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高人：翦伯赞 吴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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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翦伯赞•吴晗
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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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4月14日,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其铜像同时揭幕，《翦伯赞全集》也正式出版发行。今年，也是他被迫害致死的40周年。
翦伯赞（1898-1968）, 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学生时代参加“五四”运动，后留学美国。1926年学成归国，参加北伐战争，并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40年起，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在重庆、上海等地从事统一战线和理论宣传工作。解放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北大副校长。
1945年，他在重庆得见心中伟人暨同乡毛泽东，其后，或因公或因私，与毛见面颇多。
他在史学上著述颇丰，建树甚大，尤其值得称道的是，1961年，“左”倾当道，他针对当时历史研究中片面强调阶级观点等问题，先后发表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提出要重视历史主义的正确意见。
文革开始后，在被陈伯达、康生诬为“池浅王八多”的北京大学，他同其他500多名“反动学术权威”一样，过了两年被批斗的日子。其中的“罪状”之一是为吴晗鸣冤叫屈——因为他说过，“为什么要对吴晗同志那么粗暴？乱打棍子，乱扣帽子，这样搞，以后没有人敢写历史剧了！”“吴晗是我的老朋友，解放前他反蒋，他拥护党，拥护毛主席，连他都要整，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1968年，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幽默说，“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见陈微主编的《毛泽东与文化界名流》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发出了“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的指示，而且特别提到“对北大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
但在两个月后的12月20日，军宣队指定与翦伯赞夫妇“同吃同住”的看管人员，早上7点多叫两位老人起床吃早点，无声；敲门，无应；破门而入，只见这位70岁的学者，还有他的老伴，身着新衣新鞋，平静地躺在床上，全身已经冰凉。
他们是吃了大量的安眠药片而死的。据看管人员回忆，从十几天前开始，翦就说睡眠不好，每天都向他要些安眠药，但他忽略了监视翦服下。看管人员还说，19日夜里12点多，他听到两老人起床的声响，他正要起身，就听翦说；“天气冷，就不麻烦您了，我们自己煮点牛奶喝。”
从这些言谈话语里，我们可以断定他们夫妇俩早在十几天前就商定了一死了之。我们永远无从知道两位老人当时是怎样想的并且说了些什么——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知道这些了。我们可以想见的是，当时他们是多么的无奈、无助与绝望，他们作出这个选择是下了怎样痛苦的决心！他们的死太漫长，太沉痛了，在看管人员的监视下，他们连自杀的自由都没有，安眠药片还要靠十几天的积攒！在这十几天中，看着那些日见增多的致命药片，想到最后时刻的步步临近，面对即将离开的这个世界和亲人，这是多么残酷的精神折磨！但两位老人竟然如此平静，这又是多么的坚毅！
后来，人们从翦所穿中山装的衣兜中找到两张纸条：一条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条是祝他的湖南同乡，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原来，是“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副组长多次找上门来，硬说翦是刘叛变革命的“知情人”，逼迫他证明，“就没有你的事了”，否则，“死路一条，我不会放过你！”
翦伯赞以死抗争，守住了做人的底线，拒绝诬陷刘少奇是叛徒，也拂了毛泽东把他作为“给出路政策典型”的美意，但他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他的老伴为他而殉情，更是令人钦敬（见陈洋明编的《当年事》，文化艺术出版事业出版）。
与翦伯赞一样，明史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09-1969），也是被迫害而死的——他是死在狱中，时间是1969年10月11日，比翦伯赞晚了一年；其病妻袁震饱受折磨先他而去，更可怜的是养女吴小彦因神经错乱在距粉碎“四人帮”仅有13天的时候自杀身亡，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三人死于非命，养子吴彰幸免于难。
还与翦伯赞一样的是，吴晗也是个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进步知识分子。
解放前，他作为民盟北平的负责人之一，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一方面同国民党政府作斗争，一方面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例如，他参与策划和组织了高校教师拒绝购买美国平价面粉的运动，朱自清就是在吴晗拿来的声明上签名后两个月贫病交加而死的——受到毛泽东的誉赞：“一身重病，宁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吴和毛泽东也有个人交往。初次谋面是1948年在西柏坡，毛与他就其所写的《朱元璋》一书作过两次长谈，并在谈话后致信给他，说“两次晤谈，甚快。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同时希望他应在“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上下功夫——使他深感领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关怀和期望，故按照领袖的教诲，他对该书作了修改。
就在那时，他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1952年再次提出，但毛认为暂时留在党外于工作更为有利，因此到了1957年方如愿以偿。
他对毛泽东的钦佩和热爱是由衷的，他是个一心听党的话，一意跟党走的忠诚的共产党员。
在1957年召开的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这位年初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北京市分管文教工作的副市长，以“我愤怒，我控诉”的激情，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和储按平“一贯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有策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并点了许多全国知名学者教授的姓名。他揭发了民盟中央负责人的章罗1951年请他吃饭时对他的拉拢，但他两次都是“饭吃了”，却不为所动，而且“回来告诉了组织”，因此招致不满，动辄得咎，象受气的小媳妇。这件事说明他站稳了政治立场，早就同章罗划清了界限，并进行过斗争。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家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会后，胡乔木回到北京把情况告诉了吴晗。他很快写出了《海瑞骂皇帝》，刊登在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此时，距庐山会议还有两个多月。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后，9月2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他写的《论海瑞》，文中说：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什么海瑞。很显然，他针对的是彭德怀。
吴晗应当感到庆幸，同时也应当感到后怕，因为以庐山会议为界，《海瑞骂皇帝》写于彭德怀上万言书之前，《论海瑞》又紧跟毛泽东批判彭德怀之后，他与彭德怀完全脱离了干系。
按理说，吴晗应当见好就收，就此打住。因为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专家，应当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官场的诡谲，人心的叵测，政治风云的变幻和政治斗争的残酷。“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即使没有《海瑞罢官》，只拿《海瑞骂皇帝》唯他是问，硬说这是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向党进攻大造舆论，他就是跳进黄河能洗清么！再说，历史上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汉景帝杀晁错就是一个，吴晗应当清楚。
但不知怎的，或许是与他以明史权威自居，写海瑞“舍我其谁”不无关系，总之是他在京剧演员马连良的撺掇下，又于1961年底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该剧上演后，尽管毛泽东看过并且夸奖说写得不错、写得成功，而且该剧又是写在1962年大批“右倾翻案风”——1962年6月和8月，彭德怀两次上书毛泽东和党中央，要求重新审查他的历史和问题，被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定性为“翻案”——之前，但还是惹下了杀身之祸。
1965年11月11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吴晗不幸被作为了祭旗的牺牲。
翦伯赞与吴晗，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两人年龄相若，经历相仿，都是最著名学府的历史学家——一在北大，一在清华，都是被文革迫害致死，都令人痛心疾首。但翦伯赞死的干净，清白，无愧；而吴晗的死，让人在哀其不幸的同时，总感到有些缺憾——他在反右斗争中的表现至今还被人诟病，另外，他写的《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也给人以遵命文学的印象和媚上之嫌，显示出两人为人处世的不同。
古之君子，以“立言，立德，立行”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但都十分看重名节，故不淫不移不屈，不可夺志，独善其身，是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而今，对功成名就的专家学者教授这一社会的精英群体而言，坚持这一操守尤为重要，因为其言其行，都难逃后人或褒或贬或敬或讥的评判，翦吴之鉴不远，不可不慎。
谨撰此拙文，愿诸君勉之。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8-4-15 本站发布时间：2008-4-15
高人：翦伯赞•吴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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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4月14日,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其铜像同时揭幕，《翦伯赞全集》也正式出版发行。今年，也是他被迫害致死的40周年。
翦伯赞（1898-1968）, 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学生时代参加“五四”运动，后留学美国。1926年学成归国，参加北伐战争，并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40年起，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在重庆、上海等地从事统一战线和理论宣传工作。解放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北大副校长。
1945年，他在重庆得见心中伟人暨同乡毛泽东，其后，或因公或因私，与毛见面颇多。
他在史学上著述颇丰，建树甚大，尤其值得称道的是，1961年，“左”倾当道，他针对当时历史研究中片面强调阶级观点等问题，先后发表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提出要重视历史主义的正确意见。
文革开始后，在被陈伯达、康生诬为“池浅王八多”的北京大学，他同其他500多名“反动学术权威”一样，过了两年被批斗的日子。其中的“罪状”之一是为吴晗鸣冤叫屈——因为他说过，“为什么要对吴晗同志那么粗暴？乱打棍子，乱扣帽子，这样搞，以后没有人敢写历史剧了！”“吴晗是我的老朋友，解放前他反蒋，他拥护党，拥护毛主席，连他都要整，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1968年，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幽默说，“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见陈微主编的《毛泽东与文化界名流》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发出了“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的指示，而且特别提到“对北大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
但在两个月后的12月20日，军宣队指定与翦伯赞夫妇“同吃同住”的看管人员，早上7点多叫两位老人起床吃早点，无声；敲门，无应；破门而入，只见这位70岁的学者，还有他的老伴，身着新衣新鞋，平静地躺在床上，全身已经冰凉。
他们是吃了大量的安眠药片而死的。据看管人员回忆，从十几天前开始，翦就说睡眠不好，每天都向他要些安眠药，但他忽略了监视翦服下。看管人员还说，19日夜里12点多，他听到两老人起床的声响，他正要起身，就听翦说；“天气冷，就不麻烦您了，我们自己煮点牛奶喝。”
从这些言谈话语里，我们可以断定他们夫妇俩早在十几天前就商定了一死了之。我们永远无从知道两位老人当时是怎样想的并且说了些什么——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知道这些了。我们可以想见的是，当时他们是多么的无奈、无助与绝望，他们作出这个选择是下了怎样痛苦的决心！他们的死太漫长，太沉痛了，在看管人员的监视下，他们连自杀的自由都没有，安眠药片还要靠十几天的积攒！在这十几天中，看着那些日见增多的致命药片，想到最后时刻的步步临近，面对即将离开的这个世界和亲人，这是多么残酷的精神折磨！但两位老人竟然如此平静，这又是多么的坚毅！
后来，人们从翦所穿中山装的衣兜中找到两张纸条：一条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条是祝他的湖南同乡，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原来，是“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副组长多次找上门来，硬说翦是刘叛变革命的“知情人”，逼迫他证明，“就没有你的事了”，否则，“死路一条，我不会放过你！”
翦伯赞以死抗争，守住了做人的底线，拒绝诬陷刘少奇是叛徒，也拂了毛泽东把他作为“给出路政策典型”的美意，但他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他的老伴为他而殉情，更是令人钦敬（见陈洋明编的《当年事》，文化艺术出版事业出版）。
与翦伯赞一样，明史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09-1969），也是被迫害而死的——他是死在狱中，时间是1969年10月11日，比翦伯赞晚了一年；其病妻袁震饱受折磨先他而去，更可怜的是养女吴小彦因神经错乱在距粉碎“四人帮”仅有13天的时候自杀身亡，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三人死于非命，养子吴彰幸免于难。
还与翦伯赞一样的是，吴晗也是个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进步知识分子。
解放前，他作为民盟北平的负责人之一，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一方面同国民党政府作斗争，一方面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例如，他参与策划和组织了高校教师拒绝购买美国平价面粉的运动，朱自清就是在吴晗拿来的声明上签名后两个月贫病交加而死的——受到毛泽东的誉赞：“一身重病，宁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吴和毛泽东也有个人交往。初次谋面是1948年在西柏坡，毛与他就其所写的《朱元璋》一书作过两次长谈，并在谈话后致信给他，说“两次晤谈，甚快。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同时希望他应在“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上下功夫——使他深感领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关怀和期望，故按照领袖的教诲，他对该书作了修改。
就在那时，他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1952年再次提出，但毛认为暂时留在党外于工作更为有利，因此到了1957年方如愿以偿。
他对毛泽东的钦佩和热爱是由衷的，他是个一心听党的话，一意跟党走的忠诚的共产党员。
在1957年召开的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这位年初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北京市分管文教工作的副市长，以“我愤怒，我控诉”的激情，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和储按平“一贯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有策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并点了许多全国知名学者教授的姓名。他揭发了民盟中央负责人的章罗1951年请他吃饭时对他的拉拢，但他两次都是“饭吃了”，却不为所动，而且“回来告诉了组织”，因此招致不满，动辄得咎，象受气的小媳妇。这件事说明他站稳了政治立场，早就同章罗划清了界限，并进行过斗争。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家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会后，胡乔木回到北京把情况告诉了吴晗。他很快写出了《海瑞骂皇帝》，刊登在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此时，距庐山会议还有两个多月。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后，9月2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他写的《论海瑞》，文中说：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什么海瑞。很显然，他针对的是彭德怀。
吴晗应当感到庆幸，同时也应当感到后怕，因为以庐山会议为界，《海瑞骂皇帝》写于彭德怀上万言书之前，《论海瑞》又紧跟毛泽东批判彭德怀之后，他与彭德怀完全脱离了干系。
按理说，吴晗应当见好就收，就此打住。因为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专家，应当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官场的诡谲，人心的叵测，政治风云的变幻和政治斗争的残酷。“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即使没有《海瑞罢官》，只拿《海瑞骂皇帝》唯他是问，硬说这是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向党进攻大造舆论，他就是跳进黄河能洗清么！再说，历史上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汉景帝杀晁错就是一个，吴晗应当清楚。
但不知怎的，或许是与他以明史权威自居，写海瑞“舍我其谁”不无关系，总之是他在京剧演员马连良的撺掇下，又于1961年底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该剧上演后，尽管毛泽东看过并且夸奖说写得不错、写得成功，而且该剧又是写在1962年大批“右倾翻案风”——1962年6月和8月，彭德怀两次上书毛泽东和党中央，要求重新审查他的历史和问题，被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定性为“翻案”——之前，但还是惹下了杀身之祸。
1965年11月11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吴晗不幸被作为了祭旗的牺牲。
翦伯赞与吴晗，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两人年龄相若，经历相仿，都是最著名学府的历史学家——一在北大，一在清华，都是被文革迫害致死，都令人痛心疾首。但翦伯赞死的干净，清白，无愧；而吴晗的死，让人在哀其不幸的同时，总感到有些缺憾——他在反右斗争中的表现至今还被人诟病，另外，他写的《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也给人以遵命文学的印象和媚上之嫌，显示出两人为人处世的不同。
古之君子，以“立言，立德，立行”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但都十分看重名节，故不淫不移不屈，不可夺志，独善其身，是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而今，对功成名就的专家学者教授这一社会的精英群体而言，坚持这一操守尤为重要，因为其言其行，都难逃后人或褒或贬或敬或讥的评判，翦吴之鉴不远，不可不慎。
谨撰此拙文，愿诸君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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