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论在西方的死亡

文化理论在西方的死亡

 自上帝死后，或者说自上帝这个观念被尼采杀死之后，理论界没有什么守恒的观念了。观念被发明，观念被质疑，观念被终结——这就是20世纪理论界的经典叙事。在一个频繁发生观念革命的时代，任何观念很难维持清晰的意义纬度和权威的界定。海德格尔、本雅明、福柯、巴特、德里达等人依次终结了形而上学、(人的)主体性、(文本)意义、同一性、历史连续性、现代性……，这次，轮到理论本身要被终结了。2004年初，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AfterTheory)一书敲响了理论的丧钟。

 在该书里，作者追忆了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德法国思想家领衔主唱，英美学者步步跟进，轮番奏响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批评、(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论进行曲，攻城掠地。整整20年，英美大学，特别是美国大学的人文科系基本上是笼罩在德法理论的影响之下，极富美国本土特色的文化批评(CulturalCriticism)乃是这种影响的产物。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美国大学人文专业的许多基础课程和研究生讨论课的设置看得出来。诸如“维多利亚文化中的性别与写作”(Gender andWriting inVictorian Culture)、“无边界小说”(FictionWithoutBorder)、“当代建筑中的性别与种族”(Gender and Race in ContemporaryArch)、“美国电影中的少数民族形象”(Minori-ties’Images inAmerican Film)等清晰地标示出德法思想的辐射范围以及文化批评的具体关注。

 对此，哈罗德·布鲁姆，一个曾经的解构主义者，或者说，曾经的激进主义者，后来转入右翼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的耶鲁教授，很是不满美国学界这种文化批评的一统天下。在他看来，在所谓多元文化主义旗帜下云集的学者———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女权主义者，还是新历史主义者，都在把文学理论简约为意识形态批评，或者说，使文学批评政治化。他痛心疾首许多优秀的学生都跑到论敌的阵营，加入愤懑学派(School ofResentment)队伍，鼓噪文学批评的“去美学化”和“政治正确性”。依照他的描述，愤懑学派在当前的大学校园里依然居于支配地位，像他这样维护西方伟大传统的学者反而显得孤立无援。

 真实的情况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左派理论就已明显呈衰退迹象。布鲁姆夸大了自己一方的困境，高估了对手持续走高的势能。特别是“9·11”之后，右翼保守主义的力量急剧抬升———后者加快了收复他们在文化战争之中失去的学术领地的步伐。2004年，杜克大学英语系的春季学期课程目录里删除了“马克思主义批评”。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事件，因为多年来，杜克大学英语系一直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或后现代理论的根据地———有个老笑话颇能说明学界给予它的这个定位。有人问:哪里是马克思最后的堡垒?答:克里姆林宫和杜克大学英语系。当然，课程名称并不能说明什么。用学生的话来说，你照样可以把马克思理论、后殖民主义以及妇女研究理论塞进听起来很保守的“维多利亚文学”里去，用激进的观念，或者“越界”(transgress)、“异性恋霸权”(heterosexual hegemony)、“意识形态的控制”( ideological control)这类语义不明的大词来颠覆“中世纪晚期英语文学”。但是，课程名称的改动至少微妙地反映了学术气候的变化，至少表明大学里的一些“终生的激进派”(tenured radicals)开始变得内敛一些，他们可能不希望吓跑一些花钱选课的学生。

 “愤懑学派”已经感受到理论之后的压力。2004年底，在费城召开的MLA (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第120届年会上，身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气咻咻地说:“有些势力想使我们闭嘴”。她说得没错。理论的反对派一直在抵制在大学里向年轻的学生灌输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的话语。他们认为正是由于有这些荒谬的话语撑腰，年轻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没有客观的、普世的、权威的判断标准。他们讥讽大学课程里的性别-种族-阶级三足鼎立支撑起的政治正确性。康乃尔大学的艾伦·布鲁姆就说过:“在政治正确的名义下，每一种文化都和其他的一样好”。在布鲁姆们眼里，莎士比亚和莫里森当然是不对等的了———就美学力量而言。

 在对文化理论进行历史性的描述时，布鲁姆和伊格尔顿之间有一个至少10年的时差。1994年，布鲁姆发表《西方正典》(Weston Canon)时，他宣称对于大学的文学教育是否能够挣脱“当前的萎靡状态”(currentmalaise)几乎没有信心———他的意思很清楚:他的那些对手正在毁灭作为一种精英艺术的文学批评。10年之后，他的指控部分地得到被告一方的认同。近些年来文化大战的双方互相指控对方是人文学科衰落的罪魁祸首。但这一次，是左派理论的高端人物站了出来清算理论的得失。伊格尔顿，英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文学理论家，美国文化批评事业的理论外援，在他的《理论之后》痛苦地承认文化理论沦陷在“性欲的琐碎化”(trivialization ofsexuality)的泥沼里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不再像过去那样性感十足，取而代之的是性。在学术界迷障重重的海岸，对法国哲学的兴趣已经让位于对于法国式亲吻方式的迷醉。手淫的政治要比中东的政治更能吸引人的关注。社会主义话语输给施虐-受虐话语。在那些学习文化批评的学生中间，身体，当然是色情的身体，而不是饥饿的身体成为最时髦入时的论题。他们对做爱的身体，而不是劳作的身体兴致盎然。那些来自中产阶级的学生们蜷缩在图书馆里，勤奋地研究那些诸如吸血鬼、视觉错觉、电子人、色情电影之类哗众取宠的题目……”。

 看来，文化理论播下的政治种子，却收获了大量的学术跳蚤。当文化研究开始津津有味窥视麦当娜内衣下的欲望(desire)，榨取出浪漫主义诗歌中肉桂意象里的色情愉悦(pleasure)，琢磨公共建筑的性幻想(sexual fantasy)时，它也就走上末路了。随手翻翻一些美国学术期刊和MLA年会论文题目，还真的能够发现不少相当琐碎八卦的研究。据说，《纽约时报》专栏记者的一乐就是拿MLA年会论文说事。当初，文化批评的目的之一是引导研究者“更紧密地跟踪从所谓后现代性中生发出来的日常生活的种种形式”(詹明逊语)，结果却促成了一个虚胖的学术工业，扩大了黑人、妇女、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在大学任职的机会。

 至此，文化研究大大地背离了它的初衷。术语或观念被发明出来，本来是为了用来组织个体或集体的经验，揭示/解释形形色色的霸权关系，指引人们寻求社会正义和权利，结果却异化成话语的游戏，一种圈内人关起门来自己玩的游戏，一种“智识的练习”( intellectual exercise)，一种时尚话语的假面舞会。这种游戏逐渐成为终身教职、升迁、年薪、出版赞助、学院政治的砝码。许多研究者迷恋其中而不能自拔了。有个说法，美国的高等教育是文化左派的势力范围，而公众生活领域则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地盘。当进行文化批评的教授以及他们的学生躲进理论的象牙塔里作茧自缚，回避现实中

 本质性的难题(fundamental problems)时，保守主义者却走向公共服务、思想库和媒体:“在那里，他们的声音被过度地放大”。于是，一个悖论性的局面形成:文化批评研究媒体，却不能影响媒体。文化批评研究大众生活的各个层面，却不能影响大众的价值取向。面对理论的危机，曾经集结在后现代主义大旗之下的著名学者纷纷开始争论原因或责任。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理论的角色定位上。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因果关系:理论角色错位引发了理论的危机。在这个问题上，后现代主义内部各大派系的掌门人以及门徒意见各异。有人认为应该祛除理论的政治性，有人觉得理论必须担当政治义务。话又说回来，他们果真能意见一致(consensus)，反而就不正常了。在后现代的关键词手册里，“整体性”或“同一性”总是要从相反方向来定义的。话再说过来，后现代还真的立场一致过———那就是对客观性、理性主义和真理一直说“不”(say-nay)。(比较之下，倒是他们的反对派容易达成共识。在他们看来:理论的政治化功利化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信仰”。)

 早于伊格尔顿《理论之后》问世前几个月，芝加哥大学的《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的主编Mitchell教授召集了20、30个当代理论大师来为理论的现状和前景把脉，与会者包括霍米·巴巴、詹明信、斯坦利·费什等这些(一度)非常先锋的后现代主义者(笔者私下嘀咕，自那几个原创性的理论家谢世或隐世之后，文化研究界不复有大师也，虽然大师的旗幡四处飘扬)。这次会议堪称一次高峰论坛，但得出的结论却不那么令人鼓舞:理论不再有效，不再关乎学院之外的世界。当初，文化理论产生于现实政治问题的驱动，发展到后来，理论与现实问题已经距离甚远了。对此，费什并不介意:理论何需关乎现状?他特意强调自己总是劝告那些对于理论的现实功效心存指望的人不要进入学术圈。这次峰会之后，费什又把老调子重弹了一遍:不要徒劳地指望理论改变世界，改善理论读者的人格。理论既不能救赎个人，也不能拯救政治。他的这些看法似乎是布鲁姆观点的回声。后者曾在他的《西方正典》里反复强调:“那种视文学批评是民主教育或社会改革的基础的信念是错误的。”“社会正义并不是文学批评家的责任。”

 显然，费什想急于解脱理论家的政治责任，而他的伊大(芝加哥分校)同事盖尔蒙(Sander L.Gilman)则质疑理论家的责任能力。他把大部分的理论，包括乔姆斯基理论在内称之为“毒药丸”。他说若从知识分子的记录来看，他们几乎一直犯错，而且总是以腐蚀性、破坏性的方式犯错。言下之意，知识分子靠不住，理论也靠不住。就他表述方式而言，解构主义的怀疑精神犹在。记不清是哪位仁兄的妙语:“我们这些拿到终身教职的人都是解构主义者。”

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理论值得依赖?还有什么理论家值得信任?圈内人对于理论悲观失望，圈外人——对理论界发生的事情既没 兴趣也不信任。在此大气候下，不少大学的人文科系或研究中心召开的专业会议，都在围绕“理论(人文学科)的将来”的议题展开。如果说， 2004年英美人文学界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现象的话，那就是《理论之后》的后遗症，群发性的后遗症。先后地典型地在伊利诺州立大学香槟分校的人文研究中心(IPRH)举行的“人文学科的将来”主题会议和费城MLA年会上发作了一通。

 2004年10月的IPRH会议提出了几个主要问题———也就是近些年来困绕着许多人文学者的主要问题，包括“人文学科的作用是什么?”“人文学科如何发挥政治作用?”“追寻真理是否是人文学科的目标?”“后现代的范式是否已经失效?”“未来30年人文学科还会存在吗?”最后一个问题听起来相当“玄”，明摆着是一道针对理论之后的预测题。费什应邀与另两位教授对辩，他重述了自己过去政治化的立场。有点诡谲的是:他肯定学术应该追求真理。现场听众没有人追问:他是在何种范围上来界定真理的?说到真理，一不小心就和政治发生瓜葛或纠葛。费什的对辩之一是鼎鼎大名的安·卡普兰教授。此人的专著，光是题目就足够布鲁姆蹙眉皱额的了:《寻找他者:女权主义、电影及帝国的凝视》(Looking for theOther: Feminism， Film， and the ImperialGaze)、《研究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Re-search)。她毫不迟疑地肯定研究的政治功用:“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话语的权力本质。”

 对辩双方各执一词。但有一点是学界中人都看到的，那就是理论的危机，人文学科的危机。事实上，理论的危机已经来了，连带着职业的危机也来了。康乃尔大学暑期理论研讨班的那些研究生们最关心的问题是理论带给他们怎样的职业前景，而不是理论如何发挥政治作用。他们很清楚:文化理论开拓的那些教职空间饱和，殖民地文学研究、亚裔研究、同性恋研究领域(中心)也已人满为患，研究预算持续缩减，文科入学注册人数持续下滑。理论繁殖过度的结果带来了理论价值的贬值，引起研究者对于学科存在合理性的焦虑。一位博士候选人说:“我们都很担心人们认为我们的研究不过是一种智性的自慰( intellectualmasturbation)……，你突然会有这种不妙的感觉———没人理解你的工作，没人在意你的工作。”

 毋庸置疑，在伊格尔顿敲响丧钟之前，丧钟已为理论响起。理论不仅已经告别自己辉煌的过去，还要失去自己的将来。目前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不再只是那些保守主义的教授，或者说，那些老套的人文主义学者在抵制文化研究，就连学生也开始厌倦了那些枯燥和狂躁的理论。他们不满为什么课堂里阿尔都塞要比莎士比亚更重要;他们怀疑那些眼花缭乱的理论课程不过是陈旧货色的新包装。他们希望了解伟大的作品本身而不是那些三流的理论写作。这可正中布鲁姆的下怀。这些年，布鲁姆一直表扬自己是在“绝望地”、“孤独地”捍卫西方传统，保卫美学价值。现在，钟摆开始向他这一方摆过来了。在2004年MLA年会上，即将卸任的协会会长、布朗大学的Scholes教授先拿“空洞的政治正确性”和“危险的解构主义”祭刀，然后吁请“伟大的遗产”来帮助我们走出人文学科的困境，最后强调人文学科应该回到公众生活中去。

 MLA年会照例是个众声喧哗的地方。当谈到人文学科的将来时，与会者普遍地感到不乐观。但谈到学科低迷的原因时，各种理论势力的代表各有说法。不过，有一点很有趣:保守派主要在指责，激进派主要忙于自责。

 文化理论似乎就这么死掉了。在笔者看来，理论之死与其说是简单地死于对手的正面进攻，不如说是反讽性地死于理论家的自负和学理的内伤。理论家的自负突显为文体上的自负。曾任伦敦《观察家》编辑的作家NoelMalcolm不无刻薄地说，那些冠之以文化研究的著述大多数不卒一读(unreada-ble)。这倒不是因为作者太愚蠢或没有受过教育，恰好相反，他们是太聪明了。他们如此炫技地写，是为了比赛玩酷，可不是要“解放”普通人的心智。他们操持的那些行话、关键词，曾被Frank Ker-mode定性为“暧昧和匪夷所思”，外行看不明白，内行也未必清楚。德里达那种神秘飘忽的表达，往好处说，是意在言外，往坏处说，是言不及意。伊格尔顿的文风则被同行评为有毛病的散文体( ill-prosed)，斯皮瓦格，句法和逻辑时常夹缠不清。也许，他们所偏爱的不得要领的写作、影射和自我引证就是后现代的一个特点。如此一来，他们也就断绝了和大众交流的管道。说来很滑稽:反对派以为自己的话语空间受到文化理论的挤压。实际上，文化理论哪里有他们说的那么富有进攻性。相反，它的听众也就是大学里面的一部分学生。据说，德里达在哈佛开讲座，起初，会议厅里挤进来好几百号人，逐渐逐渐，听众开始溜号，到了最后，也就是那么30来人奉陪到底。Scholes教授说得有道理:人文学科失去了公信力，理论家难辞其咎。于是，他呼吁回到语法、修辞和逻辑上来，老人家可在提醒那些理论家:想好了再写!

 比较起来，文化理论学理上的内伤更为致命———这是很多左派理论家自个儿也认帐的。反对派说他们有关权力/霸权关系的论证是建立在一个“逻辑的错误”或者“单个事实的谬误”(the fallacy of single factor)固然是有些夸张，但逻辑上的漏洞的确是许多文化批评写作的硬伤。总之，学理内伤一方面耗尽了理论的创造力，一方面产生出异化的力量，改变了理论的性质。理论本来意欲不断地向新问题挑战，结果却围绕琐细的事物反复吟诵阶级-种族-性别三字经;本来是要向权利体系挑战，结果却加强了权力体系;本来想从边缘进攻中心，结果却是被大学制度收留到某个边缘学术机构里;本来是要建立多元论跨学科的开放体系，却患上了行业的自闭症———詹明信早就意识到，但也觉得很难改变:“在美国的文学、美学和文化界，与理论相伴而生的是一种多元论，形成了许多小团体，个人自行决定在哪种语言或团体中活动，而无需与小圈子以外的立场碰面。”这种症候在愤懑学派里表现得格外突出。尽管布鲁姆把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统统归类到同一个战壕，但战壕里的战友们似乎经常发生内讧，不愿意与“所有不同的立场进行对话和接触”。理论开始固步自封的结局就是衰竭乃至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