲学的，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交往方式却使之成为不必要，从而造成马克思主义似乎没有政治哲学之认识，并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缩减成为单纯的关于历史过程的事实性描述。故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其实亦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问题只在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一种理想性的政治哲学，而兴起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主导倾向则是现实性的。 　　在世纪之交，以契约关系为主导的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体系已经在我国的经济领域基本形成。虽然说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体系还不能等同于完全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但这种社会结构和交往关系的总体性变迁，却极大地刺激了理论的发展，促使人们从契约性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别上研究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围绕着市民社会及其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域。由于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会”是一个重要而又有歧义的概念，怎样理解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也就较早地成为一个被关注的问题。在上世纪90 年代开始的关于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中，人们就已经认识到，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并不能等同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概念。在此基础上，近年来一些学者进一步提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是一个标示“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的综合性概念，指一种“社会体”，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概念只是对这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体的理论抽象，故不能将“市民社会”简单地与其相等同。将马克思在指称市民社会时所说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简约为“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将“政治国家”简约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虽然可以清晰地呈现唯物史观的认知进路，但却使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复杂内容被这一理论上的决定关系约而不见了。这也就为庸俗地理解决定论开了方便之门。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中，人们通过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分析和澄清，已经明确注意到作为规范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仅仅以描述性进路刻画社会政治生活的教科书唯物史观在方法论上的分野。同时，这些讨论也进一步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当代中国理论界在讨论同一问题时的语境差异。马克思对待市民社会的基本立场是否定性而非辩护性的，而在借助马克思的思想讨论当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时，却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路向。一种路向从经典文本出发，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视为市民社会批判理论，强调在关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论述中，马克思并不是要进行一种认知式的经济分析，而是要进行一种批判式的政治分析。由此马克思不仅建立了一种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理想性的政治哲学，而且把克服市民社会与超越政治解放的道路，看做是达到理想社会的基本途径。在这一路向的研究中，深刻影响了马克思的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深受马克思影响的葛兰西、哈贝马斯等人的市民社会理论，被看做是一个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关联的批判理论的理论家族，受到充分的重视。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与此研究路向不同，也有不少学者援引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在批判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时的相关论述，以说明当前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并企望据此探索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可能和途径。这是一种创造性的探索工作，因而需要将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立足于理想社会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与其关于市民社会的描述和分析区分开来，把他们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认识从其批判语境中抽离出来，以作为认知的根据。因此，在这一研究进路中，人们在努力建构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解释模式时，实际上是要以一种客观的理性态度，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民主寻找一个稳固的社会根基。 　　与市民社会问题相关，公共性问题也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哲学问题，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问题，诸如公共领域、公共权力、公共行政、公共理性等，相继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乃至于有人认为应当以一种“公共哲学”来专门讨论这些问题。③ 与关于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一样，国内学界关于公共性问题的讨论，最初是在西方政治哲学的影响下发生的，可是，当人们以马克思主义审视和回应这些西方话语时却又发现，虽然马克思本人较少关注这些问题，但在与其思想密切关联的一些其他思想家那里，公共性问题却从来就是一个未被忽视的重要论题。我国近年来大量涌现的关于黑格尔、哈贝马斯等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关联性研究成果，故不应简单地将它们划归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围之外。这一关联性研究首先涉及黑格尔。一些研究指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试图超越市民社会，但黑格尔用于超越市民社会的是作为终极伦理实体、包含有最大公共性和普遍性的国家，而马克思的目标则是超越政治解放而达到人类解放，因而在马克思的理想意念中，私利与公益、国家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只是作为资本主义的事实而以批判对象存在的，在未来的理想社会中，它们则应当是直接统一的，公共性是直接呈现的，从而公共性问题自然也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了。但公共性问题又是中国现实政治文明建设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故为了获取思想资源以弥补这一理论上的空缺，对问题的研究便自然延伸向马克思身后的思想家，特别是葛兰西和哈贝马斯那里。人们注意到，葛兰西将视线从经济转向文化和政治问题，这切中了当代资本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区别，而自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哈贝马斯，更是为揭示晚期资本主义的矛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葛兰西特别是哈贝马斯的这些研究取向，激发了人们从历史性变化中研究早期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区别，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本质和特征的理论冲动。人们认识到，哈贝马斯并不是想通过革命性变革达到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是要超越现代性，而是要重建现代性。因此，在他的理想社会模型中，不是公域与私域的直接合一，而是它们的分离才是社会良性运作的基础。这样，公共领域的存续及其与私人领域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有学者指出，虽然哈贝马斯所致力于建构的社会与我们的和谐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但也不能否认，这些关联性研究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开拓了新的视域。为了构设一种以民主与法制为基础的社会正义，哈贝马斯必须使自己的理论在批判和建构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使理想性服从于现实性。或许正是这一点，将能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以单纯描述性的进路刻画社会政治生活的方式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有赖于对规范性进路的揭示与认同。上世纪90 年代之后，效率与公平问题的讨论就首先开启了人们这方面的研究视野。由于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不仅蕴含着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而且还蕴含着理想性价值与现实性价值的关系问题，因此，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仅使以研究事实性和价值性关系为基本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走向了前台，而且使理想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之间的差异与张力初步显现出来。在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的讨论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效率优先论，二是公平优先论，三是效率与公平并重论或分治论。从主导倾向上看，这一讨论又可以大致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横跨上世纪整个90 年代的讨论为第一个阶段，本世纪以来的讨论为第二个阶段。第一阶段占优势的观点或主导的倾向是效率优先，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第二个阶段的讨论中，虽然效率优先的观点仍然占有很大的市场，但强调在当前条件下应当优先考虑公平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强。在新近的讨论中，效率优先论主张，生产决定着分配，因此分配的公平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的发展及其效率。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针对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锅饭”，主要是为了把生产搞上去。把生产搞上去，就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够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公平。如果把公平放在首位，不把蛋糕做大，就只能大家一起受穷。所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不能改变。公平优先论的观点则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差距过大，两极分化已经很严重，出现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平。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始终把共同富裕作为长远的目标，把“公平分配”放在优先地位，不能只重视效率而不重视公平。因此，在当前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中，应当把公平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效率与公平并重论则主要是强调不同领域应有其所属的不同准则，因此认为生产领域重效率和分配领域重公平均有其合理性，效率与公平可以分治，亦可以并重。这种观点认为，效率与公平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排斥关系，强调其中之一而排斥另一，就会对双方都不利。值得指出的是，在新一轮的讨论中，有更多的学者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上看待二者的关系，指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提出是只适应于我国经济发展特定时期的原则，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前我国的经济总量、国家的综合实力已有很大增强，逐步解决多年来累积形成的贫富差距问题和公平分配问题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应逐步淡出，应该更加强调公平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是将二者的关系放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之中，从其历史发展的条件所提供的事实性出发对其加以理解。历史地理解公平及其与效率的关系，进而言之，历史性地理解正义准则及其与现实的关系，是建构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正是通过参与效率与公平的讨论，这一方法论得到了运用和展现，使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可以看到，在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之路上，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一再呈现。对此，有学者指出，解决这些紧张和冲突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可以消除它们，而在于在历史性理解基础上的历史性解决。囿于彻底消除矛盾的企图，非历史性地硬化和普遍化理想性价值，或非历史性地虚化和相对化理想性价值，都将无法理解问题的历史性解决之途。而现实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或许只能是，在区分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前提下，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放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的现实之中，建构一种适合于这一历史现实的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三 　　从以上讨论的问题中可以看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总的趋势是现实性方面受到了较多重视，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初步改变了整个理论中理想性与现实性的比重，并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来。但就研究的总体状况看，仍只能说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各个领域的研究也不太平衡，有些重要问题尚未被涉及，因而要达到成熟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对于一些事关这一研究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更需要我们在进一步研究中予以特别的关注和探索。　　　首先，必须进一步明确的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的目的和意义。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之所以成为了当今学界努力的一个基本趋向，首先正在于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故其理论上的目标当是构造一个指向和谐社会的政治规范理论体系。政治哲学从其出现开始就是直接联系于现实政治生活的，是应运而生的。面对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变革之大局势，各种流派的政治哲学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建构方案，而相对于自由主义等流派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实政治生活，却不仅反应滞后且缺乏有力的声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根本性的社会目标，少见从政治哲学高度予以理论重构的有分量的研究，更多的却只是一些宣传性层面的东西。其所以如此，恐怕在于近年来当我们把马克思哲学理解成一种现代性批判甚至后现代主义的东西的时候，是无法用这样一种阐释来处理政治哲学这样一种从根本上属于现代性建设的东西的。现代性建设于中国之重要性，是由中国后发现代化之现实决定的。在这一方面，或许不是后现代主义，而是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之主张对于我们更有借鉴意义。 　　其次，与上一问题相关，如何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作为方法论原则贯彻于政治哲学研究之中，亦是一根本性问题。从亚里士多德起，政治哲学就属于实践哲学研究之领域，而实践哲学之根本特征就是不脱离现实生活，要基于现实生活去确定何谓合宜的行为，要从历史的变化着的事实性出发去确定这一现实状况所显现的价值趋向。实践哲学应当提供给人一种实践智慧，而不是抽象的一般原则。这里涉及的一个例子便是政治哲学必须处理社会生活诸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使人类诸基本价值达成某种动态的平衡，而避免一种纯粹的脱离现实生活的理论构造。一般而言，民主社会中诸价值的实现只能是一种诺齐克所说的“之”字形过程。具体到在处理效率与公平这一对基本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理论研究虽然有了越来越深入的讨论，但却往往趋于两个极端，或者坚持某种一般原则，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或者只是基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如收入差距加大而反对前述原则，而少有从历史的动态的层面来具体地分析这一对基本关系的。要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当在这方面多用气力。对于其他涉及诸价值之冲突与均衡问题的研究，当亦作如是研究。 　　再次，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进行更为深入的对话，对于发展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近年来，这种对话性研究已有展开之势，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立场上对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进行了批判； 还有学者对马克思与罗尔斯的正义观进行了具体的比较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一般而言都属于现实性的政治哲学，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如前所述，主要的是一种理想性政治哲学，故要发展一种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除了对于现实政治生活的关注以外，在理论上对于以自由主义为主流的西方政治哲学进行争辩性的对话，便既能一方面与其划清理论原则上的界限，另一方面又可通过借鉴、参照其问题域以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王夫之所倡导的对于对立理论，当入其营垒，袭其辎重，为我所用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这当中所涉及的一个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否在一切问题上与自由主义截然对立，是否只有取一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立场才能更好地取得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论优势，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从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来看，只有对于对立面的辩证的扬弃，即吸收其一切积极成分，才能真正超越之、克服之。在这样做时，我们要注意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并非一个同质体，而是存在着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各种倾向和流派，而且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亦非一个同质体，在自由主义家族内部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这些流派以及流派内部不同倾向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批判，这些批判的方向也基于各自理论立场的不同而各不相同，这需要我们基于自身的立场去厘清其间的复杂关系，避免简单地认同某一理论主张。例如，我们不能简单地因社群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而认同其理论主张，或者由于某种流派的自由主义对于另一种倾向的自由主义的批判而对之简单认同。当然，我们也不能无视这些批判中所蕴含的合理意义。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而批判地吸收其合理因素。 　　又再次，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能离开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想资源的吸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想资源是数千年来形成的思想财富，它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性、对于政治生活的独特理解； 这些理解已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至今仍在某种程度上规范着人们的认识。任何一种政治哲学若欲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发生影响，就不能无视这些不同于西方的传统政治哲学资源。当然，已有学者指出，中西文化关于人性的不同认定，导致了中西政治哲学的根本性差异。但我们还应看到，中国人性论并非只有一种性善论的传统，而且，在相近的人性设定基础上，也可能会引导出相当不同的政治哲学结论来。此外，我们不能把中西人性论传统的不同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不仅要看到历史上的不同，而且还要看到百多年来中国思想的变化，即近代以来的一种新的传统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看到这些差异的基础上，进而考虑如何基于现实生活来整合这些差异，从而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 　　最后，我们还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理想性与现实性这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一种理想性的政治哲学，其中涉及现实政治生活的内容，也是从属于理想性目标的； 而现今我们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构建的政治哲学则是现实性的，只是指向和谐社会这一并非终极理想的目标。显然，从现实生活考虑，我们不能将这一现实性的政治哲学从属于理想性政治哲学，但是否能倒过来将理想性政治哲学从属于现实性政治哲学呢? 恐怕也不能这样简单地处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和冲突，总是历史性地存在并历史性地得到解决的，而理论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描绘和刻画依赖于历史自身的展现。因此，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目下应先不急于将两个方面统一起来，让二者之间保持一种分离性的张力，或许更有利于理论的发展。当然，最终即使是在建构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我们也必须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但若在现今的条件下二者不能互相从属，则这两个维度的政治哲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