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南方周末年终特刊：传媒讲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21:03:09
致敬之年度专栏作者
与其说是写作不如说是行动
作者:长平（《南都周刊》副总编）
这两年因为写时评，我获了好几个奖，心里很高兴。这些奖来自各个方面，有纯民间的，有半官方的，也有媒体的。南方周末这个“年度致敬”，没有奖金、奖品和奖状、奖杯，不该算个奖，我却当作一个分量很重的大奖。
一个朋友提议，这个“获奖感言”就别议论了，来点描述。他启发我说，小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件什么事儿，让你觉得讲道理很重要？这个启发很管用，我立马就想到，我从小就不讲道理，因为自己姓张，就硬说张飞打得过李自成，和一个李姓小伙伴动嘴又动手，扭打到河沟里。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感性的甚至耽于幻想的人。早年的朋友更知道，我从小就立志干描述性的文字工作，也就是写小说。我的第一篇见刊小说，差点就被一位文学前辈推荐发表在《收获》上，后来落草于《青年作家》1991年第5期。与此同时，我干上了新闻。我跟那时的文学青年一样，心里真是看不上新闻，还把报纸上的评论和副刊文字都贬称为“报屁股文章”。干新闻不过是一个为稻粱谋的临时工作打算，就像海明威那样。那时候我最羡慕的，就是海明威《流动的圣宴》里描述的生活：一个靠记者收入养家糊口的文学青年，走过塞纳河边的小街，找到一个熟悉的咖啡馆，坐下来雕章琢句；直到黄昏时分，再慢慢走回去，爬上楼顶的廉价租所，在金色的夕阳中，和心爱的妻子做爱。
从文字审美上说，新闻就是一个大垃圾场，你每天的工作就是翻检垃圾，找出一些有用的东西来，分门别类处理。那些年，我白天上班看新闻，晚上回家读小说和诗歌，就像是睡觉前洗个澡。
不幸的是，我的新闻生涯并不像海明威那样浪漫。这垃圾场的活可不轻松，不光是臭哄哄的，还紧张而又危险，前有阻击后有追兵——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媒体刚刚向市场化抬了抬腿，面临着向普通民众讲真话的巨大诱惑，我有点动心了。当时热爱文学的人太多，愿意做新闻的人太少，我一开始就被领导重用，成为掏粪工的先进代表。后来因为老是被批评，不胜其烦，更因为眼看着文学梦日渐其远，几度辞职，都被领导以三顾茅庐般的伎俩给留下了。
不能怪领导，是自己上当受骗。媒体和现实的较量让我兴奋，那些及时性的回馈也给了我虚荣，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尤其是在南方周末工作的那几年，我开始觉得干新闻也可以作为一辈子的职业。以至于后来有人不让我干了，早年的朋友趁机鼓动说，你在这行干到这份儿上已经足够，赶快回家写小说吧，我还是没有醒悟；不仅没有悬崖勒马，还变本加厉地，白天继续看新闻，晚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多地用来写时评。所看的书，也逐渐由小说、诗歌转向了理论。
遇到早年的朋友，我总是有些愧疚，深知这些“报屁股文章”实在无法对当年的理想作出交代。也许我真的在垃圾场中陷得太深了，但是我还是想辩解道：对我来说，时评与其说是一种写作，不如说是一种行动。如果说写小说是在书斋里码字，在名山大川中立碑，那么写时评就是在大街上呼号，在广场上呐喊。时评作为一种写作，远远不能和文学媲美，但是作为一种行动，我相信它的价值。另一方面，我也越来越怀疑所谓“纯文学”了。我的同事凌越前不久撰文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纯文学”生产基地，而世界优秀作家中，绝大多数都有鲜明而勇敢的政治立场和社会主张，我深以为然。
我是一个在心理上略有些行动障碍的人，生活小事上总是拖拖拉拉，而且对真正的大街和广场充满恐惧。因此，能够通过时评来坚持一种行动，让我感到十分安慰。我感谢所有为我提供机会的媒体和编辑，我相信我们共同完成的行动的价值。
与其说是写作不如说是行动
作者:长平（《南都周刊》副总编）
这两年因为写时评，我获了好几个奖，心里很高兴。这些奖来自各个方面，有纯民间的，有半官方的，也有媒体的。南方周末这个“年度致敬”，没有奖金、奖品和奖状、奖杯，不该算个奖，我却当作一个分量很重的大奖。
一个朋友提议，这个“获奖感言”就别议论了，来点描述。他启发我说，小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件什么事儿，让你觉得讲道理很重要？这个启发很管用，我立马就想到，我从小就不讲道理，因为自己姓张，就硬说张飞打得过李自成，和一个李姓小伙伴动嘴又动手，扭打到河沟里。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感性的甚至耽于幻想的人。早年的朋友更知道，我从小就立志干描述性的文字工作，也就是写小说。我的第一篇见刊小说，差点就被一位文学前辈推荐发表在《收获》上，后来落草于《青年作家》1991年第5期。与此同时，我干上了新闻。我跟那时的文学青年一样，心里真是看不上新闻，还把报纸上的评论和副刊文字都贬称为“报屁股文章”。干新闻不过是一个为稻粱谋的临时工作打算，就像海明威那样。那时候我最羡慕的，就是海明威《流动的圣宴》里描述的生活：一个靠记者收入养家糊口的文学青年，走过塞纳河边的小街，找到一个熟悉的咖啡馆，坐下来雕章琢句；直到黄昏时分，再慢慢走回去，爬上楼顶的廉价租所，在金色的夕阳中，和心爱的妻子做爱。
从文字审美上说，新闻就是一个大垃圾场，你每天的工作就是翻检垃圾，找出一些有用的东西来，分门别类处理。那些年，我白天上班看新闻，晚上回家读小说和诗歌，就像是睡觉前洗个澡。
不幸的是，我的新闻生涯并不像海明威那样浪漫。这垃圾场的活可不轻松，不光是臭哄哄的，还紧张而又危险，前有阻击后有追兵——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媒体刚刚向市场化抬了抬腿，面临着向普通民众讲真话的巨大诱惑，我有点动心了。当时热爱文学的人太多，愿意做新闻的人太少，我一开始就被领导重用，成为掏粪工的先进代表。后来因为老是被批评，不胜其烦，更因为眼看着文学梦日渐其远，几度辞职，都被领导以三顾茅庐般的伎俩给留下了。
不能怪领导，是自己上当受骗。媒体和现实的较量让我兴奋，那些及时性的回馈也给了我虚荣，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尤其是在南方周末工作的那几年，我开始觉得干新闻也可以作为一辈子的职业。以至于后来有人不让我干了，早年的朋友趁机鼓动说，你在这行干到这份儿上已经足够，赶快回家写小说吧，我还是没有醒悟；不仅没有悬崖勒马，还变本加厉地，白天继续看新闻，晚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多地用来写时评。所看的书，也逐渐由小说、诗歌转向了理论。
遇到早年的朋友，我总是有些愧疚，深知这些“报屁股文章”实在无法对当年的理想作出交代。也许我真的在垃圾场中陷得太深了，但是我还是想辩解道：对我来说，时评与其说是一种写作，不如说是一种行动。如果说写小说是在书斋里码字，在名山大川中立碑，那么写时评就是在大街上呼号，在广场上呐喊。时评作为一种写作，远远不能和文学媲美，但是作为一种行动，我相信它的价值。另一方面，我也越来越怀疑所谓“纯文学”了。我的同事凌越前不久撰文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纯文学”生产基地，而世界优秀作家中，绝大多数都有鲜明而勇敢的政治立场和社会主张，我深以为然。
我是一个在心理上略有些行动障碍的人，生活小事上总是拖拖拉拉，而且对真正的大街和广场充满恐惧。因此，能够通过时评来坚持一种行动，让我感到十分安慰。我感谢所有为我提供机会的媒体和编辑，我相信我们共同完成的行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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