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与毛岸青去苏联前后 2

孟昭庚（江苏）
三
大同幼稚园的创办人是当时上海秘密党中央机关特科工作人员董健吾。他1921年毕业于美国圣公会开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主持牧师。
1929年底，主持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工作的陈赓，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中国互济会负责人之一的王弼（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赴苏联学习航空工程）一同去圣彼得教堂，交给董健吾一个任务，让他利用自己的社会身份，办一个幼稚园，专门收养失散流落在上海的革命烈士的遗孤和党的领导人留在上海的子女。
经过两三个月的筹备，幼稚园于1930年3月正式开始收养工作。先后被送进大同幼稚园的孩子，有彭湃之子、恽代英之女、蔡和森之子、杨殷之子及李立三的两个女儿。董健吾直接负责管理大同幼稚园。
1931年夏天，负责经管大同幼稚园的秘密党组织遭到了敌人的破坏，董健吾身份暴露，只好住进还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社会知名人士杨度家里。幼稚园的工作人员或被逮捕，或隐蔽起来，孩子们因无人管理而流落到街头。毛岸英背着小弟，搀着大弟，三兄弟从此过着流浪儿的生活。毛岸英后来回忆那段凄惨生活时说：我除了没偷人东西，没给有钱人当干儿子，别的都跟《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样。睡马路呀，给人拖地板呀，从垃圾箱里找破烂呀，全干了。上海有个外白渡桥，黄包车拉上去很费力，我跟弟弟岸青就在后面帮着推，推上去人家给几个小钱……
一天，毛岸龙突然生病，发烧腹泻。毛岸英带着毛岸青出去乞讨，回来一看，毛岸龙不见了，以后也一直不知道他在哪里。
有人撰文说，毛岸龙是在大同幼稚园因病夭折。对这种说法，笔者不敢苟同。毛岸英当时已是一个虚年10岁的少年了，他应该是记得清清楚楚的。1950年春夏之交，毛岸英重返故园韶山，跟他舅妈李崇德谈起往事，说大同幼稚园遭敌破坏后，他们三兄弟在流离颠沛中，小弟岸龙失去下落（见李崇德文：《从板仓到上海》）。同年冬，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跟毛岸英交谈时，毛岸英也说过这件事。
董健吾在杨度家住了几个月，后因杨度逝世，又搬到当时党的一个联络点霞飞路松柏斋古玩店楼上居住。他听说毛岸英、毛岸青流落街头后，便让妻子郑兰芳四处搜寻，最终将毛岸英、毛岸青找到带回收养在家里。当时与董健吾、郑兰芳夫妇一起生活的还有郑兰芳的母亲。董健吾的这位岳母不太愿意照料毛岸英、毛岸青，常有怨言和微词。半年后，董健吾又将岸英、岸青两兄弟转移到凤阳路修德里12号楼其前妻黄慧英（一说名黄慧光）处，只说这是他朋友的两个孩子，一个叫杨永福，一个叫杨永寿，暂住一阵子以后另有安排。不久，董健吾就告诉黄慧英，说毛岸英、毛岸青是毛泽东的儿子。黄慧英知道两个孩子的身份后，尽管守口如瓶，但总免不了胆战心惊，常为岸英、岸青和自己一家人的安全提心吊胆。而岸英、岸青正处在孩童贪玩的时期，又有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黄慧英怕他们出去和外人接触，引起怀疑和走漏风声，因此不仅没有让毛岸英、毛岸青出去上学，而且在以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变换了几个住处。
毛岸英、毛岸青初到黄慧英家，生活费由党组织按月提供，另外，董健吾每月给黄慧英20元生活费，有时还给些补贴。这一时期，黄慧英家的生活基本稳定。1933年初，上海党中央机关迁移到江西瑞金，留下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毛岸英、毛岸青生活费的供给被中断。此时，董健吾早已辞去牧师职务，已无固定的经济来源，而且又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对黄慧英家的生活补贴也渐渐无能为力了，甚至去看望毛岸英、毛岸青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当时，黄慧英仅是一家庭妇女，身边已有4个孩子，加上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一共7口人，仅靠她长子董载元的一点微薄工资维持生活，生活的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黄慧英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只好领着子女给人家洗衣服、扎纸花，挣点钱弥补生活。在生活窘迫的情况下，黄慧英也给毛岸英、毛岸青分派挣钱任务。她通过邻居担保，给发行报刊的老板缴纳一定押金，每天取回各种报纸，让岸英、岸青当报童在街上叫卖。
一天晚上对账时，毛岸青发现所卖的报纸竟收了不少假币，非但未赚钱，还贴了老本，毛岸青挨了黄慧英劈头盖脸一顿骂。已两顿饭没有吃的岸青，认定那假钱是几个外国水手买报时给的，一怒之下，拿起一枝粉笔冲到马路上，在电线杆上歪歪斜斜地写下了“打倒洋人”四个字，以发泄心中的恨意。不料，被“红头阿三”（印度巡捕）撞见，巡捕使劲地掴了他一记耳光。岸青当即头痛欲裂，在地上滚着惨叫，后被赶来的岸英背回去大病一场。因未能及时医治，便落下了神志不清的毛病。
毛岸英、毛岸青在黄慧英家生活的4年，虽十分辛酸、艰难，但总算在白色恐怖下熬了过来。
1936年初，董健吾以宋庆龄信使的身份到陕北送一封密信给中共中央。
此间，在日本军国主义毫无止境的侵略欲望面前，可供蒋介石选择的余地越来越窄了，他于1935年底开始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当然，蒋介石的本心还是要反共、灭共的。他所说的中共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是企图通过谈判，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接受改编，解除武装，这自然是办不到的。
很快，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与中共谈判的信息经宋子文送到宋庆龄处。宋庆龄在上海自己的寓所亲自召见了董健吾，拿出一封重要信函，叮嘱董健吾一定要当面呈毛泽东或周恩来。为了顺利通过国民党军防区，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董健吾拿到了宋子文亲自签发的财政部特派专员的委任状。
1936年2月27日，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董健吾抵达陕北瓦窑堡，受到林伯渠、张云逸等人热情接待。次日，董健吾由林伯渠陪同去见博古，说明来意，要见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说：“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已率红军过黄河东征，现驻扎在山西石楼，周恩来同志现在也不在瓦窑堡。宋庆龄先生和张学良将军的两封信可由我负责电报转达。”
在瓦窑堡逗留期间，董健吾告诉林伯渠，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由他收养，住在他上海家里的情况。林伯渠一听，惊喜万分，当即代表毛泽东深表感谢。董健吾请林伯渠转告毛泽东，是否可以将孩子送到陕北。林伯渠说，现在戎马倥偬，陕北条件不好，孩子还是暂留上海，搁一搁再说。
3月4日，正在山西前线指挥红军作战的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联名致电博古转董健吾（化名周继吾）：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㈠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㈡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㈢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㈣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㈤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和必要的改革；㈥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第二天，董健吾带着中共中央毛泽东等人的联名电文离开瓦窑堡，踏上返回西安的路途。董健吾这次陕北之行，不仅为后来周恩来在肤施（延安）与张学良会谈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而且使与党中央中断联系的上海秘密党组织得以跟党中央接上了关系。中共中央当即派冯雪峰由陕北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副主任，重新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的上海党组织。
冯雪峰到上海住在鲁迅先生家里。几天后，在宋庆龄的寓所，冯雪峰见到了董健吾。冯雪峰告诉董健吾：我来上海之前，林伯渠告诉我，毛主席已知道孩子平安地在你家，他很感谢。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意思，不必将孩子送来陕北。几年前，苏联曾答应接收一批中国革命烈士的遗孤以及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子女，岸英、岸青符合这个条件，如果有机会就将他们由上海直接送到苏联。
1936年4月，宋庆龄征得中共中央同意，请董健吾再赴西安，通过张学良将已在西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著名医生马海德护送到陕北苏区。
董健吾到西安。翌日，便去东门里金家巷张公馆拜会张学良。此次，是他们第三次见面，彼此已经有了深厚了解与感情。
几个月前的那次陕北之行，董健吾回到西安受到少帅的热情款待。张学良社会关系密切，耳目众多，将董送往红军区域后，自然要对这位上海来的“周牧师”作些了解。很快便知，“周牧师”是中共的大特工，而且还了解到“周牧师”在古玩鉴赏学问上造诣颇深。
丰盛的家宴结束后，张学良与董健吾一边品茗，一边话古董。张学良让赵一荻捧来历年收藏的古瓷，董健吾一眼就辨出几只花大价钱买来的瓷瓶瓷碗是赝品。在董健吾悉心指点下，张学良掌握了一些鉴赏古玩的基本要领。他这才知道，在自己所收藏的古董中竟有不少是冒牌货。
张学良非常懊恼地对董健吾说，他曾珍藏一套明代永乐年间景德镇御窑烧制的青花瓷器，杯盘壶瓶各一件，空运西安时，被搬箱的勤务兵失手摔坏。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董健吾回上海后，通过松柏斋老板的介绍，从一位古玩商手里，买下了一套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官窑烧制的24件镀釉彩瓷，这一次便带来西安，送给了张学良和赵一荻。张学良、赵一荻见到这套彩瓷后，爱不释手。张学良欲以重金酬谢董健吾，董健吾坚辞不受。张学良无奈，就问：“董先生，你有什么私人要求尽管说，只要我张汉卿能够办到的一定帮助解决！”
董健吾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如何创造机会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送到苏联去这件事，见张学良很激动又很有诚意，心想，这倒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便字斟句酌地说：“承蒙张将军、赵四小姐看得起，那我就不揣冒昧了。我身边有三个孩子，一个是我的儿子，另两个是我收养的朋友家的孩子……”董健吾边说边观察张学良，见他听得非常认真，便继续说道：“这三个孩子现在正是求学读书的年纪，可在上海却有诸多不便。如果张将军有机会出国，那就请帮忙将这三个孩子带到苏联去读书。”
“行！”张学良一听，当即爽快应允，“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四
1936年6月，张学良到南京出席军事会议期间，秘密到沪，在沪西郊外哥伦比亚路（现今番禺路）一家幽静的法国酒店里，打电话约董健吾会面。少帅此次专程找董健吾，是了却在西安许下的诺言：送董健吾的儿子和另两个孩子赴苏读书。一见面，张学良就说，这次是我秘密来沪，所以不便在公寓见面。现在我的部下李杜将军要赴西欧，趁此机会让他将三个孩子带到国外，并说三个孩子出国费用他已交给李杜将军了，要董健吾马上与李杜联系，把孩子们尽快地送过去。张学良说完就匆匆离沪返宁。
李杜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老部下，曾任吉林抗日义勇军司令（一说是中共秘密党员），曾和著名的抗战将领马占山一道率领队伍在东北、在中苏边境坚持抗日，失败后经苏联辗转回国，暂住上海，现在受国民政府派遣，即将动身去西欧考察实业。张学良托他将董健吾的儿子和另外两个孩子一并带到法国，然后再设法送到苏联。
冯雪峰知道毛岸英、毛岸青出国事已谈妥，即通知当时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准备出国，一切手续由他负责办理。临出发时，冯雪峰才告诉杨承芳，此行的任务是利用随李杜将军出国的机会，护送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取道法国去苏联。
董健吾跟李杜取得联系后，便将毛岸英、毛岸青及董健吾之子董寿琪送到宝庆路（现为淮海西路宝庆路）9弄3号李杜将军在沪公馆。
经过一番准备，毛岸英等三个孩子随李杜于1936年6月底，乘法国邮船斯芬克司号从上海启程，在海上航行了约一个月，途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地中海，于7月底8月初抵达法国马赛港，改乘火车到达巴黎。到巴黎后，杨承芳去苏联驻法国领事馆办理签证。苏联官员说，他们早已接到通知，但要等几天才能拿到签证。在等待签证期间，3个孩子都在抓紧时间学习俄文。
李杜在西欧几国转了几个月回到巴黎，见3个孩子还未拿到签证，一打听才知道，苏联政府此时对外国侨民入住控制得很严。李杜只好找《救国时报》（当时中共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报纸）编辑部帮助，请他们设法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说毛泽东的孩子早已到巴黎了，请苏联政府早发入境签证。不久，苏联驻法国领事馆发来通知：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入境苏联，进入共产国际所办的国际儿童院，并发予签证，但不准董寿琪入境。这是因为国际儿童院是共产国际专为各国共产党负责人或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的子女设立的一所保育学校，董寿琪的父亲董健吾因为不是中共领导成员，在苏联人看来，他没有资格进国际儿童院。
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到苏联领事馆，在那里，他们见到专程前来巴黎接他们去苏联的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康生对杨承芳说，毛泽东的两个孩子由他负责带去莫斯科，董健吾的孩子仍由杨带回上海。
这时，西安事变爆发，李杜也无心再在国外逗留，杨承芳便带着董寿琪随李杜一道回国。
1936年底（一说1937年初），康生将毛岸英、毛岸青送进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是年毛岸英14岁，毛岸青13岁。
近年来，常见一些报刊载文，标题有《张学良资助毛泽东儿子出国》、《张学良送毛泽东儿子出国》等等。笔者以为，这太牵强附会了，没有必要向张学良将军脸上贴这样的“金”。当年董健吾仅对张学良讲，他身边有3个孩子，一个是他的儿子，另两个是他收养的朋友的孩子，并没有告诉张学良那两个孩子是毛泽东的儿子。尽管当时张学良已秘密与中共接触，但他毕竟是跟蒋介石称兄道弟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他深知自己的一举一动均在蒋的控制、监视之下，万一联共的秘密泄露出去，后果将不堪设想。对此，他常常告诫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流露出“联共”的情绪。他送3个孩子出国，只是为了答谢董健吾的私人慷慨馈赠而实践自己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