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读毛札记（1）：毛泽东的爱国与汪精卫的“爱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6:06:00
读毛札记（1）：毛泽东的爱国与汪精卫的“爱国”
作者：公论 - 笔公 “爱国”似乎是一个纯粹的概念，却又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有时候每个人所说的“爱国”，都可能存在着完全相异的内涵。
在抗日战争的的历史背景下，比较蒋介石、毛泽东、汪精卫谁最“爱国”，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而论，汪精卫是最大的卖国贼，这几乎是无可争议的。假如说汪精卫与周佛海高宗胜们的议和还是蒋先生所认可的话，重光堂密约与近卫声明后汪的出走，尤其是汪伪政府的建立，则已经戳穿了汪先生所谓和而不降、降而不叛的鬼话。
但汪精卫以及他的老婆却指蒋介石为最大的卖国贼，所指的应该是蒋对外蒙古权益的放弃而不大会是指蒋在对日问题上的执着吧。
蒋与汪在对日问题上的分歧，如果从日本人所提条件来看，主要是一个是不是承认满洲国的问题。其他的一些条件比如日中合作、经济提携、共同反共等，蒋汪是没有多少分别的。蒋先生不愿意承认满洲独立，一是因为他与日本人早就有过默契：在蒋“统一中国”后承认日本人在东北的特殊利益，而还没有消除共匪患的他肯定不能算是统一了中国；二是因为蒋不愿意因此而让自己的政府为人民所抛弃并为中/共所乘。而在另一些表达中，他也做好了承认这种特殊利益的准备：一是他主张学良退入关内，二是他对抗战到底的“底”解释为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
在这种实际上已经够灵活的理念支配下，那习惯了战抚两用的蒋先生与日本人谈判甚至议和都是可以接受的。第一，他是以政府的名义与敌国探求让两国都能接受又能对本国政府和人民最小损失的条件，这种通过“对话”解决争端的做法是国际通行惯例；第二，他的谈判是以中日在历史上多有接触为前提，且一直把握了较好的分寸，并非贸然的举动；第三，蒋介石不以成立傀儡政府为目标，且以在敌人进攻面前不放弃抵抗为前提；第四蒋介石的抗战和议和，都是以争取时间谋求国际介入为目的。这是与汪精卫抛弃政府以个人名义同日本人议和并乞降的行为完全不同的。
毛泽东很早就把抗日战争看成是共产党人发展壮大的绝好机会。一方面他们可以进军敌后，放手发动当年因为有蒋介石围追堵截所不能有机会认真发动的群众；二是量力而行打击日本入侵者，并以此获得百姓的更大拥戴；三是对蒋介石的正规部队在日本人的进攻面前表现出的脆弱战斗力表示轻篾并随时准备着占领日本人所无力控制的广大农村地区；四是绝对不与日本人谈和，但不排除在日本人暂时无力进攻的情况下腾出手来反击国民党人的“磨擦”；五是积蓄力量并扩张实力，随时准备着在日本人败退出中国之后拥有最大的控制面以与国民党人争天下。
在蒋、毛、汪三人之中，“爱国”的概念是有严重区分的。在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所在的“政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这一共同点之外，三人眼中的“国家”各有不同。
蒋先生所爱的国家更多的是指他所建立的政府当局。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是实际上的国家元首，他有更大的积极性维护这个政权的存在而不被任何一方所谋夺，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共产党，或者是自己的政敌。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要选择最能使自己的政权得到保全的策略。失去些土地不算什么，丧失些军队也不算什么，甚至偶尔的议和以拖延时间更不算什么。做为一个国家主流政权的当家人，他比毛和汪的思考要复杂许多。如果没有汪精卫的投敌，他也许还会做出以自己的政权与日本人做更多“合作”的努力。以他的性格和身份而论，有了精致精卫投敌，他以国民党总裁之尊，是不大可能再选择做汪精卫第二了。
毛泽东的爱国，更多的是爱“人民”。在他的眼中，只要人民不选择甘心做亡国奴，他就有足够的办法和耐心以持久战的方式把日本侵略者耗死。他的这一思想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日本人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和侵占是暂时的，反攻阶段一切都会回到人民手中。在这一原则下，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做的最为扎实的一件工作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包括以毫不留情的手法惩治当奸和卖国贼。
而汪精卫的“爱国”——设身处地地说——则是爱惜地理意义上的国家，即广大的国土和国土上的万千资源。在汪精卫看来，当日本人已经占据了中国最富饶的十三个东部省份的时候，国家已经灭亡——因为山河已经破碎，地方已经“糜烂”，蒋介石这样一个大国首脑居然被人家一个来自小小的国家的侵略者赶到了西南一隅，这是连僻居于西北延安的毛泽东都不如的——毕竟共产党的部队已经深入了敌后，而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却是越打越疲软。
一般而论，这样三种爱国，反映为心理状态上的不同。毛泽东的爱国是最乐观的，蒋介石的爱国是最理性的，而汪精卫的爱国则是最悲观的。
毛泽东的爱国使他更象一个哲学家或智者：抗日战争的胜利最终总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列强欺凌的中国人，熬得住。
蒋介石的爱国更象一个政客。他为保全自身政权所做的一切努力，同阎锡山这样一个盘踞山西最终达三十八年的地方军阀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纵观整个中国军阀史，北洋以后的所有军阀的意识里，同敌方议和甚至在不利情况下被对方所“收编”，都是自然而然的事，一点也涉及不到廉耻。“存在就是硬道理”，这是蒋与阎的极大相似之处。
汪精卫的作法则更象一个多情文人。他认为，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中国版图上最精华最富饶的部分，那里的人民和资源正在被异国侵略者掠夺性地占有着，国破家亡已经是一个触手可及的事实，一个政权或政党难道可以放任这种局面存在而放任不管么？假如委屈可以求全，为什么不做呢？
每一个人的爱国都有他的理由。每一个人的爱国都有他的依据。每一个人的爱国都取决于他的判断。
所以汪精卫会说国民党的无谓抵抗是“不负责任”的。所以他坚信只有自己的“和平运动”才能救当时的中国。所以他选择了单独与日本人议和。所以他选择了组织另一个国民政府并“还都”南京。所以他一力地组织自己的武装以替代日本人有嫌残暴的统治。所以他在看到日本人并没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撤军之后而忍辱负重地充当了中国最大的维持会长——一个以身饲虎并求得对国人最小损失的儿皇帝。
汪精卫认为他这样做就是爱国。我们当然无权制止他这样认为。
汪精卫坚持认为他这样做，比蒋介石的避居西南后方和毛泽东部下们的栖身敌后，更加积极一些，更加实质一些，更加有效率一些。
可除了那些软弱和执着的文人（比如周作人）和如齐燮元一样的汉奸，更多的人既不愿意理解他也不愿意容忍他的这种“爱国”。
如果一个投靠了入侵者的人不是汉奸，谁又是汉奸呢？
如果一个为异国人“做事”的人不是卖国，谁又是卖国呢？
也许汪先生在与日本人议和时还不能算是汉奸，那时的他称自己是李鸿章第二。
也许汪精卫出走重庆时还不能算是叛国，那时的他还能得到原低调俱乐部的许多人——比如胡适和陈布雷——的理解。
可汪精卫走得实在有些太远了。与外族人谋和并成立伪政府，这是中国人的政治理念中一直所不愿意接受的。无论是秦桧还是洪承畴，或者是吴三桂和李鸿章，传统的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都是不可能赞赏的。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人可以接受技不如人的失败，却绝对不会接受认贼做父。投降日本人并建立儿政权，这是连北洋人段琪瑞、徐世昌、吴佩孚都不屑的。而汪精卫居然知其不可而为之，不能不说是点中了国人的道德和神经的死穴。这么个爱国法，也实在有些太自轻自贱了些。当汪精卫明知日本人并不想真得撤出中国还要组成汪伪政权时，与其说他是为了国家和人民——不排除汪政权也做过一些有益于沦陷区人民的好事，不如说是为了自己过一过因为受到那个在各种政治手法上更放得开的蒋先生的挤压而未能实现的总裁瘾罢了。
在国人的思维中，汪先生的“爱国”太另类也太出格，所以他们宁肯不去理解他，甚至宁肯“冤枉”他。
作者：公论 - 笔公 “爱国”似乎是一个纯粹的概念，却又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有时候每个人所说的“爱国”，都可能存在着完全相异的内涵。
在抗日战争的的历史背景下，比较蒋介石、毛泽东、汪精卫谁最“爱国”，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而论，汪精卫是最大的卖国贼，这几乎是无可争议的。假如说汪精卫与周佛海高宗胜们的议和还是蒋先生所认可的话，重光堂密约与近卫声明后汪的出走，尤其是汪伪政府的建立，则已经戳穿了汪先生所谓和而不降、降而不叛的鬼话。
但汪精卫以及他的老婆却指蒋介石为最大的卖国贼，所指的应该是蒋对外蒙古权益的放弃而不大会是指蒋在对日问题上的执着吧。
蒋与汪在对日问题上的分歧，如果从日本人所提条件来看，主要是一个是不是承认满洲国的问题。其他的一些条件比如日中合作、经济提携、共同反共等，蒋汪是没有多少分别的。蒋先生不愿意承认满洲独立，一是因为他与日本人早就有过默契：在蒋“统一中国”后承认日本人在东北的特殊利益，而还没有消除共匪患的他肯定不能算是统一了中国；二是因为蒋不愿意因此而让自己的政府为人民所抛弃并为中/共所乘。而在另一些表达中，他也做好了承认这种特殊利益的准备：一是他主张学良退入关内，二是他对抗战到底的“底”解释为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
在这种实际上已经够灵活的理念支配下，那习惯了战抚两用的蒋先生与日本人谈判甚至议和都是可以接受的。第一，他是以政府的名义与敌国探求让两国都能接受又能对本国政府和人民最小损失的条件，这种通过“对话”解决争端的做法是国际通行惯例；第二，他的谈判是以中日在历史上多有接触为前提，且一直把握了较好的分寸，并非贸然的举动；第三，蒋介石不以成立傀儡政府为目标，且以在敌人进攻面前不放弃抵抗为前提；第四蒋介石的抗战和议和，都是以争取时间谋求国际介入为目的。这是与汪精卫抛弃政府以个人名义同日本人议和并乞降的行为完全不同的。
毛泽东很早就把抗日战争看成是共产党人发展壮大的绝好机会。一方面他们可以进军敌后，放手发动当年因为有蒋介石围追堵截所不能有机会认真发动的群众；二是量力而行打击日本入侵者，并以此获得百姓的更大拥戴；三是对蒋介石的正规部队在日本人的进攻面前表现出的脆弱战斗力表示轻篾并随时准备着占领日本人所无力控制的广大农村地区；四是绝对不与日本人谈和，但不排除在日本人暂时无力进攻的情况下腾出手来反击国民党人的“磨擦”；五是积蓄力量并扩张实力，随时准备着在日本人败退出中国之后拥有最大的控制面以与国民党人争天下。
在蒋、毛、汪三人之中，“爱国”的概念是有严重区分的。在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所在的“政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这一共同点之外，三人眼中的“国家”各有不同。
蒋先生所爱的国家更多的是指他所建立的政府当局。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是实际上的国家元首，他有更大的积极性维护这个政权的存在而不被任何一方所谋夺，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共产党，或者是自己的政敌。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要选择最能使自己的政权得到保全的策略。失去些土地不算什么，丧失些军队也不算什么，甚至偶尔的议和以拖延时间更不算什么。做为一个国家主流政权的当家人，他比毛和汪的思考要复杂许多。如果没有汪精卫的投敌，他也许还会做出以自己的政权与日本人做更多“合作”的努力。以他的性格和身份而论，有了精致精卫投敌，他以国民党总裁之尊，是不大可能再选择做汪精卫第二了。
毛泽东的爱国，更多的是爱“人民”。在他的眼中，只要人民不选择甘心做亡国奴，他就有足够的办法和耐心以持久战的方式把日本侵略者耗死。他的这一思想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日本人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和侵占是暂时的，反攻阶段一切都会回到人民手中。在这一原则下，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做的最为扎实的一件工作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包括以毫不留情的手法惩治当奸和卖国贼。
而汪精卫的“爱国”——设身处地地说——则是爱惜地理意义上的国家，即广大的国土和国土上的万千资源。在汪精卫看来，当日本人已经占据了中国最富饶的十三个东部省份的时候，国家已经灭亡——因为山河已经破碎，地方已经“糜烂”，蒋介石这样一个大国首脑居然被人家一个来自小小的国家的侵略者赶到了西南一隅，这是连僻居于西北延安的毛泽东都不如的——毕竟共产党的部队已经深入了敌后，而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却是越打越疲软。
一般而论，这样三种爱国，反映为心理状态上的不同。毛泽东的爱国是最乐观的，蒋介石的爱国是最理性的，而汪精卫的爱国则是最悲观的。
毛泽东的爱国使他更象一个哲学家或智者：抗日战争的胜利最终总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列强欺凌的中国人，熬得住。
蒋介石的爱国更象一个政客。他为保全自身政权所做的一切努力，同阎锡山这样一个盘踞山西最终达三十八年的地方军阀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纵观整个中国军阀史，北洋以后的所有军阀的意识里，同敌方议和甚至在不利情况下被对方所“收编”，都是自然而然的事，一点也涉及不到廉耻。“存在就是硬道理”，这是蒋与阎的极大相似之处。
汪精卫的作法则更象一个多情文人。他认为，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中国版图上最精华最富饶的部分，那里的人民和资源正在被异国侵略者掠夺性地占有着，国破家亡已经是一个触手可及的事实，一个政权或政党难道可以放任这种局面存在而放任不管么？假如委屈可以求全，为什么不做呢？
每一个人的爱国都有他的理由。每一个人的爱国都有他的依据。每一个人的爱国都取决于他的判断。
所以汪精卫会说国民党的无谓抵抗是“不负责任”的。所以他坚信只有自己的“和平运动”才能救当时的中国。所以他选择了单独与日本人议和。所以他选择了组织另一个国民政府并“还都”南京。所以他一力地组织自己的武装以替代日本人有嫌残暴的统治。所以他在看到日本人并没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撤军之后而忍辱负重地充当了中国最大的维持会长——一个以身饲虎并求得对国人最小损失的儿皇帝。
汪精卫认为他这样做就是爱国。我们当然无权制止他这样认为。
汪精卫坚持认为他这样做，比蒋介石的避居西南后方和毛泽东部下们的栖身敌后，更加积极一些，更加实质一些，更加有效率一些。
可除了那些软弱和执着的文人（比如周作人）和如齐燮元一样的汉奸，更多的人既不愿意理解他也不愿意容忍他的这种“爱国”。
如果一个投靠了入侵者的人不是汉奸，谁又是汉奸呢？
如果一个为异国人“做事”的人不是卖国，谁又是卖国呢？
也许汪先生在与日本人议和时还不能算是汉奸，那时的他称自己是李鸿章第二。
也许汪精卫出走重庆时还不能算是叛国，那时的他还能得到原低调俱乐部的许多人——比如胡适和陈布雷——的理解。
可汪精卫走得实在有些太远了。与外族人谋和并成立伪政府，这是中国人的政治理念中一直所不愿意接受的。无论是秦桧还是洪承畴，或者是吴三桂和李鸿章，传统的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都是不可能赞赏的。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人可以接受技不如人的失败，却绝对不会接受认贼做父。投降日本人并建立儿政权，这是连北洋人段琪瑞、徐世昌、吴佩孚都不屑的。而汪精卫居然知其不可而为之，不能不说是点中了国人的道德和神经的死穴。这么个爱国法，也实在有些太自轻自贱了些。当汪精卫明知日本人并不想真得撤出中国还要组成汪伪政权时，与其说他是为了国家和人民——不排除汪政权也做过一些有益于沦陷区人民的好事，不如说是为了自己过一过因为受到那个在各种政治手法上更放得开的蒋先生的挤压而未能实现的总裁瘾罢了。
在国人的思维中，汪先生的“爱国”太另类也太出格，所以他们宁肯不去理解他，甚至宁肯“冤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