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中国会最终走向帝国主义

什么是帝国主义？现代有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在国内最民主的美国，反而是在当代国际上最有“帝国主义”色彩的、足可以与古罗马帝国霸权相比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帝国”）呢？为什么西方民主国家（所谓的“列强”），在国内实现了内部普遍的民主和民权后，依然会在全球推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呢？一个根本不存在皇帝和国王的现代民主国家，一个根本不是“帝国”的现代民主国家，为什么反而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国家，甚至其霸权和影响比一些老大帝国显得还要“帝国”呢？
在19世纪初期，英国的一个老派殖民主义者曾经为“帝国主义”给出了一个有意无意地含糊其辞、却肯定是意味深长的经典定义：“帝国主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不遗余力地推进帝国的利益。”在这里，帝国主义的定义根本不涉及帝制政体和民主政体等政治概念，而是和国家“利益”直接相关，直接和国家的全球利益相关。这蕴涵着一个现代寓言般的譬喻：只要一个国家——无论是现代民主国家还是帝制专制国家——在对外政策上推行全面维护其“全球利益”的扩张性国策，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作为概念的反面论证，一个有着土皇帝的非洲小王国，是没有资格称为帝国的，因为无论从文化、经济、军事还是在政治上，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不遗余力地推进帝国利益”的国家，在全球实在是屈指可数。美国是一个“帝国”吗？从这个定义出发，它是的。实行 “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一个“帝国”吗？很多评论家也许还会记得80年代里根总统针对苏联这个“邪恶帝国”的著名指控。
我们再来看看“中华”。在古中国，“中华”不是一个地理概念，也不是民族概念，也根本不是“国家”概念，而是一个文化和文明概念。古代的中国人眼中还没有现代主权国家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思想，而是一个笼统的“天下”。在天空以下，“普天之下，率土之滨”，整个世界只以华夏文明的概念来划分，凡是认同、接受和融合华夏文明的地方，就是“中华”；没有接受华夏文明恩泽的地方，包括匈奴和西域，就是“化外 ”之地，意思是华夏文明的教化之外的地方，全部被划定为“夷”。这种“华夷”思想体系，对下世代的中国以及深受华夏文明影响的朝鲜和日本可谓影响深远。朝鲜在明朝被满清灭国后梦想继承中华正统，以“小中华”自居；而日本早在奈良时代藤原广嗣在 740年（大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上表日主：“北狄虾夷，西戎隼俗，狼性易乱，野心难驯。往古已来，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干脆直接自称“中国”；直至 17世纪中叶，日本国学派先驱山鹿素行认为称中国为(中)“华”，日本为(东)“夷”是颠倒主客。他说：“夫中国(指日本)之水土卓尔于万邦，而人物精秀于八理，故神明之洋洋，圣治之绵绵。”，中国在政治德行方面，反多不及，故应尊崇日本的国体为“中华”。以后水户学派发挥了这一思想。（山鹿素行所著《中朝事实》载：“人有华夷， ……四夷不远千里之险，万倾之渺，归仰投化，……中华之文明，圣王之治教，天以授之，人以与之，实过化之极功也。”山鹿说的“华”、“中华”、“中朝”等等，都指日本。《中朝事实》是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的理论基础， 据说日主裕仁特别着迷。明治维新开始，天皇仍下诏书令国史局总裁：“其速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纲常”。明治天皇所谓“华”，显然不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的中国，而是日本自己。）同样的“自视中华”情况，也层出不穷地出现在深受华夏文明影响的越南历史上。
那么，华夏文明的特点是什么？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百家争鸣，兼收并蓄”。华夏文明本身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它的恢弘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可以说，华夏文明本身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和封闭保守的封建专制格格不入的。事实上华夏文明最灿烂的时候，正正是周天子中央皇权衰落、各路诸侯各自称霸的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诸子“百家争鸣”，一时间星光灿烂。等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也是皇权专制实施严酷的思想钳制而导致百花凋零的时候。在历史上，华夏文明另一个最灿烂的历史时期，就是极具开放性的大唐皇朝，由于大唐王室本身就是“胡人”，也就是已经深深融入华夏文明的拓跋氏后裔，所以华夏文明大量吸收和兼并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化文明，形成独具一格的、泱泱大气的盛唐文化，华夏文明迎来了全盛时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代华夏文明的相对衰弱，无疑和专制统治的封闭和保守（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明朝的“片板不得下海”锁国政策，再到满清以“大逆不道”罪名绞杀了民族自我更新的维新变法，再到最近40年前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民族浩劫）对华夏文明的无情侵蚀紧密相关。
无可否认，中华民族也是一个极具韧性的民族，一旦专制者放松奴役的绞索，中华民族就可以抓住一口气的机会来再生和发展自己的文明，1927年至1937年民族资本主义大发展的10年，到1979年改革开放后至今不足30年经济活力的空前迸发，到台湾香港等小龙在战后的经济奇迹，都显示中华民族的坚韧生命力。一个民主的中国，对这个民族和华夏文明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呢？当中华民族得到自己的自由，民族的全体公民得到民主和民权从而可以真正掌握自己命运时，华夏文明的空前大拓展对世界文明又意味着什么呢？日本真正成为所谓的“大日本帝国”，不是从有“神武天皇”的远古时侯开始，而正正是在近代成功实施了“西方式”君主立宪制度的“明治维新”之后，是在近代日本帝国推行称霸亚洲的国策之后开始。
如果中国成功实现现代意义上以“民权至上”和“分权制衡”为核心内容的民主政治，稳定地实现政治改革的“软着陆”，一个自由和民主的中国将会因为两个内在因素，以及有了自由和广泛的民意表达途径，从而走向谋求在“全球范围内不遗余力地推进帝国利益”的帝国主义。第一，华夏文明文化的正统“华夷”思想体系以及其“世界观”，是包容性和外拓型的，是以追求“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全球文明一体化为终极目标的，当华夏文明走向蔚蓝色的海洋，“全球范围内不遗余力地推进帝国利益”，使中华文明的恩泽和阳光普照“化外”之“夷”，就自然成为“新生代”的中国“帝国主义者 ”孜孜以求的国策和目标；第二，根据对民主国家的观察，国内民主的国家更加容易在对外政策上推行扩张性的帝国主义国策，可能是因为民族主义情绪有了足够的表达机制，也许是政治家们为了讨好选民或为了转移国内问题而主动将国策重点放在对外扩张上。另外，华夏文明将因为与现代民主意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最清晰不过的民权主义思想）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以及因为文明本身巨大的包容性和协调性，而必然追求在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中实现东西方文明的历史性大融合。华夏文明与现代民主在未来民主中国的相互促进和融合，也必然会使华夏文明彻底摆脱专制制度的压迫、钳制和侵蚀，并使压抑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绪获得合法的表达和进一步的激发。
如果美国人以为一个实现了现代民主的中国就会自然成为听话的小伙伴，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很显然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和特点，忽视了中国人无与伦比且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结，忽视了中国人混杂着优越感、强烈的自尊心、和因近代落后久被羞辱而产生的复杂的仇恨情绪，更加忽视了中国人深深埋藏心底里的、千年不灭的帝国之梦。某些人在高呼“中国永远不称霸”时，一定不知道，此时此刻，在中国究竟有多少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如同古代的“国士”）正在无数次地梦返盛唐——那个称霸四海的泱泱超级帝国，那剽悍无比的拓拔王朝武士，和那如同决堤般席卷着入梦而来的铁马冰河。
一个民主的中国首先会谋求什么？是了，是统一！视野焕然一新的新生代们首先会把目光放在国家的内部统一上，如果那时还没有实现统一的话。最后，我们可以再大胆一点，去猜度那未来的帝国可能出现的扩张国策之争。一般而言，可以估计国策的争执焦点，将集中在“东进”与“北进”之争。
“东进”：统一台湾后，中国具备新视野而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者们会发觉，钓鱼岛和琉球国的归属问题在任何时候总是引起国民的巨大兴趣，也许是这些海岛的地理位置对于国家的整个太平洋战略太重要了，也许是因为对日本的仇恨。东进的路线可能是以台湾列岛作为基地，进一步收复琉球，兼并日本，并与美国在太平洋决一雌雄，或联手共进共创文明。在20世纪初期，孙中山曾经提出“中日合并”，那时还没有发生“南京大屠杀”，中日的仇恨远远没有现在这样深，“中日合并”从而实现同种文明在东亚的统一，在那时是中华革命党认真考虑的选择，但发生了无数灭绝人性的屠杀后，中日民族的仇恨已经并不是一两个世纪可以消解的事情。“东进”弱点是，很容易引起美日两国的猜忌而联手对付。
“南进”：这是一条日本人曾经走过的路线，大意是占领东南亚小国，夺取南洋的战略资源。其实这种战略很没有必要，得罪人多，得益最少，下下之策。而且根据中国的历史惯性，没有欺压弱小国家的侵略习惯。东南亚国家对民主的中国及其巨大市场寄予极大希望，“南进”则只会毁掉朋友。哪个决策者都不会蠢到这个地步。
“西进”：“藏独”分子和“疆独”分子难成气候。中东是个火药桶，中国在烧红的炭火里伸进手的必要性微乎其微。所以西进的可能性也不大。
“北进”：谋求“外蒙”与“内蒙”的统一，然后联合欧洲、美国、日本，分裂肢解北极熊，为中国打通向北冰洋的出海口，并首次踏足欧洲大陆，东接北美。这是最可行、用力最小而得利最大的战略，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邪恶的北极熊的世代威胁。欧洲对俄罗斯北极熊分裂东西欧洲向来恨得牙齿痒痒，整个西方世界都希望除掉北极熊的威胁，甚至曾经一度不惜为了“祸水东流”而纵容纳粹；“邪恶帝国”苏联对人类的滔滔罪恶，那几次甚至差点就毁掉全人类和整个人类文明的威胁，都让人对邪恶北极熊恨之入骨，世界如果没有北极熊无疑会更美好一点，除掉它无疑更是大快人心，替天行道。从战术上说，外蒙古议会宣布回归中国，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据说外蒙议会近年就曾经表决通过了要求合并的议案，不知为何中国政府没有接受，如是则实在可惜。
当然，“民主的中国会走向帝国主义”，只是一个假设。只是，有一天当中国真的实现民主和政治改革“软着陆”（衷心希望如此），并谋求“在全球范围内不遗余力地推进帝国的利益”的“帝国主义”国策时（看来难以避免），希望这对人类文明和理性智慧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