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好：改变世界格局的私人约会——阿赫玛托娃与伯林的三次会面

改变世界格局的私人约会——阿赫玛托娃与伯林的三次会面 时间:2010-07-19 10:34 作者:帅好  （从左至右为童年、少女、1925年、1964年的阿赫玛托娃）
　　1946年8月，时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的20岁青年高莽，翻译完话剧《保尔·柯察金》后，突然接到了新的任务—翻译联共布尔什维克中央关于《列宁格勒》和《星》两个杂志的决议。
　　60多年后，面对中国媒体记者，高莽谈到自己的内疚说：“我……不仅翻了，而且我完全接受了他们决议的思想。比方说，把阿赫玛托娃看成是一个荡妇，一个从尼姑院跑回来的尼姑。这个认识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很深。1954年，我和作家代表团去苏联参加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和阿赫玛托娃住在一个旅馆里。所幸我没有见她，如果见她，那个时候我还会用旧的观点来看待这个女诗人，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人。”
　　1946年的秋天，苏联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一个严肃的决议会有泼妇骂街的口气？在这个决议诞生前后，与俄罗斯诗歌黄金时代的“太阳”普希金隐约对称的诗歌白银时代的“月亮”阿赫玛托娃，是如何处身于权力阴谋、鲜血专制的国家关系中？这个决议的背后，对世界格局产生了何种影响？
　　开除诗人的决议日
　　我，犹如一条河，严峻时代改变了它的流向。我的人生被暗中替换。从别的河道旁边经过，流入另一河道，于是我不知道哪里是岸
　　——阿赫玛托娃《走遍人间大地》
　　1946年9月5日早晨，阿赫玛托娃去作协办事，她发现认识的人都远远地躲着她。她绕道回家买了一条鱼，马路对面的左琴科心情沮丧地靠过来低声地对她说：“安娜，你说该怎么办？”阿赫玛托娃一头雾水，顺口答道：“不想按计划生产文艺，就应该忍住！”
　　回到家，解开包鱼的报纸，上面赫然登载着苏共中央的决议：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被永远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阿赫玛托娃才明白刚才左琴科那番话的含义。
　　经与会代表一致通过，苏共中央8月14日作出的决议指出：阿赫玛托娃是与我国人民背道而驰的、内容空洞、缺乏思想性诗歌的典型代表。她的诗歌充满悲观情绪和颓废心理，表现出过时沙龙诗歌的风格，停留在资产阶级—贵族阶级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以及“为艺术而艺术”这一理论的立场，不愿意与本国人民步调一致，对我国的青年教育事业造成危害，因而不能为苏联文学界所容忍（参见阿曼达·海特《阿赫玛托娃传》）。
　　刊载阿赫玛托娃诗歌的《列宁格勒》杂志做停刊处理，为阿赫玛托娃提供诗歌版面的《星》杂志被勒令整顿。一并被点名的还有几个“与人民为敌的庸俗的”文学家、剧作家、编剧等，但其中“最具毒害性的”要数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决议一周后，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彼得堡）两次会议上澄清文艺领域新的官方政策时谩骂：“阿赫玛托娃的精神世界，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把淫荡与祷告掺和在一起，在小客厅和祈祷室里瞎折腾。”—并断言阿赫玛托娃的作品为“废品”。（参见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阿赫玛托娃札记【二】诗的蒙难》）
　　注意这个“小客厅”一词，因为接下来的第二节，阿赫玛托娃破旧的“小客厅”，将成为本文的“主场”。
　　接下来，苏联各地文学组织，按计划必须揭批出2－3个与人民为敌的“小荡妇兼修女”，从而为高品位的文艺而斗争。决议在本国公开发出，不仅影响了阿赫玛托娃的个人命运—个人诗集一再被销毁，三年后儿子和第二任作家丈夫一起再度被逮捕。前者，将有7年牢狱；后者，在劳改营里死去—而且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此后，许多本想回国的人取消了回国的计划。在二战刚结束之时，这场文艺牵头的政治迫害运动，出乎世界的意料，出乎二战反法西斯联盟的意料；同时，这还令世界确信，从大清洗时代起，斯大林的个人独裁、迫害制度并没有因二战而改变。二战前，阿赫玛托娃的第一任诗人丈夫被枪决，个人创作遭联共中央秘密禁止过。因此，1946年8月14日这一天被俄国学者视为冷战的开始日。
　　小客厅来了“英国间谍”
　　我们没有呼吸过沉睡中的罂粟气息，我们都不明了犯有什么罪恶与悖逆，是哪些星辰的指引，我们生来才苦命？……是什么无形的霞光，在黎明前使我们神魂颠倒？
　　——阿赫玛托娃《诗五首》之五
　　那么，为什么是阿赫玛托娃首当其冲，引起了官方的怒火？左琴科怎么也被牵连进去？这要从来自英国驻苏使馆一秘伯林与阿赫玛托娃的私人约会说起。
　　从1945年9月到1946年1月，伯林与阿赫玛托娃见过三次。正如有人说，“一个人一生中只可能发生一两次的纯粹心灵交流”。这次交流，对伯林来说是一次仰慕和同情的心灵旅行。或者说，是让专制权力打开思维视野的一次探险。时年36岁的伯林，比阿赫玛托娃小20岁。关于第一次见面的那个早晨，伯林回忆说：“阿赫玛托娃从容不迫的动作显得极为尊贵—高贵的头，美丽而严肃的脸，透着极为凄楚的表情。我向她鞠一躬—这看来是惬当的，她像悲剧中的女皇般凝视和走动—感激她接待我。”当时的阿赫玛托娃已经头发花白、家徒四壁，一盘马铃薯是当教授的儿子和她共同的食物。因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记者儿子不期而至，寻找牛津老同学伯林，在阿赫玛托娃楼下大呼小叫伯林的名字，这次见面草草收场。对当时的苏联人来讲，未经当局特许，以私人方式会见外国人与叛国投敌是一码事。
　　第二次，时间为同天晚上9点，他们一直聊到翌日接近中午时分。伯林事后多年对访谈人士说：“阿赫玛托娃为未能款待客人表示歉意—如我们所知，党统治着我们的方方面面，她被党的作家协会领导斥为‘半是修女，半是妓女’。”伯林第三次在1946年1月5日向阿赫玛托娃作回国告别时发现，便衣警察出现在她家的楼梯口。一天后，阿赫玛托娃的小客厅被秘密安装了窃听器。斯大林看到情报后说：“我们的修女又同英国间谍勾搭上啦？”
　　其实，这样的会见只是偶然发生的。伯林出生于俄罗斯一个木材商人家庭。1921年，11岁的他随父母逃亡英国，随后接受英国教育，与很多作家、诗人、学者交往甚密，如奥登、艾略特、伍尔夫、艾尔等。在来苏联前，因出版《马克思传》，获得牛津权威的好评。这本书主要批判了历史决定论，但其中关于马克思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价值启迪，被有的学者认为是其多元价值的初次练兵。
　　二战爆发，英国参战以后，“1940年到1941年，他在英国驻纽约新闻处工作，每星期给情报部写一篇评价美国公众对于战争舆论的报告。”“伯林的锐敏观察力和清醒判断很快引起英国决策层的赏识。同时，他也结识了不少美国上层人士。他的报告与游说，对于促进英美两国的理解与合作颇有贡献。这也是他在政界享誉的开始。”“1942年至1945年，伯林被派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工作。”二战刚结束，他便被派往莫斯科，“去观察苏联对英美的政策”。（参见唐逸《伯林的困境》）
　　去国25年，走在战后破败贫穷的大街上，伯林听着人们用俄语交谈，给父母的信中止不住内心的感慨：“我已经忘记了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情感和表达方式了。”一天，在列宁格勒（彼得堡）涅瓦大街一家书店闲逛，正好遇到消瘦不堪的左琴科，柏林向他打听二战爆发后“失踪”的苏联作家情况。左琴科提供了阿赫玛托娃的一些细节及联系电话，并陪同迫不及待的伯林一起去拜访距书店很近的她，左琴科的主要罪行根源，相当于“给外国人擅自当向导”。
　　而在伯林的笔下，会见阿赫玛托娃的大致情况为：阿赫玛托娃不曾公开地、事实上也不曾私下里对我讲过一句反对苏联政体的话，但她整个生命是赫尔岑曾经说过的俄罗斯文学的特质—对俄罗斯现实的不断控诉！她生活的传说和她对极权制度和本人都没有价值的顽强的消极抵抗，将她转化成一个传奇和一段俄罗斯的历史事实。
　　私人会见引发冷战后果
　　我呼喊了十七个月，召唤你回家，我曾给刽子手下过跪，我的儿子，我的冤家，一切永远都乱了套，我再也分不清，今天谁是野兽，谁是人。
　　——阿赫玛托娃《安魂曲》
　　阿赫玛托娃从不讳言她与伯林的三次会面，与冷战开始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决定性关系，但这却不是冷战开始的唯一原因。在铁腕残酷、反复无常的斯大林面前，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斯大林去世多年后的1965年，阿赫玛托娃与伯林在牛津大学第四次见面，她说：当初我犯下没有被正式授权就去会见外国人的罪行。伯林笑着回应：外国大使或代表团对于斯大林来说都是间谍。（参见《伯林访谈录》）我们可以推断一次私人生活片段成为历史后果的偶然关联性。
　　“这次伯林来到苏联本来是要写一份关于苏联外交政策的备忘录，但是在见了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之后，却把这项计划改为‘关于1945年最后几个月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文艺状况的笔记’，其中将阿氏和帕氏看作这个国家仅存的完美代表。”（参见崔卫平《思想与乡愁》）
　　作为俄国人、犹太人、英国人三重身份的伯林，一生极不愿意提起“苏联”一词，少年记忆中的出生地，只有俄罗斯。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在访问中他发现，接谈的作家都从不用“苏联”一词，只称“俄国”，可见作家们并不认同专制政权。帕斯捷尔纳克还郑重声明，他虽然存活下来，却并未向当局屈服。这表明作家虽然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自由，他们的精神却未被彻底摧毁。
　　二是伯林的访问给被访者带来了莫名其妙的灾难和厄运。除阿赫玛托娃外，有陌生人、朋友甚至亲人。他的叔叔列奥·伯林，在监狱里关了一年。获释后身体严重营养不良。在大街上，曾经拷打他的一个人毫无愧疚地迎面走来，激愤中，列奥·伯林猝死在了积满冰雪的大街上。苦难的俄罗斯人的种种真相，让伯林对历史决定论的批评上升到更加激烈的程度。
　　伯林在与拉明·贾汉贝格鲁的访谈中，透露自己的思想有三个源头：一是俄国思想家，二是犹太文化，三是自由主义—像三股分岔的河流，交织出伟大思想家伯林。他一生被28所著名大学授予荣誉学位；在政界与丘吉尔、艾德礼、肯尼迪、撒切尔成为友人；在英国各处演讲，在普通人中影响巨大。“两种自由概念”不仅轰动英国，也轰动了世界。他的思想毫无疑问影响了冷战格局。
　　从世界政治关系来看，丘吉尔战时内阁是赞同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战后美英苏“三大国体制”，由三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想法的。源于二战的感情，丘吉尔下台前对苏联基本是信任的。有意思的是，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用列宁主义观点重申了苏联对国际关系的看法，重申了在世界资本主义时代危机与冲突不可避免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提出，不是即兴的，而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国度历史积累中的变种。
　　针对斯大林的政治思维，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作私人访问时，应邀在密苏里富尔顿学院发表演说。他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亚斯特已经降下了一重“铁幕”。在这重铁幕的后面，有中、东欧各国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和索菲亚。丘吉尔警告说，如果西方国家允许上述倾向继续下去，和平就不可能得到保证。他确信苏联除了力量之外不会钦慕什么，苏联不会尊重弱小者，特别不会尊重军事力量弱小者。他要求英联邦中讲英语的国家与美国和英国结成同盟，反对来自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参见李世安《英国与冷战的起源》）丘吉尔为什么会突然转了180度，目前各种解读都有，但我觉得丘吉尔的记者儿子乃至伯林对苏联的真相认识，也许是其转向的动力之一。
　　1946年8月14日苏共中央迫害文学艺术家的决议出台后，这个专制恐怖的***的政治决定，几乎是公开了斯大林二战之后的意识形态宣言。
　　下一年的3月12日，杜鲁门致国会的咨文强调美国对世界的“领导责任”，美国支持自由国家抵御“极权政体”，宣布了反对苏联“极权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方面圣战的开始。这一外交政策上的急剧转变，有学者认为，标志着美苏冷战的正式开始。