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时期滥铸铜元私铸盛行

光绪时期滥铸铜元私铸盛行

转载

铜元

铸铜

私钱

清政府

梁启超

直隶

杂谈

三、光绪时期滥铸铜元，私铸盛行，

搞乱了财政金融，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光绪时期，私铸变本加厉。京城宝源、宝泉局都有夹带私铸情弊,江苏甚至对宝苏局有“官炉私钱”之谣。“此种之钱谓之大钱不能，并不敢指为小钱也”[1]。私铸的规模也有所扩大。北京“城外数十里内村庄庙宇，多有私铸处所，党与甚众。该管衙门惮于力不能制，因而置之不问”[2]。“直隶一带地方私铸钱文匪徒，或在河内船中，或在山隅，或在幽僻村庄，胆敢藏匿火器兵刃，以防查拿拒捕之用”[3]。私铸小钱的使用也日益公开化，“奸民以钱荒争私铸小钱，一串掺十数两，公然列肆贩卖，各市掺用，渐及一半”[4]。“京城市面，行用私钱”，“从前不过于官铸大钱之中，掺用十之三四，今则几于不见官板”[5]。直隶“光绪中复有鹅眼小钱与黄色钱次第出现，期间稍长，而每串内甚有掺入七百且八百者，币制之坏达于极点”[6]。直隶如此，他省亦概莫能外，“各省每百文小钱有多至七八十文者，且汕头、潮州各处有全用小钱，天津、上海既用短陌钱，尚不免掺和小钱，福建全省则自二三十文至七八十文不等”[7]。甚至户部发放月饷也开支私钱，“部放官钱先日盘出者，悉为蠹吏以街市之所谓原串私钱抵换，当发放时，原串私钱库外堆积，领饷者车载手持，皆路人所共见”[8]。京师如此，各省也照例仿行，“采买之铜多由私销，发放之钱半系私铸”[9]。

清政府也曾采用查禁私钱和收化小钱的方法来遏止私铸，然而都不见效，反而给商民造成很大的困扰和损失。“每次查禁私钱，银价顿落，曾不数月，私钱复出，而已落之银价不复增高，既昂之物价不能平减”[10]。庚子而后，“原串砂板钱盛行于市，每银一两即在十五六吊之数”，“幸蒙公家设局收之，原为体恤商艰起见。虽然非有七八十串之砂板钱换不回京平一两，如此亏累，向谁诉之？”[11]在禁用小钱时，“细民觅食不得，号泣满路，饼市、菜佣相率闭门，至有求死者，以昨日市易所得皆常用钱也”[12]。“前此小钱二文可抵大钱一文，今则无人收用，小民至有以小钱一千而不能得杂粮一斤者，肩挑负贩之流，铢积寸累之小钱均归无用，生计将绝[13]”。在这场封建统治者和私人冒险家竞相掠夺中，遭受最大损失的还是广大劳动人民。

“私铸私销之弊，虽督之以严刑不能止”，而各省官局又因赔累不堪而纷纷停铸，结果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最广泛的钱荒，至光绪中期达到极点。“各省停铸制钱以来，市民铜钱日见其少，加以私销不绝，钱价因之日昂”[14]，其中以北京、福建、湖北和广东为最。北京“市景之坏，坏于私铸日多，官钱日少，钱价贱则货价贵，小民工值不能递增，生计因而日蹙”[15]。福建“近来铜价奇昂，每斤合钱五六百文，而制钱一缗重六斤四两，毁钱为铜，即获数倍之利，防不胜防，以致制钱愈绌，私铸愈多”[16]。“湖北各府州县城乡市镇，不唯制钱短缺，即粗劣薄小现钱亦甚不多，唯以一纸空虚纸条互相搪抵，民间深以为苦”[17]。广东则“钱荒尤甚，银价日短，物价骤增，小民生计因之愈困”[18]。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为了摆脱困境，开始停铸制钱，滥铸铜元。

铸造铜元之初，清政府以为“铜元之铸，必须机器，非若私铸砂钱之易。私铸人犯率多以大砖垒叠为炉，以砂罐熔铜，一闻查拿，立时可以灭迹，事无佐证，官法亦穷，彼更肆行无忌。若铜元之机器，成本既重，作伪亦难”，“模板分明，花纹精致，私铸私毁不禁自绝”，“可杜私铸私销之弊”[19]。然而，事与愿违，随着清政府滥铸铜元，私铸再次应运而起。首先，由于铸局过多，所铸成份和式样殊难一致。如广东省铸造铜元用“紫铜九五，白铅四，点锡一”，而奉天省用“紫铜七成，白铅三成”。式样上则各省铜元龙纹形态不一，字数多少不等，更“因各省主持币政者，意在图利，于是其实质、面积、重量在在较前递减，即币面花纹，后铸者亦不及前者之精工”[20]。铸造铜元之初（1903），清政府“拟令各省均铸造红铜元，以昭划一”[21]，但有些省份并不遵办。如江苏省、四川省先后于光绪三十一、三十二年开铸黄铜元，四川省黄铜元竟铸至两亿枚之多[22]，这种情况无异于为私铸大开方便之门。其次，铸造铜元，旨在解脱财政危机，并无规划币制远谋，因而采取了开门揖盗，引狼入室的作法，“每用日本铸成铜板，以图省工，铜板之值仅六七文，而加铸变为十文”[23]，“一经印花，便可行使”[24]，满心一本万利，结果上了大当。此后，日本人“大收中国制钱，毁成铜块，到华销售”，并且制成手摇私铸机器向中国贩运，甚至公然在租界大张旗鼓地进行私铸，“天津、上海租界公然日运铜板到埠，开炉铸成铜元，市价每两换百三十枚者，彼则百五十枚卖与华人。欲用何省字样，登时有钱模印之”[25]。“至于市井奸恶，嗜利之徒，采购铜铅，窃仿官治，其尤桀黠者，阴结洋商，隐屏铸作，往往轮船、火车源源载运，动致千数百万。关津吏役不敢查诘，于是货物行情不复能自主，而动息皆为外人所制”[26]。至此，私铸已不再是贫民求生的手段，也不再是豪强致富的奇策，它已经成为列强经济侵略的组成部分。对此，清政府无可奈何，束手无策，深恐“一有不慎，动成交涉”，只有出于咨照外国公使之一途，其效果不问可知。当时，身居山东巡抚的袁树勋描述私铸的形势说：“官骫法则奏参查抄矣，民触法则籍没监禁矣，然私铸仍踵顶相望，有自外洋运到铜坯者，有用手摇机器轧成者”[27]。北洋大臣杨士骧也哀叹说：“手摇机器，江海可通之地几于无地无之”，私铸铜元“模式相同，万难辨认”[28]。至此，在列强的参与下，私铸已成燎原之势。

对于清末滥铸铜元的总数，历来说法不一，清政府也没有确数，只是在宣统二年（1910）四月，由度支部报了一笔糊涂账，“铸数值银约在一百兆以上”[29]。其时，据度支部的调查，银元每元合铜元135枚，即按一百兆两计，则所铸铜元约合187.5亿枚，此数虽比梁启超所估140亿枚为高，然尚不止此，因此数尚不包括宣统三年（1911）所铸数。据民国2年（1913）12月财政部泉币司的调查，大小铜元铸行之数已达290亿枚[30]，清末所铸以当十铜元为主，所以清末铜元铸造额至少应有200亿枚之多。那么，清政府究竟利用货币的名义含量与实际含量相分离，从人民身上榨取了多少财富呢？据申报估计，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时，铸造铜元的利润与成本之比为59.65%[31]，与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七月苏抚、江督所奏江苏省铜元局与江宁银元局铸造铜元的利润和成本之比相接近[32]。据《东方杂志》的估计，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铸造铜元的利润与成本之比为34.07[33]。而梁启超于宣统二年（1910）的估计为25.19%[34]，却少于以上诸估计，这是因为“铜元日多，价值日跌，余利亦日薄”[35]的缘故，即折中以34.07%计，据同期《东方杂志》估计：“每日如铸百万，每年（大小月歇工）除净三百二十日，共三万万二千万个，可得余利漕平银七十七千九百二十两（就令银价再贵，亦必有七十万两之外）”。那么，200亿枚铜元的余利竟达漕平银4357万两之多。清政府以滥铸作为裕国鸿猷，中外冒险家们也在私铸中大发横财。据度支部通盘核估，“计从前铸出之铜元，其买铜之费已抵银一万万两；如照放出之铜元，核其价值，非有两万万两之资本银不能收回。若并各省官民之私铸，与外洋私铸成后之阑入，即以最少之数约定，亦应加一倍”[36]。就是说，中外冒险家们和清政府一起“从同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而且，因为私铸成本更低，私铸者们所拿到的那一份似乎更大一点儿。清政府掠夺了4000万两，私铸者们（其中主要是日本人）所攫取的应在5000万两以上。

清政府饮鸩止渴，滥铸铜元，把私铸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也把财政金融推到崩溃的边缘，“市面摇动，物价涌腾，而官民为之俱困，部臣察其利害，各省始有停铸之议。然官局虽停，私铸日蕃，银值飞涨，朝夕异市。一二巨贾怵于币制之不定，既益居其物以待时，而细民展手足之勤仰几利而食者，亦坐困而无以为生”[37]。清政府封建统治覆灭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