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之死：说完“能不能把学生当人看”就倒下_2

回忆傅斯年

我的老师们都是聪明人，但是傅斯年先生比所有的聪明人还要高一截。他能作研究，能讲演，能办行政，能跟人来往处理各种事件，真是全才。他办行政，权术也会玩一点，不是那么单纯的人。可惜天不假年，未尽其才。

我在重庆就知道傅斯年是攻下宋子文、孔祥熙的人。一般学者很少像他这样，蔡元培先生是大菩萨，胡适先生是场面上的人物，傅先生却是组织健将，才能结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为一体。

傅斯年主持台大，没有明确提出教学思想，但是透过他的方针我们看得出，是在办另外一个北京大学，尽他的力量抵抗政府力量的进入。可是当时国民党的力量控制很强，所以他抵抗得很辛苦。

我在台大外文系读了一年后转到历史系，其中一个原因是听了傅斯年的意见。我进台大两三个礼拜，傅斯年就见了我，因为他觉得我的考卷不错。看历史考卷的老师推荐给他，看中文考卷的老师也推荐给他，他就印象很深了。有一次我参加全校作文比赛，得了第一名，他单独找了我一次。另外，他经常巡视学校各处，有时候在校园碰见，他到我们宿舍看我们吃什么饭，叹口气。他和司机在门口下棋，我们围着看。

傅斯年矮矮胖胖，他胖并不是因为吃得好，当时他太穷了，难得吃到一片肉，他的体型，天生如此。他的夫人俞大彩，是俞家的八小姐，俞大纲、俞大维的妹妹。他们先辈俞明震是清朝的清流，跟林则徐和湘军都多少有关系。这一个圈子，门生故吏，亲戚朋友，拉得很大，对清末和民国的文化学术有极大影响力。傅师母脾气不小，她教过我们半年英文，学生很辛苦。

傅先生脾气不好，但是爱才，对有才的教授非常器重。傅先生跟陈寅恪先生交情非常好，在德国留学是朋友，寅恪先生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归队，在香港跑来跑去，他说钱不够了，问傅先生要，得遂所愿。但是傅先生对庸才非常不在乎，脾气跋扈，不怕褒贬。

太可惜了，傅斯年去世那么早。当时医药不好，他在台湾的省议会里昏倒，现代医疗条件是救得活的。1950年，他被质讯，因为台大的经费是台湾省的，一个议员非常不讲理，问他：“你要这么多经费干什么？”他说：“我要盖房子给学生住。”又问他：“为什么一个房间里只能住六个人？为什么课堂不能白天晚上分两班教？”傅先生回答：“你们能不能把学生当人看？”说完，就倒下了。

留学芝加哥：民权运动

从台湾去美国，我坐了五十六天海船。坐的是货船，一般人受不了，我甘之若饴，很喜欢和船员一起过日子。那时天气很热，要从太平洋过赤道，到夏威夷，再到巴拿马，穿过运河到美国。在船上，我看小说，晒太阳，黄昏的时候看海景。我穿条短裤，过得很舒服，很快乐。

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此时正是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我住在芝加哥神学院里，这是自由学派的神学院，非常有挑战性的环境，里边就有一批年轻牧师，组织了当地附近教堂的年轻人，从事民权活动，我住在宿舍里就卷进去了。我自己开一个小电车，和人家一起去火车站接南方黑人，告诉黑人他的权利在哪里。选举的时候，我跟当地的学生一起去监督投票的情况，到黑人社区解释他们的权利。我们还坐着人权列车一起深入南方不毛之地，我是华人，他们很多是黑人，我们到那儿去打破黑白界限。

我不是很现实的人，我也觉得美国的民族歧视，有悖公平。黑人的日子并不好过，我是亲眼目睹他们的日子怎么过法。

我也亲眼目睹民主的假象。那时戴莱做芝加哥市市长，是民主党人。美国的警察，爱尔兰人居多，美国的政客，也是爱尔兰人居多，满街都是他的人。他控制选票，伪造一批公民名单，所有的警察、公务管理员、卫生队队长，都可以帮他做。没有名字的公民就去抄名字，当地的警察、公务管理员、卫生队队长，跟当地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的老太太、老先生交情好得很，整天在街上打转，接老太太去投票。以前的投票机是手拉的，一拉，咔一声，张三，李四，就记下来了，像赌钱吃角子老虎机一样的，戴莱的人马，赚了许多票。这就是民主！我在美国看见最底层的生活，看见最丑恶的现象。

我在芝加哥读了五年美国社会，不是全在书上读的。我和神学院的朋友们来往，我的日子过得非常丰富：念书，搞民权，在神学院宿舍里聊天。我过得兴高采烈，真是幸福！这是其他学校的留学生不大能碰到的。

匹兹堡往事：王小波

匹兹堡大学的学生中，我跟王小波是缘分，我还是很想念他，他是个有血性的人，诚实、热情，而且相当聪明。每个星期三我跟他谈一个下午，东拉西扯，什么都谈。反正他提问题我就回答，我不是给他答案，是教他怎么思考。

他坐无坐相，站无站相，我说他是“惫懒相”，站着歪歪倒倒，坐在那里，他的脚翘在桌子上，我的脚也翘在桌子上。

他对世界上许多事物并不清楚，譬如：自由主义、人权、解放与放任之间差别在哪里？资本主义会不会衰败？共产主义跟社会主义究竟差别在哪里？反正他进来问问题，我都跟他讨论，我提出三五个不同的方向：你可以这么想，可以那么想，你自己找你的路去。

我让小波理清楚头绪了，他用讽刺、嬉笑怒骂的笔调写严肃的问题。对问题本身的思考方式，我帮了他忙。

我也跟他说，你的文字写得太松、太浪费，要练字练句，他听我的话。他起初不服气，我就把他的文章改给他看，说这些都是浪费的，一句就够了。他服贴了。文章要干干净净。他的文章中不少以下乡当知青的经历为背景，这是最后一个伤痕文学。伤痕文学很多，但是留下来的很少，他的留下来了。

后来，王小波有篇文章，我看不错，就推荐到《联合报》，得了奖。第三年，他得了《联合报》中篇小说奖，两个奖加起来当时是台币二十几万，在大陆是四五万人民币，颇能派上用场，他就不用工作了。这对他后来的写作很有帮助，他是较早用电脑写文章的人。

王小波是跟着李银河去匹兹堡大学陪读的，他在中文系选课，那里的课都是教洋娃娃说“你好吗？”“火车站在哪里？”之类，对他没用。他来找我，我建议他，不必随班上课，不如找我聊天好了，注册为“个别指导”。

他身体有缺陷，心脏先天性硬化，就走了。现在他的书有很多人读，银河现在也很有名。她当时读的是社会学，杨庆堃先生和我是指导委员。她有选我的课。她那时已经注意到性别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当时一起从大陆去的学生有十来位，就她一个人读出来了。

《许倬云谈话录》

许倬云口述 李怀宇撰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