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杂碎

晚清杂碎

之一:“大门口的陌生人”

2007年09月16日 18时53分 吴钩

一

1793年，八十岁的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接受大英帝国马嘎尔尼使团的觐见，这名自负的“十全老人”一定不会明白，眼前这一来自化外之邦的使团的到访，将是意味着什么，不就带来一些新奇、淫巧的贡品献给大清皇帝、以表夷邦对天朝上国的敬仰之情么？

天朝的礼部主客司遵循中央之国的朝贡体例盛情款待了远道而来的客人，不想双方还是发生了觐见礼仪上的争执。今天看来，此次礼仪之争，已经预示着老大帝国的朝贡体制与近代主权平等外交观之间的深刻冲突。在当时，礼仪争执一事不过佐证了天朝皇帝的大度与恩典，因为乾隆到底宽宥了“无知外夷”的不识体统，并向使团回赠了贵重礼物，当然，皇帝也拒绝了对方提议的通商与邦交要求。

1793年觐见的小小风波很快过去了，除了留给天朝的史官漫不经心与沾沾自喜地去做一点记录之外，恐怕不会再引起满朝文武的兴致吧。多少年之后，当历史学者回顾这段令人扼腕长叹的晚清史时，却始终无法绕过1793年那一次无果而终的觐见，马嘎尔尼使节曾经踌躇满志而来，又垂头丧气而去，乾隆皇帝需要向远客昭示大清国“抚有四海”的富足与权力尊严，然而他的儿孙只有备受积弱与屈辱之累。检索历史的后来人可以发现中国的近代化之门只能由一伙贪婪的不速之客来开启，一百多年前的颟顸帝王却不会看到这一点。

“事实上，中国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一个半世纪，已经成为一个自我平衡的社会，有足以维持一个稳固国家的能力。……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机体也已经使其全部活动制度化，能够按照既定的路线进行，……造反者建立了新王朝，但仅仅是延续了旧的制度”（费正清语）。这是一个自足而封闭的循环体，如果没有异质文明的渗透，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满腹怨气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参见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终于打破了这个封闭而自足的帝国结构，以他们的“坚船利炮”，而不是以1793年彬彬有礼的觐见。“千年未有之变局”由此开局，幸耶，悲耶？历史大概不会给出一个是与非一目了然的简单结论。

二

1840年，大清国与站在“大门口的陌生人”干了一仗，史称“鸦片战争”，英人则避开“鸦片”恶名，称“通商战争”。作为一个包含着明显道德暗示的名词，“鸦片”赋予1840年战争不言而喻的道德背景，企图给那一场“为支持一种恶毒的、有伤道德的交易而进行”的战争稍作辩解，将被认为是强词夺理的。当然，如果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1840年并不需要后人的道德愤慨而更需要躬身自省、细细检点，对帝国主义的谴责显然可逞一时之快，却只怕无助于检索战争之来龙去脉。

蒋廷黻所著之《中国近代史》认为，“实则鸦片战争之远因近因十分复杂。英人至今不认为鸦片战争也，英人虽不免偏持己见，然非全无理由”，“平心论之：烟禁之防害英国之国计民生及义律之耻见挫辱，与夫林氏烟禁之严厉（按：林因禁烟而封锁一切外商于洋行，撒其仆役，绝其粮食，即领事亦不稍示优待），皆鸦片战争之近因。英国之开辟商场政策，及中国之闭关自大政策，皆其远因也”。

1840年战争的发生让人相信，当大清国终于踏入近代的门槛时，这个昔日的中央之国依然对大门外的历史性变化浑然不觉，平等外交与对等贸易正在深刻地改写着十九世纪的国际秩序和权力格局，大清国还坚持以天朝上国的朝贡体例应对一切对外关系，前者跟后者的严重抵触，以致需要一场不道德的战争来解决。当鸦战后的英国人已经懂得运用条约来取代天朝的纳贡体制，1840年的惨败却不曾让老大帝国领受教训，朝廷以“奸臣误国”（按：“奸臣”指琦善等抚夷派）的自我安慰敷衍了事，而不见对“技不如人”的必要反省。晚清的政治精英们要等到二十年之后的英法联军长驱直入北京，才如梦醒来。

之二：最后的中兴

大清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初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南方的太平军席卷而来、扑向帝国首都，北方的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把咸丰皇帝逐至热河。一切迹象显示，这个内外交困的政权已经濒临末日。美国汉学家芮玛丽说，在危急关头，帝国迫切需要“恢复一种强劲有效的统治，而且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政策，这种政策必须能够遏止近代的外忧内患，同时又能维护儒家社会及其意识形态”（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随着开明的恭亲王在1861年开始掌执大权，以及一批务实且具备杰出才干的官僚被委以重任，清王朝的确渡过了危难时刻，并且奇迹般缔造了儒家社会的最后一次复兴——“同治中兴”。中兴仍旧鼓吹道德统治的传统意识形态，美国汉学家芮玛丽认为这是在近代的激烈冲击下“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不管中兴的意识形态多么的不适时宜，中兴的技术因素依然值得关注和肯定。在经过第二次与“大门口的陌生人”较量并且一败涂地以后，中兴的官僚们开始“认识到中国既不能孤立于近代西方国家之外，也不能将西方国家纳入‘中央王国’的统一道德统治的朝贡体制”，因此他们“成功地把一个近代外事机构——总理衙门嫁接到古老的官僚体制上”，并重新接受条约的约束，这表明1860年之后的清王朝对待近代邦交、通商的态度已经出现了比较务实的妥协。

然而，作为一次对近代化的保守主义回应，中兴似乎早已预设了一个失败结局，正如以1861年总理衙门的成立为标志，预示了中兴的开始，以1870年天津教案的发生为标志，中兴终于归于失败。同治中兴的产生给老大帝国制造了一个企图保持其传统体制和儒家意识形态的复兴想象，它的失败结局，显示这个想象无可避免地破灭了。

科举与幕府

天朝传统已经无法适应近代化之需的一个生动体现是：幕府制度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之后的大放异彩以及科举制度的日渐式微。过去的一千多年里，帝国的科举制一直有效地维持着一个结构庞大而功能单调的官僚体制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活力，在整齐划一的传统社会，功能单调的行政，佐以无处不在的道德教化，足以应付帝国的任何问题。这种自足的和谐在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变局”以后，便不复存在了。

首先令帝国在近代化进程中捉襟见肘、手足无措的是专业人才的匮乏，汉学家福尔索姆在其《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中指出，由于科举考试以文学训练和道德灌输为己任，势必“将士绅从意识形态上塑造成为观念僵化、思想保守的这样一个群体”，指望这些“有学无术”的传统官僚去“负责诸如与外国领事进行谈判、维持由数省组成的防务体系、或是经营轮船公司以争中国经济利权等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为此，帝国的政治精英“不得不依靠幕府制度来廷揽谙习外国新式武器和外交准则的人才，并轻而易举地使这些人和原有的赞襄传统事务的幕府专业人才合为一体（从而获得传统合法性？——笔者）”，以应对“数千年来一大变局”。

晚清的曾国藩幕府、李鸿章幕府、袁世凯幕府显赫一时，其对同治中兴的产生、洋务运动的实施与辛丑新政的执行，作用举足轻重。过去幕府一直作为科举取士的补充而存在，但在十九世纪之后，前者对后者的挑战已经具备了颠覆性质，“当李鸿章提倡改革科举制度使之包括西方的数学、物理、地理、机械等科目时，当他提倡授予具有西方知识的‘归国学生’官职时，事实上他就击中了儒家思想和儒家官僚制度的要害。在这种变革下，儒家经典著作将不再为什么是‘能力’提供唯一的标准，那些有专门知识的人将与那些正途出身的没有专门知识的人平起平坐”。到了1905年，清廷不得不下诏废除科举，取代它的是蓬勃兴起的新式学堂。科举制度的变迁，印证了儒家社会在近代化浪潮的冲刷下走向坍塌的历史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