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16届全国省会城市地方税收理论研讨会“文化讲座”的讲话

在第16届全国省会城市地方税收理论研讨会“文化讲座”的讲话

张贤亮

  （2010年8月8日）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今天我是诚惶诚恐来的，因为这是你们严肃的研讨会中的一个“文化讲座”，给我的邀请函上说是“会议的一次文化盛宴”、“文化大餐”。近几年，我觉得发表言论是一种“高危行为”，尤其是名人讲话。如果我应付场面，讲一些众所周知的套话，听众就会觉得白来一趟而骂我；如果讲一点独立见解、独立思考的东西，有些喜欢炒作的记者又会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弄得我百口莫辩。并且，现在的听众再不像二三十年前的听众了，上世纪80年代，我曾应邀到北大、北京广播学院去讲话，白岩松、倪萍都在台下，那时，他们只有接受的份儿。而现在网络时代的听众，每个人都能掌握海量信息，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能力，都带着批判的耳朵来的，不再是我说你听了。听众听到不顺耳的话，又得骂我。到我这个岁数应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了，颐养天年就要少找麻烦，不要找不痛快。所以，这些年我力避外出讲话，北京、山东、深圳、武汉、四川有些高等学府请我去讲课，我都婉言谢绝了。那么今天我怎么跑来了呢？因为我把它看作是我对宁夏的回报，宁夏对我有恩，是我第二家乡。宁夏税务局请我给外地来的贵宾进行一次座谈，我感到很荣幸。不过我不敢称之为“讲座”，说“讲座”是对我的一个抬举，我的“讲话”只不过是“文化盛宴”上的一碟小菜而已。因为我不知道面对税务专家们讲什么好，昨晚我翻来覆去没睡踏实。今天我想就用“意识流”的方式讲点我最近的困惑吧，也许有点杂乱无章，请各位谅解，仅供大家参考。

一

     文化是最难讲的东西，因为“文化”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无所不包，什么东西都可以往“文化”这个筐里装，包括我们今天会议的形式。在国外，会场上摆张讲演台，讲演者讲多长时间也只能站着，而在中国，就像我，可以坐着，还可以破例让我吸烟，你们下面却不让吸，这在西方是绝对不可以的，这也是具有中国当代文化特色的一种表现。你看，“文化”的概念广泛不广泛？

文化的概念通常是这样理解的：以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所形成的生产关系作为基础，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自然会形成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由此产生特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思维方法，以及主流生活习惯、习俗与风俗等等。“文化”大无边，可说吃喝拉撒睡里都有“文化”，譬如我们常挂在嘴头的“茶文化”“食文化”“酒文化”……每种东西里都有文化。就一个“食文化”，我能东拉西扯地对各位讲一天，但时间宝贵，我们还是从文化的总体来讲。

    首先，我想向各位请教：我们现在的文化究竟是种什么样的文化？我们生活在一种什么文化形态当中？坦率说，我现在搞不明白！当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我们最高权威也说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要长达50年甚至100年时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不是一个完整形态的社会主义，何况我们还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治改革还有待起步的所谓“转型期”。“存在决定意识”，你的社会还不是社会主义，哪会产生出“社会主义文化”？我们可以说什么“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因为它们的社会形态早已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定型了。那么，我们现在究竟是种什么文化形态呢？“三个代表”里面讲的第二个代表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里用了两个“进”，也就是说现在的文化是“动态”的，是“进行式”的，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这种说法很科学，没有说我们就“代表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宝宝还没有誕生，是男是女还不得而知，你怎能“代表”由他而产生的文化？所以我想，我们现在的文化只能是一个多元的文化，在前进过程中非常庞杂的、非常混沌的文化。

    我们正处于这种文化形态当中，所以我们才感觉难受。这是我们的“心病”，恍兮愡兮，心无皈依。因为整个社会文化没有定型，人们的心就无所依存。这种心病的表现被概括为“浮躁”，社会普遍地“浮躁”。有人说：“哎！别着急，别着急，只要经济发展上去，那文化就一定会上去，咱们先经济后文化吧！”

这话也对也不对。说对，是因为经济上去了，就有更多的钱投入教育事业、文化事业以及文化场馆的建设，可是那些并非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本，不是文化的核心。硬件不能代替软件。教育，首先是教心，教人怎么做人，如果没有核心的价值观，你拿什么教学生？只能教些科学文化知识、技术技巧等等应用层面的东西，触及不到灵魂，学生的心灵得不到塑造，就无法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新精神，只好照本宣科，这就是我们一直不能摆脱“应试教育”的原因。

    说不对，就要参照一下外国的例子。很多人认为，美国之所以成为今天的美国，硬件软件都独霸全球，就是因为经济发达，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占了便宜，又在二战中取胜，在世界其他国家遭难的时候只有美国本土没受到波及，当然经济一下子就发展上去了。其实不然，美国是先有文化后有经济的。这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美国开国是一个清教徒国家，是个路德教派国家。在15、16世纪时期，欧洲的宗教统治非常厉害，专制残酷。于是就有一批代表被压迫、被奴役的穷人的诉求以宗教形式表达出来，就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路德教派。这批人称为清教徒，他们崇尚节俭、勤劳、奋斗、进取、互助、友爱、重视家庭等等。而这些又是谁教他们的呢？是他们所信奉的上帝，是上帝教他们这么做的。这批人在欧洲不能容身，因为教廷的力量非常大，想方设法迫害他们。当时正好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这些被迫害的清教徒就纷纷跑到美洲。被压迫的人，第一个要求当然是自由，除了自由还要平等！到了北美，在节俭、勤劳、进取、奋斗、互助、友爱、重视家庭的宗教精神指引下，不到百年就超过了他们的宗主国，竟然要求独立了。这些被压迫、遭受不平等待遇的人们，又高举着“自由”“平等”的大旗，使欧洲各国的穷苦人向而往之。文化就是力量，就是感召力。那时的北美洲只有少数印第安人，绝大部分土地还荒无人烟，欧洲来的移民们就在清教精神指引下，使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成为经济大国。经济是人搞上去的，而人是有宗教文化支撐和维系的。也就是说，美国是先有文化后有经济发展的，这点要认清。

二

    文化精神力量，对于造就一个大国有着重要作用。而我们现在，文化混沌，杂乱无章，还没有建立起人的终极目标。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人生观、信仰都非常短缺，文化秩序也相当混乱；用以感召人们的核心文化精神蒼白无力，多数人心中除了钱之外没有支撑，找不到精神家园。有人说，不对！我们有信仰啊，我们有精神啊！马克思主义不就是我们的信仰吗？

    可是，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执政党的原则写的清清楚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领导我们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而思想理论基础并非信仰。19、20世纪二百年来，整个人类的进步在于三种科学发现：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原来人们认为人类是上帝在六天内揑出来的，进化论让我们认识到人是由类人猿经过上亿年才成为现代人的，上帝没出什么力气，这在认识上是一个巨大转变；第二个伟大的学说就是马克思主义。达尔文是观察人类自然发展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大学说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三大学说和牛顿的经典力学定理一样，都是科学。科学是属于认识论方法论范畴的，与精神世界有别，并非信仰。信仰是无条件信奉的，是人的精神寄托，而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新的发展。

    又有人说，共产主义不是我们的信仰吗？而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它同样也不能成为一种信仰。

在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孔孟是儒家的主干人物，儒家学说是一种伦理学，是封建社会的行为规范。儒家不讲神、没有所谓的“上帝”。当学生问到孔子：“人死后怎样？”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你连现在怎么活都不知道，哪能知道死了以后怎样？这就是高明之处。中国传统文化一开始，从周易、老子、孔孟、庄子、荀子等等都不讲神，只讲“天”：“天地氤氲，万物化醇”，“唯天地，万物父母”，“天”是抽象的自然规律，并没有具象化，皇帝只不过是“天”的儿子，称为“天子”，可是他爸爸的形象还很模糊。直到佛教传入中国，才来了洋菩萨释加牟尼，人们接受了一个外国的神祇。佛教讲“轮回”“因果报应”：你这辈子活得好是因为上辈子积了德，你这辈子活得失败是上辈子没积德；你想下辈子幸福你就要行善，不准做坏事，做了坏事，这辈子没遭报应下辈子就要遭报应，没准下辈子就变成牲畜，被人宰着吃了。这能使人产生一种敬畏心理。人有“报应观”，就会“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西方宗教不讲轮回，但信奉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你这辈子要去“赎罪”。你这辈子做了好事，灵魂就能上天堂，没做好事，死后就会下地狱。最后是谁来审判你这辈子的功过得失，应给你什么奖励或处分？是上帝！审判权在上帝手里！

    东西方两种文化截然不同。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非常现实，从老庄到孔孟，都是为全社会树立道德标准。终极追求不是上天堂，投好胎，更不是“赎罪”，而是“青史留名”，历史对他的评价，所谓“留取碧血照汗青”，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追求目标。从1919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开始，把这一套逐渐消解了，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旧的道德规范彻底推翻：过去对的现在全错，过去错的现在全对！人们完全失去了道德的参照标准，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但是，“文革”时候社会运转的还很好。我说的很好是指没出大纰漏，尽管人们天天“闹革命”，甚至搞“武斗”互相残杀，可是社会还是有一个规范，那就是毛主席！个人崇拜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毛主席被神化了，“抬头望见白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就是当時人们顶礼膜拜的心理写照。科学成了宗教性质的信仰就变成“伪科学”，“天天读”“忠字舞”等等近乎宗教仪式。直到现在，还有人说“文革”时期好。你看现在多乱啊！他不追究那个时候的“大批斗”，遍地冤假错案，却强调现在贫富差距大，不公平不公正。他为什么还怀恋“文革”，就因为当时社会秩序还在，你别看“文革”搞得全国鸡飞狗跳，经济崩溃，物质匱乏，但社会毕竟还有个精神支柱，那就是毛泽东思想！冤假错案的受害人至死都相信毛主席会为他伸寃，或是情愿以自杀向毛主席表忠心。

三

    从八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逐渐把经济搞上去了，最高权威却没有了，道德标准也丢失了，文化上设施增加却没有了核心价值体系，于是产生了信仰危机。一个人有了钱，有了房、有了车、有了老婆、有“二奶”甚至有“小三”，如果心里没有信仰，那也是很难过的。这种人未必比清贫时过得安宁。有房有车有企业有老婆“二奶小三”的人，往往过得没有穷人好，因为他心里没底，房子很多却没有精神家园，找不到一个地方“安”他的“心”。如果在全国自杀人数中做个调查，很可能是日子过得去的官员富人及他们的家庭成員因各种原因自杀的，比穷人因贫穷而自杀的多。到了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先富”和“稍富”的人开始追求文化了，要弥补精神空虚了，再加上我们落实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于是“百家讲坛”里的学术明星纷纷登台，这时候才想起来我们还有老子、庄子、孔孟、司马迁……原来我们还有那么一段辉煌的历史呢！同时信教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可是，我们的主流宗教－佛教和西方传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不同。网上说，美国有几位亿万富翁要跑到中国来和中国亿万富翁以“慈善”为主题对话，就是说“劝捐”来了。美国有四十位几百亿美元家产的人，死后要把财产全部捐出去，像顶级富翁比尔盖茨、巴菲特，已许诺把他们大部或全部财产捐出去。但我觉得，西方富翁来和中国富翁谈慈善，等于“鸡同鸭讲”，讲不到一起去。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在教人行善、乐善好施、修桥铺路，可是我们中国人行善是要“福报”的，中国的行善等于在贿赂神，所谓“情急抱佛脚”，他有需求的时候才想起菩萨。而西方宗教做慈善事业是为了“赎罪”或是追求精神上的满足，获得精神上的崇高感，并不要求“等价交换”。两种文化背景的人交谈，不是“鸡同鸭讲”吗？

    我们现在还处于很混沌的、杂乱的、还是“进行式”的一种文化过程，拿什么来凝聚我们的人心，规范人们的行为呢？这就是我现在非常困惑的问题。有人说，我们还是提倡爱国主义吧！爱国主义可以把中国人都凝聚到一起。可是，爱国是一种情怀，一种情愫，一种情操，它属于感情方面的，一把它提升为“主义”就可能害人。爱国主义很容易变成“害国主义”，世界上很多战争都是“爱国主义”搞出来的。一个人爱国是先从爱家乡开始的，所以很多华侨说“思乡心切”，他并不是思国心切。而我们现在把乡村全部改造成“新农村”，农民都住上别墅了；城市呢？没有各自独特的风格，银川和长沙一个样，长沙和昆明一个样……离乡的华侨回来一看，小时候的房子没了，山水变了，与家乡割不断的情愫被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彻底剪断了。而一般人又由于政治文化生态还有待于改善的缘故，对家与国无所留恋，没有“家国情怀”，穷人偷渡，富人移民。这难道是把家与国建设得越现代化人们越感到无趣吗？当然不是！而是文化环境在作怪。说来说去还是文化。

四

    我们现在不仅有信仰危机，信念危机，还有一个信任危机。喝的瓶装水是不是真矿泉水还是装点自来水忽悠人？喝牛奶怕有三聚氰胺，买菜怕有农药残留，吃肉怀疑里面有瘦肉精，吃虾又怕里面有避孕药，走路又怕随时掉进没井盖的井里……人不仅哄人还哄畜牲，前些天就有报道说大批狂犬疫苗都造假，这叫人怎么信？人身、狗身都没有保证，没有安全感，你让他咋爱国呢，怎能培养人的爱国情操呢？现在人们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我不这样看。请看，各地的“群体事件”哪次是针对富人的？几乎都是针对地方政府！都是有诉求没地方表达，“人民代表”形同虚设，官民之间缺乏沟通渠道，于是聚众闹事。就说富士康跳楼事件，那也不算针对富人的，爬到楼上的工人并非因恨郭台铭而往下跳。那是我们新一代农民工和老一代不一样了。前些天37、38度高温，是谁在建筑工地苦干？都是四五十岁的人，很少80后、90后。新一代农民工的观念不一样了，要求不一样了，又缺少艰苦成才的教育，没有职业准备，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打工文化”。而代表工人说话的工会跑到哪去了？每个企业单位都有工会，但是100万年薪的管理人员跟一个月只拿800块的农民工同样是工会会员，工会到底维护谁的权利？是维护年薪100万的“工人”利益还是维护月薪800元工人的利益？我们的工会在劳资之间连隐身人都不如，完全缺位！

    其实，中国的贫富差距远远小于印度；美国无家可归的人就有300万，那么富的国家都有那么多穷人。印度穷人的窝棚就搭在富人豪宅旁边，每天看着富人坐着劳斯莱斯、宾利来回，穷人就盘腿坐在门口，眼神很平和，丝毫没有“仇富”的眼光，为什么？因为他有信仰。他想这个富人可能是上辈子做了好事，我这辈子也要做好事，下辈子我也可以开劳斯莱斯，也可以潇洒。我们再看看阿富汗、伊拉克，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地方，弄不好一出门就碰到人肉炸弹，可是却没人抢银行，很怪！我到巴基斯坦去，他们一天要做五次礼拜，小摊上有水果、布匹、电器什么的，到了礼拜时间小商小贩都趴下礼拜，摊子没人管。要在我们中国，早被偷光了！但在那里就是没人偷。是什么管着他们？是一种信仰，一种宗教精神！过去，我们相信不孝敬父母会“天打五雷轰”，害人会“遭报应”，现在这些“迷信”都被一扫而光，既不理睬死后投什么胎，又不管未来历史对他的评价；“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人不利已天殊地灭”。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什么都不怕，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如果人们什么都不怕，法律意识又淡薄，人自身就变的可怕了！所以，我料想有一天宗教会在中国普及起来。

五

    众所周知，共产党员不允许信仰宗教，党员中不允许有教徒，要信就信共产党。“信共产党”是对的，而那个“信”是“相信”的“信”。共产党即使是中国的执政党，也只是一个政治团体，说一个政治团体是自己的信仰是说不通的，就像信仰“共青团”、信仰“民盟”、信仰“民主促进会”一样。政治团体只是有共同信念、共同理想的人组成的社会政治团体而已。因为我们把“信念”“相信”“理想”与“信仰”混为一谈，才会出现“共产党崇奉的老祖宗是马克思”的说法。共产党员说自己死了要去“见马克思”，仿佛在马克思身边就是天堂了，虽然这是个暗喻性说法，也说明马克思又被神化了。这既不科学又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搞的马克思生前就曾叹息：“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由此可见人人心中都有个宗教情结。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共产党员有自己的宗教信仰。马克思组织“国际工人协会”时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到“第二国际”时，就社会主义政党党员是不是可以“信教”问题，恩格斯曾明确下过指示：“党员的宗教信仰是他个人的事情。”因为当时欧洲的工人群众绝大多数是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或其他宗教徒，你不让教徒入党，或者不让党员有宗教信仰，社会主义政党就没法发展党员。只是到苏联十月革命后，因为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东正教极力反对布尔什维克，完全站在沙皇一边，斯大林才对东正教赶尽杀绝：党员绝对不能信教，教徒绝对不许入党。我们中国是沿着斯大林的模式下来的，不是沿着“老祖宗”马克思的模式下来的。所以，我在这里斗胆说句狂妄的话：若干年后，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会允许党员信教，“宗教信仰是他个人的事情”。既然优秀企业家（实际上是资本家）可以入党，有什么理由不让教徒入党？这点我想不通。我就知道宁夏回族同胞中不少中共党员信仰伊斯兰教，但怕歧视，怕开除，悄悄礼拜，崇敬真主，好像成了“地下党”。而信教和他做党员并不矛盾，相反，有信仰的人才能做个忠诚的党员，因为他有所敬畏；入党是他的政治态度，共产主义是他的社会理想，宗教是他的精神寄托，三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我们内心非常需要信仰，人心里没有信仰，日子是不好过的。总之，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社会总体的价值观，使人心有皈依之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人心涣散茫然，人们失去了终极目标，这个社会的文化就是有缺陷的。

五

    上世纪80年代，英国前首相撒切尔曾说“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大国。”为什么？她说因为中国没有一个可以输出的主流意识形态。你别小看这个“铁娘子”，这话既尖刻又到位！中国现在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好像谁也说不清，嘴巴能说清楚的似乎又和现实不一样，言行不一致。说我们中国还有“阶级斗争”可以输出，那是毛泽东时代干的事，“输出革命”，我们搞“文革”时弄的巴黎也出现“红卫兵造反”。现在有什么思想文化可以输出？孔子！花了好多钱在世界各国建了许多“孔子学院”，便宜了外国人，原来外国人学中文要花钱，有了孔子学院，外国人找到个免费学中文的地方。其实孔子只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是孔孟学说一家可以囊括的。最早翻译为外文的中国古代经典是老子的《道德经》，外国人都认为老庄思想是哲学而孔孟学说不过是伦理学。

    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人心皈依的地方。当然，你可以说我信仰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是若干年以后的一种社会形态，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必然结果。那不是信仰而是理想，是要你努力奋斗去实现的。说到信仰，必须是“彼岸”的事情，与现实的政治理念、社会理想有区别，信仰有更深的精神深度。我们现在不仅有“信仰危机”、“信念危机”，连信任都产生危机，社会普遍无诚信。所以，要重建我们的信仰，重建人的价值观，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如果我们不能重建我们的信仰，构建我们的价值体系，即便GDP超过美国，也不会成为世界大国。就拿电影来说，像美国的《2012》、《阿凡达》，虽然是商业大片，但你会发现它们都有文化内涵，反映英雄主义、环保意识，有一种人文关怀。而我们的大片，看得你眼花缭乱，看完了啥印象也没留下。虽然国产大片国内的票房收入越来越高，可是走出国门就少有观众，很难卖出去，为啥？因为我们的影片缺少世界各国观众都能接受的普世价值！

    这又是我困惑的事情之一。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在这个社会建立信任，能信任政府、信任法院，同样能够信任你们税务。在人们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起信念，有信念就会追求信仰。我们现在经济上已排名世界第二，可说是经济大国，而老百姓的“幸福度”才排名世界126位，这个差距太悬殊了！就拿税收来说，据说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了10.8％，而税收却增长了33％，税收超过经济增长率，中国成了世界上税种最多、税率最高的国家，致使中国政府是世界上的第二富，仅次于美国政府。这恰如古人说的“上下交争利”，加上政治文化生态有待改善，人们普遍精神惶惑，这是我们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刚刚说到电影，联想到现在大力提倡的文化产业。现在我们对文化产业的政策可谓优厚，可是，用发展种植业来做比方：有了农田，水利设施也完善，气候也适宜，然而发展种植业最重要的还是种子。不论种小麦水稻高粱玉米，关键的是要有优良品种。把文化作为一门产业，生产出的产品要在全国全世界销售，不言而喻，先决条件是你的文化要“优良”，你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理念、价值观和信仰要有世界性的吸引力。你有独树一帜的文化，经过艺术的提炼加工成为商品，才能在世界文化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你的文化越独特，有超强的吸引力，你占有的市场份额就越大。种子，即文化本身还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即使艺术提炼得再精致，加工得再精细，也调动不起文化消费者的多次消费慾。

    所以我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重构文化，要按照列宁说的“继承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在重新整理中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广泛汲取全人类创造积累的文化成果。我常说，世界上最低俗的东西在美国，最高尚的东西也在美国；最邪恶的东西在美国，最高雅的东西也在美国。美国人是广收博纳、来者不拒的。而我们不论是对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或外来文化都采取谨小慎微的态度，生怕不良文化如病菌般传染了我们的机体。能防微杜渐、“择优录取”当然最好，但这是理想状态，真正做到很不可能，倒可能适得其反：“好”的东西学不来“坏”的东西不学自会。然而，这又是我们过渡时期主流文化心态，短期内，我们还不能摆脱“姓资姓社”的思辩方式，还不能生成与“大国”相匹配的宽广胸怀。更大的难点还在于：长达10年的“文革”形成了文化断层，不说“文革”其它祸害，至少造成中国在10年间中断了大学教育。这点，现在很多人都忘记了。世界近代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即使在激烈的战争或严酷的革命时期都未曾停办过教育，只有中国创造了这个劣迹，直到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的1977年才开始大学招生。同时期，中国的文化精英全部被迫放弃学术研究，不是下乡劳改就是单位管制，生命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遑论进行文化艺术创造了。刚刚有位先生称我为“大师”，真叫我无地自容。中国的大师已经绝迹了！现在我们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有重大成果的技术专家，却没有一个人能称为文化大师。我们身处于这个断层中，能把五四时期那种文化力量重新拾回来就很不错了。

    现在中央号召我们努力建设国家的“软实力”，其实“软实力”并不“软”。你必须具备有普遍凝聚力、强烈感召力、无可置疑的说服力的文化价值体系，你的文化产品在世界面前才能“硬”得起来。

我对中国文化的重建还是充满信心的。大势所趋，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已初步启动，政治文化生态已逐渐改善，人们的自由度空前扩大，在这种生态环境中已出现了能够独立思考、敢于说话的知识分子，已具备了产生文化大师的土壤。历史上的任何变革和进步都是由精英分子带领的，我料想不久的将来，中国不仅仅是一批、而是各个文化领域都有大量的精英涌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