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江湖』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和小报中的文化人(转载)

 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和小报中的文化人
　　
　　
　　■李楠
　　
　　
　　　　我早就听人说起小报，仅仅知道是新闻史上不洁的一页，但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研究起上海小报来。当我把题目定为“上海小报研究”时，曾引起不少人的质疑：研究这些趣味低下的小报，究竟有何意义？在没有去上海图书馆看小报之前，我也有过这样的顾虑，但是，当我阅读完70多种小报、对小报的整体概貌有了认识之后，我体悟到，小报是上海市民社会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存在，不是“低下”两字就能说尽的。就像我们想要了解一个时代人的生活情境，不能对于街头的叫卖、杂耍、游戏，对于商家、赌场、浴池、美容院等场所调头不顾一样。又因为小报与鸳鸯蝴蝶派和海派的特殊关系，研究小报对于鸳蝴文化和海派文化研究的深化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小报的文化品质是近现代上海中下层市民的文化，它既接续着江浙文化传统，又渗透着趋利、务实的世俗性。这种特殊的文化性征规约了小报编者的行为方式、办报理念，也决定了小报观察、评判世界的特殊方式：从市民立场切入，用传统精神审视，营造出小报视野中的都市或名人的文化想象。小报得出的结论虽然过于琐屑、肤浅，但毕竟为我们又提供了一种视角。
　　
　　　　小报常为人所诟病的，一是色情，二是造谣。其实，真正专门刊登黄色内容的小报毕竟是极少数。但是，为什么人们会形成这样的印象呢？
　　
　　　　上海小报流行于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是一种以休闲为主、讲求趣味性的小型报纸。历经52年，总数在一千种以上。最早的小报是1897年6月24日创刊的《游戏报》，由谴责小说家李伯元主编。最后一张是1952年11月20日停办的《亦报》。这种分法自然是将解放后存在至今的政治性和文化娱乐兼有的城市晚报隔离在“小报”定义之外了。小报的类型很多，以内容划分，大致包括：文学文艺小报、综合小报、社会新闻小报、戏报、电影小报和游戏场小报等，还有少量专门讲授吃喝嫖赌经的黄色小报。小报数量虽然可观，但寿命长的并不多，不少小报只存活一两年，有的甚至几个月。寿命长的小报一般都是办得有特色有专长者，报纸内容又能在“花”（男女之事）和“骂”（揭露与互相攻讦）的分寸上掌握适度，懂节制，有弹性者。
　　
　　　　小报常为人所诟病的，一是色情，二是造谣。其实，真正专门刊登黄色内容的小报毕竟是极少数。但是，为什么人们会形成这样的印象呢？原因在于，小报把自己的品格定位为中下层市民文化，这就决定了它的风格必定是从俗、从下。小报不谈国事，专载道听途说的闾巷传闻，造谣的嫌疑就在所难免；消闲本身与黄色小报所鼓吹的享乐主义就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色情气息若隐若现于文字之中也是必然的。
　　
　　　　小报是近现代市民文化流变的表现文本，而且是越来越接近民间的文本。晚清末年是近代市民文化最初的发生期，文化文学商业化机制初具规模，这一时期的小报是几个鸳蝴文人“玩”文字的场所，市民的趣味它照顾，诗文中文人的酸气也十足，呈现出商业性和士大夫文化杂糅的底色。1912年至1917年，随着上海大型综合性游乐场和新剧场的建成，什么“新世界”、“大世界”，什么“新舞台”、“大舞台”、“丹桂第一台”，游戏场小报和剧场小报应运而生，小报进入了“戏报”时代。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已经初步完成了现代化都市的过渡，市民生活出现了新变化，为适应这全新的环境，急需扩大报纸的信息量，这时期的小报摒弃了单纯的风花雪月，在消闲中融进新闻和知识，透露出现代气息。20年代末、30年代前期，都市的繁华升向浪尖，小报进入全盛时期，不仅数量达到顶峰，内容和形式也产生了进一步的衍变，新文学开始进入小报。抗战爆发后上海处于孤岛和沦陷时期，市民文化暂时成为上海文化的主流，小报变得更加通俗。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小报再度热闹起来，但是，很快就在解放战争胜利的隆隆炮声中，进入尾声。1952年随着新中国对上海私营报刊的接收和改造，小报走到了尽头，从此成为历史的一抹陈迹旧痕。
　　
　　　　小报编者的名声一向不佳，总是与花丛、妓院和制造流言联在一起，现在，如果我们调整一下思路，从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就会对他们获得新的理解。小报的编者一开始大都是“洋场才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文化经营者和职业文人，大致由三类人组成，第一类是著名的谴责小说和鸳蝴小说作家，如李伯元、吴趼人、孙玉声等。第二类是专门供职于大报的主笔或编辑，如周桂笙、胡憨珠等。第三类是有闲、有钱的海上名士，如潘老兰、薛尔康、袁寒云等，他们纯粹是把办小报当作是“玩票”。民国以后，办小报的名士逐渐脱离这一行当，取代他们的是一些有古文修养的著名医生等。这时期小报界出现的重要变化是，专职小报报人诞生了。30年代中后期以后，专注于通俗和市民层面的新文学作家也参与进来，成为有新文学背景的小报编者，如先后有曹聚仁、周楞伽等。
　　
　　　　进入民国之后，小报文人逐渐放弃了士大夫顾影自怜的高蹈姿态，将目光投向市民的日常生活，小报中有关市民衣食住行的生活内容越来越多。
　　
　　　　从晚清到40年代，小报编者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着身份的转换，从市民生活的观察者演变为市民生活的参与者。晚清小报编者大都是失意的科场文人，他们把小报作为“讽喻入世”、风花雪月的“平台”，在小报上诗词唱和、评花捧角、做文字游戏。进入民国之后，小报文人逐渐放弃了士大夫顾影自怜的高蹈姿态，将目光投向市民的日常生活，小报中有关市民衣食住行的生活内容越来越多。这种“下移”的趋向不仅表现在报纸本身，也表现在小报编者的行为方式的变化上。小报文人热衷于“狂飞花符，征妓侑酒”的生活方式，本是江南传统文士的风雅，但是，一旦经历了商业风尘的洗礼，“士娼鸳梦”便失去了往日的情调。妓女把结交文人看作能在报纸上为自己做广告的机会；报人趁机在青楼吃白食，有些恶劣的小报报人甚至玩“敲竹杠”的把戏。小报文人的“俗”性大大增加。
　　
　　　　在“下移”的过程中，小报文人始终处于商业文化和传统精神的纠缠中。小报文人办报的目的不全在赢利上，大多是兴趣所致。除了极个别的小报注意经营方法，大部分小报只重视编辑不在意经营，所以就常常出现销售小报的报贩大发其财，而小报编者赚不到钱，甚至赔本的现象。此类情况随着生存法则的严酷逼视，有了改变。如《社会日报》主编陈灵犀30年代对该报进行改革时，首次在小报上开辟了新文艺专栏，介绍新文学作家作品。这一举动对新文学在市民中的传播具有重大意义，在此之前，新文学的副刊报纸是与小报壁垒分明的。后来当他发现市民读者兴趣不大，报纸销数下降时，就又立即回归旧有的轨道。可见，对利益的重视程度加强了。但是，有时又表现出另一种姿态。《社会日报》每天一篇的社论很受读者欢迎，谈时事、谈世态人情、谈市民日常生活，通俗而平实。但曾经有一个月的社论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检销了21天，要求更换内容，陈灵犀不肯低头，以“开天窗”表示抗议。其实，他的思想并不激进，这仅是文士气节在起作用。所以，小报文人的文化性格是有多面的，不能一概而论。
　　
　　　　余大雄经常把朋友们召集到《神州日报》的编辑部聊天，然后，他把这些聊天内容筛选之后编成稿子。这种带有流言性质的“社会新闻”就造就了小报的民间化特征。
　　
　　　　小报编者的编辑方式与大报不同。大报以客观反映社会的各个大方面并参与政治为宗旨，小报在“生活化”、“趣味化”上作文章。被誉为“小报之王”的《晶报》最初的编辑只有余大雄和张丹斧，报纸内容的来源渠道就是余大雄的朋友们。余大雄经常把朋友们召集到《神州日报》的编辑部聊天，然后，他把这些聊天内容筛选之后编成稿子。这种带有流言性质的“社会新闻”就造就了小报的民间化特征。“流言”固然可恶、可畏，但是流言并非全无价值，作为一种民间性的私人话语，为人们认识历史提供了又一种途径。历史是真实的存在，但是已逝的历史只能通过文本来表现，文本性的历史不等于历史的本然。所以，要想接近历史，就该多认识一些历史文本。多理解一种文本，就多了一种接近真实的可能性。
　　
　　　　再者，中下层市民的文化视角也限制了小报编者的视域，他们不可能对政治、文化做提升，只能对社会、对日常生活做平面化展示。不同的文化姿态规定了观察视角的不同，观察视角的差异导致不同结论的产生。比如，小报所营造的都市想象与左翼、右翼、京派、新感觉派视野中的都市大相径庭。同样道理，小报中的新文学作家与大报和其他文本中所反映的其人其事也大异其趣。
　　
　　　　徐志摩是小报“上镜率”较高的作家。究其原因，不在于徐本人，而在其夫人陆小曼和他们的浪漫爱情。
　　
　　　　30年代以前的小报对新文艺作家是嘲弄戏谑的态度，30年代以后，小报对新文学有了一些认识，不仅评价作品，更喜欢论及新文学作家的生活状况和奇闻轶事。虽然小报的认识往往是一种偏见，所提供的材料中夸张的成分也居多，但是，有时也能激发我们的思考。比如《社会日报》1932年7月31日在一篇连载的文坛杂话《多产的沈从文》中，对沈从文出身“行伍”，作品能将湖南地方军队的生活做独到的描写，与他本人体弱多病的形象作一比较，其中，就为我们今日热爱沈从文的读者留下生动的青年时代的作家身影：“提起他，我们便能想像他的苍白得没有血色的脸，和他那颈后长长的头发，举动手足也正和那些病态的女人那样的脆弱，伸出一双手，便是一双贫血细弱女人样的手。”据沈从文同时代的朋友回忆，这个描写倒是客观真实的。
　　
　　　　小报关注女作家的视点与当年的大报或纯文学的刊物不尽相同，女作家的相貌、衣着、生活习惯、恋爱故事才是小报热衷捕捉的对象。小报把丁玲看作是最优秀的女作家，但是，又说，丁玲是“最不善于处理家庭的”，经常把屋子里弄得“活像一个杂货摊”，而且，性格刚烈，“经常与胡也频扭打至街心”，不是理想的女性。有的小报则认为，冰心女士既是“女秀才”，又是“新家庭的母亲”，个人的才学、母性、妻性兼备，称得上“是女中豪杰”。小报将女作家的长相一一评价，得出的结论是：“在文学上造成光荣的地位”的几位女作家都是“幸喜生得丑”，而几位长相稍微漂亮点儿的女作家却成绩平平（以上均见《真报》、《社会日报》和《上海报》）。由小报对女作家的评判可看出小报所持的传统文化的性别立场。
　　
　　　　徐志摩是小报“上镜率”较高的作家。究其原因，不在于徐本人，而在其夫人陆小曼和他们的浪漫爱情。陆小曼一直是被小报称为“交际花”的社交明星。陆小曼正喜欢时不时地在小报上发些短文章，以张声势，平日与小报文人也有交往。在他们那桩骇世惊俗的爱情问世之后，徐陆二人自然成为小报追踪的目标，一举一动都能引起小报的兴奋，不厌其烦地讲述他们的“故事”。诸如《天马剧艺中的一对伉俪》、《交际花陆小曼与唐瑛》、《陆小曼日夜按摩》、《一个诗人、一个交际花和一个按摩师》等等（见《晶报》等）。徐志摩空难之后，小报不胜惋惜，发表了许多悼念文章。小报认为，徐的死早已是定数，因为《再别康桥》是“诗谶”：“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不是诗人结局的预告吗。
　　
　　　　不难看出，小报依据自己特殊的身份，站在市民立场上反映了中国近百年来城市生活的日常面貌，并非完全不可取。你可以认为它琐屑轻佻，但沙里淘金，它也有自己的光亮。特别是在文人、文学、文化诸方面，它的折射的能力也是不低的。今日的报纸开始走向市场，不避柴米油盐，饮食男女，知道一下昔日长期存在过的小报是一副什么模样，知道它还算不得是毒蛇猛兽，该还是有点用处的。
　　
　　
　　最近在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史料小报《绿土》上，准备刊载当年的小报写手周天籁先生简历，是周先生的大公子整理的，为初稿，贴上来大家瞄一下，切毋转贴（未定稿）。
　　此外，欢迎对类似史料性题材有兴趣的朋友，来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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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报网址：绿土专刊：http://www.grassy.org/hq-lib/paper/index.shtm
　　绿土专版：
　　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小说家周天籁
　　
　　整理人：周鲤门
　　
　　1906年：出生于安徽省休宁县临溪镇一户贫困家庭。父亲务农为主，农间时常挑担叫卖豆腐，以维持生计。
　　1913－1914年：八岁起，在亲友资助下，就读私塾两年。
　　1915年：10岁，父亲突患急病，无钱治疗去世（死时年仅三十余岁）。因此辍学，在家帮母务农及带领三岁的小妹，艰难度日。
　　1918年：13岁时，母亲迫于生计，无奈带着6岁的幼女改嫁他乡。周天籁托人介绍至上海福州路（当时称四马路）一家由徽州人开设的“源来”当铺当学徒。
　　1919年－1926年：在当铺里先过三年学徒生涯，继之当了七年的店员。在这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自学，练字习文开始文学写作，并向报刊投稿。
　　1927－1937年：早期文学写作以儿童文学为主，在这十年期间，相继出版的儿童文学著作有《甜甜》（附注1：黄尧精绘插图，文光书局出版）、《三兄弟流浪记》、《新中国游记》、《可爱的学校》（附注2：以上三种书均由穆一龙插图，三民书局出版）、《梅花接哥哥》（丰子恺插图，文光书局出版）以及《甜甜日记》、《黄牛通信集》等近十种。这些作品成为抗战前深受少年儿童欢迎的课外读物，故而销路极广，有时候再版达七、八次之多。
　　这期间，周天籁还兼职主编少儿刊物《中国儿童》（旬刊），连续出版发行了三年多，达百余期。
　　同时，由于受左翼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还与另一文友合作，共同主办编辑的进步文艺大众化杂志《跳跃》，刊载适合市民大众阅读的普罗文学，在社会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1938－1945年：在这期间，周天籁的文学写作逐步转变为以社会小说为主。他的社会小说处女作《孤岛浮雕》在上海民间小报《迅报》上连载，受到社会注意之后又发表过《欢场女子》。他的代表作是百余万字的长篇社会小说《亭子间嫂嫂》，先在《东方日报》连载多年之久，后出版单行本，引起上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使他在上海文坛名声大振。
　　1946－1949年：抗战胜利后，经友人介绍，周天籁受聘于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机关下属的大型期刊《导报》杂志社，任总编辑一年，该刊出满12期后即离任。另受文友约请，先后担任过上海《大公报》、《公报》、《辛报》等海派小报总编辑职务，同时应邀为上海几家小报写连载小说。这几年写作的十余部，其中大多陆续出版单行本。
　　据初步查寻，目前上海图书馆现代文献资料馆收藏的周天籁社会小说，计有《裙带亲》《两册》、《菱花二媛》（两册）、《夜夜春宵》（两册）、《风流千金》、《粉红色的炸弹》等。
　　1950年：上海解放后，旧社会出版的不少小报停刊，周天籁一度中断文学写作，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临时工作过。
　　1951－1966年：他与相同处境的几位文友共赴香港，计划另办报纸谋生，临别时曾向家属反复表示：“我会回来的”。但到了香港，因筹款不足，报纸没有办成，他经友人介绍进邵氏影业公司担任影事宣传工作，历时十余年之久，直至他×××才离开邵氏公司。
　　1967－1982年：1967年，受台北老友的邀请，周天籁只身赴台任台北市《华报》社编辑暨特约作家，兼作自由撰稿人，以“周老夫”的署名络续在台湾报刊发表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后以这些作品为主，先后结集出版《轻松轻松集》、《逍遥逍遥集》和《开心开心集》。
　　1983年：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初现成果，年岁已高，身患多种疾病，鳏居独处的周天籁在大陆家属的不断动员下，又应祖国大陆政府之感召，1983年3月，他下定决心，放弃在台北的所有私人财产，冲破台北当局的重重阻力，毅然返回上海与家人团聚。周天籁回到阔别三十余年的上海后，当地有关部门也给予关心照顾，调整了他的居住条件，在虹口区曲阳新村赤峰路365弄13号202室定居，重享天伦之乐。受到一批老朋友的接待，他对上海和祖国大陆这些年的巨大变化感慨万千，产生过重新执笔写作的愿望，不料因宿疾并发，救治无效，1983年10月22日于上海静安区中心医院逝世，享年七十七岁。周天籁的骨灰安葬于凤凰七子山公墓，先前住地的统战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对他晚年不忘祖国大陆，叶落归根深表赞赏，对他的一生给予肯定。
　　附注1：黄尧，著名漫画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活跃在上海的漫画界。他以“牛鼻子”形象而出名。抗战胜利后去新加坡，仍与周天籁有通讯联系。
　　附注2：穆一龙，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绘制书刊插画为主的著名画家，解放后由上海移居杭州。周天籁自台返沪后，穆一龙曾专程来沪聚晤，周去世后，穆亦参加追悼会。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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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华夕拾——忆卅年代文艺社的小刊物
　　●孙善康
　　
　　　　文艺抒发情意，激励斗志，为生命簪上美丽的花朵，尤其是青年特别喜爱她，学着写作，组成团体，出版刊物。回忆卅年代的上海，这种小刊物犹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有一天，《新闻报》发表“文艺动态”说：作家魏中天创办“文友社”，凡有志文学青年都可自由参加。社址在法租界福履理路的一幢小楼上。我去时，有十几个青年在那里。入社手续很简便：只要在练习簿上填上姓名、年龄、地址就行了。好处是，社友的作品在本刊物上有优先发表权利；义务是不计报酬写稿和推销刊物。约莫一个月，《文友》创刊号出版了，16开本，单色封面，只在刊名下两条横线中间，用笔涂上红色，算是增饰。真是简朴极了！每本售价30几个铜板，合约银币一角。我的处女作《误会的风波》刊出了，初次看到自己的作品被铅字印出，欣喜若狂，比“中状元”还高兴。第二期上，曼纳女士对创刊号内容作了评价，其中也赞扬了我的作品，使我有点“飘飘然”起来。谁知《文友》第三期出版后，却突然夭折了。几个月后，偶然在《新闻报》上，看到魏中天的《狱中杂记》，才知出了风波：因《文友》第三期，刊印了一幅江西“红票”的照片，有“赤色嫌疑”，魏中天和陶涛被抓进嵩山路巡捕房，坐了牢；当时还抄去二百多张社员的照片。事后，幸亏“小记者”严谔声先生营救，托海上闻人王晓籁向捕房疏通，把两人保了出来。从此，“文友社”也就“寿终正寝”，无形解散了。
　　　　“文友社”虽然解散了，我的文学生活却揭开了序幕。不久，周天籁寄来了他编辑的《跳跃》月刊，32开本，法国式毛边装订，读时要用刀一页一页裁开来。透着油墨的芬芳，颇有诗情雅趣。作者大多数是“文友社”旧友，我在上面刊过《月下》等小品。周天籁爱用紫蓝色墨水写信，娟秀的钢笔字，很美。他曾出版过长篇小说《亭子间嫂嫂》。刊物社址在石路“源来当”里面。我偶尔经过那里，当铺高高的围墙，高高的柜台，装着防盗警铃，使人望而生畏。十里洋场，多事之秋，还是裹足不前，免去为妙。后来，陈亮在四川路中央走廊（entral Arcade）编《生路》半月刊。他在《文友》上发表过《女工王惠兰》，像是个“普罗”作家；他来信叫我不要写身边琐事。要写劳动人民的疾苦。我去访问他，原来在“昌明烟草公司”的办公室，室内只有他一人，不知是经理，还是高级职员。衣架上挂着黑紫羔皮袍。这情景和他写的文章似乎是两码事。蒋孤舫编辑的《男朋友》和《女朋友》（后来两刊合并），社址在南京路建业大楼。刊物虽是小小的32开本，却印得相当精美：米色道林纸，珂罗版印的封面上，有顾盼生姿女郎的倩影。文字也是彩色油墨精印，虽是六号字，却是清晰醒目。内容涉及到青年人的恋爱、学习、道德等生活问题，销路不错。我的长篇小说《青春梦痕》曾在刊物上连载。孤舫年轻干练，为人热情，曾把我的作品推荐给画刊《唯美》发表。再说当年，鲁迅先生曾为之写过序的《丰收》作者叶紫（原姓余），他曾在哈同路慈厚北里办过“无名作者文艺社”，还在静安小学开过成立大会。会上有儿童文学作家白兮，写恋爱小说的盛马良等。嗣后，“只听的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却未见“无名刊物”出版。因为当时叶紫穷的“答答滴”，“连伙仓也开勿出”，那儿有钱拿出来办刊物？可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最后谈一下张古愚兄（别号“春风馆主”）编的《戏世界》吧！由于写稿，我认识了他。他是新闸路“张崇新酱园”的“小开”，是个京剧迷，玩票，钱花光了，却成了京剧行家。他曾给我看过许多珍藏的梅兰芳、时惠宝、杨宝森等名艺员赠送给他的书画扇面。后来，他又编《戏剧旬刊》。他对戏剧艺术和历史掌故知识极其丰富，叙述起来历历如数家珍，令人钦佩。我在他编的刊物上，发表了几篇关于欧阳予倩的论文。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上海古籍书店曾搜集到《戏剧旬刊》十几本，其中已有残缺，售价高达30多元，而且只卖给专家，供研究用。想不到，50多年前，这个小小的刊物（内载有剧照、戏剧动态消息等），到现在，却成了考证戏剧掌故历史宝贵的资料，却是令人想不到的事！
　　　　岁月蹉跎，年华老去！当年文友除上述提到者外，记忆所及，尚有“复旦”新闻系的吴承达，写儿童文学的白兮，作爱情小鸟的盛马良，撰杂文小品的鸟和周等，有的已驾归道山；有的当耆耆老矣，息影家园，欢度晚年吧！小小刊物，都是同人合办的，发表文章没有稿费，只是赠阅本刊；但却是自己的园地，可以在此尽情驰骋，得到锻炼；同时还可以结识很多热情文学青年，互相切磋，媾通情报，所以她像伊甸园里的花朵，社友们都非常热爱她，用辛勤的汗水来浇灌她。小小的文友社，她虽没有像郭沫若、郁达夫的“创造社”，茅盾、冰心的“文学研究会”，徐志摩、戴望舒的“新月社”，蒋光慈的“太阳社”等那么名闻遐尔，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雪泥鸿爪！（作者系30年代进步作家，现定居在常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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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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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读者
　　
　　　　《绿土》报自创刊以来，深受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关爱，谨此表示感谢。
　　　　今天，《绿土》新增特刊，着重刊登有关论述曾在虹口生活和创作过的现代文化名人具有史料性、学术性文章，望新老作者一如既往地予以支持、赐稿。来稿请寄：上海乍浦路245号 虹口区图书馆 卢星 邮编：200080
　　
　　　　 《绿土》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