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社会等级观--中国孔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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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桂钿 ·〖儒家社会等级观〗 2008-12-22 10:30:00 作者:周桂钿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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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儒家认为社会等级是必须的,按等级分配是合理的,贫富贵贱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在贫富差别两极分化的时候,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整,抑制富强者,救助弱者。在这一仁爱与合理的原则下,在治理社会的各个环节中都要体现出来。政府不能与民争利,逐渐减少不平等性,最后达到消灭财富方面的差别,达到大同。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相通。从辩证法道理来理解,等级就是差异,是不可能消灭的。

[关键词] 儒家、等级、平等、调均

 

在中国历史上,等级是客观存在的。虽然农民起义多次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只是反映了贫富两极分化的不合理性,实际都是不能实现的。他们夺取政权以后,就又得实行等级制度。这不是个人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即使个别人改了,也无法改变社会需要的现实。适当的做法,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等级差别。

儒家认识与对待等级差别有以下一些观点:

一·等级差别是社会所必须 荀子说:“分均则不偏,执(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执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荀子·王制》)名分地位都一样就无法协调。全县的人都是县长,怎么可能呢?势位没有高低就不能统一。大家平等就没法指挥。两个一样高贵的人,不能互相侍候。两个一样低贱的人,不能互相使唤。这是客观定数。势位一样,好恶也一样,那么物质供应不上,就必然要争,争起来必然要乱,乱就会导致全社会的灾难。先王厌恶这种灾难,所以制订礼义等级制度来分别人群,使人群有贫富贵贱的等级区分,能够互相统管。这是养天下的根本。等级是当时社会所需要,没有等级,天下就会大乱,社会就不能正常动作,谁也别想过安定的日子。《尚书》中有“维齐非齐”的说法,只有不平等,才是公平合理的。墨子的“尚贤”主张,肯定机会平等,贤者上,不贤者下,最后结果也是不平等的。孟子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物的价值可以相差几倍、几十倍,乃至千万倍。人也不例外,价值也有若干倍之差。勉强把差别拉平,必然要乱天下,因为违背了客观规律。荀子认为人能够组织起来才有力量。组织起来叫“群”。能“群”在于“分”即名分、等级制度。“分”要合理,即义。合理的等级才能达到和谐,和谐才能统一,统一力量就大,力量强大,才能战胜自然物。人类之所以最为天下贵,就由于人有合理的等级差别“义”(《王制》)。关于误解,我举一个新近的典型例子。有人为了“追寻真实的孔夫子”,对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和指和谐,同指平等。意思是“君子讲和谐,小人讲平等”。“君子是上层,重视和谐胜于平等;小人是下层,重视平等胜于和谐。……墨子尚同,孔子不尚同。他讲的礼,追求的是和,不是同。”他引《国语·郑语》史伯的话“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知为什么不引《左传》上晏婴对“和”与“同”的解说。说墨子“尚同”,是主张平等,实在是严重误解。《墨子·尚同中》:“凡国之万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万民法天子。”万民都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保持完全一致,这就是墨子所谓的“尚同”。这个“同”哪有平等的意味?这是低级的错误,却有一位资深教授认为,“这个解释可能比较符合孔夫子的原意。” 二·等级分配才是合理的。

荀子说:“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的共同欲望。如果随人所欲,那么“执不能容,物不能赡”,形势不容许,物质也供不上,也就是说,这是不可能的。先王制订礼义来分配财物,使“贵贱有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que音确)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荣辱》)贵贱、长幼、知愚、能不能,都根据他们所做的事以及做得好坏来进行相应的分配,这是“群居和一”之道。群居就是团体。和一就是和谐统一。也就是说分配有差别,才能和谐共处。“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同上)当帝王的不感觉自己财富多,做下等杂役如守门、打更、旅馆服务的人员也不感觉自己收入太少。因为自己从事的工作与报酬是相应的。这叫“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同上)不齐才是齐的,不直才是顺的,不同才是合理的。这里包含深刻的辩证法道理。辩证法认为差异是绝对的。如果将平等理解为没有差别,那是极大的误解,或曲解。过去许多人以为平均才是最合理的,实践证明,干活多少好坏都一样,干与不干也一样,会使许多人逐渐变成懒汉,社会就会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缺少活力与发展的动力。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经常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他们掌权以后,就实行不了,仍然要按等级分配。这说明等级分配是合理的。

资产阶级向封建统治者提出平等的要求,是要求政治平等,要求机会均等,不是什么都平等。例如乘飞机,有经济仓和特等仓的差别,这也是不平等的。但是,只要有钱,谁也都可以买特等仓的机票。问题就在这里:钱多与钱少的区别。这是以财富分等级的。比封建时代以出身分等级有所进步,提高了社会的活力。只要你经过艰苦奋斗,多赚钱,就可以出人头地,自己有一定的主动权,不受出身限制。但是,这也是一种不平等,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它的合理性是相对的。

三·宏观调控,调均贫富

    儒家承认等级差别,否认平均主义。同时,儒家又反对贫富两极分化。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均。”[1]这个“均”不是平均主义,是合理均衡的意思。认为贫富两极分化不利于社会安定。这就要“调均”,损有余而益不足。董仲舒说:“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难治也。”(《春秋繁露·度制》)贫富两极分化,太富与太穷,都会妨碍社会的安定。社会不安定,就不好治理。我们现在的世界也象董仲舒所讲的那样,弄得很乱,不好治理。一边富者搞霸权主义,一边贫者被迫搞恐怖主义。天下就不太平了,人民生活也就不安全了。人的地位不同,享受物质可以不同,差别不宜太大。能力大小可以相差几百倍,但是,收入不应该差太多。政府应该通过税收等办法向高收入者多征收税款,用于公共事业和救济贫民。或者由高收入者以向慈善事业捐款的形式进行调节。总之,董仲舒提倡的“调均”是很有意义的,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

    从中国历史上看,所谓执政能力,主要表现在“调均”上,要“调均”,就要抑制富贵人家,权势人物,同时要救助贫民弱者,社会才能和谐,统治者才能稳定局势,达到长治久安。否则,权贵人物就会无限扩大,侵犯民众利益,甚至篡夺政权,导致亡国;或者民不聊生,逼上梁山,揭竿而起,推翻旧政权。总之,没有执政能力,就会因此而改朝换代。这也是人民对政府的选择。也反映了得民主者得天下的道理。

四·政府官员不与民争利。     调均的对立面是扩大贫富差别。扩大贫富差别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有厚禄的官员贪污受贿,获得不义之财。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也是民愤最大的。儒家讲义利之辨,主张重义轻利。利就是物质财富,引申为一切利益(包括名誉地位等)。义是合理分配。孔子说:“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孟子说:“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上》)二是职能部门以权谋私,通过权力垄断行业,谋取不当利益。职能部门出台一些霸王条款就是这一类问题。三是通过各种手段与民争利。董仲舒反对当官的搞副业创收,反对与民争利。他提倡以公仪休为榜样。公仪休任鲁国相,他吃饭的时候,就问葵菜价钱,家里人说是自己家种的。他听后很生气,说:“我们拿了俸禄,还要自己种菜,不是夺了菜农的利益吗?”说完就到菜园里,把葵菜都拔掉。他有一次回家,看见夫人正在织布,他认为她夺了女工的利益,就把夫人休了。这是有名的“拔葵出妻”的故事。有些人把好处都往自己口袋里捞,“能者多劳”变成了“能者多捞”,千方百计与民争利,有的以权谋私,搞行业垄断,破坏社会公平。有人给公仪休送鱼,他不受。了解他的人说:“您不是很喜欢吃鱼吗?给您送鱼来,为什么不要呢?”公仪休说:“我收了鱼,以后当不成国相,就没有人给我送鱼,我就吃不上鱼了。我不收鱼,一直当着国相,可以用自己俸禄买鱼吃。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我不收别人送的鱼。”有的人议论,认为公仪休真正懂得珍爱自己。当今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的高官,怎么不珍惜自己呢?奋斗一生,最后身败名裂,还要在监狱里苦度晚年。 五·调均的原则是礼义,礼义的目标是和谐。
     在物质分配上,儒家认为必须有差别,差别要在礼义的范围内。扩大差别和取消差别都是不对的,过犹不及,异说同错。礼是等级制度,它首先是限制诸侯僭越行为。如果没有限制,诸侯就会由于讲排场,一些消费规格超过天子,例如天子用八佾舞,诸侯也用,就是僭越。如果没有这种限制,天下就会乱了秩序。他们争相僭越,就会无限制地增加人民的负担,导致物质匮乏与精神混乱。义指合理性,这主要表现在当政者对待人民方面,例如税收多少,徭役多少,何时收取,何时服役,这些对人民都是很重要的。因此,儒家一再提出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收成时收取赋税,农闲时使用民力,这都是保证农业生产的具体措施。保证农业生产,才能保证粮食供应,才能稳定社会。农业社会,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当官的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就是义。孔子讲子产“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使用民力符合义的原则。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即制度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要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孔子认为夏礼到了殷代有了改革,殷礼到了周代又有所改革,以后还会不断地进行改革,这说明社会在发展,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礼还要随着改革,才能使社会达到和谐。礼是制度,义是合理,制度合理,社会才能和谐。
六·独立人格的平等精神。
    儒家认为社会存在不平等现象是客观需要,但在精神上却是应该有独立人格的。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孔子提倡“和而不同”,同时强调“和而不流”。讲“和而不同”,是对于上级来说的,不能盲目服从,要自己思考,作出分析,正确的支持,不正确的,要提出自己的看法,进行讨论。这是“不唯上”。他又讲“和而不流”,是对于群众的态度,也不能简单服从多数,按多数人的意见办。多数人的意见未必正确,也要分析。多数人的意见正确,当然要照办,如果不正确,那也要提出自己的看法,进行讨论,做群众的工作,不能随大流,当群众的尾巴。对于上级的意见,对于多数人的意见,许多人都要放弃自己的立场和主张。但孔子不是这样。我们从《论语》中还可以看到孔子的一些观点。相信群众是向善的,在群众还暂时不理解的时候,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正确主张。孔子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论语·卫灵公》)我对别人,不随便诋毁或赞誉,如果有赞誉,一定是有根据的。他又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同上)大家都讨厌他,我要考察一下;大家都赞扬他,我也要考察一下。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孔子认为众人的好恶未必正确。子贡问:“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乡人皆好之,说明赞成这个人的占绝大多数,如果按现代投票办法,他准得多数票。但是,孔子不轻信多数人的意见,还要进行考察,分析,然后作出自己的评价。古代讲“众口铄金”,大家都说他坏话,连真金都会受到破坏,更何况其他东西。所以孔子不肯相信从群众那里听来的,总要自己加以认真考察。所谓“百闻不如一见”,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提出要走群众路线,不要做群众的尾巴。这是对待群众意见的正确态度,也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简单地说,真理不一定在多数人手里,往往在少数人的手里。特别是科学创造,总是少数人发现真理,不可能几亿人同时发现什么真理。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在自然科学领域,新的发现总是少数人做出来的。但是,在社会政治领域实行投票选举,对不对呢?在社会领域主要是价值观的问题,投票占多数,说明这是多数人的意愿。这与自然科学是不一样的。因此,在社会政治领域采取投票选举的办法可以表明多数人的意愿,也不能说明这个意见是正确的。至于自然科学,就不能用投票的方式决定对错。
七·大同理想
      儒家最高理想是实现大同世界。《礼记·礼运》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得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所谓大道,就是儒家讲的仁道或王道。天下为公,这是很复杂的问题。可以有这样一种解释:全天下的人都为了社会公共事业作贡献。出于整体的利益的考虑,什么都出以公心,那么就会选择贤人推举有能力的人去做适当的工作。人与人之间都要讲信用,大家都要维护和睦的正常的社会秩序。所以每个人不仅与自己的亲人亲近,也不仅疼爱自己的子女,与社会所有成员都非常亲热。使社会每一个老人都能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寿终而死。使所有壮年人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华,实现他们的价值。每个小孩都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得到教育培养,健康成长。矜、寡、孤、独、废疾者,这是一个无依无靠的群体,是社会上最困难最悲惨的一部分人。大同社会对于这样一批人也要给予赡养,不使他们受冻挨饿。男有分,女有归。分指名分,即职业或职位。归,指归宿,妇女有婆家,有丈夫,有美满的家庭生活。货指生产品,反对抛弃于地,就是反对浪费。不必藏于己,说明不是私有制社会。力指出力的事,就怕不是自身去做,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这种说法,说明当时的劳动已经成为每个劳动者的第一需要。大家抢着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既然大家都为社会创造财富,什么阴谋也不用了,盗窃乱贼也就全都没有了,住宅的外面的大门也不用关了。这就是大同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的实现,可能在遥远的未来,但它在过去的社会中曾经指引着人们走向开明、进步。它给人类指出了前进的方向,这就是不断地减少乃至于消灭因政治、经济的差别造成的不平等。消灭因财富多寡而出现的不平等,就是消灭私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因此,我认为,儒家的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是相通的
·平等观探讨    平等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口号,也是封建时代的一种理念。但是不平等却是普遍现象。数千年人类文明史只有局部的、小范围内的某种意义上的相对平等,从来没有大范围的全面的绝对的平等。不平等的内容与形式,不平等的标准与内涵,都在变化中。中国在周代的封建制中,诸侯爵位与封地是可以由子孙继承的,这叫袭封。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以后,封建制改为郡县制,郡县的行政长官太守和县令都由皇帝直接委任、派遣,他们的子孙没有继承权。只有皇位是世袭的。从周朝制度到春秋战国时代,社会上平等的因素是非常罕见的。有一点值得注意,士这一阶层在社会上可以自由发言,这种发言权是平等的,因此才有当时的百家争鸣。讲的有道理,信众可能就会多一些,讲的道理不充分,得不到群众的认可,信徒就少一些。在春秋后期,儒、墨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成为当时的“显学”。战国中期,墨家与杨家十分流行,不信利他的墨家,就信利己的杨家,“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秦统一天下以后,尊崇法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对于百家书,特别是儒家的经典,采取禁止措施。这时代,言论就没有自由。百家失去了平等的发言权。“焚书坑儒”说明对儒家的压迫更加厉害。到了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有了最高的发言权,而其他各家就被不同程度地边缘化了。这时代,各家的发言权也不是平等的。从汉朝以后,言论平等就很罕见了。虽然在混乱的时候,各种言论可以自由发表。一旦统一稳定以后,言论自由度就降低了,有了各种限制。各朝各代思想家都发表了各种言论,撰写了各种著作,各代又都有文人对这些流传下来的著作进行整理,选择、修订、重编、注疏、丰富、充实、阐扬、再版。一代接一代地不断整理下来,各种著作自然也就在不断的淘汰之中。只有能说服历代文人的著作才能一再重刊,数千年一直保存下来。能保留一千年以上的著作,没有合理性,是不太可能的。

关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平等,是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提出的挑战。它反对的正是封建世袭制度。那是一次大的进步。但是在财富方面的不平等就更加突出了。现在那些民主国家,对于平民来说,平等,那就是在数年一次投票选举总统时表现出来的一人一票是平等的,除此之外,可以谈得上平等的也就不多了。受教育平等权利也非常重要,有钱人就选择条件好的学校。虽说这也是平等的,但在财富不平均的情况下也就不平等了。所谓政治平等,也是用财富来制约权力,来确定政治权力的,来产生言语影响力的。实际上,是用财富的不平等取代出身的不平等。许多人以为平等就怎么好,也不要太迷信了,最讲平等的国家,深入了解一下,他们是如何平等的。入侵者的士兵与奴役国的平民能有平等吗?老板与雇员能平等吗?当然,我们应该肯定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有了巨大的进步,在保护平民方面制订了很多法律,有钱人不能随便杀害穷人。贫富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即使到了社会主义,也一时不能消灭这种差距,还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只有到按需分配的时候,才会在财富上也有平等,那时可能又会出现新的不平等。差异是绝对的。从人类史来看,不平等逐渐减少,减轻,这就是人类的文明进步。在发达国家如果能在这方面做出表率,世界甚幸!从中国历史来看,不平等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逼民造反,导致改朝换代。从人类历史来看,不平等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现象的减少,不平等程度的减轻,就是人类的文明进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不平等现象的扩大,都是社会的倒退。退到一定阶段,不平等达到不可容忍的地步,这个王朝就要灭亡。平等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共同追求。不过,迄今为止,所有社会的平等都还处在极其狭窄的范围内,在极其个别的领域与方面中。不平等还是普遍现象,特别是以经济财富分等级,仍然被视为当然的平等的现象。

最近,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的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Caroline Zink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研究发现:等级意识似乎深深扎根于人的大脑中。按这个说法,“无阶级社会”根本不可能成立。只是以不同的标准来划分等级。

在中国古代,原始社会,有天子与庶民的差别,如中国的尧舜禹。尧时,尧“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这里以血缘与地域的差异分等级,就有九族、百姓、万国的不同。禹传帝位于益,“诸侯皆去益而朝启”,启以后就传子不传贤,形成了“家天下”,孔子称为“小康”。周朝分封天下建立诸侯国,不仅天子传子,诸侯也传子,形成了封建的等级社会。这时,那些贵族才形成“社会阶级”。这是以血缘关系来分等级的。出身成为是分等级的根据。正如范缜所说:一树桃花是平等的,一风吹过,桃花乱飞,有的落在地毯子上,有的落在粪坑里,这就有了很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没有必然性,只是偶然的。出身贵族的人与出身平民的人,差别只在于出身的不同,出身不同导致政治权利的巨大差别。资产阶级反对这种差别,提出政治平等的要求。资产阶级的平等观有三条:一是机会平等,反对以出身差别决定社会地位;二是承认结果等级;三是以经济财富为等级的根据。在封建时代,人分许多等级,到了资本主义时代,简单化为两个等级:资本家与工人,即有产与无产。仅仅以财富来划分等级,比以前社会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对于人性来说,仍然是不合理的。马克思、恩格斯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指出要消灭这种不合理性,要消灭因财产导致等级不同的社会问题,马、恩认为只有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即共产主义社会。在那个社会,人们的相互关系不再考虑财产的因素,例如谈情说爱,结婚生子,不存在财产的因素,自然不必考虑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以经济财富来划分阶级的,到那时候就不存在这种阶级了。但是,还可能出现以别的差别来给人类分等级。可以说,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等级还可能存在。差异是绝对的,有差异就有矛盾与斗争,因此,社会和谐也只能是相对的。现在就说共产主义社会是绝对和谐的,那一定是骗人的话。于此,我以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也都存在相对的和谐,有和谐才有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否定这些社会的相对和谐,将对立斗争绝对化,也是不妥当的。(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本文选自“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高层论坛”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