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晚清有个李鸿章

            『煮酒论史』 [近代风云]晚清有个李鸿章（授权发表）
     　　
　　楔子
　　
　　文字的留存起源于各种不同的情感，也起源于不同的机缘。人们因欣喜或者感悟而写文章，或者，怨恨、愤怒、困惑都可以点燃著作的激情。甚至于，猎奇、宣泄，心理上的乐趣也同样可以造就文字的流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动机不纯的出于名气或者金钱的考虑。而我写作李鸿章的动机却是非常明确的，那源于清醒和困惑的交织——一种极端的清醒，也是一种极端的困惑。这种困惑与清醒是相联系的，更是相融合的。它不仅仅是对李鸿章本身的困惑和清醒，是对中国文化的困惑与清醒，同时也是对于世界以及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困惑与清醒。
　　当我在某一个早晨或者傍晚，注视那些消失在空蒙中的历史人物时，我就如同在注视着实验室玻璃房子里的标本——我感受不了他们真正的气息，嗅不到散发着旺盛的腥味或者臭味的气息。这样的历史人物，就如早些年乡间田野里上映的皮影戏一样，只是模糊地显示在白布上，它们很难有清晰的五官、气味以及声音；在它们的后面，还有一根根无形的细线在操纵。而我所呈现的羞赧呢，是因为时间对历史体无完肤的剥夺，以至于我们很难认识一个真实的个体。那些历史人物所做的一切，在我们的眼中，都是那种可有可无的简洁版或者省略版。相对于从前的时代而言，我们身处的时代不仅仅是面目全非，而且从精、气、神上，也渐渐失去一脉相承。我们无法把自己沉浸在如水一样的岁月中，品尝着时间的体温和况味。那些顺流而下的时间，一直如一条清澈的河流，在它的上游，是人类的源头；而我们现在身处的时间呢，感觉已不再是顺流而下的河水，而是在整体上呈现出杂乱无章的漩涡——这让我真正地感觉到，人类和时间的关系，已不仅仅是困惑和迷离了，人们在本质上对于时间已经力不从心，无法解读了。
　　写作就是寻找的过程。寻找，实际上就是生命的真正意义所在。在最初的写作中，我一直是在写小说，写散文，通过叙述和抒情去感悟和领会。后来，我的小说创作搁浅，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法将那些情节炮制得完整。当然，对于小说，我缺乏热情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绝大多数的当代小说已经进入一个误区，这些小说太流于技术性，变成了哗众取宠的噱头，它们只是笨拙地复述一个又一个恶俗的故事，浅薄，干涩，既没有想像力，也缺乏深刻的思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看出作者的人格低下，自然而然地暴露出作者的狭隘和丑陋来。这样的方式，就一种艺术形式来说，已经失去了对于美的召唤，失去了对真理的追求。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渐渐远离了小说，也远离了世俗的泥泞。而散文呢，在写作若干年之后，它又很容易让自己脱光了身子，将自己的生活、情感以及思想完全地暴露。也就是说，散文很容易把人写空，不仅仅是别人，连自己，也会油生一种厌倦感。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表达和探寻，我不得不尝试另一条新的道路，去寻找一种更为贴切的方式来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一点思考。就我短暂的人生而言，我终究是要表达的，也是要构建的，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之一。写作一直是一条幽深的路径，它所连接的，是个人的生命感悟与巨大的生命本来。这样的路径弯弯曲曲，充满艰辛，险象环生，神圣地闪烁着微弱的星光。后来，我找到一种借以表达的方式，那就是电影。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里，似乎没有一种艺术形式比电影更丰富了，可以说，这种综合的艺术形式，浓缩了这个世界的思想火花，也浓缩了这个世界的所有艺术形式，甚至，浓缩了语言所无力企及的东西。电影真是时间在这个时代里馈赠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基于此，我尝试着用文字来解读电影，通过解读光怪陆离的人生故事，来探寻人类的生活之路和心灵之路。看电影的过程，我就像一个潜入水底的人一样，安安静静地躺在丛生的水草之中，看各式各样的人生在我眼前浮游过。电影丰富了我单调而乏味的人生，我没有想到人们的生活是那样的多彩，也是那样的单调；没有想到人性是那样的复杂，也是那样的单纯——生活的多彩在于独特，每一个人生都是不可替代的；而人性的复杂呢，在于伸张得如此开阔，它们比星空更加广袤，更加幽深；而单纯的意义又在于，所有的命运都是殊途同归，那些过去的，曾经辉煌和独特的人物仿佛没有存在过似的。电影让我活着无数人的人生，在各种各样的人生中拓展自己的心灵。这是一种机缘，更是一种庆幸。
　　然后，我又尝试着用文字去写作徽州，尝试着伸出文字的指尖来触摸那一边虚空。在指尖哆嗦的探寻中，分明可以感觉到文化和历史的触须如小鱼一样舔啜。历史与文化一直有这样的特性，它总能在接触生活时复活，通过当代而变成活生生的历史。徽州只是我身边早已存在的一个标本，通过对徽州的解剖，我了解到了文化的经脉和穴位，也宣泄了很多关于古代与现实的认识和感悟。我的文字像一束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道路，同时，也映亮了我的内心世界。
　　一直到近来，我意识到，我还必须真正地认识，或者说真正地剖析一个人；通过剖析来达到对于中国文化深层次的了解和领悟，并且，通过内心的重演或借鉴，来叠加自己的人生。当然，这个人应该是位居高位，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地位，决定了他拥有别人无法企及的视野和内心的宽广度。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才拥有这种世俗的高度以及内心的宽广度。可以这样说，这样的人杰天造地设的，它从来就是偶然性的产物。在这个世界上，机缘决定了绝大多数人只能过着平淡的生活，他们只能平庸地度过短暂的岁月，很少有人能登上巅峰看风景。但一个人却可以用一种间接的方式，活着别人的人生，流淌着别人的思想。对于我来说，认识并且真正地明白这样的人物，既是与世界的一次深层次的沟通，同时也能给自己的内心拓展，并注入一种强大的力量。与这个世界上所有芸芸众生一样，我的人生已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偶然性，要自我完善，就必须借助其他方式去拓展内心的宽广度。每个人的内心就是一条河，但河流与河流之间，一直是有区别的，我希望自己的内心成为这个世界最宽广的河流，也希望自己能借助神秘的力量攀登上这个世界最高最神秘的山峰。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遭遇了李鸿章——一个以喜剧的方式进入世界，却以悲剧终场的命运的宠儿。说他是命运的宠儿，是因为上天在铸造李鸿章的时候，充分彰显了人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神秘性。选择进入李鸿章，是有充足理由的，在合肥生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没有去那个步行街上的李府，甚至连这样的冲动都没有，原因是一直对于李鸿章有着天然的隔膜。我在少年时从银幕上所见的李鸿章，留着山羊胡子，阴险毒辣，城府极深，让人心存忌惮。再看看当时书籍的介绍，除了当官、镇压、两面三刀之外，就是接二连三地签下很多割地赔款的协议，把好端端的一个大中国弄得支离破碎。因此，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对他一直没什么好感。况且，那个李府也不是李鸿章的原住所，只是他弟弟李鹤章的一处房产，后来出于宣传和旅游的需要改建的。这样的赝品又有什么意思呢，就更懒得去了。
　　但近来还是陆续读了许多有关李鸿章的书。不读还罢，一读之下，对于李鸿章了解越多，震撼越多，困惑也就越多。李鸿章身上涵盖的东西似乎太多了，他仿佛就是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谜一样的思想，谜一样的人生，烟笼雾锁在这个人的身上。
　　搞不懂，或许是因为李鸿章身上所体现的矛盾太多了，也太复杂了。那不仅是他性格上的矛盾，为人处世的矛盾，人格的矛盾；似乎更多的，还有时代的矛盾，文化的矛盾，甚至生存哲学和人性阴影上的矛盾。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仅仅是旧道德、旧文化、旧功名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那种五千年封建道德文化的集大成者。与此同时，东方和西方板块撞击后也在他身上表现出足够的“熵”效应。在李鸿章的身上，既承载着旧时代的荣光和底气，也承载着遭遇变故后的支离破碎、迷茫委顿。世界进展到18世纪初时，法国大革命已经平息，欧洲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纷争之后，有了短时间的平静。西欧列强在抓紧完成向工业化过渡的同时，在征服东方上找到了共同点，他们不再相互倾轧，而是携起手来，开始向东方倾销工业商品和文明方式。西方文化的侵略性表现出来了，野蛮而嚣张，这使得内敛而文雅、注重内部和谐的东方文化感到极不适应；在技术上，瓦特发明蒸汽机后，西方的航海技术突飞猛进。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大缩短了西方和东方的距离，欧洲列强可以通过海上轻而易举地进入别人的领地；在国力上，欧洲诸国突飞猛进，而中国自乾隆之后，盛极而衰，民力凋敝，经济发展接近于停滞不前。长时间闭关锁国的统治方式慢慢地向活力注入了隐蔽的毒素。人的智力逐渐降低，天才的火花渐次熄灭，甚至连早期的尚武精神也衰弱蜕变。更重要的是，由于西方盛行的理性思维、科学观念以及基督新教对于资本主义的推动，欧洲的社会运转，速度和效率明显高于中国；而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也远远胜于中国对于西方的认识……除此之外，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也呈现出截然不同。
　　那是一个西风劲吹的时代，也是一个摧枯拉朽的时代。一些人自惭形秽，一些人茫然失落；一些人盲目自大，一些人痛则思变。坚硬在变得松软，自信在变得脆弱，沉着在变得浮躁。李鸿章所经历的，所遭遇的，要比他的前辈多得多。国门打开，洪水猛兽如决堤之水一样涌入。对于迟重、缓慢的东方古国来说，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同打开了另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中国人真正第一次认识到天外有天，文明之外还有文明；也第一次意识到另一种文化所具备的强劲力量。那种完全不一样的异邦文明，像湿热的海洋季风一样扑面而来，一下子将这片国土上的旗帜和书本吹拂得七零八落。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作为古老中国的一个代表人物，不可避免地被推到了前台。在前台灼热的灯光之下，李鸿章的身影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他的聪明和笨拙都毫无遮挡地展示在时代面前。此人相貌堂堂，满腹经纶，机锋敏锐，辞令巧善；既傲慢清高，又忠诚仗义；既聪明无比，又不识时运；既开放改革，又故步自封；既宽厚贤良，又残忍暴力；既温文尔雅，又奸诈诡计；既阴郁狡猾，又锋芒毕露；既爱才如命，又妒贤嫉能；既争强好胜，又忍耐宽容……李鸿章将自己的毕生都献给了那个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他既是那个时代的贤良之士，同时又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最大的绊脚石……从整体上说，李鸿章犹如一具木质的盾牌一样，拼命地抵挡迎面射来的一支支强弩，而他所庇护的，既有岌岌可危的朝廷，又有水火之中的百姓民生……从一开始，这样的背景，也就决定了处于这样地位的人，终生以一种羸弱的抗争方式，不可避免地与悲剧结缘。
　　百年前，晚清大儒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时说：“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成为非常英雄，亦坐此四字也。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仅摭拾泰西皮毛，竭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那么多丧权辱国的协议，也不得不自己亲手去签；那么多忍辱负重蝇营狗苟的事情，也不得不自己亲自去做。李鸿章一方面要全力挽救将倾的庙堂，含辛茹苦，委曲求全；另一方面，还要忍受暴风骤雨似的谴责，防范各种各样的诋毁和阴谋。李鸿章在挨动着自己的步履时，艰难而坎坷，苦涩而窒息。命运召唤他，只允许他服徭役，从不允许他享受成功的喜悦。李鸿章服从着，也坚守着，他一再以他警醒而坚定的隐忍特性深深地扎下自己的触须，然后，幻想着有朝一日会长成一棵大树。这样的坚守，需要巨大的内心力量。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李鸿章，是宗教信仰和出世的精神？是五千年“忠、义、信”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还是入世极深的利益诱惑？
　　人性永远是一个谜。世事同样也是。李鸿章所做的，他所表现的，实际就是人性和世事纠缠在一起的世纪之谜。
　　
　　        作者：恭小兵　回复日期：2007-10-22　17:39:00　
　　第一章 鸦片的宿命
　　看起来，所有的缘起似乎都是因为鸦片。
　　历史进入了19世纪，或许谁也没有想到，一个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化合物竟然引起了世界的巨大震动。在这里，鸦片是一个偶然，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必然。这样的鸦片就如同伊甸园的那个苹果一样，具有的，是与世界相当的意义。世界并不完全是空间意义上的，它更多体现的，是时间上的。苹果在必须出现的时间出现，在必须出现的地点出现，并且以一种魔幻的方式，与世界和人类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同样，鸦片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所具有的意义也是如此———这种从最美丽的花朵的果实当中提炼出来的东西，在更大程度上，与那只苹果一样，它具有着符号的意义，它所代表的，是那种逃避不了的宿命意义。
　　东西方最早的撞击，是由于彼此精华的互相诱惑导致的。比如丝绸，比如香料，又比如瓷器。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带有强烈神秘色彩的。比如说丝绸，它是由那种软绵绵的虫子吐出的丝织成的，这样的过程本身就有点匪夷所思，像一个童话，或者如一个寓言，或者干脆像是一种幻变——那种奇特的、牵涉到人类诸多本质疑惑的幻变。瓷器呢，同样具有的，也是脱胎换骨的意义，那仿佛是泥土的凤凰涅槃——最肮脏的、最普通的泥土，在经过烈火的焚烧之后，竟有着最洁净的品质，就像一个最下层的农夫生就了最美丽、最冰清玉洁的公主。至于香料，与丝绸与瓷器所不同的是，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准确的名词，它具有混合性，具有模糊性和包容性，它含混不清，却又无可奈何。它同样具有谜一般的意义，它所揭示出的世界的神秘意义，它所能给人的启迪以及迷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丝绸和瓷器。它是那样的复杂，那样的生动，同时又具有无限的蛊惑力，让人们费思量，却难忘。
　　在鸦片进入中国之前，古老的东方帝国已经达到了在农业社会状态下的自我平衡，从本质上来说，这个国度是缺乏具体的目标和追求的，虽然从表面上看，以儒学为主的文明有着大同世界的目标，但这样的目标并没有具体化，也很难实践化。千年不变的男耕女织，千年不变的春种秋收，千年不变的天朝上国，还有千年不变的之乎者也礼义纲常，使得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在外人眼中，看起来像一尊精巧的瓷器一样，细腻而迷人：靠灌溉而生产的稻米产量总是很高；盐的分配和五谷口粮相搭配；大粪便溺足够用来浇菜；人吃过的泔水可以养猪；堤坝防止水灾；政府的粮仓保住了灾荒赈恤；保甲制度自动地保障邻里公安；家族成员之际，各自履行相互周济安全的义务；农耕以各家各户为单元进行，每一家，都由一个家长说了算，“三纲五常”的教育使每个人对自己的家庭，每个家庭对国家的义务，都谨守不悖；科举考试则给所有的才智之士以正统教养，以努力方向；在官吏任用上，实行“避嫌”的律令，不在本省任官，减少了攀亲引故的弊病……这个东方古国就像一架古老的农耕机械一样，庞大而周密，虽然在运转过程中并不绝对合理，但是它总是显得有条不紊，胸有成竹。
　　这个庞大的农耕机械看起来稳固无比，但在它的内部，并不是天衣无缝的。最切实的危机，是社会生机勃勃的成长和呆板笨重的结构体制之间的摩擦。这样的内在抵触，形成了中国社会最令人大惑不解的哑谜。对于统治者来说，绝对的王权才是国家政权的真正目标，至于其他的，包括社会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以及精神的解脱，都属于混沌状态。这样的混沌，在很长时间里造成了社会发展以及智力创造上的停滞和静止。在这个时候，鸦片的出现，使得这个国家的薄弱之处充分地暴露出来。这个精巧的制度和社会在遭受到西方毫无道理的冲击之后，就像一个瓷器一样摔在地上……鸦片的出现完全是一种机缘，那是所有的因缘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生命运行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产物，就如同我们现时的电脑信息的兴起。直到今天，仍有人固执地认为，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发明的，而是风生水起，应运而生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方的香料促使了欧洲中世纪的迷幻，也促使了欧洲中世纪的觉醒。在此之前，欧洲在很长时间里一直用海吃海喝的肉食方式来掩饰生活的单调和无聊。因为严谨和刻板，以及对于自身欲望的忽略，他们的生活远不像东方人那样富有诗情画意；他们的生活，包括口味和方式都单调而缺乏情趣，也离自然很远。这时候来自东方的胡椒、桂皮、干肉豆蔻花的进入，使得欧洲中世纪粗劣不堪的习惯遭受到新鲜的刺激，仿佛突然打开一个窗口，有一束光划破漫漫的黑夜。香料的主要功能是为储藏，而另一些功能，比如咖啡，比如罂粟，以及能激荡起色欲和迷幻的麝香、龙涎香、樟脑、珍贵的树胶脂，等等，对欧洲人所引起的诱惑几乎是致命的，它们改变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欧洲人的习性。欧洲人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些极富有魅力的物品都产自于东方，而留给欧洲的，都是些平常与平庸的东西，比如土豆，比如牛羊。这样的方式如同神奇的天方夜谭故事，激起欧洲一片春意。当然，这些都是早先的事情。那时在西方人的眼中，东方的一切都因其偏远、稀有、富有异国情调，也许还因其昂贵，而在欧洲赢得了一种影响强烈的、催眠的魅力。没有任何商品能像香料那样受到人们如此强烈的贪求，东方的这些花、香以魔幻的方式把欧洲的灵魂给熏倒了。
　　历史发展到18世纪，东方与西方像漂流在大洋中的两大板块一样，不可避免地相撞了。在此之前，世界的力量已经悄悄地向西方聚集，欧洲文艺复兴以及稍后的宗教改革，似乎从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人类所面临的初级困惑，也指明了人类自身的方向。人类的思想在经过长长的跋涉之后转而变得深邃起来。这样的清晰，对于人类自身来说，就像是第二次直立行走，是思想和人格的直立行走。与此同时，由新兴思想所产生的动力正在勃发，人们开始了对自身以及自身环境的挑战，力求把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17世纪的大航海运动兴起，人类文明开始迈开大步。大航海所产生的接二连三的效应，使得欧洲坠入集体的狂欢，列强们的胃口像狮子一样被调动起来。时间也撒开双蹄，一下子变得突飞猛进起来。
　　初始，哥伦布的成功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惊异，继而爆发了一阵古老世界从未有过的冒险狂潮，每一个人都涌动因几个世纪封闭所积蓄的狂热，人人都想突破自己狭小的生活范围。在欧洲，那些对自己工作和生活不满意的人，自感落伍并焦急彷徨的人，还有荷尔蒙旺盛的士兵、失落的军官、落魄的豪绅、身处底层的黑人，他们全都希望到新世界去沐浴阳光雨露。短短的100年中，欧洲的航海成就不只是翻了100倍，而是翻了1000倍。与此同时，地理学、天文学和地图学在这段时间内也经历了空前绝后的前进速度。人们终于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星球之上，明白了地球的形状和范围，也明白了在广袤的地球上，还有很多地方是文明的空白。这种对身处世界的茅塞顿开，一下子勾起了欧洲人史无前例的征服欲望。
　　而在东方，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生活仍旧是按照原来的节奏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从对于时间的认识上，就可以看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在东方人眼中，时间一直是一个圆，循环往复，周而复始，速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只会增加轮回的次数。东方人从不会产生时间上的紧迫感，并且，对于时间，也缺乏认知的精确性。在中国，一天分为12段，每段之中，是比较模糊的，就像一个圆被分成了12部分。而在西方看来，时间是直线的，也应该是精确的，它可以精确到时、分、秒。因为对时间的模糊和漠然，在东方人看来，自己生活的地方有着充足的阳光、雨水以及粮食，就已经足够，他们一直没有贪婪的欲望，一直满足，一直自得，他们就像植物一样，平稳地按照自己的传统和习惯生长着。按照西方历史学家的说法，直到1700年，当时的东方大国，它的物质生活在世界上还是最好的，从东方流向西方的各种发明，要比从西方流向中国的各种发明多得多，所以在马可·波罗等人的眼中，东方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但从明朝中期以后，西方商业兴盛，城市发展领先，在科技、商业、文化、制度等方面后来居上，尤其是航海业的突飞猛进，不仅仅带动了商业的发展，更使得人们在科技、文化、世界观以及自信心上突飞猛进。对于此时的西方来说，在很多层面上已经与温柔敦厚的东方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西方大航海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西方商人乘船来到了中国的沿海地区，开始贸易，也开始掠夺。16世纪，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占据着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主流；到了17世纪，新兴的荷兰取代了西班牙、葡萄牙成为海上霸主，在亚洲，他们占据了台湾和雅加达进行贸易；而到了18世纪，英国人取代了荷兰人，张开了更贪婪的大嘴。
　　西方势力就这样在不经意中向东方积极地渗透。在这种格局下，东方处于明处，西方处于暗处。西方慢慢熟悉东方的一切，熟悉东方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实力、科技水平等，而对东方人来说，由于自给自足的经济以及对于物质生活的淡泊，包括自我封闭的文化，使得他们始终对于世界那边的国家引不起兴趣。那些处在明处的东方官僚们，漫不经心地，甚至漠视西方势力的潜伏，他们的注意力仍然在自己的游戏方式中，没有因沿海的喧哗而丝毫改变。他们一直懒得睁大眼睛去注视烟波浩渺之外的地方，自始至终表现得懵懵懂懂、心不在焉，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喧哗与骚动于事无补，因为时间和生命方式的无法改变，人类所处的状态同样无需改变。
　　1793年，在西方与中国的交往中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庞大的使团从英国来到中国，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了解和掌握这个东方古国。使团由马戛尔尼勋爵率领，随团成员中，还有英王的表兄弟、前任驻俄大使马德拉斯总督。这个大规模的代表团一行竟有100多人，包括科学家、音乐家、艺术家和翻译等，他们还带着大量的辎重行李，在这些行李当中，有大量的礼品，代表着不列颠最先进的科技：望远镜、镀铜榴弹炮、地球仪、自鸣钟、乐器、两驾马车、一个热气球，甚至还配备了一名热气球驾驶员。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引起中国人对于英国产品的注意。到达中国后，代表团强烈要求拜见乾隆皇帝。谒见乾隆的目的，是想得到乾隆的允许，在各地开设通商口岸。9月14日，乾隆在热河避暑山庄一顶马毛毡搭成的帐篷中漫不经心地接见了他们。来自英国的使者在说明自己的来意之前，就遇到了一个跪拜的问题。在清国看来，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夷人”并不是代表一个主权国家向另一个主权国家馈赠礼物，而是来向“中央文明”或者“中央帝国”来朝贡的，既是来朝贡的，自然得向皇上行大礼。大礼是复杂的，它包括鞠躬、下跪、伏地等一整套程序。马戛尔尼团长起先同意了，但是，作为当时地球上最骄傲、也最强大的国家的使者，马戛尔尼也要求皇帝的大臣向他的国王施以同样的礼节。由于乔治三世不在现场，马戛尔尼要求皇帝的大臣向他随身携带的一幅国王画像施以参拜。马戛尔尼的要求，自然被乾隆那些心高气傲的大臣拒绝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马戛尔尼收回了对乾隆行跪拜礼的初衷。82岁的乾隆显然不太高兴，但还是有礼貌地克制住了。马戛尔尼向乾隆赠送了礼物，乾隆看起来并不是很感兴趣。后来，这些礼物被堆在宫中的一个厕所里。乾隆还与一个随马戛尔尼来的12岁的叫乔治的小孩交谈了几句，小乔治已经会说汉语了。乾隆听着这个金发小孩怪怪地说着汉语，很是开心。马戛尔尼对乾隆的印象不错，他后来说：“在接待我们的时候，乾隆非常亲切有礼，我们十分满意。他是一位优雅的老人，健康有力，看上去不过60岁。”
　　乾隆皇帝很快将会见英国使团的事撂在一边。这个东方皇帝对于西方的经商要求表现得很冷漠。这也难怪，当时清国的人口已经超过了3亿，几乎为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的两倍，同时，清国的国内市场和国内贸易也远远超过了欧洲。在这样的情况下，乾隆当然懒得去搭理地球那边的欧洲。在马戛尔尼和他的使团离开中国之时，乾隆托他们带给了大英国国王一封生硬的信，这封信丝毫没表现出外交上的委婉和礼貌，一个成熟自足的帝国的自信和顽固展露无疑：“我们的方式毫无共同之处，你们的公使也无此能力掌握这些礼节，并将其带到你们的蛮夷之地。那些奇异且昂贵的礼物并不能打动我。你的大使也看到了，我们应有尽有。我认为这些怪诞或精巧的物品毫无价值，你们国家的产品对我来说毫无用处。”
　　东西方霸主的这一次碰撞就这样不欢而散。马戛尔尼从这次与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会见中洞察到这个文明古国的心思，感觉到他们对于商业知识与理念的匮乏和浅薄。回国后不久，马戛尔尼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的考察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中国人根本没有准备与欧洲列强打仗，因为它到处充斥着贫穷，文人对于物质进步兴趣索然；士兵还在使用弓箭……西方看到了这个东方大国的虚弱，他们意识到庞大的中国不足以对他们形成危胁，对于商业观念落后的中国，开始觊觎了。
　　思想和观念在沟通上的不顺，当然会带来实际运作上的磕磕绊绊。在最初双方的贸易中，西方对于这个物质需求和欲望并不强烈的东方大国总觉得有点无可奈何，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似乎人人都有着一种“士”的精神，他们显得高贵而迂腐，人们普遍不追求物质生活的丰富和奢侈，更注重于精神和面子。尤其是对于技术层面的东西，往往表现得不屑一顾。由于对于西方物质的漠视，在最初西方与中国的贸易中，西方一直出现逆差。在18世纪之前的所有交往中，西方对于中国丝绸与瓷器的需求量很大，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发展起了对于茶叶的新需求。在整个18世纪中，以英国为例，它对茶叶的需要几乎是呈几何级增长，从1684年的5箱增至1720年的40万箱，到1800年则又增长50倍，这样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直接的结果就是流入中国的白银从18世纪60年代的每年300万两，增至18世纪80年代的每年1600万两。
　　贸易的大规模逆差让西方开始紧张。他们加大了对这个东方大国的研究和评估，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这个文明古国的人要如此克制自己的欲望，有着如此多的与人性相悖的东西。当他们慢慢地深入了解这个国度之后，西方人对于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评估逐渐降低。与最初传教士以及伏尔泰们对于中国的赞美和歌颂相比，他们了解之后的报告无疑显得具有理性和真实性。大多数报告都表明中国是一个不富庶的、只是具有古代文明的国度，他们一直处于长长的、蒙昧的中世纪；除了官僚和商人阶层之外，大多数人都比较贫穷；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近代化尚未启动。在这样大量而清晰的调研报告面前，西方形成了对于中国的相对比较清晰的看法，那就是，中国并不是一个可怕的国家，它的文明，包括物质生活状态以及对于自然与社会的理解与掌握的状态尚落后于西方。在中国，由于在世界观上的普遍模糊，在主体意识上并没有明确的自由与进步的标准。同时，他们的弱点还在于，缺少一种最隐秘的思想，只是有着一些框框似的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更多的是为了内心的安宁以及社会的稳定而设立的一些框框。慢慢地，越来越多的西方智者对于中国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这当中也包括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等。正是基于认识和思想上的优势，当时的西方对于他们突破中国还是抱有很大信心的。他们形成的一致看法是：古老的农业经济——官僚政治的中华帝国，远远不是正在进行扩张的、推行国际贸易和炮舰政策的英帝国和其他帝国的对手。西方列强在扩张中唯一所需要的，就是寻找一个突破点。就像寻找一个苹果一样，使得东方就范。
　　西方很快找到了一个突破的工具，那就是鸦片。鸦片的出现，可以说是集中暴露了中国人的软肋，那种看起来已成为一种坚强习惯的道德操守和淡泊民风，在这黑黑的药丸面前，不堪一击。最初，鸦片主要是作为一种镇痛剂在医疗上使用，吸食鸦片，容易导致便秘，这样能够治疗因痢疾所产生的腹泻。而在中国南方，痢疾非常普遍。但很快，吸食鸦片的中国人开始对鸦片产生了一种依赖，他们抵御不了鸦片的诱惑，开始大规模地吸食。这种可以舒缓身体与精神上的痛苦和紧张、使乏味而繁重的体力劳动可以变得比较轻松的药物，使古老的国度原形毕露。这样的状态正好说明，这个庞大的王朝虽然在道德和世界观体系上看似紧密，但仍存在明显缝隙。鸦片在清国的兴起，不仅仅给西方列强带来贸易和经济上的好处，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找到了这个东方大国的软肋，让他们信心爆棚。一个难以抵御鸦片的民族，最起码在思想上与意志上是有着很多不成熟之处的。
　　在鸦片得到中国人的普遍欢迎并且销售量节节上升之后，英国人终于把鸦片视为取得他们与中国贸易平衡的一种手段了。英国人在征服了印度之后，就在印度大量地生产鸦片并形成对于中国的出口之势。1729年中国进口的鸦片只有200箱，但到了1767年已经超过了1000箱，1800年则超过了4500箱。鸦片似乎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有效地对应起来了。19世纪20年代，每年有200万两白银流出中国，而到19世纪30年代初，这个数字上升到每年900万两。
　　接下来的事情便是众人皆知了。因鸦片引起的贸易战发展为军事上的战争。这场战争最大的表现，在于反映了东西方在很多方面的差异：比如说对商业的认识，对军事的认识，对外交的认识，对民众的认识……而这场战争算是彻底暴露了这个看起来很强大的东方帝国的虚弱。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大清帝国表现得几乎不堪一击，“天朝”的威严顿时坍塌。几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在总结这场战争时得出的结论是：这场战争从本质上来说是实力对比的结果，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经济实力、组织方式、制度方式以及认识和思维方式的失败。最重要的，还是组织上的重负以及文化传统本身的脆弱。当时的中国是由无数农村组成的一个大集团，在这样的集团中所形成的呆板、效率低下、运转缓慢，以及所形成的不能精确管理的弊端要远远大过于贪污的后果。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国家有着近乎完全的精神和信仰，但在本质上，由于缺乏科学性而带来组织上的根本缺陷，制约和限制了社会向精细以及合理的方向过渡。这使得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以及很多相关的制度和措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来看，由于整个制度方式承续着明朝，清朝在性格上也有着明朝的特点。这个国家有着极端的内向性，整个结构缺乏内部以及外部的竞争。在这个制度看来，维持着亿万农民安居就业和上万官僚宁静在职，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平衡了，这种低级的平衡似乎就是他们的全部追求。为保持这样的平衡，政治制度不会也不愿意对财政作更大的变革，并寻求科学发展。与此同时，这种变革和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储备以及理想支持也不够。在这种前提下，整个社会运转到了一定时期，必然失去一种方向感，社会不可避免地跌入一种停顿和恍惚的状态。
　　当数百年后，人们在分析这段历史的时候，可以这样说：鸦片战争打破了这样的状态，这样的战争，迟早是要发生的，即使不是发生在1840年，也会发生在不远的日子里；它不是由鸦片引起的，必定是由另外一种方式引起的。从这一点上来说，鸦片战争的确带有不可避免的宿命意味。
　　1840年以后，战争并没有立即使这个缓慢的、腐朽的古老国家醍醐灌顶，对于清朝的刺激，也远远没有达到让它发愤图强的地步；这块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嗅到鸦片呛人的硝烟。也许，这是因为古老帝国的承受力太强了，人们见得太多，也司空见惯，总是习惯于从容而麻木地对待巨大的变故。从官方的态度来看，鸦片战争的失败，只不过是天朝在一场与西方野蛮人的小冲突中输了一点颜面。清国不屑在这样的失利中改变自己的立场、态度以及传统的生活方式。清政府并未组织相关的调查委员会来研究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追究责任；也没有派出官员出国考察，更谈不上在组织上作任何更改。一切都是在原地踏步，官方的记载甚至声称，海上野蛮人已被赶走。清国不顾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的教训，一如既往地拒绝把外国人当作平等民族对待，拒绝与他们建立被视为正常交往的外交关系。《南京条约》的很多条款被置之不理，清政府给西方人设置了很多障碍。至于这个国家的民众，仍然一如既往地重复着先前的生活。东方和西方还没有心平气和地进行对话，在中国人和西方人眼中，彼此都是不可理喻的怪物。一位叫汪仲洋的中国文人用文学的笔法描绘了他初次看到的英国士兵：“鹰鼻，猫眼，红胡，双腿不能弯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怕光，因此到中午就没有睁开。”至于在西方人的笔下，中国人一直是麻木、呆滞和无助的形象，在中国生活了50年的英国人麦高温描绘说：“中国人看起来并不吸引人，他们的皮肤是黄色的，声音尖利而不悦耳……他们的颧骨凸出，扁平的鼻子就像是老祖宗在某次受伤之后传下来的。他们的嘴很厚，嘴巴宽大无比……那双窄窄的黑色杏仁眼神，细小的眼球在眶内转来转去，就像是与外部的世界捉迷藏。”
　　双方所描写的，只是在相貌以及感官上的隔膜。实际上双方在思想、认识、习俗和文化上的差距更大。这样的差距，使得从此之后双方之间越来越频繁的磨合风生水起。这也注定，今后的100年，是一个并不平静的100年。
　　在鸦片战争起始的那一刻，从没有人意识到，一场从古到今为止最大的变化就将来临。即使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一切看起来都是缓慢无比。中国人仍在悠闲地享受慢的乐趣，优哉乐哉地按照一种无形的、非物质化的速度，游手漫游于乡间小道、林间空地，以及线装的古书中，仍旧把那些断章绝句像野花一样，撒得遍地都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这一次重重撞击，国人的反应仍是缓慢的，缓慢得像几乎没有人察觉。
　　李鸿章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运而生。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公历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安徽省的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李鸿章17岁，那一年，李鸿章按部就班地参加了科举，考取了秀才。
　　相比于乾坤挪移的自然之势，一个人的力量总是微不足道的，那种竭尽全力的努力就像纸人在风雨中的飘摇。一切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什么也不能改变，什么也谈不上改变。
　　
　　
　　
　　
      作者：恭小兵　回复日期：2007-10-22　17:40:47　
　　第二章 尘归尘，土归土
　　2006年7月的一天，我来到了现在的合肥市瑶海区磨店乡祠堂郢村。来这个地方，是因为我想了解一个人的来龙去脉，感受一个地方的气韵和脉搏，并以此来推断一个人依稀的灵魂。
　　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离市区并不远的地方竟是如此破败荒凉。从合肥市中心向东，小车一直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行驶，公路的两边，都是破旧的屋舍。虽然这一带离市区只有十几公里，但恍惚间，仿佛相差好几个世纪。我们来之前，刚刚下了一场雨，村级公路更显泥泞不堪。车子在这样的地方行驶，我们的心情一下变得沉重起来。
　　这是夏天，烈日灼人。满目望去，阳光下一片葱茏。风热烘烘，知了在高高的杨树干上不停地鸣叫，空气中一直弥漫着泥土的腥味和牛粪的臊味。
　　我们一直问着路寻觅而去。令我们感到奇怪的是，竟有许多人不知道李鸿章。他们对我们的问话频频摇着头，他们根本不知道李鸿章的老家究竟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地方与100多年前那个大人物的关系。一个老者在听到我们的问询后，竟然反问道：李鸿章我怎么不知道，是那个财主吧？让我们哭笑不得。当年，这个名字曾经如雷贯耳，然而在岁月懵懵懂懂地向前挨过100多年之后，却一下子就变得无足轻重了。人类最以为是的荣光和功名，是经不起时间的腐蚀的，时间能将一切都濯洗得干干净净，就像海水冲刷沙滩，能将所有的一切荡涤抹平。
　　快到磨店乡政府的时候，我们终于从一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那里得知了李家祠堂的确切方位。我们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来到了一个村庄。这个名叫于湾的村落同样荒凉而破落，村子里的房屋七零八落，一点秩序都没有。刚进村口，就可以看到散落在地表的破损的旗杆石、石鼓等。我一边用相机拍摄，一边想像当年村落的格局。问及村里人这里有什么与李鸿章有关的遗迹时，村里人说，当年李鸿章的父母曾合葬在这里，但现在墓已不在了。他们还说，以前这里有一个李家祠堂，很大，后来全拆了，现在改建成小学。在学校里，还有几株李鸿章种下的树。
　　因为是暑假时间，于湾小学的大门已锁上了。我们找到了保管钥匙的人家，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妇人见我们想看李家祠堂的遗址，便带着她的儿子为我们开门。一进大门，便见到操场的右边有两株茁壮的树。据介绍，它们正是当年李家祠堂门口的众多树中的两株。在学校的后院，我们还见到了一株老树，这株老树叶子翠绿，树干粗壮挺拔，非常漂亮。这种树叫望春树，来自日本，一般都是种在神社当中的。据说，这株树是李鸿章70岁那一年，夫人赵小莲死后，时任清国驻日大使的李经方回故里守孝，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特意送李氏父子4株名贵的望春树，以示哀悼。这4株名贵的望春树，两株种在大兴集的赵小莲墓地，两株种在李家大祠堂中。李家大祠堂中的两株望春树，后来死了一株，现在只剩一株了。由于时间久远，这株幸存的望春树，树干的一部分已经朽烂，只好用水泥糊上。在离望春树不远，还有两株异常茂盛的腊梅树，树叶密不透风，绿得发亮，像长疯了似的。这两株树都有100多年了，这么长时间的腊梅树，居然如此葱茏，这着实是一件奇妙之事。据介绍，李鸿章母亲逝世后，李鸿章陪伴着灵柩回归到故里，在将母亲安葬在于湾附近之后，李鸿章曾经在这里守孝3个月，有一段时间，就住在李家祠堂。那段时间，李鸿章无事时就来到这两株腊梅前，静静地凝视着这两株树，若有所思。大约，李鸿章是想起1860年去世的侍妾冬梅了吧。1860年左右，正是李鸿章生命中最严峻的时刻，在不长的时间里，李鸿章接连失去了自己的侍妾和夫人周氏。国运不明，前途不顺，自己又屡失亲人，那段时间，李鸿章进入了他的人生低谷，心情灰凉无比。现在，这两株腊梅仍郁郁葱葱，每到冬天，树上总结满梅花，香气扑鼻。与人相比，树的生命力似乎更强，人已乘鹤西去，地方物是人非，但树却如此的茂盛葱茏，这个地方的精灵之气，大约躲藏在树中了吧。
　　辗转一番之后，我们来到了离于湾村数公里的祠堂郢村。这里，算是李鸿章的出生地。李鸿章位居直隶总督之后，曾有一个在当时极负盛名的风水先生来此地勘察，当他步行到离祠堂郢村5里路左右的“少荃湖”一带，向祠堂郢村那边一看，当时就说不出话来——只见不远处一脉长长的山丘，看过去一条完整的龙脉清晰可见，而祠堂郢村，正好在龙头，一个山坡的左边，像一个张开的龙爪。风水先生一下惊呆了。后来，他逢人便说，难怪李鸿章成为国家的重臣，成为皇帝和太后的左膀右臂，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祠堂郢村比于湾略大，有50多户人家，大多已不是李姓了。但他们对李家当年的情景，却代代相传，知道不少。一个当地居民听说我们是来看李鸿章故里的，热心地赶过来给我们介绍：这里是当年李家祠堂所在地，这里是当年李家的书屋……据说，前几年，还有一个老人知道李鸿章出生时胎盘埋的确切位置……与于湾一样，现在的祠堂郢村也是破落不堪，李家当年的老宅所在地一片荒芜，祠堂前的放生池，也成为了杂草丛生的野塘。同样遍布村落里的，是当年屋舍的断壁残垣。当年，这里一片繁华堂皇：村里不仅有着李家老宅、池塘，还有大片的土地和祖坟地。现在，一切都消失了，仿佛一切都没有存在过，就像曾经的一个梦一样。
　　李鸿章和他庞大的家族从这一块土地上获取的东西太多了，也正是由于这样的透支太多，似乎自李家发迹的那一天起，这块土地就耗尽了它的所有，变得穷困而麻木了。当年有着“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说法，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鸿章的老家了。也许，对于这块土地，李鸿章的确负债累累。不只是过去，还包括现在和将来。
　　在村落正中，我们看到了那口非常著名的古井。这口井在明清时的《合肥县志》以及后来的李氏家族的碑刻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有许多文章在写到李家时，都提及这口井给李家带来的好运。这口井始于明朝，是一个姓熊的官员组织挖凿的，所以一直称为熊砖井。据说，正是这口井给李家带来了鸿运———从李鸿章的家世来看，先世本姓许，祖居地在现在鄱阳湖湖口一带，而后才迁居合肥东乡的。到了李鸿章八世祖许迎溪这一代，许迎溪与同庄李心庄既是姻亲，又是好友。李心庄无子，便请求收养许迎溪的次子慎所为嗣。由此，许慎所便改姓李了。直到现在，当地民俗仍有“许李不通婚”的规矩，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李鸿章的祖先们一直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即使到了第六代也即李鸿章祖父李殿华时，家境依然穷困。到了年终，上门讨债的人如过江之鲫。从第七代李文安开始，李家开始发迹，三代中竟有四人考取了进士，还有很多人考上了举人、拔贡、秀才……据说，这是因从李文安开始，李家搬到了熊砖井边，天天喝着这口井里的水，沾染了井的神奇。现在，这口井仍然在用，从井口往下看，井中的水似乎很深，也很清。但大理石的井栏已残败不堪了，这么多年村民们一直扯着绳子从里面汲水，井栏上已明显镌出了几十道深深的痕印，而且明显地缺了一块，远远看去，就像一件破败的玉器。据说，李鸿章发迹后，有一位庐州知府为了沾上李家的“官气”，偷偷地凿下了井栏上的一块石头，回去雕刻成官印。现在，井的周围，居住着的都是与当年的李家毫不相干的农民，年轻人平时在城里打工，村里的妇孺老少，则仍在这里种田，养着鸡鸭鱼豚，说着同样口音的合肥话。不远处，有一片树林。据说，当年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就葬在熊砖井以北的那片树林里。但现在，当年的坟墓已踪迹全无了。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李家发迹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李家到了李鸿章诞生那一年，在当地，已是富庶人家了。李文安在中年之后中举，这在当地来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了。李文安共有六子，分别为瀚章、鸿章、鹤章、蕴章、凤章、昭庆。这个旧式的知识分子虽然资质平平，但却有着相当好的大局观，而且在教育子女上有着独到之处。长子李瀚章一直跟随曾国藩，李鸿章发迹之后，李瀚章也曾官至两广总督；李凤章弃官从商后，生意做得非常之大，在全国各地，有无数地产和财产；至于鹤章和昭庆，后来的人生道路也是一个从商，一个从官，也算是好的结果。李文安虽然没有等到这一天，但他在地下有知，对这一切，也该是释怀于胸了吧。
　　少年的李鸿章就一直生活在祠堂郢村，间或，他也会到附近的于湾等地走走亲戚。李鸿章从小就天资过人，志向高远，内心也极为敏锐。他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基础。与此同时，少年的乡野生活也给李鸿章的成长积累了非常好的草根经验，积蓄了李鸿章出人头地的愿望，也使李鸿章在本质上成了一个实际而不迂腐的书生。这种草根经验为李鸿章后来在乱世之中崛起提供了宝贵的财富。李鸿章成年之后，身材颀长，一表人才，极具方巾之气，拥有宏大的抱负和志向。这可以从李鸿章20岁时所写的一首诗中看出：
　　
　　丈夫事业最当时，一误流光悔后迟。
　　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
　　闻鸡不觉身先舞，对镜方知颊有髭。
　　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竟何为？
　　 ——李鸿章《二十自述》
　　
　　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李文安从北京来函，叫李鸿章入都，准备来年的顺天府乡试。收到父亲的来信后，李鸿章兴奋异常，他意识到自己报效国家，实现抱负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从祠堂郢村老家出发，包括在去京城的路上，李鸿章一共提笔写了10首《入都》诗。这一组诗，一直为后人所传诵。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频年伏枥困红尘，悔煞驹光二十春；马足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即此可求文字益，胡为抑郁老吾身!
　　
　　黄河泰岱势连天，俯看中流一点烟；此地尽能开眼界，远行不为好山川。
　　陆机入洛才名振，苏轼来游壮志坚；多谢咿唔穷达士，残年兀坐守遗编。
　　
　　回头往事竟成尘，我是东西南北身；白下沉酣三度梦，青山沦落十年人。
　　穷通有命无须卜，富贵何时乃济贫；角逐名场今已久，依然一幅旧儒巾。
　　
　　局促真如虱处裈，思乘春浪到龙门；许多同辈矜科第，已过年华付水源。
　　两字功名添热血，半生知已有殊恩；壮怀枨触闻鸡夜，记取秋风拭泪痕。
　　
　　桑于河上白云横，惟冀双亲旅舍平；回首昔曾勤课读，负心今尚未成名。
　　六年宦海持清节，千里家书促远行；直到明春花放日，人间乌鸟慰私情。
　　
　　一枕邯郸梦醒迟，蓬瀛虽远系人思；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诗酒未除名士习，公卿须称少年时；碧鸡金马寻常事，总要生来福命宜。
　　
　　一肩行李又吟囊，检点诗书喜欲狂；帆影波痕淮浦月，马蹄草色蓟门霜。
　　故人共赠王祥剑，荆女同持陆贾装；自愧长安居不易，翻教食指累高堂。
　　
　　骊歌缓缓度离筵，正与亲朋话别天；此去但教磨铁砚，再来唯望插金莲。
　　即今馆阁需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览镜苍苍犹未改，不应身世久迍邅。
　　
　　一入都门便到家，征人北上日西斜；槐厅谬赴明经选，桂苑犹虚及第花。
　　世路恩仇收短剑，人情冷暖验笼纱；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李鸿章这10首诗虽然有一些矫情的成分，但在这样的诗中，明显地能看出一个人郁积于胸的大志。这10首诗在总体上有着相当才华，也是一代读书人的心声。一个行装寒碜、气宇轩昂的弱冠书生，怀着报效天下的强烈愿望，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去寻梦，其心境，其经历，都颇能引起那些皓首穷经梦想显达的士子们的共鸣。这也难怪李鸿章的这10首《入都》诗后来被人们广为传诵。曾国藩曾对李鸿章有一句半真半假的评价“只顾拼命做官”。这也算是从本质上一语中的。李鸿章的确是一个有着宏大志向、异常执著于功名的人。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李鸿章的这10首《入都》诗中，还隐藏着强烈的宿命意味。这一组诗有着浓郁的预见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偈语的意味。有很多今后的宿命，李鸿章似乎都觉察到了，也写到了。其中的一些诗句，出人意料地与李鸿章的人生轨迹相吻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那首：“回头往事竟成尘，我是东西南北身；白下沉酣三度梦，青山沦落十年人。”这样的诗，哪像是一个21岁青年所写的呢？分明像临终之人的绝笔。正因如此，这组诗更有幽秘色彩，散发着凛凛的极地之光。
　　一个人的气质总是与他的生长环境有关。安徽设省是在康熙年间。对于新设立的行省安徽来说，位于江淮之间的庐州并不有名，也一直受着冷落。它只是一个小地方，商业不发达，读书的风气也不是太浓。但这块不显山不露水的地方绝对让人不敢小觑，在历史上，这一带就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吴越文化的交际地带。在安徽文化发展过程中，始终具有一种通变的精神。这种通变即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它包括“批判、会通、创新”等环节，即胆识兼备的批判精神、兼容并包的会通精神和超越前人的创新精神。李鸿章之前，这一带在历史上就出过很多雄才大略，比如说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管仲，秦末项羽大帐中羽扇纶巾、料事如神的范增，汉末三国纷争时的枭雄曹操，以及东吴大将周瑜、鲁肃等。除此之外，庐州本身就在宋朝出了一代名臣包拯。而离李鸿章在时间和地域上最近的，是明朝开国皇帝、凤阳人朱元璋。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当然给这块土地积蓄了足够的底气，也决定了这一带经常出没卧龙凤雏般的人物。
　　正因为这种地域文化的影响，在李鸿章身上，集中体现了很多江淮之间人的特点。具体说来，那就是在为人处世上，李鸿章既有中原人行为大气、敢作敢为、有机智有心计、懂勾心斗角的一面；同时也有南方人比较务实、精明能干的特点。从总体上来说，李鸿章仁慈、开朗、诙谐、喜权力、爱面子、重义气、狡猾、精明、不迂腐，在为人处世上比较平民化，幽默、和蔼、直接，有时候带有很浓的痞气。
　　这个生长在祠堂郢村的合肥东乡人自小便有着很强烈的功名抱负。等到李鸿章24岁的那一年，他考中了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这也是安徽当时最年轻的翰林。李鸿章在翰林院当了一段时间编修之后，对于那种机械八股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厌倦极了，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正在此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朝廷的“国家军队”绿营兵腐朽日甚，不堪一击。朝廷无奈只好借助于民间的力量来“平乱”。曾国藩被派回湖南后不久，办团练、组建湘军，在阻击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屡建奇功。朝廷见这条路的势头不错，于是又派了一些京官回乡“练勇”，李鸿章与他的父亲李文安也被先后派回安徽，组织民团与太平天国打仗。
　　李鸿章回故乡组织民团还有个故事：李鸿章在京时，经常去一个名叫吕贤基的安徽老乡处，吕贤基时任工部左侍郎，旌德人。1853年2月，太平军从武昌顺江东下，攻占安徽省城安庆，杀死安徽巡抚。消息传到北京时，李鸿章正在琉璃厂的海王村书肆买书，听到这则消息后，李鸿章连忙找到吕贤基，怂恿他上书朝廷，调派人马夺回江淮战略要地。吕贤基认为李鸿章很有战略眼光，文笔也好，便让李鸿章代为执笔奏折。结果奏折送上之后，咸丰帝命吕贤基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没想到自己竟被直接派到前线，全家人一时如丧考妣。吕贤基情急之下对李鸿章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
　　李鸿章的回乡之路并不平坦。当李鸿章回到庐州时，这片土地已是满目疮痍，昔日的诗情画意早已消失殆尽，有的，只是战争的残酷和硝烟：庐州失守，安徽巡抚被杀，李鸿章的家乡磨店也被太平军占领。李鸿章一到庐州，即忙着招兵买马，筹备与太平军的战斗。有点出乎意料的是，李鸿章的开局相当好，他很快组织了一支千余人的民团队伍，并且在巢湖一带首战告捷，这一次胜利据说还是清军在皖的首场胜仗。为此，李鸿章受到了朝廷的蓝翎赏赐，官位从七品升至六品。第二年，吏部左侍郎王茂荫保奏李文安回乡“劝勉乡人，团练自卫”，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也从家乡来辅佐父亲。在此之后，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接下来的战斗很快变得残酷无比。不久，与李鸿章一同来安徽作战的吕贤基在舒城战败后投水自杀。第三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这个一直声称自己平庸无能，但却能培养出好几个杰出儿子的老实官吏在战局僵持中抑郁而死，临终时留下了“吾父子世受国恩，此贼不灭，何以为家”的遗嘱。李鸿章又接二连三地打了好几个胜仗，先是攻克含山，然后又参与攻克了庐州。朝廷为了嘉奖李鸿章，将他的官位一下子提升至四品。
　　一个人的成功总会引起一连串的忌妒。现在，该轮到官运亨通的李鸿章了，一些谗言开始流传，更有人悄悄打报告给上司，说李鸿章的那些功劳都是偷天陷阱。更让人恼怒的是，来安徽的满族钦差大臣胜保也参了李鸿章一本，说李鸿章贪生怕死，兵败后混杂在土匪中溃逃。类似的小报告因为明显缺乏证据，很快就不了了之。安徽巡抚福济却乘机夺走了李鸿章的兵权。不久，庐州城再次被太平军占领。1857年底，陈玉成率太平军在合肥东乡三河镇，歼灭湘军李续宾部6000余人，李续宾战死，随军的曾国华失踪。李鸿章赋闲在乡，都未得参与。在此期间写了《明光村镇旅店题壁》，抒发胸中的怨气：
　　
　　巢湖看尽又洪湖，乐土东南此一隅。
　　我是无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栖乌。
　　袖携淮海新诗卷，归访烟波旧钓徒。
　　遍地槁苗待霖雨，闲云欲去又踟躇。
　　
　　不久，李鸿章干脆携带家眷出逃，离开了安徽，来到了江西，投奔大哥李瀚章。曾国藩得知李鸿章的去向后，连写几封信给李瀚章，让李鸿章来湘军大营。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来到了曾国藩身边。可以说，这是李鸿章在万般无奈中走出了最为幸运的一步。这样的行为是他走上人生显赫道路的开始。李鸿章在曾国藩身前左右观察和感悟到的，可以说，恰如其分地采了这位大儒的“气”弥补了自己的软肋。李鸿章的性格和气质得到了根本性的升华，为日后成就一番事业，奠定了基础。
　　1862年，李鸿章40虚岁，在这一年中，李鸿章终于扬起了他人生的风帆，真正地起航了。
　　1861年9月5日，曾国藩率领湘军收复军事重镇安庆，控制了长江中游的局势，对太平军形成了顺江而下的局面。与此同时，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部率重兵出击，打到离南京不远的地方。从战略上说，湘军对太平军的战略形势已经由防御、僵持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太平军的失势，与其说是败于湘军，不如说是败于自身的内乱。由于太平天国本身的宗教观支离破碎、一知半解，有着浓郁的迷信色彩，缺乏正确的济世理想和组织理念，这样的集团在经过短暂的成功之后，很容易将重心转移到对内部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上。攻下南京后不久，太平天国内部爆发了著名的“天京事变”，太平军产生内讧，韦昌辉刺杀了杨秀清，石达开拉起大队人马离开了天京，太平天国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大大削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太平天国无奈放弃北上的进攻目标，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安庆失守后，太平天国更是陷入恐慌，他们一方面固守天京，另外一方面把进攻方向转向了富庶的上海一带。这样的行为，很明显不是以取得政权为目的，而是退而求次，准备与清廷各霸一方。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前锋直指上海。
　　在沪的江南士绅、买办慌了，他们紧急筹备“中外会防局”，希望西方列强出面干涉，同时选派曾是李文安、曾国藩“同年进士”的钱宝琛之子钱鼎铭，携冯桂芬起草的书信抵达安庆，泣请曾国藩发兵救援。曾国藩大为动容，一连几天与李鸿章商量发兵之事。洞察力惊人的李鸿章向曾国藩提议，应该派重兵深入到上海地区，从东面对南京形成包夹之势。
　　曾国藩听从了李鸿章的意见。最初，曾国藩是准备让九弟曾国荃领兵东援的，但曾国荃以为攻克天京首功在即，不愿前往上海。曾国藩又考虑着起用湘军名将陈士杰，但陈士杰以母亲老迈力辞，不肯出山。经过反复考虑之后，也因为湘军招募兵士跟不上，曾国藩决定给李鸿章一个机会，他一方面亲拟片稿，力挺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另外一方面，曾国藩派李鸿章火速就近在合肥一带招募人马，组建淮军，准备挺进富庶的长江三角洲。
　　李鸿章像一条潜龙一样终于等来了机会。他知道，这是一飞冲天的时候了。李鸿章立即行动起来，他写了很多信，首先通过父亲李文安当年的旧部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王学懋等，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李鸿章即招兵买马数千人。
　　元宵节刚过，首批淮军四营抵达安庆。他们是张树声、张树珊、张树槐、张树屏兄弟部；刘铭传部；潘鼎新部；吴长庆部。依次组成“树”、“铭”、“鼎”、“庆”字四营。当新组建的淮军齐刷刷地列队于曾国藩面前时，曾国藩大喜过望，他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自为淮军订立规章制度。因为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单薄，曾国藩还从湘军各部抽调兵将，慷慨地交给李鸿章。他们分别是：张遇春部“春”字营；李济元部“济”字营；程学启部“开”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新勇“林”字两营；陈飞熊部“熊”字营；马先槐部“垣”字营。并将韩正国、周良才亲兵两营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士卒多系安徽，打起仗来非常剽悍。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1862年3月4日，曾国藩在李鸿章的陪同下，检阅了在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随后，李鸿章又利用了上海士绅的财力，花银18万两雇用了英国商船7艘，将9000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当淮军分乘7艘船从长江上顺江而下，迎迓着长江温湿的春风的时候，李鸿章知道自己青云直上的机会真正到了。
　　李鸿章和淮军初到上海之时，由于这群来自乡下的兵勇衣裳褴褛，自由散漫，粗话连篇，当地的士绅很是颓唐失望。李鸿章却胸有成竹，他知道这支队伍的战斗力，对这支队伍充满信心。淮军抵达上海之后，李鸿章一方面整肃军队，去除军队的散漫习气；另一方面，由于在上海见识了洋人军纪和武器的厉害，李鸿章很想借鉴和学习洋人军队的一些做法。为了解洋人军队的情况，李鸿章甚至化装溜上了洋人的军舰。这一看真是让李鸿章感到震惊，李鸿章顿时明白泱泱华夏之所以败给西洋小国的原因了，那是因为洋人部队纪律严明，训练有序，整体化和科技化程度高。这一次见识让李鸿章感受颇多，他暗下决心，要学习西洋人军队的战争方式，购买洋人的武器来对付太平天国。李鸿章说学就学，他立即动手聘请了洋人担任自己部队的教官，并通过大哥李瀚章，向洋人火速购买了3000杆洋枪，充实自己的淮军。
　　不久，李鸿章的淮军在上海与太平军打响了第一仗。对于此仗，李鸿章做了精心的准备，虽然他一直对于自己的子弟兵有足够的信心，但进入上海的第一仗关系到自己的声望，关系到这支部队是否能在上海站住脚，甚至关系到整个战局的发展。这一场遭遇战打得惨烈无比，太平军在忠王李秀成的率领下，共有数万人进攻上海，交战的地点就在现在西郊一带。据说，在战斗呈胶着状态之时，李鸿章搬来一把椅子往虹桥桥头一坐，亲自督战。太平军用上了火炮，火力非常猛。淮军“春”字营的张遇春部上去没多久，就顶不住了，队伍渐渐退却下来。张遇春刚跑到桥边，正好撞到李鸿章，李鸿章厉声说道：“拿把刀来，把他的头砍了！”吓得张遇春赶忙率众掉转方向又跟太平军去拼命。战局如火如荼之时，神奇征兆降临——淮军大炮齐发，随着炮响，上海上空突然乌云密布，一场大雨倾盆而下。一向迷信的太平军心理突变，仓皇撤军，慌不择路，自相践踏，死者无数。李鸿章大获全胜。首战告捷，淮军信心爆涨，李鸿章更是踌躇满志。
　　西郊大捷使整个上海滩瞠目结舌。接下来的8月和10月，李鸿章带领淮军与太平军又正面交锋两次，是由淮军中骁勇善战的刘铭传部和程学启部对太平军的谭绍光部，地点分别是上海西区的北新泾和更外围一点的四江口。刘铭传和程学启都是淮军中有名的猛将，他们打起仗来有一股不要命的劲头。这时候，刘铭传部已在李鸿章的授意下，有了自己的洋枪队了，这更让刘铭传如虎添翼。这两场战斗都获得了大胜。半年之内，三战三捷，不仅使李鸿章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也为淮军赢得了相当好的口碑，中外人士不由得对李鸿章和淮军刮目相看。淮军的实力不断壮大，半年之内就迅速扩展至50个营，部队增至2万人。此后，淮军更是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
　　有了舞台之后，李鸿章的才干充分显露出来。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积极招揽人才，巩固自己的地位，李鸿章起用了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建立了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在军事上，李鸿章正式确立向西方军队学习的目标，在淮军中大规模装备洋枪洋炮，雇请外国教练指导训练，将西洋阵法、号角、口令引入淮军。一开始，那些土里土气、缺乏文化的农民兵并不懂得如何使用洋枪洋炮，李鸿章就让外国教官手把手地辅导。有一次，还发生了在演练中走火引爆弹药炸死20多人的事故。但李鸿章对于学习和改变坚定不移，他说，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等练到射击百发百中时，便会无坚不摧。
　　1862年李鸿章的“杀降事件”曾经引起轩然大波。这一年，李鸿章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节节胜利，到了年底，李鸿章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州、常州战役，与太平军经过反复激战后，淮军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的障碍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的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逼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1863年7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从天京赶来救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这个时候，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准备投降。程学启将此情况报告给李鸿章，李鸿章承诺对郜永宽等加官封爵，不解散他们的部队，整体划归淮军。李鸿章为了消除郜永宽等“八大王”的疑虑，还让洋枪队统领戈登出面，对承诺作了保证。不久，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仍心存疑虑，率部屯居半城，要求李鸿章兑现承诺，不愿剃发解除武装，索要官衔及编制。李鸿章当机立断，采纳程学启的建议，先下手为强，诱杀了八降将。
　　后人曾这样描述这一段血腥的场面：李鸿章在苏州娄门外军营会见并宴请郜永宽等人，“甫就席，有军官自外入，投谍李公，李公就谍出。酒行，旋有武弁八人，各手一冠，皆红顶花翎，膝席前，请大人升冠。降酋不知是计也，竟扬扬得甚，起立，自解其额上黄巾，手冠者俟其侧，从官尽起，目注之。转瞬间，八降酋之头血淋漓，皆在武弁之手”。
　　杀了“八大王”之后，程学启立即派兵汹涌地闯进苏州，“无门不破，无处不搜，无人不魄飞天外”，据说，仅在城内双塔寺庭院内，就杀死太平军3万人。
　　李鸿章苏州杀降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风波。人们纷纷议论李鸿章心狠手辣，将他与历史上的白起和项羽相比。洋枪队“常胜军”统领戈登也非常不满，认为此事污辱了自己的名声，提着手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要杀李鸿章泄愤。李鸿章一度非常尴尬，他在给母亲的书信当中说：这件事情虽太不仁义，但因为攸关大局，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曾国藩接到李鸿章的报告后，虽然在内心当中也认为李鸿章心狠手辣，但还是写了一封信，对李鸿章安抚了一番。好在朝廷很快降旨，宣称李鸿章所做的不仅无不妥，而且还做得很好，这才把事件平息。
　　1864年，曾国藩的湘军攻下天京，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朝廷封李鸿章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这一年，李鸿章41岁，开始步入他人生的高峰期。此后，李鸿章一直青云直上，几乎每隔一两年，他都能加官晋爵——1865年，李鸿章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一年之后，他又接替曾国藩任钦差大臣，督办剿捻事务；1867年，剿捻即将结束，李鸿章被任命为湖广总督；1868年，李鸿章加太子太保衔，并升授协办大学士，入京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允其在紫禁城骑马，以示恩宠；1870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1873年，李鸿章被授武英殿大学士；1874年，李鸿章被改授文华殿大学士。清廷不设丞相，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辅。在荣升文华殿大学士后，李鸿章曾得意地自撰楹联“已无朝士称前辈，尚有慈亲唤小名”。在当时朝中要臣中，李鸿章算是最为年轻的了。维新变法失败后，慈禧对“四朝元老”李鸿章特加恩遇，赏赐他“方龙补服”，即其穿着的官服允许有龙的图案，如此殊荣，何等显赫！当年李鸿章10首《入都》诗当中有一首：“世路恩仇收短剑，人情冷暖验笼纱；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到了40岁这一年，李鸿章少年时的志向完全实现了，他完全可以放心裘马锦衣，荣归故里了。
　　可以说，从一个乡下的布衣青年，最后成为朝廷的重臣，李鸿章完全是靠江淮之间这块地方发家的，李鸿章也深知这一点。在发达之后，李鸿章一直舍不得这个地方，李氏家族不仅在合肥一带大量购田置产，连死后，也要将尸骨埋葬在这里。李鸿章的母亲，也即李文安的夫人在北京去世之后，也专门将灵柩从北京经过大运河辗转运回，与李文安合葬在于湾村。在这一带安葬的，除了李鸿章外，还有李鸿章的兄弟李瀚章、李鹤章等。
　　
　　
　　
      作者：澹台卓尔　回复日期：2007-10-22　17:45:19　
　　沙发
      作者：朴素　回复日期：2007-10-22　17:48:16　
　　:)
      作者：恭小兵　回复日期：2007-10-22　17:52:49　
　　第三章 曾门弟子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因一些人或者一些事而改变。人与事，在冥冥之中，都可以互相充当背景的。李鸿章也不例外。就事物来说，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庚子战争以及晚清诸多事件都可以充当他的人生背景；就人而言，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他一生的背景，在他命运的航行中充当风帆的作用。这个人是一个湖南人，他的名字叫曾国藩。
　　有一种评价几乎已成公认了，那就是说李鸿章之于曾国藩，就像管仲之于鲍叔牙，韩信之于萧何。曾国藩与李鸿章都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枭雄。他们亦师亦友，相濡以沫。论学问人格，当时无出曾国藩其右者；论人情练达，处事敏锐，李鸿章又可算是首屈一指。曾国藩应该说是对李鸿章一辈子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曾国藩逝世时，李鸿章接受了替曾国藩撰写碑文的任务，他在与友人的信中说：“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昭如日月。生平公牍私函，无一欺饰语……中流失柱，滔滔如何？……一朝仙去，不复归来，为公为私，肝肠寸裂！兄本为拟文哭之，无如一字落墨，泪寄千行……”又从千里之外送来挽联：“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这样的评价，对曾国藩来说，是非常合适的；而对李鸿章来说，也是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在李鸿章的《入都》组诗中，有一首诗，用来阐述后来与曾国藩的情谊与缘分倒颇贴切：
　　
　　桑于河上白云横，惟冀双亲旅舍平；回首昔曾勤课读，负心今尚未成名。
　　六年宦海持清节，千里家书促远行；直到明春花放日，人间乌鸟慰私情。
　　
　　曾国藩1811年生，比李鸿章大12岁，同属羊。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同一年的进士，也是朋友。在辈分上，曾国藩算是李的长辈。李文安虽然资质平平忠厚老实，但他却慧眼识人，他知道曾国藩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人，在京时便有意跟曾国藩交好。李鸿章到了京城顺利考中举人后，时任刑部郎中的李文安便有意识地带李鸿章拜见一些在京城的安徽籍显赫，比如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这种经历，在李鸿章的《入都》诗当中，同样有提及：“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李鸿章果然应验了他的初衷。然后，李文安又带着李鸿章去拜见曾国藩，让曾对李鸿章进行教诲和照顾。当时，曾国藩正患肺病，暂居城南报国寺养病，闲暇之余常与经学家刘传莹等坐而论道。这座又名慈仁寺的著名寺院，曾是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的栖居所，住在这里，曾国藩有意感觉一下顾炎武曾经的气场。曾国藩一直有着大儒之风，面对内忧外患，他常常以顾亭林自喻。曾国藩毕生所考虑的，是在乱世之中，在西方文化与科技的强烈冲击下，如何推动有着千年历史的儒学向前发展。后来，曾国藩曾经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一学，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
　　气味相投的人必定是惺惺相惜的。曾国藩与李鸿章即是如此。在北京，当曾国藩第一眼见到李鸿章时，惯于察人的曾国藩见李鸿章身材修长、五官俊美，言谈儒雅、举止倜傥，更兼有一般人不具备的乖觉和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心中很是喜欢。在读到李鸿章递上来的诗文后，曾国藩更是“大爱之”，料定李鸿章今后必定是一个经天纬地之才。自此之后，李鸿章就经常来曾国藩所居的报国寺走动了。1845年，李鸿章参加乙未恩科会试，恰巧是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的考官之一。虽然李鸿章此次会试落第未果，但其诗文和才学却博得了曾国藩的青睐。曾国藩后来曾对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说：“你的弟弟少荃，乙未那一年，我就知道其才可以大用了。”随后，李鸿章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在此后的日子里，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李鸿章在这一时期受曾国藩的影响，一在于诗文词章，兼及治学方法；二是讲求经世义理之学。两年后，李鸿章如愿以偿考中了进士，位列二甲第十三名，殿试后授翰林院庶吉士。捷报传来，曾国藩非常高兴，他将李鸿章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是科的主考官为潘世恩，副主考为杜受田、朱凤标、福济，房师（相当于今天的班主任）为孙锵鸣。潘世恩出身徽商，是苏南世家，也算是李鸿章的老乡。这些乡情师徒关系，对于李鸿章日后势力的增强，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说到李鸿章的中进士，还有一则故事：李鸿章在丁未科考中进士同年中，与沈葆桢同门同房，关系最为亲近。两人经历各不相同，交情却绝非一般。李鸿章考试时的房师孙锵鸣，也是当时的名士。丁未科虽然人才济济，但他这一房只考中了李鸿章和沈葆桢两人，不由得牢骚满腹。孙锵鸣乡试中举时的恩师是大学士翁心存，也就是翁同的父亲。孙锵鸣郁闷地跟翁心存谈起自己的心事，翁心存对孙锵鸣说：“你先不要发牢骚，把这两个学生带来让我看看。”于是李、沈二人在孙锵鸣的带领下，前往拜见了这位太老师。翁心存非常善于“风鉴之术”，他首先上上下下打量了李鸿章几眼，就大惊失色地说道：“此人将来的功业在我辈以上。”接着又看了看沈葆桢，又说：“这将来也是一个名臣。你这一房考中的人虽少，但有了这两个，还有什么可遗憾的！”这是夏敬观在《学山诗话》里绘声绘色描述的一段。
　　曾国藩奉命回乡组织民团抗击太平军，曾国藩和李鸿章算是暂别了数年。曾、李二人，此时虽然天各一方，但曾国藩一直忘不了关照这位爱徒。李鸿章随吕贤基刚到安徽，曾氏就致信其兄李瀚章，询问李鸿章的情况。不久，曾国藩几次致函吕贤基以及安徽巡抚江忠源，推荐李鸿章的才干，并让他们多多关照李鸿章。曾国藩还给李鸿章写过一封很重要的亲笔信，传授自己带兵的心得，提出兵家注意的大忌就是“败不相救”。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太平军再克庐州，李鸿章无处容身，于是携家眷辗转流离，打了几场浪仗之后，南下江西南昌，投奔为湘军办理粮草的胞兄李瀚章。庐州失守的当天，李鸿章还给恩师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对自己办团练六年、一无所成而深感惭愧，也表达了自己投奔湘军的意愿。
　　李鸿章到了南昌之后，又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投奔的愿望。曾国藩收到这封信后，立即“奉上菲资三百金”，给李氏兄弟作为安家之资，同时回了一信，让李鸿章速来建昌湘军大营。于是，李鸿章在南昌稍稍安顿后，便去了曾国藩处，当了曾国藩的幕僚。这也意味着，李鸿章的人生道路真正起步。
　　可以公认的一点是，李鸿章在曾国藩部任幕僚的那些年，应该是李鸿章受益和改变最多的几年。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大营里那几年，也是他冶炼自己性格的几年。对李鸿章来说，曾国藩是过来人，过来人当然清楚曾经的张扬、傲气、才情和弱点。在曾国藩看来，安徽的团练办得一团糟，李鸿章的那一套根本就不能带到湘军中来，必须先在他的身边学习一段时间再说。出于这样的考虑，曾国藩没有让李鸿章独当一面，而是让李鸿章一直跟随他的左右。对于李鸿章，曾国藩深知他年轻气盛，急功近利，常常给他泼点冷水。曾国藩常常告诫李鸿章，高官厚禄乃是天命所定，并非人力所能强求。曾国藩还想用日常生活的一些准则来约束李鸿章的言行。曾国藩每天黎明即起，招呼全体幕僚一起吃早饭，边吃饭边议论形势，把一天的工作部署掉，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了。李鸿章的习惯正好相反，他是一个典型的夜猫子，每到晚上，便生龙活虎；早晨则睡懒觉不起床。每一次早会李鸿章总是懵懵懂懂，甚至经常找理由不参加这样的会议。
　　有一天，李鸿章诳称头疼，不想参加早会，可曾国藩不依不饶，一次次派人来叫，说是“人不到齐不开饭”。李鸿章见老师真的生气了，慌忙披上衣服一路踉跄跑过去。坐下之后，曾国藩铁青着脸一句话都没说，直到吃完后，才冲着李鸿章扔下一句：“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耳！”说完拔腿就走，李鸿章呆呆地站立在那儿，尴尬了好一阵子。
　　作为皖人，在湖南人林立的湘军大营，李鸿章不免会感到孤单，感到受排挤。李鸿章当时最怕面对的一个人就是左宗棠了。左宗棠为人狂傲，在曾国藩幕府中目空一切，称呼他人从来都是直呼其名，即使是对曾国藩，也以“涤生”称呼。有一次，曾国藩与左宗棠在一起玩一种文字游戏，将各人的姓名列入诗中，自得其乐。曾国藩先出上联：“季子自鸣高，与吾意见常相左”，巧妙地将“左季高”三字嵌入联中。谁想左宗棠对出的下联却是：“藩臣身许国，问君经济有何曾？”左宗棠是直接将“曾国藩”大名三字纳入了。以字相称，本是尊敬，而左宗棠却直呼其名，就有点不恭了。因为是游戏，曾国藩也不好说什么。左宗棠对曾国藩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新来的后生李鸿章在这样的局面中，肯定会受很多窝囊气。这也难怪李、左在以后的岁月中一直不和。这两人的个性，是不太相融的。
　　还有一次，李鸿章与湘籍俊杰彭玉麟打了起来。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曾氏主持会议之余，一群幕僚在一起吃饭闲聊，话题转到安徽人身上。由于彭玉麟的父亲曾在合肥一带做过小吏，期间颇不得志，一帮湖南人在言语之中对安徽人有些讥笑的成分。李鸿章虽奋力辩白，但孤掌难鸣，一直处于劣势。李鸿章忍无可忍，恼羞成怒，便一拳打向彭玉麟。火暴脾气的彭玉麟也忍不住还击，两人搂在一起，直到摔在地上，还是你一拳我一拳。大家拼命拉架，才没有引起大事端。这一次事件虽然没有扩大，但在李鸿章心目中，还是颇有不快，在湘军大营，毕竟有“寄人篱下”之感，李鸿章开始考虑自己领头单飞了。
　　但李鸿章的才干得到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将领的一致公认。在为曾国藩当谋士并掌管文案的那段时间里，无论是奏稿还是批示，李鸿章都写得条理清晰，严丝合缝，让曾国藩省了不少心。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弥补了曾国藩的很多不足——曾氏生性“懦缓”，沉稳厚重，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反应快捷，每有大计，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李鸿章在此期间为曾国藩出了不少好主意，其中最有名的是曾国藩几次战败后，给朝廷上了一封奏折，给自己请罪，说自己“屡战屡败”。写完之后，交给李鸿章看，李鸿章改“屡战屡败”为“屡败屡战”，结果，朝廷不仅没有怪罪曾国藩，而且还大大地表彰了曾国藩一番。曾国藩曾经考虑将湘军转移到四川，以避开太平军锋芒。李鸿章就不赞成，李鸿章在分析形势之后，主张曾国藩坚守长江一带，决不退却，耗去太平军锐气之后，给予打击。从后来的情况看，李鸿章的这些谋略都堪称正确。曾国藩感叹李鸿章有过人之处：“将来建树非凡，或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在湘军大营，曾国藩有彭玉麟的忠贞，有杨载福的朴直，有鲍超的勇猛，有李元度的策划，有曾国荃的顽强，但像这样洞察全局，并且有着清醒和机巧应变手腕的人才，李鸿章可谓是首屈一指。
　　李鸿章在当幕僚期间还帮曾国藩作出一个重要的决断——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咸丰仓皇逃亡。在此期间，咸丰降旨，要曾国藩速派鲍超部霆军保卫京师。接到旨意后，曾国藩和胡林翼感到进退两难，派鲍超去吧，这边与太平军力量均衡的格局将被打破，太平军极可能乘虚进攻。不派部队去吧，又会背一个“抗旨”的罪名。曾国藩赶忙召集幕僚商议。多数幕僚主张“入卫”；李鸿章力排他议，分析形势说：洋人入京，只不过是为了金帛议和，并不想推翻大清统治，不会有其他事情。不如按兵请旨，静观一段时间再说；对于湘军来说，与太平军的决战才是有关天下安危的大事，所以对待调兵之事，一定要慎重。曾国藩和胡林翼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一面按兵不动，一面拖时间，派人送信给朝廷，堂皇地建议：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去，是否由曾、胡二人中酌派一人进京，这一招，明显的是给朝廷出难题，因为朝廷最忌讳手握重兵的“节度使”进京。朝廷当然不同意。这样的拖延战术，赢得了时间。很快，曾国藩接到朝廷新旨：清廷与八国联军已议和，鲍超军不用北上。
　　李鸿章年轻气盛，经常性地仗义执言。1860年曾国藩当上了两江总督，把大本营设在安徽祁门，李鸿章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祁门在地理上是一个盆地，对兵家来说是个凶险之地，必须赶紧离开，否则一旦被包围，将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李鸿章把他的想法跟曾国藩说了，曾国藩只是淡然一笑，并不表示什么。曾国藩何尝不知呢，他当时考虑的是拿下安庆后再进攻南京，但朝廷却让他直接进攻南京。曾国藩于是屯兵祁门，摆出个姿态准备起兵东进，他还是在打安庆的算盘。李鸿章不明白这一点，见曾国藩不听自己的意见，很不高兴，据理力争了几句。曾国藩也懒得向他解释，不冷不热地来了一句：“你要是害怕这里，你走好了！”弄得不欢而散。
　　不久，“刺头”李鸿章又为弹劾李元度之事跟曾国藩再度发生争吵。李元度是功勋卓越的湘军元老。在皖南战役中，李元度没听从曾国藩的劝告，失守战略要地徽州府。曾国藩一气之下决定弹劾他，要李鸿章写奏折。但李鸿章不仅不愿拟稿，反而率一班人去了曾国藩那里替李元度据理力争，指出李元度“其血性足以干事，而知人则不甚明；其才识足以谋事，而带勇则非所长”。认为曾国藩既然了解李元度的长处和短处，却舍长取短，这个责任不应由李元度来负。同时，李元度劳苦功高，一直追随曾氏身边左右，如果一兵败就严辞弹劾，会让部下们唇亡齿寒。李鸿章一番激烈的言辞让曾国藩大为光火，坚持不更改决定。李鸿章倔脾气上来了，怎么也不肯起草那个奏折，又以离开为要挟。曾国藩索性挥挥手：“随你便！”
　　师徒之间的冲突让曾国藩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作一事。”在曾氏原先的手稿中，在“而”与“又见”之间，圈掉了“少荃”二字，可见其原文是写“少荃不明大义，不达事理”的。这一场风波使得师徒间变得生疏尴尬了。到了年底，李鸿章找了个理由要去看望在江西南昌的老母，离开了湘军大营，回到了南昌的哥哥李瀚章处。
　　但李鸿章这一段时间与曾国藩的矛盾并没有通常所描绘的那样决绝。到了南昌之后，曾、李二人一直有着书信来往。不过李鸿章心中的确有点梗阻，他曾向丁未同年沈葆桢去信询问福建的情况，有意去补闽任道员之缺。沈葆桢回信劝阻了他。另一个丁未同年郭嵩焘也来信劝他回到曾国藩身边去。那段时间李鸿章的夫人周氏生病，李鸿章一直忙于照顾。周氏是李鸿章老师周菊初的侄孙女，李鸿章少年时，周菊初对他就十分欣赏，也经常接济李家。李鸿章赶考前，周菊初把自己的侄孙女许配给了李鸿章。周氏比李鸿章大两岁，是一双大脚。李鸿章跟她的感情一直很好。李鸿章中进士当上翰林后，周氏并没有跟李鸿章来京城，一直在老家照顾李鸿章的母亲。李鸿章回乡办团练，夫妻才算得到团圆，在李鸿章戎马倥偬期间，周氏一直跟着李鸿章东奔西走。
　　不久，形势的发展证明了李鸿章的战略预见是对的。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占景德镇，祁门再度被围困，情急之下，曾国藩分别给二子立下遗嘱，准备在祁门坐以待毙。形势稍缓之后，在胡林翼和曾国荃的劝说下，曾国藩终于同意移营长江边的东流。当曾国藩向李鸿章函告这一决定时，得到的反应是热烈的，李鸿章数次来函献计献策。师生间由于战略分歧所造成的隔阂烟消云散。在此之后，曾国藩几次函招李鸿章回营，李因忙于照顾病重的妻子周氏，迟迟未归。曾氏无法再等，又给李鸿章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起灭不测？以私情论，去冬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难，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
　　
　　李鸿章接信后，颇为感动。当周氏病稍有好转，便收拾行装赶到东流大营。李鸿章的重回幕府，让曾国藩如虎添翼。积压如山的公文得以清理，军事大计也有人商议了。这一对师徒之间经常彻夜长谈，无话不说。
　　很多年后，当李鸿章闲暇之时回忆起对抗太平军的这一段历史时，总是显得神情凝重。除了庆幸命运对于自己的垂青之外，他还庆幸着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遭遇了曾国藩这样一个亦师亦友的关键人物，这使得他在人生的几次大转折中总有贵人相助。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李鸿章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仅仅体现在地位的增高、气度沉稳等外部因素上，更多的，还是内心深处的悄然改变。从少年时意气风发，聪明异常，一直到后来的洞察细微，隐忍无限，李鸿章的人生和性格，从那时起，经历了一个巨大的U形弯。
　　也正因此，李鸿章一直感激着曾国藩，也图谋回报。机会很快就到来了，不久，李鸿章即以“滞攻金陵”的行动，算是回报了曾国藩的恩情。
　　1864年，淮军力克常州，苏南战局基本平定。这时，曾氏兄弟正顺江而下形成对天京的包围。对于曾氏兄弟而言，他们特别忌讳兵强马壮的淮军助攻天京，如果那样，曾氏十数年苦战的果实将被别人摘得，这是曾氏兄弟极不愿看到的。尤其是曾国荃，自尊心特别强，对于淮军的节节胜利，倔强的他几近忧郁成疾。曾国藩当然心疼弟弟，多次写信给曾国荃，劝慰他要宽心，如果李鸿章要来合攻天京的话，千万不要多心，“独克固佳，会克亦妙。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总以保全身体，莫生肝病为要”。
　　在当时，就淮军的装备和实力而言，攻坚能力已远胜湘军。李鸿章哪里不想争这个头功呢？但在这种情形之下，李鸿章权衡再三，还是选择了回避，想把头功让给恩师。在朝廷下旨令淮军会攻金陵后，李鸿章致函曾国藩，称自己的队伍疲劳，想休整一段时间。实际上，李鸿章是想给曾国荃预留充足的时间。朝廷见淮军迟迟未动，连降谕旨，敦促李鸿章火速调兵。李鸿章只好采取拖延战术，他先是借口生病回苏州，不久又提出部队要休整两个月才能再战，最后李鸿章实在拖不过去了，便灵机一动，出兵浙江，谎称要从湖州对南京形成包围。谁料此举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宗棠急忙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左、李两人成了一辈子冤家。李鸿章一拖再拖，实在是用心良苦，后来，连淮军将领都看不过去了，纷纷表达对李鸿章的不满。李鸿章只好再次给曾国荃写信，催促湘军加快攻城动作。到了夏天，朝廷又降谕旨，严令李鸿章派刘铭传等先锋火速驰往金陵。李鸿章无奈，只好派刘铭传、王永胜、刘士奇各率15000人前往，自己大队人马仍按兵不动。此时，曾国荃接到李鸿章调兵前来的消息后，几近疯狂，他将李鸿章告知的信件遍示诸将，说：“他人将要来了，难道我们苦苦攻了两年的艰辛将要拱手相让吗？”手下的将领坚决表示：“愿尽死力。”当晚，通向金陵城内的地道已经完毕，次日，曾国荃部由地道炸塌太平门城垣20余丈，攻下金陵。
　　李鸿章用软磨硬抗的办法，拖延会攻金陵长达数月之久，算是成全了曾氏兄弟独得“首功”的心愿。这样的“义举”，真难为心高气傲的李鸿章了。对此，曾国藩极为感激，攻克南京城不久，李鸿章赶到，曾国藩亲至城外下关迎接，拉着李鸿章的手连声说：“我兄弟俩的一点面子，全是你给的。”曾、李之间在军政大计上的互谅互助，也是湘淮两系能够长期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与李鸿章在联手镇压太平军这段时间里，他们并驾齐驱，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太平军将士，染红了自己的官袍。也正是在镇压太平军的腥风血雨中，李鸿章变得成熟起来，由一个才高八斗的书生，成为一个封建王朝的所谓能臣。李鸿章后期性格中的忍辱负重、克己复礼，都可以说与这段戎马倥偬的经历有关。这段残酷无比的岁月，让李鸿章真正见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曾求学于曾国藩、后来成为李鸿章幕僚的吴汝纶评价说，李氏“生平严事曾文正公，出治军，持国事，于曾公相首尾。其忠谋英断，能使国重，是非成败，不毫发动心，一秉曾氏学”（吴汝纶《李公神道碑铭》）。可见，李鸿章深得曾国藩的嫡传，在李鸿章身上，还是能见到很多曾国藩的精神的。如果拿李鸿章与左宗棠相比，两人虽同为经世、洋务一派，但李鸿章在为人上，却与左宗棠大相径庭。这就是“忍”、“挺”二字的绝妙所在。
　　曾国藩与李鸿章在性格上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曾国藩是典型的湖南人，性格“耿”而倔强，在生活习性上却很土气；读书太多，凡事总有自己的原则，往往在智慧的同时，总残留着一丝迂腐气，为人清高，不合群，爱较真。而李鸿章则不一样，李鸿章总体上极具有江淮人的性格，富有草根经验，爱面子，散漫，有着浓重的“痞”气，为人处世比较灵活，讲究实效，也比较世故油滑。这样相对实用的性格使得李鸿章在官场上要比曾国藩适应得多，一方面可以拉帮结派，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大打“迷踪拳”。所以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李鸿章很快就在职位上超越了他的老师曾国藩，并且比曾国藩更得朝廷的信任。
　　一支军队的气质往往体现着领头人的气质。团队与帮派也是这样。就队伍结构而言，曾国藩的湘军主要将领都是读书人，其中有科名的达30多人。而且，曾国藩本人也不太欣赏那些只会打“肉搏战”的“莽夫”。所以他把没有文化不识几个大字的太平军旧将程学启转给了李鸿章。曾国藩曾经洋洋自得地说：“我的这些手下，可以白天打仗，晚上讲学。”而在李鸿章的“淮军”中，13营淮军的11位将领中，只有举人、廪生各1人，主要将领都出身低微：刘铭传是盐贩子，张树声兄弟、周盛波兄弟介于土匪和刁民之间，吴长庆则兴于行伍……太平军叛将、原湘军旧部程学启到了李鸿章那里后，也是如鱼得水。曾国藩对部下，常常是跟他们讲道理，讲忠孝节义。李鸿章在这一点上跟曾国藩有所不同，李鸿章更多的是讲义气，讲利益，他就像刘邦一样，舍得将利益馈赠给部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样的做法一直被李鸿章奉为圭臬。在李鸿章看来，像曾国藩那样重用文人、学者的行为是不妥的，因为这些文人学者具有一定的思想，步调很难一致，还不如重用讲江湖义气、头脑相对简单、肯于卖命的“武夫”更实在，这些人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也能死心塌地追随主子，只要舍得给他们利益，他们便会全力效忠。李鸿章不太喜欢迂腐的读书人，在他看来，只有下层的人物才不迂腐，才能脚踏实地做事。正因为主帅的判断标准不一，湘军和淮军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气质，到了太平时期，双方气质上的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太平天国失败后，由于湘军中的中坚力量都具备较高的文化知识，有着比较全面的能力，他们有很多跃上了高层，比如说左宗棠、刘坤一等；而江淮人的精明灵活使得“淮军”虽然普遍吃得开，能办事，但其中的骨干力量却不具备全面能力，文化知识不够，很少能真正地进入要员之列。在这方面，湘军与淮军，同样也是“一张一弛”。
　　有一个笑话似乎很能说明李鸿章的性格，也能说明李鸿章与下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有一次，李鸿章问一个下属什么叫抛物线，下属讲了一大通后，李鸿章仍是不懂。那个下属急了，说：“李中堂，你撒不撒尿，撒尿就是抛物线啊！”李鸿章一下子大笑明白了，幽默地说：“各位明白了吧，庄子说‘道在夭溺’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啊！”
　　对于“天津教案”处理手段的不一样，也充分体现了李鸿章与曾国藩在诸多方面的不同。也正是“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导致了李鸿章取代曾国藩成为清廷“第一汉臣”。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教会利用一系列中外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大量涌入中国。由于背靠本国政府，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教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权势力。这种状况，引起了中国底层民众的愤怒。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教会势力由沿海向内地的渗透，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在底层引起的摩擦越来越多，尤其表现为西方宗教教义、组织结构与中国宗族精神以及组织结构之间的尖锐矛盾。正是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导致了民间不断掀起反对教会势力的所谓教案。1870年，天津的百姓烧毁望海楼教堂，先后打死外国人20人。
　　“天津教案”发生之时，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正在家中生重病，曾国藩感觉自己难逃大限了，他让时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帮他运来建昌花板木材，准备后事之用。按常规，曾国藩完全可以以生病为由推掉这份“烫手的山芋”。皇帝知道曾国藩正在生重病，也不好直接让曾国藩去，只是在谕旨中询问曾国藩：最近身体怎么样，这个事件你能处理吗？曾国藩接旨之后的回答是：“我身为直隶总督，天津发生闹事，我能不管吗?”他还引用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悲壮诗句自勉，决心向林则徐学习。曾国藩接受任务之后，专门写了一封两千多字的遗书，告诉长子曾纪泽在他死后如何处理丧事和遗物等。在一生奉行“忠诚笃信”的曾国藩看来，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应该以诚为本，以信立言，虽然大清是弱国，但也是大国，不应失去固有的君子风范。
　　曾国藩在经过周密的调查之后，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了，所谓的洋人教士杀婴儿等事完全是子虚乌有。在谈判之中，曾国藩首先自认错误，当即决定把天津道、天津府、天津县的官员全部撤换。谁知洋人得寸进尺，他们进一步提出来，要把这些官员杀了偿命。这样的过分要求把曾国藩逼到了墙角，曾国藩一时变得非常被动。在曾国藩处理事务时，他的儿子曾纪泽看得就很清楚，曾纪泽就告诫父亲，对于洋人，不能太讲诚信，不能随便承诺。李鸿章也三番五次给曾国藩写信，给曾纪泽写信，说曾国藩办外交太老实，让他提醒一下曾国藩。跟洋人打交道，李鸿章还是有经验的，当年李鸿章在上海滩的时候，为了“常胜军”的事情，没少跟英国人斗智斗勇。洋枪队当时的队长白齐文殴打上海道台，李鸿章大怒之下，要拿白齐文正法，吓得白齐文躲在英国军队中不敢出来。后来，李鸿章硬是不顾英国政府的反对，强行解散了“常胜军”。对于洋人的本性，李鸿章要比曾国藩了解多得多。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是：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并流放黑龙江“效力赎罪”；支付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
　　“天津教案”的办理结果，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人们对曾国藩一片谴责，咒骂他出卖国权，堪为民族败类。曾国藩没料到风波竞如此巨大，他自己也变得忧心忡忡，健康更是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派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复查“天津教案”。这是李鸿章第二次为曾国藩收拾残局了。第一次，是平定捻军的时候，那时，曾国藩就因为调度不灵，平定捻军进展不顺，最后朝廷不得不派李鸿章接替了曾国藩的职务。李鸿章奉命接手“天津教案”之后，专门拜会了曾国藩。看到曾国藩长吁短叹，心理负担很重，不由劝慰一番。曾国藩问李鸿章：“你准备如何与洋人交涉？”李鸿章说：“与洋人打交道，我首先要同其打‘痞子腔’。”曾国藩怒道：“‘痞子腔’怎么打法，你倒打给我看看。”李鸿章一笑：“我只是随便说说。”
　　李鸿章到达天津后，还真将“痞子腔”派上了用场。与曾国藩的“以诚相待”不一样，李鸿章的“痞子腔”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说话不算话”，就是偷梁换柱、暗渡陈仓。这是典型的弱国外交手段，正面交战不敌，只好虚与委蛇，以谎言对谎言，以欺骗对欺骗，以乔装好客对虚伪的友谊。当然，这样的手段对于李鸿章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洋人势力太强大了，李鸿章没有其他办法，只好“捣糨糊”，能“蒙”则“蒙”，能“糊”则“糊”，在不明时局的情形下，只好以“打太极拳”应付。李鸿章毕竟是草根出生，这一套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李鸿章一方面与洋人讨价还价，另一方面，暗地里与俄国进行了沟通，因俄国只要求经济赔偿，并不要求人抵命，李鸿章便趁机在原先的判决上进行改动，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虽然改变并不大，但毕竟多保了几个中国人的性命，算是有效缓解了尖锐的矛盾，也缓和了朝廷的面子。不仅如此，李鸿章还让丁日昌从监狱里找来16个死刑犯，顶替了这16个，蒙混过关，斩杀了事。将流犯的官员，一段时间风波平息之后，又招回原地。李鸿章的“痞子腔”赢得了国人的叫好，“天津教案”所引起的风波，终于在李鸿章手上平息下来。而处理“天津教案”一事欠妥，对曾国藩的影响是巨大的，曾国藩伤心地说自己是“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变得心情抑郁、衰颓日甚，终于在一年后郁郁而终。
　　曾国藩与李鸿章在处理洋务时的不同方法，与他们的学养和性格有关。当然，如果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在曾国藩和李鸿章身上，还体现着中国文化所隐藏着的很多内在特质。中国文化不是完全的儒文化，它实际上是儒释道的一体化，“温良恭俭让”只是表面的价值观，在暗地里，阴谋与心计无孔不入；当功名利禄受挫之后，往往又会洁身自好，甚至产生空的感受，偏向于出世——这就是道家和佛家的教义了。
　　曾国藩是一个读书人，他身上携带的宽厚、智慧、诚实的人格特征，是“仁”的集中体现，曾国藩可以说是中国精英文化的一个集大成者，一个谦谦君子。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儒家的王道，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孜孜追求。于儒学来说，曾国藩是几近完美的——于家庭，于同僚，于君主，在立德、立行、立言上，曾国藩都臻于极致。于家庭，曾国藩出身寒门，即使后来官位显赫，但他一直简朴务实，保留了耕读之家的本色。曾国藩一生身体力行，严以律己。在对子女和亲属的教育上，曾国藩虽然戎马倥偬，西征北讨，但他一直不放松对子女的教育，坚持言传身教。优良的家风，良好的教育，使得曾氏一门人才辈出：其长子纪泽精通诗文书画，是晚清出色的外交官；其次子纪鸿喜爱自然科学，在数学研究上造诣较深，可惜英年早逝；其孙辈曾宝荪、曾约农后来都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
　　于同僚，曾国藩一直宽厚为上，以仁待人。比如说，对于左宗棠，曾国藩有着知遇之恩，但左宗棠一直恃才自傲，出语尖刻。每到此时，曾国藩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淡化处理，在把握住大局的基础上，有时也做必要的妥协。曾国藩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僚中，许多都是原先科场和官场不得志者，经他的发现、调教、保举，不少人都出将入相，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等。他的手下涌现出一批经天纬地之才干，比如说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沈葆桢、丁日昌、曾国荃、彭玉麟、杨岳斌、刘蓉、李瀚章、李续宾、刘坤一、李宗羲、钱应溥、梅启照、倪文蔚等。此外，在曾国藩的幕府中，还有一批才高八斗的学人，比如薛福成、吴汝纶、李善兰、徐寿、华蘅芳、黎庶昌、俞樾、赵烈文、容闳、陈兰彬等。这些人才的和睦相处，与曾国藩妥善处理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有关。有容乃大，这是湘军集团在军事、政治上获得成功至关重要的原因。
　　于君主，曾国藩一直很忠诚。曾国藩从京城回湖南组织湘军，正是为了响应《论语》中的一句话：礼失而求诸野。曾国藩含辛茹苦十数载，出生入死，终于完成了替朝廷分忧的初衷。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手握重兵，权力巨大。但曾国藩一直很清醒，他深知“功高盖主”的隐患，主动急流勇退，不仅解散了湘军，而且多次陈明心迹，倾心于老庄。曾国藩正是以他过人的智慧和洞察力，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自己的名节。
　　曾国藩的确算是中国传统文化冶炼出的典型人物。无论从哪方面说，曾国藩都可谓是晚清第一人。曾国藩巨大的内心力量支撑着他的人格和境界，在这种浩然之气的支撑下，曾国藩对于人生有大彻大悟的看法：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万事万物不勉强为之，但自己又必须在人生中尽最大的努力。在曾国藩的晚年，虽然他目睹了太多的丑恶，也被迫做过许多妥协来获取来之不易的胜利，但曾国藩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不道德的社会归根到底一定要由有道德之士来纠正，树立正确的道德准则和态度必须成为首要的目标，经世致用之术不管多么重要，必须处于从属地位。曾国藩是用心良苦的，也是值得赞颂的，但曾国藩的完美旧人格在清末的乱世中，不免“虎落平川”了。诚实变成了迂腐，信用招致欺凌，一切都是阴差阳错。以曾国藩的知识结构，当他面对欧洲宽广、陌生、富有侵略性的强势文化时，便有点力不从心了。正因如此，在晚清的乱世之中，曾国藩显得“缓慢呆板”，一点也不如李鸿章“如鱼得水”。
　　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明显地更适应晚清那个乱世。他既有士大夫的高贵，也带有草根的刁滑，那是一种弱者的智慧，务劳务实，精明狡诈。李鸿章借此以应付乱世，要比曾国藩那种一成不变的正统有效得多。李鸿章是从底层上来的一个农村小知识分子，这样的草根经验，使得他对于一些非正常的手腕和方式非常熟悉，在实践中也能亲身感受到这种方法所带来的好处。从李鸿章与淮军的关系中就可以看出，李鸿章才不像曾国藩那样无限忠诚地主动解散淮军呢，他一直把淮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上，让这支部队有着极强的私人性和专属性。淮军一直忠于李鸿章，虽经中法、中日战争，一再受创。一直到1900年庚子事变，聂士成壮烈战死，淮军彻底覆灭，李鸿章算是输得精光。一个人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拥有一支强大的部队，这一点，足见李鸿章功力之深。不仅如此，李鸿章还自觉不自觉地在政治、外交以及很多方面运用这种手段，这种手段让李鸿章屡试不爽。
　　尽管李鸿章这种极其实用的处世方式给他带来成功，也带来功名，但纵观李鸿章一生，他同样因为这种方式使自己的人生重重地打了折扣。就李鸿章的一生而言，可以说一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如果说我们还可以从曾国藩迂腐和执著的处世原则上看出曾国藩的人格来，那么，从李鸿章的聪明和实用上，我们就很难看出李鸿章真实的思想，以及真正的追求。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在整体意义上缺乏真正的人文思想和宗教情怀，并且他也绝不如曾国藩那样执著，也不如曾国藩那样真实。在我们的感觉中，这个高个子的合肥人讲着一口合肥话，出入各种场所，说着一些不痛不痒的话，王顾左右而言他，或者说一些自鸣得意的俏皮话。有时，这些行为因为缺乏底气、缺乏视野、缺乏原则，使人起鸡皮疙瘩。我们所见到的，一直是那个冷静平稳、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李鸿章；或者是，一个故作幽默、自以为是的李鸿章。至于真实的李鸿章，却一直烟笼雾绕，更谈不上他真实的内心世界浮出水面了。
　　到底李鸿章的真实思想是什么呢？也许，所有关于他的判断都显得有点武断，显得有点臆度。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李鸿章总显得云里雾里，该谦卑的时候谦卑，该倨傲的时候倨傲，该出手的时候出手，该隐藏的时候隐藏。他的一手“迷踪拳”似乎打得太好了，不仅别人看不出他要干什么，甚至，有时候连他自己也有点迷糊了，情不自禁地沉耽于自己的幻象之中。聪明人本身就难得偏执和执著的，对于李鸿章来说同样也是如此。李鸿章就是这样一边打着“迷踪拳”，一边从事着自己的改良事业。当然，这样的行为本身，并不算是高妙的举动，李鸿章的所作所为决定了他只是一个二流的政客，而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像一个演员，而不是一个成功的导演。伟大的政治家总是有着自己明晰的思想体系以及自己强硬的态度，并且有着一种为着思想和主义献身的情怀。李鸿章似乎不是这样。在他一辈子当中，李鸿章总是有意无意地给自己量身定做了一袭华美的锦袍，在大多数时间里，李鸿章就像一个变色龙一样，披着各式华美的锦袍抛头露面，而他的身体，一直隐藏在这袭华美的衣服里面。
　　也许，对于这个晚清最为显赫的汉臣来说，李鸿章最大的悲剧是：不在于时局的多舛，也不在于个人命运的坎坷，而在于他作为一个个体，无法、也没有意识去表达自己真正的内心。他无法使自己成为独立的个体，无法“人之为人”，也无法面对自己。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中风卒于南京，消息传来，李鸿章不胜哀痛，他感叹说：“吾师果以死颖！不可复生矣！天乎天乎！奈之何哉！……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并亲笔题写了挽联：“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这样的挽联，寄托了对恩师的绵绵哀思，也是对两人终生之缘的一个总结。李鸿章以后对曾氏之子纪泽、纪鸿多方照拂，又协助长兄李瀚章编校《曾文正公全集》156卷，也许，李鸿章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补报曾氏一生的恩情。
　　
　　
      作者：恭小兵　回复日期：2007-10-22　17:54:47　
　　
　　第四章 云中之鹤
　　一个人的气质就是他的内心世界。
　　李鸿章带领他的淮军进入上海之时，由于身材颀长、气质高远，李鸿章很快得到一个“云中鹤”的绰号。这个绰号对于李鸿章来说，倒也形象妥帖。在晚清，比较起众多庸庸碌碌的高官达贵，李鸿章完全称得上“鹤立鸡群”。这不仅仅指他的身材高大挺拔，还在于李鸿章从来就是一个敢负责任，并且有着自己独特想法的人。当初湘军才俊胡林翼第一眼看到李鸿章时，就惊叹说：“如评骨法，必大阔，才力又宏远，择福将而使之，亦大勋之助也。”从李鸿章的一些照片，我们可以从外面管窥其内心世界。从照片上来看，李鸿章身材挺拔，冷静平稳，有着凛凛之威；尤其是李鸿章的一张中年照片，从容倜傥，成熟智慧，意气风发。这张照片大约摄于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吧，李鸿章春风得意，一派自信坚毅。至于李鸿章的晚年照片，不怒自威，庄重沉稳之际，能略见一丝慈祥，但在整个氛围中，有着难以遮掩的无奈和凄楚。到了暮年，李鸿章所呈现的形象便有点悲凉了：他的眼睑一直浮肿，眼神深邃，冷漠而镇静，绝不露出一丝表情，这是一张成熟无比的面孔，面部整体氛围变得越来越模糊，无懈可击，刀枪不入，一看就是中国官场文化长期浸淫的结果。从这样的面孔中，我们是很难揣度一个人真实的心思和喜好的，甚至很难看出个性特征，一切都是隐藏，都是扭曲，都是深不可测。这样的面孔绝对称得上“老谋深算”，它就像深潭一样，表面平静，很难看出上面有丝毫愤怒、气恼、激动的表情，而在骨子里，却有着对于事态的洞察，能够从细微之中审时度势，迅速作出自己独特的判断，或者明哲保身，或者一跃而起，给对手致命一击。这是一张可怕的脸！中年之后的李鸿章越发变得成熟而冷静了。
　　这样的划分是指李鸿章担任两江总督之后，这一年是1865年，李鸿章42岁，进入了他人生的高峰期。此时的李鸿章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胆大妄为的书生了，他变得意志坚定，善于沉默，心细如发，擅长洞察人的内心；他的头顶一直笼罩着强烈的使命感，那就是为岌岌可危的清国撑起一片天空。这样的感觉总使李鸿章时常地陷入一种自欺的悲壮中，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有一个现象似乎可以说明李鸿章的使命感，自从李鸿章当上两江总督之后，他基本放弃了自己吟诗作画的爱好，这样的行为是由于李鸿章对传统文人官吏的反感，他们总是习惯于自欺欺人，避重就轻，迂腐不实而又欺世盗名。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李鸿章也很担心过多的诗文容易暴露自己的思想，落下口柄。中年之后的李鸿章变化很大，他很少头脑发热，急不可待，他总是把自己埋伏在暗处，低调做人做事。他变得越来越实在，越来越警觉，也越来越勤政，他总有做不完的事情，考虑不完的问题。
　　李鸿章变成一只勤劳无比的鼹鼠。每天，他都忙忙碌碌，总有处理不完的公务，总有批阅不完的公文，总有开不完的会议。他的内心也在这样的运转中慢慢变得冷血，没有粗犷奔放的激情，不好色，不赌博，不喜欢挥霍，不爱户外活动。这样的生活或许在常人看来无聊而单调，但李鸿章乐此不疲，或者说，他从未在公开场合暴露他的倦容。李鸿章成了中国历史上长长蚁群中的一只大蚂蚁，在蚁群中，无数工蚁忙忙碌碌，竭尽全力，伺候那只不劳而获的蚁后。这样的存在方式，就是长期以来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方式。这种政治方式原始、笨拙、专横，它不仅仅带来残暴和专制，同时伴生的，还有机械和木讷。李鸿章在跨入这个机制之后，很快变得麻木不仁，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李鸿章只能算是一架庞大的、呆板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在他的身前左右，还有着一大堆精于算计、老成持重、不见喜怒的政治木偶们。
　　好在李鸿章一直坚持做自己的事情。李鸿章就像春秋时代的孟尝君一样，在麾下养着一大堆门客。他将当时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笼络门下，努力谋求怎样推动这个笨拙的东方古国一点一滴地进步。当然，在做事的同时，李鸿章还一直不忘修身，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了。就像教徒们每天的祷告和忏悔，李鸿章也保持着每天内省，自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也自省自己的道德操守。这样的举动，源于他的老师曾国藩，也源于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正因为李鸿章不断地内省，所以中年之后的李鸿章一直在不断改变着自己，可以说，后来的李鸿章，完全是李鸿章自己所铸造的。对比当年那个青涩的合肥青年，后来的李鸿章在内心当中的确走得很远。
　　李鸿章还是有韬略的。腹中，应该有一个广袤的世界吧。李鸿章所处的是怎样一个时代呢，万物将倾，天翻地覆，对于一般人来说，面对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变迁，早就会乱了方阵。但李鸿章没有。数千年大厦将倾，反而使李鸿章有了更坚毅的目标，那就是兢兢业业，克己复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尽人事，听天命，并且力挽危局于不倒。这样的行为本身，可以看作是这块土地巨大的能量，也是这种文化岿然不倒的根本所在。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经历数千年的承转启合，这个民族早已物老成精，又有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呢？对于李鸿章来说，一切都是以不变应万变，他所想的，以及殚精竭虑所做的，正是为了支撑那个艰难的局面。没有理想，却有愿望。在那个时代里，尽管由于各方势力的挤压，李鸿章经常表现出内心的虚弱和悲凉，但他在内心当中一直是乐观的，那是因为他对未来有着良好的判断并且抱有美好憧憬。
　　如果说李鸿章在自己的人生前期还是靠无畏和阳刚拼死打开一片天地的话，那么，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李鸿章即转变了角色，在进入政治中心的同时，他展示了阴柔勤勉的一面，全心致力于自己权力大厦的构架了。李鸿章不愧为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好手，他精细而不动声色地运作一切。他老辣的地方在于，即使是拥有新思想，他仍借助旧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这样的旧手段要安全和稳妥得多。这一点，显然是李鸿章的做事准则，也是他做人的准则。在李鸿章看来，后来的康梁显然只是“小儿科”，只是几个书生的莽撞和幼稚，他们哪有手段和力量来推动那些政策呢？那些口号和想法，在脱离手段和力量的情形下，是很难生根开花结果的。
　　专制制度下的政治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只是潜流，不是激流，李鸿章从不大张旗鼓地提出政治口号，做事即是做人，他的做事，都是从人力和金钱，以及通过朝廷的支持来实现。在李鸿章看来，清国的变法和改变，如果没有权力作保证，没有时间的慢慢荡涤，必然会成为一句空话。只有权力在手，才能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才有说话和改变的权力。政治，就是这样，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其实也简单。
　　正因如此，在太平天国平定后，李鸿章一直苦心经营他的根基，他多方奔走，终于保存了自己的淮军，使淮军成为了当时最具实力的一支军队。在此后的数十年中，李鸿章一直默默培养着自己的党羽，努力保证自己的凝聚力，默默扩建庞大的关系网。从1862年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开始，到1895年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在担任巡抚、总督、北洋大臣的33年间，利用血缘、地缘、业缘网罗亲信，逐步建立了从其任职所在地延伸到全国的势力网。血缘就是亲戚，地缘是乡里乡亲，业缘则是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师生、同学、同事、结拜兄弟等人情关系。李鸿章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淮军系统的将领和幕僚在他的左提右携下，纷纷出任封疆大吏和朝廷高官。据不完全统计，从1870年到1911年，淮军中先后出任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的要员共有38人，而在淮军和北洋海军两大军事系统中担任过提督、总兵以上的将领多达1300余人。李鸿章选人用的是自己的标准，除了能力，最重要的，应该是“忠信义”。也就是说，对于自己，要绝对地忠诚。这一点，在北洋水师提督的选拔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当时有很多人对即将担任北洋水师提督的丁汝昌存疑，因为丁汝昌是老式淮军将领，对于现代海军乃至现代军事根本不了解，在视野和能力上，远远比不上刘步蟾这些留洋派。但李鸿章仍力排众议坚持使用丁汝昌，其中的原因，就是丁汝昌忠心耿耿，并曾在战场上救过李鸿章的性命。让丁汝昌当北洋水师的统帅，李鸿章可以牢牢地把这支部队抓在手上。对于权力的争夺，李鸿章从来就是一把铁手。
　　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李鸿章羽翼丰满，以他在官场上的正式地位和所属的非正式的幕府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一势力上至朝廷，以直隶为中心，扇形延伸至其他省份。在晚清，可以说，李鸿章的幕府是除皇权之外的最大的一个权力集团。李鸿章深知官场学，也深知厚黑学，他知道做官就像大树栽培一样，不仅自己的头顶要有天空，更要力所能及地把根须伸得更深更远才行。只有把自己的权力基础搭建得非常牢固时，才能谈得上实现自己的主张。在他的眼中，权力，不仅仅是安危的护身符，同时，也是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最大筹码。
　　在官僚体制下，这样的裙带关系一直不可或缺。当然，这样的权力架构，必定悄然进行，成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潜规则。如果一个人的权力扩张过于明目张胆，引起别人的警觉，那又将变成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当然，李鸿章之所以伸展自己的权力，除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外，他还想借助于自己的权力，更便捷地施展自己的抱负。
　　从少年时候起，李鸿章就一直将天下作为己任，他算是一个有着鸿鹄大志的人。李鸿章一直孤傲自负，坚定地认为自己具有担当天下重任所需要的远见卓识，也具有改造和推进这个世界向前发展的手段和能力。在内心深处，李鸿章一直以诸葛孔明来激励自己，同为生长乱世之中，同为风雨飘摇小朝廷的栋梁，同为出生乡下、少年时极具方巾之气……虽然从高标准来说，李鸿章有点志大才疏，他的知识体系、眼光和权力都不足以担当推动整个社会进步的大任，但历史偏偏选择了他。李鸿章知道这个国家的虚弱无力，也对这个政权的不思进取、唯唯诺诺表示不满，他曾在家信当中对政局有过评述：“（朝廷）既无定见，复堪恒心……闻者能勿愧愤欲死？”“朝廷夕迁，早做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我中土非无聪明之力，士大夫皆习于章句帖括，弗求富强实济。”“恭王浮光掠影，毫不用心；翁同依违其间，专讲小过节，不问大事，同时周旋于太后与恭王之间，唯恐失权，能力实不足以肩担此任；至于李鸿藻，则迂腐更甚，不足一提。”这一段话，对于时局，应该是非常清晰的了。清晰又怎么样呢？清国的天下，毕竟不是李鸿章的天下。
　　官场上的李鸿章似乎显得特别勤勉，他从不回避自己的责任，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设想努力着。现在人们忽略的一点是，李鸿章在长达25年的直隶总督任期内，工作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清廷每三年一次的例行考绩，李鸿章几乎每次都是优秀。不仅如此，对于水利兴修、赈灾与慈善事业，李鸿章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这一方水土在他的统辖下，在那段时间里，基本上做到了平平安安。在处理事务方面，李鸿章可以说一直是个高手。李鸿章做事深谋远虑，明敏练达，也投入敬业。这一点，在自明朝之后的传统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当中，是相当不容易的。中国社会发展到了明朝之后，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重虚文而不重实质，喜放言而不埋头实行；他们拥有的旧式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中楼阁，变成自娱自乐的知识游戏，与实际的生活和操作相差太远。
　　李鸿章就这样坚守在绝望的前哨站之中，数十年如一日。对于这个晚清第一汉臣来说，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他都是孤独的。并且，李鸿章感到最孤独的是，他预见了方向，但却一直难以寻找到最正确的道路，他不得不走的，是妥协之中的传统方式，在夹缝中寻找一条道路，那就是，小心翼翼、处心积虑地架构自己的政治体系，就像一只蜂王在构筑自己的蜂巢。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谋求集腋成裘一点一滴的改变。这样的改变缓慢而艰难。在近40的时间里，李鸿章从未离开过官场，含辛茹苦，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与几乎所有的官僚们不一样，李鸿章似乎从不回避棘手的事情，从不逃避事务和责任，他一直兢兢业业，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到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清国摇摇晃晃的小朝廷所能倚仗的，似乎只有这个留着山羊胡子、身材高大的长者。虽然有时候他也会玩一点高妙的太极推手，也精通官场平衡术，但在更多时候，李鸿章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冲在前头，从没有退缩的意思。无论是面对公众、政敌以及如狼似虎的入侵者，他都有着泰山石敢当的勇气和责任。
　　李鸿章的隐忍是他坚信未来的补偿吗？或者是在他的内心当中有着舍生取义的想法？似乎不能这样看。李鸿章一直就不是个理想主义者，也谈不上是一个具有深厚人文精神的人。他不算是一个有着精细的远大目标的人，但却是一个对于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抱有巨大信心的人。同时，李鸿章又是一个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完成自己人生目标的现实主义者。从一个乡下青年，走上人世的显赫位置，这是他工于心计、处心积虑、小心做人的结果。
　　环顾李鸿章周围，那都是些什么样的情况呢？时代被摧残得乱了方寸、尊颜尽失；国民蒙昧、迷信，缺乏理性；至于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些旧知识分子，一个个自以为是，抱残守缺。当一个社会的普遍思潮还停留在烧纸屋、纸钱、纸箔，雇道人巫人打唱等层面上的时候，又何以能指望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呢？不可避免的是，作为那个时代少有的清醒者，李鸿章在思想上单骑突进的同时，同样也承担着由清醒带来的孤独和劳顿。
　　有两个例子足以说明当时社会知识分子阶层的迂腐和落后：
　　一个是蒙古族汉学家、曾担任皇帝老师的倭仁。对于当时的“洋务运动”，这个旧知识分子几乎愤慨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建立国家的途径在于端庄和正义，而非武力和阴谋……在于人心而非技术……蛮人是我们的仇敌。”他又说，蛮人入侵北京，焚毁圆明园，杀我人民。“为什么我们要去寻找雕虫小技，尊蛮人为师呢？……如果才智之士都改变他们的正常学习，而追随于蛮人之后，那就会驱使亿万中国人民去归附蛮人……我们还要扩大他们的影响，在火焰上加上薪炭吗？”
　　至于光绪时朝廷中最有学问的“徐太师”徐桐，明显地，就是一个极端排斥外国的“传统的典范”。
　　徐桐，清朝末年著名的理学家，汉族，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由翰林升至体仁阁大学士，算是清朝的四宰相之一。徐桐“学富九车”，无所不通，被视为清廷学识最渊博的官员，慈禧太后对他也很尊敬。关于清廷大学士徐桐，正史野史记载颇多，其内容大多与他极端排外有关：徐桐绝不穿洋布制成的衣服，永远是一身中国绸缎或者中国土布；他收礼不收银元，只收本土的松江银；他仇恨一切外国的东西，绝不使用进口的一切物品；他最不喜欢看中国人戴西洋眼镜，看见就骂。徐桐有一个在刑部做官的儿子，与他相反，儿子私宅里是全套的西洋家具。徐桐每次从儿子门前走过时，都闭着眼睛捂着耳朵，唯恐看到那些西洋物件。有一天，徐桐看见儿子居然当着他的面吸西洋雪茄烟，便大声呵斥：“我在尔敢如是，我死，其胡服骑射做鬼奴矣！”“罚令跪暴烈日中，以儆其后。”
　　这个如此痛恨洋人的清廷最有学问的人，还做了无数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徐桐曾经对有人把美国翻译成“美利坚”十分恼火，说中国什么都是美的，美国还有什么可“美”的？中国什么事情都顺利，美国还有什么可“利”的？清国军队无所不坚，美国还有什么可“坚”的？更令人感叹的是，这个清国的大学士竟像鸵鸟一样，拒不承认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坚持认为那些“乱七八糟的国名”是英国人胡编出来吓唬人的：“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
　　这样一个传统的大学问家，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对义和团所玩的“刀枪不入”、“灵魂不死”的江湖把戏却笃信无疑。常识的缺乏，使得徐桐以一种自欺欺人方式劝说决策者让整个国家加入一场乱哄哄的闹剧，把本来就岌岌可危的清朝送入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八国联军攻下北京之后，80多岁的徐桐再也没有气力跟着太后一起逃亡了，他留在了北京，在房梁上系了两根绳索，一根是给自己的，另一根，则是为他第三个儿子、刑部侍郎徐承煜准备的。父子俩同时上了板凳，徐桐希望能够看到儿子大义凛然的场面，然而儿子一直盯着他，不肯先死。两人僵持了一会，徐承煜突然大哭道：“儿子如果先死，就无法为父亲尽孝了，请允许我为父亲殓葬之后再死。”这一回徐桐无法坚持了，只好叹了口气，说：“记住，教导子孙，劳动读书，就是别当官！”说完，把脚一蹬，板凳倒了，清朝“最有学问的人”死了，死得不值一文，死得轻若鸿毛。徐承煜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把父亲的尸体拖进去草草埋了，随后溜之大吉。
　　像徐桐、倭仁这样的旧知识分子，哪里值得依靠呢？对于徐桐、倭仁之流来说，他们最好的位置是枯守在国子监，毕身去研究生僻学问。一个跟不上形势抱残守缺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英才的。一切都是阴差阳错。但他们偏偏处于政治的中心地位，掌握着社会发展的动脉。在当时，像徐桐这样的腐儒，遍布清朝上上下下。这样的人把持着国家的大权，怎能不贻误国家命运呢！
　　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不足以依靠，那么，同时代的民众们，又是怎样的情况呢？这些世代在贫瘠大地上从事着最劳苦的耕作者，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容易满足的人，他们温顺勤劳，幽默诙谐，对物质生活很少苛求；他们热爱生活，热爱戏剧，沉湎幻想；他们思维简单，黑白分明，疾恶如仇；他们善于用小小的诡计赢得姑娘的媚眼、神仙的关照和朋友的仗义；他们幽默风趣，能说一口滑稽的话语，能用最优雅的俚语小调来吟唱太阳和月亮，歌唱爱情和姑娘——他们看不起异族，对异族入侵充满本能的、刻骨的仇恨；他们的信念坚定而纯洁；他们有时善良，有时又麻木不仁；他们经常地欺骗和自我欺骗，自我膨胀然后自我践踏；他们缺少理性的思索习惯，容易冲动也容易排斥——当西方民众普遍有着浓郁的法律思想和秩序意识的时候，庞大清朝的民众仍在心里荡漾着《水浒》般的快意恩仇。
　　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想像的是，李鸿章等几个人所从事的洋务运动和现代化就像是一场独角戏，在舞台上，李鸿章一直自拉自唱，那个时代远远地看着他，漠然而不屑。
　　在撰写李鸿章的过程中，我面临的最大一个困惑就是，这个颠沛于乱世，看似优雅风光，其实却矛盾尴尬，甚至苍凉悲苦的晚清重臣，他真正具有的，是怎样的一个内心世界？对于这个19世纪中国最为显赫的人来说，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的真实面目了。也许，对于李鸿章来说，因为他拥有的才智太多，以至于我们无法看清他的软肋；他的行动过于圆滑，我们便很难看出他的真实思想和性格。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李鸿章在他一生中所做的一切，到底需要怎样的内心力量来支撑？在阅读大量李鸿章的资料之后，有一些东西变得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在李鸿章的身上，存在着一种属于他，又属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东西；是属于个人，又是属于中国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与拥有繁杂丰富的经历相一致的，李鸿章同样拥有的，是更为复杂也更为沉潜的心路历程。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的内心应该是有强大力量支撑的，这一点，从李鸿章孜孜不倦的行为就可以断定，一个人，没有巨大的内心力量，是不可能像一叶扁舟一样漂浮在浩渺的海洋中的。并且，可以肯定的是，支撑李鸿章身躯的，不仅只是单薄的个人力量，肯定与中国文化精神紧密相连，是鸿蒙的中国文化向他输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这种精神的本质在于：李鸿章肯定能认识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的伟大，同时也会了解到困难的艰巨，以至于在这一过程中，他常常陷入一种自欺欺人的高尚绝望，也陷入一种无法自省的习惯当中——那是意识到自己在从事着一个远大目标的高尚，也是永远看不到自己的梦想变成现实的绝望。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李鸿章大多数时候所呈现的，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表现体。每一个身居高位的人的思想都是极其隐秘的，在大多时间里，他们并不按自己的想法办事，而是以各种力量的权衡来作出行动。他们的行为都可以说是不真实的，也是表象的，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们的行动只能说是某种需要的结果，并不代表自己真实的内心。他们的真实思想，甚至不会暗藏在自己的行为中。李鸿章同样也是如此，关于他真实的想法，那真是属于绝对隐秘的，也是极难揣测的。或者，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已经没有真实想法了，既然坠入这个泥潭，那就一切身不由己，有的，只是自觉不自觉的下意识，是不能左右自己的集体无意识。
　　正是由于李鸿章一直身处这样的体制和环境，决定了他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个人，而是处于一系列复杂矛盾中的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在这样的人身上，我们是很难见到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的。或许只能等到夜深人静时，在脱下顶戴花翎时，在脱去长袍马褂时，换上睡衣睡袍时，我们才能感到一点真实，感到那个人物有属于自己的影子。而穿上官袍的人，是没有影子的人。
　　但一个人所携带或者所呈现的东西是有着源头的。源头，这种深藏不露但涵有内在力量的东西，来自身后的巨大文化背景，也来自自己的内心深处。只有对照源头，这股涓涓的溪水才可能是清晰的。同样，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同样也是有着源头的，一个人的本心是左右一个人最根本的原动力，而其表象则是他所接受的文化，他的教育，他的生活环境以及一些神秘的、甚至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东西。神秘同样也是一种通道，以一种不可解释的方式传达着某种信号。任何时候他给我们呈现出的都是冰山的一角，而其绝大多数的真实，一直隐藏在神秘的后面，甚至连他自己也无从了解。
　　是李鸿章一直习惯于这样的方式，还是他本身缺乏真正的济世的思想体系？照我看来，后一种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由于李鸿章的性格，也由于他的知识结构，还由于他的整个文化背景，以及他所处的官场位置，这使得李鸿章在考虑中国的前途与道路的诸多问题时，采取了一种浅层而实用的方式，而这些方法与态度并不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只是流于“器用”，并且李鸿章是深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这样综合的想法和因素，也就决定了李鸿章终究只是一个器用者，也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李鸿章晚年给人印象最深的照片有两张，一张是他坐在两个人抬着的大轿上，局促而悲凉，这张照片摄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际，这是灰暗背景下的灰暗的人。以李鸿章如此的风烛残年，还在为国家的命运颠沛流离，忍辱负重。另一张，就是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后赴日本谈判被枪击伤后的照片，脸上还有着枪击的疤痕，山河破碎，李鸿章应该有着巨大的愤懑和悲恸吧。这两张照片，看起来不由让人悲凉。
　　真不知该怎样去理解李鸿章，他算是一个洞察历史与未来的智者吗？似乎怎么都算不上。如果大车必然要倒，妄图去扶持反而是一种干扰；如果历史已无意于腐朽的现实，那么，励精图治反而是一种累赘。也许，李鸿章的悲剧就在于此。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拼命抢救于无救，是人间最大的悲剧。
　　
　　
　　
      作者：恭小兵　回复日期：2007-10-22　17:55:51　
　　
　　第五章 洋务运动
　　世人在看待历史人物的业绩时，最喜欢注重他们富有戏剧性的、充满诗意的时刻，这是最容易的观察方式。其实，所有具有历史意义的业绩，都经过了孜孜不倦的长期准备以及通向成功的种种坚忍不拔的努力，经过思想上、行动上、组织上的苦心孤诣，而这些，一般来说，很容易被忽略。就像李鸿章，有谁注意这个人在洋务运动中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以及汗牛充栋庞杂无比的细枝末节呢？从正在编撰的《李鸿章全集》来看，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李鸿章浩如烟海的书信和奏折：奏稿包括贴黄1500万－1600万字，函稿600余万字，电稿300万字，诗文100万字，全集总目录100余万字，总计约2500万—2600万字。这些，都堪称历史上个人文集之冠。而李鸿章的书信和奏折，有很多，都是在晚年办洋务时写下的。在那些信札和奏折中，既有对于洋务运动的总体构想，进程中的深思熟虑，也有遇到困难时的想方设法，以及遭遇阻力时的无奈和郁闷——在给友人和家人的书信中，李鸿章经常在信中用合肥土话狠狠地骂人，以发泄自己内心积淤的怒气。
　　李鸿章应该算是清朝“思想解放”的先驱者。在繁忙的事务当中，李鸿章一直坚持着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和学习，对于这样的一个身居高位的官员，这一点，应该是相当不易的。一有时间，李鸿章就阅读一些西方的著作，并且对于西方社会的变革进行着思考。他曾经说：“阿(亚里士多德)氏以前人之说为无可疑，即据之以推新理，故其学不及贝(培根)氏。”褒扬培根，贬抑亚里士多德，无非是他反对泥古，渴望从实际出发研究新事物成为一代新风的求变心理的折射。他渴望有中西哲学和各项学术融合的新的文化诞生。
　　那段时间，李鸿章在与友人的信当中写道：“书生们空谈误国，实在可叹，外国猖獗到了这个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国家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啊!”李鸿章大声疾呼：在目前形势下，对外，我们必须与洋人和睦相处；对内，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制度。如果我们继续保守而不求任何改变，全体国民将日益退步和衰弱。……当今所有外国都在实行一个接一个的改革，每天都在进步，犹如升腾的蒸气机。唯我中国竟如此小心地维护传统制度，即使中国亡了，保守派也不会感到痛惜。天啊，人啊！我们怎样才能明白其中缘由呢？……西方人特别依仗他们的枪、炮和蒸汽船的优越和效能，才得以蹂躏中国。……生在今日却依然说“抵制蛮夷”和“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土”，简直是肤浅而荒谬的空话。……没有武器和技术，我们怎能哪怕过一天安宁日子？自强的方法就是学习他们能做的事和接受他们依靠的东西。（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可以看出的是，李鸿章推进洋务运动时，虽然不排除个人利益的成分，但他的总体愿望，还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富强。李鸿章看到了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是因为科技和文化的薄弱所造成的。李鸿章讨厌空谈误国，希望通过集腋成裘脚踏实地的努力，以求得中国一点一滴的改变。正因为这样的想法，李鸿章决心在有生之年踏踏实实地做点实事，以自己的力量推动庞大的中国有所改变。
　　1860年以后，李鸿章开始有计划地进行他的洋务运动了。起初，这样的行为，源于“同治中兴”的背景。1861年咸丰皇帝逝世，同治皇帝即位，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后，开始了自强运动。从1862到1875年，朝廷颁布了一系列诏书，要求地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绝大多数地方，既没有理解力，也没有行动力，只是做做样子，敷衍了事。只有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一批地方大臣，算是踏踏实实地做了很多事情。
　　李鸿章办理洋务运动的初衷是什么呢？从表面看，李鸿章的目的是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实大清的军事力量。所谓的“洋务”，实际上就是“西方事物”。李鸿章就是想通过这场运动切实地学习洋人先进的科学技术。洋务运动是以技术入手的，这是表面，但在深层次上，李鸿章也看到了清朝制度和文化的弊端，而这种文化和制度，都不具有竞争性。
　　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李鸿章把学习和模仿西方作为救国的急务，“如泰西各国皆起于弹丸之地，创造各样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品、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他自觉地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戎”是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改良和建设的国际环境，以外部环境的平静来自强不息。李鸿章想从古代来找寻相应的历史经验：“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在这里，李鸿章已把自己的洋务运动，等同于历史上的商鞅、王安石变法了，这样的想法也让他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遭受到的惩罚；同时，李鸿章也想以自己的智慧，尽量地避免失败，以追求这种史无前例的成功。
　　在当时，李鸿章洋务运动声势弄得很大。现在看起来，李鸿章的这些行动，看起来大包大办，同时，也似东一榔头西一棒，缺乏系统性。这样的情形，也怪不得李鸿章，李鸿章当时所想的，就是力所能及地多做一点，至于真的效果如何，能不能做好，李鸿章已顾不了那么多了。草创时期，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可能有那么周密的计划。并且，李鸿章事无巨细，都得自己亲历亲为，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执行力非常羸弱的制度。他只能通过自己身体力行的方式来做点事。这也怪不得李鸿章事必躬亲，在当时的那种状况下，以一般人的理解力，是肯定无法完成一些事情的。也正如此，大量繁琐的事务压在了李鸿章身上，在层层叠叠烟锁雾绕的关系与事务当中，李鸿章变得沉默寡言了，也变得焦虑了。虽然李鸿章在表面上一直举重若轻，但在内心当中，李鸿章一直是承担着巨大的压力的。更多的时候，李鸿章总是沉静无语，对待一些事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李鸿章就是这样开始了洋务运动。从整体上来说，李鸿章一直不算是一个思想家，他只能算是一个踏踏实实做事的人。虽然李鸿章一直有着自己的思想，但他的思想并没有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对于社会的发展以及整个人类思想的进程显然缺乏系统的认知，他的世界观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也并没有将自己的思想整理得严丝合缝。李鸿章所要做的，就是在别人争论和探讨的时候一个人不声不响地挪动着脚步，低调地做自己的事。这一点无疑是李鸿章的聪明之处。对于当时的状况而言，在众多问题上，并不适合争论，也不太适合大张旗鼓。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显然看得很透，在不少大臣民众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或者在后期一些人们叫喊全盘西化的时候。李鸿章表现得就像一个商人，只是默不作声地做着自己的“转口贸易”，从技术入手，做一些力所能竭的事情。对李鸿章来说，已来不及想像由技术而引起的一系列变故的后果了，他最想解决的当务之急，就是首先要能从军事上抗衡西方列强，保全自己的国家，避免受列强的瓜分。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既算是鼠目寸光，也算是实事求是。李鸿章就这样走了一条最捷径的路，走得义无反顾。可以说，李鸿章洋务思想也是在他不断地摸索中趋于成熟的，虽然李鸿章的整个洋务思想体系并不完整，他的主张也有许多弱点，有的且是重大弱点。
　　李鸿章在诸多事务上表现了他实在而精明的一面。曾经的草根经验让这个江淮书生远离迂腐的思维方式，也让他形成了准确的判断力。李鸿章要的，就是那种最基本的实效。当一个事物变得不甚清晰的时候，李鸿章便用最简单的利益得失来判断事物的价值。这种最基本的判断往往是最根本的，也是最接近事实并且切实可行的。比如，在开放通商口岸的问题上，当时清政府和列强为此唇焦舌痹，甚至不惜兵戎相见，而李鸿章的看法显然要豁达得多：“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李鸿章是主张更多开放通商口岸的，在当时，一个朝廷大臣能这样实事求是地表达出反面意见，可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也是需要相当胆略的。
　　在李鸿章看来，这个泱泱大国肯定是患上了重病。虽然李鸿章不算是一个优秀的医生，不能诊断出病因的核心所在，但他起码看到了这个大国表面的脓肿。在李鸿章眼中，这个已入膏肓的病人，是不能用猛药的，也不能用手术刀，只能局部进行调理，或者用点补药使他变得强壮起来。李鸿章寻找到的一条路径是，从模仿开始，寻求改变，只有先得其表，才能得其根本。以这种初衷所倡导的洋务运动，完全可以看作是这个东方帝国的一次内部修炼，是一场高举招幡的借尸还魂。
　　当然，李鸿章的作法，也是无奈之举。它是一种精明，一种权衡得失的判断，而不是审时度势的智慧。这样说，是因为李鸿章对于世界的大势还处于一种模糊状态，没有从文化以及思维方式上明白这块土地落后的真正原因，也不明白薄弱的核心所在。在国门被打开的最初时光，李鸿章们就像是小贩一下子输掉了所有的血本，然后红着眼想扳回所有的赌资。至于竞争的实质，输的真正原因，却不甚明了。在遭受到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之后，这块土地茫然失措。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能抖擞起精神，潜下心来模仿和跟从，也不失为一件妥帖之事。这样的行为，也算是当时所能从事的最适宜的方式了。随之对于西方越来越深入的了解，李鸿章切身的感受就是，就当时中国所处的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军事的状况，根本没有打赢这场战争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形下，李鸿章觉得只有一种路径可以改变，那就是争取时间，“深挖洞，广积粮”，潜心自强，以一种新的方式韬光养晦，图谋着让这个东方帝国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李鸿章团结了一大帮有志之士从事着这项亘古未有的改良。对于自己的部下和幕僚的选择，李鸿章有着自己的标准。标准就是要符合洋务运动的基本原则，首当其冲，就是对于西方科技不排斥，并且，有着做实事的能力。在这些幕僚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具有新思想的洋务和外交的代表人物，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唐廷枢、冯桂芬、盛宣怀、郑观应、徐润、容闳、马建忠、罗丰禄、伍廷芳、吴汝纶、袁世凯等。在他的亲友中，只有他的大儿子李经方和女婿张佩纶进入了他的幕府，其他人均轮不上。在他看来，李经方外语过人，通五国文字，对西方的情况较了解，性格沉稳，能办事；而张佩纶有才华，敢直言，有胆略。这些都是他所需要的。可以说，数十年间，在李鸿章的周围，集中了当时中国最具开放智慧和实际才干的中级官员、外交人才和商务人员，他们当中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李鸿章将他们网罗在自己周围，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曾有人评价说“李鸿章可以名副其实地被称为是幕府制度当中最伟大的产儿，幕府制度最熟练的运作者和幕府制度最后一个伟大的实践者”。据统计，在李鸿章身边的幕僚有数百人。他正是依靠着这支庞大的幕僚集团，实践着他的主张和思想。
　　在李鸿章的幕僚中，周馥跟随李鸿章的时间最长。从淮军还在招兵买马之时，一直到《辛丑条约》的腥风血雨之际，周馥一直都在李鸿章的鞍前马后，前后“风雨龙门四十年”，只有短时间去内地任职。周馥就像李鸿章的管家一样，无论是筹饷、治河、开矿、办学、修铁路等，李鸿章很多事情都交给周馥来办。周馥一直忠心耿耿，直到李鸿章在贤良寺大吐血去世，周馥都一直守候在李鸿章的身边。
　　李鸿章搞洋务运动时，有一个干将叫做盛宣怀。他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经商好手。盛宣怀是常州人，他有着江浙人固有的聪明和干练。盛宣怀帮李鸿章办轮船、办铁路、办电报、办冶铁公司、办棉纱厂、办海关，还全权代表李鸿章对外进行商务谈判。盛宣怀做事练明敏达，具有实干才能，而且对李鸿章一直忠心耿耿，也是李鸿章的左膀右臂。
　　唐廷枢原先是英国人在中国最大的洋行——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帮英国人经营丝茶出口贸易，办洋务很有一套。李鸿章惜才如命，把唐廷枢挖来，任轮船招商局总办；1876年，李鸿章开办开滦煤矿，任唐廷枢为经理，唐聘用了十多个西洋工程师，装上现代化的水泵、电风扇、吊煤机，年产煤25万吨。除了开滦煤矿外，在唐廷枢手上，还兴办了好几家在中国近代史上数得着的大企业。可以说，唐廷枢是李鸿章办实业的最得力的干将之一。
　　马建忠则是李鸿章麾下的外交干将。马建忠家与李鸿章是世交，马建忠的哥哥马建勋在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时，就在李鸿章的幕府，也是他将马建忠推荐给了李鸿章。马建忠年轻时即精通好几国外语，李鸿章见他聪明异常，便将他送到法国留学，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1879年，马建忠取得博士学位回国，算是当时留学生中学位最高者。马建忠回国后，一直帮李鸿章办洋务，曾受命去印度和朝鲜处理外交，也曾管理过轮船招商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马建忠还对汉语的语法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构架，他编撰了著名的《马氏文通》，这是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庚子事变后，李鸿章来到北京担任议和大臣，马建忠一直跟随李鸿章左右，担任外电的翻译。由于工作量巨大，马建忠劳累过度，不幸中暑身亡。
　　除了这些才高八斗、务实能干的幕僚们之外，李鸿章的身边还有一道特殊的风景，那就是洋人幕僚。李鸿章从来就不盲目排外，早在他进军上海之时，他在淮军中，就聘请了一些外国军事顾问。在办理洋务运动时，李鸿章当然也招募了很多西方有学之士。在李鸿章的西方人顾问群中，有两个人是中坚分子。一个是德国人德璀琳，另一个则是美国人毕德格。他们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李鸿章的幕僚，但却起着比一般幕僚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李鸿章任职北洋期间，同他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几乎在所有面临的内政与外交上，二人都为李鸿章出谋划策，受到李的信任。
　　德璀琳还有一个身份，他是赫德当总税务司时的天津海关税务司。在李鸿章那里，德璀琳负责联络那些在李鸿章的工商企业中任职的外国人，算是李鸿章洋务运动以及办理外交事务的联络官。毕德格则原是美国内战时期的一个骑兵，来到中国后，很快就精通汉语。1872年，他成为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和翻译。后来，李鸿章聘请了他，先是让他担任家庭教师，然后，又让他担任自己的私人外文秘书和翻译。毕德格为李鸿章解读了不下800部英文、法文著作。李鸿章通过毕德格的翻译，对于西方世界了解很多。除此之外，毕德格还为李鸿章物色了不少西洋优秀人才，陪同外国工程师或技术人员赴内地探矿。1895年，毕德格曾随李鸿章一道赴马关谈判，为之收集、提供情报。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去世，一个月后，毕德格也去世了。在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中，毕德格负责管理在北洋海军里任职的外国人。如果按地域来划分的话，德璀琳和毕德格还有一个不太严格的区分：德璀琳联络着在李鸿章手下任职的欧洲人；毕德格则负责联络美国人，有时候也负责联络英国人。仅次于他们二人的，还有一个叫汉纳根的，是德璀琳的女婿，他也是李鸿章的军事联络官，只不过跟李鸿章稍稍疏远一点罢了。
　　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李鸿章踏踏实实地做了很多事：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正月，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于上海；
　　同治四年八月，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
　　同治九年十月，设机器局于天津；
　　同治九年闰十二月，筹通商日本并派员往驻；
　　同治十年四月，拟在大沽设洋式炮台；
　　同治十一年正月，挑选学生赴美国肄业；
　　同治十一年五月，请开煤铁矿；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十一月，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元年十一月，请遣史日本；请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门，择通晓时务大员主之，并将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
　　光绪二年三月，派武弁往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
　　光绪二年十一月，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学习；
　　光绪六年二月，始购铁甲船；
　　光绪六年七月，设水师学堂于天津；
　　光绪六年八月，设南北洋电报；
　　光绪六年十二月，请开铁路；
　　光绪七年四月，设开平矿务商局；
　　光绪七年六月，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
　　光绪七年十一月，招商接办各省电报；
　　光绪八年四月，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
　　光绪十一年五月，设武备学堂于天津；
　　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开办漠河金矿；
　　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成军；
　　光绪二十年五月，设医学堂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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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一份。在当时，李鸿章的作为几乎可以说是单兵作战、单骑突进。他所面临的，是资金的匮乏、人才的匮乏，在陌生事物面前的判断力，各种各样的阻碍以及整个知识体系所面临的软肋。谭嗣同曾经引用过袁世凯的评价说：“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
　　对于这一点，后来的梁启超也有类似的看法：“现在整个朝廷二品以上的大员，五十岁以上的大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李鸿章。”可以这样说，就这场洋务运动本身，不管后人怎么评价，李鸿章所做的一切，应该是相当不易了。李鸿章几乎是用尽所有的气力撬动着庞大笨重的朝廷在向前滑行。他所面对的，是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格局。从本质上说，这个国家政体腐朽，效率低下，缺乏科学；国家的统治阶层昏庸无能，坐井观天，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就文化本身来说，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在面对突如其来的世纪之变时，在认识上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破绽百出。中国当时的格局就像一只木帆船航行在海上，突然，暴风雨来了，很多人吓得脸色苍白，争先恐后逃进船舱躲避，李鸿章却坚守在船头，抗抵着扑面而来的暴风雨。并且，李鸿章还得在正面迎击洋枪洋炮的同时，经常防范身后腐朽阵营中的明枪暗箭。
　　在当时的中国，深信需要西方技术的士大夫毕竟不多，传统的文化准则和控制力量仍像过去那样强大；科举考试和绿营军等制度不仅有广大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而且由于依傍传统而获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现代化显然需要冲破文化和制度的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白天里李鸿章忙忙碌碌，他为自己在从事着的工作而兴奋；而每到夜深人静时，李鸿章都会感到自己的孤立无援，他的所有努力都有着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在这里，可以列举一些李鸿章身边左右的人物来反衬李鸿章的孤独。比如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这位昔日的科举状元、后来两任皇帝的老师，一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旧知识分子。在认识洋务方面，保守而无知。洋务运动中走在前面的曾国藩，也主张适可而止，他反对建设电报、铁路和使用其他西方技术，理由是那些东西可能有害民生并且扩大外国人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左宗棠与曾国藩的观点如出一辙。并且，左宗棠对于清廷购买外国军舰也不以为然。甲午战争中名噪一时的王文韶，时任湖南巡抚，也在讨论中说：如果机器盛行的话，那么大批人将会失业，如果失业者慢慢多起来，天下就不稳定了，所以应该除了有关军事上的机器之外，其他的，都要一概禁止……如果说王文韶的想法是由于他来自内陆省份，思想的局限性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曾任福州船政大臣多年的沈葆桢在思想上的局限就让人扼腕叹息了。沈葆桢曾经是办洋务的名家，光绪元年升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而他在任期间所办德政之一，是花钱将外国人修的吴淞铁路买回来后竟下令拆掉!这样的认识水平，不仅仅是沈葆桢一个人的，也代表着整个权力上层对于西方文明的看法。
　　沈葆桢为什么要拆掉铁路呢？那是因为他不能容忍和英国人合营一条铁路，也不能与他们共同管理，对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加以控制才行。可以想像的是，如果沈葆桢这样的人去主持变革维新，结局自然会可想而知了。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只有李鸿章才具备一颗“勇敢的心”。这样的比喻，指的是李鸿章自始至终对于时局和国家，有着真正负责的态度，这种负责，不仅仅是被动的坚守，而且，以一种勇敢的积极态度，去应对这种改变。这一点，李鸿章几乎与所有的大臣们都不一样，他不是被动地防御，而是主动出击。从结果上来说，李鸿章几乎就能看到“成功”的曙光了。虽然从本质上来说，李鸿章所走的是一条独木桥，但他毕竟以自己的亲历亲为给民众开了一个头。李鸿章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历史对他的不支持，而是在这种战战兢兢走钢丝过程中，失败的概率太大。李鸿章在这个过程中显然缺少好运气。
　　李鸿章几乎是“一根筋”地投入到他的洋务运动中。从李鸿章洋务运动的内容来看，他的着眼点一是在军事上，如购船、购械、造船、筑炮台等；二是在商务实行上，如铁路、招商局、电报局、织布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三是在文化上，比如说派留学生、设医学堂等。可以说李鸿章考虑得非常周到了，而且意识到在诸多方面的落后，想奋起直追。
　　李鸿章主持下的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一事，应该说，是洋务运动中重要的一步，也是这场运动中的一个生动的插曲。
　　派留学生，是唐廷枢的同学容闳建议的。容闳自己就是一个留学生，早年，他曾得到教会的支持，到美国耶鲁大学读书，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成为耶鲁的第一个中国毕业生。宏闳回国后，担任了为江南制造局购买机器的任务。不久，容宏通过唐廷枢，向李鸿章建议派遣赴美留学生。李鸿章很快采纳了容闳的建议，派容闳主持此项工作，与留学生一起赴美，担任留学生副总监督一职。所有事情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最初，几乎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子弟交给清廷，以让他们赴美。首批学生，只好由那些热衷洋务的干将们安排了自己的子弟。谁知那些留学生到了美国后，像出笼的小鸟一样飞到了自由的天地。很快，这一批留学生有了很大的改变：有的开始信仰基督教；很多人以长长的辫子为羞，把辫子挽起压在帽子里，有的甚至把辫子剪了；有的再也不愿意学习孔孟之道了，只愿意读西方书……容闳本人甚至在美国娶了一个白人女子为妻，这在清国的官员看来，无疑是妖逆之举了。留学生到美国后的变化，让容闳的同事、同赴美国的总监督陈兰彬大为恐慌，赶忙打报告回国，建议火速召回留学生，说要是再不召回的话，华夏留学生都将变成洋蛮子了。消息传回国内之后，在朝廷引起了很大恐慌，很多人纷纷支持召回留学生。一段时间之后，由于中国留学生要求进美国西点军校等事宜受阻，旧势力的压力更大了，朝廷也没有了主意，只好同意撤回留学生。李鸿章虽多次据理力争，但在恭亲王奕的坚持下，留学生还是回到了国内。李鸿章主持下的第一次外派留学生一事，在无奈中打了一个水漂。
　　尽管留学计划不幸夭折，但这次时间不长的留学生涯，还是为清廷培养了不少人才。在那些归国的留学生当中，从事矿山、电报、铁路等行业的有30多人，包括6名工程师、3名铁路局长；从事外交、行政行业的也有20多人。在他们当中，后来比较有名的有开平煤矿采矿工程师邝荣光、中国铁路第一人詹天佑、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唐绍仪以及外交总长梁敦彦等。
　　李鸿章修铁路的事情，同样可以说明洋务运动的艰难，也可以说明李鸿章的苦心孤诣以及坚忍不拔。
　　铁路的产生是世界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某种程度上说，铁路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交通的范畴，它是人类改变生活观念的一个标志，是集人类想像力、创造力和挑战自然雄心为一体的里程碑。李鸿章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早在1863年，正和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就收到上海27家英法洋行老板的联名信，第一次提出要在上海和苏州之间修建铁路，洋人们说，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军。李鸿章把这个建议报告给了朝廷。朝廷根本就不予答复。此时的大清，从皇帝到农民，其观点都是惊人的一致：中国不需要这个东西，中国的牛车尽管很慢，但是很稳，更重要的是，人坐在牛车上的清闲感觉是无与伦比的，“车辚辚，马萧萧”，“青山转，绿水还”，这样的感觉多富有诗意啊。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建设那种丑陋的庞然大物呢？更何况，修铁路会破坏风水，会让地下的祖先之灵不得安宁。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大逆不道，当然不予批准。
　　但李鸿章一直锲而不舍，1874年清廷组织著名的海防大讨论时，李鸿章再次提出要修建铁路，那本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就曾阐述了应该修铁路的理由。朝廷对于此事，根本没有表态，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李鸿章等得千辛万苦，见朝廷一直无声无息，只好阳奉阴违，准备在唐山的煤矿区修一条10来里长的铁路。就这条短短的铁路，也费了李鸿章九牛二虎之力。为了避免朝廷的非议，李鸿章特意声明，这条铁路不设火车机头，而以驴马拖载，这才得到了朝廷的恩准。
　　1881年6月9日，这条10多里长的铁路终于完工了。这一天，也是英国火车发明人乔治·史蒂芬的百岁诞辰。李鸿章特地选定这一天来剪彩，真是用心良苦。通车的那一天，李鸿章在幕僚的陪同下，登上了火车，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很快，流言蜚语来了，说火车行驶震动东陵，而且喷出的黑烟有伤庄稼。结果朝廷下令，禁止使用火车头，运煤的车皮再次被驴马替代——中国第一条铁轨上出现了咄咄怪事，一大群驴拉着重重的车厢在铁轨上奔跑。
　　第一条铁路的废用，李鸿章承担了很大的压力。一时，关于李鸿章修铁路的动机的传言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专制制度的习惯做法是，人们的赞同与反对，往往都是对人不对事。在清廷当时的机制下，大臣与大臣之间，在更大的程度上却不完全是思想的不同，而是权力的争夺、利用以及别有用心……结果往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件事情的办成很难，而毁坏一件事情却相当容易。直到1882年，唐山矿区的铁路才恢复了机车牵引。
　　铁路之事还是耽误下来，这一耽误，又是好几年过去了。1880年，李鸿章的老部下刘铭传就任台湾第一任巡抚。在任上，刘铭传上了一道《请筹造铁路折》，要求在台湾以及国内大兴铁路。刘铭传的奏折，跟丁日昌的要求建水师的奏折一样，同样是李鸿章的授意。这是李鸿章习惯的“挺经”方式，正面“强攻”不成，就采取迂回战术。刘铭传的奏折在清廷中重新激起轩然大波——赞成修铁路的主要是各地的封疆大臣，比如李鸿章、刘坤一、左宗棠等；反对势力主要来自朝中官员，尤其是满族官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来到了京城，面见慈禧时，李鸿章送了慈禧一件“小玩意”——在慈禧所住的北、中、南海，建一条小小的铁路，由法国商人全额赞助。李鸿章真是用心良苦，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对于朝廷决策者的一次铁路交通的启蒙教育。不久，一条长1500米的微型铁路落成了，慈禧太后和大臣坐上了6节车厢的小火车，火车晃晃悠悠地在园内绕了一个大圈，比乘马车坐轿子更稳健快捷，慈禧直接地感受到现代化的车轮滚滚。经过这一次切身体验，慈禧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她再也不反对修建铁路了。5个月之后，清廷终于发布第一个关于兴办铁路的正式文件。
　　这一年，距李鸿章首次上书倡导修建铁路，整整过了14年。在这14年中，李鸿章锲而不舍，力促铁路在中国的实施。这样的耐心和执著不由让人叹息。对李鸿章而言，认识上的差距是很正常的，而由认识差距所造成的阻力，才是李鸿章平生感到最耗精力的一件事。
　　从李鸿章派留学生和修铁路两件事来看，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所遭受到的阻力，是如何强大了。而李鸿章为求得清国一点一滴的改变，竭尽了自己的全力。
　　在很多时候，李鸿章尽可能隐忍，低调做人，积极做事。这与后来康梁的戊戌变法，完全是两种风格。李鸿章从一开始就没有采取疾风骤雨的方式，有时候，他甚至不得不放缓洋务运动的步伐，避免由这一切而产生的尖锐矛盾；而当矛盾稍稍缓和，李鸿章又以退为进，重新采取积极之势。在这方面，李鸿章算是老谋深算，他懂得妥协，知道妥协在政治活动中，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在洋务运动等一些问题上，李鸿章也避免在理论和口号上进行争论，力求只埋头做事，不涉及理论的较真。这一点可以说是李鸿章的智慧和精明之处。作为一个老辣的政治推手，李鸿章当然知道这一点。李鸿章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从没有将自己对于“道器统一”的认识向前推进，从而触及到政制、伦理等根本问题。李鸿章从不想介入实质性问题，他只是使自己的诠释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上，不涉及到问题的核心，从很实在的角度打开国门学习西方。
　　年届半百的李鸿章就像一匹驽马一样颤颤巍巍地拉起了整个朝廷。对于李鸿章的处境，知之者，莫过于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了。伊藤博文曾在谈到中日战争前中国海军的弱点时指出：“李忠于朝廷，但是他还负责处理许多紧迫的事务，他此时已成为全国督抚的领袖，集内政、外交、洋务、海防于一身。在1880年代末、1890年代初，他忙于应付每日遇到的政治问题，以致不能对北洋海军诸多问题给予充分的注意。”伊藤博文最后得出结论说：“李鸿章的任务比起今天人们所能想像到的要艰巨得多，因为他面临向北京政府寻求资金，说服各省官员争取他们的合作，同时又要抵挡来自各方的不断的批评这多重的任务。北京中央政府的弱点众所周知。清政府从整体上看给李鸿章增加了许多障碍。它充满官僚主义陋习、地方主义观念和派系的明争暗斗。北洋海军本身也因组织不健全、装备陈旧过时而深受其患。在这样的环境下，对李鸿章创建海军的努力，不应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应当从当时情况的整个背景作出评判。”
　　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梁启超在比较李鸿章与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时讲述了这样一段话，应该说，“伊（伊藤博文）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之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除了政治上的势单力薄之外，就李鸿章以及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们来说，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这使得他们每每到了关键时候，总是难以突破自己。李鸿章曾经与日本驻北京公使森有礼有一次对话，那是1875年12月的一天，森有礼到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主题是就朝鲜局势问题交换意见。席间二人谈起日本明治维新，谈及了各自国家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李鸿章与森有礼有这样的对话：
　　森有礼直言不讳地说：“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
　　李：“日本西学有七分否？”
　　森：“五分尚没有。”
　　李：“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郑有宁（日本使馆代办）代为回答：“这是外貌，其实本领尚未会。”
　　李鸿章对日本改变服装一事不以为然：“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其实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诚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李：“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宗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森：“如果我们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贵国祖先采用我们服装是最贤明的。我们的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仿欧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费。”
　　森：“虽然如此，依我等观之，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贵国头发长垂，鞋大且粗，不太适合我们人民，其他还有很多事不能适应。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虽费一点，但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原。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期得到无限报偿。”
　　李：“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吗？”
　　森：“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们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我们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森：“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四百年前（指清军入关前）也没有人喜欢这种服制。”
　　李：“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绝不是用欧俗。”
　　李鸿章与森有礼的对话，从服装入手，谈到了古今之变的根本。李鸿章的思想在对话中暴露无遗。就李鸿章而言，他所承认的西方的进步只限定在军器、铁路、电信以及其他器械上，这是他处心积虑想学习和拿来的。至于西方其他的东西，包括服装，李鸿章似乎一点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落后，也不想去改变。一个人往往就是这样，思想容易改变，习惯却难根除，而在很多时候，习惯和思想又联系在一起，不分彼此。在李鸿章的习惯和思想中，还是潜伏“唯我独尊”意识的。或者说，在李鸿章看来，西洋的文化与枪炮之间是没有关联的，它们完全可以割裂开来。洋务派们为洋务运动定位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的口号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彻底的因素，也有着投机意味。所谓“体”，就是他们不承认自己的政体已经落伍，根本不想在这一方面改变，在他们眼中，似乎这个落后的、呆板的、腐朽的政体与近代化所创造的“器用”并不矛盾。殊不知，在一个腐朽、专制、低效的政治制度下，怎么会有健康发展的近代化呢？一切都是空中楼阁，烟雨水榭。
　　因为这样的认识，使得李鸿章洋务运动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在学习中缺乏深入的精神，浅尝辄止，以小聪明来揣测大智慧，以器用来否定根本。由于理解力上的薄弱以及方式上的小聪明，洋务运动走的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捷径，整个社会没有按照西方的模式实行市场化，广大的民间力量被忽略，这也使得洋务运动成为国家机器的游戏，背离了广大的民间力量，洋务运动就宛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郭嵩焘曾经就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的方式这样评价：“西人富强之业，诚不越矿务及汽轮舟车数者，然其致富强，固自有在。窃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其源由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以成国家磐石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郭嵩焘曾经将他的想法告诉过李鸿章。不知道李鸿章听后有什么反应，但想必也是一声长叹吧。聪明的李鸿章可能是想撇开“深挖洞，广积粮”的方式去走一条致富的捷径吧，但这样一意孤行的走法，步入的，却是一座奈何桥。这样的增强国力的方式就像一记险招，甚至几近于赌博，但李鸿章就是想当一回这样的赌徒，来为这个泱泱的东方大国作最后一搏！
　　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建立在贫穷的国民之上的，也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建立在苍白的精神之上的。李鸿章一直想走一条先强国，而后民富的捷径，这样的捷径在无情的规律面前，只会仓皇地败下阵来。李鸿章在这一点的愚笨是有着传统的，因为我们的传统是“君为重，民为轻”、“民为微，国为大”。在华夏这个文明古国中，这种最简单的错误方式，就那样本末倒置，悬挂了五千年。
　　不管怎么样，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对于中国的意义是重大的。这样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中国在科技和现代化上的尝试，而且，重要的是通过尝试让人们的精神和认识得到了改变和提高。正因为李鸿章们的洋务运动的努力，西方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了中国，使得中国向着引用西方技术方面稍稍地前进了一点。社会发展总是由点点滴滴的积累而成的，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造就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风流人物；而不断派出的童子留学，也造就了第一批经过训练的人才和一些具有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开端，都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前行。李鸿章所做的一切就像那条固执延伸的铁路，铁路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便利和快捷，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一声长鸣震惊了这一块古老的土地，使得无数人从千年沉睡中醒来。
　　
　　
　　
      作者：恭小兵　回复日期：2007-10-22　17:56:45　
　　
　　第六章 如日中天
　　1886年，李鸿章63岁。这个年龄，对于一般人来说，这可能是终老南山看夕阳了，但对于李鸿章来说，此时正是如日中天。在此之前，历经3年的中法战争结束，从战争结束那一天起，李鸿章又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北洋水师的建设上。3年后，也即1886年，北洋水师终于建设完毕。光绪亲生父亲、醇亲王奕受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委托，带了200多人的巡视团，在李鸿章的陪同下，视察了新组建的北洋水师。那一天阳光灿烂，海水轻拂，李鸿章和巡视团以及各国公使，乘上了排水量达2800吨的“海晏号”，在北洋水师“定远”、“镇远”、“济远”、“超勇”等8艘军舰的护卫下，威风凛凛地从天津直驶旅顺。到了旅顺之后，醇亲王和李鸿章登上黄金山炮台，居高临下，远处清国的军舰像箭一样驰骋在海面上。李鸿章与醇亲王观看了8艘军舰表演打靶，又观看了鱼雷发射……海天之际，轰然一片，水柱冲天。当看到威武雄壮的北洋水师弹无虚发击中目标时，醇亲王和李鸿章忍不住舒心地开怀大笑。醇亲王当即赋诗赞颂，李鸿章也作了两首诗唱和。
　　
　　雕弓玉节出天阊，士女如山拥绣裳。
　　照海旌旗摇电影，切云戈槊耀荣光。
　　饮飞禁旅严千帐，罗拜夷酋列几行。
　　德协谦尊齐赞颂，力辞黄屋福威扬。
　　
　　万千气象蜃楼高，忽地齐烟涌六鳌。
　　慈佛护持看献瑞，仙舟共济敢辞劳。
　　自怜坚壁心偏苦，却愧屯田诏屡褒。
　　无限临歧依恋意，漫吟潭水答云璈。
　　
　　平心而论，李鸿章这两首诗写得堆砌而雕琢，毫无称道之处。相比较李鸿章少年时所著的10首《入都》诗的意气风发，要差很多。人生就是这样匪夷所思，等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之时，真气就会虚弱；而春风得意之时，诗情和意蕴往往都会大打折扣，思想的火花也会变得暗淡无光。
　　李鸿章实在是太高兴了。也许，人一高兴，也就简单浅薄了。诗毕竟是次要的，对于李鸿章来说，北洋水师才是毕生的梦想，如今美梦成真，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如果从头到尾算起来，北洋水师从动议到完成，有近20年的时间。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克天京，标志着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开始退潮，清王朝度过了覆灭的危机，再也不用担心寿终正寝了。南方的太平军余部、北方的捻军以及西北的少数民族起义虽然坚持了数年之久，但却无力回天。对于清国来说，由于长年的军事作战，对洋人的屡屡赔款，整个国家的财政面临崩溃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西洋列强，包括相邻的沙俄，乃至新兴的日本，都开始虎视眈眈。
　　1865年以后，清国边境狼烟四起——在西部边境，沙俄以“代管”为名，进占伊犁。英国为了不让新疆落入“北极熊”之口，对于从中亚入侵南疆的阿古柏政权予以外交承认。清廷在这样的情形下，将“铁血大将”左宗棠由福州调任陕西，任陕甘总督。在陕甘总督的位置上，左宗棠花了7年时间，平定了西北。到了1873年，左宗棠终于腾出手来，一边派军进驻河西走廊，一边向朝廷报告，准备进军新疆收复失地。
　　东海同样也是硝烟弥漫。1874年，新兴的日本为了转移因改革维新所引起的矛盾，以琉球船民被台湾土著杀害为由，入侵台湾。消息传来，钦差大臣沈葆桢带领中国生产的军舰“安澜”、“伏波”等前往台湾；李鸿章也紧急调集驻扎在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入台，并运去洋炮20门。清军的到来，给日军以强大震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亲自出马来到北京，和清国进行谈判。清政府此时因西北在阿古柏的控制下，中法关系也因越南问题有紧张的趋势，加上英、美、法三国的调停，决定妥协。经谈判，中国付给日本白银50万两，日本从台湾撤军。大久保利通在结束北京的谈判来到天津，李鸿章在会见他时，谈到了两国的变革，李鸿章感慨地说：“贵国眼疾手快，万事运转通畅。而我国，如足下所知，国古而旧弊凝结，改革非易。”日本的狼子野心虽然被平息下来，但“蕞尔小国”竟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对清国的震动很大，朝廷大为震惊，再次正视海防问题，从而引发了海防、塞防之争。
　　实际上清廷的此次大讨论的幕后操盘手正是李鸿章，是李鸿章在与恭亲王奕唱“双簧”。李鸿章在组建中国海军上的努力，与修铁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为了引起朝廷对海防的重视，1874年11月，李鸿章授意正在广东提阳老家养病的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提出建设中国海军的设想。丁日昌早在1867年任江苏布政使时就提出设立“三洋水师”的构想，到1868年，正式向两江总督曾国藩提出，名为《内外洋水师章程》，并附《海洋水师章程别议》，其主要内容，即是将沿海划为三洋：设北洋提督于大沽口，辖直隶、盛京、大沽各海口；设中洋提督于吴淞口，辖江苏、浙江各海口；设南洋提督于厦门，辖福建、广东各海口。但在当时被曾国藩压下未报。仅有少数知交好友如薛福成等知道。6年以后，丁日昌再度递上这份条陈时，他又拟出六条具体的建议，主要有：一、外海水师专用大兵轮船及招募之人；二、沿海择要修筑炮台；三、选练陆兵；四、沿海地方官宜择精干仁廉之员；五、北、东、南三洋联为一气；六、精设机器局。条陈递上后，总理衙门认为颇有参考价值，也提出了六条意见，和丁日昌的奏折一起交滨江沿海各省督抚、将军讨论，限一月内复奏。陕、甘不属滨江沿海地区，本不在饬议大员之列，但总理衙门认为陕甘总督左宗棠“留心洋务，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所以特别咨请他参加筹议。
　　总理衙门文书下发后，滨江沿海的各官员们纷纷上奏，提出自己的看法。从总体上说，有主张专事海防经营而放弃塞防的，有主张塞防而放弃海防建设的，有主张海防塞防并重的。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算是粉墨登场，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海防思想了。奏章向来简短的李鸿章这一次破例写了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海防问题的看法，内容不仅涉及海防，而且还引申到洋务运动及其他问题。可以说，这一份奏折集中体现了李鸿章的洋务——改革思想体系，是理解李鸿章关于国策有关思想的重要文献。
　　李鸿章首先针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的六条“救时要策”，逐条给予论证，面对鸦片战争以来的时局，李鸿章承认“江海各口、门户洞开”的现实，表示了“自有洋务以来，叠次办结之案，无非委曲将就”的不满意态度，说出了此前与日交涉“几于管秃唇焦”的费力和辛苦。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对近邻日本的快速兴起看得很真切，并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呼吁与日本竞争才是当务之急。日本国“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留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蔑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针对国内的形势，李鸿章给出了一个药方：那就是变革和奋起。针对此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呼吁遵循实事求是的精神，采取务实策略，改革内政、兴办洋务以自强；对外惧战以求内部自强发展的和平环境，切不可逞意气孤注一掷，把国事视为儿戏；内政不修，则“战守皆不足以恃，而可亦不可久也”。
　　一言以蔽之，李鸿章的理论，那就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在这种大政方针下，李鸿章概括了几点具体方案：一是“海防”重于“塞防”；二是反侵略之战不能意气用事，必须以全局观来进行统筹，采取理智务实的态度；三是在西北边境，屯兵耕种，积蓄力量；四是节省的军饷全部用于东南海防，否则首尾难以兼顾，如同鱼与熊掌一样，不能两全。
　　对于李鸿章提出的暂缓西征、全力经营海防的观点，左宗棠表示坚决反对，左宗棠认为，收复新疆是整个国防战略形势的需要。中国定都北京，蒙古环卫北方，因此，北方和西方的稳定直接关系到都城的安危。在这关键时期，如果不立即平定新疆的叛乱，日久之后，必然生变。就眼下来说，俄国、英国尚不会介入中国平定叛乱之举，所以趁此机会速战速决。从经费上说，海防本来就有经常之军费，而塞防本来的经费就不多，即使得全部停了，对于“海防”也没有什么大的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朝廷在这样的“摆平衡”中，掌握得应该还算不错。毕竟，无论对李鸿章，还是对左宗棠而言，他们都是站在他们自己的角度上提出问题。而就朝廷本身来说，在精力、物力和财力许可的范围内，当然是愿意两者兼顾。于是，朝廷一方面令左宗棠不惜一切代价收复新疆等失地；另外一方面，立即让李鸿章、沈葆桢等，积极组建南北洋水师。1876年，左宗棠率军西征，先后收复新疆南北路，阿古柏服毒自杀，西征军取得大胜，为后来迫使俄国交还伊犁创造了条件。
　　在很多人看来，左宗棠的“塞防”毕竟是有结果的，国家通过西征维持了领土完整。而海防呢，李鸿章所花费巨资打造起来的“北洋水师”最后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样的一“得”一“失”，在后人心目中的轻重顿显，所以有不少后人在评价李鸿章、左宗棠时，难免一抑一扬，泾渭分明。这也是李鸿章在大众评价范畴中远远不如左宗棠的重要原因。
　　就个人出发点来说，在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他们都是想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他们的不同，只是看法的不同，也是所处位置的不同——李鸿章淮系的主要地盘在北洋及东南沿海省份，他当然要强调海防的重要性；而左宗棠湘系的势力由东南已移到西北，他当然要强调西北边疆的重要，主张收复新疆。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坚决反对丁日昌提出的建立北、东、南三洋海军的建议，认为沿海一水可通，只要各处驻有轮船，自可联成一气，所以海军应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不可分而治之。应该说，左宗棠这一点主张是切合实际的。
　　孰料好事多磨，正当各省督抚的意见基本汇齐，准备着手办理的时候，1875年初，20岁的同治为八大胡同的风流付出了代价，得了梅毒魂上九天。慈禧太后立醇亲王之子载
入继大统，年号光绪。15日，两宫皇太后宣布再次垂帘听政。海军之事，又被耽搁了一阵。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朝廷任命了李鸿章和沈葆桢为南北洋海防事宜督办，但没两年，沈葆桢去世，兴办海军的重任，落到了李鸿章一个人的肩上。
　　对于一个古老帝国来说，兴办这样一支全新的近代国防军，而且是在长达数千公里的海岸线上白手起家组建全新的海军，无疑是个超级庞大的综合工程。李鸿章开始慢慢启动酝酿已久的种种计划，从宏观到微观，从眼前到将来，从经费、购船，到人员的培训、洋员的聘请、港口的选址等等，分步实施。李鸿章频频给滨江沿海的总督和巡抚写信，鼓动他们积极响应，出钱出物。这当中的事务性工作量是惊人的，这个超级庞大的综合工程，不仅仅是经费如何落实和购买船舰的问题，还有相应的港口建设和炮台设置问题，海军舰队与陆军炮台如何协调的问题，沿海各省如何“连成一气”、遇事时的机动行动问题，中国的管带和洋教官的合作问题，军舰和炮台的常年维修问题，各级人员的培训问题……这样的问题汗牛充栋，多如牛毛。
　　水师组建之路并不平坦，“摸着石头过河”的李鸿章很快为水师的组建交了一笔昂贵的费用——
　　一开始，李鸿章是指望自己的江南制造总局来生产军舰的，而且，江南制造总局也生产了好几艘船只。但很快，李鸿章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轮船无论从样式、性能、功用和成本上，都大大落后国际同行业水平。这些船只能运送粮草兵员，根本不能在海上打仗。经过一番考察后，1875年，李鸿章准备向英、德两国订购舰艇。消息传出后，当时清国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便向李鸿章提议：英国阿摩士庄的炮船先进，最适合中国军队使用。李鸿章相信了赫德的话，当即决定购买4艘。第二年，被称为“蚊子船”的4艘舰艇驶抵中国。接着，李鸿章又为南洋大臣沈葆桢代买了4艘同样性能的军舰。当4艘新舰艇到达后，李鸿章一看这四艘军舰的性能比上一批的好，就留下了新的，把原来的4艘送给了沈葆桢。不久，赫德继续向李鸿章游说，告诉他英国又新研制了一种更新的舰艇，这种船要比“蚊子船”先进很多。李鸿章一听，既然有这么好的船，便又托赫德买了两艘。不久，李鸿章发现上当受骗，这10艘战舰不仅式样陈旧，且性能极差，炮重船小，行动迟缓，根本无法进行深海作战。1886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路过天津看望李鸿章，问及“蚊子船”近况，李鸿章闭目摇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5年后，李鸿章不得不对外宣布：这些船全用破钢片镶成，不能再进行航行，只能作废。
　　就在李鸿章积极组织北洋水师之时，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水师建设的步伐不得不停顿下来，投身到抗法战争的硝烟中去。
　　战争总像是不可避免。法国对于越南，从来垂涎已久。1873年11月，法军百余人侵袭河内。越南国王请求驻扎在中越边境地区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法国首领，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1874年3月15日，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讹诈下，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1875年5月25日，法国照会清政府，通告该条约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从而排除中国在越南的影响。清政府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
　　到了1882年3月，法国侵略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军应援。清政府鉴于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边外防军陆续进驻。刘永福的黑旗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法国大战后撤回中国境内。8月，法军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法战争一触即发。
　　法国首先想用外交方式达到其目的。9月15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提出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即以划出一个狭小的中立区的办法使中国撤出驻越军队，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并向法国开放云南的蛮耗为商埠，为法国打开云南门户。方案为清政府拒绝，谈判毫无结果。此时，鉴于中越两国的特殊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朝廷内部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这时，掌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力图避免战争，李鸿章力图避免的理由是：第一，中国没有必要因越南而卷入战争。第二，从中法军事力量对比来看，中国无力与法国开战。第三，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相当困难，无力再打一次持久的战争。在战与和上，清朝最高决策机构举棋不定。李鸿章的态度，更是激起了“清流派”的极大反感，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梁鼎芬向朝廷上书，言之凿凿李鸿章有“六可杀”理由。当慈禧将这部折子交给李鸿章看时，李鸿章吓得面如土色，再也不敢轻易说言和了。在此期间，李鸿章又自撰楹联一副：“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很是自嘲了一番。
　　1884年2月，米乐继孤拔为法军统帅，兵力增至16000人，由越南北方大举向中国方向进攻。清军不敌法军，节节败退。在这样的情形下，清廷正好借机完成了内部的权力斗争，一直主张洋务运动的奕下台。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清廷又想起了谈判，派在中国任二品官的英国人赫德以及金登干和法国人交涉。法国人狮子大开口，谈判破裂，法国重开战火，双线作战，一线在越南北部作陆军进攻，另一线则由水路分别攻击台湾基隆和福州马尾的南洋海军基地。法国将它在中国和越南的舰队合成远东舰队，任命孤拔为统帅，分别向福州和基隆进发。8月5日，法舰轰击基隆，强行登陆，中国军队在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统率下顽强抵抗，法军不得不退回海上。8月23日，中法马江海战爆发。停泊在马江（马尾）水面的法军8艘军舰、2艘鱼雷艇向福建水师发起攻击。新组建的福建水师哪有什么抵抗力呢，很快全军覆灭，兵舰11艘以及运输船多艘沉没，官兵殉国760人。而法军仅5人被击毙，15人受伤。8月26日，中国向法国宣战，中法战争正式宣告爆发。
　　在海上，10月初，法舰分头进犯台湾的基隆和淡水，刘铭传鉴于兵力不足，放弃基隆，坚守淡水。法军在基隆登陆后，再犯淡水，一度抵滩上陆，但很快被击退。法军占领基隆一隅，无法深入，转而从10月23日起对台湾实行海上封锁。1885年初，法军接连从基隆向台北进攻；法舰骚扰浙江镇海，截击由上海往援福建的5艘中国军舰，在浙江石浦击沉其中2艘。3月底，法军占领澎湖岛及渔翁岛。此后，法军进攻镇海，遭到扼守招宝山炮台的中国军队奋勇还击，法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的座舰也被击中，孤拔身受重伤，6月11日死于澎湖岛。
　　在陆地，中法仍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境内发生正面激战。1884年2月，法军进攻谅山，李鸿章淮军旧部、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法军准备进攻镇南关（今友谊关），老将冯子材受命帮办广西关外军务，得悉法军将犯镇南关，在隘口抢筑了一条横跨东西两岭高7尺、长3里、底宽1丈的长墙，墙外深掘堑壕，筑成了较完整的防御阵地。3月23日，盘踞谅山的法军倾巢出动，扑向镇南关。24日法军越墙进犯，冯子材率士卒冲出墙外，与法军面对面进行搏斗，终将法军击退。清军乘胜追击，连破文渊、谅山。镇南关大捷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法军战败的消息传至巴黎后，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
　　正当清政府全力对付法国的时候，新兴的日本在背后又捅了一刀。1884年12月，日本在朝鲜制造了“甲申事变”，朝鲜亲日派乘清政府因中法战争从朝鲜抽出兵力的机会，发动政变，他们的军队突然冲进王宫，逮住了国王，并杀死了一些亲华的官员。驻守朝鲜的袁世凯当即平定了叛乱并救出了朝鲜国王。东京方面立即派一支讨伐部队和一名特使前往朝鲜索取赔款，要求道歉和索资重建日本使馆，与此同时，另一位专使伊藤博文也前往北京，要和清朝谈判。后院起火，无疑动摇了清政府战争的决心。正如赫德所分析的：“中国如单独对付法国，我以为还可以好好打一阵子，但是一旦中法真正开火，日本就会跟法国合作……前途真是够严重的。”与此同时，俄国正虎视眈眈中国的东北和朝鲜，英、德、美等列强也想借此机会谋取更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清国不得不与法国进行停火谈判。1885年5月13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谈判代表，与法国政府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开始谈判中法正式条约。李鸿章像傀儡一样被推到了前台，因为中法谈判李鸿章并没有参加，所有的条文都是赫德和金登干在与法国谈判后拟就的，李鸿章只不过是按照朝廷的要求出面进行签字画押罢了。6月9日，双方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越南条款》或《中法新约》，又称《李巴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是：一是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二是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三是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业者之人商办”；四是此约签字后6个月内，中法两国派员到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五是法军退出台湾、澎湖。这一次条约，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以来罕见的既没有割地，也没有赔款的条约。这一点，对于当时的清国而言，已是相当难得了。
　　烽火岁月中，李鸿章是一刻也没闲着。每天，李鸿章都是在天津的直隶总督府关注来自各方面的情况报告，心惊胆战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1884年2月底，即中法马尾海战半年前，李鸿章曾向总理衙门建议设立“海部”，统管全国海军。因在当时，南洋、福建、广东3支水师发展极其缓慢，在全国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海军指挥机关，各支水师皆由当地督抚管辖。然而，李鸿章的这一急迫的建议并未得到朝廷赞同。这样的各行其是，直接导致了新组建的福建水师在马尾的全军覆没。战局起伏过程中，李鸿章还在外交上利用一切手段给予了前线以极大支持：利用国际公法，奏请总理衙门致电各国遵守中立；致电曾纪泽，让其在各国舆论面前揭露法国的侵略；利用外国轮船运输，保证京城的其他地方的粮食供应。与此同时，李鸿章积极与前线兵将联系，支持全力抗法。刘铭传调任台湾之时，李鸿章让刘铭传在淮军之中抽调骨干130多人，这些人后来在坚守台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刘铭传一度形势危急放弃基隆扼守淡水，在清廷引起了强烈震动，左宗棠等激怒地表示要对刘铭传进行弹劾，这时李鸿章极力为刘铭传进行辩解。
　　李鸿章为中法战争心急如焚，他一直担心的是，这场不该来的战争会耗尽清国自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十几年“同治中兴”以及自强运动所培育的一点气韵。李鸿章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接二连三的打击，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数千年中积蓄的荣光和底气早已耗失殆尽。在这样的乱世之中，哪怕有着短暂的苟延残喘也是好的，那会让偌大的帝国得到喘息的机会，也可以为下一次的出击积蓄一点力量。中法战争的爆发，使得好不容易积蓄的一点气力耗费殆尽，而原本就松动的基础立马变得摇摇欲坠起来。
　　中法战争之后，朝廷各派别在组建海军的观点上有了出人意料的统一，组建海军的事务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李鸿章向朝廷的奏折当中说，如果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于到处受牵制的地步。李鸿章可惜的是福建水师的全军覆没，人未出师身先卒,的确让人痛心。李鸿章加快了组建的步伐。算起来，从1875年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的十几年间，李鸿章的精力和时间基本上都花在水师的组建上了，可以说，李鸿章是为这支庞大的海军费劲了心血。1888年，朝廷批准颁行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终于成立。到这一年为止，这支水师以2艘铁甲舰、8艘巡洋舰为主力，总吨位超过了4万吨，加上南洋、广东、福建等地区的舰艇，清国一下子跃居世界海军大国的行列，并且构筑了东起鸭绿江，南到胶州湾，以天津大沽、东北旅顺、山东威海为重点的京畿环渤海防御体系。至此，李鸿章终于感受到命运所赐予隐忍且不懈努力的人那短暂的、实现理想的极大快乐了。乘着“定远”、“镇远”两艘东方第一巨舰驰骋海面，仰望着大清龙旗在高高的桅杆上迎风飘扬的时候，李鸿章壮怀激越。
　　李鸿章没有想到这样的高峰只是短短的瞬间。命运跟李鸿章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它让李鸿章只能注视幸福，却不能拥抱幸福和保住幸福。在经历一次短暂的极乐之后，李鸿章还没来得及充分享受，那种快乐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时间很快又到了1892年。刚过新年，远在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就刊登了一条新闻，透露说彼岸20岁的大清国皇帝正在跟两个曾受英美教育的国子监学生学外语。《纽约时报》评述说：光绪皇帝屈尊学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都认为，死死抱住3000年形成的老规矩的时代已经过去，要顺应当今形势，就必须相应改变国家制度。李鸿章也从有关方面看到了这一则消息。在李鸿章看来，光绪皇帝学外语，最起码是一件好事。虽然，在李鸿章看来，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要真正学好外语，会比登天还难。
　　这一年，按照中国传统，李鸿章70大寿。正月初五是李鸿章的生日。还没进入新年，李府上下就忙得不亦乐乎了。从朝廷到地方，不断有寿礼拉来。慈禧一贯是喜欢热闹的，这样笼络权臣的机会她自然不会放过。慈禧派人送来的真是大礼啊——赐以“调鼎凝厘”的匾额一块；“栋梁华夏资良辅，带砺河山锡大年”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方；御笔“益寿”字一幅；另有御笔蟠桃图一轴，上有“锡以大年”横批和“慈禧皇太后之宝”图章；无量寿佛一尊；貂褂一件；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大卷江绸十二件。礼是让李鸿章的侄子、翰林院庶吉士李经畲专程送来的。李鸿章自然大喜过望，感恩不尽，“当即跪迎至署，叩头谢恩……”一纸谢恩折子奏上去，慈禧照例给了三个看起来轻描淡写的字：“知道了。”
　　光绪皇帝赐的东西也不少，有“钧衡笃祜”匾额一面；“圭卣恩荣方召望，鼎钟勋贳富文年”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方；无量寿佛一尊；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小卷江绸十六件。也是让李经畲几百里地一路送到天津。李鸿章照例是叩拜一番，然后递上一本谢恩的折子，满纸同样都是感激涕零的肉麻词语。
　　至于其他官员的礼物，那就更多了。京城里的王公大臣、皇亲国戚、淮军旧部，甚至平日里的死对手，都送来寿礼。其中以刘铭传送的礼最为独特，也最有意思——刘铭传只送来一担挂面圆子，并自赋诗一首：“挂面圆子加烘糕，台湾治理正操劳，礼轻仁义重如山，如同千里送鹅毛。”刘铭传是李鸿章的老部下了，也是李鸿章的亲信和同乡，诗中的“挂面圆子”和“烘糕”都是合肥的土产。对于刘铭传送来的土特产，李鸿章自然笑纳。那一段时间，李鸿章整天迎来送往。天津的北洋大臣衙门里，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
　　但这样的喜庆似乎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正月初六，也就是李鸿章生日后的第二天，李鸿章15岁的儿子李经进竟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紧接着，没过半年，李鸿章的继室夫人赵小莲去世，年仅55岁。70岁的李鸿章在这一年只是迎来了短短几天的喜庆之后，便坠入了一个痛苦的深渊。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一年真是一个喜忧参半、苦乐胶着的一年。70岁生日刚过，李鸿章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892年是一个转折，在这一年中，李鸿章似乎感觉到人生的无常，也感觉到天命不可违。这一年的凶相表明，这是一个不好的预兆，更加不祥的事情还会接踵而至。
　　
　　
　　
      作者：恭小兵　回复日期：2007-10-22　17:58:00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我们不妨假设一回。如果命运女神真正垂青东方这块土地的话，也许，李鸿章就能成功了。
　　说这话是有理由的。如果历史按照李鸿章所设想的一直平平缓缓发展，没有出现大波澜的话，那么李鸿章“始作俑”的洋务运动必然会成气候，而且极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经济和近代化的进程。这样的进程发展到一定规模，又会带动相关领域，譬如政治、文化、社会、教育、民风等各方面的发展。这样，洋务运动所体现的，就不仅仅是它技术方面的功效，更重要的，会以一种示范的作用来带动整个社会，由洋务运动散开广泛的力量，慢慢推动民间和上层的改变。于是，当民间和市场形成一定气候的时候，那种加速度的效应必将来临，那时，韬光养晦的李鸿章也许会迎来一飞冲天的时候。
　　但李鸿章偏偏就被甲午战争撞上了，可以说，甲午战争撞碎了李鸿章的强国梦，将他的努力付之东流，也使他的整个人生乾坤颠倒，坠入深渊。
　　在此之前，李中堂可谓如日中天，他不仅担任直隶总督，而且还兼任北洋水师的总管。他拥有重兵，旗下又有很多亲信爪牙。并且，李鸿章还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直接管理当时清国的外交，与总理衙门“分庭抗礼”形成“两个外交部”，形成当时清国政坛一个很奇怪的局面：中国驻外公使的公文常常既送总理衙门，也送给李鸿章。李鸿章可以不经咨照总理衙门而直接向驻外公使发出指示。可以说，李鸿章的政治影响力、朝廷的宠信程度等，在当时的汉族大臣中，可以说无出其右。当然，更重要的，是李鸿章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洋务运动，也初见成效，并在各方面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动力。
　　但历史显然没有按照李鸿章所设想的和愿望的方向发展，命运狠狠地将一个烂柿子掷向了李鸿章。阴差阳错中，一切都走向了反面。相隔不远的岛国日本，在最关键的时候捅了清国致命的一刀。
　　1840年的鸦片战争，冲击的，不仅是幅员辽阔的中国。它给岛国日本带来的，同样有巨大的冲击波。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给日本造成的冲击要远远大于中国。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在日本引起的震荡是举国性的。对于岛国日本来说，几千年来，一直都以不远的中国为榜样，中国一直是日本的老师，也是世界的中心，但这样一个强大无比的国家，竟然轻而易举地被西方打败。这样的感觉，就像一个孩童心中力大无穷的巨人，竟然三下五除二地被一个外来人轻易击倒——轰然倒塌声中，那种恐慌和失落肯定是致命而彻底的。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个散落在太平洋的岛屿之国与中国一衣带水，在历史与文化上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地理环境对于民族性格的影响来说，这个一直被汪洋包围着的民族在内心深处一直埋藏着岛屿人才具有的恐慌意识，他们一直有着寻找归宿的靠岸心态。这种天生的陆地意识和求生感，决定了居住在岛屿上的人们必然要向外扩张，并为此进行疯狂的努力；也决定了他们具有高度的警觉和攻击性，他们能迅速察觉恐惧的存在，然后，一旦意识到危险时，便会如野兽般一跃而起，先下手为强展开攻击。
　　1853年7月8日，当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准将率4艘海军舰队来到日本，要求日本开港通商时，日本没有进行抵抗。他们不是不想抵抗，而是实力相差太大了，抵抗无疑就是送死。而且，日本已从中国鸦片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几天后，日本允许美国官兵上岸，市政最高官员浦贺奉行以总督的名义接受了佩里递交的以蓝色天鹅绒包着的国书。
　　黑船的到来引起了日本巨大的震动。不久，佩里再一次率领舰队来日本。1854年3月，日本幕府几乎全部接受佩里提出的要求，签署了日本与美利坚合众国的亲善条约，即《神奈川条约》，日本开放下田和箱馆两处港口，向美国人提供淡水、粮食和煤炭；亲善条约还规定了最惠国条款，承认美国在下田驻领事的权利。随后几年，俄国、荷兰等国也相继同日本缔结了亲善条约。日本锁国的大门彻底被西方列强打开。
　　国门大开促使了日本自身的分化与改革。武士们以王政复古的名义推翻了在日本历史上持续600年的幕府，扶持刚刚登基的明治天皇，建立起合法的新政府。1868年4月15日，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条誓文》，这是一个推动国家变革，开启变法图强大幕的总纲领。从此，日本进入明治时代，决意向西方学习，对日本实行全面改革。1871年，一支近百人的政府代表团从横滨港出发，前往欧美各国考察，代表团中包括49名明治高官，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政府官员总数的一半。为了支撑这次庞大的出行，成立刚刚3年的明治政府拿出了当年财政收入的2%。这支庞大的日本政府代表团共考察了欧美12个国家，共花了1年零10个月的时间，在此之后，写下了长达百卷的考察报告。这个团队规模之大，政府投入之巨，官员级别之高，出访时间之长，在日本乃至亚洲国家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历史上，都可以称得上前所未有的。
　　行进在陌生的西方列国之中，这支日本政府团就像一块干燥的海绵一样，拼命地吸收着发达国家的营养。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各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教育的结构和方式，都使他们着魔。这支日本代表团的工作重点就是调查和研究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制度，探讨将西方制度移植到日本的可能性。使节团到达美国后，由伊藤博文起草的工作要点中有这样一句话，集中体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初衷：“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业，尽皆超绝东洋。由之，移开明之风于我国，特使我国国民起速进步至同等化域。”
　　在德国，日本使节团似乎找寻到了自己国家发展的模式。刚刚完成国家统一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欢迎日本使团的宴会上实话实说：如今世界各国，虽然都说要以礼仪相交，但那毕竟都是表面文章，背地里实际上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这段带有嚣张气焰的大实话让日本人茅塞顿开。他们不仅认同了俾斯麦的强权政治说，也醉心于德国的发展模式，那就是由国家来主导工业化的进程，以国家的力量来推动本国各方面的进步。同时，他们也在内心当中认可了一种方向，那就是军国主义的扩张国策。
　　从溯源的角度来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比清国的洋务运动要整整晚8个年头。当清国在8年之后仍是羞羞涩涩地推行洋务运动的时候，彼岸的日本一开始，就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把这场快速蜕变定位为脱胎换骨。
　　为了迎合西方文明，显示日本的开化，明治政府耗资18万日元，费时3年，在东京修起了一座洋楼——“鹿鸣馆”，作为接待外国客人的迎宾馆。从一定意义上说，“鹿鸣馆”像一个晴雨表一样，向日本国民传达着一种信号。明治政府的达官贵人和外国官员经常在这里大摆酒宴，举办各种西式晚会。在这里，首相伊藤博文更像一个政治明星一样，经常在这里举行大规模的化装舞会，闹得满城风雨。不仅如此，为了向民众传达彻底西化的信号，并不真正信仰基督教的伊藤还经常往教堂里跑，以示对于西方宗教的热爱。伊藤做这一切，就是向社会传达着一种新的信息，那就是日本国准备“革面洗心”了。
　　在此之后，日本与清朝洋务运动采取了相同的方式，那就是全力近代化和工业化。显然，日本的改良派所遇到的阻力更小，行动也更迅捷。当清朝的士大夫阶层慷慨陈词地争论购买西方“奇技淫巧”的机器会伤害民生，修铁路会损伤地脉的时候，明治政府已开始大规模地引进外国专家、技术和设备了。仅1868年到1875年间，日本政府聘任的外国专家人数就达到了2497人，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清国。明治政府给予外国专家的待遇也高，其薪俸均超过本国的高级官员。就这样，日本在改革的力度和速度上远远超过了清国，如果说清国的现代化像一艘硕大的货轮喘着粗气在浅滩中航行的话，那么，日本的改良则像一艘迅速的军舰一样早已进入深水区。经过20多年的努力，到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迅速成为令世界刮目的新兴国家。
　　经过近代化的工业浪潮，日本像一头吃饱了食物的狼一样，变得茁壮强大起来。第一时间里，俾斯麦强权政治的话语便如录音机一样在他们脑海里回放了。日本首先把目标对准了不远处身患病症的清国，在新兴的日本国看来，这个病入膏肓的东方大国已不可救药，与其让西方列强慢慢蚕食，还不如先下手为强，吃了这个猎物来壮大自己。贪婪的岛国开始觊觎着，寻找着攻击的时机。依旧迷糊的清朝仍惺忪着眼，对身边的这个小国不屑一顾。清朝的傲慢越发激发了这个小国的自尊，清朝的懈怠，更加剧了日本的进攻欲望。
　　1874年利用“琉球事件”侵台未得手后，日本痛感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将无法使自己在远东处于领导地位。正因如此，日本举国开始发展海军，他们向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艘军舰，也建立了自己的舰队。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事变”，中日两国皆派军舰前往干预，当时日本海军刚刚建立，在实力上，不如吴长庆所率领的北洋军舰，心存忌惮，没有发生直接的交锋。李鸿章加速北洋水师的建设时，日本更是感到胆寒，他们转移了战略目标，把第一敌人从俄国变成了清国。不久，日本更是发愤图强，政府决定从1883年起，将酿造业、烟酒业的税收2400万日元作为海陆军经费，连续八年建造军舰。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事变”，北洋海军再次赴朝进行干涉，更加深了日本的反华情绪，只是因为日本军方认为对华作战的准备尚未完成，宣战计划未被采纳。
　　1882年中法战争濒临爆发之际，日本就派间谍对中国沿海进行了侦察，并提交了一本厚厚的《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的报告书，对中国的“山川险要，土俗人情，无不详载”。1893年，负责日军情报工作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中将还亲自化名进入了朝鲜和中国境内，实地考察了预定战区的情况，并组织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清国的一切都在日本的掌握之中。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清国的总兵力和作战能力可以说了如指掌；对朝鲜、中国东北及渤海湾预定战区都绘制出极其详尽的军用地图，甚至每一座山丘、每一条道路、每一口水井都标识得清清楚楚。
　　日本这一切都是在悄无声息的情形下进行的，清国从没意识到自己的身边潜伏着这样一个血腥刺客。从历史上看，即使这个岛国上的居民不断骚扰中国的海域时，中国也从没有正眼看待他们，把他们当作真正的对手。虽然这个岛屿上的居民一直一厢情愿地自认他们与这片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大陆从没加以承认。在大陆人的眼中，这片叫作扶桑的天尽头的地方，生活的只是浪人与和尚，另外也盛产一些小偷。他们看起来谦逊而恭敬，但尽爱干一些偷偷摸摸的事情，他们偷走的不仅仅是物质，而且也偷走中国的文化，甚至文字。从中国历史上对于他们的称谓就可以看出，“倭寇”，这样的名词明显地流露出蔑视的味道。当年，一帮倭寇在东南沿海一带不断地骚扰，让统治者觉得很是心烦。即使如此，也并没有把这些来自岛国的强盗当作真正的对头，何况，在这支曾经给东南沿海造成危害的散兵游勇中，领头的，还是自己国土的逃亡商人。把他们称为“倭寇”，只是想激起民愤。所以，即使是在清国陷入欧洲列强的危难之后，清国的上上下下对这个为虎作伥的岛国也没有正眼相对。
　　但李鸿章还是意识到自己身边潜在的危险了。北洋水师基本建设完毕后，李鸿章为了展示清国水师的威力，给日本以武力震撼，先后两次派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等舰抵日进行访问。第一次访问是1886年7月，北洋水师刚刚建成，丁汝昌即按李鸿章的要求带领6艘军舰访问日本。当清国的军舰到达日本长崎港后，日本国民近瞻龙旗飘扬、威风凛凛的巨舰，深受刺激，惊叹、羡慕、愤懑等复杂情绪一齐涌上心头。清国军舰在日本休整期间，一起事件更是深深地激怒了日本国民——由于北洋水师组建不久，士兵纪律松弛，水师官军还在日本酿成与当地警察的大规模械斗事件，双方各有死伤。事态在李鸿章的直接干预下没有进一步扩大，“定远”、“镇远”舰回国后，李鸿章下令北洋水师进行大规模整风。1891年，丁汝昌第二次率“定远”、“镇远”等6艘军舰访问日本，这一次，经过几年的整顿，北洋水师的军容军纪有了很大改变，日本《东京朝日新闻》当时这样描述道：登上军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舰上的情景：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无存；关羽的像已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
　　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上招待了前来观光的日本议员。后来，参观过中国战舰的日本法制局长官尾崎三良写道：“巨炮四门，直径一尺，为我国所未有。清朝将领皆懂英语。同行观者在回京火车上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皆卷舌而惊恐不安。”
　　清国北洋水师的飞速发展以及两次来访给日本以强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形下，建设一支足以对抗北洋水师的海军，成为了日本的最高使命。日本明治天皇发布诏敕，要不惜一切代价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日本国民纷纷捐款捐物，明治天皇自己即捐银60万两。正是在这样的动力下，日本完成了海军的扩展计划，其中包括专为对付北洋海军“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购买的“岩岛”、“松岛”、“桥立”3艘海防舰，向英国订造了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等。到了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海军急速扩大，其快射炮以及船舰的行驶速度均超过了北洋水师。
　　相比之下，在中日海军竞赛的关键时期，北洋水师的建设却松懈下来。由于北洋海军看起来成军，以渤海湾为重点的防御体系已初步形成，加之慈禧太后的60大寿庆典、光绪皇帝大婚典礼、黄河河工等巨额开支，清政府的财政异常拮据。1891年，户部决定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将预算挪用于建颐和园。这一决策，使清国海军的发展停顿了下来，也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
　　日本穷兵黩武之际，在清廷内部，统治者正忙于权力斗争，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老戏正在上演。
　　1889年，光绪年届十九，并已完婚。按照清朝惯例，光绪既然成人，慈禧就不便继续“训政”,于是，慈禧宣布“撤帘归政”，由光绪帝“亲政”。“亲政”和“训政”的不同之处在于，光绪可处理日常事务，逢重大事件，再请慈禧懿旨。但这样的“度”是很难把握的，在具体过程中，时有一些微妙的摩擦。慈禧哪里肯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力呢？由于慈禧肆意干涉光绪的日常工作，与光绪接近的朝臣愤愤不平，光绪也郁郁不乐，不甘心于傀儡地位。于是，朝廷的大臣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两派，一派是在光绪周围逐渐形成的并无正式组织的小集团；另一派大臣则团聚在慈禧周围，唯慈禧马首是瞻。时人称前者为“帝党”，后者为“后党”。“帝党”的核心人物是翁同，翁氏先后为同治、光绪老师，曾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他的主张是“尊王攘夷”。在“帝党”中，除翁同之外，其他的都是一些“清流”人士，并无实权，他们好空谈，于事无补。在这场明争暗斗中，直隶总督李鸿章自然是双方争夺的目标，但李鸿章岂是一个随便可以争夺的人，李鸿章虽然赞赏“帝党”革新内政的主张，但他又不满帝党在“抵御外侮”中一味不顾实力的主战态度。在李鸿章看来，这种意气用事的主战，明显是目光短浅。而对于“后党”，李鸿章对于他们严重滞后的思维方式，拖拉而不思进取的效率又深感不满。
　　1894年是慈禧太后60大寿之年，阴历十月初十，是慈禧的生日。慈禧一心想举办盛大的生日庆典来为这个暮气沉沉的王朝“冲冲喜”，让列强领受天朝的威风。时间刚跨入新年，正月初一，慈禧就来了个“殊恩特沛”，把一班大臣都加官晋爵一番，以示普天同庆——李鸿章赏戴三眼花翎，儿子李经迈，被任命为员外郎……同时，慈禧指派首席军机大臣世铎“总办万寿庆典”。既然“老佛爷”想大操大办自己的生日，举国上下都跟着大动干戈，清廷更是忙碌起来，原先只是想把颐和园修缮一下，没想到一动工才发现，工程越来越大，预算一再突破。户部没有办法，最后不得不挪用原先准备给北洋水师更新武器弹药的600万两白银；李鸿章也不甘示弱，也挪用了以兴办水师为名从各地征集的钱款利息100多万两送给慈禧以解燃眉之急。这样的行为，用翁同的话来说，就是“用滦阳换万寿山，用渤海换昆明湖”，这算是李鸿章对慈禧前年在自己70大寿时赠送厚礼的“投桃报李”了。
　　新年刚过，李鸿章就直接预见了战争的不祥之兆。家门口的塘是最知深浅的了，对于李鸿章来说，北洋水师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况，战斗力怎样，李鸿章当然清晰不过。1894年5月，李鸿章再一次检阅了北洋海军，之后，忧心忡忡地向朝廷提出：“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新月异。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犹胜。即日本蕞尔小邦，亦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舰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李鸿章奏折中的担心终于言中了，朝廷刚刚收到李鸿章的奏折，这边，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叛乱”事件。当朝鲜国王请求清国出兵帮助镇压时，李鸿章听信了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只是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与此同时，日本却派出8000人的精锐之师赶赴朝鲜。双方的力量悬殊太大，清军一下子陷入了尴尬的地步。李鸿章这时候才猛醒过来，意识到事件的危急，他一方面紧急召见英、俄使节，想请两国出面斡旋避免战争，另外一方面，火速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
　　在此之前，日本就为日本兵伐朝鲜的“师出有名”埋下了套子——这样的苦果是李鸿章亲自酿成的。那一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亲赴天津，与李鸿章签署《天津条约》。当时，年轻的伊藤谦逊低调，而李中堂则倨傲自大，一派颐指气使。在日本的争取之下，《条约》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李鸿章向朝鲜派兵时通知了日方，而日本派出大批虎狼之师时，并没同李鸿章打一声招呼。
　　李鸿章实在不想打这一场战争，这当中的主要原因有，一是李鸿章明白，年底是慈禧太后的60大寿，慈禧兴致勃勃地想兴办一次盛大的庆典，迷信的西太后不想被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来搅局，想讨一个吉祥。二是清国国力羸弱，国民经济也在刚刚恢复之中。对日战争，从李鸿章掌握的情况来看，丝毫没有必胜的把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失败的可能性大大超过了胜利的可能性。李鸿章想把战局再推后几年，在他看来，这一场战斗纯属无把握之战，他不愿在这样的战斗中，过早地消耗自己的实力。三是李鸿章深知，如果要开战，充当主力的，也只会是自己的淮军和北洋水师，那些政敌们只会“坐山观虎斗”，李鸿章可不愿意自己的部队过早消耗。
　　李鸿章不想打，但清国另外一些人却一心想打这场战争。这当中的重要代表是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主要是光绪与他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原因很简单，日本不是大英国大法兰西，如果日本人真的敢和地大物博的中国打仗的话，正好给了中国一个出出这些年受西洋人窝囊气的机会。光绪是为了心中的激奋，也是为了大清国的自尊。至于翁同，除了爱国热情以及书生意气之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那就是作为李鸿章的对头，他才不愿意看着李鸿章拼命地武装自己的部队，积极争取俸禄却不打仗。在翁同看来，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现在，无论怎么样，都应该来看看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到底是骡子还是马了。中国历史上的战与和就是这样充满着非理性。战与和，在表面的堂皇下面，总是有潜流与阴谋，在更多情况下，它是政治势力的干预，而不是真正的需要。于是，屡屡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战则失机，和则失策；从时间与地点上，战与和往往南辕北辙，在不该战的时候战，在不该和的时候和。一个在错误的时机下所诞生的正确决定，最终也无可奈何地变成错误。
　　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还在上下奔波，想通过外交途径来避免战争。李鸿章希望争得西方各国的同情，给日本施压。当俄国没有遵守替中国调停的约定后，李鸿章就转而请求美国和英国出面调停。纽约方面向日本提出双方谈判的照会后，日本坚决地拒绝了。伦敦方面事先未曾料到事态发展如此之快，一时也找不到适当的对策，左右为难。经过商议，英国出面提出了一项温和的、双方都不得罪的建议：呼吁中、日双方同时撤军，并在朝鲜京城周围建立一个中立地带。日本又拒绝了英国的建议，那是因为他们对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成竹于胸。希望彻底落空了的李鸿章，同时又延误了清国在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直到和平解决的希望彻底破灭，李鸿章才不得不下令向朝鲜增援。
　　夏天是太平洋季风来临的时候，中日甲午战争，同样以不可逆转的风雨之势扑面而来。
　　
　　
      作者：恭小兵　回复日期：2007-10-22　17:59:29　
　　第八章 伤心与耻辱
　　1894年7月25日，日本军舰在丰岛海面不宣而战，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消息传来之时，李鸿章知道命运躲不过了，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8月1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李鸿章被任命为清军的最高统帅。第二天，圣旨又下，李鸿章被暂停穿黄马褂和戴三眼翎的资格，最高统帅的位置不变。朝廷这一举措，可以看作是对李鸿章前一段工作的不满，也是对李鸿章的警示和激励，希望李鸿章振作起来，在战争进程中有一个良好表现，以重新取得穿黄马褂的殊荣。
　　战争从一开始就朝着李鸿章最不愿看到的局面直转而下。因为准备仓促，战争自开局时起就陷入了被动。李鸿章曾数次致电刘铭传，让他出任前线主帅，但刘铭传以身体状况为由，拒绝了李鸿章的安排。刘铭传的不愿担当，使得清军在前线一直没有主帅，各部队之间缺乏统一调度。9月15日，平壤之战打响，双方分别投入约17000兵力，分大同江南岸、平壤玄武门外、平壤城西南3个战场展开厮杀。清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李鸿章的淮军旧部、统帅叶志超贪生怕死，下令停止抵抗，全面撤退。日本占领朝鲜全境。当叶志超和他的部队在6天内狂奔500里，渡鸭绿江回国时，后方指挥战斗的李鸿章竟一直得不到确切情报，更谈不上及时阻止和指挥了。当光绪询问战事进展时，一无所知的李鸿章不得不跟光绪打起了马虎眼，说叶志超在牙山一带打死了日军1000多人。当李鸿章随后得到叶志超逃跑的消息后，大惊失色，严令叶志超不准再退，否则军法从事。
　　接下来对李鸿章最大的打击就是“黄海大战”了。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双方摆开阵势，展开决战；北洋舰队投入战舰10艘，日本战舰投入12艘。战斗持续5个小时，结果清国军舰沉没4艘。北洋水师致远号管带邓汝昌负伤力战，致远号在遭受重创的情况下，开足马力，力图撞沉日方先锋舰吉野号，不幸中敌鱼雷，随全舰绝大部分官兵牺牲。经远号管带林永升、定远号管带刘步蟾、镇远号管带林泰曾皆奋力苦战，重创日旗舰松岛号。
　　“黄海大战”的战败，使得清国丧失了制海权，在这场立体的战争中，已呈颓势。紧接着，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接连激烈交战，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日军以摧枯拉朽的方式进入中国境内。
　　东北此时已进入严寒的冬天，这一年的冬天，天降大雪，滴水成冰。在东北，空气中散发着雪的凛冽，也散发着血的腥味，整个战场遍布着绝望。11月5日，日军进攻金州，驻守金州的清军将领徐邦道向驻守大连的守将赵怀业请求援助，但此时，赵怀业早就逃得没有人影。恼怒的李鸿章在得知情况后，命令刘盛休部和晋军提督程之伟部火速赶往大连。刘盛休的回答则是：部队的枪支弹药在鸭绿江边都丢失了，无法上阵；晋军程之伟部传来的消息则是：为防腹背受敌，部队已主动撤退。李鸿章气急败坏，他在给前方将领的信札中大发雷霆，如果战争再失败，就让他们“投海自尽”。
　　11月7日，大连陷落。在大连，日本军队获取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包括621支枪、129门大炮、3300万余发枪弹、250万发炮弹。黄昏时分，城内漫天大火，风雪之中日军把中国百姓不分老幼赶到城外进行报复性屠杀，鲜血将护城河上的薄冰融化。同一天，60岁的慈禧在紫禁城庆祝她的“万寿吉日”。后来，内务府的账本上记载着为慈禧过生日所花费的银两，总共在1000万两白银之上。那一天早晨，慈禧心情无比之好，她身穿缀满珠宝的礼服，显得华美雍容，青春焕发。韶乐声中，皇帝、皇后以及文武百官分别行跪拜大礼。李鸿章没有参加这样的盛典，仍在天津指挥着前方战事，那一天，李鸿章心急如焚焦头烂额，24小时内竟发了16封电报！
　　慈禧太后的生日庆典达到高潮的时候，旅顺紧跟着大连陷落。4天之内，日本军队开始全面屠城。几天后美国报纸报道说，这4天中，日军共杀害了约6万名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和儿童，只留下36名男子，为的是掩埋尸体。
　　1895年1月30日，已登陆集结完毕的25000名日本陆军，向驻扎在威海卫南帮炮台的3000名清守军发动攻击。清国守军英勇抵抗，在战斗中，日军一少将阵亡。南帮炮台沦陷。2月初，威海陆地全部失陷后，日军从水陆两路进攻刘公岛、威海港内的26艘北洋舰队。丁汝昌坐镇刘公岛，殊死抵抗，先后击退敌8次进攻。旗舰“定远号”中敌鱼雷搁浅，在刘步蟾的指挥下仍旧还击，弹药告罄后自炸战舰而亡。丁汝昌誓死不降，被胁迫软禁，服毒自尽。继任者“镇远号”管带杨用霖以自杀拒降……
　　那一段喋血的日子充满着悲壮，也充满着忧伤，对于李鸿章来说，仿佛世界末日将要来临。威海卫的陷落对于清国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山东去北京的道路已经门户洞开，日本从东北和山东两路，对北京形成包围之势。清国万般无奈，提出了和平倡议。斡旋期间，战事仍继续在山东和东北两地进行。2月下半月，清军在宋庆等将领的率领下，在海城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争战，但还是没有控制住战争的局面，日军仍向华北腹地接近。情势已危急到京城，虽然朝廷集结了20万左右的人屯聚在直隶北部，但北京的失陷，看起来不可避免。
　　在甲午战争中，可以说，受打击最大的，就是李鸿章了。战场的主力，几乎都是李鸿章的淮军嫡系。那段时间，李鸿章不时地听到传来一个又一个晴天霹雳。这种莫名其妙的溃败方式，让李鸿章比谁都苦涩，比谁都委屈，也比谁都愤懑。他的朋友吴汝纶曾经回忆说：“平壤之败，李相国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甲午战争结束，李鸿章就像一个身败名裂的赌徒，将自己所有的家当和名声输得干干净净。
　　甲午战争为什么会失败？现在总结起来，当然能找到很多原因，比如说制度和职责上的含混不清。清国君主帝制徒有其表，在调动和掌控全局上力不从心，它甚至无法调动整个国家的力量来与另一个国家对抗。甲午战争是中国与日本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但这个现代战争的指挥却落在李鸿章这样一个省级官吏的肩膀上，整个甲午战争就像是李鸿章在以他直隶和北洋水师的力量与日本举国军队作战。但最根本的，应该是国力原因，腐朽呆板的大清王朝不仅仅在国力上已落后于日本，而且在整个气韵上也呈垂垂暮气。相反，对手日本在经过明治维新之后，学习了西方很多的科技和管理，不仅仅在国力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且整个国家也呈现出巨大的朝气，新的国民们以国家之事为己任，将自己的一切与国家的沉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方式，使得这个新兴的国家有着一种令人生畏的原动力。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和国民在思维方式以及理解能力上有了质的飞跃，科学和理性的思维方式占据了主流，整个国家的效能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
　　从军队本身来说，当时日本军队中那种来源于西方的精制而周密的准备、缜密的思考方式可以说是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所鲜见的，在日本军队中，已使用了西方军事当中的战法与阵法。这样的阵法与新式武器结合紧密，力量是巨大的。虽然李鸿章的淮军也是一支久经沙场的常胜军，曾经以剽悍的作风击败过太平军以及捻军，而北洋水师也沿用了西方军事的一些训练并且聘请了外国军事顾问，但在淮军中，那种理性而缜密的思维方式并没有深入人心，有的只是一些皮毛和表面，相比日本军队的现代方式，作风剽悍的淮军因为组织和战术上粗糙而随意，同时缺乏现代战争的多兵种的协同作战方式，只能算是中世纪的兵勇，算不上是一支现代意义上的部队；而那种一对一之间的捉对厮杀，在两军的热兵器对垒中，往往无从发挥。更何况由于久疏战争，此时的淮军早已是今非昔比了。至于北洋水师，丁汝昌对于海军的不熟悉，掌控能力较弱；经费严重不足、训练和作战水平差、军纪不严等，也是失败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清国的军队在对现代军事的理解上和运用上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部队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从实力上说，是国力上的原因，而具体到军事上，则是组织、管理、协调、意识等方面的失败。全方位的落后，导致了甲午战争一败涂地，失败得窝窝囊囊，失败得稀里糊涂，失败得莫名其妙……李鸿章又有什么办法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悲愤和认命了。
　　朝廷向日本提出了议和的倡议。输光了的李鸿章愧于与日本人面对面，当恭亲王试探着让李鸿章前去日本议和时，李鸿章回信说：“在下与张荫桓等人再三商量，觉得现在只想派一名忠实可信的洋员前往，既容易得知对方的意图，又不会引起对方的怀疑。”李鸿章选定的这个人物，就是在天津海关工作20余年、对李鸿章忠心耿耿的德国人德璀琳。李鸿章在同一封信中写道：“德璀琳在天津工作20多年，对我很忠心，中法议和等事他都暗中相助。先前伊藤博文到天津与我订约时，他认识伊藤幕僚中的一位英国人，于是又从中相助，很是得力。如果让他前去日本酌情办理讲和一事，或许能够得到转机。”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得知清政府准备派洋人来日本代为商谈议和事项之后，马上与首相伊藤博文进行商议。在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日本当然不想立即收兵，他们想再次扩大战果，占领东三省部分领土，以此来逼迫清国做出更大的让步。更何况，中国政府此时派来的是一名洋人，很可能是来打探虚实的。因此，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商定不见德璀琳，迫使中国政府派出更有资格的代表。
　　德璀琳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地回到中国。1895年2月1日，清政府又派张荫桓和邵友濂二人赴日，到达日本人指定的谈判地点广岛。第二天，双方互换国书。伊藤博文发现张荫桓和邵友濂所携带的国书文字中有“一切事件，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内容，认定二人授权不足，与国际谈判惯例不符，拒绝与他们谈判。张荫桓和邵友濂急忙写信给陆奥宗光，申明光绪皇帝的确向他们授予了议和全权。日本方面依然不依不饶，甚至驳回了张荫桓和邵友濂发电报给国内修改国书文字的请求，还借口说广岛是日本军事重镇，不许闲杂人员逗留，将张荫桓和邵友濂赶到了长崎。
　　就在张荫桓和邵友濂被日本政府拒绝的当天，伊藤博文与使团随员伍廷芳进行了一次谈话。伊藤博文问伍廷芳：“你方为什么不派遣重臣来呢？请问恭亲王为什么不能来敝国？”伍廷芳答道：“恭亲王位高权重，无法走开。”“那么李鸿章中堂大人可以主持议和，贵国怎么不派他来？”伍廷芳随之反问：“我今天是和您闲谈，那我顺便问问，如果李中堂奉命前来议和，贵国愿意订约吗？”伊藤博文自然能够听出伍廷芳的弦外之音，回答得也是滴水不漏：“如果中堂前来，我国自然乐意接待，但还是符合国际惯例，必须拥有全权。”
　　就在这次谈话前后，日军取得威海卫战役的胜利，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失去了与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最后筹码，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
　　李鸿章哪里想当这个议和大臣呢？无奈的李鸿章只好通过驻英公使龚照瑗，向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透露自己的委曲，并请金伯利从中斡旋。李鸿章表示自己很不愿意承担与日本谈判这一费力不讨好的任务，认为日本不应该拒绝张荫桓，因为此人曾任驻美公使，有很丰富的外交经验。金伯利劝慰李鸿章说：“日本自然要求中国全权大臣是一个名位显赫的人物。在我看来，为了中国的利益，无论如何李中堂都应承担此项任务。虽然这可能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我也同情你勉为其难，但相信你愿意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这样一项重要贡献。”
　　1895年2月22日，李鸿章奉旨进京。此时，日本人再次向清政府表示，如果要和谈，不仅要清政府赔款和承认朝鲜独立，而且要求割地！慈禧气急败坏，借口肝气发作，对于议和一事，不愿表态，只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进京次日，光绪帝在乾清宫召见李鸿章并诸大臣，围绕是否割地问题，朝廷意见不一，乱作一团。翁同依旧信誓旦旦地空谈，宁愿赔偿绝不割地。恭亲王奕为首的一干大臣则认为，如果不答应割地，日本人恐怕不会与清廷议和。现在形势危急，日本军队的锋芒已指向北京，为保京师无恙，只能顺从日本人的心愿。
　　满朝大臣，一片义愤填膺，但具体到如何解决问题，一个个束手无策，并且，谁都不愿意背上遗臭万年的罪名，去接这个烫手山芋。李鸿章自然也不愿意。经办外交多年，李鸿章早尝够了“卖国贼”的滋味，所以，他一定要得到清政府的全权授权，才肯出使日本。并且，李鸿章知道向来以“清流”著称的翁同以后肯定会说风凉话，把恶果归罪于他，于是在朝上要求与翁同和一起去日本。翁同哪里肯接这个要命的差事呢，他慌忙闪避：“如果我办过洋务，我肯定不会推辞。而我在这方面是一个生手，此事责任重大，我干不了。”
　　去日本之前，李鸿章为了寻求支持，确切了解各国列强的态度，再次奔走于各国使馆。只可惜此时各国要么已与日本沆瀣一气，要么暗中打着自己的“小九九”，准备坐收渔翁之利。李鸿章的求助行动并没有结果。
　　3月4日，光绪正式发出了全权证书，宣布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14日，李鸿章等人乘坐德国轮船“礼裕”、“公义”号，悬挂“中国头等议和大臣”旗帜，启程直奔日本马关。随从出访的有李鸿章嗣子李经方，随员伍廷芳、马建忠，以及美国顾问、前国务卿科士达等。航行在大海之上，李鸿章的心情尤其复杂，此去东瀛，算是赴一场名副其实的“鸿门宴”，国恨家仇，着实难堪。头顶上太阳闪烁着白光，强烈而灼热，对于李鸿章来说，这样的阳光太残酷了，仿佛剥光了他所有的一切；海水是平静的，可对于李鸿章来说，那寥廓无边的深蓝底下，是无边无际的耻辱……李鸿章就是在这样的伤心绝望的情绪中，来到了日本马关。
　　在那段时间，位居太平洋当中的日本列岛，一直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一个“蕞尔小国”终于战胜了泱泱的大清，当然要举国欢腾。日本报纸把这场戏剧性的胜利比喻成2000多年前越王勾践对吴王夫差“卧薪尝胆”的复仇。对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这个岛国一直耳濡目染，熟悉得甚至胜过自己的历史。这么多年来，这个飘摇在海洋中的岛屿国家一直没什么喜事，他们终日小心翼翼，委曲求全；而现在，他们终于以一场大胜扬眉吐气了。几乎每个日本城市的街道边，都悬挂着各式各样的标语和横幅，每天早晨或傍晚，很多人都自发地聚集在一起，举行一场游行庆贺一下，他们当中，有的吹着喇叭，有的吹着号角，更多的人则是在呼着乱七八糟的口号。有时，他们也排列着各种各样的方阵——马车方阵上，有身着节日装束的神父、欣喜若狂的孩子、市议会的议员；花车上，有人用竹竿挑着纸糊的或柳条编成的人头，那代表被斩首的中国人。繁闹的狂欢中，也有很多事故产生：酗酒打架时有发生，一些浪人更是趁火打劫，偷窃钱财，甚至调戏良家妇女……总而言之，在那段时间里，整个日本都在进行着一场狂欢，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也在这样的狂欢中上演了。
　　马关，这个无足轻重的小地方，更是狂欢的焦点。此时，马关已成为清国和日本，甚至包括西方列强关注的中心。当马关成为日本和清国谈判地点的消息传出之后，有很多日本人从四面八方专程赶到这里，他们当中有记者，有贵族，而更多的，则是各界平民。他们和当地人一起，每天守候在清国使团来来往往的路上，举着国旗，呼着口号。然后，他们就从报章上寻觅一切有关谈判的消息。他们关心着谈判的进展，关心着自己国家的命运，也关心着那个从清国来马关的首席谈判大臣的一言一行。
　　在马关，李鸿章经历了人生当中最耻辱的时光。当李鸿章在半个多月后带着赔偿、割地、枪伤以及耻辱离开这块土地时，他曾发誓决不踏入这块土地，并陷入了长久的孤独和愤懑之中。对于个人所发的誓言，李鸿章做到了——一年之后，当李鸿章环游欧洲列国再次途经日本换船时，李鸿章死活也不肯上岸，只是在两船之间搭一个木板，然后在别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了过去。李鸿章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表达着他的愤懑。这样的誓言，看起来坚固无比，但实际上，却是那样的单薄脆弱，这样的做法，与其说是沉毅、坚韧和顽强，倒不如说是一种对刻骨铭心耻辱的无奈和逃避。
　　马关议和之地春帆楼，本是日本医生藤野玄洋于1862年开办的诊所。春帆楼地处高地，风景秀丽，附近有一处温泉可供休养。藤野玄洋医生死后，其女美智子不通医术，但独具慧眼，在这里开办了一家河豚料理店。春帆楼的名字，还是伊藤博文取的。年轻时，伊藤博文就经常在马关一带活动，经常光顾美智子的河豚料理店。担任内务大臣后，伊藤也经常来这里，有一天，食至兴起的伊藤博文从楼上远眺关门海峡，见到不远处的大海碧波荡漾，阳光下片片渔帆闪亮，伊藤博文联想到自己别号春亩，不由兴致大发，喊来老板，将店名改为“春帆楼”。伊藤博文选定“春帆楼”作为中日谈判地点，显然，他就是想在这个诗情画意的地方，轻松地吃下清国这条鲜美的“河豚”。
　　1895年3月20日午后2时半，李鸿章一行登上春帆楼。春帆楼上，放着一长方形会议桌，旁边，摆放着10多把椅子。日方还特别在李鸿章的座位边安置了一只痰盂，大约是有意无意地提醒着大家，这位清国全权大臣已值暮年，垂垂老矣。伊藤博文为谈判颁布了四条规定：一是除谈判人员外，任何人不得进入会场；二是各报报道必须要经新闻检查后方可付梓；三是除官厅外，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四是旅客出入，均必须由官厅稽查。此外，伊藤博文还特别宣布：清政府议和专使的密码密电，均可拍发，公私函牍概不检查。从表面看上去，好像日本人对李鸿章和清国使团非常客气，其实，日本人已成功破译清廷的密码，而且，在谈判过程中甚至了解到清国使团此次来日本的赔款底线是2万万两白银，因此早就成竹在胸。
　　3月21日，在与李鸿章的首次谈判中，伊藤博文向李鸿章提出的停战条件是：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一线所有城池和堡垒，驻扎在上述地区的清朝军队要将一切军需用品交与日本军队；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由日本军官管理；停战期间日本军队一切驻扎费用开支由清政府负担等等。伊藤博文明白，山海关、天津一线如果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这个停战条件是清政府万万不会答应的。如果这一停战条件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正好就此再战。尤其狡猾的是，伊藤博文此时隐藏了日军正向台湾开进的事实，企图在日军占领台湾既成事实后，再逼李鸿章就范。
　　春帆楼上，中日两国代表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
　　3月24日下午4时，中日第三轮谈判结束后，满腹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车返回驿馆。谁知，就在李鸿章乘坐的汽车快到驿馆时，人群中突然窜出一名日本男子，在卫兵未及反应之时，朝李鸿章脸上就是一枪。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潜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
　　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倒在血泊之中。随员们赶快将其抬回驿馆，由随行的医生马上进行急救。幸好子弹没有击中要害。过了一会，李鸿章苏醒过来。一个人潜在的力量只有在遭遇危险时才能激发出来，而他的潜能也因而得以呈现。李鸿章毕竟经历过大风大浪，面对此突发事件，异常镇静，除了安慰随行外，不忘叮嘱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的官服，73岁的李鸿章算是找到了一点安慰，他一声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李鸿章的伤口在左眼下一寸的位置。子弹虽然留在了体内，但并没有伤到眼睛。德国驻日公使馆的医生赶来为他看病。各国医生会诊之时，日本医生建议开刀，但德国和法国医生坚决反对。理由是既然这颗子弹对李鸿章眼睛的正常工作无害，不如暂时留在体内，如果贸然开刀，将会危及李鸿章的性命。
　　李鸿章在日本遇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各国纷纷谴责日本这种不顾外交人员安危的行为，日本一时显得非常被动。行刺事件发生后，马关警方很快抓到了凶手。经审讯，此人名叫小山丰太郎（又名小山六之介），21岁，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小山六之助的想法与日本政府此时的意图大相径庭。日本政府本来拟就的谈判方略是借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然后见好就收。伊藤博文最担心的是虎视眈眈的西洋各国借机挑起对日本的战争，坐收渔翁之利，趁火打劫，毕竟，日本也在甲午战争中耗尽了力量，而小山丰太郎的行为恰恰无异于授人以柄。难怪伊藤博文闻讯后气急败坏地发怒道：这一事件的发生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日政府没办法，只好答应“无条件停战”。
　　4月10日，李鸿章伤势稍好转之后，中日双方又就甲午战争展开第五次谈判。中国的和约修正案送达日方。由于李鸿章的伤势渐愈，亲自参加了会议。陆奥宗光因病未能出席。中方出席人员有李鸿章、李经方、伍廷芳、马建忠、罗丰禄。日方出席人员有伊藤博文、伊东巳代治、井上胜之助、中田敬义、陆奥广吉、楢原陈政。
　　双方握手后，入座，寒暄数语。
　　伊藤博文：“李伯爵阁下出乎意料地迅速痊愈，今日光临此会，实感欣幸。”
　　李鸿章：“敝人所以出乎意料地迅速康复，完全由于贵国两陛下圣恩，特派名医治疗所致。在深表谢意同时，敬谢两阁下之特殊关照。”
　　伊藤博文：“阁下如此迅速痊愈，主治医生亦有大功。”
　　李鸿章：“确实如此。……听佐藤总监说，陆奥外务大臣身体违和，热度甚高，现已减轻否?”
　　伊藤博文：“陆奥子爵患流行性感冒，昨日热度甚高，今日仍未痊愈，令人挂念。”
　　李鸿章：“想已服用解热药，尚未奏效?”
　　伊藤博文：“较昨夜略有好转。”
　　李鸿章：“食欲减退否?”
　　伊藤博文：“减退甚显。”
　　李鸿章：“热度高时，食欲即不振。”
　　伊藤博文：“四周前，敝人曾患感冒症，幸平素健壮，迅速康复。”
　　李鸿章：“阁下健壮如铁，理应迅速康复。”
　　伊藤博文：“敝人双亲今犹健在，尤以家严年逾八旬，仍然矍铄。”
　　李鸿章：“实令人钦羡不已，不知现居何地?”
　　伊藤博文：“现居东京，该地乃敝人故乡。”
　　李鸿章：“阁下系长门人，敝人素有所闻。距此地遥远否?”
　　伊藤博文：“不远，仅二十公里。”
　　李鸿章：“敝人经常研究贵国知名人士出生地，得知萨摩和长门之人甚多。”
　　伊藤博文：“我长萨二国，犹如贵国之湖南、安徽。”
　　李鸿章：“是。湖南如萨摩，安徽如长门，(微笑)而现在安徽败于长门。”
　　伊藤博文：“说长门战胜了安徽，此说不当，(微笑)其实是日本战胜了中国。”
　　李鸿章：“如易地而处，若敝人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完成阁下成就之一半。”
　　伊藤博文：“否!若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可观。”
　　李鸿章：“阁下为贵国所作之贡献，皆系本大臣所愿为，但如易地而处，在我国当前形势下，恐亦深感极难办理。”
　　伊藤博文：“树大招风，凡在高位，均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不可说绝无其事。”
　　李鸿章：“但贵国上有英明睿智之君主，复得贤相之辅弼，采纳献可替否之谏言，呈现野无遗贤之景象。国中才能出众之人，齐集于朝廷，各遂其志，各安其所。敝人耳闻目睹贵国之长足进步，实不胜钦羡。”
　　伊藤博文：“当今皇帝陛下，大政维新时虽尚在冲龄，但天资聪颖，重用贤才，知人纳谏，万机亲裁，破除旧习，施日新月异之开明新政。”
　　李鸿章：“正因如此，方能使举国贤能云集于朝，专心致志，报效国家。”
　　双方寒暄一段时间之后，转入正题。话题转过来之后，伊藤的口气显得很冷酷，李鸿章刚坐下来，伊藤就无理地提出要求：““中堂只能回答允、不允两句话。”
　　李鸿章：“难道不准分辩？”
　　伊藤博文：“可以，但是不能减少。”
　　李：“既知我国为难情形，则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为。（进行实质性话题）”
　　……
　　伊：“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再战则款更巨矣。（清国的弱势，是李鸿章无法在谈判中取得主动权的根本所在。）”
　　李：“赔款如此，固不能给，更巨，更不能给。还请少减。”
　　伊：“万难再减。此乃战后之事，不能不如此。（强硬态度毕现。）”
　　……
　　李：“中国战后声名颇减。”
　　伊：“中国财源广大，未必如此减色。”
　　李：“财源虽广，无法可开。”
　　伊：“中国之地十倍于日本，中国之民四百兆，财源甚广，开源容易，国有急难，人才易举，即可用以开源。”
　　……
　　李：“奏如不允，尔不能去，尔当设身处地将我为难光景细为体谅。果照此数写明约内，外国人必知交将借洋债方能赔款，势必以重息要我。债不能借，款不能还，失信贵国，又将复战，何苦相逼太甚！”
　　伊：“借债还款，此乃中国之责！”
　　李：“不能还则如之何？”
　　伊：“已深知贵国情形为难，故减至此数，万难再减。”
　　李：“总请再减。”
　　伊：“不可减矣。”
　　……
　　李：“总之，现讲三大端，二万万为数甚巨，必请再减；营口还靖退出；台湾不必提及。”
　　伊：“如此，我两人意见不合，我将改定约款交阅，所三只能如此。为时太促，不能多办。照办固好，不能照办，即弃驳还。”
　　李：“不许我驳否？”
　　伊：“驳只管驳，但我主意不能稍改。贵大臣固愿速请定和约，我亦如此。广岛有六十余只运船停泊，计有二万吨运载，今日已有数船出口，兵粮齐备。所以不即出运者，以有停战之约故耳。（威胁）”
　　李：“停战期满，可请展期。”
　　……
　　李：“赔款还请再减五千万，台湾不能相让。”
　　伊：“如此，当遗兵至台湾。”
　　李：“我两国比邻，不必如此决裂，总须和好。”
　　伊：“赔款，让地，犹债也。债还清，两国自然和好。”
　　李：“索债太狠，虽和不诚。前送节略实在句句出于至诚，而贵大臣怪我不应如此说法，我说话甚直，台湾不易取，法国前次攻打尚未得手，海浪涌大，台民强悍。”
　　伊：“我水师兵弁不论何苦皆愿承受，去岁北地奇冷，人皆以日兵不能吃苦，乃一冬以来我兵未见吃亏，处处得手。”
　　……
　　中堂起席，与伊藤作别，握手时再请将赔款大减，伊藤笑而摇首云不能再减而散。
　　在谈判过程中，李鸿章还开玩笑地提及要聘请伊藤博文当任清国宰相。
　　李鸿章：“(微笑)愿向我国政府建议，礼聘阁下为敝国宰相如何?”
　　伊藤博文：“(亦微笑)敝人一身已献给我国天皇。如蒙陛下恩准，不拘何时，亦不拒绝为贵国竭尽微力。”
　　李鸿章：“如贵国皇帝陛下恩准，阁下能否应我国之礼聘?”
　　伊藤博文：“博文之区区一身，既已属于我皇帝陛下，如陛下不允，亦无可奈何，敝人或进或止唯皇帝陛下之命是从。如陛下恩准，敝人将不避艰难，舍身为贵国效力。”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开辟内河新航线；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李鸿章在这份条约上签字的手，一定是颤抖无力的。在草约上签字的时候，李鸿章突然想起了他临行前恭亲王率领全体军机入奏皇帝的奏折上有这样一句话：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故。听着这句话，李鸿章当然差一点老泪纵横。
　　1895年之后，李鸿章像被水淹过的一座土山一样坍塌了，在此之前，这座山峦曾经气冲霄汉，巍峨矗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李鸿章犹如一个赌徒一样，输掉了自己毕生的积蓄。但李鸿章还是克制住自己巨大的悲伤，像一个职业外交家一样，尽力用外交弥补自己的过失。而后，他把自己封闭在冷静的沉默中，就像一只受了伤的老虎，一边舔着自己的伤口，一边思考着对策，隐忍，等待，梦想着伺机一击。只可惜，李鸿章没有等到出击的那一天。以后的日子更加阴晦，在他面前的，是更多的麻烦和郁闷；是寒冷，那仿佛来自极地之侧的冰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