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年终特刊：记者讲述2007_中国影视传媒网

南方周末年终特刊：记者讲述2007
发表时间:2007-12-27 10:58:00 来源:南方报业网—南方周末 浏览:35
记者讲述 开篇语
记者一年到头奔波在采访前线，在报端呈现的都是舞台上的正面，记者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表演者；今天，记者们卸了装，从前台走到幕后，袒露自己，和读者交流，说说自己隐秘的良知触动，心灵低回，无奈和忧喜，生活五味……
正如伊朗电影导演、诗人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在他的诗集 《随风而行》（顺便说一句，这本书由本报记者李宏宇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前面说的：“尽管我们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我们活着不能没有希望。”★

笑蜀
我的孩子即将乘桴浮于海
文/笑蜀
孩子初升高，侥幸考上省重点。太太意犹未尽，认为孩子本来可以百尺竿头，之所以不能更进一步，考进最好的中学比如华师附中，责任全在我——都是我一直纵容孩子的懒散。于是孩子初中毕业时，太太专门安排了一个饭局，美其名曰同学离别会，实际上只是请来几个同学家长——几个尖子生家长；酒过三巡，我才明白她是要给我上课。不吃这餐饭，我现在都还懵懵懂懂，这餐饭吃完，我算大开眼界了，原来尖子生都是这样炼成的呀。整个初中期间，当家长尤其是当妈妈的，基本上就没正经事儿可干，都做孩子的全陪了。给孩子天天送饭送菜；周末陪孩子上这个辅导班那个辅导班；每年寒暑假放假之前，都要挖空心思到处打听哪门课哪个老师办的辅导班最好，然后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孩子塞进去。甚至自己跟着上课，孩子坐前排，自己坐后排，这样既可以监督孩子，也可以监督老师。
这么一来，孩子就跟职业运动员差不多了。几乎每个所谓尖子生的背后，都跟着一个专业团队，专职做生活服务，以及战略战术研究，情报搜集和分析。相形之下，我的孩子简直就是一个流浪猫，学习上我基本不管，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信任孩子，但实际上是听任孩子只身迎战一个一个疯狂的狼群。
还好，孩子还没有败下阵来。但我并不想吸取什么教训，高中两年，我对孩子的学习还是不太管。据说但凡省重点，现在都被家长包围了——他们在四周居民区租下房子，一家老小都住进来，专门陪孩子读书。但我的孩子，还是天天起早摸黑赶公车，中间还要转车。我儿子的同班同学，现在都没有休闲，甚至上厕所手中都攥着书。但我儿子至少天天一次篮球照打。我儿子有个同班同学，全年级排名第四，考北大清华肯定有如探囊取物。但前提是，他父母对他的时间控制精确到每一个小时。只要有一个小时孩子成了断线风筝，父母都会惊惊惶惶，不停地电话寻人，直到孩子重新回到书桌前，心里才算一块石头落地。
竞技如此白热化，投入少一丁[FS:PAGE]点，名次就会后退大半截。所以孩子的年级排名，一直徘徊在100到200名之间。有几个老师，很多次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其实大有潜力的，这样子可惜了。我都只是笑笑。我的考虑很简单，成绩是不是最好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拼出精神病。成绩最好，精神不正常又有何益？美国爱荷华大学两次震动世界的凶杀案，凶手不都是从咱中国去的尖子生吗？我访问美国期间，翻译也多次谈到，北大清华好几个留美生，虽然专业上一直很优秀，但由于精神原因，最终都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要么进大牢，要么进精神病院。
在我看来，毋宁说，整个中国教育其实就是一个精神病院。假如说运动员是牺牲身体健康来换取奖牌，那么尖子生不仅是牺牲身体健康，更兼牺牲心理健康。他们往往以心理残疾为代价来换取所谓优质学位。又岂止尖子生才是牺牲品，数量更为庞大的差生群体，他们一直在公开的歧视中生活，没有起码的尊严，没有起码的自信，他们比之尖子生更悲剧。
这其实是说，无论尖子生，还是所谓差生，他们的命运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他们都是千疮百孔。这种情况下，或许只有中庸之道，才是一个相对明智的选择？基于这个思路，一直以来，我都反对给孩子设定一个最高目标，而只主张给孩子划定一条底线。不求孩子跑在最前面，但求孩子别从底线上掉下来。我以为只有这样去做，孩子身体上心理上的代价才可能小一些，才是对孩子最大限度的保护。
但是，我们的社会却不是这样设计的，我们的教育更不是这样设计的。像我这样来培养孩子，孩子就只能做一个普通人，而在中国做一个普通人实在太难了。我们没有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来为普通人服务，除非你有警车开道，否则作为一个普通人，你的交通肯定大成问题。我们也没有完善的公共卫生系统来为普通人服务，除非你有特权或者非凡有钱可以享受最尖端的医疗服务，否则作为一个普通人，你看病也肯定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的整个社会体系、教育体系不是均衡的网状结构，而是典型的金字塔，越往下机会越少，越往下资源越少。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削尖了脑袋往上钻，必须让自己成为人上人。不是人上人就会是人下人，这种风险让每个人都不寒而栗。
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那么惧怕，那么浮躁。就似乎背后有一个无形的血盆大口等着，谁落到后面谁就会被吃掉，我们只好没完没了地你追我赶，甚至不惜彼此践踏。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深知做普通人的艰难。所以，我既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付出巨大代价去做尖子生，又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做一个像我这样的普通人。
我就[FS:PAGE]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让我的孩子乘桴浮于海，彻底退出竞技。只有彻底退出竞技，你才有资格不服从它的一整套规则，才可以不受它的摆布。
这其实更辛劳，乘桴浮于海的经济代价，不是工薪阶层能够承受的。但我宁愿多熬夜，孩子也宁愿课余多打工。★
 

夏榆(右)与曹乃谦
2007：我的流火与冰心
在温家窑，退休的乡村教师温宝说：“要是我的学生考试作弊的话，我轻饶不了他。”保持老实的艰难，这是女儿身处的现实
文/夏榆
女儿穿过人群走上考场的时候，我没有在她身边。
我虽然回了大同，但是6月7日那天早晨，女儿走上考场，我和作家曹乃谦去了他插队的温家窑。
我知道女儿心里的紧张和压力，她只是安静着不表现出来。事实上她是迎来了人生最严酷的时刻。
在走出家门的时候，女儿做好各种预备，包括削尖的几根铅笔，感觉万无一失的时候出门。
在6月流火之际，我去了温家窑，那个被曹乃谦书写过的村庄。一个类似荒原的凋敝的晋北乡村。
退休的乡村教师温宝带着我们在村里各处走。温宝没有了学生，温家窑的很多孩子因为家贫而辍学。这个看上去空旷而寂寥的村子里只剩了老人和女人，男人多半在外谋生，去乡镇煤窑挖煤是他们找到的主要活计。
那个村庄的孩子们的处境使我更加牵挂女儿的考试。我觉得和那些没有能力读书的孩子比，女儿是幸运的。
在高考到来之前，因为户籍的问题，女儿有过辗转求学的经历。她奔走于各个不同的城市，巩固自己的学业和练习自己的技艺。跟我一样，女儿习惯和热爱在路上的生活。可以自己坐火车在北京、大同和太原之间往返。看到她安然快乐地出行和返回我甚觉安慰。我觉得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能量是女儿一定应该有的，就像她要有好的学业和好的个性品质一样。
我跟着曹乃谦在他写尽了的温家窑走。在空旷、阒静的乡间道路，有女子穿着露脐装短裤闲坐在路边，曹乃谦看着她们心有不甘地说：“温家窑也有穿露脐装露股的女子了。”
我觉得我会阻止女儿穿那样的衣服。我想没有耻感的时尚即使风行天下也当敬而远之。
女儿也不喜欢那样的装束，虽然她的同学多是艺术生，扮酷的居多。
然而，没有耻感的时尚可以拒绝，没有耻感的生活将对女儿形成考验。
我奔走在温家窑凋敝而荒寂的村落时，女儿短信告诉我，在进入考场之前很多人是做好了作弊的预备。
女儿是见过各种作弊的方法的。比如：遥控的方式。在考场的一个孩子带着手机坐在他的位置上，而在他距离遥远的地方，有一群人在紧张地应对着他的考试。请来的考试高手会把正确的答案通过手机短讯的方式[FS:PAGE]传回到考场。这种方法令人难以置信，但它是事实。女儿告诉我那是她亲眼所见。因为她的同学就是那样做的。监考老师在收取了红包之后，就会对施与者给予格外的关照。
此前，我的一个朋友很轻视我对待女儿考试的态度。照他的说法应该是要跑动起来的。我问他怎么跑，他说通常会在高考来临之前就住到某所学校，在那里打通各种关系，打点各种关系。有很长时间他的工作就是替他的上司处理这样的事情。他们开着车，带着现金，去敲他们盯住的招生办人员的门，去约会密谈。朋友对我强调的考试程序的公正和正义性大加嘲笑，他觉得我是脱离现实。现实是他为很多领导的子女搞定一个又一个录取通知书。
即使如此，我也告诉女儿，必须老实地应考，以自己确凿的努力追寻自己的理想。
温家窑是在地图上找不到的一个地方。当年那里没有电，照明使用的是煤油灯，炕上铺的是牛皮纸，睡觉盖着烂羊皮。那里的孩子一年四季没鞋穿。还有——那里的光棍多。
曹乃谦不断地讲述他的温家窑的故事。除了写出他的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我还看他在香港与市民对话中讲述的那些故事，应浸会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的邀请，面对数百名香港年轻人讲温家窑的穷困生活，曹乃谦伤心而泣的时候，那些年轻人脸色茫然。香港的年轻人不能理解晋北乡下女人“拉边套”的生活，不能想象人在困苦中欲求被压抑与羊的交媾行为。在他们看来等同于天方夜谭的生活是曹乃谦的亲历和体验。我觉得曹乃谦的价值是见证和记录了那样的生活，他的书写成为文学的化石，也成为生活的化石。
跟那样的生活比，我觉得我们是幸福的。女儿是幸福的。我们有了符合自己心愿和意志的生活。
女儿的个性是安静的，但是在考试全部结束以后，女儿不安静。她告诉我和妻子：考场有多半同学在作弊。手机震动的声音在考场随时可闻，老师也置若罔闻。在走出考场的时候，她就听到很多同学在对题。为了保证考试的录取率，有不少学校暗中鼓励考生作弊，或者为考生的作弊创造条件。比如，可以放松监考，虽然考场安装有摄像头，但是并不是广角的摄像头都能照到考场的学生。
在温家窑，退休的乡村教师温宝说：“要是我的学生考试作弊的话，我轻饶不了他”。
保持老实的艰难，老实被欺诈所围困，这是女儿身处的现实。
6月的高考结束，我和妻子带女儿回京。
临行前我去看曹乃谦。他枯坐在他的办公室神情落寞而木讷。
他说他在温家窑的一个朋友刚刚自杀。那个人用一根草绳把自己挽在乡间的一棵柳树上挂起来，原因是他无法养活一双[FS:PAGE]幼小的儿女和病中的老母。
我感觉我的血很凉，冰心一片。曹乃谦的桌上放着他的长箫。我说吹一曲吧。他就吹。
是我听过的，《阳关三叠》、《苏武牧羊》、《姑苏行》，箫曲悠扬，箫声苍凉而感伤。
他的办公室在公安局的三楼，靠近厕所，有污浊的气息冲进他的房间。
他的办公室很乱，堆满书籍、报纸，尘土覆盖着桌椅和床铺。
在他身后的墙壁上挂着他手书的条幅：“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邓瑾和她的宝宝
我非凡想再要一个孩子
一胎政策——网上购物——抚顺下岗女工——农民工——物价上涨
文/邓瑾
我的女儿刚满一岁。在今年一年里，因为有了她，让我对中国一些事务有了更切身的感受。
首先是我国的人口政策。中国是个未富先老的国家。专家们猜测，未来15至20年间，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一个拐点，从剩余迅速转向短缺。为了推迟这种现象以更久地保持中国经济的健康增长，不少人都建议要有选择地放开一胎政策。
不过从第一次孕检开始，我就感受到了这两年人们生孩子的热情。我所去的北京一家妇产医院早上七点半开始挂号，等我七点钟赶到的时候，通常几列纵队总是令人绝望地蜿蜒了几十米长。
有数据也显示，这几年来，北京市每年出生的婴儿数都创新高，今年为了赶个猪宝宝更是如此。妇产医院的床位也异常紧张，生孩子前我最担心的就是有没有床位。一些专家甚至不得不出来警告那些想生猪宝宝的人，不要扎堆生孩子，否则到时候孩子入托上学找工作都将面临更大的竞争。
我在想，等这批狗宝宝猪宝宝长大工作的时候，正是现在猜测的中国劳动力短缺时代。那么，眼下这股婴儿潮能不能缓解届时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呢？
当剖腹产麻醉过后我第一次下床就晕倒的时候，我发誓再也不生孩子了；可当孩子满月的时候，我又好了伤疤忘了疼，觉得孩子真是上天的礼物，非凡想再要一个。我自己为自己找理由：这也是为国家作贡献啊。其他出生率过低的发达国家，都在采取各种优惠手段鼓励女人们生孩子，而我愿意不拿国家一分钱，自愿为祖国未来20年的人口老龄化难题作贡献。
不过祖国没有给我这个机会。今年9月，人口计生委等11部门推出超生新政。新政规定将根据超生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和超生情节确定征收社会抚养费数额。对一般人来说，这意味着罚款和收入挂钩，罚款额可能大大增加，我想生二胎的想法迅速被浇灭——生不起呀。
有了孩子后，另一个我感受深刻的事是网上购物。现在我为宝宝买的无论是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基本上都是从网上订购。今天订货，第二天就送货上门，货到付[FS:PAGE]款。对我这样工作忙碌的妈妈们来说，这实在是太方便了。
大概是1999年或2000年左右（那时中国的互联网创业热正方兴未艾），从硅谷回国的龚定宇和他太太一起创办了儿童用品网上专卖店乐友。我当年问龚，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网站？他说，回国期间他和太太想给女儿买东西，发现偌大的北京城只能去王府井儿童用品商店，而那里的商品品种单调，购物环境也不好，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们就办了乐友，要把世界品牌的婴幼儿用品用当时最时髦的电子商务的形式引进中国。
有了孩子，我也平生第一回请了阿姨。从公司请的第一位阿姨是位抚顺的下岗女工，四十多岁，她以前在企业是坐办公室的，白白净净，妆扮得体，不说别人都看不出来她是阿姨。当时公司推荐了好几位抚顺的下岗女工，最老的一位差不多快60岁了，不过穿戴讲究，很尊严地坐在一边。抚顺妇联等机构最近几年来不断把下岗女工输送到北京当保姆。
1990年代末期中国国企改制的代价就是几千万职工下岗。而抚顺下岗女工，有到北京做保姆的，也有通过偷渡到国外谋生的。通常都说，东北因为是老国企重地，所以那里的文化相对而言更加抵制变革，老想向国家要政策而不是靠自己闯。不过抚顺下岗女工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好奇。
别说是下岗女工，就是茅于轼创办的富平学校到贫困农村招收来京做保姆培训的农村妇女也经常碰壁，农民的一个典型理由就是，即使我们再穷，也不能去北京伺候有钱人！
我请的第二位阿姨是来自安徽农村的一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也是四十多岁，不过她和她老公来北京已经二十多年，比我还早了十几年。他们早已经是村里的富人，盖了村里最大最好的房子，也有车，两个孩子都在北京上的小学，但是读初中的时候不得不回老家，因为他们不是北京人，要高考只能回到原籍。
这个家庭在北京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仍然不能被这个城市所接纳，不能在这儿建立自己的家。身份证的实行和粮票的取消，为农民进城打工从制度上提供了可能，让像我家阿姨那样的打工者在城市里挣到了钱。然而户口、高考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让这个家庭在奋斗了这么多年后仍然是城市的边缘人：他们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实质的改善，现在两口子租住在一间300元一月的小平房里，和20年前没有太大区别；他们的储蓄正在迅速贬值——以前他们这些外地人不被答应在北京买房，现在即使答应，也买不起了；他们一辈子辛劳，却至今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他们还要承担和儿女分离的福利损失。
作为第一代移民，我家阿姨和她老公没有获得城市[FS:PAGE]身份，现在他们所有的希望就是孩子能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这也是他们虽然蜗居城市但依然奋斗的动力。
一个月前，这位阿姨跟我说要涨工资，理由是菜都涨了那么多，钱不经花了。我想了想，决定不再请阿姨，自己干了。2007年当月度CPI（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不断刷新10年新高的时候，一位经济学家对我说，判定是不是全面通货膨胀的一个要害，就是看农民工工资是不是涨了。
阿姨因为物价上涨提出涨工资，这是不是农民工涨工资的一个兆头呢？2007年中心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今年的首要任务就是防止全面通胀，看来，任务很艰巨。★

苏岭
“破坏”与“宣传”
文/苏岭
从8月开始，我先后到上海、河南、北京、江苏、山东、湖南和福建等省市，采访上自部长、省长、基层地方官员、巨贾名商，下至进城农民工和矿工。在记忆中，世相斑驳纷呈。
河南三门峡。
同事小蔡让我从河南支建煤矿69名获救矿工中找一位，题写南方周末的新口号“在这里读懂中国”。我眼前出现47岁的张群官那张写满沧桑和痛苦，仿佛矿工标志的脸。他17岁下井挖煤，呆过私人小煤窑、国有煤矿，数度遭遇生死劫。
别的矿工都星散回家，张群官还在医院，要做灌肠手术。此时，他的牙不痛了，不再哼唧，偶露笑脸。我趁势拿出纸和笔，让他题字。考虑到他仅小学毕业，我事先写了个样子。但他读不懂意思。为了简化问题，同去的武警消防支队文书小康展示出“感谢武警消防官兵”字样，说意思相同。张群官的姐姐在一旁，冷不防抢下我的字样，担心惹来祸事，政府不给治疗，要找人问问，只同意“感谢武警”。张群官服从了。他姐姐走后，我们继续说服。“唉”，长叹一声后，他不说也不动，一脸为难。
我忽然懂得现实利益对于张群官的意义。向一个对自己命运没有自主权的人感喟什么“怒其不争”，实在布满隔岸观火般的假道学味。我决定还他宁静。这时，他姐姐搬来护士，要撵走我们。我想要回字样，她不还，还要求我证实自己的记者身份：“政府对我们很好，你别想搞破坏。”
山东济南。
在江苏和山东安全生产监察结束的送别宴上，我向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敬酒。年龄与父辈相若的他提议干了。之前，他仅象征性抿上一下。我因要连夜赶稿，又知道他患糖尿病，不敢应允。但他却将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
河南省副省长史济春曾对我说李毅中滴酒不沾，69名矿工可能生还的消息在获救前夜上传时，李毅中兴奋地干了一杯。
但我也见过李毅中因为累了，要酒喝。昨天上午增加了监察企业，两点半才吃午餐。走进自助餐厅，他对服务员说[FS:PAGE]：“来点白的。”
官员敬酒的间隙，我见到李毅中静默着，习惯性蹙眉，显得不耐喧哗。
报道出来后，读者来电，骂我写宣传稿：“一个官员八天之内，跑那么多地方，明摆着是游山玩水。”
站在读者的角度，我也可能这么看，官员嘛，喜欢玩形式。这八天，我累得够呛，但安监总局的人都说这次“最轻松”，以前下去调查，他们没在夜里两点前睡过觉。
频发的安全事故，靠一个部长带队督查安全生产来制止，确实不够。然而李毅中仅能解决自己职能范围内的事，在调查报告里不方便指涉其他部门，出事后，除了一次又一次怒发冲冠，我想不出他还能有何法。★

鞠靖
最孤独的一次采访
我的新闻从业生涯，孤独时时相伴。每当这时候，我就会在心里默默地呼唤你们——那些为了权利和真相勇敢地坚持的人们
文/鞠靖
当您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许还在东部某省满是灰尘和雾霾的大地上“游荡”。
这是我2007年的最后一次采访，也是我觉得最孤独的一次采访，不仅仅是因为我要一个人度过圣诞和元旦，更是因为我现在只能一个人艰难地寻找真相。
我的新闻从业生涯，孤独时时相伴。每当这时候，我就会在心里默默地呼唤你们——那些为了权利和真相勇敢地坚持的人们。
有一个人，我已经永远无法唤回了，他就是可敬的傅玉辉先生，原湖南省人大环资委副主任、湖南省环保局局长。
熟悉傅老，是因为看到他2005年为反对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工程而作的长篇发言。2007年初，在心脏手术之后两个月，他接受我的采访，反思环保问题积重难返的根源，勇敢地提出“国家污染”的命题。正因为他有着担任10年环保局长的经历，他的反思显得无可辩驳。那一天，天气严寒，阴雨霏霏，傅老只穿一身单衣，带我沿着湘江，从猴子石看到香炉洲，为湘江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而痛心疾首。
傅老说，在我之前，他还没有对记者说过那么多心里话。他曾经给我看过他的厚厚的一摞手稿，他其实还有很多话要说，他的所思所想，远不止环保领域。但在我完成采访之后，竟然因忙碌而忘记了这位可爱的老人。
2007年8月底，傅老的一位子侄在我的博客留言，通报了傅老逝世的噩耗。看到这段留言时，我坐在电脑前默然无语，潸然泪下。
在2007年最后的4个月里，我看得最多的照片之一，是我这个蹩脚的摄影者为傅老拍摄的——他一手拿着自己的诗集，一手捏着香烟挥舞着，带着抑扬顿挫的益阳口音高声朗读：“人未老，心有伤。”
我也时常会从电脑里再调出傅老那慷慨激昂的长篇发言，重温其中让人热血沸腾的词句：我们为什么要用纳税人的钱[FS:PAGE]养这中看不中用的贵妇？
每当这时候，我就会衷心地祝福另一位老者，原湖南省纪委书记杨敏之。这位年过七旬的老者还在读写不辍，无论在他年轻的时候发生过什么，至少现在他是勇敢地站起来说真话的人。
老者所能做的是回忆和反思，而因为有更多的中年人、青年人在行动，这个世界才显得生气勃勃。
郴州的普通农民黄元勋，除了种田别无收入，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为身边的人投诉、上访、告状上，即使面对死亡威胁也毫不畏惧，当别人的问题得到解决时，留给他的是自己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数以十万计的债务。当我看到他与年龄不相当的苍老脸庞以及包裹里厚厚的投诉材料时，我相信正义其实离他不远。
我不会忘记那个腼腆而又激动的小伙子，他为自己在广播中欺骗听众而感到自责，致信《南方周末》讲述自己的烦恼，于是有了《一个“性健康”节目导播的自述》。良知其实在每个普通人的心中。
我也不能忘记山东乳山红石顶核电站筹备处的人们。当谈到核电时，这些两鬓斑白的科学家们就像孩童一样，眼里放射着刺眼的光线，他们坚定地相信核电带给人们的不是灾难。虽然有人并不赞同在漂亮的银滩边建造核电站，但并不妨碍这些年过半百的教授、高级工程师、研究员们在远离家乡的地方等待未来。他们也有自己心中的真相，他们也在坚守自己的信念和责任。
让我伤心的是，有些人也许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权利了。在上海，新建路隧道的出口将会改变一个小区的生活环境，挖土机的轰鸣声即将响起，而那里的人们还在互相推诿，不知道该由谁出头为自己争取权益。
2007年的最后一个星期，我的目的地是山东宁阳，那里是胡春生的家，我要还给他500块钱。
今年63岁的胡春生老人，2005年曾经为自己35年沉冤得雪而感慨“赶上了好时候”，现在，他又在为似乎遥不可及的国家赔偿而奔忙。
2007年的一天，他为了请求国家赔偿从家中赶到南京，摸到我家楼下，我送给他一罐新茶，他送给我一盒家乡的大枣。在我们分别之后十分钟，他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声音颤抖地说：“我很久没有收到过人家送给我的礼物了，还好，我事先在枣子里放了500块钱。”
胡春生为了寻求国家赔偿所做的努力已经一再受挫，但他还在坚持。一个努力为自己的权益四处奔波的人，不应在记者的身上再付出新的代价。他的坚持，就已经给我带来冬日里的暖阳。
我也希望将这暖阳传递给我远在南半球的家人，虽然这时节那里并不缺少阳光。
苏州的退休教师薛振基，因为中国电信调整计费系统时多收了区区6.38元月租费，毫不犹豫地站起来投[FS:PAGE]诉，同样不因事小而放弃的还有中石化二建的数十名职工，他们最终迫使江苏电信退还了南京、苏州两市超过500万元多收的月租费。但在中国电信的其他辖区内，至少还有数亿元因为同样原因多收的月租费没有退还。在泰州，律师潘念琪已经数度诉诸法院，却至今无功而返，而在江苏之外，更多的人还对此一无所知。★

柴会群
胖老师
某一天的下午，当你忍受生活艰辛，在冷漠而嘈杂的地铁里无聊地看着报纸时，忽然有一个人对你热情演讲。那么，为什么不将其理解为生活赐予的一抹亮色呢？
文/柴会群
在上海乘地铁一号线的时候，假如一个身材硕大的中年人忽然出现在你的面前，用高出正常值至少三倍的声音发表一通演讲，之后忽然消失。那么你得知道，你碰到的是“胖老师”——上海地铁里的一道风景。
胖老师的演讲极具特色，先是以“各位，各位，我是胖老师，肥胖的胖”开头，然后痛陈上海某国有大型企业对他的迫害，呼吁大家上百度的“胖老师贴吧”。最后以更高分贝的“OH、YEAH”结尾。有时还会加一句语调明显低沉的“完了”，表示正式结束这次演讲。
大多数乘客对胖老师的出现深为惊奇，但他们往往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对方就已经消失了。有个别可能熟悉胖老师的听众，则在他演讲间隙时起哄叫好。后来证实，胖老师的非凡举动几乎天天都有，如同上班一样。据说由于跟乘务员熟识，乘地铁甚至不必买票。
除此之外，胖老师还一度出现在各大高校的课堂里，经常将正在上课的师生们吓一跳。有人为此发明了一个专门形容胖老师离奇做法的词：“闪袭”。
我熟悉胖老师同样是在地铁里。在第三次碰到这位“奇人”之后，我心想，一个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这样做，或许真有什么天大的冤屈。
于是，在同情心和职业好奇的驱使下，我给了胖老师一张名片，并煞有介事地告诉他，我是记者，或许能帮上什么忙。
然而我很快为自己这个唐突举动后悔。胖老师稍加端详之后，以他演讲时的音量喊道：南方周末——柴会群！于是，整个车厢的目光全由他转移到我的身上，我一时无地自容，无奈只能低声恳求：这场合不合适谈事情，以后可电话联系。好在车站很快到了，我匆匆逃离。
后来，我在百度上果然看到了胖老师的贴吧，多达五十多页。透过那些支离破碎的文字，胖老师的身世渐渐清楚。他曾是上海某钢铁厂的职工，十年前下岗。胖老师家境贫苦却自强不息，小时偶遇一大学外语系教授，竟学会了四国外语，后来这成为他谋生的本钱。
最热的一个帖子是胖老师的自述，从中可以看出，胖老师对自己的下岗[FS:PAGE]深感不平，在帖子里痛斥厂领导如何对他迫害，包括两次将他送往精神病院，阻止他办英语角为社会作贡献等。帖子下面，还附有一首“胖老师之歌”，用词模拟《万里长城永不倒》，开头是“昏睡十年，肥人渐已醒”。
贴吧里的人对胖老师评价不一。有人认为他脑子有问题，有人说他是学芙蓉姐姐，想出名，还有人佩服胖老师的执著，感叹当今像胖老师这样的人太少。
胖老师后来果然给我打了电话。首先对我那天给名片的事表示了感谢，说碰到了好心人，好心人会有好报云云。老实说，此时我已经失去报道他的爱好。胖老师让我深为尴尬的举动，以及那些有些歇斯底里的文字，加上曾有入住精神病院的经历，让我真的怀疑他是否精神正常。然而胖老师并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相反表现出足够的通情达理，他说知道做记者的难处，没办法，企业势力太强，他也并不指望我为他写报道，只是希望能帮他转贴一下他发在网上的帖子。
让我惊奇不已的是，胖老师说他实际上已经来过记者站了，甚至叫出了记者站站长的名字。
让我更为惊奇的事还在后面。我在胖老师的贴吧里，发现了上海乃至全国各大媒体老总以及知名记者的电话和手机，并且还在不断更新，我一时竟无法数清究竟有多少。我不得不承认，许多电话甚至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从业人员所求之不得的。事实上，我的一个同事在看到以后，也跟我一样如获至宝，迅速拷贝了一份。
几天之后，我的电话也不出所料地出现在胖老师的贴吧里。
后来，胖老师忽然又给我来过一个电话，说有两家媒体刊登了他的事情，让我关注一下。我在电话里向其表示祝贺。
之后我就跟胖老师没有了联系，在地铁里也再没有碰到过他。倒是有一天，我那位同事忽然发来短信，说看到胖老师了！在黄陂路地铁。短信后那个叹号，足以表明她当时的惊喜。
前几天，一个在北京媒体工作的大学同学打来电话，告诉我是否知道“胖老师”。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胖老师又杀到北京了！
我沉吟片刻，叮嘱他，最好不要告知电话，因为胖老师有可能会公布到网上。
我得承认，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理解胖老师的做法。不过我想，看到这篇文章的人，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某一天的下午，当你忍受生活艰辛，在冷漠而嘈杂的地铁里无聊地看着报纸时，忽然有一个人对你热情演讲。那么，为什么不将其理解为生活赐予的一抹亮色呢？★

朱红军
厦门的天，黑砖窑的地
厦门市民已在鞭炮庆祝，而黑砖窑母亲还在异乡默默流泪
文/朱红军
起飞前，报社的年度人物评选，编辑问我，假如在黑砖窑奴工母亲与厦门[FS:PAGE]人中选，你选什么？
这两个题目，我都有参与报道，可谓感慨良多。
6月的时候，我从厦门飞到郑州，那时，厦门悲鸣，PX“散步”面临弹压危险；而郑州，似有雨过天晴之喜，高层批示，地方彻查，黑砖窑母亲们奔走相告。
半年后的今天，我再次从厦门飞到郑州，局势却迥异，厦门欢欣，PX项目迁建在望，而郑州，阴霾不散，一场舆论风暴后，悲剧并没有结束，寻子的家长们还在路上！
我很犹豫，这是一个两难选择，终于说，还是厦门市民吧。
我供职的报纸立志记录和推动社会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成功的厦门，足以激奋人心，于微茫中点燃希望。
CZ3840航班越过厦门的蓝天，历经转停，落于苍茫的中原大地，已是夜里12点了，灯火寥落。郑州很冷，零度。小辛，那个冒着个人危险，在网络发帖，并最终引发黑砖窑舆论风暴的母亲，硬是坚持到机场接我，她看见我，三十几岁的大人乐得像孩子般手舞足蹈。
我忽然就改变主意了。我选她们——黑砖窑母亲。
夜里，小辛发短信给我，说，你多写写老袁他们吧，我不需要宣传，我很好，可是老袁不好，还没找到孩子呢！他们不该被遗忘。
记得八九月份吧，老袁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朱记者，你还会来吗？
那时候，黑砖窑风暴已渐平息，除了官方公布的不菲清理成绩，真正从中找到孩子的父亲母亲，并不多。
我说，老袁，你等等吧，年底我就去了！
我当时打定主意，我一定力争回访黑砖窑的家长们，也许还能帮他们发点声音！
终于再见到老袁了，他殷勤得令我难受，拼命地往我的咖啡里添水，我说，这不是茶叶，不能添水，他听了，一会儿又忘了，又是忙着添水。
他为了找孩子，待在郑州不肯回去，没有钱，就打工，攒了钱在茫茫人海里重新寻找。
小辛后来躲出去抹泪，我问为什么，她说，她想起自己的父亲，和老袁一样，曾经为了求人，恭敬得近乎卑屈。
我很不好受。
他何尝不知道，甚至6月的那场舆论大风暴都不能帮他找到孩子，我的这一篇回访又能怎么样？他只能念叨，多一点声音，总会有用的。
在厦门，我亲见着，那些为着自己城市的蓝天，用短信、用网络、呐喊乃至付诸行动的白领精英们，可以开着自己的私家车，边阔论民主政治，边关心楼价起伏。而郑州的老袁什么都说不出来，也什么都做不出来。
于是，我想说，让黑砖窑母亲当选年度人物吧，这样，声音才会大点，才或许可以帮助他们。
因为厦门市民已在鞭炮庆祝，而黑砖窑母亲还在异乡默默流泪。★
笑蜀：我的孩子即将乘桴浮于海
夏榆：2007——我的流火与冰心 王小乔：弱者不仅仅是穷[FS:PAGE]人
邓瑾：我非凡想再要一个孩子  苏岭：“破坏”与“宣传”
鞠靖：最孤独的一次采访   柴会群：胖老师
朱红军：厦门的天，黑砖窑的地  黄小伟：出世与入世
马昌博：惊恐和麻木  王寅：纽约再访夏志清
李宏宇：一片两制 张春蔚：那些说客们
袁蕾：我还是没敢告诉杨丽娟   徐楠：自责，是被远远淡忘了的

黄小伟
出世与入世
掠夺性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环境的巨大破坏。一群出家人，为了保护世代修行的地方，开始入世进行一场环境保卫战
文/黄小伟
这一次我面对的采访对象是一群僧人。
见面前我心里有点嘀咕。我对僧人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小时候陪母亲去寺庙上香，寺院里师父一副出家人与世无争的模样。但是现在五台山的这群僧人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我，因为他们发现那个闻名的佛教胜地——他们世代修行的地方——正在被破坏。在他们的寺庙里，佛像已经被开矿的炮声震倒，而不远处的炮声清楚可闻。
师傅们因为我的到来重新聚集起来，他们都是这里寺庙的住持。这个风景区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四周有上百座寺庙。师傅们平日很少交流，但是因为炮声，他们汇聚在一起，发起人是普化寺主持妙生师傅，还有一个是金阁寺的主持广济师傅。
就在不久前，师傅们发现自己寺庙墙壁莫名其妙地出现裂缝，尤其广济师傅的金阁寺是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很多珍贵的佛像忽然手指开始断裂。甚至有一天，在凌霄宝殿中，一座佛像忽然整体倾倒。
这些出世修行的僧人开始心神不宁。经过打听，他们终于发现事情的原委，越来越多的采矿点正在寺院四周出现，他们用挖掘机和炸药将巨大的山体切割开，然后运走其中有用的矿石，这些采矿点主要开采的是铁矿和金矿。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铁矿石需求飙升，投资采矿可以获得巨额的利润。但值得一提的是，这座佛教名山正作为中国惟一的候选地，申报2008年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
通过采访，我发现这里已经形成巨大的产业链，当地接受采访的官员也承认，在这个风景区的四周，有上百个采矿点，正逐步向中心地带蚕食山体，采出来的矿石又通过川流不息的大卡车，运送到不远处的选矿点进一步加工。
我无法判定这些采矿点是否合法。于是想找一些熟悉内情的人了解情况。师傅们还真有办法，帮我找到了其中一个采矿主，这位采矿主竟然是广济师傅的俗家师弟，是一位居士。我以一位居士的身份向这位矿老板了解情况，他说这些采矿的老板大都来自山东、河南，在此开矿能获得巨大的利润，投资几千万，当年的收[FS:PAGE]益就能上亿。而大部分采矿点都有政府的开矿许可证。
妙生师傅还特意带我去了一个名为狮子窝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寺院也叫狮子窝，为佛教净土法门的代表寺院之一。明代高僧镇澄法师曾在狮子窝撰写了闻名的佛教史书《清凉山志》。但是我所看到的是，狮子窝对面的山体整面已经被破坏，植被也不复存在，露出难看的黄色。而且开矿的炮声依旧不断。狮子窝的得名是因为几处山脉像一只大狮子带三只小狮子，“现在是大狮子的屁股被开了一个大口子。”妙生师傅说。
出世的师傅们决定联合起来，与破坏这个名山环境的世俗力量对抗，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反映问题，试图让政府的决策者看到正在发生的事实。在一次佛教会议上，60岁的金阁寺主持广济法师，一反平素暖和的性格，激动地质问当地官员：你们坐在这里到底知道不知道这样的事呀？
而性格相对火爆的妙生师傅显得更为焦虑，他问我：假如山毁了，我们怎么办？这位曾经因不满“豆腐渣工程”而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位走上法庭的僧人，在任何可能的场合都会揪住一个领导不放，向他阐述正在发生的毁灭性破坏。但是领导的反应令这位出家人颇为失望。妙生回忆说，当时领导听完后，惊奇地反问道：哦，有这么严重吗？
知情人对我说，采矿破坏山体的情况政府并非不知情，但当地税收的主要支柱就是采矿业，关闭这些采矿点，政府下不了决心。
作为当地县的政协委员，妙生师傅试图以自己的政治身份影响事情的进展。但是这位布满入世精神的僧人尴尬地发现，和他同坐在一起开会的政协委员中，不少人正是这些开矿点的拥有者。“看他们都戴着红花，我很生气。”妙生法师说。
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我和妙生师傅决定再上一次山，进入采矿点采访，在一个下午，我们的车经过艰难的爬山到达山顶。我在一个村民的带领下，进入了一个采矿点。但是出矿区的时候，我被七八个采矿者围住，失去自由达1个小时之久，并被抢去相机，陪同我一起去的村民还遭到了殴打。而此时，妙生师傅在远处的车里无助地看着正在发生的一切。他说他一直在为我的安全念经。在多次交涉并电话报警之后，我和妙生一行才拿回被删除了照片的相机，得以离开。在回来的路上，因为要穿越十几公里的矿区，大家依旧担心会被中途再次截住。
望着车窗外已经被炸药炸得破碎不堪的山体以及往返穿梭的运矿车，妙生对我说：我有心理预备，但我绝不放弃。一路上，他的弟子们为刚才的险情而不停地颂经。★

马昌博
惊恐和麻木
政治日新而生活如常，或许正是这个国家一步步走向稳健的写照
文[FS:PAGE]/马昌博
2007年，作为一名时政记者，我用自己的目光，打量中国。
这一年是中国的“政治年”，3月，本届人大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执政党5年一次的换届选举。
全国人代会开幕的当天，我在人民大会堂的东门看着拥入的各省大员，当一群群带着口音的省市官员在你面前走过，你会直观地体会到，从中南海发出的政令在各地统一执行并不轻易。
人代会结束的上午是总理记者招待会，我8点钟到人民大会堂排队依然没能抢到前排的座位，招待会结束后，跟同行一起挤过去和温总理握手。走出会场时自己一直想，一个记者对于政治的关注，能否始终保持客观，还是不小心就加入欢腾的盛宴？
7个月后，十七大。一些我在“两会”期间频频见过的省委书记们成了执政党的核心领导人，他们或许有一天会领导中国，而十数个部委主官和地方大吏换岗。至于公众，有关注却无波澜，所谓政治日新而生活如常，或许正是这个国家一步步走向稳健的写照。
我们在报道中给执政党上届中心做了个总结，并探讨了“中国民主下一步”。此前的几个月，这些宏大的政治话题已经出现在我的笔下，如众多学者争论的“中国式民主”。有人觉得这些讨论未必实际，但我依然记录了它，因为不管所论道路如何，究竟是为了通往未来。
另外一件事则让我有机会打量地方官场。今年7月，我奉命跟踪山西黑砖窑事件，之前我的同事已经做出了漂亮的事件报道，而我则要探询其后的官场反应链条。
虽经诸多努力，但链条上的一些官员在多次失约后终没有见我。我无奈，很多时候官员们想的不是在公众面前说清自己的过失，而是怕一说话就成为各方谴责对象并因此埋单。换句话说，相对于可能失去职位的危险来说，丢脸显然是次要问题，甚至连为自己辩解都是下下之选。
而让我至今难忘的，是采访一个其治下出现黑砖窑打死人事件的镇长，当问及他可能因此被免职时，这个四十多岁的基层官员在记者面前掩面而泣。我知道，他已无法推卸责任，而他现在表现的，更多是一个宏大风波中基层干部的惊恐，这惊恐如他之前的麻木一样让我愤怒继而无语。
当然还有些别的事，2月初的时候，我报道了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被查处的新闻，之后很长时间我都在想一个国家的药监体制在一个好大喜功又颇有贪心的官员手里竟如此翻云覆雨甚或漏洞百出。
数月后，郑氏被杀，创改革开放后杀部委高官先例。虽然报道顺利完成，我却无法掩饰对这类新闻的厌恶，追问体制本是一个时政记者的专长，但让人无奈的是每次追问完后我都无法解释，为何体制弊端在中[FS:PAGE]国总是层出不穷。★

王寅
纽约再访夏志清
文/王寅
纽约的4月，还是寒风刺骨的模样，空中偶然会飘起小雪，天也早早就黑了。
这天傍晚，和于仁秋夫妇相约去夏志清寓所。依旧是老旧的电梯缓缓通向5楼，房门打开，一阵爽朗的笑声之后，夏志清和于仁秋夫人按照西方的礼节互吻脸颊致意。
刚一落座，老人就说：我现在名气大了，电话和来信都是要做访问，就是因为你这篇文章。老人说的是今年1月11日发表在《南方周末》的《“中国文学只有中国人自己讲”——赫德逊河畔访夏志清》。
夏志清的访问见报之后，反响颇为热烈，那时我正在广州总部轮岗当编辑，天天都会接到读者来电，要求签名者有之，叫好者有之。南京的一位女性读者在电话中说，她非常同意夏志清先生对中国文学的批评，而她已经写出了夏志清期待的作品，她请我帮忙把她的书转寄给夏志清。几天后，我收到了这位读者寄来的书，包裹里还附了几张大面额的邮票，信中说，假如邮资不足，务必告诉她，她会再寄一些邮票过来。
与此同时，网络和报刊上对夏志清的批评声也不绝于耳。春天的时候，有机会再去纽约，我打印了网上批评夏志清观点的文章，预备请老人作出回应。
说起上次的访问，夏志清说：碰到你这样的记者真是fortune（幸运）。这反而使我止步不前，打印好的那些文章最后还是没有拿出来。假如我把预备好的问题一一发问，老人不会拒绝。但是我有什么权利去打搅老人平静的生活呢？
86岁的夏志清现在已经很少写作，近年所写的文章只有为于仁秋教授描写美国华人生活的长篇小说《请客》作的序《恒常的日常》，该文发表在《南方周末》1月18日阅读版。我给夏志清带去了文章的稿费，老人连称意外。
我问起夏志清的身体状况，老人说饮食起居一切如常。老人耳聪目明，气色很是不错。听说我心脏不好，夏志清马上指给我看客厅地上一堆装着维生素的纸板箱。他每半年买一次，一买就是几大箱。说起维生素的好处，老人就打不住了，他说早年的时候，身体很好，经常熬夜看书写作。1983年预备回国的时候，发现身体不如从前，考虑到要爬山，就去跑步健身，等到可以在操场上跑好多圈的时候，心脏也出了问题。夏志清连声说：锻炼最坏了，没有比锻炼更坏的事情了。后来坚持服用维生素，平时服用的量是医嘱的一倍，才稳定了病情。老人一再劝我服用维生素，并给了我广告单，关照说，多买可以打折。
老人想起卧室里的老式的铁窗出了毛病，无法放下，让我们前去帮忙解决。我使劲搞了半天，还是纹丝不动。最后还是于仁秋费了好大[FS:PAGE]的力气才把铁窗放下。夏志清马上转身用责怪的口气对我说：你怎么没有力气？夏志清的言语总是这样直来直去，令人忍俊不禁，问起他太太王洞，他回答说：她刚去了法国，法文又不好，去什么巴黎？
于仁秋夫妇执意要请晚饭，夏志清穿上长及膝盖的羽绒衣，于仁秋的夫人弯腰为老人拉起拉链，老人一时有点窘迫，连声说：Easy，easy。
哥大小馆是哥伦比亚大学四周最好的中餐馆，入座之后，我习惯性地流露出对西餐的不屑。不料老人连连摇头，他一脸严厉地说：这个你就不懂了，西餐的好处，第一是可以带女朋友去，吃完西餐去看电影，第二是点心好吃。
几天以后，在哥大有中国新独立电影节的开幕式，夏志清也接到了邀请，我们相约在会场见面。老人要用刚才给他的稿费埋单，被我们劝住。老人也不再坚持。
我来到电影节开幕式会场的时候，夏志清已经为我留好了座位，不容分说地让我坐在他身边，把我向他在东亚系的同事一一介绍，并说了不少让我面红耳赤的溢美之词。令我略感意外的是，其中的不少教授已经读过那篇夏志清访问记。
开幕式上有周氏兄弟的现场绘画表演、音乐家的即兴演奏、诗人北岛和美国诗人艾略特·温伯格中英文对照的诗歌朗诵。看着周氏兄弟挥舞长杆画笔在巨大的白色画布上泼洒颜料，老人直言看不懂：他们在画什么？
开幕式后，放映贾樟柯的电影《世界》。老人说时间不早了，预备先回家。我问要不要送。老人说，没有问题，我天天上街。
由于之前看过《世界》，我和贾樟柯等一行人去了哥大四周一家波希米亚风格的咖啡馆小坐，咖啡馆名叫匈牙利，厕所墙上涂满了顾客随手写下的短句和诗行。一个朋友问我刚才和我在一起的老人是谁，我答是夏志清。朋友顿时肃然起敬：我看过他的书。
从咖啡馆出来，时间已经不早，赶去地铁车站。纽约的夜晚比白天更冷，温度已经在零度以下。忽然看见夏志清和两个女学生在街灯下说话。再次离别之后，我还是不清楚老人是最后看了电影，还是回家之后又出门了。
离开纽约的时候，整理行囊，那些打印出来的文章还平整地躺在一个大信封里，我把它们折叠好，放进了行李箱。★

李宏宇
一片两制
文/李宏宇
在欧洲三个城市完成了“奥运征途”的头一拨采访，从香港转机回北京，顺便停留两天。主要任务是为亲朋好友买这带那，还有一个节目早已敲定——看电影。
还能是什么电影，当然是《色·戒》。从北京走的时候女朋友就叮嘱了：“要去看全版《色·戒》哟！”当然当然。
飞机上就翻着香港报纸找影讯。《色·戒》在香港已经上映两个多月[FS:PAGE]了，票房超过4500万，据说大概有1/3是内地游客贡献的。我很愿意凑一份热闹，在这1/3上再添70块。果然仍有不少戏院排映，不过天天只一两场。猜也猜得到，映期已经这么长，本地人该看的早看过了，现在的场次恐怕是内地游客专场。
果然果然，这天惟一的《色·戒》开映15分钟前，在UA时代广场戏院售票处排队，前后都是亲切的普通话。大概是400人左右的影厅吧，几乎全满，等待开演的时候满场笑语晏晏。前一天看杜琪峰、韦家辉新片《神探》，完全不是这种氛围嘛。我并不算是李安的影迷，看完了第二遍，还是挺喜欢。多出来的7分钟——据说的，没有实测过——得承认，还是挺重要。
回到北京，朋友们都问，怎么样？这可不好回答。我勉为其难地跟他们一遍遍说，好，李安跟演员要得真狠，演员也真给，尤其梁朝伟的段位已经高到背对镜头用臀大肌和股二头肌演一出高度逼真的戏，太了不起了；王力宏扭颈杀死小曹，那个动作如此专业，不可能是大三学生能办到的，要是不能理解成李安的纰漏，莫非是他别有用意……
说来也是，北京离文化沙漠太远，去一趟不像珠三角的朋友那么轻易，否则让他们通通去为香港票房做贡献，何必我来费口舌——港币不是比人民币都便宜了么？不过只过了一个星期，“一刀未剪”的盗版DVD就上市了，据说卖得非凡好。买来一看，还不是正式的DVD版，没有经过专业影碟出版的后期制作，效果勉强，满足大家对那7分钟的好奇心是足够了；等“真正DVD版”出来，影迷当然还要消费一次。
瞻仰全版《色·戒》时，也看了一堆贴片广告，里边有陈可辛的《投名状》片花。
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脏了吧叽的三条好汉去拜“投名状”，根据这种古怪盟誓的定义，他们要各杀死一个毫不相干的人。都是练家子，出手干净利落，李连杰动手前还撂给他那个冤鬼一句：“记住这张脸，来世找我报仇。”真够“爷们儿”啊，我想。
还是北京，在《投名状》首映当天赶场看戏。搞什么嘛，很可能是李连杰全片里惟一出色的这句台词，竟然连根“咔嚓”——刚进了矿洞，镜头一转，三个人已经把刀拼成奔驰汽车商标的模样伸到火堆里立誓了。再后边，他们带着草寇打仗攻城，动员大会上高呼口号“抢钱，抢粮，抢地盘！”怎么这么别扭？对了对了，本来他们喊的是“抢女人”嘛——理所当然，喊出来也最顺口。
广告片究竟很短，但对比正片让我领略剪刀兄的凌厉身法已经太够了。莫非，香港影院里的《投名状》要成为内地游客继《色·戒》之后的又一保留节目？我倒不太乐观，片子本身缺憾不少，“[FS:PAGE]咔嚓”掉的部分又显然远不如《色·戒》的7分钟那么诱人。但是“一片两制”这件事情似乎可以成为一个固定的模式了，我敢肯定将来还会有内地游客贡献香港票房的情况，未尝不好，虽然曲折、希奇、速度慢，怎么说也算是一种进步嘛。
再早几年，这样的事情我恐怕会私底下骂几个“他妈的”，现在……老实说我还是骂来着，但骂过之后就想，其实挺好玩儿的。为一部电影，本来我只花60元的北京票价，现在我多花了70块香港票价、10块盗版DVD钱，还会花10块“正式版”盗版DVD钱。尽管后边这20块到不了李安手里，但灰色经济也是经济，拉动消费促进流通，想必他这么聪明的人完全能体谅吧。
在柏林，我采访了1993年柏林申奥时的市长狄普根，回来写了一篇《新柏林不爱新奥运》。见报之后同事朋友都说有意思，我沾沾自喜，拿起报纸——借用王朔的话，非凡不要脸地——自我臭美。我发现自己也给小小地“咔嚓”了一道：一句短短的，非常损的话，是15年前德国媒体美国媒体查证并报道过的事实。但确实太得罪人了。
之前我还想，李安、陈可辛等等，看到自己作品的内地版，委屈不委屈呢？然后又想，凭什么呀，内地导演比你们苦的多了去了。今年3月我和娄烨、耐安长聊了一次，录音存在我的MD盘上，还不知会搁到猴年马月。他们委屈不委屈？再说了，这个事我似乎也有权回答嘛。我不委屈，真的，我非凡能理解“他们”。★

张春蔚
那些说客们
文/张春蔚
做了10年记者，碰到过很多认真的“说客”。
“说”应该念平声，因为他们并不具备春秋门客的逻辑力和价值感。
更多的时候，说客本身更倾向于说，他只是希望我去听他的表述，站在他的立场与之同悲，并觊觎着我能写出更拔高些的文字。
我倾听着那些急促的表达，不时点点头应和一声，静静擦去溅在手上的唾沫星子，站起来给他续杯水……很多时候他的表述会不断重复，在细节上等待着我重复的呼应，并顺口重复着我的呼应。
这是个下午。他在我面前痛哭着，作为某外企的中国区代表他没有打领带，也没有递名片，甚至他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几天前，他刚刚在北大讲堂举着自由软件的海报抗议了比尔·盖茨。为了那一分钟抗议，他刚刚付出了一份体面的工作——这个代价他早做好了预备。
他确实又没做好预备，在国外抗议微软的人实在太多了，可在中国这是第一次。
他讲述着他的轨迹，他的是非观，他对事态的难以面对，和媒体采访对他的刺探和利用……我说：“回家吧，关掉手机，不要再接受采访，你的妻子女儿在等你。”
这是个有些阳光的午后，[FS:PAGE]他是一个托关系找来的报料人。
这个中年男子狐疑地望着我，很尖锐地说：“涉及××，你们敢报么？”“你的证据够多么？”我反问道。
和很多报料人一样，他为了强调所遭遇的不公，会把一些小事放大以证实事件的影响力。可这注定是个“搏傻”游戏——当地政府为什么在拍卖股权时要求必须是外地企业。作为第二大股东，在付出几千万后他们就是无法完成股权变更。
在听明白前因后果后，我发现他在给我下“套”——这并不是全部的真实，只是对他而言更有利的真实。他所说的大机构不过给了他一次小恐吓，对方应该比他更害怕舆论监督。
按照逻辑我开始切剥这个“洋葱”，一层又一层——他被迫还原着逻辑链条下的真实。他不再矜持，离他回程火车的时间越近，他越有悔意，甚至一度怀疑我的立场。
我终于接近了真相，他孩子气地解释着说假话的原因。我理解他投诉无门后必要的放大，只帮他完成了心理释放和对人的信任。可这是次失败的交流，我没能给他以帮助，他必须马上赶往火车站……
一个冬日的早晨，年届七十的长者比我早到了约定地点。
“20万啊，这是我全部的积蓄。”她的头发斑白，脸部曾经中风而嘴有些歪，唾液会不自觉地流下。
因为一个房管所的工作人员介绍，她轻信了一个“房虫”并托他代买经济适用房。当然她是这个“房虫”诈骗案中金额最低的人，但是对她而言这是全部希望的破灭。
直到此刻，她仍然在想如何能买到房或者追回款项和利息，可她甚至不能提供“房虫”收了20万元的证据……她试图说服我不要去找那些证据，她告诉我她是一个多么认真的中学教师，她从来不说假话，她希望我能去采访可以给对方以恐慌……
我很怕看着一些老者的挫败，这会颠覆他们多年的价值观与经验值——除了去听，我委实帮助不得。
今年我做了次手术，六天之后才能坐着轮椅出去透气。病者的感受我是那刻才真实感受，我期待的不是鲜花和慰问，而是一个能推轮椅带我出去的人。
当我的视线比往日降低了一半，平日那些矮小的小花园正好适合我，花香距离鼻翼的距离如此地近，那棵海棠树原来隐藏了那么多的果子，医院总有一条能让轮椅轻松上下的路径……
坐过轮椅，我学会换个角度；曾经不方便，我会因人行道上盲道标识的忽然消失一段而生气——当然自己也可能是别人某段消失“盲道”的一个结点。
很多时候，我并没有真正低下身去倾听，我会权衡我的笔能否用上这次对话；有的时候我也会挑最尖锐的东西改变一些报道的“气场”；正如我可能只是礼貌地呼应着“说客”，虽然某一种意义[FS:PAGE]上的我的笔也在做着“说客”们同样的事。★

袁蕾
我还是没敢告诉杨丽娟
文/袁蕾
杨丽娟现在最懊悔的是，不该听媒体的话，不该从香港回到兰州
杨丽娟更新了手机的彩铃，但她的生活并没有更新。“再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我就去把手机停了。”杨丽娟一度以为是手机坏了。
她从原来住的招待所搬了出来，另外租了一个房子，租房的费用并没有降下来，每月400元，“我妈妈腿不好，原来就是住平房烧煤砸到了腿，她不能住平房。”杨丽娟敏感地主动为自己的房租辩护。“你有心帮我的话，我就给你我的卡号，你给我1000元，我真的是急用。”杨丽娟说前几天有个记者给她打电话，表示愿意寄钱来，但可能要过几天才能寄，她怕那人只是口头答应，“我前几天倒是付了房租，但下个月的房租怎么办？”
杨丽娟没有工作，拿的是最低社保180元，最近猪肉涨价，她又多拿了25元补贴，一共是205元，加上妈妈的社保，全家收入一共是410元。“我没找到工作。”杨丽娟这句话准确的说法是“我没找工作”，她还陷入在对“那件事情”的崩溃上。
她曾经让人帮忙在网上下载了所有关于自己的报道，“但凡媒体还有一点点良心，就该帮我讨回公道。”杨丽娟依旧保持着半年前的愤怒，认为刘德华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她们一家。
杨丽娟的妈妈陶菊英同样不平，她又去了两次北京讨说法：一次是去贴大字报，揭露刘德华的真面目，并让他对“不忠不孝”的造谣赔礼道歉；还有一次是去打官司，同时要告的还有几家“歪曲报道”的媒体，她们找了法律援助，虽然不用付律师费，但还是要负担律师的出差费，最终法院没有立案。
好心人捐助的钱渐渐用光了，母女两人不停吵架。
杨丽娟说妈妈主动住进了福利院，以便节省开支；爸爸的骨灰寄存了，因为买墓地需要3000元。冬至、圣诞、新年、春节对杨丽娟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你说，我现在能找什么样的工作？”杨丽娟还是知道生活有压力，但她总是有无数找不到工作的理由：所有人都熟悉她，戴上帽子都会被认出，服务性工作肯定不能干；没学过电脑，爸爸去世了也没心情学，跟网络有关的工作肯定不能干；身体越来越差，重活累活也肯定不能干；体质弱、易生病，戴着口罩去医院做义工的活也肯定不能干。她也曾考虑过摆个水果摊，但又没本钱。
对于电话声讯台的建议，她流露出了一丝爱好，但马上又放弃了——虽然不跟顾客见面，还是要见那么多同事，她的神经受不了那个刺激。
她没想出那个理想的工作，也没有工作来找她。杨丽娟现在最懊悔的是，不该听媒体的话，不该从香港[FS:PAGE]回到兰州。
我至今没敢告诉她们，那个匿名还清了1.1万元高利贷的人，就是刘德华。★

徐楠
自责，是被远远淡忘了的
文/徐楠
又是冬季。
半个月前，在一次会议上，主讲者忽然发问：2007年4月18日，有32人在一起事故中死亡，第二天美国发生枪击事件，死亡33人。还记得那起事故吗？
我记得，是因为我做过采访。但全场的人都愣在那里，想不起来。
答案是铁岭钢水事故。无论死亡人数还是事故调查，在这一年的惨剧中，它都排不上号，惟一可能让人们心头更多翕动几下的，是死者丧生时的惨烈。扪心自问，假如不是亲身采访过……
矿难频繁，事故多发。十几人、几十人、一百多人，能够触发人们记忆的生命数字，一天天攀升。
河南卢氏县的洪水更是算不上什么，尽管死亡近百人。这个贫困县至今还有一半以上的民居住土坯房，大雨来时断电断路，由乡干部背着救灾帐篷和面粉翻山几十公里进入灾区，每人背几十公斤，有女干部走到半路，眼望着看不到头的泥泞山脊，大哭不已。
他们是官僚体制的下层成员。无论他们平日如何作为，就在雨灾那一刻，众多安居城市的谴责者，并不比他们更具有道德优越感。
有网友自发去山西调查黑窑，有志愿者无偿劳动在乡村搭建学校——我对所有默默行动的人心怀敬意，同时越来越警惕自己成为言语激愤却日益健忘的人。
一个月前，应农民安金磊的愿望，给他寄去了几本《齐民要术》，再一次想起他绿油油的、有鸟儿生长其中的棉田。
这个农民，痛感超负荷的市场压力给农业、给自然带来的扭曲，于是起而行之，从10年前开始尝试有机农法，重拾天人合一的种植传统。
所有人都说这不可能做成，但他一意孤行。
6月，关于他的报道面世后，电视台在他家乡的宾馆里排起了队，除了地方台、其他省台，央视有5个栏目前去联系采访拍摄。
三四个月的时间里，一拨拨人踏入他的小院，不善言辞的他几乎局促不安。后来他说：“我们怎么能占用这么多电视的时间？想说的话，差不多都已经说了。我们只想踏踏实实和自然在一起，做农民。”
他从来不会说：什么人的道德，不如我的脚后跟。
和他谈及农药残留、土壤污染之时，中国人的农产品安全意识还没有被国际贸易的大棒打醒。安金磊的话久久地震撼着我：“这是农民的失职。”
有多长时间没听人这样拷问过自己了？我们的唇舌，早已在声讨、控诉、谴责之中安之若素。当然，声讨是有理由的，控诉是有原因的，谴责是有根据的。
而自责，是被远远淡忘了的。★

王小乔
弱者不仅仅是穷人
他们不是衣衫褴褛、身患重疾，不是家破人亡、无处申冤。他们就这么真实地在急速进展的复杂经济社会成了相对弱者 [FS:PAGE]
文/王小乔
拿到10万元，“David张”消失了，一走就是几个月，临走前说是回美国拿1000万元投资款。
我告诉等钱的小老板，你被骗了；他说，这不可能，“David张”只是儿子病了，一时回不来。“Tom林”签了一单辅导纳斯达克上市的合同，100万；但我知道，他不会说英文，没去过美国。
找到那个挂着纳市小旗的公司，我跟他们讲正规的上市程序，他们却让我买原始股，“我们都发了3万了，火着呢”。
得了，同流合污了。
第三家公司，我开始同样的说辞；对方很愤怒，说你什么意思，看我们运气好眼红啊。
直到偶然在网上看到两家公司对同类融资骗局的控诉。
彻夜长谈、卧底取证、求助律师……真相惊人且极富戏剧性，这竟然是前辈曾经曝光过的几个人。三年后，他们摇身一变，更专业、更小心也更贪婪。
报道很顺利，然而，抽丝剥茧般调查的快感难以缓解我内心的焦虑和困惑。
一个个明显的骗局，为什么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甚至自我催眠，是梦太美了么？
他们都小有积蓄，事业有成；而另一些他们，原来甚至从事一些不光彩的职业。
他们只是希望专利被认可、公司更强大，这需要几百万到几千万元；另一些他们，知道没人能出、愿出这笔钱，于是画了张好看的饼，收了笔画饼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