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亚娟：“伍子胥”会随中国民主归来吗？

袁亚娟：“伍子胥”会随中国民主归来吗？

　　民族主义与民主自由的交锋，常常成为当今中国国家发展走向的一个重要议点。说到底，这两个主义都作用于人、更为确切地说主要是针对中国人及推而广之的世界华人。两大主义于今辩来辩去的重要分岐就是：民族主义者的爱国热诚要求中国永远大一统甚至更大点，民主主义者则要求中国全面民主化、公民化、达成国人个人的全面权益和幸福。这两大诉求要在全球化的未来中国得到相对的满足有没有可能呢？有可能，但这种高度的政治手法与全局统驭力足可让未来的任何一位执政者临江慨叹：“治国之难难于上青天。”为政不是搞浪漫主义的诗词歌赋，不是以偏概全的任意蹩脚明清小说式注释，从政如果还有点为民作主的良心的话就应该自觉将政治过程演怿为历史的正剧而非戏说，因为全民的幸福不是儿戏，一戏说就会有流血、悲剧并导至无辜者失去性命。

　　一

　　以前，看到李白让高力士脱靴磨墨的故事也曾很为中国文人和知识份子感到过高兴。而且，让数千年来所有中国知识层最高兴的经典故事就是：羽扇冠巾的大才子诸葛亮在草芦等着刘备三顾茅芦上门“提亲”。以上两个故事如果单单作为故事来说的确浪漫超凡、儒雅宛约，其情绪的满足与感性的魅力大得足以穿越时空、传唱千年。然而，平静下来想一想：这合理吗？

　　无论是古是今，诗人与帝国对立。文人与历代政府不是在野的“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关系就是在朝的御用关系。那么，李白由一个民间才子进至朝堂后当然就会被定义为一个或半个御用文人除了求取衣食外肯定有染指政治的抱负，作为对帝国对立的诗人———李白叫高力士脱靴磨墨可以视为浪漫佳话，不过，从学而优则仕或文而优则仕的中国传统政治入仕角度来看，李白如仅凭诗而优或文而优则入仕并要求唐玄宗封他当宰相的话，那就有些荒诞和喜剧了。试想，如果身为一国之君的唐玄宗真能如千古文人之愿将持文才而傲物的李太白封成重臣大官的话，所有旁观者都会不约而同地套用一句戏言：这个圣上莫不是得了失心疯不成？

　　从古至今，中国不泛贾谊、范仲庵、欧阳修、王阳明、曾国藩等这类全攻全守型才子，然而，杰出文人兼杰出政治家的几率究竟有多高呢？文人之成功靠的是天份和炒作，政治家的成功靠的是阴谋、幸运、从政本事与长期的历练。文人讲求的最高境界是儒家提倡的“君子不器”，从政者讲究的则是政治技巧的炉火纯青即高度的“匠器化”。从这种分岐上看，文人作为御用者成功的几率又远远高于全才文人从政成功的几率。所以，中国文人从来就有热心功名政治的热情、从来就想通过介入上层建筑从而最终登堂入室加入政府做大官求实权，这是隋唐兴起科举以来给知识份子形成的一种“读书只为挤独木桥”思维定式。文人科考做官如果放在两千年封建中央集权不精确统治、一个县官啥事通管的粗放政治模式面前，尚有文人从政的实习和成长空间，这也是因为不精确且以道德为准绳的封建政治刚好与文人的“百无一用是书生”相配，所以从御用文人上升成政治家还是有可能的。但是，这必须有亲身从政的历练程序。像李太白那样靠诗才和懂点外语就要处于政治顶尖的唐玄宗对之刮目相看并假以大官，这实在是对政治及下辖百姓不负责任的一种戏说。

　　时至今日，科举被废已近百年，底层民主与贵族政治并存，全球化之后中国与世界接轨并加入世贸，民生民主与国家民族的综合改进述求面临前无古人的复杂困境，中国当代及未来的政治家但凡在求取自己及小集团权益上还有一些为国为民为子孙后代负责的良心者，都会选择宁可自己多吃苦多钻研，尽力避开内乱分裂的有序政治及国家太平发展之路。要做到上述要求，就要求为政者在技艺上要高度的“匠器化”，即除了常规官位层面的日常事务外，文史经地军等现代“六艺”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这种通才化要求也是中国现代政治要引领国人处于不败之地所必须的，也是今后政治家必须要追求的境界。那么，即便是无所不知的诸葛亮，如果先前并没有常规官位层面的事务和技术历练、一出山就要当现代中国的总理部长，只怕也会把老百姓的事务搅黄。何况只有文才诗才的各类李太白们呢？

　　所以，文人当政及读书人以天下事务为己任的惯性虽有千年的传统，然而在务实上，学者文人纸上谈兵的机会多而实战的机会少，再加之现在有不少文人连当代的经济军事诸基本常识都缺乏，对内“鸡蛋里面挑骨头”时流于肤浅并没有建设性意见，对外单向度看世界达到善良得天真可笑的程度。光破不立，任何愤青都有这个本事和发泄需求，但这些有用吗？

　　出于爱国和自己的爱好，当代文人即各类在野精英有自己的政治述求这本身并没有错，这也是个人人权的最高述求应当保障，但是，要让国人放心就必须拿出自己的独到主张及最出色的“六艺”。

　　二

　　“一轮明月照窗前，伍员心中好悲凉-------”以前，我最喜欢听的京剧男腔就是描述伍子胥逃亡吴国的《南昭关》，每当听到这句苍桑无比的老生唱词，很多闻者周身都会被某种无法言说的乡愁及凄风苦雨所笼罩。可以说，在述说个人失意与家仇国恨的情绪方面，这个戏的表达已经相当地经典。但是，伍员却是《东周列国志》中最让我不齿的人物。

　　因政治迫害和性命之忧流亡他乡的例子从古至今、古今中外多不胜举，甚至古代民主制国家的希腊诸国和古罗马都有多数人投票的“瓦片放逐制”。不过，带他国之兵血洗祖国者少之又少，我们的伍子胥以其日夜鞭尸的“百发魔男”的狂劲而雄冠古今。有什么样的仇恨可以让人五百年五百年地恨下去？一个人不得以逃往他乡这本是值得同情的事，这其中既有社会的不公正也有各种个人的原因，如果在他乡可以好好地活下去并为家乡与自己同样遭遇不幸者想到少受苦的好办法并以和平和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广造福于家乡，这是最好不过的仁人志士所为。但是，像伍子胥这样有奶便是娘、只为个人恩怨就带兵回来血洗故土的行为比汉奸更可耻。

　　现在，有人痛骂朱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主张全球化之后任何个人都可以在全世界落地生根。这些具现代眼光的现实需要作为个体本身没有问题。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现今的世界仍然还是以国家民族作为圈居的群落。国家和民族以及其背后的文化积垫构成每一个人种的母树，没有母树或母树不威风别人就可能不让你这片落叶生根。

　　很多人认为民主是泊来之物，正若马列也是泊来之物一样，都是自西向东传入中国。中国几千年中央集权政治在保障国民“最低消费水准”方面有功有过，现在消费水准在全球普遍提高了，拿一些洋主义跟中国搞中西合璧以助进中国人的个人和全民消费肯定是有益的。所以，无论是民生民主的角度还是民族国家的角度，现代人还在提倡一层不变的中央集权或者僵化的“全盘西式民主”的论点是不太明智的，原因很简单，环境变化了，时代变迁了，消费提高了。简单地提出复兴儒教或简单地照搬西式分权民主都会与现实的中国脱节，所以，中国民主与民族发展的方法是世界上现今最大的政治难题。其思考与实践的过程也肯定是漫长的，要在其间避免走弯路，主要是防止国内外民主精英的“伍子胥”式偏激思维。民主是国家对内的仁慈和宽容，民族主义是对外的防范与对自身人种的保护。西方人的民主也没有幸福普及至花花草草，所以，如果有人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像伍子胥那样带兵前来扫荡故国以重建任何民主新秩序，那将比专制还可怕。没有尊严、低人一等，何来民主与幸福？为专制为民主为任何一种理由杀人或荼毒父老兄弟，都是无道义的行为。人有节国有格，哪怕是各个时代的流亡者，也得有最基本的民族气节，就是这点气节让很多人宁死不作伍子胥，有人选择平静地在异国他乡平静而甘于寂寞地过一辈子；有人选择在他乡推广自己的优秀文化并最终将之转变为本民族的“海外飞地”——以和平的方式报效国家为国家开疆避地。

　　总之，一个民族最优秀的地方是同时看到自己的所长所短，既本份仁慈又有防人之心。

　　要防止伍子胥在中国民主化过程中卷土重来，就必须警惕各种有奶便是娘的借理想之名行名利之实、故意无限调低为人底线的口号及行为。中国人活得太累了，再也经不起伍子胥屠国和申包胥复国的折腾。民主的审慎与民族的蓝图，再难的坎也得去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